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法律问题，本文共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StyleM”提供。
篇1：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法律问题
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法律问题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银行业与证券业关系的制度设计也存在差异，大体上可区分为两类制度模式：一是混业经营模式（亦称为银证融合模式），在此模式下，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而且可以跨营证券、保险、信托、金融衍生业务及其它新兴金融业务；二是分业经营模式（亦称为银证分离模式），即银行只能从事存贷款、信用交易等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不能跨营证券、保险等其它业务。理论界有种意见认为，在实行严格分业管制的国家里，商业银行被禁止参与证券业务，因而也就不存在跨国银行准入证券业的问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实行严格分业经营的国家里（如美国），银行本身虽无法透过“防火墙”进入证券业，但它可以以直接或间接控股其附属公司的形式变相地绕过上述屏障，进入证券市场，参与证券业务，因此，在实行分业经营模式的国家中，同样也存在着跨国银行准入证券业务的法律问题。一、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利益冲突及其危害
所谓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是指某个人、某些人或某类利益集团同时对于不同的某些个人、集团或者组织以及某种事物在忠诚和利害关系上发生矛盾的现象。混业经营体制下存在的利益冲突一直是分业经营的支持者反对银证融合的有力理由，跨国银行特有的国际背景则加剧了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其实，归根到底，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市场的利益冲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而引发的。[1]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跨国银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资源优势，掌控着有关自身金融服务的全部信息，而其客户的信息供给渠道则完全受制于跨国银行，因而强弱悬殊的信息差异可能诱使跨国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为牟取利益而滥用信息优势，从而损及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虽然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国银行有资料申报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但跨国银行在资本觅利性的驱动下为了规避监管，牟取暴利，经常隐瞒或虚报信息资料，与监管当局玩起“猫鼠追逐”的博弈游戏，使“监管落空”的局面频频发生。
上述利益冲突在实践中造成种种弊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2]
1、银行、证券市场特质迥异，若银行过度介入证券业务，将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危及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若银行自行承销、买卖而持有的证券数额较大，在证券市场波动频繁时，银行的清偿能力及经营体系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一肆股市暴跌，便会危及银行的自身安全，进而殃及整个信用体系。
2、跨国银行相对于其客户及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优势促使其肆无忌惮地从事内幕交易，从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危及东道国的金融安全。内幕交易是一种“隐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跨国银行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较其客户和一般竞争者更具信息资源可获性的优势，股价上扬和下挫的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其胜负早已成为定局，且跨国银行为了实现利用内幕信息获利的目的，往往阻碍内幕信息的公开时间，从而使投资者由于信息不畅、不实、不详，决策失误而招致损失，对监管当局亦产生监管滞后和监管落空的问题，严重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交易基本原则，破坏了正常的证券交易秩序。
3、跨国银行与其客户的利益冲突，客观上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危害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跨国银行为了增加承销收益或规避承销风险，往往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或其它诱惑吸引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从而产生银行信用扩张的效果。此外，基于自身持有证券的利益出发，跨国银行可能会试图通过经纪（braking）或造市（market-making）等手段来推销手中的证券，同时，作为证券交易中介的跨国银行还可能诱导客户进行更多的交易以获取额外的佣金收入。
4、利益冲突的发生会损害跨国银行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降低跨国银行的信用，影响其筹资功能，尤其是跨国银行如果在多个东道国同时危害了当地投资者或存款人的利益，东道国监管当局可能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而裁撤其准入资格，其余拟接纳该跨国银行准入的东道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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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跨国并购的发展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论文
跨国并购的发展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论文
一、跨国并购是最近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应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高潮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宣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高潮与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期间达到高潮)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高潮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高潮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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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美国银行与证券业的“金融防火墙”
美国银行与证券业的“金融防火墙”
来源:证券市场导报 北京大学 罗 涛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成为美国银行与证券业的“金融防火墙”，其主要措施延续至今，然而有关保留还是废除该法的争论却一年年愈演愈烈。
