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本文共6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Hilda”提供。
篇1：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19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家、翻译家。
我喜欢书，也还喜欢读书，但是病懒，大部分时间荒嬉掉了!所以实在没有读过多少书。年届而立，才知道发愤，已经晚了。几经丧乱，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窥圆，米尔顿五年隐于乡，那样有良好环境专心读书的故事，我只有艳羡。多少年来所读之书，随缘涉猎，未能专精，故无所成。然亦间有几部书对于我个人为学做人之道不无影响。
第一部影响我的书是《水浒传》。我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叹称之为第五才子书，可以和庄、骚、史记、杜诗并列。我一读，再读，三读，不忍释手。曾试图默诵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绰号，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过五分之一，有人说每一个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张)。也曾试图搜集香烟盒里(是大联珠还是前门?)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片。这部小说实在令人著迷。
水浒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赐进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详，一生经历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有人说水浒作者是罗贯中，根本不是他，这也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水浒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问题重重;整个故事是否早先有过演化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也很难说;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盗一伙人在山东寿张县梁山泊聚义的经过，有多大部分与历史符合有待考证。凡此种种都不是顶重要的事。我读了水浒之后，我认识了人间的不平。
我对于水浒有一点极为不满。作者好像对于女性颇不同情。水浒里的故事对于所谓奸夫淫妇有极精采的描写，而显然的对于女性特别残酷。这也许是我们传统的大男人主义，一向不把女人当人，即使当作人也是次等的人。
第二部书该数《胡适文存》。胡先生生在我们同一时代，长我十一岁，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伟大，其实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道德人品上最为杰出的一个。他影响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话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艺术的极致，却是一切散文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现在看起来似嫌过简，在当时是震聋发膭的巨著。在五四前后，文章写得像他那样明白晓畅不枝不蔓的能有几人?我早年写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为模仿的榜样。不过我的文字比较杂乱，不及他的纯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导杜威的实验主义，后来他就不弹此调。胡先生有一句话，“不要被别人牵著鼻子走!”像是给人的当头棒喝。我从此不敢轻信人言。别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对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寻根问底，不肯盲从。他常说他有考据癖，其实也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
三是他的认真严肃的态度。胡先生说他一生没写过一篇不用心写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确是如此，无论多小的题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狮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
第三本书是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学教授，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卢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他针砭流行的偏颇的思想，总是归根到卢梭的自然主义。
有一幅漫画讽刺他，画他匍匐地面揭开被单窥探床下有无卢梭藏在底下。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第四本书是叔本华的《隽语与谶言》(Maxims and Counsels)。叔本华的基本认识是;人生无所谓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积极的;幸福则是消极的，并无实体的存在。没有痛苦的时候，那种消极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实质的存在。基于此种认识，人生努力方向应该是尽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为根本没有幸福那样的一个东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来了。
我不觉得叔本华的看法是诡辩。不过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当机立断。
第五部书是斯陶达的《对文明的反叛》。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响了我的思想。斯陶达的生平不详，我只知道他是美国人。这本《对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财产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有了私有财产的制度，然后人类生活型态，包括家庭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才逐渐的发展而成为文明。马克斯与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一个小册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声言私有财产为一切罪恶的根源，要彻底的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言激而辩。斯陶达认为这是反叛文明，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打击。
第六部书是《六祖坛经》。我与佛教本来毫无瓜葛。抗战时在北碚缙云山上缙云古寺偶然看到太虚法师领导的汉藏理学院，一群和尚在翻译佛经，香烟缭绕，案积贝多树叶帖帖然，字斟句酌，庄严肃穆。佛经的翻译原来是这样谨慎而神圣的，令人肃然起敬。在丧乱中我开始思索生死这一大事因缘。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对于这位不识字而能顿悟佛理的高僧有无限的敬仰。
据我浅陋的了解，禅宗主张顿悟。说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断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停止常识的想法，蓦然一惊之中灵光闪动，于是进入一种不思善不思恶无生无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状态。在这状态之中得见自心自性，是之谓明心见性，是之谓言下顿悟。禅宗的境界用理性逻辑的文字怎样解释也说不明白，须要自身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第七部书是卡赖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原是一系列的演讲，刊于一八四一年。卡赖尔的文笔本来是汪洋恣肆，气势不凡，这部书因为原是讲稿，语气益发雄浑，滔滔不绝的有雷霆万钧之势。他所谓的英雄，不是专指掣旗斩将攻城略地的武术高超的战士而言，举凡卓越等伦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他都认为是英雄，神祗、先知、国王、哲学家、诗人、文人都可以称为英雄，如果他们能做人民的领袖、时代的前驱、思想的导师。
