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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
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
1、政治经济学课教学改革的原因
1.1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传统教育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教科书和教师的讲授。当今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片面强调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滔滔不绝讲解;另一方面，学生紧张记录。形成了教师对教学内容单向输入，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第二，片面强调教材的作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教材，而教材内容通常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学生及时了解经济理论最新动态。第三，片面强调校内课堂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是在学校课堂中进行，学生所学知识未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感性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使学生进入社会后应变能力较差。
1.2 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表现为科学抽象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定性分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长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往往更多的是注意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忽视三大基本方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机结合，这样不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准确认识，不利于其将来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政治经济学课教改的实施途径
2.1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开展多元化教学。
2.1.1 课堂教学采用三段法，知识传授由浅入深。第一段：教师对前次内容简单回顾，提出具有一定深度并与新课紧密联系的问题，学生回答，老师点评，由此导入新课，增强教学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第二段新知识点讲解。这是课堂教学中最重要部分，主要分三个层次完成。第一层次，运用科学抽象法对基本知识点进行分析叙述;第二层次，选择典型实例进一步分析。正是充分运用这一方法，使学生对枯燥的教学理论有了更深刻理解。第三层次，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总结归纳知识点，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又有了进一步认识。第三段：课堂练习，授课之余，笔者参阅了大量资料，编制出适合学生使用的习题集，由学生课堂独立完成，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其对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
2.1.2 结合青年学生活泼好动，反应快，独立意识强的特点，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教师将教材中某一部分内容交给学生通过讲课形式解决，对有争议的问题采用辩论、讨论方法解决。
2.1.3 注重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及时更新和精炼教学内容。①教材选择始终处于动态更新和调整过程中，一改过去教材不变、教案陈旧状况，使教材常新教案常新。②及时将一些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特征，使基础课教学得到优化，理论更联系实际。
2.1.4 考试形式多样化，力争使考核内容能够真正检验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精髓掌握的情况，以及运用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专科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本课的特点，采取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2.2 打破学科授课独立化过程现象，实现交叉学科的有机结合。笔者在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负责讲授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民族、政党等内容的学科。与政治经济学有相通之处。在教学中，采用横向联系法，从两个学科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讲解，从而大大拓展和加深了学生对相关问题的了解，更关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2.3 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多年来，始终不忘读书，努力科研，将科研实践的体会和科研成果以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传授给学生，激励学生敢于、善于独立思考和敢于创新。
2.4 以满腔热情对待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保证教学工作的圆满完成。
3、政治经济学课教改的成效
3.1 实现了学生学习态度的转变。学生对本门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即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吸纳，变知识传授为能力自我培养。
3.2 学生及时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为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3 由于采用了演讲、辩论、课堂讨论的方法，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勇气，树立了自信心，锻炼和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规范了行为举止和仪表仪态，塑造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
政治经济学课教育改革的重要一支，改革还处于不断探索之中，还有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
篇2：新时期政治经济学教学论文
新时期政治经济学教学论文
在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课程不受欢迎，学生兴趣不大的现象。许多政经教师也纷纷选择了别的课程教学。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把政经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令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理论，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经课程不受学生欢迎的主观及客观原因，并提出关于改进政经教学的一些看法。近年来在高校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的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效果欠佳、课程不受欢迎，学生不想学、老师不愿教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1)政经“过时论”和“无用论”的影响。许多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已无指导意义，而且政治色彩浓厚，理论抽象，学之既无用处又无趣味。加上政治经济学通常在大一开课，学生们忙于应付英语、数学两门基础课，更不愿意将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上，上政经课看英语书、做数学作业的大有人在。(2)西方经济学的冲击。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涌入，西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而且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与此相应中，政经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脱节，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应用西经代替政经，这更降低了学生学习政经的积极性，虽然目前的情况是政经与西经并存，但学生对西经的重视已明显超过政经。(3)教材原因。现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规范分析，从理论到理论，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教材内容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对实践缺乏指导能力。而且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分内容与高中经济常识有重叠，容易让学生产生“吃剩饭”的感觉。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把政经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令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理论，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为提高政经教学的质量，我认为在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在政经教学中，老师首先要把基本原理讲清讲透，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其次要培养学生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我国目前已在市场机制的建立、国企改革、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可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到政经理论的有用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观念和理论相悖的问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也没有剩余价值，而实际上，两者都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就存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否则会使政经理论与现实相背离，缺乏说服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根据改革开放的现实，把深奥、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贴近现实、具体易懂的实例来阐述，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洞的说教，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而在案例教学中要注意的是，首先案例应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紧密，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案例必须是通过对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筛选和提炼而得的，要具有较强说服力与代表性，符合教学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
二、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吸引力与时效性
1、营造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和气氛。课堂气氛对教学有极大影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课堂上师生间不沟通、不互动，是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的。必须使用各种手段，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启发他们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首先可采用“提问式”教学及安排课堂讨论。当代大学生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渴望沟通和交流，有较强的表现欲和探求欲，必须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每堂课的教学中，可根据具体内容，在讲授前首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去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讲到劳动力商品的问题时，可以提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否是商品？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再引导学生去认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和内涵，然后与我国劳动力现实情况相结合，最后得出结论。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其次课堂讨论也是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一种重要方法，特别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课堂讨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但在组织课堂讨论之前，教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题目的设定、资料的收集、论点及论据的组织和课堂讨论形式的设定等。
2、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参考资料，扩大有效信息量。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足够的信息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要重视指导学生阅读课外参考资料，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例如，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反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实践的书籍等，鼓励他们阅读相关报刊杂志，通过这些书籍报刊杂志的阅读，扩大学生的信息来源。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过时。要达到直观生动的教学目的，多媒体教学是最好的方式。它可通过文字、图象、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加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但多媒体教学也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首先必须加强对多媒体教学的研究，提高制作多媒体软件的水平，并收集多媒体教学所需的图像资料等。
三、处理好大学政治经济学与高中“经济生活”课程的衔接关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内容，学生在高中阶段学过、考过，大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绝不是对这些内容的简单重复，必须向纵向加深，横向拓展，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升华，不要给学生“吃剩饭”的感觉。此外，对这些内容还可采取专题讲授的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提供最大量的信息，把个别重点和难点讲深、讲透。
总之，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尽力而为的事。
