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文学常识之五代辽宋夏金

时间：2024年10月18日

来源：abcdefghijklmn

编辑：本站小编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文学常识之五代辽宋夏金，本文共4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您。本文原稿由网友“abcdefghijklmn”提供。

篇1：文学常识之五代辽宋夏金

文学常识之五代辽宋夏金

（一）词和诗

1、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作为代表。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辛弃疾，字幼安，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作品流露出对祖国山河分裂的悲情。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

2、婉约派：代表人物有柳永、张先、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

柳永，北宋著名词人，又称柳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主要作品有《乐章集》、《雨霖铃·寒蝉凄切》等。

晏殊，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存世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类要》残本。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代表作有《如梦令》，《声声慢》等。

3、王安石，字介甫，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诗作有《元日》、《登飞来峰》、《泊船瓜洲》等。

4、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是现知道的留下诗歌最多的诗人。代表作有《示儿》、《游山西村》、《书愤》等。

5、文天祥，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名篇有《正气歌》、《过零丁洋》。

6、李煜，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在诗词、书画方面都很有造诣。著名作品有《虞美人》、《相见欢》等。

（二）散文

1、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2、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领导了，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名作有《秋声赋》、《醉翁亭记》。

3、王安石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散文有《伤仲永》等。

（三）话本

话本是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用通俗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今存《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等。

篇2：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1

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1

第十二课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示例一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自五代起，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宋朝时，水稻和小麦的推广；棉花和茶树的种植情况；棉纺织业在南宋后期的兴起；制瓷业和采矿业的发展；造船技术的提高；两宋时期城镇的大量出现；东京和临安商业繁荣的景象；北宋前期，“交子”在四川地区的出现；两宋时期，泉州、广州、明州三大外贸港口，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

通过南方相对稳定，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史实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能力。通过农业、手工业发展情况的学习教学，培养学生从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并进行综合、概括的能力。通过《清明上河图》和“北宋纸币”图的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事物的认识，初步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能力。通过北宋都城东京的教学，培养学生运用对比方法观察历史事物的能力。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将繁琐的内容不断加以梳理和概括，使学生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和知识网络结构。指导学生对比北宋都城东京和唐都长安在城市布局和商业活动的不同特点，逐步得出结论为“宋代都城商业繁荣程度超过前代”。通过分析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指导学生运用将学过的旧知识用横向联系的方法，与新知识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通过宋朝时南北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通过与宋朝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农业、手工业发展情况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少数民族人民同样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两宋商业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加深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基础的理解。通过宋朝时我国的制瓷业、采矿业、造船业等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认识两宋时期我国商业居于当时世界上最繁荣之列，东京城（现河南开封）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北宋出现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以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等史实的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学步骤

导入：

学习指导和“探究”过程：

一、农业生产的新气象

1．五代十国时，南方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但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却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自三国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提示学生回忆旧知识）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五代十国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指导学生概括原因有：南方战祸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南方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

2．两宋农业的发展

指导学生根据教材内容概括出：（1）水稻种植区域扩大到淮河和黄河流域，并从越南引进优良品种——占城稻。指出，南宋时，水稻产量跃居全国粮食产量首位，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仓，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2）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北宋时，棉花在两广和福建普遍种植，南宋是推广到长江流域。当时南方种植的棉花是从东南亚一代传入的木棉，结桃多，产量高。福建一代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的说法。棉花逐渐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经济作物，这为棉纺织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3．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的开发

燕京地区和辽东是辽金境内农业发达地区，西夏境内的农民大多从事农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祖国边疆地区的开发。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政府比较重视农业，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蓬勃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蓬勃兴旺的手工业（指导学生填表，表格见“教学建议”部分）

1．发达的纺织业

宋代的丝织业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江浙和四川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中心，技术成熟，生产水平高。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在南宋后期迅速兴起。当时已经有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指导学生看“宋人《纺车图》”和“出土的南宋棉毯”，体会宋朝高超的棉纺织技术）由于棉纺织业兴起的时间不久，棉纺织品在当时居民的衣料中还不占主要地位。