卡赖尔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认为人类文明是极少数的领导人才所创造的。少数的杰出人才有所发明，于是大众跟进。没有睿智的领导人物，浑浑噩噩的大众就只好停留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证之于历史，确是如此。这种说法和孙中山先生所说“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若合符节。卡赖尔的说法，人称之为“伟人学说”(Great Man Theory)。他说政治的妙谛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为称颂我们的科举取士的制度。不过他没注意到取士的标准大有问题，所取之士的品质也就大有问题。好人出头是他的理想，他们憧憬的是贤人政治。他怕听“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议论，因为人有贤不肖，根本不平等。仅管尽力拉平世间的不平等的现象，领导人才与人民大众对于文明的贡献究竟不能等量齐观。
我接受卡赖尔的伟人学说，但是我同时强调伟人的品质。尤其是政治上的伟人责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质稍有问题，例如轻言改革，囿于私见，涉及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会灾及大众，祸国殃民。
第八部书是玛克斯·奥瑞利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沈思录》(Meditations)，这是西洋斯托亚派哲学最后一部杰作，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为苦修的哲学家，并且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部书真是奇事。
斯托亚派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物质的宇宙之中偏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势出现，如人，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祗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全是寓言。
人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的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玛克斯最感兴趣的是伦理学。按照这一派哲学，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说到的宇宙自然。
人生除了美德无所谓善，除了罪行无所谓恶。美德有四：一为智慧，所以辨善恶;二为公道，以便应付一切悉合分际;三为勇敢，藉以终止痛苦;四为节制，不为物欲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本分，致力于整体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善尽做人的责任。
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范伯鲁(Vanbrugh)的《旧病复发》(Relapse)里有一个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顿爵士(Lord Foppington)，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读书乃是以别人脑筋制造出的东西以自娱。我以为有风度有身分的人可以凭自己头脑流露出来的东西而自得其乐。”
书是精神食粮。食粮不一定要自己生产，自己生产的不一定会比别人生产的好。而食粮还是我们必不可或缺的。书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来多少聪明才智的人点点滴滴的汇集而成，很难得有人能毫无凭藉的立地涌现出一部书。
读书如交友，也靠缘分，吾人有缘接触的书各有不同。我读书不多，有缘接触了几部难忘的书，有如良师益友，获益非浅，略如上述。
篇2：梁实秋散文《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散文《影响我的几本书》
我喜欢书，也还喜欢读书，但是病懒，大部分时间荒嬉掉了!所以实在没有读过多少书。年届而立，才知道发愤，已经晚了。几经丧乱，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窥圆，米尔顿五年隐于乡，那样有良好环境专心读书的故事，我只有艳羡。多少年来所读之书，随缘涉猎，未能专精，故无所成。然亦间有几部书对于我个人为学做人之道不无影响。究竟那几部书影响较大，我没有思量过，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来访问我，她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她问我所读之书有那几部使我受益较大。我略为思索，举出七部书以对，略加解释，语焉不详。邱秀文记录得颇为翔实，亏她细心的联缀成篇，并以标题“梁实秋的读书乐”，后来收入她的一个小册“智者群像”，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联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关书和读书的，编者要我也插上一脚，并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影响我的几本书”。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个我不久以前作过的题目，自以为驾轻就熟，写起来省事，于是色然而喜，欣然应命。题目像是旧的，文字却是新的。这便是我写这篇东西的由来。
第一部影响我的书是《水浒传》。我在十四岁进清华才开始读小说，偷偷的读，因为那时候小说被目为“闲书”，在学校里看小说是悬为历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诱惑，偷闲在海甸一家小书铺买到一部《绿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纸石印本，晚上钻在蚊帐里偷看，也许近视眼就是这样养成的。抛卷而眠，翼晨忘记藏起，查房的斋务员在枕下一摸，手到擒来。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唤我前去应询，瞪著大眼厉声咤问：“这是嘛?”(天津话“嘛”就是“什么”)随后把书往地上一丢，说“去吧!”算是从轻发落，没有处罚，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责的耻辱。我不怕，继续偷看小说，又看了肉蒲团、金瓶梅等等。这几部小说，并不使我满足，我觉得内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读到水浒传才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叹称之为第五才子书，可以和庄、骚、史记、杜诗并列。我一读，再读，三读，不忍释手。曾试图默诵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绰号，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过五分之一，有人说每一个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张)。也曾试图搜集香烟盒里(是大联珠还是前门?)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片。这部小说实在令人著迷。水浒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赐进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详，一生经历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有人说水浒作者是罗贯中，根本不是他，这也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水浒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问题重重;整个故事是否早先有过演化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也很难说;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盗一伙人在山东寿张县梁山泊聚义的经过，有多大部分与历史符合有待考证。凡此种种都不是顶重要的事。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x，替天行道”。一个个好汉直接间接的吃了官的苦头，有苦无处诉，于是铤而走险，逼上梁山，不是贪图山上的大碗酒大块肉。官，本来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体国的官，史不绝书。可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贪赃枉法的官却也不在少数。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会变成为另外一种人，他说话的腔调会变，他脸上的筋肉会变，他走路的姿势会变，他的心的颜色有时候也会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过骄奢的生活，成特殊阶级，也还罢了，若是为非作歹，鱼肉乡民，那罪过可大了。水浒写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气。不平则鸣，容易得到读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责那些非法的杀人放火的勾当。有人以终身不入官府为荣，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较近的叛乱事件，义和团之乱是令人难忘的。我生于庚子后二年，但是清廷的糊涂，八国联军之肆虐，从长辈口述得知梗概。义和团是由洋人教士勾结官府压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义和梁山泊起义不同，不过就其动机与行为而言，我怜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义和团不可以一个“匪”字而一笔抹煞。英国俗文学中之罗宾汉的故事，其劫强济贫目无官府的游侠作风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的赞赏，也是因为它能伸张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读了水浒之后，我认识了人间的不平。