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崩溃后，从1930年10月开始，美国又爆发了空前的银行大危机：1930年有1350家银行倒闭，1931年有2300家银行倒闭，1932年有1450多家银行倒闭，1933年情况恶化到极点，美国经济衰退到历史最低纪录，全国有1/4的劳动力失业，公众对银行失去信心，银行倒闭风潮加速进行(1933年共有4000余家银行倒闭)，有许多州宣布银行停业。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于3月6日宣布全国银行停业。3月9日，国会通过1933年银行法，即大家所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作为紧急状态下通过的法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旨在恢复公众的信心，消除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使银行能尽快重新开业。事实证明，该法不仅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主要措施延续至今。可以说，当今美国银行体系，尤其是银行监管体系完全是在该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格拉斯与斯蒂格尔
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内容广泛，但主要措施有二：一是由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Henry Steagall)提出的存款保险；二是以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为主倡导的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前者作为美国银行体系安全网(Safety net)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备受赞誉，因为据此而成立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为所有参与保险的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使投保银行免受挤兑之苦。而后者自60年代后期以来，因美国经济环境变化，计算机及通讯技术发展，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相互渗透，已成为金融界争论的焦点。有的主张保留，反对的呼声似乎更高。因此，同是一部法律的倡导人，格拉斯参议员与斯蒂格尔遭遇不同，成为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格拉斯是当时美国在银行事务方面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他是19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发起人，为此，他被誉为“联储之父”，格拉斯本人也把创立联储视为其政治生涯的最高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9后他一直任民主党参议员，尽管参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格拉斯仍能主持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下的一个特别分会。格拉斯是“实质票据”(real bill)学说的信奉者，这种在19世纪后期颇为流行而当时已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唾弃的理论认为：商业银行是为了向工商业提供短期贷款而存在的，商业银行用实质商品或票据支持下能自我清偿的贷款来满足工商业短期资金需求。早在1933年大萧条来临的许多年前，格拉斯就确信银行业与证券业必须分开，否则将影响联储的正常运作，但他的主张一直未被重视。1929年股市崩溃造成银行大危机后，给格拉斯精心设计并引以为豪的联储体系当头一棒。格拉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情绪激动地指出股市投机、1929年股市崩溃、银行倒闭和大萧条都可在银行业与证券业不分上找到原因。在他的敦促下，1933年银行法顺利通过，在该法规定下，商业银行必须出清它们的投资银行业务。例如，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将其投资银行业务让给了第一波士顿公司，后者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投资银行一般都中止了它们的存款业务(而J・P・摩根却中止了其投资银行业务并重新组建为一家商业银行，即现在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商业银行业与投资银行业终于分开，格拉斯如愿以偿。
四个条款
今天我们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一般都特指1933年银行法中对银行参与证券业活动的规定，包括第16、20、21和32款。这四个条款由美国货币监理官、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法院来解释和修订，它们从各方面规定了商业银行在国内的证券活动范围。
条款16和21涉及商业银行的直接操作问题。在1935年经修订的银行法中，条款16一般禁止联储的成员银行用自己的帐户购买证券，但国民银行例外。国民银行可以用自己的帐户购买和持有投资证券(Investment Securities)，但数额不能超过银行股本的10%，也不能超过银行公积金的10%。这里所指的投资证券包括债券、票据和被货币监理官认可的公司信用债。此外条款16允许商业银行在顾客发出指令并运用顾客帐户的前提下直接购买和销售证券。
条款21禁止任何以批发、零售或辛迪加的方式进行股票、债券、公司信用债、票据和其它证券的发行、包销销售或分配的组织同时吸收存款。但也有例外，即任何存款机构(包括国民银行、州银行及其它存款机构)可以交易、包销、购买和销售投资证券或发行证券，但仅限于以下种类的证券：联邦政府的债务、由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务(如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世界银行等)、学院和大学宿舍债券、州和政治分支机构的一般公债。
条款20和32涉及商业银行的联属问题。“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第2款对联属(affiliate)作了特别说明。商业银行的联属是指以下4种情况下的任何公司、企业经营信托(business trust)、公会(association)或其它类似的组织：1.该组织大多数有选举权股票或50%以上股票，被一家联储成员银行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或控制；2.该组织被拥有一家联储成员银行大多数有选举权股票或50%以上股票的银行股东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3.该组织大多数董事或受托人同时也是一家联储成员银行的董事；4.该组织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或控制了一家联储成员银行的大多数股权。
条款20禁止联储成员银行与主要从事通过批发、零售或辛迪加形式进行股票、债券、公司信用债、票据或其它证券的发行、包销、拍卖或分配活动的任何公司、企业经营信托、公众或其它类似的组织发生联属关系。
条款32禁止联储成员银行与主要从事证券包销和分配的公司有交叉领导关系或亲密的人事关系。而且条款32在即使在商业银行与投资公司没有共同的所有权或公司联属的情况下也适用。 条款20和32不适用于非联储成员银行和储蓄与贷款协会。二者不受该法限制，可自由地与证券公司发生联属关系。因此，该法对本质上相似的机构并不同等对待。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仅能规定商业银行在国内的证券业行为。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商业银行没有被禁止从事证券包销和交易活动。受该法管制的大银行在国外积极从事证券业活动。1985年欧洲债券市场前30名包销商都是美国银行的联属组织，它们所占的市场份额为11%，其中有11个联属组织进入欧洲票据包销商前50名之列。著名的花旗银行在全世界17个主要的证券交易所都有会员资格，并在35个国家提供了投资银行服务。
透风的墙
1933年大萧条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孤立银行，提高银行利润率来实现银行体系的稳定。在提高银行利润率方面，美国政府有如下举措：1.为保护现有银行的利润，新银行的进入受到很大限制；2.为限制银行间为争取公众存款而进行的竞争，法律禁止银行对支票存款帐户付息；3.硬性规定了银行在其它帐户上支付利息的上限。在孤立银行方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分离银行业与证券业，限制了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公司与银行间的竞争。例如支票存款帐户只有银行才能持有，只有银行才能从联储获得贷款和支票清算的便利，也只有银行和其它储蓄机构才能提供经联邦保险了的存款帐户。这种办法成功地沿用了许多年，到60年代后期，经济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来隔离和保护银行的障碍常被绕过，银行与其它金融组织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银行独有的服务已很少。详见图1