2．大方光彩的制瓷业

宋瓷誉满中外，瓷窑遍布各地。其中定窑、钧窑、汝窑、官窑、哥窑五大名窑久负盛名。（指导学生看图，找到五大名窑的位置；屏幕显示精美的瓷器图片，指导学生概括出宋瓷的特点。）除了五大名窑以外，北宋瓷都景德镇的瓷器更是享誉中外。（学生在图上找到景德镇的位置，观看景德镇瓷器图片，概括其特点。）

除宋瓷外，辽金的瓷器也造型精巧、独具特色。（学生观看辽、金瓷器图片）

宋代瓷器不仅为国内居民所喜爱，许多外国人对此也赞叹不已，他们往往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艺术品收藏、鉴赏，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大家知道，China除了之中国外，还有什么含义吗？对，瓷器。可见，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多大。

3．采煤业的发展

同学们知道古人用什么来取暖做饭、冶炼金属吗？（学生答）北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指导学生回答59页问答题)你们知道当时什么地方是重要的产煤基地吗？（河北、山西）

4．领先世界的造船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宋朝的漕运和海外贸易也兴盛起来，这就促使宋代的造船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我国是世界上造船水平最发达的国家，广州、泉州、明州等地的造船业发达。（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概括宋代造船业的特点）宋代的海船上安装有一种先进的辨别方向的仪器——指南针，这就为远洋航行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

三、繁荣的商业和城市

1．繁荣的商业都市东京

宋代商业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商业城市的繁荣上。（屏幕显示“北宋的东京城布局”图，并与“唐代长安城”对比）请同学们归纳总结出东京城比长安城繁荣的具体表现。如：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区域限制；有夜市和早市，商业活动的时间延长了；出现娱乐贸易场所“瓦子”；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等。

2．临安的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同样繁荣昌盛。（指导学生阅读课文，了解临安城的繁华。）

3．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屏幕显示“交子”图片，并指明这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结合教材58页小字内容，帮助学生认识交子的出现与北宋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请同学们思考：纸币的出现和流通对宋朝的商业活动有什么影响？纸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不仅国内商业活动发达，海外贸易也蓬勃的开展起来。

四、海外贸易的兴盛

结合“宋代海外贸易”形势图，请同学们根据教材的描述，概括出宋代海外贸易到达的地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进出口主要商品、两宋政府如何管理对外贸易。请同学们思考：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学生思考并回答）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可靠保证，发达的海上交通、政府的大力提倡都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

结合地图指出辽金对外交往频繁的情况。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继隋唐以后，我国封建经济又一个繁荣时期，它为这一时期科技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归纳总结的过程：

通过多媒体课件将本课内容概括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三部分，指导学生将这三部分知识要点总结在笔记本上，然后简要分析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原因。

课后学生活动提示：

活动一：临摹“五代、辽、宋、夏、金经济分布”图，在图上注明纺织、制瓷、造船业中心的位置和名称以及各个政权都城的位置和名称。

活动二：以“交子”为中心话题，查找相关文字图片资料，写一篇小论文或制作成课件。内容包括交子出现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对两宋经济的影响。

篇3：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2

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2

第十二课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教学设计示例二

（一）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自五代起，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两宋时，水稻向北方推广，棉花向长江流域扩展。棉纺织业在南宋后期兴起。制瓷业的发展和著名瓷窑。煤的大量开采。造船业的发达。东京和临安商业的繁荣。北宋前期交子的出现。海外贸易的兴盛和著名的外贸港口。

2、能力培养目标：通过自五代起南方农业生产逐渐超过北方给宋朝以重大影响的史实，培养学生从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

3、思想认识目标：①认识到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五代以来，南方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有利于经济发展。②认识到宋朝时，我国的制瓷业、采矿业、造船业等手工业都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商业繁荣，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些成就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制瓷业和造船业的大发展，东京、交子和海外贸易的发展。难点是头绪多，要求条理清楚，既突出重点也要照顾全面。

（二）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南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这个时期统治者对商业采取了比前代较为宽松的政策，是商业获得巨大发展。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

