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试论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观，本文共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头上有犄角凹”提供。
篇1：试论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观
摘 要：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观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统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邓小平的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主义； 发展观。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对深入理解和领悟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加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特别是 1992 年，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1］的著名论断，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
1.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指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使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得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速运转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多。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容易导致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4］“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
3.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6］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拥有占世界 1/5 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社会稳定。因此，中国发展的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同时也会为包括十三亿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民族的愿望、时代的脉搏，也就把握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要求下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发展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和国家提出了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实际的任务和政策，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失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强盛的根本在于发展，而发展的前提在于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指出：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7］因此，虽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8］但发展速度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出发，“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9］。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一步到位。有鉴于此，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精心构建，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可行的步骤，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坚持了雄心壮志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统一，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统一，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成为全国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
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1.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管理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以建成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正是在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1］这一观点。
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的发展还是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强调：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2］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只有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不为外强所左右，一往无前地走自己的路，才能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信誉，吸引更多的合作者，才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邓小平正是围绕着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祖国完全统一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解决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为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4］［5］［6］［7］［9］［10］［11］［12］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第 377，269，373，105，379 － 380，375，373，78，29 页。
［2］［3］［8］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第 251，313，255 页。
篇2：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3周年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3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1前，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为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着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邓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他16岁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70多年。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期间，他从苏联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上海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特别是先后同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一起，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组织实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解放大西南，建立了赫赫战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间，他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_”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他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3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广泛尊敬。
像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正如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在这里，我们要说：小平您好!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您!
篇3：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3周年
同志们、朋友们：