篇3：探析债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探析债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二、货币视角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1.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并服从于其价值理论。货币运动作为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与价值运动形成推动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货币量不是独立的，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在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就是马克思的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数学表达式为⑥：PQMV=(1)其中，M为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水平，Q为流通中的商品数量。白暴力、吴红梅通过公式推演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与新古典货币理论中的费雪方程式遥相呼应，二者在纸币流通体系内近似相等，但在金属货币体系内有所不同，都可以用下式表示⑦：MV=PQ(2)价格总水平PQ取决于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导致总量价值关系脆弱化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化会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确保再生产的运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会使得总量比例失衡。债权债务关系锁链集中体现了私有制关系，因此它会导致总量价值关系的变化。正如梁东黎指出的，诸如鲍莫—托宾模型等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并未充分考虑马克思所说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锁链⑧。
篇4：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两篇
政治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一：思想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一、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
鉴于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提高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树立起为经济管理服务的理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各种工作机制，解决企业内部矛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障。
政治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二：政治经济学三性研究
一、时代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苏东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三、国别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立足点还是我国的经济改革者建设事业。无论是回顾经济学史还是探讨当代西方经济，目的都是有所借鉴，把自己的事办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各种矛盾和关系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各种经济理论的难题需要得到破解，这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问题，也有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背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事实上，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经济课题值得我们深人研究。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转轨过程中的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不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就学得不扎实，最多只能说有点理论功夫，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经济学教学的任务必须十分注重它的国别性，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
篇5：自考政治经济学原理学法指导论文
自考政治经济学原理学法指导论文
一、教材分析
从1月份开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经济管理类专业启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版新教材。新版教材的逻辑结构更趋合理，便于考生整体把握，但内容增加，需要考生理解和记忆的东西明显增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体系结构。
新版教材在体系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把整个体系分为五篇二十二章，将一般原理和范畴集中在第一篇，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构成第二、三篇，第四、五篇阐述了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2.考点变化。
新考点主要分布在以下知识点上：(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2)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3)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4)劳动联系的经济形式、劳动交换方式及其特征；(5)价值的形成与创造；(6)价值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劳动者；(7)资本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8)分工与协作的关系；(9)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10)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1)资源配置的任务、目标、方式；(12)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含义；(13)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14)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其途径；(15)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16)渐进式改革的历史地位、特点；(17)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处理好的关系问题；(18)小康社会的实现目标。据以往经验，每有新版教材推出时，其新增内容都是命题的高度关注区。
二、学法指导
1.系统复习，善于整理。
有很多考生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自己学的时候好像挺明白，但是考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没有理清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只靠死记硬背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它比较抽象，而且涉及内容多，知识范围广，各章节阐明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密切联系，内容环环相扣。例如，理解了商品，就理解了货币；理解了商品和货币，对资本的理解就迎刃而解了。要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没有捷径，只看题典不看教材，猜体押题都将事倍功半，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全面掌握。何谓系统学习？就是认真通读教材，按照大纲要求，做好各章考核的知识点标记，然后整理、理解。大纲是编写教材和命题的依据，大纲明确列出了各章节的课程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可以此为线索看教材是如何分析的。如果对某些知识点印象不深或理解不透，则说明这部分内容还欠缺，再重复读教材，把这些问题弄懂。
分析历年试卷可以看到，虽然考试面广，但是答题一般只要答到要点就会得基本分，所以建议考生将笔记整理成框架式，详略得当，要点明确，便于记忆。整理时注意先后顺序、逻辑联系，在普遍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对一些跨学科跨章节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可以前后相互对照着复习。例如，第四章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可以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内容一起思考，从而提高理解深度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2.明确重点，抓住关键。
在系统复习后，考生对整个教材的概貌就会有所了解，有总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考生应进一步有重点地深入学习，即对整个学科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弄懂弄通，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用一些事例来加以解释和说明。因为重点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关键性原理，是理解其他问题的枢纽，掌握了它，就容易把握教材的全部内容。
本课程重点如下：第一篇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及劳动价值论；第二篇是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论、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第三篇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和国民收入分配；第四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第五篇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
如何记忆以上重点呢？考生不要一看到题目就背，那样短时间内即使背出了过后也还是忘。可先“思考”后“做”，在“思考”的基础上“做题”。“思考”就是对每个问题及其内在联系认真地想：首先从问题中找到要点，然后从要点中找到关键词，将关键词记住，再反过来用自己的话将关键词扩展为要点，将要点组合成问题，最后用自己的话对要点作一些必要的说明，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比较全面了。一个大问题，关键词只有几个，才比较容易记住。
例如“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这个知识点内容很多，考生可把它分三个层次来回答。第一层次为定义；第二层次分析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条件；第三层次分析相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过程。这个问题内容很多很难，但抓住关键就好掌握了。关键句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价值—降低生活资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超额剩余价值，然后将关键字扩展为关键句，再作一些说明，答案就完整了。
在全面系统学习和掌握重点的关系中，全面系统地学习是最主要的，在全面系统学习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考生通过掌握和领会重点问题，就能带动对全部课程内容的`理解。
3.答题技巧。
(1)识记类型题
该题型一般以单项选择题形式出现，特点是点多面广，识记性强，答案具有唯一性，但缺少灵活性。该类题虽然每小题分值低，但总分值占每份试卷的30分，所以不能轻视。
应对单项选择题的基本办法是理解原理、熟记要点，也就是考试大纲中要求“识记”的知识点。但大纲上的知识点较为琐碎，概念很多怎么办？从历年的命题情况来看，单项选择题大多数考的是每一章每一节中最基本的知识点，因而在复习的时候，考生应把这些知识点理出来，把一些有可能出选择题的关键句子列出来，以填空题的方式熟记。以7月试卷为例：第4题：纸币的发行量取决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实际上是一种让考生从试题的标准答案看试题，掌握应对试题的方法。那么知识点的重点又在哪里呢？从历年试卷分析看出，在于每一章的黑体字和标题。以207月试卷为例：第3题：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是(制造消费资料部类所占比重下降，制造生产资料部类所占比重上升)；第5题：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还有第9、12、16、17题，等等。
这类题是最容易拿分的，答案规范标准，不易在选项上产生异议。在答此类题时，考生应仔细审题干，弄清题目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然后根据题目内容的要求去选项，避免草率地看题干、仔细地选答案的做法。因为选项答案中有些句子本身可能是正确的观点，但正确的观点不一定是该题所要求的最正确的答案。如年7月试卷中选择第19题：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摇)。A.制订垄断价格；B.获取高额垄断利润；C.掌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权；D.协调垄断组织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仔细审题，就会感觉4个选项都是对的，可仔细一看，题干的关键字“归根结底”，所以只能选B。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该份试卷的选择第26、28、29题中。
(2)领会类型题
该题型一般以多项选择和简答题的形式出现，是基础知识、原理进行基本理解和简单应用的层次，是对考生基本分析问题能力和解释能力的考核。题目大多是在大纲要求“领会”的部分，一些简单的识记题，答案分第一第二第三的，在以往的命题里也会少量出现，但是大部分是在大纲“领会”的部分。
多项选择题由于所给的正确选项在2—5个之间，是不确定的，因此它在整个试卷中难度最大，该题中关联性、层次性多，对干扰项中迷惑性大的考生要仔细识别、比较分析，真正不会做的，不要空白，凭现有记忆的内容，跟着感觉选也比放弃得分机会要好。
简答题要求答题要点全面、紧扣题意、简明扼要，不要面面俱到、长篇大论。论述再多、再深刻也只得一个要点分。简答题涉及名词概念时，必须回答名词概念，这是简答题不可少的要点之一。如“商品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的”这个问题，就要求回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在简答题中凡有区别和联系，必须既回答联系又回答区别，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只答一个方面，就会丢掉一个要点分。
(3)应用类题型
该类题型是以论述题的形式出现，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所学基本原理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并加以论证，该类题目在大纲的“领会”和“应用”部分。它需答内容多、层次多，是一份试卷中最难的部分，论述题三选二，第一题为大部分考生所选，选二、三两题大致各为50%。难度高，分值高，失分也最多。考生在答论述题时要注意：不要“联系实际”应用、发挥，只要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加以概括、组织即可。考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的取舍、重新组织，反映出考生对原理的理解、把握，以及文字的组织、表达能力。
答好论述题，考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审清题意，明确题目要求，即明确答什么，大约有几层要点；二是理清思路，分出层次，先答什么，后答什么；三是排出次序，把想好的要点、思路写在草稿纸上；四是正式答题。这样既会有条理，又会紧扣题意。如：“金融资本是怎样形成的？金融寡头如何实现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要求回答定义、形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四点，层次思路十分明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考生才能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仅是考试过关，而且要弄懂弄通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些原理解决一些实际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顾学荣编著.政治经济学原学原理自学考试题典..