2、讲授新课

一、农业生产的新气象

1、自五代起南方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

黄河流域的经济原来比长江流域发达。后来，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方藩镇林立，长期战乱不已，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南方的战争相对较少，社会也较为安定，北方人民陆续迁往南方。他们和南方人民一起，开发了江南地区。到五代时，南方的人口也超过了北方。经过唐末、五代，我国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

2、北宋时水稻在淮河、黄河流域推广

宋代以前，水稻的种植主要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北宋时，水稻的种植已扩展到淮河和黄河流域。由于政府的提倡，水稻大面积推广和种植，同时注意引进优良品种，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已在福建普遍种植，政府把它推广到江浙和淮河流域一带。水稻在宋朝统治区内，逐渐跃居粮食产量首位，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仓。

3、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

世界上最早植棉的国家是印度。我国的棉花便是从那里传进来的。汉魏时，棉花的种植只流行于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后来，棉花由少数民族地区向中原推广。在北宋时，棉花的栽培还限于两广和福建地区，南宋后期才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起来。棉花在两宋时期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这就为南宋后期棉纺织业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

4、辽、金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这一时期，辽、夏、金先后与两宋并存，这些政权的建立，维护了局部地区的统一，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注意农业的开发，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蓬勃兴旺的手工业

1、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在南方兴起

北宋时，丝织业的发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南方都超过北方。其中，江浙和四川地区最具代表性，成为丝织业的两个中心，四川地区的丝织品，质地纤细，花纹秀丽，号称天下第一，江浙地区的丝织品产量已跃居全国首位。

这时期，随着棉花种值面积的扩大，南宋后期，在南方兴起一个新的手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它最早兴起在广西和海南岛一带，到南宋后期，南方人民发明了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如擀、弹、纺、织。生产的棉纺织品种类较多。但棉纺织业毕竟是南宋后期刚刚兴起的手工业部门，棉纺织品在我国内地居民的衣着材料中还不占主要地位。

2、誉满中外的宋瓷

北宋时期是我国制瓷手工业全面发展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的规模和工艺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宋瓷誉满中外。宋朝时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地。目前，已在全国130个县中发现1000多处宋代瓷窑，其中重要的有30多处。宋朝的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官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在唐朝时候以生产白瓷著名。从北宋起，就发展成为制瓷业的中心。景德镇窑以出产影青瓷为最著名。影青瓷是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薄胎瓷器，这种瓷器乍看好象是白色，但在素白釉中泛出一种青色。这是北宋景德镇窑创造的新工艺。除此之外，辽、金的瓷器生产也很发达。

3、煤的大量开采

北宋称煤为石炭，河北、山西都是煤的产地，宋朝煤的开采量很大，煤不仅被用于冶炼，更多的则是开始用于普通居民的生活。东京居民在生活中都烧煤，而很少有烧柴的，这就说明，煤己成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煤的开采量大，山西许多农民改行以采煤为生，北宋官府还设有负责采买煤的机构—石炭场。

4、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造船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了满足漕运和海外贸易的需要，宋朝的造船业得到迅猛发展。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等地，都有发达的造船业。宋代造船业规模宏大，而且种类多，有战船、漕船、江船和海船等等。当时，我国是世界上造船水平最高的国家。宋代的大海船，抗风力强，并装有罗盘针，船体长，在今大泉州湾出土的南宋时期的海船，残船长24米，按照当时的记载复原，该船的长为34米，宽11米，载重量达200吨以上。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政府在金明池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还创造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三、繁荣的商业和城市

1、东京和临安商业的繁荣

东京聚居了20万户居民，人口超过百万。东京打破了 “坊”、“市”界限，大街小巷可随处经商，出现了商业繁华地区。东京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规模之大，人口之多，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据记载，东京的城内、城外，坊巷、院落，处处可见酒楼、茶坊、剧场，繁华热闹。商品有来自各地的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还有来自日本的折扇，高丽的墨料和大食的香料等。还有热闹的夜市和早市。东京城还有娱乐场所，叫“瓦肆”，那里有戏曲、杂技和武术表演，还有艺人说书。相国寺周围是最热闹的地方。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在清明时节，人们在汴河两岸及街市上活动的情景。