在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进展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3周年座谈会，就是要深切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真切表达我们对小平同志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更加自觉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为实现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卓越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革命。两次伟大革命，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非凡胆识，揭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明确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等等。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引全党全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强国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邓小平同志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抚今追昔，我们倍加怀念邓小平同志。重庆是邓小平同志长期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也因此与邓小平同志结下了不解之缘。11949年13月8日，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此后两年零八个月的日子里，邓小平同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重庆广大干部群众战斗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指挥整个大西南的革命和建设期间，邓小平同志特别关心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发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伟大号召，领导重庆人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庆实施“一五”计划和后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离开重庆进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始终关心重庆的建设和发展。他曾7次到重庆视察指导工作，主动关心和解决重庆的实际问题，并要求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和造船基地，做好三线建设工作。特别是在三峡工程的建设上，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晚年，他仍然十分关注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对重庆成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今天，邓小平同志关于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的遗愿已开始成为现实。重庆3100万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抓住重庆直辖、西部大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迁建等重大机遇，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负重自强，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认真办好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都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目前，全市经济加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饮水思源，我们倍加怀念邓小平同志。
同志们，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推进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我市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同即将在全市开展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始终抓住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在真学、深学上下功夫，在抓住重点环节上下功夫，在力求务实创新上下功夫，使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达到认识上有新高度、贯彻上有新成效，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全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动力。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曾经深刻地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历经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切实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中国经济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呈现出蓬勃生机。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本世纪头二十年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推进财政、金融、投资、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参与和推动与周边省份、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使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更完善，机制更优化，市场更广阔。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全国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取得了强国富民的巨大成就。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都着眼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已经迈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们要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正确的群众观，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努力扩大就业渠道，全面落实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实施“民心工程”，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创建“平安重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使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得到充分实现。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丰碑永驻!邓小平同志虽已离我们而去，但巴渝儿女将永远敬仰和思念尊敬的小平同志。我们要化思念为力量，永远铭记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努力把邓小平同志亲身战斗过、深切关怀过的重庆建设得更加美好，早日实现富民兴渝、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用新兴直辖市建设的丰硕成果，告慰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篇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3周年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是我们大家衷心热爱的伟人。我们很多同志都曾经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过，他的崇高风范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邓小平同志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将激励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早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同志就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在此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革命道路如何坎坷，邓小平同志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同志对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邓小平同志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从对人民的挚爱，延伸到对党、对祖国的挚爱。他说过：“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要职还是身陷困苦，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邓小平同志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多次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
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
爱祖国、爱人民，是最深沉、最有力量的情感，是博大之爱。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同志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当时为了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综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国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期间，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邓小平同志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
邓小平同志始终以劳动人民的一员看待自己，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屈不挠面对困难，有情有义对待同志，一以贯之严格自律，自始至终谦虚谨慎，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度出来工作，依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对待自己，谦逊随和，平易近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同志共事，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他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
