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小故事

时间：2025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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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红军长征时的小故事，本文共7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本文原稿由网友“andyxzw”提供。

篇1：红军长征时的小故事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篇2：红军长征时的小故事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约6000人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会上，张闻天指出：关于在陕北建立苏区问题，政治局同志无一异议;毛泽东在上次榜罗镇召集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大家是同意的，应批准;至于中央整个政治决议，应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同志商量后再发。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在南边打东北军，或是向北打的问题，同西北红军会合的方向和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群众工作、解决物资、冬衣等问题，认为上述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45天路，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我们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会议的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主要内容是：1.宣布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报告指出：自俄界出发已走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他们正准备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所以，现陕甘支队，应提出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从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2.确定了红军当前作战方针。毛泽东根据陕北的环境和形势，阐明了红军的作战方针。指出，10月到11月初约20天，我们方向应是西和西北，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3省是发展主要区域，现在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群众工作。3.规定了红军当前中心工作。报告指出：在部队方面应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中心工作。4.决定继续加强与国际联系。报告说：与国际联系派一支队去，取得国际技术帮助，现在仍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我们具体不能派去，条件还不够。5.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毛泽东指出：现我们应极大注意两方面关系问题。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我们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托夫、张闻天、彭德怀先后发言。他们着重阐述了下列主要问题：1.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指出：如没有动员广大陕北群众，单靠陕甘支队力量，是不能粉碎敌人围剿的。由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陕北苏区”，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巩固与发展陕北苏区”。2.拥护榜罗镇会议决定，使陕北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指出榜罗镇决定的改变是很正确的重要的，是很应该的，应决定在此建立巩固苏区，应向战斗员解释。彭德怀指出：俄界会议还不能决定在陕甘的什么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已胜利的到达这一地区，保卫这一苏区是惟一正确方针。3.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刘少奇认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联络，现虽不能派部队，但用电报或通讯，与之联络是很重要。博古指出：派一个支队在打通国际路线应拒绝，取得联络，求得指示，是很重要，长期失去国际联络是损失。张闻天认为：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政治帮助，与之发生直接联系。4.加强与西北红军联系。叶剑英认为，应使二十五、二十六军了解中央红军到陕北苏区，为着领导一方面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军，我们应公开军委与中央机关，他还提出，恢复一、三军团名义，有很大历史意义。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他还强调指出：正确的方针，需要我们一致的努力，首先统一领导问题，应由政治局委托去解决。

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和铁边城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团结和汇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对我们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党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重要的准备，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明确指出，陕甘支队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会合，为的是“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1.红军长征的故事

2.红军长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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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红军长征时的小故事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党中央在哈达铺利用3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息整编，使红军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红军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

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红军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

9月28日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支队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2.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3.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4.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5.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等具体要求。

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抵达通渭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

篇4：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

篇5：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篇6：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二)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三)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

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

在甘肃峨州时，政治部主任傅钟代表组织劝李金莲：“战争环境带小孩很不方便。为了行军、作战，组织上希望你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吧。”

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

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

篇7：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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