我对于水浒有一点极为不满。作者好像对于女性颇不同情。水浒里的故事对于所谓奸夫x妇有极精采的描写，而显然的对于女性特别残酷。这也许是我们传统的大男人主义，一向不把女人当人，即使当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谓贞操，而男人无。水浒为人抱不平，而没有为女人抱不平。这虽不足为水浒病，但是水浒对于欣赏其不平之鸣的读者在影响上不能不打一点折扣。
第二部书该数《胡适文存》。胡先生生在我们同一时代，长我十一岁，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伟大，其实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道德人品上最为杰出的一个。我读他的文存的时候，我尚在清华没有卒业。他影响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话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艺术的极致，却是一切散文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现在看起来似嫌过简，在当时是震聋发膭的巨著。他的白话文学史的看法，他对于文学(尤其是诗)的艺术的观念，现在看来都有问题。例如他直到晚年还坚持的说律诗是“下流”的东西，骈四俪六当然更不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偏颇的见解。可是在五四前后，文章写得像他那样明白晓畅不枝不蔓的能有几人?我早年写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为模仿的榜样。不过我的文字比较杂乱，不及他的纯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导杜威的实验主义，后来他就不弹此调。胡先生有一句话，“不要被别人牵著鼻子走!”像是给人的当头棒喝。我从此不敢轻信人言。别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为文批评时政，也曾为文对什么主义质疑，他的几位老朋友劝他不要发表，甚至要把已经发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说：“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他的这种批评态度是可佩服的。从大体上看，胡先生从不侈言革命，他还是一个“儒雅为业”的人，不过他对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礼教是不惜加以批评的。曾有人家里办丧事，求胡先生“点主”，胡先生断然拒绝，并且请他阅看《胡适文存》里有关“点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读了之后翕然诚服。胡先生对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寻根问底，不肯盲从。他常说他有考据癖，其实也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
三是他的认真严肃的态度。胡先生说他一生没写过一篇不用心写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确是如此，无论多小的题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狮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庐山偶然看到一个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证。他对于水经注所下的功夫是惊人的。曾有人劝他移考证水经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义的事，他说不，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把研究学问的方法传给后人。我对于水经注没有兴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没有不曾读过的，唯水经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学为文之认真的态度，是我认为应该取法的。有一次他对几个朋友说，写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们明知我们的函件将来没有人会来研究考证，何必多此一举?他说不，要养成这个习惯。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随时注明。有人写信谨注月日而无年分，我看了便觉得缺憾。我译莎士比亚，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导。当初约定一年译两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关注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湾飞到美国，他随身携带在飞机上阅读的书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译本。他对我说他要看看中译的莎士比亚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诉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过我是认真翻译的，没有随意删略，没敢潦草。他说俟全集译完之日为我举行庆祝，可惜那时他已经不在了。
第三本书是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学教授，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我选过他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一课，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于是我对他发生了兴趣。我到书店把他的著作五种一古脑儿买回来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这一本《卢梭与浪漫主义》。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卢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他针砭流行的偏颇的思想，总是归根到卢梭的自然主义。有一幅漫画讽刺他，画他匍匐地面揭开被单窥探床下有无卢梭藏在底下。白璧德的思想主张，我在“学衡”杂志所刊吴宓、梅光迪几位介绍文字中已略为知其一二，只是《学衡》固执的使用文言，对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礼的青年很难引起共鸣。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有一篇很精采的附录论老庄的“原始主义”，他认为卢梭的浪漫主义颇有我国老庄的色彩。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与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新人文主义。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他重视的不是élanv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élanfro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我受他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规模的宣扬他的作品。我在新月书店曾经辑合《学衡》上的几篇文字为一小册印行，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并没有受到人的注意。若干年后，宋淇先生为美国新闻处编译一本《美国文学批评》，其中有一篇是《卢梭与浪漫主义》的一章，是我应邀翻译的，题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三十年代左倾仁兄们鲁迅及其他谥我为“白璧德的门徒”，虽只是一顶帽子，实也当之有愧，因为白璧德的书并不容易读，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难身体力行，称为门徒谈何容易!