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多次讲：“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以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看待生死问题，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以身作则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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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
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问题。（注：在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前，似乎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存在性问题。然而，关于这个存在性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讨论清楚的，有鉴于此，作者已另外撰成一文。因此，本文的一个预设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剩余价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发展的格局的形成，已使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受到冲击，按要素分配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选择。如何在理论上协调这两种存在着矛盾或对立性的分配方式，使它们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就成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按要素分配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按要素分配既不等于按资分配，也不等于按劳分配，而是资本（土地被视为资本的一种）和劳动共同参与的剩余价值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既是有效率的，也意味着在第一次分配领域里引入了公平的因素。一、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马克思的看法
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强调效率的经济学家们当中，流行着两个口号：一是按要素分配，此即劳动得到工资，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二是分配的份额应当完全由市场决定，因而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两个主张容易让人联想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发达国家抛弃了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模式，因而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马克思做了最为深刻的揭示。为了理解我们的怀疑，先梳理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其如何在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约束下得以实现的过程，仅仅简要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属性及其大体分割方式的分析。
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因此，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由劳动者占有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却凭借自己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了这种剩余价值。“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为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须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
剩余价值虽然由资本家无偿占有，但它并不是资本所有者能够单独占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由资本实现并由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一起瓜分，从而形成利润和地租。“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8页。）这样，所有这些形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共同对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的结果。
通过比较，马克思特别指出了利润、地租与工资的表面相同之处与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同工资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着有酬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更确切地说，“工资以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6页。）
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作为管理者的管理劳动尽管具有两重性，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过，在讨论剩余价值分配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到对这种劳动的分配。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相对于非所有者经理人员的薪金收入而言，资本家因为管理而得到的收入本身，也体现着一种有酬劳动，故而不在剩余价值分配之列。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占有和消费，而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因此，他一般会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作为资本或积累起来。“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页。）这种积累可以表现为外延扩张，即在旧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表现为内含扩张，即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问题在于，“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至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但资本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以上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内涵，这种分配的社会属性和结局，是与早期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属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当然没有因为爆炸而死亡，但其中的秘密并非像西方一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早期资本主义确实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已经死亡，只不过其死亡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不是通过革命而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通过种种社会改良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而转变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予以申述。
二、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传统分配方式及其变革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分析，为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问题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不难理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都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资本本身的增殖，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效率，或所谓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其次，资本主义分配的另一个本质趋向就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一趋向的存在，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的干预，比如，如果没有政府的以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措施，而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那么，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注：应该说，马克思的逻辑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这一逻辑的前提却在20世纪以来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其实也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得了启示，汲取了教训，放弃了完全自由放任的立场，以建立福利国家等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再分配干预和社会改革，从而在保证资本继续自我增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避免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据此宣布，马克思的预言失败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使分配差距缩小