经济的变化表现为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当市场利率超过存款利率上限时，在银行存款就不如去购买国库券、商业票据等货币市场工具，于是存款者中的大户开始在银行与证券市场间转移资金以寻求高收益。到了70年代，市场利率再度猛升，面向广大小户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应运而生。它将众多不能直接进入货币市场的小户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基金购买国库券、高级商业票据和可转让定期存单(CDs)等货币市场工具并将获得的高收益返还顾客。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的帐户具有完全流动性，顾客只要愿意可随时转让兑现，因此，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了与银行支票存款帐户相同的服务。但与当时的银行支票存款帐户不同之处在于：1.用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工具而不象银行那样靠具有相当不流动性和高风险的贷款来支撑债务；2.能支付市场利率报酬而不象银行那样受存款帐户利率上限的制约。因此，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不仅使银行之外的公司有办法打破银行对支票存款帐户的垄断，而且提供了一个明显优于支票存款帐户的“存款”帐户。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服务的成本很低，所以在高利率的引发下，银行与其它储蓄机构失去了大量存款。
银行在失去大量存款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发行大量可转让定期存章(CDs)，借入欧洲美元以及在世界市场上发行数额巨大的短期、流动性很强的货币市场债来摆脱困境。最终银行适应了新形势并成功地筹集了大量资金。如今，虽然存款仍是美国银行的一个资金来源，但其重要性已被银行每年从国内外货币市场筹集来的上千亿美元所取代。
金融市场对银行的冲击不仅来自存款，而且来自贷款。银行过去是大公司短期
贷款的主要来源。60年代后期当银行经历了存款流失并无力满足大公司借款要求时，许多大公司转向商业票据市场，在计算机及远程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大公司在商业票据市场筹集资金非常便利并且不再倚重银行了。此时银行贷款只能面向国内的小公司和一些不发达国家。
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非银行金融混合体的大量出现。这些混合体不仅包括老牌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大制造商，例如西尔斯(Sears)、通用(GM)和福特(Ford)。它们集多种对公众有吸引力的金融服务于一身，不仅能够提供许多银行不能提供的服务，而且能够提供许多类似银行服务的服务，争夺银行传统的地盘。例如证券经纪人的现金管理帐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在功能上与支票存款帐户有相同之处，但法律并不以为它是存款帐户。
综上所述，非银行机构已有办法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提供银行的服务，而银行在受到金融市场冲击后，也努力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服务并企图涉足证券业。银行监管者面对意料不到的窘境，是加紧还是放松管制呢?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当代美国是如何被解释的，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监管者对银行业与证券业相互渗透所持的态度。
美国银行监管体系具有多重性特点，参与监管的有货币监理官、联储、FDIC和州银行管理当局，此外还有法院。货币监理官主要负责监督国民银行，联储主要负责管理作为其成员的州银行和那些拥有一家或一家以上银行的银行控股公司。FDIC和州银行管理当局共同监督在FDIC投了保但不是联储成员的州银行。州银行管理当局还独自管理无FDIC保险的州银行。它们的意见经常相互抵触，这种管理多头的局面使得一位银行界人士感叹道：“一个管理者说你能做某些事；另一个说你不能；还有一个说你可以做，但不能全力去做。”解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各监管机构虽有冲突，但总的来说是趋向放松管制。
在条款16和21方面：
●70年代早期，货币监理官批准花旗银行向公众提供单位投资信托，但7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说条款16和21禁止银行提供类似共同基金的金融产品。然而在1985年和1986年，货币监理官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国民银行作为代理人替顾客购买和出售共同基金股份及出售单位投资信托中的单位(Unit)。货币监理官认为国民银行在作为共同基金和单位投资信托的咨询商时，可通过其子公司向公众提供经纪服务和投资咨询。此外，自1985年以来，银行已被允许通过其子公司提供贴现经纪服务。这些愈发纵容银行的规定都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法院裁决现在都趋向于松动1971年最高法院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明显严格的解释。
在条款20和32方面 ：
●1984年和1986年，法院认定联储成员银行的联属组织可提供零售贴现经纪服务，只要这些活动不涉及证券包销。
●1987年华盛顿特区的上诉法院认可了1985年联储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允许银行持股公司拥有提供经纪服务和投资咨询的子公司。
●1988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一家低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认可了1987年4月联储批准其成员银行与包销商业票据、市政收益债券的公司联储。只要联属组织不是主要从事上述证券活动。这里的“主要从事”被联储定义为“占联属组织总收入5&10%的活动”。
争论的焦点
近年来，有关保留还是逐步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争论愈演愈烈，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主张保留该法的人士认为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合一将会带来以下两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利益冲突和银行滥用权力。1933年以前，银行业与证券业是合一的，但由
同一家金融机构经营银行业与证券业导致了许多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银行一方面握有高风险的证券，另一方面掌管信托基金和公众存款。一旦证券市场不景气，银行很容易把卖不出去的证券售给它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这样银行的证券业务将靠牺牲信托基金来获得利润。如果这些售不出去的证券由银行自己购买，存款者将面临较大的银行倒闭风险。因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才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并规定银行只能购买由监管者批准的债券证券。即只有把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才能避免此类利益冲突的发生。
第二，不公平竞争。银行在其存款由联邦保险后，能方便地得到大量“廉价”的资金，而证券公司得到资金的成本较高，这些资金通常来自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参与证券业将获得强大的市场力量，在竞争方面有着非银行机构所不能获得的优势。这种不公平竞争最终将导致银行在证券业中居统治和支配地位，并且这种权力的集中到一定程度，会使证券业缺乏竞争从而失去活力。
主张逐步废除该法的人士则认为：
第一，现在的证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比起1933年以前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银行法规和SEC多半可以防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前所发生的许多滥用职权的事件。此外，现在监管机构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来发现并惩罚那些滥用职权的商业银行，即使滥用职权的事发生，也是很偶然的。由此引起的损失远小于增强证券业竞争所得利益。
第二，不让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互相竞争去从事证券活动是不公平的。随着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现金管理帐户的发展，证券公司已在从事传统的商业银行活动了，为什么不允许商业银行去证券公司传统的经营领域内同它们竞争?
