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构想论文

时间：2025年01月26日

来源：徐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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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构想论文，本文共4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徐爱儿”提供。

篇1：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构想论文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在第二审程序中已出现了有关书面审即不开庭审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合议庭认定的事实与第一审认定的没有变化，证据充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近几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数量的大量增加，广大刑事法官肩上的审判任务的日益繁重，如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实行更加简便、快捷的制度进行审理这一问题逐渐提了出来。笔者认为，有必要设置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制度，以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

一、设置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制度的必要性

1、近年来，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受案数量大大增加，审判任务愈来愈繁重，有必要设立一种快捷的审判程序审理案件，让法官空出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比如东营市近两年来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770件1143人，审结792件1182人，未结案件49件74人。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90件1097人，审结678件1058人，未结案件61件113人。据统计，东营市两级法院刑事法官仅有20名左右，他们在审理案件之外，还要完成院里下达的大量的行政性事务。那么如何在非常有限的工作时间内提高效率，将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呢？笔者认为在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中设立书面审程序将是一大捷径。

2、“公正与效率”这一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要求在刑事审判简易诉讼程序中设立书面审制度，使刑事诉讼提速。公正与效率既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不懈追求，也是每一个公民的热切企盼，是法治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在此，尤其要考虑一下效率这一词。效率又称效益，泛指日常工作中消耗的劳动量与劳动效果的比率。效率遵循的一般宗旨是以少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以同等资源的耗费取得最佳效果。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效率作用于司法程序上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迅速性，以解决诉讼迟延问题；二是便捷性，以解决诉讼程序繁琐问题；三是经济性，以解决诉讼成本问题。为了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及时、尽早结案，我国刑诉法专门设立了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审判员一人开庭审理。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中，都规定有简易程序。在美国，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法官确信这种答辩出于自愿，而且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一般情况下则不再开庭而对被告人迳行课刑。如将上述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会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二、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书面审制度的设想

1、适用条件。并不是所有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均适合该制度。实行该制度，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控辩双方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无任何争议。如控辩双方提出一点争议之处，即使对案件定性及量刑毫不影响，也不能适用该制度。二是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且被告人同意的。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该制度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可以实行该制度，但必须征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同意。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如认为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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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论文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论文

证人证言是我国的法定证据之一。刑事诉讼法第48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依法律规定，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证据必须经庭审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证人证言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下面是我院自至20审理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一览表：

年度 19 20

应出庭作证的人数 139 181 224 168 179 183

已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数 29 31 27 15 9 11

实际到案证人数 6 5 9 3 2 2

实际出庭作证人数占应到庭作证人数的百分比例 4・30 2・76 4・02 1・80 1・11 1.09

已通知出庭作证人数占应出庭作证人数的百分比例 20・80 17・10 12・05 8・92 5・02 6.00

据上表达反映：我院证人出庭作证率在1%至5%之间徘徊，可见，在我院证人出庭作证率较低。对此，近年来，就如何促进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问题，各级法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如不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着审判机关庭审功能的发挥，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甚至还会导致某些案件错判。那么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解决此问题呢？笔者就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作如下探究：

1、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导致证人不敢或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以致证人不敢出庭作证。虽我国刑事诉讼第49条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刑法第308条也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况且，法律没有对证人的近亲属因证人作证而给予司法保护。但上述的规定，是证人出庭作证发生打击报复的后果之后才产生作用，而现实中证人根本就不想惹火烧身。在我国每年发生的残害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案件屡见不鲜，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却寥寥无几，因此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2、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和制裁失衡。在我国刑事诉讼只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绝出庭和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法理角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由于义务和制裁失衡，往往对一些必须到庭的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最终是否到庭由证人定夺，证人想出庭作证就出庭，证人不想出庭作证就不出庭。虽然，我国对某些特定的案件中证人拒绝提供证言给予法律制裁。例如，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但对这一罪行的追究须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对要求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起不了督促作用。