[2]李晨吉，白莉莉.整理课：一种独特的课程类型.中国教育学刊，2010，(7).
篇6：高中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思想的探讨论文
关于高中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思想的探讨论文
针对高中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特点,要深入探讨其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分析;要突出时代特色,让“老理论”焕发新光彩;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中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的学科。理论知识的教学和实践行为的训练结合得十分密切。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提高政治理论的素养，还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分析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政治学科所具有的教学特点，为我们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关键是看我们教师如何真正做到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真正做到“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组织教学。为此自己在教学活动中，能注重从新课程理念中汲取营养，从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着手，创设以质疑、讨论为主的课堂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1.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思想
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2.创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不仅能使学生热爱知识，乐于接受知识，而且使学生主动地追求知识，创新知识，唤起学生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培养学生的创造人格品质和创新精神。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指出：“人的先天潜能是无比优秀的，后天的教育就是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使之得以实现。”因此在政治课课堂教学中实施创造性教育首先必须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尤其要创设安全自主的心理环境，这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前提。
传统的应试教育，过分强调“教师权威”、“师道尊严”、把学生看成教师的“附庸”。有的教师甚至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手段对待有不同看法的学生，这不仅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而且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恐惧的心理。学生害怕失败、嘲笑和惩罚，对教师“惟命是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问一个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改革课堂教学管理中的“惟师”、“一言堂”、“家长式的统治”的作风，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教学管理，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目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教师应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或书本不同的看法，形成一个互相讨论、互相促进的教学相长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对学生大胆探索、敢于质疑的表现，教师一定要给予积极的评价。要让学生看到自己的点滴成功，要平等地对待学生。
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素质的一代新人，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新课程改革紧紧围绕“教育创新”这个主题，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要求教师自觉转变教学方式，并努力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究者。因此，作为政治老师要在不断学习和深刻理解新课程标准的同时，切实转变教学行为，大胆用新课程理念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平台，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有所作为。
3.要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
3.1将“讲授法”和“启发式”教学法结合起来。所谓讲授法是教师运用语言系统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以教师活动为主，不易发挥学生的积极和主动性，容易形成注入式教学。
启发式是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学生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总是的能力。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和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师生间的问答对话而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方法。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和方法，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将这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让学生主动的来思考问题，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的知识。
3.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政治经济学”教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多给学生讲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能与政治经济学挂钩的新闻时事，然后我们教师把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观点、原理等与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现实事件。教会学生通过从现实中具体发生的事件来联想到自己所学知识,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读死书、死读书”。
3.3采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在政治经济学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教师的备课工具和彩色黑板,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与社会热点新闻、时事焦点等等现象的沟通。为学生多打开一扇通向现实社会的窗户。
无可质疑，任何一种单一、长期运用的教学模式，都必定会引起学生的“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用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4.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不断学习先进、优秀的教学思想
现在的高中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人们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大多数教师都选择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此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它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的重点及主要精力用在了概念的界定、逻辑推理和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上，而较少关注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这就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不断寻求自身教学思想的不足之处，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
篇7：政治经济学中的三个伪问题探讨论文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的口号。
篇8：论中国证券市场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
论中国证券市场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
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其改革目标总是为了发挥市场功能来推动其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变。但市场功能并不会简单地由于市场化改革而得到确立和贯彻，市场功能将随改革的具体实施而体现并起作用，且市场功能的具体体现和作用的发挥要受到所实施改革的规定。Merton在《金融中介功能观》中认为，功能是稳定的，机构结构会随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这一观点实际上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学者视自身制度安排为一般制度安排的倾向。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当各种参照市场化模式的规范化努力一次又一次被打了折扣之后，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向市场化模式转轨的过程，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基于自身的制度背景而发生的自我改造过程。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表明，市场的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市场功能会随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市场制度的建立与演进，本身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市场本身推进着市场制度的调整与演进，也就是说，其市场制度所依据的立宪层面的规则，就是市场本身。而非市场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其市场化改革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的问题，这就是市场化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既然存在着对于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规则的立宪选择，那么，就有可能选择一个不同于标准市场化国家的立宪规则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改革过程所依据的规则这一立宪层次的选择，规定着改革所推行的市场的具体功能。非市场化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果进行改革所依据的规则不同于标准化市场制度的话，那么所实施的市场制度其功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在于，价格将发挥显示机制与分配机制的作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在一个不确定的平台上进行，行为主体独立地承受成本和收益。这些也构成了市场的基本功能。不过，市场的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并不是绝对地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一旦推进市场制度，市场的这些基本功能就将完整地自行发挥出来。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模式，而是可能被修正的。市场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虽非人可设计但却是人之行动的产物的概念。市场当然是可以由人的行为而发生变化的，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不能庞统地使用市场这一概念。要认识到市场是经由我们的行为而形成的，因而，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所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总会给所推行的市场带上特有的色彩。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受到选择市场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受到各行为主体力量格局的规定。更进一步的，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实际上规定着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最终可能发挥的具体功能。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案例，来考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是如何影响市场功能的具体实现与运行。中国证券市场是依据计划规则而建立并运作的，因而，其功能的具体实施要受到这一立宪选择的规定。本文从市场风险的控制、市场中的产品、市场与机构这几方面对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情形进行具体的讨论，阐述在立宪层面选择不同于标准市场制度的情形下，市场功能所可能发生的差异。这里的追问当然表明，如果当初在建设证券市场时，依据的是一个不同的立宪规则，那么，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发挥，将会有不同的情形。但是，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讨论的目的只在于对中国证券市场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入和准确的考察，能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演进有一个更为前瞻性的理解。而且，非市场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是应当依据自己国家的特点，进行有自身特色的市场化制度建设，只有这样，市场这一制度才可能不断扩展，不断丰富。市场制度只有在融合中才能扩展。
之所以以中国证券市场作为案例基础，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真正体现了市场化改革所要带来的根本性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演进，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在这之前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资源配置。如果掌管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命脉的金融没有实质性市场化改革，那么，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还将依然处于集中性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中国市场化改革为市场这一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空间，是有限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是受到规定的。这样的规定是通过政府对于金融的控制而实现的。原先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功能的受限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贯彻的。因而，证券市场建立之前的市场，不足于作为考察立宪选择对于市场功能影响的案例基础。证券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政府必须具备驾驭市场所实际发挥的具体功能的能力，才能保证市场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与立宪层面的选择相适应。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而控制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建立，政府则必须直接地介入市场，才能够规定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所以，中国证券市场无疑提供了考察立宪层面选择影响市场功能差异的案例基础。也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背景和分析框架，才能够解释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到最近的基金黑幕)。
一。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立宪依据