第三，银行进入证券业将增强证券业的竞争。在发行新证券的情况下，银行的参与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包销发行人。因此发行者得到的证券价格与公众购买证券的价格差价将缩小，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境况均改善。证券供给方――发行者由于竞争的存在将获得较高价格，负担较低的利息成本；证券的需求者――购买者由于竞争的存在将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得到较高的利率。因此，银行参与证券业将使证券业竞争增加，从而减少了经纪人手续费。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值得讨论吗?
6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监管者面临两难抉择：不放松管制，则银行和其它储蓄机构存款大量流失；放松管制则后果令人难以预料。当监管者最终发现只有前进才有出路时，放松管制就是不由自主的选择。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存在，银行业虽然从货币市场筹集到大量资金，但无法进入高风险高收益的证券业，因此为创造更多的利润，银行业开始了新的扩张：不仅在传统的业务范围内扩张，如大量贷款；而且在放松管制后新的业务领域内扩张。扩张的冲动往往伴着对风险的估计不足，结果银行和其它储蓄机构仍免不了倒闭的可能。以储蓄与贷款协会为例，利率管制放松后，它们开始用高利率去吸收存款，甚至动用存款经纪人去各地搜罗存款。高利率加上有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提供存款保险，储蓄与贷款协会获得了大量资金。在放款业务方面，储蓄与贷款协会以前仅限于发放抵押贷款，放松管制后，它们不仅可以象商业银行那样为消费者及工商业提供贷款，而且可以从事不动产开发和低级商业债券(垃圾债券)这些商业银行不能从事的业务。扩张的冲动以及自恃有FSLIC顶着，储蓄与贷款协会淡忘了风险，结果该行业1/3的组织破产，FSLIC也最终因无力提供存款保险而倒闭。储蓄与贷款协会的存款保险现改由FDIC提供。
因此，我们看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树立的“金融防火墙”并非万能，该法固然使银行免遭证券业高风险的牵连，但具有相当不流动性和高度风险性的贷款不也有致银行于死地的能力吗?此外斯蒂格尔提出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实施中也走了样，FDIC通常是另找一家银行来接管和购买某濒于倒闭的银行，从而保护了该银行的全部存款者而不是按规定只保护投保了的存款者。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未投保的存款大户明知银行要倒闭也不提早抽回存款移存他处，银行外部的来自市场的监管力量大大减弱；银行监管责任大部分落到FDIC身上；纵容了其它银行更加大胆地冒险。
面对现时的困境，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皮尔斯(J ・L・Pierce)认为应首先明确金融管制的目标。他认为金融管制的目标不在于保护银行，保证货币体系――交易中介和支付系统的高效和稳定才是本质上的和最重要的。为什么金融管制的目标不是保护银行呢?皮尔斯认为：既然关键在于严格管制好货币系统，保证其稳定和高效，那么由哪个机构来执行这项重任是无关紧要的。按照皮尔斯设计的蓝图，现有的银行业务要分成两大块：货币块与非货币块，并相应成立两个公司：货币业务公司(Monetary Service
Companies，简称MSCs)与金融业务公司(Financial Service Companies，简称FSCs)。前者提供计息并可随时提取的支票存款帐户，并由联邦提供全金额保险；后者可经营除货币业务以外的一切金融业务：贷款、发行CDs、共同基金、证券承销、交易等。两者在银行可并存，人员、设备、办公场所可共用，但在资金上严格分隔，后者的倒闭与前者无关。前者旨在维持货币体系的稳定：人们可随时存取，不用担心存款损失，因而不会去挤兑；支票存款帐户按市场利率计息，人们用不着转移资金寻找高收益。后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风险不一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储蓄、为消费者及工商业提供贷款、保险、共同基金、证券承销和交易。前者因有联邦提供存款保险且MSCs的资产仅限于投资在国库券、信用等级很高的商业票据上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后者将只接受有关的反垄断法、证券管理条例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完全被废除了。由于FSCs的所有负债不受联邦保险，投资者将不受联邦保护。
皮尔斯的思路很新颖，但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他本人也认为到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时，自己的主张才会有实施的可能。
在皮尔斯那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完全没有争议的必要，因此也遭到了最为彻底的否定。
篇4：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
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
一、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和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双重征税?