临安地接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农业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襟江抱湖，交通极为便利。南宋初年，由于中原**，大批官民南迁，到南宋末年，临安全城的人口已超过百万。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临安成为南末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第一大城市。临安的大小店铺比比皆是，街上也有早市和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热闹的瓦肆。临安城中最繁华的街道，是一条贯穿南北的，“御街”，也称天街，天街两旁店铺林立。除了繁华的商业区外，还有许多专业性的集市，如金银市、珍珠市、丝锦市、米市，肉市等。

2、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朝商业的空前发展，不仅繁荣了经济，促进了物资交流，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要，由于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纸币在我国开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

四川在唐末五代时期，战祸较少，社会经济未受到严重破坏，北宋以来，商业更加繁荣，货币的需要量大为增加。早在五代末年，包括四川地区在内的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发行铁钱，与铜钱并用。由于铁钱携带不方便。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由成都16家富户共同印刻纸造的“交子”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流通。到宋仁宗时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南宋纸币发行量很大，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

四、海外贸易的兴盛

1、宋、金、辽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

东到日本和朝鲜，南到南海各国，西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船的踪迹。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政策，注意调动中外商人的积极性。宋神宗、宋高宗时期都奖励外来商人。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2、泉州、广州、明州三大外贸港口和市舶司

宋朝重要的外贸港口有泉州、广州，明州等，两宋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以至于宋政府海外贸易的收入，在宋高宗末年达到财政总收入的15％多。宋朝海外贸易中，中国以输出瓷器和丝织品为主，进口货物多为香料、象牙等。宋朝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农业手工业发达，奠定物质基础；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转向海上贸易；宋朝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提供技术保障；政府鼓励政策，促进海上贸易发展。由于这些原因，使我国的宋代，成为海上贸易的世界大国之一。）

（小结）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是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商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都市的繁荣，如北宋的都城东京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繁华的商业大城市。另外，在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的四川地区，北宋初期出现了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个时期海外贸易也空前发达。使宋代的商业繁荣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纵观封建社会史这个高峰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3、板书设计：

第十二课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生产的新气象

1、自五代起南方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

2、北宋时水稻在淮河、黄河流域推广

3、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

二、蓬勃兴旺的手工业

1、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在南方兴起

2、誉满中外的宋瓷

3、煤的大量开采

4、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造船业

三、繁荣的商业和城市

1、东京和临安商业的繁荣

2、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四、海外贸易的兴盛

1、宋、金、辽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

2、泉州、广州、明州三大外贸港口和市舶司

篇4：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本世纪以来，在河北各地陆续发现了多处古地道遗迹。河北一些地区长久以来就流传着关于古代地道的各种传说，而今古地道遗迹的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是由来有自的。河北境内的古地道早在建国之前就偶有发现，但未作有计划的发掘和清理；七八十年代以后，河北考古工作者对邯郸和永清两地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古地道所进行的系统清理，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本文试图结合文献材料对这些地道的时代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一考察，并将其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北地道加以比较和参照，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历年来河北境内发现的多处古地道遗迹

迄今为止，河北境内共有四个地区发现过古地道遗迹，即永清―霸县、雄县、蠡县、邯郸。下面首先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分别作一介绍。

（1）永清、霸县古地道

永清和霸县均属今河北省廊坊地区，在两县之间有规模可观的古地道发现，民间传说是宋辽战争的遗迹。地道的主要走向有二：一是从永清县城南关西南通往霸县城，一是自永清县城东南通向霸县信安镇，连亘十几个自然村。其中永清境内瓦屋辛庄的地道规模最大，均为青砖所L，所用青砖规格一致，质量上乘，似为统一烧制而成。地道穹顶穹门，高约1.5米，宽约0.5米，洞中路线相当曲折，其中有屯粮之处，有聚兵之处，从入口到出口，循行一遍约需十几分钟。1989年12月22日，在永清县举行了一次“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人们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地道定名为“古战道”。[1]