证券市场是资金的供给者与资金的需求者直接沟通的场所，在这里，投资者直接地感受并承担其资金所可能受到的损失，也拥有得到高回报的机会。因此，证券市场作为一种相对于间接融资的资金融通方式，其独特性在于，投资者在这里直接地参与实质经济中的投资形成决策。正因为如此，所以证券市场从而证券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独立性的确立及资金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二是投资者的自组织的空间。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对于证券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经济的货币化及参与投资决策主体的变化相关的。证券业因投资者直接参与投资决策的需要而形成并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大，表面上看是由融资的需要导致的，实质上是由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需要而造成的。随着经济主体收入的增长，从而其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的增大，其自主运用资金的意识随之增强。也就是说，随着经济主体可运用资金的增加，经济主体参与投资决策的要求提高了，这导致了直接融资比重的上升。每一行为主体都有成为一个融资中心的愿望。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多样化、社会成员与阶层的复杂化、动机的多样化，使得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处理风险的手段与方式也必须多种多样，金融产品的丰富与不断创新无疑需要直接融资的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类型已不再仅仅是国有与集体两种，而是演变为多种行为主体。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也形成了各地区、各部门自身的利益，在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逐步产生与发展，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出现了多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新型商业银行、由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银行演变而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外国独资与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的恢复。这些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了多种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愿望。与此同时，国家不再承担个人的退休、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个人不再是仅仅为了未来的消费而储蓄，而是要考虑如何投资以使自己的储蓄保值增值以保障未来的生活。这些，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但是，中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一直采取谨慎并有所限制的政策，信托投资公司自产生以来，就与清理整顿联系在一起;城市信用合作社在获得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很快就被改组为城市合作银行;个人的退休保障基金与医疗、就业等保障基金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建立起真正商业化运作的制度。这些，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一直被严密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这之外的资本没有形成真正的组织化，而是以分散化的形式存在着，非国有性质企业及个人在形成与创建金融机构与创新金融产品上几乎没有空间。因此，尽管家户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拥有量在增长，但如果他们自主运用资金受到抑制，那么间接融资的中介作用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家户与非国有企业资本尽管有自主运用自主寻求出路的要求，但并不能对既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占统治地位的投资决策程序构成很大的压力，仅这一点不足于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因此，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最大动机在于，利用市场属性所决定的市场参与者自主承担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原则，把原来国有商业银行因承担政策性功能而隐含的国家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同时，通过对市场属性的修正，使资本市场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来的投资决策程序。资本市场本应是各类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场所，在这里，每一主体都既是资金的需求方，又是资金的供给方。可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完整的资金运用主体。我国把证券市场中的参与者一分为二，一是资金的需求方，即国有企业，二是资金的供给方，包括非国有性质的各类企业与个人投资者。这一方面排斥了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自主运用资金的其他可能性，必然影响其投资的效益;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大多数非国有性质企业在证券市场运用资金的权力。
因而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虽然不可避免是各方行为主体共同驱动导致的，但却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本身是被中央政府作为一种资源来运用的，这样一种市场化改革过程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是在计划规则下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一明确提法突出表明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具体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这一立宪规则的规定。
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候选对象大多数系国有企业，由条快政府部门控制，股票债券等证券资源的配置仍然采用计划分配和审批模式：企业申报、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发行额度，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也主要是国有性质。这是一个依靠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系统推进金融系统市场化的过程。
中国把资本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这里的核心在于要把国有企业在银行的债务，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本金，而且这一股本金要由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来提供。这一投资秩序规定了中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原则，即，通过行政性的干预使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限制企业债券的发行;保证上市公司股票的顺利发行，严禁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市，这需要对发行价格进行行政安排，在证券市场的功能变为单一的情况下，以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模式维持证券的简单交易是合适的。这些，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基本特征。
二。市场风险的控制
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案，以替代原先的非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但如果更进一步地从管理风险的需求来看，那么，可以认为市场首先是作为处理风险的机制而存在的，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服从于市场的处理风险功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立宪层面选择不同对于市场功能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人们风险感受的作用而影响市场功能的。
1.立宪层面选择与风险感受，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立宪层面的规则选择本身，规定着人们的风险感受、规定着风险的形态。因此，当立宪层面的选择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人们的风险感受难于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证券市场的建立依据计划规则的情形下，人们自然还是沿袭计划规则下的风险感受。
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由国家统一安排经济活动，这时，对于各类经济单位及个人来说，是无所谓风险的。因此，市场化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不断释放的过程，即由国家统一承担、统一处理的风险，转变为由各类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承担、自主处理风险的过程。但这样一个过程的真正展开，依赖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如果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是计划规则，那么，对于参与市场的行为主体，市场就不可能被视为市场中各行为主体相互冲突的不确定性平台，行为主体仍然要把在市场中的交易理解为与政府的交易，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所以，在这样立宪规则下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没有真正地转换行为主体的风险感受。或者说，最为重要的在于，人们尽管感受到风险，仍然不是一种切身的感受，仍然要国家具体负责和承担风险。
2.管理风险主体的独立性问题
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出发点决定了其风险管理的方式及这一方式的变化特征。也就是说，风险承担的转移是不容易的。
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这表明个人与家庭的投资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个人与家庭的理财能力、管理风险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应该说，个人与家庭收入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而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量不断增加，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也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特殊的情形。如果在个人金融资产迅速增加的同时，能够相应地增加个人的投资渠道，提高个人管理风险的水平，那么，国家通过改革所释放的风险就能够真正地得到个人和家庭的承接。但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这两个过程并没有衔接好，个人与家庭并没有获得与其金融资产相对应的风险管理选择权利与手段。
最重要的是，机构投资者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的需求。对于单个的个人与家庭来说，要求其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过份的要求，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总是要体现在其能够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上面。如果机构投资者的产生与建设不能体现不同个人投资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
3.风险的处理
金融风险的管理与化解，依赖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风险的重新组合与转移，风险不是在监管中得到消化的。目前中国对于金融风险，更多的是采取行政性的办法。
中国建立与发展证券市场，希望由此把国家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可是，市场上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承担风险，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市场来规避风险，而在市场中规避风险需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但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所依据的立宪选择，限制着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这样的立宪层次选择下，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处理表现为：在各类经济单位和个人日益感受到风险的同时，其自身管理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管理风险所要求的市场条件和机构建设也受到抑制，风险表现为不断累积，国家实际上仍然作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国家金融监管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成为直接的风险管理实施者，而没有专注于风险管理制度规则的建设与监督。
三。市场中的产品
债券市场发展缓慢，特别是企业债券，每年债券发行额度大部分都未用完， 与其它计划额度供不应求形成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国债发行规模日益增加。
股票与企业债券这两种金融产品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不同发展程度，可以说是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特征的关键。当国有企业
没有完成根本性的改造时，国有企业同非国有性质的投资者之间发生的债务，最终都将由国家来承担，在这里只有国家信用，而没有独立的民间信用。因此，企业债券的发行，将对国有企业制度和政府调控经济模式的改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促使国家信用之外的多种信用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企业债券的发展，需要并依赖于民间信用的发展。对于企业的运营来说，股票本来是比企业债券更具影响力的金融产品，但国家通过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设置，使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不会因为市场交易而变化，这样，股票成为国家改变国有企业债务比率从而也改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但又不需要改变管制经济模式的一个方法。可以说，只有当政府放开企业债券市场时，才表明政府真正下决心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才表明非国有性质的各类投资者能够真正自主地在资本市场上运用他们的资金。
改革开放来，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个人信用制度以及有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制度。微观信用基础一直没有形成，名副其实的微观信用基础上的高资信等级公司债券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甚至上市公司，但国有性质使得这些公司仍然难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信用，经济和金融投资领域的法治环境还未形成，代理行为和道德危机现象突出。国家本来希望通过企业债券增加企业直接融资途径，同时将风险分散至微观投资主体。在企业发行主体缺乏独立信用的环境下，国家为控制支付风险，只允许发行A级以上债券。并且在发展企业债券的同时，建立了信用评级制度和评级机构，规定企业债券发行前，必须经有资格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但由于发行主体、中介机构等参与者责任不落实，地方政府、企业和评级机构往往不管企业经营好坏，不管是否能够到期兑付，采用实际上不可靠的担保，使债券达到A级以上。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本身没有独立可执行的微观信用，债权人难以对企业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算，债权人对企业清算的法律执行成本非常高，违约的企业债券支付责任从发行企业由政府协调转移至债券的承销券商或者国有商业银行，从地方政府转移至中央政府，企业债券兑付的信用风险最终仍然由国家承担。因此，除以国家信用支撑的国债外，尚未形成信用等级名副其实的公司债券市场。从国债热销、以往发行的A级以上企业债券大多数出现支付违约以及目前企业债券发行困难中可以看到，企业主体有效的投 资等级微观信用及其金融工具非常短缺，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对证券发行的数量、品种实行了行政性的管制，使我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以股票筹资为主的受局限的股票市场。在这样的管制下，股票在一定时期里自然成为稀缺品，如果发行人与承销商因股票稀缺而大大提高发行价格，那么肯定打乱政府扶持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计划。因此，对股票发行的价格实质管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当股票的神秘性被揭开后，股票已不稀缺，此时再实行价格管制已没有必要。
四。市场与机构
由于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政府管理风险的一个手段，因此，市场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基于市场来进行的，在这里，不存在默顿意义上的市场与机构之间的螺旋。中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政府金融监管的一个个支点。在我国，信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单位和组织来维系的。
市场的结构决定机构的行为，但市场的结构同时又是由机构的特性决定的，是由市场的参与主体决定的。如果主体的构成是趋同的，那么市场的结构与风险形态自然是趋同的，相互之间进行对冲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正如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时代一样，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没有自己的业务，因此，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不可避免地在货币市场上违规拆借。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市场，才能理解中国的机构及其行为。不能再陷入中国信托投资公司那样的循环中，整顿-违规-再整顿-再违规。不能庞统地提发展机构投资者，需要的是不同风险的机构投资者。
五。市场功能与市场的演进
市场本身是推动规则变动的场所，市场的建立，最终要影响立宪层面的选择。这其实是市场本身不断演进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的立宪功能的一个体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各类经济主体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和相应的金融资产准备以应付自我承担风险管理的需要，国家也不可能承担更多的风险管理责任。因此，接下来风险管理合乎逻辑的演变只能是，各类经济主体将从自身管理风险的需要出发，推动一系列制度规则的形成。
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既是国家主导的金融秩序结构的产物，又为这一秩序结构的改造铺就了基础，即为个人投资者的分化和组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个人投资者的分化(多样化)、组织化，以及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形成，中国金融系统的改革逻辑将开始一个新的过程。
篇9：中国经济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中国经济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经过前人的分析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经济模式是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立足于本国国情、结合前人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特殊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支持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支持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必须加大对该经济模式的发展力度，不断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使之朝着更优方向发展。