。比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就提出了所谓的倒U型假说，以此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演变规律。不过， 我们认为，库兹涅茨关于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分配平等化效应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参见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出版社版，第531页。）马克思本人曾经根据这样的逻辑预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基本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且，在资产阶级的无情压榨之下，无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与此相关并且同时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本自身增殖所导致的商品生产过剩，实际上，这种过剩的产生，又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因为贫困化而缺乏现实购买力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替代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社会的，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上述理论逻辑，公平就成为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目标，成为其区别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效率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公有制经济下的分配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体现公平的基本分配方式。当然，还要做出各种必要的社会扣除，并且这些扣除被认为是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形式。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传统按劳分配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在城市，在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级差的基础上，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多劳多得停留在纸面上。在农村，在做出各种扣除后，剩余部分被分成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基本口粮是平均分配的，工分粮则带有按劳分配的性质，但是，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能够用于按劳分配的剩余产品少得可怜，按劳分配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激励作用也非常微弱。上述城乡分配情形的综合结果，当然是整体上缺乏激励和活力，导致整个经济的停滞甚至滑坡，进而引发了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增强收入激励。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这就是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这种责任制下，农民最初实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本质上，除了必要的社会剩余外，农村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具有一种新的特征，即农民不仅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报酬性质的收入，还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剩余增加了，积累也增加了，从而为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
城市的改革则相对滞后，工资体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没有被很好地理顺，同时却形成了另一种格局：在做过各种必要的社会扣除（即上交国家利税）后，企业不是考虑自身的积累，而是想方设法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甚至贷款发奖金搞福利，想方设法把企业的利润分光吃尽，甚至对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也不放过捞一把的机会。企业因此日益变成空壳。与此同时，提供高度复杂劳动的管理者阶层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他们按规定可得到的收入，与他们实际付出的劳动不相称。这一方面导致了管理者积极性的下降，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所谓的“58”、“59”现象。1993年，国有资产流失高达5000亿元，国有企业亏损面在70％以上。当年国有净资产6691.75亿元。 （注：《经济日报》，1994年11月15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8年，农村的所有家当约值849亿元，到1992年， 农村集体和农户的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合计13000亿元，是改革前的15倍。（注：《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2月3日。）城市公有制企业经营日益滑坡，最后不得不走上破产倒闭、减员增效这种增加社会痛苦的改革道路，这其中尽管还有许多别的重要原因，但僵化的分配体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种种变化，与私营经济的崛起一起，对传统按劳分配制度提出了挑战，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理论的要求。这种呼声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要求肯定生产要素的剩余索取权，亦即要求肯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有权占有剩余价值；其次，它要求理论上不把要素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获得剩余价值的行为视为剥削，或者至少不要把这样的所有者视为以剥削为生的剥削者。
这样，我们看到，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模式中，由于公平被过度强调，效率的考虑实际上就受到过度压制，结果是效率的丧失与低水平的公平共存以及这种分配模式本身的终结。可见，如果说，只考虑资本增殖和效用最大化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可能导致其自我灭亡的结果，那么，过于讲求平等的传统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结果却是另一个悖论：按劳分配变成了一种形式，“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牺牲了效率，因而牺牲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终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任何分配制度，如果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走极端，或者只讲效率，或者只讲平等，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导致其自我终结的悖论。实际上，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人本身也高度发展的结果，因而本来是以经济的高度效率和人本身的道德完善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的公平也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无条件的实现。（注：在分析资本的历史使命终结的条件时，马克思就这样说道：“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财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惟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实践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三、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现阶段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与限度
在讨论中国现阶段的剩余价值分配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各种经济单位的税后纯利润视为剩余价值，因而，所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是指税后纯利润的分配。这样，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分配，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同的概念。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见解，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表现为资本获得利息（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工资是对雇佣工人付出的必要劳动的补偿，就像资本和土地本身的耗费都以收回成本的形式得到补偿一样，因此，利息和地租的分配对象是剩余价值，而工资则属于成本范畴，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只有在作为人力资本的劳动的耗费不仅能够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且能够像物质资本一样获得“利息”时，亦即在对人力资本的耗费也能够做到“还本付
息”时，我们才能以同样的逻辑讨论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亦即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才能区分所谓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把工资与利息、地租混为一谈，即使不考虑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剥削问题，也是很不公平的：按照这种理论，对物质资本的耗费需要还本付息，而对人力资本即劳动的耗费却仅须“还本”。
总之，工资属于成本范畴，工资额的大小，从理论上说，取决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通俗一点说，即取决于与一定的时代相称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水平，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讨论剩余价值的分配时，无论我们说的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都与工资范畴无关。马克思本人其实也是这样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