3、立法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无明确的权利保障的规定。例如，法律对证人出庭后的经济补偿权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对特定情形的证人没有赋予拒绝作证权。如果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由证人自行负担而没有经济补偿的话，那么谁会做吃力不计讨好的东西呢？假如这些费用由控辩双方各自负担的话，似有贿买证人之嫌，从而降低了证人证言的可信力、证明力。

4、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贱讼、耻讼”的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证人往往不愿出庭作证，认为出庭作证是“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亲友邻居也以涉讼为耻，惟恐避之不及。

5、法官囿于传统的审判方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上表看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通知证人出庭而逐年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赋予证人不出庭作证情形较多，对证人能否及时出庭作证有疑虑，担心证人改变原证词等。另一方面是，法官认为在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证人证言和证人到庭质证的证言具有同样的证明力，故认为证人出庭与否意义不大。所以，在刑事审判中，大多数法官一般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6、受证人自身素质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对出庭作证的义务认识不足，对出庭作证缺乏应有正义感。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机关一方面还存在着畸型的作证观念，即公诉人为利于自已的控诉，不让证人出庭作证。例如，我院于20审理一起被告人胡某受贿一案，法院通知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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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刑罚裁量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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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谈刑事审判中酌定情节的适用论文

谈刑事审判中酌定情节的适用论文

酌定情节就是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法官根据立法精神和审判实践经验,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抽象概括出来的,对量刑具有影响的情节。酌定情节和法定情节不同,虽然酌定情节并不必然影响刑罚的适用，但它对公正地适用刑罚却具用重大意义。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重视法定情节的处理和认定，而对酌定情节不够重视，对被告人的酌定情节在判决书中也往往不予体现，予以体现也只是“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诸如此类的文字处理，而实质在刑罚上并没有真正的与之有效地结合，从而大大降低了酌定情节的法律效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都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这体现了我国立法对酌定情节的重视。因此，正确把握和运用酌定情节是每一个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在最终确定量刑的重要环节所在,我们应对其充分的重视。

法官之所以对酌定情节在处理案件时很少予以考虑，一方面是对酌定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存在着对酌定情节在具体实践中不好操作有关。由于酌定情节主要来源于刑事司法审判的经验和刑事政策，所以关于酌定情节在刑罚裁量中的适用往往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酌定情节的具体内容具有不特定的性质，每一个案件可能具有各自不同的酌定情节，就是同一个酌定情节，由于审判人员的不同理解而在量刑时的体现就不太一致，同样的`案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审判人员手中，就会有不同的刑罚。如何正确科学的运用这些情节，也就影响到如何科学正确的量刑。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我们在审理案件时一般首先考虑的酌定情节主要包括①犯罪的后果是否严重；②犯罪的动机是否卑劣；③手段是否残忍；④犯罪是否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⑤民愤的大小；⑥被告人犯罪前的平时表现；⑦被告人的罪后情节；⑧某些可能影响国家政治、民族、宗教等特殊意义的特殊情况等等。其中，对某些情节我们可以再划分，如被告人的犯罪后的情节，我们可以细分为良好的罪后情节，例如是否主动坦白、认罪、悔罪、是否积极退赃、预先缴纳罚金，是否积极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以及恶劣的罪后情节，例如拒不交代、拒不认罪、伪造现场、转移赃物、销毁证据、嫁祸于人等等。

上述的酌定情节虽然有多种，但在不同的案件中，有的情节对量刑影响较小，有的情节对量刑影响较大。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对上述酌定情节能科学的运用。正确运用酌定情节，应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①归纳，首先在开庭和阅卷后，应将各种对量刑有影响的各种酌定情节先归纳列举出来，也就是客观全面地将所有酌定情节予以认定出来；②分类，对各种酌定情节进行分类，分清影响量刑的正负两方面情节，即分清对量刑具有从宽影响的正影响情节，和对量刑具有从严影响的负影响情节；③排列，按对量刑的影响大小进行排列，对正负两类情节，结合具体的案件按对量刑影响相对大小进行划分，分成对量刑影响大中小三个情节；④评价，结合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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