第四本书是叔本华的《隽语与谶言》(Maxims and Counsels)。这位举世闻名的悲观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TheWorldasWillandIdea我没有读过，可是这部零零碎碎的札记性质的书却给我莫大的影响。
叔本华的基本认识是;人生无所谓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积极的;幸福则是消极的，并无实体的存在。没有痛苦的时候，那种消极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实质的存在。基于此种认识，人生努力方向应该是尽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为根本没有幸福那样的一个东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来了。
我不觉得叔本华的看法是诡辩。不过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当机立断。
第五部书是斯陶达的《对文明的反叛》(Lothrop Stoddard：“The Revolt againstCivilization”)。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响了我的思想。民国十四年，潘光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住在黎文斯通大厦，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顺手拿起这一本书，竭力推荐要我一读。光旦是优生学者，他不但赞成节育，而且赞成“普罗列塔利亚”少生孩子，优秀的知识分子多生孩子，只有这样做，民族的品质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谟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克拉西”较近于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说。他就是这样有坚定信念而非常固执的一位学者。他郑重推荐这一本书，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达的生平不详，我只知道他是美国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年卒，《对文明的反叛》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此外还有《欧洲种族的实况》(一九二四年)、《欧洲与我们的钱》(一九三二年)及其他。这本《对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财产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有了私有财产的制度，然后人类生活型态，包括家庭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才逐渐的发展而成为文明。马克斯与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一个小册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声言私有财产为一切罪恶的根源，要彻底的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言激而辩。斯陶达认为这是反叛文明，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打击。
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会有不合理的现象，也可称之为病态。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补救，也有人就想象一个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悬为希望中的目标。礼记礼运所谓的“大同”，虽然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实则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尧舜时代未必实现过，就是禹、汤、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当然耳。西洋哲学家如柏拉图、如斯多亚派创始者季诺(Zeno)、如陶斯玛·摩尔，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写。耶苏基督也是常以慈善为教，要人共享财富。许多教派都不准僧侣自蓄财产。英国诗人柯律芝与骚赛(Coleridge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据卢梭与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宾夕凡尼亚去创立一个共产社区，虽然因为缺乏经费而未实现，其不满于旧社会的激情可以想见。不满于文明社会之现状，是相当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于贫富悬殊壁垒分明的现象无不深恶痛绝。不过从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个国家甚至以整个世界孤注一掷的做一个渺茫的理想的实验，那就太危险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积起来的，却可毁灭于一旦。斯陶达心所谓危，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第六部书是《六祖坛经》。我与佛教本来毫无瓜葛。抗战时在北碚缙云山上缙云古寺偶然看到太虚法师领导的汉藏理学院，一群和尚在翻译佛经，香烟缭绕，案积贝多树叶帖帖然，字斟句酌，庄严肃穆。佛经的翻译原来是这样谨慎而神圣的，令人肃然起敬。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后得知他是《新月》的读者，相谈甚欢，后来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刚经讲话》，我读了也没有什么领悟。三十八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林文铮先生是一位狂热的密宗信徒，我从他那里借到《六祖坛经》，算是对于禅宗作了初步的接触，谈不上了解，更谈不到开悟。在丧乱中我开始思索生死这一大事因缘。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对于这位不识字而能顿悟佛理的高僧有无限的敬仰。
六祖坛经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不待考证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禅宗大旨尽萃于是。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阐明宗旨还是不能不借重文字。据我浅陋的了解，禅宗主张顿悟，说起来简单，实则甚为神秘。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参究的把鼻。说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断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停止常识的想法，蓦然一惊之中灵光闪动，于是进入一种不思善不思恶无生无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状态。在这状态之中得见自心自性，是之谓明心见性，是之谓言下顿悟。
有一次我在胡适之先生面前提起铃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骗人的!”我不作如是想。铃木不像是有意骗人，他可能确是相信禅宗顿悟的道理。胡先生研究禅宗历史十分渊博，但是他自己没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禅宗的奥秘。事实上他无法打入禅宗的大门，因为禅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说明，只能用简略的象征的文字来暗示。在另一方面，铃木也未便以胡先生为门外汉而加以轻蔑。因为一进入文字辩论的范围便必须使用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才足以服人。禅宗的境界用理性逻辑的文字怎样解释也说不明白，须要自身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看胡适铃木之论战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两个人不站在一个层次上。一个说有鬼，一个说没有鬼，能有结论么?