一、我国经济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我国也逐步展开了所有制、产权制度等的改革与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该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中国特色。该经济制度不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社会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加灵活、变通，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形式。
(二)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变革、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必备之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制度，也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进。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其中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调节各个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发挥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具有强大的国家干预功能，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我国经济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范式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改革也持续进行，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演变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不足以形成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此时，比较经济学地位开始上升，当时中国极为推崇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理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企业改革主线论等，都为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比较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国最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灵活吸收、积极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制度，它推动着我国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场经济制度，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正向变革，然而，其劣势与缺陷也极为明显，体现在：缺少规范性，虽然可以立足于实践来对比、分析当前的经济制度，然而，却忽视了制度转移理论的发展。同时，该理论的发展相对抽象、无法实用与实际。
(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运作并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兴起，不断地发展并完善着中国经济模式。我国开始依托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探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关键点：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受到关注，严格区分于普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明显体现出：四大主体形态，具体为：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体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制度，我国越来越放眼看世界，逐渐吸收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经济模式的完美结合，是将中国国情融入于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敢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建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三、总结
中国经济模式是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立足于本国国情、结合前人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特殊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支持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支持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必须加大对该经济模式的发展力度，不断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使之朝着更优方向发展。
篇10：浅析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财务管理学的意义论文
浅析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财务管理学的意义论文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但很少有人讲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财务管理学有什么具体意义。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从现实实践来看，都需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正面回答。当今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学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的，企业财务管理也需要处理好企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企业的财务关系与财务活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是用来处理生产关系、财务关系的，但一定要与企业的生产力、财务活动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他认为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人所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企业财务管理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来分析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必须对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出发点保持清醒认识。这一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是建立在企业生产力、企业财务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根据企业生产力、企业财务关系来理解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不能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与财务关系。
企业财务管理必然涉及财务利益分配问题，必须对企业中日益严重的财务利益分配两极分化现象保持警惕。财务利益分配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目共睹。私营企业还难以摆脱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财务利益两极分化还将长期存在。但作为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还是有义务提醒企业所有者、经营者，要尽量避免财务利益两极分化扩大化，资本家要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管理要对财务利益分配两极分化严格加以控制，在制定企业财务政策方面要有清醒认识，要限制那些容易导致财务利益两极分化的财务政策在企业合法化。要注重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对强化资本收益的财务政策要敢于说“不”，比如不容许资本参与税前收益分配，不容许资本所有者拿高额年薪等把更多利润装入自己口袋的行为在企业存在，不容许利用资本特权大搞财务利益输送等。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应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财务价值观，树立劳动创造价值理念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理念。我们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要鼓励人们诚实劳动，而不是鼓励人们惟利是图、投机取巧；要鼓励人们精诚合作，而不是尔虞我诈；要鼓励人们树立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要鼓励人们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坚决抵制做假的账行为。过去批判企業“利润挂帅”固然不对，但把利润当成企业的唯一目标，形成利润崇拜、利润拜物教也不正确。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忽视资本利得，但也不能无原则放大资本利得，要让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而不是让资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
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社会，企业财务管理对此也要有所作为，不能成为生态危机的加剧者，而应该成为遏制生态危机的有生力量。可以肯定地说，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原因很多，企业是重要原因之一，主要在于企业资本对利润的疯狂攫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也是无止境的。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要对企业资本的使用做出限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财务活动严加制止。要鼓励企业在修复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投资，要在企业环境会计、环境财务管理方面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教材还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内容，如资金运动理论、利润分配理论、财务监督理论、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财务利益关系理论等。后来因为强调与国际接轨，一边倒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务管理教材，企业财务管理教科书就难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踪迹，这应该是我们的失误之处，今后应该加以纠正。
篇11：政治经济学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平等劳动其生
摘要：本文主张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平等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表现为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发展机会平等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矛盾的表现；平等劳动是动态概念，经过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等阶段逐步发育完善。另一方面，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有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劳动生产力应当是起点范畴。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其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工业化”。我国工业化进程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工业化，市场经济中的内生工业化，到当前正在形成的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逐层展开理论分析，系统回答实践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奇迹何以产生，中国道路通往何方。本文根据这一思路，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作大纲，并且对各部分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平等劳动；劳动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我们能做什么
自从底，*********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体系建设工作的进展如何首先，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从中宣部布置的重大课题项目，到中国社科院、教育部，已经有多个重大项目开始建设并取得进展，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进展大多还是停留在方法论研究、体系建设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框架结构的争论上，真正有质量的理论进展并不多。问题出在哪里呢理论进展的最大障碍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在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上同志们并没有形成共识。比如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哪些核心范畴是什么这个体系的建设以哪一个理论范畴为起点没有形成共识。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应该是怎样的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还是根据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初所设想的六册结构，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或者建立一个以制度、体制、运行、发展若干个板块为特征的体系结构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当然也就不能往前推进理论工作者的协同创新。尽管一年多来，大家在这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如大家所看到的，短期内弥合分歧，消除争议，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要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一个庞大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条件还不成熟。当然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成果或者已经形成共识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编写一个类似于教科书这样的东西，弄一个所谓政治经济学新综合。但是这样的东西很难包容真正的理论创新，逻辑上一定是不连贯的，缺乏系统性的，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具有强大逻辑力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目前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怎么办当然，讨论需要继续推进，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必须等到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圈内形成基本共识以后，再来组织协同攻关，构建完整的体系能不能换一个思路，选择另一条路径我认为从实际出发，换个思路会更有效率。那就是在当前已经形成的某些共识的基础上，求同存异，鼓励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或者学者团队）独立探索，分头推进，形成若干个有个性特征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术思想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多个不同理论成果之间进行比较，通过集体选择来逐步达到共识，也许是更加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式。与其像现在这样，大家对最终应当形成的完美体系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倒不如大家分头完成自己的工作，形成若干独立成果，进而加快研究工作的步伐。也许，这些分头完成的各不相同的初步成果，并不相互冲突，不需要用一个替代另外一个，结果很可能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接近同一个客观对象；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反映同一个客观真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高度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其理论表现也很可能是多角度多形态互为补充的综合体。
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不要害怕争论，不要压制争论，也不要以为争论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压倒一个，一个取代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繁荣昌盛，要创新发展，我们的学者就要克服唯我正确，唯我独马的心态，学会从不同的理论观点中看到合理的成分，借鉴有益的养分，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发展中，实践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实践尚未充分发展的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环境相比当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环境存在差异。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向完善，其制度本质已经展开的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进行《资本论》创作的。在此之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分别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下，独立完成了各自与当时实践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异，无论从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来看，都是不完善的。但这些理论成果仍然满足了当时实践的需要，仍然为推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实践互动的规律。也许我们今天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未来的日子里会被新的更加科学的理论体系所取代，但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一个时代的经济学者，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我们以满足当代实践的需要为己任，不会为自己成果达不到《资本论》的科学深度和逻辑完美性而感到羞愧。实践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终将越来越完善。