在做出上述说明后，结合前面两节的分析，不难看到，就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而言，无论从公平的考虑出发，还是从效率的考虑出发，建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并非没有根据。按照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可以说，作为一个非常长久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不具备消灭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条件。既然如此，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没有条件完全实行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制度，承认按要素分配，这既是理论保持自身一致性的需要，也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假定雇佣工人每小时创造2元的价值，雇用他的资本付给他10 元钱的工资，那么，如果他一天仅工作5小时，获得10元钱的工资， 便意味着他与资本做了一次等价交换，他没有受到剥削；如果他每天实际工作8小时，但只拿到10元工资，那么他就创造了6元的剩余价值，并且如果这6 元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拿走，他就受到了剥削。这是剩余价值论的基本思路。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资本，工人就不能出卖其劳动力以获得那10元工资。可以说，工人在利用资本谋生。但在资本私人所有的情况下，它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一点好处都没有地“帮助”工人谋生呢？它难道就不应该指望工人给一点回报吗？确实，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没有私有制，所以我的就是你的，你饿了可以拿我的产品如采集到的食物或狩猎到的猎物去充饥，反过来也一样。但后来有了私有制，再这样做就不行了，相反，使用产权属于他人的资源是需要付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私人产权的确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巨大激励，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在传统农业社会，亲友、熟人之间的帮助和借贷行为可能不需要即时结算回报，但也不是没有回报，因为亲友或熟人之间的这种帮助或借贷行为是互惠性的。我今天痛快地借东西给你，不需要你给任何好处，但明天我可能要向你借用其他的东西，我也希望你不会因此向我索要任何报偿。因此，资本通过与劳动结合而获得一些好处，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是促使资本能够“乐意地”与劳动结合的激励因素。
一般地说，在公有制社会，劳动者不仅要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不仅要付出必要劳动，而且要为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的建立提供剩余劳动，亦即要提供所谓公共必要劳动，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公共必要劳动，社会就没有资本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而难以发展，其结果对劳动者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但在私有制社会，如果资本不能获得或占有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同样也不能有所积累，因而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其结果将是整个社会不能有所积累，从而不能有所发展，这同样也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因此，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要求劳动者提供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作为他利用资本谋生的回报或价格（被称为利息），而且还可以要求劳动者再提供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作为自我积累或增殖及其所有者的消费基金的来源（这被称为企业主收入）。（注：当然，资本按其本性不会停留在这些要求上，它往往会要求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而不允许工人分享自己提供的任何剩余劳动。当劳动生产力等条件不发生变化（即没有显著提高）时，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自己的积累，没有机会自己当老板，甚至生活水平也难有提高，而只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陷入绝对或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剥削。）我们不妨把这看做按要素分配的一个内容。
但是，必须注意到，在目前倡导按要素分配的各种论点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抹煞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在这种倾向中，被认为有权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而且是物质资本。劳动者得到工资，据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按劳分配，资本得到剩余价值，则是按要素分配，两者各得其所，从而实现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或统一。应该说，这种可能流行起来的观点其实是非常混乱的，也是不合乎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势的，因而是有害的。
首先，它把劳动者工资与按劳分配混淆起来了。如上所述，对劳动者来说，工资不过是对他付出的劳动的补偿，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对资本所有者来说，工资是他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形成其资本的可变部分，在核算时，工资要被计入成本。因此，虽然工资是劳动者的收入，但劳动者得到工资，并不意味着那是他的按劳分配所得。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按劳分配是指，在公有制下，企业上交利税后的纯利润在扣除必要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后的剩余，要按照工人的劳动贡献分配给工人。因此，按劳分配本质上是按劳动贡献分配，其分配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对劳动力耗费的补偿。换句话说，按劳分配应当是指劳动者按自己的劳动贡献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再换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按劳分配本身也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成分，只不过这里的要素被单一地理解为劳动，而不包括其他要素。反过来，所谓的按要素分配，如果仅指按资分配，那也不是真正的按要素分配，虽然其中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成分，但这里的要素被单一地理解为资本了。总之，只有在把劳动和资本都看做可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素时，按要素分配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理性，否则，它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内在的限度。对此，文本第一节已做了说明。
其次，它不合乎现代社会分配制度变革的大趋势，并且隐含着拒绝高智力劳动获得更多报酬的理论前景，而这既不公平，恰恰又是最有害于效率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剩余价值的分配早已开始突破马克思时代的分配制度，发生了一种分配革命。（注：何传启：《分配革命――按贡献分配》，经济管理出版社版。）从20世纪开始，为了得到劳动者的合作，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发达国家的公司和企业日益考虑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种状况，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新特点、新趋势与新动向。
从企业内部来看，发达国家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最主要方式有这样几种：（1）企业利润分享制（普通职工参与），到20世纪90 年代，美国和法国分别有5500万人和1400万人参与这种制度；（2 ）企业价值分享制，主要是股票期权制，起初主要授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后来日益向普通职工扩散，比如，到，美国1100家上市公司中有53％的公司向全部职工授予股票期权；（3）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职工
持股，到1990年，美国有1000万名职工参加职工持股计划，约有500家公司的股权全部由职工持有；（4）企业管理权分享制，又叫职工参与制，目前，实行职工参与制最普遍的德国1860万名职工参与这种制度，占全部职工的85％；（5）专业人员贡献报酬制。当然，劳动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剩余价值份额尚非很大，普遍在15％以下。（注：何传启：《分配革命――按贡献分配》，经济管理出版社20版。）
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是不会排除劳动参与的，这样一种按要素分配方式，当然还是讲求效率优先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借鉴。
四、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国家的作用与需要
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社会主义社会，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对公有制企业而言，劳动者参与企业剩余分配是搞活公有企业、建立自我积累机制的需要。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农户的积累就是这样实现的。而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由于对企业利润没有直接索取权，所以在生产时满足于所谓“零效益”结果（即仅仅把自己的工资生产出来），而在消费上则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当然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其次，无论是对公有制企业，还是对非公有制企业，承认劳动者有权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是坚持按劳分配的需要，也是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内涵的体现。因而是在现阶段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统一的需要。