（2）雄县古地道

1982年1月，在雄县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祁岗村，农民打井时发现砖砌地洞，同年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120平方米，在离地表3.3米深处发现砖砌券顶，暴露出一段地道，其结构包括主道、藏身洞及内室。

这条地道全用砖砌。主道高0.9米、宽0.8米，在三合土夯实的基础上单砖砌十一层，再起券而成。主道两侧有灯龛。进入主道30多米处，两侧有相对的藏身洞，往前数米拐角处有一隐蔽石板，揭开石板可见一方坑，从方坑经过一条支道进入内室。内室长3米，宽2.7米，高1.62米。四周墙角砌有气眼，墙顶部有灯龛，东西墙有相对的券洞两个，券洞内有陶瓷生活器具。[2]

（3）蠡县地道

蠡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地区。据傅振伦先生回忆说，他三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时，曾从教育系同学温锡曾、国文系同学刘振岳处得知蠡县发现古地道的情况，谓地道大部为砖砌成，结构庞大，洞内复杂深邃，当地农民不敢深入，遂将洞口掩埋起来。[3]

（4）邯郸古地道

邯郸境内的地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庞大、构造最复杂、保存最完好，同时也是清理最完善的一处古地道遗址。

邯郸境内的古地道早就有所发现，据说民国六年就曾在磁州临水镇、彭城镇（今属邯郸市）一带发现过地道，以后又于1937年、1953年、1969年在同一地区陆续发现十馀处。[4]但上述地区古地道的大面积发现和系统考察清理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在邯郸市西南约45公里的峰峰矿区所进行的人防和基建施工中，先后在九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处古地道遗址（民国初年以来曾发现地道的临水镇、彭城镇均在此范围之内），其中新市区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在这里发现的不同规模的古地道段落达77处之多。地道的结构颇为复杂，有的地方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在现地表2.5米深处，中层距地表4.5米至7米，下层在距地表9米以下深处，最深处据称有12米。巷道弯弯曲曲，上下相通。除了巷道之外，地道的主要结构还有供人出入的竖井（包括水井、旱井、地道中的暗井），用作生活设施的各种洞室（包括住人洞、储粮洞、炊灶洞、作坊洞）和洞龛（包括井龛、瓮龛、壁龛、灯龛），以及通气孔等等。根据地道中出土的南宋和金朝钱币以及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等物，清理者将这一地道遗址确定为宋金时期的文物。1982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地道之运用于战争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又《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条，裴注引《魏略》云：“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

上述攻城地道虽普遍运用于历代战争中，但却几乎没有任何遗迹保留到今天，而饶有趣味的是，在今四川合川钓鱼城内，残存着一段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地道。钓鱼城是南宋后期宋蒙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场，开庆元年（1259年）宋将王坚曾坚守此城达半年之久，最终击退蒙哥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当时的守城者所挖掘，用以对付敌方的攻城地道的，亦即《墨子》所说的“凿穴迎之”的守城战术。宋人对这种战术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Y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Y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6]

然而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与上述攻城地道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它是在平原地带构筑的一种防御性的地道。与攻城地道相比较，它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掘完成的。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这种类型地道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审的研究。

二、宋辽时期的河北地道

对于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人们一般认为是两宋辽金时期的遗物。确实，在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似乎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宋代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况且宋辽金时期河北特殊的历史环境又确实有开掘地道的需要，因此关于河北地道的大的断限问题应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各处地道的更具体的时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

谈及地道的时限问题，首先应考虑宋辽金时期河北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北宋与辽朝在河北地区系以巨马河（或作“拒马河”，亦称白沟河）为界，澶渊定盟前，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国边境地区更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主权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戌之盟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正式划归金朝，两国彻底休战，河北义军的活动才销声匿迹。

后来由于金海陵王的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新高潮，从绍兴末至隆兴初，见诸记载的抗金义军就有四十馀支，隆兴和议订立后才又趋于沉寂。但这个阶段抗金武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与南宋接壤的南京路和山东东、西路，河北境内则较为平静。所以宋金时代河北义军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十五六年间，河北境内的地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开凿的。