基于以上认识，我根据自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累，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构想，这个构想当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希望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来进一步地修改。
二、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
科学研究从来是问题导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核心的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完整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新中国近70年的建设实践，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给社会主义简单地下定义，像教科书那样从定义出发，以定义为落脚点，这种从理论出发的思路是写不出好东西，拿不出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必须围绕中国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普遍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中国奇迹何以产生其二，中国道路通往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成功展开，国内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理论专著和论文涉及以上话题，给出了不同答案。关于第一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解释，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这种理论与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恰好契合，具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把这一理论解说放到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全世界有那么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早于中国实行了完全市场化，为什么它们的增长业绩都不能如中国这样令人瞩目，其中大部分国家至今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比较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大国印度，以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不严密不言自明。因此，有许多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教条解释中国问题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增长奇迹，试图建立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最早如林毅夫等人的论著，[1]近期如琳达·.岳所著《中国的增长》，[2] 如文一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3] 阿格列塔等人所著《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制传统》，[4] 以及罗思义所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5] 这些理论成果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敏锐与深入研究却是共同特征。相比而言，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动作要慢些，效率更低些，至今还没有拿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当然，现有理论成果是有缺陷的，其共同缺失是答案大多只是讨论“中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却很少涉及“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即中国成功背后的深层原因，给人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事实上，中国近70年的经济增长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环境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做出不同的努力，给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解释在这些阶段中国人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能够取得了成果，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中国实践的成功，更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每每能够做对为什么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能选择正确的方案，即使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能够及时纠正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只是中国人特别幸运还是应该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必然原因
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始终充满争论。国外的多数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必然通往资本主义，人类历史到此已经终结。甚至国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认定中国道路已经走偏，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或者难免走向资本主义。国内学界的争论同样存在，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不过是不愿意明言而已。由于改革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劳资冲突、贫富不均、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关于中国道路基本走向的积极的正面的论证，往往感觉证据不足，底气不足，有将理想强加于现实之嫌。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心问题、信仰问题，而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群众基础问题。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70年的历史事实，发现这一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图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
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回答两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中国奇迹何以产生”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它有哪些经验与不足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又将如何这里的重点是制度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道路通往何方”的问题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是怎样的这里的重点是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未来的预测应该以70年历史发展的事实为根据，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理论判断的证据。两个问题都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考察的视角不同，前者以发展生产力为线索，后者则以生产关系自身的发展为线索。也可以这么说，前者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后者则关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将这两条线索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难点。不难理解，只有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才会有说服力。只有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才会有说服力，才有逻辑的力量，才能掌握群众，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三、平等劳动是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说到体系建设，首先想到的是选择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近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讨论比较多，观点自然也各式各样。比如顾海良教授主张以劳动生产力为起点范畴，颜鹏飞教授主张以特殊商品为起点范畴，等等。既然要构建体系，当然首先要把逻辑起点确认下来，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讨论起点范畴应当首先以确定核心范畴为前提、为基础。在逻辑体系建设核心范畴尚未确定之前，先讨论起点范畴可能为时尚早，或者说有些本末倒置。《资本论》为什么以商品为起点马克思首先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时候确定了资本这个核心范畴，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资本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生产总过程这个大框架之上的。这个体系框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而货币是商品一般等价物，所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要从最为抽象的商品范畴开始，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分析。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是否也要用资本范畴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或者以公有资本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中的确十分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有资本现象在实践中的存在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承认。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很多人仍然不接受公有资本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逻辑体系存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阻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发展，需要尽快解决。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在运动中不断变换自身形态的价值体，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人身条件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劳动者个人还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下，解决个人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必要的社会形式。资本利用市场竞争的外在强制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性强制，强制劳动者个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提供剩余劳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公有资本现象公有资本当然仍然是资本，仍然是一种强制地获取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但与私有资本不同，这里体现的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内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集体意志对劳动者个人意志的强制。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需要积累剩余劳动推进社会进步，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企业，仍然是资本所有者指挥下的劳动组织，仍然是像股份公司这样的资本主权型企业。公有资本的确是一个矛盾体，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理论逻辑中接纳这一概念，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公有资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理由是：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分离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已经被颠倒过来。这个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有资本也只是劳动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而不再是作为劳动者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阶级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这对范畴中，劳动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讨论公有资本，以及私有资本，并且重新定义资本一般概念，但这些范畴在这个范畴体系中应当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应当成为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其次，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也不是一个贯穿始终、覆盖全部的事实，至少从苏联和新中国的历史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经历了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市场经济关系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公有制经济也没有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在计划经济的国家大工厂里，有科层等级制的命令服从关系，但是没有竞争的外在强制，没有企业主体之间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竞争。公有资本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将这样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现象，拿来做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当然不适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从企业层面看，公有资本只是在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的公司制企业中占有更大份额，中小企业中私有资本仍然占有绝对多数。尽管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相互混合，但是资本所有权的界限并未取消，公有资本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
我们主张用平等劳动取代资本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首先，平等劳动是社会生产关系范畴，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和劳动力发展机会平等的全面经济关系。这与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理解相一致。