我个人平夙的思想方式近于胡先生类型，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见鬼之后对于来自威吞堡的学者何瑞修说：“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能梦想得到的。”我对于禅宗的奥秘亦作如是观。《六祖坛经》是我最初亲近的佛书，带给我不少喜悦，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
第七部书是卡赖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Carlyle：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the Heroic in 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讲，刊于一八四一年。卡赖尔的文笔本来是汪洋恣肆，气势不凡，这部书因为原是讲稿，语气益发雄浑，滔滔不绝的有雷霆万钧之势。他所谓的英雄，不是专指掣旗斩将攻城略地的武术高超的战士而言，举凡卓越等伦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他都认为是英雄，神祗、先知、国王、哲学家、诗人、文人都可以称为英雄，如果他们能做人民的领袖、时代的前驱、思想的导师。卡赖尔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认为人类文明是极少数的领导人才所创造的。少数的杰出人才有所发明，于是大众跟进。没有睿智的领导人物，浑浑噩噩的大众就只好停留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证之于历史，确是如此。这种说法和孙中山先生所说“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若合符节。卡赖尔的说法，人称之为“伟人学说”(Great Man Theory)。他说政治的妙谛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为称颂我们的科举取士的制度。不过他没注意到取士的标准大有问题，所取之士的品质也就大有问题。好人出头是他的理想，他们憧憬的是贤人政治。他怕听“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议论，因为人有贤不肖，根本不平等。仅管尽力拉平世间的不平等的现象，领导人才与人民大众对于文明的贡献究竟不能等量齐观。
我接受卡赖尔的伟人学说，但是我同时强调伟人的品质。尤其是政治上的伟人责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质稍有问题，例如轻言改革，囿于私见，涉及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会灾及大众，祸国殃民。所以我一面崇拜英雄，一面深厌独裁。我愿他泽及万民，不愿他成为偶像。卡赖尔不信时势造英雄，他相信英雄造时势。我想是英雄与时势交相影响。卡赖尔受德国菲士特(Fichte)的影响，以为一代英雄之出世涵有“神意”(“pineidea”)，又受喀尔文(Calvin)一派清教思想的影响，以为上帝的意旨在指挥英雄人物。这种想法现已难以令人相信。
第八部书是玛克斯·奥瑞利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沈思录》(Meditations)，这是西洋斯托亚派哲学最后一部杰作，原文是希腊文，但是译本极多，单是英文译本自十七世纪起至今已有二百多种。在我国好像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不多。我在民国四十八年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协志出版公司印行。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为苦修的哲学家，并且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部书真是奇事。
斯托亚派哲学涉及三个部门：物理学、论理学、伦理学。这一派的物理学，简言之，即是唯物主义加上泛神论，与柏拉图之以理性概念为唯一真实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托亚派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物质的宇宙之中偏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势出现，如人，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祗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全是寓言。人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的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至于这一派的论理学则包括两部门，一是辩证法，一是修辞学，二者都是思考的工具，不太重要。玛克斯最感兴趣的是伦理学。按照这一派哲学，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说到的宇宙自然。人生除了美德无所谓善，除了罪行无所谓恶。美德有四：一为智慧，所以辨善恶;二为公道，以便应付一切悉合分际;三为勇敢，藉以终止痛苦;四为节制，不为物欲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本分，致力于整体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善尽做人的责任。