对于具有跨国性质的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希望独占征税权或把自己的征税权摆在优先的地位。由于产生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的资产富有流动性，居住国根据居民税收管辖权（residence jurisdiction）认为来源国不应征税，来源国则认为股息 、利息、证券交易所得的来源地在该国境内，根据来源地税收管辖权（source jurisdiction ），征税权应由来源国单独行使。双方都为自己的要求寻找了一些事实基础，然而税收管辖权是与一国主权相关的， 迄今除了有关外交豁免的规则外，国际公法上没有限制一国征税权的法则，作为各国缔结双边协定蓝本的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也均在第10条、11条中规定居住国和来源国可以对利息、股息同时行使征税权。基于此，在对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的税收管辖权问题上，居住国或来源国试图独占征税权或把自己的征税权摆在优先 的地位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基于国家的主权而产生的权利，应处于平等的地位。也正因为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课税主权，所以对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坚持分别按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予以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国际间的双重征税问题。譬如，我国税法规定居民要对其世界范围内的`收入纳税，而美国税法则规定所有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都必须在美国缴税。如果中国控股公司在美国子公司要向中国国内的母公司支付股利时，就会发生双重征税。股利作为美国子公司税后利润分配，在美国要缴纳所得税，同时股利又是中**公司的收入，在中国也要缴纳所得税。双重征税违背了税收公平的原则，使跨国投资者担负了沉重的纳税义务，它降低了投资者的利润，因而会挫伤投资者境外开拓业务的积极性。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对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双重征税的不公平性和危害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双重征税。?
1、单边税收减免措施?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单向税收减免的方法。由于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及产生这些所得的资产或营业活动首先处于来源国的管辖之下，因此尽管居住国和来源国的征税权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在事实上来源国的征税权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 并且可能形成事实上的独占。所以，为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优先性或独占，来源国可单边作出让步，税务当局可以规定对非居民的证券投资所得不予征税或按较低税率征税。例如，世界各国中对非居民股息不征税的有英国、尼日利亚、爱尔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利息不征税的有奥地利、荷兰、瑞士、丹麦、挪威、津巴布韦等。 同时，跨国证券投资者首先应在来源国履行了纳税义务后才可将所得转移出境外，进入居住国的管辖范围。这时居住国便不得不考虑跨国纳税人在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如果不予考虑的话，则纳税人的税负将会大大地加重，超过一般税负水平，甚至可能税额超过净所得额。因此，居住国也必须作出适当的让步，这种让步表现为：（1）对居民纳税人的境外证券投资所得给予免税。但这些国家仅限于欧洲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2）对居民纳税人由于境外证券投资所得向来源国交纳税额在计算本国税额时给予抵免。 如美国1918 年的《国内收入税法典》和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均有此规定。（3）对居民纳税人由于境外证券投资所得而向其它国家交纳的税额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予以扣除。作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一种辅助措施，在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当抵免制方法不能适用时，可使用扣除制。?
2、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对于股息、利息和证券交易所得，目前国际上一般采取来源国和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方法，但如果两国都按本国规定的税率对股息、利息等征税，则会导致一笔所得负担双重的税收。而如果允许进行税收抵免，来源国征税后居住国往往就无税可征。所以，为了防止同一笔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负担双重税收，同时又能使来源国和居住国共享征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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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
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
一、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和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双重征税?
对于具有跨国性质的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希望独占征税权或把自己的征税权摆在优先的地位。由于产生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的资产富有流动性，居住国根据居民税收管辖权（residence jurisdiction）认为来源国不应征税，来源国则认为股息 、利息、证券交易所得的来源地在该国境内，根据来源地税收管辖权（source jurisdiction ），征税权应由来源国单独行使。双方都为自己的要求寻找了一些事实基础，然而税收管辖权是与一国主权相关的， 迄今除了有关外交豁免的规则外，国际公法上没有限制一国征税权的法则，作为各国缔结双边协定蓝本的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也均在第10条、11条中规定居住国和来源国可以对利息、股息同时行使征税权。基于此，在对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的税收管辖权问题上，居住国或来源国试图独占征税权或把自己的征税权摆在优先 的地位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基于国家的主权而产生的权利，应处于平等的地位。也正因为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课税主权，所以对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坚持分别按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予以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国际间的双重征税问题。譬如，我国税法规定居民要对其世界范围内的收入纳税，而美国税法则规定所有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都必须在美国缴税。如果中国控股公司在美国子公司要向中国国内的母公司支付股利时，就会发生双重征税。股利作为美国子公司税后利润分配，在美国要缴纳所得税，同时股利又是中**公司的收入，在中国也要缴纳所得税。双重征税违背了税收公平的原则，使跨国投资者担负了沉重的纳税义务，它降低了投资者的利润，因而会挫伤投资者境外开拓业务的积极性。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对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双重征税的不公平性和危害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双重征税。?