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公共所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经济关系中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是平等劳动的关系，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劳动从公有制经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形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对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拥有平等权利，通过集体决策行使共同权利。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知情权、提案权和表决权，而这种决策的平等权利正是共同劳动中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制度保障。分工平等，也就是按个人劳动能力分配劳动岗位，善渔者渔，善樵者樵，善耕者耕，善织者织；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在共同劳动中发挥自己的特长，管理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则承担起共同劳动的管理职能。这是各尽所能的分工原则，符合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分配平等，也就是劳动者按劳动贡献分配共同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甚至不劳动者不得食。只要物质财富尚未充分涌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存在矛盾，物质资料的分配就不能不遵循这种平等原则。在这里，平等表现为以劳动为同等尺度，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劳动者联合体内部通过平等协商组织社会生产，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共同体原则。因此，这里的决策平等，并不单纯是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相反，共同利益是集体决策的依据，每个劳动者在决策中所行使的是平等的公益社员权，而不是劳动力个人所有者的私益权。平等劳动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是天赋特权，但同时也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后天的学习同样是导致个人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平等的原则应当延伸到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社会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不仅是现在的劳动者，尤其是未来的劳动者），包括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同等机会的在职培训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缩小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其他非主观努力因素带来的能力发展机会不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劳动大体就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平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身份具有两重性，他既是公有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又是自身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协调。公共利益要求积累剩余劳动，个人利益却将劳动视为牺牲或负担。因此，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在双重人格间挣扎，作为两个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自己与自己博弈。他们通过集体决策来控制个人行为，通过经济激励制度迫使个人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个人在集体劳动中则普遍存在“搭便车”倾向，倾向于以更少的劳动获取更多的报酬。显而易见，“两个”要素所有者之间存在着排他性产权关系，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个特别的经济学概念，谓之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即公有产权对其所有者成员个人的排他性。[6] 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劳动集体不得不接受一位专门的监督管理者，委托 制不可避免。 人作为专业的管理者，代表公产主体同时行使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职能，因此也就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了公有产权对外与对内两个排他性权利。 人为全体劳动者当中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个体而与其他人对立。整体对每个个体的矛盾演变为单个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全体成员的相互监督演变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监督。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在一个平等的经济环境中合乎逻辑地产生。这就是社会主义一百年历史的事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在平等劳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它给予我们研究的素材，发现的好奇，创新的灵感。
需要强调的是，平等劳动是现实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法权观念、道德观念或者关于平等的社会理想。观念形态的劳动平等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形成的初期，表现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劳动平等观是现代社会历史进步的产物，是农奴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即拥有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经济事实在法权意识中的体现，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换劳动产品的现实经济关系在法权意志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被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否定。但建立在自身劳动所有权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不平等的加剧而在劳动群众的意识中强化。特别地，当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财富与劳动被完全分离的时候，劳动平等的权利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劳动群众的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构成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基础，成为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过渡的思想动力。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需要借助这种历史形成的、具有“普世价值”形式的道德力量。但是，这里所说的平等劳动首先是真实的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本质的关系。因此，作为与这种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权利观念与意志关系的劳动平等也就赋予了新的内容，它不再是个体劳动者之间平等交换的权利，而成为公有制经济中联合劳动者的共同意志。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平等劳动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进而，劳动平等才取得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平等劳动是动态演化的经济范畴。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理想中的观念的存在。但是，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平等劳动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若干个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阶段。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几代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付出艰苦努力。这里需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落实，也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那种因为社会主义百年实践所经历的挫折与磨难，因为社会主义当前现实的缺陷与不足而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嘲笑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提炼平等劳动概念的人，缺的是一点点历史感，缺的是对这个制度朝向既定目标成长的理想和信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70年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关系的发育，可以划分为“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和“自由的平等劳动”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转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而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换，则就在当下。从共享的平等劳动再向自由的平等劳动转化，将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只是这一转化必然会发生，以及这一转化发生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条件等等。
作为基本经济关系，平等劳动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所有环节，因此可以通过企业、产业、区域、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开放经济等环节，来充分展开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劳动的全面分析。
四、劳动生产力是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
讨论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似乎可以从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起点范畴。但是，如此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缺少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点，即平等劳动（也就是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通过强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和维持一个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就能实现的。平等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征并不是直接从公有制的形式规定中产生，其平等规定的历史性与内在矛盾的必然性，也不可能从抽象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到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根源在于当代生产力，在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将劳动生产力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叙述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当代生产力的矛盾引申出平等劳动的性质，展开有关平等劳动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形式地看，平等劳动的逻辑起点是劳动，这顺理成章。但是，劳动是一个适合所有社会经济形式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身的规定性而言是十分简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劳动开始，难以体现经济制度的历史特征，更难以充分展开经济制度在自身矛盾中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劳动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有目的性和生产性是其不可缺少的规定性。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生产性，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的主要活动领域当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但劳动的生产物并不一定都是物质产品，它同时可以包括各种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务活动和精神产品。这个劳动的生产性规定，将劳动和闲暇、娱乐这一类人类活动区分开来。最后，按照概念使用的约定俗成，劳动活动一定是有益的。这涉及到价值判断。但劳动的有益性仍然是有关劳动概念的必要规定之一。有些人的活动尽管也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如诈骗和盗窃，它们肯定不属于劳动范畴。再进一步分析，劳动并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活动，人类总是组织成为社会，从自然获取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消费资料。因此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劳动，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独立个人的生产活动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人类劳动从来是一群人分工协作的共同活动。因此，劳动活动并不总是直接针对着自然物，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物或者自然过程才是劳动活动的基本对象。劳动过程中需要人与人的合作，为促进这种合作而从事的人类活动，即所谓交往活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管理劳动、营销活动也都可以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劳动活动的这种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劳动概念的二因素，即它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劳动社会形式。任何一种特定的劳动社会形式，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劳动生产力。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那个时代劳动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作为劳动特殊社会历史形式之一的平等劳动的时候，也同时需要，并且首先需要讨论与之相匹配的劳动生产力。关于劳动范畴的更丰富内容，必须在此二因素的分析中逐步展开。
平等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形式，在此之前，劳动的社会历史形式曾经经历过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等劳动终将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由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一方面，平等劳动扬弃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性质，形成劳动者阶级内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是因为当代生产力高度的社会化和全球化受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丧失。不仅地球生态承受能力临近极限，而且阶级矛盾的张力不断积累。由于全社会一般利润率不可逆转地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在销蚀，不得不依靠周期性的巨大破坏来延续生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经济基础更加和谐的新社会来取代。另一方面，平等劳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强行突进到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是因为当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因此劳动时间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职业专门化的分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于机器系统的从属地位，导致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满足个人消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因此，社会财富还需要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社会还必须利用“你干活，我给钱”，“我给钱，你干活”的法权意志，来强制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平等劳动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它的突破（扬弃），都不能单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信念。
结合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劳动生产力起步的研究方式更有它特殊的含义。20世纪崛起的东方社会主义，产生在一系列后发国家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关键时刻，这些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个政权能否兑现承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包围下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无论从国家安全，国际贸易的需要看，国家手中拥有的物质手段贫乏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两个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最急迫的任务。与此同时，发展生产力又是最艰难的任务，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封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积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启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在执政党决策中的首要性。正如*********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
以劳动生产力作为起始范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讲劳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将此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中国，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何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进程观察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演化进程，据以分析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阶段划分依据，以及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它的历史趋势、它的未来走向等等。
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是逻辑体系展开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生产过程的有关章节，曾经附带讨论过生产力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讨论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以及自然条件。”[8]53又比如，在讨论劳动过程的相关章节，马克思分析了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202 这些思想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上，需要有关劳动生产力的专门分析，需要更加深入而细致地展开分析。