南宋初年河北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山水寨，即靠山的入山扎寨，邻水的入水结寨，使女真骑兵难以进攻。如王彦八字军占据太行山，马扩奉信王榛据有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就是其中声势最大的山寨武装。建炎初，仅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北就有五十多处山寨，“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12]

保有山水寨的抗金义军一般来说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当时更为普遍的抗金斗争形式则是随处可见的民间自卫武装──忠义巡社。[13]巡社本是河北人民在金军入侵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地方武装，建炎初，随徽宗北迁的曹勋自燕山遁归，回朝后向高宗报告他途经河北时所看到的情况时说：“臣过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箭，保护一方，谓之巡社。……问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14]为了利用这种地方武装来进行抗金斗争，此后不久，南宋政府便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忠义巡社的组织办法。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户部尚书张悫“建言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乃以‘忠义巡社’为名。……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15]同时还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训练、管理制度。[16]当时的忠义巡社不光乡村有，城镇也有，“其坊郭民户巡社并依乡村巡社法施行，并以忠义强壮为名”。[17]忠义巡社除了保卫乡土之外，并有义务“应援本州县，并把截津渡要害，及应援邻近州县乡村”。[18]

河北抗金义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武装色彩，忠义巡社更是如此，它通常都由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出面组织，有时甚至完全是宗族性的武装，如相州南平李氏、平罗蔺氏、鹤壁田氏等等都是如此。[19]因此他们的凝聚力一般都很强，这一点与往往系由乌合之众鸠集而成的山水寨武装有所不同。

根据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的上述特点来判断，我觉得当时若利用地道作为抗击金兵的手段，不大可能是据守山水寨的大宗义军武装所为，而极有可能是民间忠义巡社所为（邯郸地道的情况较为特殊，另当别论）。因为山水寨本身就有险可据，毋需再构筑地道，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百姓，没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掘地道，这种地道主要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设施，所以一般应散布在平原村落的居民点内。构筑地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严密的规划和组织，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凝聚力颇强的忠义巡社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以上是就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与地道的关系所作的一般性分析，至于具体说到目前已知的两处地道，其中蠡县地道由于材料太少，无从详细论证，可暂置不论。下面主要对邯郸地道的背景做一点详细说明。

邯郸在宋金时代属磁州。关于磁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代文学名家赵秉文如是说：“北趋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晋之郊，东驰海岱之会，磁为一要冲。”[20]顾炎武则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评价说：“州依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战国时，秦赵往往争胜于此。”[21]今天发现地道的峰峰矿区所在地名曰鼓山（一曰滏山），宋金时属磁州武安县。金人胡砺在《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一文中对鼓山的地理形胜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势崛起，壁立千仞，不与他山相连。其西则太行诸峰对峙，其南则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传鼓鸣则有兵起。……□自兵兴（指建炎、绍兴年间的宋金战争），由兹山险固，为盗贼渊薮。”[22]按鼓山系太行山馀脉，其南端隔河与神麇山对峙，滏阳河（宋称滏水）横穿其间，这就是所谓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口──滏口陉。《读史方舆纪要》称：“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扼。……凡出并、邺之间者，滏口实为之冲要。”[23]滏口自古以来就是河东与山东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故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左副元帅宗翰攻河东，东路右副元帅宗望攻河北。时宗泽知磁州，缮城隍，治器械，募义勇，决计固守。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使金军，至磁州，为宗泽劝阻，磁州百姓杀康王副使王云，康王遂还相州。十二月，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帅府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磁州实为之屏蔽。后宗泽为副元帅，去磁，磁州遂为金军所陷。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寨义兵，共复磁、相”。[24]此后磁州虽长期遭到金军围攻，但仍顽强坚守达两年以上，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因粮绝，权知磁州苏才举城降于金人，“时磁州武安县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闻磁降，乃下”。[25]按鼓山正介于磁州州治滏阳县与武安县之间，当滏阳和武安坚守未下之时，鼓山也必定是在宋军控制之中，这样滏阳和武安方可以互相倚援，鼓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河北其它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和瓷雷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我估计邯郸峰峰矿区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磁州守军为了磁州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据傅振伦先生说，邯郸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金洞”，而且他曾从朋友手中得到过一件出自地道中的铜辔，上刻“大宋”二字。[26]另外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来的宋代铜钱中，包括“建炎通宝”数枚。这些都为我们判断地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其中尚有一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地道中所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所铸，离磁州保卫战已有三十年之久。这当作何解释？我认为此地的地道可能在金朝后期的金蒙战争中再度被人们利用，“正隆元宝”当是这个时候遗下的。