《沉思录》没有明显的提示一个哲学体系，作者写这本书是在做反省的功夫，流露出无比的热诚。我很响往他这样的近于宗教的哲学。他不信轮回不信往生，与佛说异，但是他对于生死这一大事因缘却同样的不住的叮咛开导。佛示寂前，门徒环立，请示以后当以谁为师，佛说：“以戒为师。”戒为一切修行之本，无论根本五戒、沙弥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以及菩萨十重四十八轻之性戒，其要义无非是克制。不能持戒，还说什么定慧?佛所斥为外道的种种苦行，也无非是戒的延伸与歪曲。斯托亚派的这部杰作坦示了一个修行人的内心了悟，有些地方不但可与佛说参证，也可以和我国传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克己复礼”之说相印证。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范伯鲁(Vanbrugh)的《旧病复发》(Relapse)里有一个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顿爵士(Lord Foppington)，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读书乃是以别人脑筋制造出的东西以自娱。我以为有风度有身分的人可以凭自己头脑流露出来的东西而自得其乐。”书是精神食粮。食粮不一定要自己生产，自己生产的不一定会比别人生产的好。而食粮还是我们必不可或缺的。书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来多少聪明才智的人点点滴滴的汇集而成，很难得有人能毫无凭藉的立地涌现出一部书。读书如交友，也靠缘分，吾人有缘接触的书各有不同。我读书不多，有缘接触了几部难忘的书，有如良师益友，获益非浅，略如上述。
篇3：我喜欢的几本书美文
我喜欢的几本书美文
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在我所读过的书中，《人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书之一。无独有偶，这本书也是出自路遥的手笔。同样以陕北高原为生活背景，主人公高加林虽出身农村，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路遥为我们带来一个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的故事。
对于高加林最后的结局，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感到唏嘘，我也不例外。多少有点“伯乐不识别千里马”的感觉。可是，细细分析开来，你会发现：高加林最后的结局不是偶然的。
说到高加林，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刘巧珍和黄亚萍。巧珍喜欢加林，在高加林的村里，她是一块“金子”。在高加林从学校回家种地后，她给了高加林精神上莫大的鼓舞，高加林从中挺了过来，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但是，高加林的理想不在这里，而想去城里发展，这点刘巧珍心里明白：她留不住加林哥。同样，黄亚萍属于城里的，和一名出身农村的人在一起也不可能。她和高加林是同学，上学时就曾经有过好感。加林后来做了县里的一名宣传通讯干事后，两个个人的交往就多了起来，特别是采访南马河公社暴雨事件后，两人更是形影不离。这些都是巧珍无法给与的。后来由于张克南妈妈的告密，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
高加林第一次受到打击，是村支书高明楼和能人马占胜合谋的。本来在那好好教书的，却被村支书的儿子三星代替，他们给了高加林当头一棒。这同时也是社会造成的。后来，由于加林的叔父调到当在的劳动局任局长，他们把加林调到城里，当了宣传干事。这给了处于低落中的高加林以最大的'安慰，从采访南马河公社那里可以看出，他属于这里。
一方面造成高加林的悲剧在于社会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有他自身的因素。高加林有理想，是好事，但离开现实生活去追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就会被生活抛弃。 他的感情是丰满的、有血有肉的，同时也是贪婪的。他不满足于现实当下的欲望似乎是很可笑的，若是往深处想一想，就会觉得十分悲壮。这是他性格上的致命弱点。
篇4：我的父亲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篇5：我眼中的梁实秋
许久未曾见过这么好的阳光，我随意轻抚着风中翰墨的香，缕缕都是文字的流淌。在文字里，有人见了淡淡的血痕;在文字里，有人孕育了岩浆般涌动的力量。而我眼中的梁实秋，却始终在文字里散淡地编织着闲庭落花，云影似梦，箫诉流芳……