1、单边税收减免措施?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单向税收减免的方法。由于股息、利息、证券投资所得及产生这些所得的资产或营业活动首先处于来源国的管辖之下，因此尽管居住国和来源国的征税权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在事实上来源国的征税权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 并且可能形成事实上的独占。所以，为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优先性或独占，来源国可单边作出让步，税务当局可以规定对非居民的证券投资所得不予征税或按较低税率征税。例如，世界各国中对非居民股息不征税的有英国、尼日利亚、爱尔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利息不征税的有奥地利、荷兰、瑞士、丹麦、挪威、津巴布韦等。 同时，跨国证券投资者首先应在来源国履行了纳税义务后才可将所得转移出境外，进入居住国的管辖范围。这时居住国便不得不考虑跨国纳税人在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如果不予考虑的话，则纳税人的税负将会大大地加重，超过一般税负水平，甚至可能税额超过净所得额。因此，居住国也必须作出适当的让步，这种让步表现为：（1）对居民纳税人的境外证券投资所得给予免税。但这些国家仅限于欧洲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2）对居民纳税人由于境外证券投资所得向来源国交纳税额在计算本国税额时给予抵免。 如美国1918 年的《国内收入税法典》和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均有此规定。（3）对居民纳税人由于境外证券投资所得而向其它国家交纳的税额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予以扣除。作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一种辅助措施，在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当抵免制方法不能适用时，可使用扣除制。?
2、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对于股息、利息和证券交易所得，目前国际上一般采取来源国和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方法，但如果两国都按本国规定的税率对股息、利息等征税，则会导致一笔所得负担双重的税收。而如果允许进行税收抵免，来源国征税后居住国往往就无税可征。所以，为了防止同一笔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负担双重税收，同时又能使来源国和居住国共享征税权，两国之间可就此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存在双边税收协定的情况下，让步是相互的，居住国可通过协定来限制来源国，使来源国也承担相应义务，并使得来源国征税权不至于独占或处于优先地位，以保证居住国在实施外国税收抵免后仍能征得一部分税款。这种相互限制在税收协定范本中表述为：支付股息公司所在缔约国，可以按照该国法律对这些股息征税，利息、证券交易所得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这些股息、利息、证券交易所得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额不应超过一定限额，也就是说，来源国承担了限额征税的义务。这一限额在经合组织范本中，对利息规定为不超过利息收入总额的10%，股息一般情况下不超过股息收入总额的15%，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资本的公司（合伙企业除外），不应超过股息收入的5%.联合国范本未规定具体的限额，具体限额留待缔约国双方决定。对于居住国来说，其义务是实施限额税收抵免，即“当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目所得，按照第10、11条的规定，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时，缔约国一方应允许在对该居民的所得征税时扣除一定的限额，其金额相当于在缔约国另一方所缴纳的税款，但该扣除不应超过在扣除前对来自另一国的这些所得计算的税额。”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先后同日本等56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在我国同日本、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订立的双边税收协定中，都规定居住国和来源国对股利、利息等可以同时行使征税权，这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对来源国的征税一般都设下了10 % 的限额，这折射了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因为在双边税收协定中，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来源国的地位，将征税限额定在10%这个相当低的水准上，有利于调动外国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和其它市场的投资积极性。?
3、签订谅解备忘录?
在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各国税务当局之间经常签订谅解备忘录，这种谅解备忘录虽然不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基础上形成的条约的一部分，但对税收条约进行释义和解决双重征税中出现的新问题（如跨国证券投资的双重征税）却大有帮助。?
二、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所涉及的主要税收?
1、证券收益所得税?
证券收益所得税是各国证券税制的核心之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将股息、利息、红利等证券收益所得列入所得税的征税范畴中，并对非居民实行预提税制。根据对世界上78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资料统计，有72国对非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实行预提税制。 ?
在对股息、红利等收入课税时，考虑到来源国已对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已征预提税，如果居住国对股东再征一次税，那就形成了重复征税。因此，为了消除或减轻国际双重征税，来源国和居住国都进行了各种努力。居住国采取的措施有：（1）对来自国外的股息、红利减免所得税。如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新西兰、卢森堡、丹麦等。（2）准许国内母
公司和国外子公司合并报税。如英国、德国、爱尔兰、墨西哥、西班牙等。（3）对外国所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实行间接抵免，如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国内税法均有此规定。但目前我国仅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外国的股息等的扣缴的外国所得税实行直接抵免，缺乏母子 公司之间间接抵免的明确规定，对于双重征税的抵免不彻底，使中国法人从外国子公司受领的`股利仍存在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造成不同海外经营方式的不平衡。因此，我国应尽快对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在继续保留直接抵免法的同时，引进间接抵免法，以消除母子公司之间的国际重复征税。来源国所采取的措施有：（1）双税率制。即将公司利润分成两部分，对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润和不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润实行不同的公司税率，前者税率低，后者 税率高。如德国早在1953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双税率制。