第三，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是资本社会化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超过了单纯的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日益要求享有与物质资本相等的剩余索取权。
第四，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是使劳动者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总之，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如能体现本文所理解的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内涵，那就无异于为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创造了一种保障机制。（注：另一种保障机制是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以国家再分配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如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这种机制涵盖整个社会，并且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种机制同样具有保证和提高效率的意义，并且是使全社会受益：它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而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相比之下，真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的保障机制所涵盖的主要是实际参与生产过程的两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但它同样具有促进效率和保证公平的双重作用。按要素分配意义上的保障机制发生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可以称之为“一次保障机制”；以国家再分配为基础的保障机制发生在第二次分配领域，可以称之为“二次保障机制。”这两种机制的结合，正在成为发达社会的分配模式的特征。）通常，社会公平的实现据认为是国家再分配（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功能，而第一次分配只能讲求效率，并且拒绝公共权力干预。然而，理论分析和发达国家的实践却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作为第一次分配的形式，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也可以体现公平，反过来说，正因为它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劳动积极性，从而产生更大效率。也因为如此，不仅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日益推行上述剩余价值分配制度，而且政府也普遍支持企业这样做。例如，法国政府于1967年规定百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实行利润分享制，英国政府于1978年制定利润分享制法规，美国国会于1974年立法支持职工持股计划，等等。
当然，在上述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过程中，各种要素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可能相等的。一方面，就劳动要素来讲，不同质量的劳动能够获得的份额就是不同的，普通劳动的份额必定小于复杂劳动的份额，劳动越是复杂，其可能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就越大。这里所说的复杂劳动，既包括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劳动，也包括管理者的管理劳动。在非公有制下，资本所有者如果参与管理，或者就是最核心的管理者，同样要获得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的份额。换句话说，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中，同时担当企业管理者角色的企业主完全有理由凭借自己高度复杂的管理劳动获得较大的份额。另一方面，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知识、专利等）的所有者，在非公有制下，同样要凭借自己的所有权获得较大份额，这是非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而且，在纯粹市场化的条件下，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管理人员必将成为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强势力量，而纯粹的劳动力所有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则不可避免地会是弱势力量，两种力量的谈判地位不可能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承认，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剩余价值的创造确实不是一回事。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创造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所反映的，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剩余价值的分配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安排。这种分配的相对公平，不可能完全通过上述两种力量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博弈来实现，而必定需要社会制度安排来调节。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分配的完全市场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公平的陷阱。发达国家今天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实际上既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安排的创新或变革。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就采取各种措施，调节剩余价值的分配。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会鼓励企业内部的各种相对公平的剩余价值分配制度创新，甚至会以立法的形式固定这种微观的创新，使之成为宏观的剩余价值分配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的由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支撑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缩小市场化的剩余价值分配所造成的差异。这就无异于使“一次保障机制”与“二次保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次保障机制”由于从一个侧面使劳动（尤其是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知识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有助于催生和维持一个庞大的、具有社会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层。“二次保障机制”则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种保障，保证他们不会生活无着，保证他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社会竞争能力，等等。
有鉴于此，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我们主张建立市场调节与制度调节相结合的机制，而反对完全把剩余价值的分配交给市场机制的主张。在我们看来，尽管承认还是不承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是一个承认还是不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定，“至于份额到底是多少，生产要素中，多少是资本的贡献，多少是劳动的贡献，理论上很难确定，要在市场中确定，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分配的份额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根据经验去安排，既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课题组：“劳动价值论专题研讨会纪要”，年。）否则，我们必定会把剩余价值分配权完全交给分配中的强势力量，亦即资本的所有者。在一个劳动后备军过于庞大、工会力量软弱、劳动者没有谈判地位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会是完全一致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可能会有所发展，甚至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分配调节，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根据经验去安排”，重走早期资本主义的分配道路，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中南美洲发展模式的结果就是这样。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很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5～0.500！
诚然，大多数论者也强调，“社会分配不公要靠政府的宏观调节来矫正”，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如何矫正的科学理论，政府又如何能进行有效的矫正？因此，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理论的探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在借鉴发达国家20世纪初以来逐步展开的分配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的剩余价值分配模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建立以效率为目的的市场调节与以公平为目的的制度调节相结合的剩余价值分配机制，亦即真正的按要素分配机制，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辅相成，同样需要把“一次保障机制”与“二次保障机制”紧密结合起来。