劳动生产力，即人类以劳动创造（从自然获取）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这是组织成为社会的人的能力，因此又称社会生产力。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现象，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这一点前面已有讨论。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现象的另一层含义是：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知识积累的成果，而不是自然界力量的积累，不是作为自然进化结果的人类基因的进化。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人的先天的生理能力由基因决定，其自然演化以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数亿年为时间尺度，因此对更小时间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力演化没有解释力。生产力的变化包括技术变化和制度变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前者是自然知识的积累，后者是社会知识的进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都具有负熵流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既是历史范畴，其发展与生物进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进化适应性的表现；又是社会范畴，其社会进化的主体与生物进化不同，不是基因进化，而是文化进化。
生产力的进步会具体“物化”在生产要素上，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技术积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组织的进步。其中，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更本质更关键的环节。现代生产力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般生产力”，即社会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创新劳动的积累。从宏观历史尺度观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可以依据人的能力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1）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狭隘人群孤立发展的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力；（2）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满足多方面需求的社会生产全面能力体系；（3）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生产能力。[9]104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人的能力，既包括个人劳动能力，更强调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劳动的整体能力。
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工业化”。农业生产不可能规模化，因此也不可能形成国内乃至全球市场，形成普遍物质变换；没有市场规模就没有分工推进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因此也不可能满足越来越多方面的需求，总之，社会不可能形成全面生产能力体系。工业化是第二大形态全过程的特征，工业化进程的生产力以机器生产为基本特点，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是一个连续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大机器生产的内在逻辑，至今依然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只要这一过程未完成，职业专门化分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劳动就依然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就依然是物质财富的尺度，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就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组织主要依靠两种结构，一曰市场，二曰科层。作为市场经济生产主体的企业是市场与科层的结合。因此，劳动生产力不仅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它总是内在地包含生产关系的部分内容。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更多是视角的差别，观察重点的差别。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表现为不同生产力的性质规定，同时产生不同的生产力的数量规定（生产率）。因此可以区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平等劳动，因此，我们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称作平等劳动的生产力。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有较长时间的进化过程。工业化进程又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发展经济学一般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在这之前和之后，还有前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现代演化经济学一般主张以能源与生产工具的变化为依据划分工业化的阶段。华裔学者文一在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工业化成功国家的共性特点时，使用了强制工业化和自生动态工业化的概念。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出发，我们借鉴文一的概念，用强制工业化、内生工业化与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来描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我们的研究重心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内生工业化阶段，它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乡村工业和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工业阶段、高新产业阶段等若干分阶段。
以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为观察范围，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绝不仅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质量与规模以及劳动组织方式，才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包括纯粹流通性劳动，也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生产力。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影响生产力，这是不言自明的。企业的营销活动，尽管它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生产规模，影响企业产品的实现程度，因此影响企业的财务效率，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当代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就是生产力。金融领域的活动同样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资本严重短缺成为工业化起步的主要瓶颈，如何组织社会资本，如何引导居民储蓄，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水平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工业化，这是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通过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总之，劳动生产力的研究与平等劳动的研究同样是立体的，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研究领域。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方向不变的数量增加，而生产力的量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生活资料的数量增长与种类增加，表现为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粗略地计算生产力，即单位劳动的产出数量，但是很难将多样化需求量化。劳动量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增加）提高社会生产力，因为人类总是结合成社会与自然博弈，协作是生产力，规模会提高生产力，1+1总是大于2，因此它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中也能有所反映（但反映不充分）。关于劳动生产率方程（增长方程）及其计量问题，应该在系统导论部分就得到充分的讨论，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贯彻。
劳动生产率是物质产品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之比，因此它首先是工业企业生产率，延伸到全部物质生产过程，就表现为社会总产品与总产品生产中投入的全部劳动时间之比，用公式表达就是：
式（3）等号右边的三项分别可看作：全劳动生产率导致的经济增长、活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三者分别除以经济增长率就是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中国统计数据，1992年以后全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80%上下。新中国近70年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原因，影响全劳动生产率提高诸因素及其贡献率，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五、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结合的框架
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整个体系建设的两条重要线索，一是作为体系主体范畴和核心范畴的平等劳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演进；另一个是作为理论逻辑起点范畴的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发展。体系逻辑必须兼顾这两条重要线索，应当是一个双螺旋的基因结构。有了这样一个基因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会在这个双螺旋基因的发展中逐步展开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内容。我们设想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大体是这样的：首先，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三篇结构：第一篇，强制工业化与科层的平等劳动，时间上大致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同时，苏联的7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也是本篇理论范畴形成的实践依据。之所以称强制的工业化，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强制推动的，是用背离市场规律的方式从外部强行推进的，整个工业化阶段缺少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内生力量。但是，从国情出发，强制工业化却是唯一正确选择，我们要讨论它的客观必要性。大科层体制是这一发展阶段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它有它的经济必然性，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形成初期的特点，它的历史进步和局限性，它对工业化进程的反作用等等。第二篇，内生的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时间上大体为改革开放后30年，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最具特色的30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深度结合的30年。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内生发展，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并不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工业化的快速启动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的耦合，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深入细致地总结。文一教授使用“自生”一词，概括得并不准确，国家行为在中国30年工业进程中的重要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同样需要深入细致地总结，中国增长奇迹决不是自动生成的。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一旦进入良性反馈，它的确具有某种内生性，形成一种内生的推动力量，不断向改革与发展提出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而与平等劳动的制度内生力量一起，形成内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调整表现为竞争的平等劳动。*********的“先富后富”理论是这一理论范畴的早期表现，市场竞争具有自己的平等要求，它虽然与劳动平等存在差异，却也部分地包含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之间基于劳动贡献的平等内容，相对于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平均主义仍然是历史的进步。当然市场竞争具有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这就构成了竞争的劳动平等必然的矛盾，这是市场经济3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系列矛盾的制度基础。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矛盾必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第三篇，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当前我们正在向这一阶段过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渡，因此，这一篇的内容主要是讲过渡，同时涉及过渡所要达成的目标——一个劳动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一个更加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它还逐步形成一种消除市场两极分化趋势，抵制资本主义危机外部冲击，甚至向平等的贸易国传递共享能量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从这里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价值生产、资本关系消亡的衔接与过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是后工业化的自由的平等劳动。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将扬弃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原则，通往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这三篇结构中，重点在第二篇，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迄今为止的实践，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这一篇的内容将充分展开，我的设想是：这部分内容再划分为企业的平等劳动与劳动平等，产业间的劳动平等，社会范围的平等劳动，国家制度和开放经济五个部分。其篇幅预设为另外两篇的五倍。因此，整体结构平面地可以理解为篇幅大体相当的七个部分。如果加上一个全书导言，就是八个部分。以纵轴表示时间进程，横轴表示分析层次，逻辑体系主要范畴的关系大致如下：
以纵轴的工业化阶段为线索，分阶段讨论横轴上的制度结构演化，讨论各经济增长阶段上制度结构的特征，我们的分析框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我们讨论的主题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平等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或者可以更一般化地称作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理论。请注意，这里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也就是说，理论的关注点不是宏观制度的变革，也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演化，在其宏观制度背景既定前提下，微观的局部的制度结构的渐进式演化。我们要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发育完善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我们将考察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40年，即内生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以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制度结构分析，不同制度模块的互联互动分析为考察重点。因此，总体上工业化三阶段制度结构纵向比较的色彩相比于SSA会弱一些，而主体部分的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会更加突出。
计划中的《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如下叙述结构：
篇12：国际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分析的论文
关于国际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分析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国际贸易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点研究和分析。首先从国际层面上和国内层面上简单介绍了贸易政策中对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然后分别从研究DUP经济、选择贸易政策工具以及分析贸易政策决策三个方面对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详细且深入地分析。
关键词：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应用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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