（2）折算制。法国是实行折算制的典型国家，在法国和美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法国同意对美国的证券投资者给予法国居民所享受的折算制待遇。在法国和英国、法国和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双边税收条约补充协定书中，也都有类似法美税约中将折算制适用于非居民证券投资者的规定。?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1995年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规定》（下称《规定》）对预扣税作了定义，其中《规定》第4条第6款规定预扣税也适用于利息、股息。但任何证券收益的预扣税，对于投资者来讲，意味着利润的减少，一般会使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降低，因此国家税务总局早在1993年7月21日发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取得股票（股权）转让收益和股息所得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预扣税），这就使得外国证券投资者从我国取得的证券投资收益可免遭双重征税。众所周知，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既包括外国（地区）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还包括我国证券投资者进入外国（地区）证券市场。因此，这里还有一个我国投资者进入外国（ 地区）证券市场（主要是我国企业境外间接上市）的双重征税问题。我国企业境外间接上市，是通过“买壳”或“造壳”方式来进行的。对于“造壳”方式，公司注册地点在国外，涉及到“壳公司”向国内投资者支付股利和收入问题；对于“买壳”方式，国内企业是其控股股东，也会遇到“壳公司”向国内企业支付股利问题。“壳公司”向国内企业支付股利时，应当按当地国（地区）法律支付预扣税，另外，国内企业还要为这种股利收入缴纳所得税，双重纳税也就在所难免了。国内企业为避免双重征税可供选择的方法有两种：（1）通过税收协定来免除双重纳税的负担。如果中国同“壳公司”所在国之间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并且协定中涉及到了股息和利息，那么国内企业可依靠该协定来免除或减轻双重征税。（2）如果不存在这一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则可考虑选择一个税收特别优惠的国家或地区注册或买一个 “壳公司”（壳公司向国内证券所有人支付股利或利息不被征收预扣税），然后通过定向配股，把国内企业的资金和业务注入到“壳公司”，实现在境外上市。如果要进行融资，则由“ 壳公司”在上市地发行证券，发行收入可通过再贷款或投资形式转移到国内企业。至于对“ 壳公司”所在地的选择，作为免税天堂的荷兰的安第+斯群岛的大鳄鱼岛、英国的处女岛、百慕大和塞普路斯等自是首选之地，我国现行的税法也能满足上述的要求。例如，1993年中国 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标购广西玉柴后，在百慕大注册一家控股公司-中国玉柴股份有限 公司，然后由中国玉柴对广西玉柴进行控股；并最后于1994年以中国玉柴股份有限公的名义 在美国纽约证交所成功挂牌上市。又如，“金杯”汽车首先和另外两家公司在百慕大群岛注 册成立“华辰控股有限公司”，由我国“金杯”汽车控股20%，“华辰控股”在美国上市后 ，所筹集到的资金拿回来用于“金杯”汽车。上述两起“造壳”上市均有效地避免了双重征 税。?
2、证券交易所得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以证券资产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收，属于资本收 益税和资本所得税范畴，通常称为证券所得税。目前，各国对证券交易所得的税务处理大致 可分为以下四种：（1）对公司和个人证券交易所得均免予征税，如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 、比利时、南非、新西兰、冰岛、希腊、菲律宾等国， 因此，在这些国家进 行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不会遇到证券交易所得方面的双重征税问题。（2）将证券交易所得区 别情况对待，属于公司行为的，将交易所得并入利润征收公司所得税，属于个人行为的，则 免税。如瑞士、巴西、墨西哥等国。（3）对公司和个人的证券交易所得都征税，但对个人征 收较低的税，如英国、意大利、1988年以前的美国等。（4）对公司和个人所得均视为一般所 得全额征税。如加拿大、德国、1988年以后的美国等。 此外 ，各国在对证券交易所得的处理上还具有如下特点：（1）设立起征点。如法国对个人因出售 股票的资本利得设定的起征点为281000法郎，英国税法则规定，凡股票的资本利得，对个人 年收入超过19300英镑本应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第一个5000英镑应税所得实行免税。设立起征 点的规定使中小投资者的跨国证券交易所得基本上不再有双重纳税之虞。（2）对证券拥有期 长的，实行低税甚至免税，对短期投资者则实行较高的税率。如德国对投机性的证券利得（ 持有期不满6个月）按全额税率课税，对持有股份达25%且持有5年以上者，出售股份的利得可 享有50%的扣除率。这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长期性的证券交易比短期性的证券炒作所拥有 的避免双重纳税的机会更多。?
在避免证券跨国交易所得的双重征税问题上，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在相互间签订的 双边税收协定中规定，对于转移财产（如股票、可转换债券）的利得，仅在投资者居住国纳税 ，除非投资者在来源国有常设机构，而且这部分财产又是常设机构资产的一部分（如金融交 易商的一家国外分支机构）。此外，有些国家则通过单边税收减免来解决证券跨国交易所得 的双重征税问题。例如，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1993年7月21日发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取得股票（股权）转让收益和股息所得税收问题的通知》和1994年7月26 日发布的《关于外籍个人持有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所取得的股息有关税收问题的函》里规 定，对外国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所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发行的B股和 海外股所取得的净收益，和外籍个人转让所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发行的B股和海外股所取得 的净收益暂免征所得税，从而较好地采用单边减免措施解决了境外投资者在我国证券交易所 得的双重征税问题。又如，英国和美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也规定，允许各自国家可以自行根据 国内法律对资本利得征税，而将单边税收减免规定运用于各自管辖区，以减轻或免除双重征 税。?
3、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证券交易环节都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收，而其征税方式则多有不同，总 体而言可分为三类：（1）只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如瑞典、比利时、南非、韩国。（ 2）只征收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意大
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等。（3）证 券交易税和印花税兼有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证券交 易税和印花税主要根据证券发行与交易资本额征税。 一般避免双重征 税的协定并不能减轻这种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所以，我国企业在选择境外上市地点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以使其境外上市成本尽可能更小。?