篇6：科学实践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实践发展观心得体会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的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它是我们党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的全局。无论是从优化育人环境，还是从自我完善的要求，都要准确地把握科学的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并予以贯彻落实。那么，教师如何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呢？我认为应该从一下几方面做起：
一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注重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教师要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造就产品。产品一旦加工完成，它就不会改变；要说变，那就是磨损、消耗和毁灭。而我们造就的人材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他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教师要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着想，让他们学会认知，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和完善自己。我们不应该只为了今天的所谓的质量而肆意地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把学生仅有的微薄智力全部挖掘出来，让＂黔驴技穷＂。就像没有计划的乱开采矿产资源一样，用干吃尽，总有一天会枯竭的。我们要学会开发和合理地利用学生的智力，让他们的智力在学习和活动中得到长足发展，而且为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是高智能的复合型人材。教师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德、智、体、美、
劳各个方面都得到协调发展，而不能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教师把落实新课程标准挂在嘴边，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有碍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实，学生的各项技能是能够互补的，我们在发展学生德育、体育、美育的同时也在发展着学生的智育。但是，如果我们只注重学生的智育，而忽视其他各育，这样是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同样阻碍着学生智育的发展。我们的学生就会在教师的＂读书啊！读书＂声中变得麻木、愚昧了。这样，他们只能成为书的奴隶，而不能成为书的主人，就不会把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未来的实践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都得越多越反动越迂腐＂，这就是为什么在学校读书时的尖子生，走出社会反而能力往往不如当时的后进生的根本原因了。教师要把课堂变成学生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乐园，要让学生愉快地学习，健康地发展。
三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我们在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和培养学生的个性能力的发展，我们不能抹杀学生的个性，而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羔羊。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个性鲜明，具有独立人格的合格人材。要保护和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尊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及教育的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的.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四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的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在，也是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1、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探索新课程评价与考试制度的改革，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2、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大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还学生一方净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3、要搞好校园文化建设，美化校园环境，优化育人结构，陶冶学生情操。4、要建立师生平等的民主关系，让学生能和教师进行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使学生在和谐的学习环境中发展自己。5、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合理利用现有的教育媒体，让学生开阔眼界，扩大视野，丰富知识。6、教师要确立服务意识，树立服务育人，服务管理的思想，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人格，培养他们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五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教师要注重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进取的拼搏精神，乐观向上的处世哲学，开朗大方的个性，宽广坦荡的胸怀，不畏艰难的韧性和耐力。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珍爱生命的情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要以身作则，用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教育学生，使学生气质优雅，性格开朗，胸襟开阔，精神饱满，人格健全，身心健康，成为的新时代新型的合格人材。
总之，作为教师要站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自觉地按照科学的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总结经验教训，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思路，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材保证。只有我们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和统领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才会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的学生才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材。教师用实际行动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这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篇7：发展观三题
发展观三题 -领导讲话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外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升华。其实，思考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一、烧开水的学问。烧一壶开水，是将水一次放到一个大壶中烧得快，还是用几个小壶分成若干次烧得快？抑或用大壶边烧边加冷水快呢？有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第一种方法省时间，后两种方法耗时不说，还浪费燃料。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时，经常会遇到类似“烧开水”的问题。比如，随着生产生活需求的增长，人们感到水库小了、马路窄了、电网差了，这时，是“小壶烧水”，先建后扩，边扩边建，还是“大壶烧水”，着眼未来，谋划全局，就颇费思量。从短期利益出发，“小壶烧水”的见效似乎要快些，但“大壶烧水”显然更能解决长久的'问题，也更能降低建设成本。当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所谓“到位”总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大壶烧水”也不能过于超前，超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烧开水”的学问启发我们，谋划发展要有长远眼光、全局意识，不能见事短、见识浅。长远和眼前、全局和局部，要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二、打陀螺的常识。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的孩子，都爱玩一种“打陀螺”的游戏，就是用鞭绳抽打陀螺，使其迅速旋转而不倒下。打陀螺讲求技巧，用力小了陀螺旋转不起来，用力大了陀螺又容易“栽跟头”，用力匀称，陀螺才能平衡而快速地旋转。在发展的问题上，一些地方和部门总爱犯“急”打陀螺的毛病。他们不是从本地实际出发，而是不顾实际与可能，一味求快。经验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过程，急躁不得。越急越乱，欲速不达，有时还会倒退。“打陀螺”的常识启迪我们，稳扎稳打，稳中求进，往往效率更高、效果更好。三、握沙子的方法。一把沙子，手握得越紧，沙子流失得越快。要想使沙子“尽在掌握”，则可掺些许水，而且用力要均匀些，轻柔些。谋求发展不仅要有热情、有勇气，也要讲究策略，讲求方法。有的地方为了“水草丰美”，不是扎扎实实地干上几年，而去实施所谓“生态搬家”的“大手笔”，孰料“生态”不仅未呈良性，反有恶化之虞。“握沙子”的方法告诫我们，拔苗助长、削足适履是不行的。科学发展观，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唯有求真务实，把握规律，方能得其要旨。这里的关键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善于统筹，精于协调，顾及全面。一管可窥豹，观叶能知秋，读懂弄清了这些生活中的“发展观”，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不无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