“散淡“，这便是我对梁实秋的印象。无论他怎样的乐生旷达，优雅风趣，都汇不浓他品味人生的从容。忽然忆起闻一多先生形容孟浩然的话，说他将诗冲散了，平均分布，谈到令你疑心其有无，于是成了一个诗的孟浩然。我想这样的评价于梁老，也是相宜的。尽管梁老未必就同了孟夫子那样避世隐遁，寄情田园山水，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那份恬淡与达观自乐，却已古今相通。因而梁老的文字与人生，也就如“微云谈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般经得起时间的玩味了。
然而我初识梁实秋，却并非因为“散淡”。多年前，当我拜读鲁迅的杂文，我便与梁老相识。周树人寥寥数笔，而梁老即荣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尊称。我也曾一度以为梁某人不过一“御用文人”，但我终究理解了他，理解了他温和的无奈。在大时代里，面对民族的痼疾，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同样在探寻着济世良方。他们不是激进，他们亦没有锋芒。他们不同于学究天人而稽古治学的章炳麟，他们亦不同于心忧天下而大声疾呼的鲁迅。他们温和的文人，信奉的是中正平和。我妈见得梁实秋是多么殷切地向传统的闲情雅趣中去追溯，去重新拾起遗忘了的温暖记忆。于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器物，山水，人情，风月，生灵，也就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没有几人能像他那样质朴而闲适地体察万物，如清泉般细细勾勒事物的生机焕发。我疑惑他是怎样以淡定从容去应对不关风月的刀光血影，去应对“走狗”的责难与质疑，然而我见着了他的微笑。也许梁实秋们、林语堂们所主张的情调确实无法解救当时的国民，但却无损于他们人格的光彩。他们的成与败，意义已尽在言外。
读梁实秋的文字，你会感到他那种不同于自然的天成。她是如此的热爱生活。所以生活才在他笔下绽放了那样美妙的趣味，在他旷达的心里，世间万物皆可去细细体味其中的情韵。因而他的文章里有的是雅致，是练达，是洞明，是会心一笑的风趣。可难道他就没有苦楚吗?在凄风苦雨笼罩过的海岛上，面对病痛的捉弄，他却依旧风度翩翩地把玩着人间风景，并以一颗孩童般的心自得其乐。梁老暮年，身患糖尿病，然饕餮之性不改。一日赴宴，凡遇“冰糖肘子”之类的甜食均是停箸不食，大家固深以为然，不料待到八宝饭上桌，梁老却一改前态，大快朵颐。——原来梁老性爱啖八宝饭，苦于疾病而不能多吃糖，只好舍“肘子”以就“八宝”，苦也?乐也!有人说是从中悟出了梁老的人生取舍之道，但在我看来，这分明是他以如此天真而顽皮的态度去笑对苦难。既然如此，人生中一切的痛苦也变成了趣味，成了体验，成了甘之如饴的风光。然而流云易过，再艰难的旅程便也不经意的驶过了。
有些人执着于大街上的熙熙攘攘，可他只会静伫在书房独拥一方阳光。清风拂过，一切寻常，他轻呤着隽永的芳芬，一杯香茗，一曲流觞，浮生扰扰若梦，不如闲斟流光……
【梁实秋简介】
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於19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後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後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後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篇6：我眼中的梁实秋
许久未曾见过这么好的阳光，我随意轻抚着风中翰墨的香，缕缕都是文字的流淌。在文字里，有人见了淡淡的血痕;在文字里，有人孕育了岩浆般涌动的力量。而我眼中的梁实秋，却始终在文字里散淡地编织着闲庭落花，云影似梦，箫诉流芳……
“散淡“，这便是我对梁实秋的印象。无论他怎样的乐生旷达，优雅风趣，都汇不浓他品味人生的从容。忽然忆起闻一多先生形容孟浩然的话，说他将诗冲散了，平均分布，谈到令你疑心其有无，于是成了一个诗的孟浩然。我想这样的评价于梁老，也是相宜的。尽管梁老未必就同了孟夫子那样避世隐遁，寄情田园山水，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那份恬淡与达观自乐，却已古今相通。因而梁老的文字与人生，也就如“微云谈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般经得起时间的玩味了。
然而我初识梁实秋，却并非因为“散淡”。多年前，当我拜读鲁迅的杂文，我便与梁老相识。周树人寥寥数笔，而梁老即荣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尊称。我也曾一度以为梁某人不过一“御用文人”，但我终究理解了他，理解了他温和的无奈。在大时代里，面对民族的痼疾，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同样在探寻着济世良方。他们不是激进，他们亦没有锋芒。他们不同于学究天人而稽古治学的章炳麟，他们亦不同于心忧天下而大声疾呼的鲁迅。他们温和的文人，信奉的是中正平和。我妈见得梁实秋是多么殷切地向传统的闲情雅趣中去追溯，去重新拾起遗忘了的温暖记忆。于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器物，山水，人情，风月，生灵，也就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没有几人能像他那样质朴而闲适地体察万物，如清泉般细细勾勒事物的生机焕发。我疑惑他是怎样以淡定从容去应对不关风月的刀光血影，去应对“走狗”的责难与质疑，然而我见着了他的微笑。也许梁实秋们、林语堂们所主张的情调确实无法解救当时的国民，但却无损于他们人格的光彩。他们的成与败，意义已尽在言外。