金朝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起开始遭受蒙古的入侵。时蒙古军所经之处，“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27]磁州地当要冲，自1213年后曾四次被蒙古军及宋军攻陷：第一次是金贞v元年（1213年）秋，时蒙古分兵三路南下，其中“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磁、相、卫、辉、怀、孟”，而后折向河东，大掠而还；[28]第二次是金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大元兵下磁州”；[29]第三次是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蒙古大帅木华黎破磁州滏阳；第四次是金正大二年（1225年）七月，宋将彭义斌自山东进军河北，下磁州。在此十数年间，鼓山的地道网可能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不管是用于抵御蒙宋军队的进攻，还是用于躲避兵火杀戮，这些地道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河北古今地道的比较与参照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曾经把地道战作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战术而广泛地加以运用。保存至今的河北保定冉庄地道和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也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我们若将宋辽金时代的河北古地道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地道作一比较，必定会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术滥觞于1941年，而广泛应用是在1942年以后。开展地道战的中心区域是冀中平原，至1944年冬，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已达二万五千里左右。[30]而目前发现的河北古地道，除了邯郸一地之外，其它的也全都集中在冀中平原地区，这表明地道战术在冀中的成熟不是偶然的，其中显然有一种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传统的因素。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地道战术的运用仅限于河北和今北京境内的部分地区，当然这和地理条件、土质状况和地下水位等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而迄今在河北之外亦从未发现过任何古地道，说明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31]

关于抗战期间冀中地道的总体发展情况，1945年5月，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文中进行了总结，他把冀中地道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秘密地窖、隐蔽地道、战斗地道。[32]我想这个规律对于宋辽金时代的古地道可能同样也是适用的。《元史》中就记载有金朝后期河北、河南百姓开掘地道以避战乱的几个例子，如金宣宗贞v四年（1216年），“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33]又如《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曰：“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这两个例子大概还只能算是秘密地窖。《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传》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秦氏系河北乘人，“曾大父当金季兵起，U山麓为洞，奉其亲以居，傍U大洞，匿其里中百人”。从这个地道的规模来看，当属于隐蔽地道。

不过就现存古地道遗迹而言，恐怕已无法提供所有类型的地道标本，因为单个的秘密地窖是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在迄今发现的四处古地道遗址中，雄县地道应该属于隐蔽地道，而其它三处地道无疑都是战斗地道，其中尤以邯郸地道体系最为完善，若论其结构之复杂，恐怕是抗战时期的任何一处地道都无法比拟的（图一）。虽然杨成武曾号召在冀中各地构筑“重叠地道”和“并列地道”（见上引杨文），但我在有关地道战的档案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像邯郸地道那种三层结构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抗战时期所构筑的所有地道，从来没有用砖石铺砌的，[34]只是偶或有用木棚支撑者。这种简易地道在雨季极易崩塌，故抗战结束后，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曾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县在1946年麦收前将地道全部填平，以减少群众损失。[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几乎全是用砖L成的，这说明它们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成就，而必定是长期经营的结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些古地道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致崩塌毁坏。

河北境内的古地道与抗战期间的河北地道在内部结构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以邯郸古地道为例与后者做一对比。