4、遗产税和赠与税?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生前赠与与死后遗产（包括证券）课以赠与税和遗产税。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 我国目前还未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外国投资者在我国境内拥有的证券因此不会遇到此方面的双重纳税的 负担。所幸的是OECD在1982年制定了避免遗产、继承和赠与重复课税的协定范本，从而开辟 了与避免所得双重征税并行的另一个避免双重课税的领域，OECD中的一些国家为解决遗产、赠与等方面的双重课税问题，近年来已开始了以OECD1982年范本为蓝本的税约的谈判和签订 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逐步推进，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的双重课税问 题必将会得到妥善解决。?
邱永红
篇6：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重点法律问题
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重点法律问题
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重点法律问题徐成涛
随着深入实施国务院国发66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的意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时制定了《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致作为目前金融领域的新亮点――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有了较为具体的操作依据。但农村合作银行的定位属混合型，既非股份制，也非合作制，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股份运作机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因而，在实际操作中仍会出现较多问题。根据银监会的检查结果显示，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商业银行违规问题比较严重，共有1057个机构被查处，占全部被查处金融机构的近一半。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商业银行共有166个高级管理人员被依法取消任职资格，占全部被查处人员的近70％。依法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任务更显迫近，依法组建是农村合作银行健康发展的根基，处理组建中几个重点法律问题是成功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关键。
一、律师在组建中的法律地位
《农村合作银行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应当实行律师见证制度，并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在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法律地位的明确，原因在于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涉及到许多经济、民事、行政、劳动人事政策及法律方面的问题，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很难把握其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特别是对不断出现的最新条文的理解掌握运用。然而作为律师可从法律角度帮助和指导组建的'圆满完成，并且在组建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律师会运用其所掌握全方位的法律知识，依法有效地克服，从而避免重复劳动，避免损失，避免犯罪。在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过程中，律师的作用体现为①保障组建活动的合法性。②沟通和协调组建活动的相关当事人。③组建动作达到相应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因此，律师在组建活动中不可或缺。
二、募股程序的合法性
严格执行《公司法》，募集合法股金，规范开业程序是组建成功的法律体现。
（一）制定募股说明书，公开披露清产核资后的财务数据，未来发展预测，面临的风险因素等各方面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宣传，公告时间不低于七天。
（二）对原农村信用合作社股金处置过程中注重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要制定风险防范预案，防止因宣传不到位引起突发事件，特别是对于股金数额小，户数多，分散广的社员股，制定分期分批退股计划，防止清退时群众集中到柜台办理出现负面影响。
（三）股东代表的选举要体现民主、公平，既要考虑代表素质又要考虑广泛性。股东代表的提名和选举办法由筹备小组初审批后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审议通过。
（四）要严格执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提前十五天对召开创立（股东代表）大会进行公告，将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书面形式送达股东代表。
（五）与银监部门进行沟通，通过任职资格审查，防止不具备任职资格人选进入高管层，不能履行决策的监管职责，违背股民意愿。
（六）发起人、认股人经进行资格审查，在签订发起人协议和入股时，应及时收集入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三年报表、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董事会决议。法人投资入股的资格是审议的重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是否具备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是：
①要求入股法人连续近三年盈利。
②要求入股法人净资产达到30%以上。
③要求入股法人长期投资金不得超过50%。应注意的是，签订发起人协议的法人和自然人，如出现不能按期入股的，只能由其他发起人代为认购，不能更换发起人。
（七）创立大会律师全过程参与，出具法律意见。
三、原信用社的债权债务
按照《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及《农村合作银行暂行规定》的要求，具备条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即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企业改制。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级企业法人，其改制是由一系列法律行为完成。因而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对原信用社的债权债务的承继产生直接的影响。
根据法律法规和当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客观实际，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被改制企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原则上应由改制后接受被改制企业资产的企业法人承担。不论改制采取何种形式，从法律上看，无非是企业法人的终止、变更和重新设立，原企业的资产和债权债务总有新的承继者。
《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管理规定》明确，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信用社是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般担保，并以具体财产偿还债务。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仅是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或投资主体发生了变更，并未中断法人人格的同一性。结合《公司法》第184条“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的规定，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可认定为新设合并，因而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公司法》第184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需要指出的是：
①工商注册登记是企业法人设立、变更、终止的程序要件。是否经过工商注册登记应作为企业改制是否最终完成的重要标志。在审理改制相关案件中，信用社改制后已进行工商变更、设立登记的，应以新企业即合作银行为诉讼主体。如信用社改制后尚未工商变更、注销设立登记的，则应以信用社为诉讼主体，并以原有资产为限承担责任，信用社的财产占有权实际已发生转移的，应将取得该信用社财产的企业、单位或自然人作为共同被告，以其取得信用社财产为限承担连带责任。
②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债权债务转移是法定概括转移，并非约定转移，但《公司法》第184条明确规定：“公司合并应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和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本身是一个正在探索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几乎每个信用社改制均有其独特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在处理组建活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应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对信用社的组建模式的明确，全面了解其法律意义后，再依法作出处理。
篇7：完善我国当前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研析
【论文摘要】 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跨国银行 法律监管 自律管理
前言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 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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