读梁实秋的文字，你会感到他那种不同于自然的天成。她是如此的热爱生活。所以生活才在他笔下绽放了那样美妙的趣味，在他旷达的心里，世间万物皆可去细细体味其中的情韵。因而他的文章里有的是雅致，是练达，是洞明，是会心一笑的风趣。可难道他就没有苦楚吗?在凄风苦雨笼罩过的海岛上，面对病痛的捉弄，他却依旧风度翩翩地把玩着人间风景，并以一颗孩童般的心自得其乐。梁老暮年，身患糖尿病，然饕餮之性不改。一日赴宴，凡遇“冰糖肘子”之类的甜食均是停箸不食，大家固深以为然，不料待到八宝饭上桌，梁老却一改前态，大快朵颐。——原来梁老性爱啖八宝饭，苦于疾病而不能多吃糖，只好舍“肘子”以就“八宝”，苦也?乐也!有人说是从中悟出了梁老的人生取舍之道，但在我看来，这分明是他以如此天真而顽皮的态度去笑对苦难。既然如此，人生中一切的痛苦也变成了趣味，成了体验，成了甘之如饴的风光。然而流云易过，再艰难的旅程便也不经意的驶过了。
有些人执着于大街上的熙熙攘攘，可他只会静伫在书房独拥一方阳光。清风拂过，一切寻常，他轻呤着隽永的芳芬，一杯香茗，一曲流觞，浮生扰扰若梦，不如闲斟流光……
世界在他眼中早已是生趣盎然的模样……
忽闻表姐的爷爷去世了，我惊愕，也难过。我知道，那一刻，表姐一家的悲痛更加深切，是何等的肝肠寸断啊!
表姐的爷爷，是我妈妈初中时期的老师，一位令人景仰的数学老师。听妈妈讲，那时他给妈妈和同学们带几何，在妈妈的印象中，每次上课时他都携带一副木制的教具——一个大大的三角板和一个奇大无比的量角器。几何老师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姓冯名子衍。冯老师那时大概四十多岁吧?但高大魁梧，肤色白净，腰背挺拔，气息中透出一股英武来，令人不难想象出他年轻时是怎样的英俊潇洒!冯老师不光几何教得好，还极具艺术气质。他虽然不是音乐老师，但拉得一手精湛的手风琴，二胡也是他的挚爱。学校每年举行歌咏比赛，都见他端坐一方为师生们倾情伴奏。闲暇之余，同学们总能看到几个老师围坐在他的身旁，全神贯注的谛听那悠扬的旋律从二胡中飘出。那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就是那时深深地钻入了妈妈和同学们的耳朵和心底。
冯老师还是一个好父亲。表姐的爸爸是独生子，表姐的妈妈嫁进冯家，冯老师和夫人如亲生女儿一般对待她，后来孙子孙女相继出生，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表姐的妈妈也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她温婉善良，聪明能干，深得冯老师的赏识和爱护。表姐的爸爸常不无诙谐(多少含有一点妒意吧)地对表姐的妈妈说过“你在爸妈的心目中完全替代了我呀!”表姐的妈妈脸上便溢满了幸福的红晕，自然，她对公婆也更加敬爱有加了。
光阴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冯老师已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今，惊闻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怎能不令亲人伤心悲痛呢?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告慰冯老师的在天之灵。在电话的端头，我极尽能事劝慰悲伤中的表姐和她的爸爸妈妈要振作起来。表姐哽哽咽咽，断断续续地在电话中给我讲起了许多有关她爷爷的事情。冯老师说自己的父亲是名门望族之后，祖籍河南，前辈在清朝时期在朝廷里任要职。冯老师一生简朴，为人处世温厚有节、含蓄凝重。他承袭家族高贵的血统，以书香门第正统思想来教导子孙。冯老师毕业于有名的大学，为了支援大西北来到甘肃任教。我能想象出，当年冯老师是怎样的满腔热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和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投入到火热的建设大西北的革命工作中去，而且子子孙孙扎根在了这里。这使我联想到了那些“为了中国的核事业，献了父辈献儿孙”的核工业的先辈们，他们是一些精英分子，经过了党层层政审合格，放弃了广东、上海等大城市，奔赴三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中国核工业的高潮。冯老师和他们一样，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我们的大西北。山川生情，河流有知!他们的精神将永远与这片土地永存!
如今，冯老师已离去，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记叙他点滴生平事迹，谨以此来深切缅怀这位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