（1）出入口

邯郸古地道主要以水井、旱井或暗井为出入口（参见图二至图五）。其中暗井是升降转换于各层地道之间的隐蔽洞口，如图四、图五都是利用暗井来连接地道第二层和第三层，其中图五的暗井口开在一个洞龛底部，在井口盖一块毛料石板，石板上覆盖着0.3米厚的土层，伪装得十分巧妙。类似的暗井通口，在1943年冀南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印发的《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也可以见到（见图六），这件档案材料对抗战期间的地道出入口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细节：“洞口分两种：一供民兵保卫村庄时用的，便于进出，其位置应选在街口、胡同口、土堆、交通沟、坟地、树林、破屋和警戒附近；一种是群众用的，主要是伪装，如在院里、屋里、东西底下、柴棚内、夹道里、猪圈里、牲口棚里、坑里、井里、墙底下等。还有在洞道之中的，将套洞迷惑敌人。”[36]从图七可以看到当时地道洞口的几种最常见的伪装。[37]

（2）障口（卡口）

障口（卡口）是地道里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邯郸古地道的障口形制，如图八所示，乍看好像是地道尽头，而通过清理发现障道口地面下凹，并有三层土台阶，每层高、宽均约0.3米；顺台阶而下，有一条高0.8米、宽0.7米、长度7米的障道，只能容一人爬行；障道的另一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第二层地道的主干线。据清理者推断，这种设施可能有两种用处，一是可防水、防烟熏，因为障道口很容易堵死；二是在敌人攻入地道的情况下，可通过障道转入另一地道。这一假想如今可以部分得到证实。从抗战时期河北地道战的档案史料来看，这种障口非常普遍，当时人们习称为“卡口”，据称卡口的好处一是“便于迷惑敌人”，二是“便于堵口，为防毒防烟良好设备”（见图九）。[38]另外，当时还有一种称为“翻口”的地道设施，也具有与卡口类似的作用（见图一○）。[39]

（3）通气孔

邯郸古地道中的通气孔，据称有两种类型，一种估计是由下向上锥成的，故呈下粗上细的形状；另一种通气孔是用直径12厘米的灰筒瓦对合而成的。关于抗战时期的地道通气孔，在前引《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有详细的说明：“洞内气眼位置最好设在卡口里面，以备敌人放毒、点火呕烟。气眼地上出口应该在不注意的地方，如墙壁下、砖堆里、□中、树边上、猪圈里、兔子洞里都可。气眼多少要适当，要看地下室地道盛人多少而定。挖气眼时，注意气眼上小下宽，并使每个气眼的空气能保持对流。挖的办法，先用爪锨子从洞内向上挖，挖到一定的程度，再用铁钎相通即成。”[40]邯郸古地道的第一种类型的气眼，估计就是用这种办法凿成的。另外，1944年6月《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所提供的气眼隐蔽方法的几幅图示（图一一），[41]在当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4）地道中的生活设施

在抗战时期的地道中，除了厕所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生活设施，而古地道则不然。以邯郸地道为例，在三层结构的地道中，一般以第二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住人洞室、炊灶洞室、饮水井、铸造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其中住人洞室大的可容20馀人，小的可容3至4人。洞室中有土炕，炕上有土枕，某些洞室内还残有土灶、煤渣堆等（见图一二）。炊灶洞室最大的一个高2米、长8米、宽4米，可容数十人，洞室壁被炊烟熏得漆黑，洞室中残存缸、盆、壶、碗、盘、石磨等物。邻近炊灶洞室的地方往往有水井，有水井处一般挖一个井龛，龛的顶部设一铁吊环，龛的四周灯龛很密，其中有的水井在文物部门清理时仍能见到泉水汩汩流动（图一三）。作坊洞是地道中最大的洞室，在一个长达24米的作坊洞室中，遗有金属块和一个铜质模范，从清理者所描述的铜范形制来看，我猜想它可能是用于铸造牌符一类的军用品的。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地道大体上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隐蔽所来使用的，人们每次在里面滞留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无需太多的生活设施；而邯郸古地道则显然是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期栖息的，其体系之庞大，设施之完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镇。八九百年前的中原人民能够营造出如此复杂的地道，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注释：

[1]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肖涯：《神奇的地下古战道》，《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

[2]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第6期。

[3]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载前揭《辽金史论集》第5辑。

[4]同上。

[5]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第8期。

[6]《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地听”条。

[7]见前揭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

[8]《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丁卯条。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辛巳条。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建炎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