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工程中非法转包的认定及法律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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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建设工程中非法转包的认定及法律处理原则

论建设工程中非法转包的认定及法律处理原则

论建设工程中非法转包的认定及法律处理原则

曹文衔

前言

工程转包一直是建设工程实务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建设工程实务中对于任何认定工程转包以及任何区分工程转包与劳务分包、内部承包却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虽然我国《建筑法》、《合同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工程转包的效力及处理原则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对于工程转包，转包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转承包人完成的工程建设工程价款任何计取，转包人因转包获取的非法所得如何处理却一直没有明确得规定，各地的各级法院在处理上述这些问题时也是尺度不一，造成了执法的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及人民法院审判的严肃性。1月1日颁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对转包、非法分包、劳务分包的合同效力、工程价款的计取及处理原则都作出了新的规定。但是在具体适用《司法解释》及对具体条款的理解上，在司法实务中，当事人、律师甚至法官都有不同的理解。

本文主要从工程转包的概念、法律特征及本质属性；工程转包的形态；工程转包的构成要件及司法实践中任何认定工程转包；工程转包的法律处理原则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转包的定义及法律特征

（一）转包的定义

关于对转包的界定，我国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中均有涉及，早在建设部1992年颁发的建施（1992）第189号《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倒手转包建设工程项目。前款所称倒手转包，是指将建设项目转包给其他单位承包，只收取管理费，不派项目管理班子对建设项目进行管理，不承担技术经济责任的行为。”这里的倒手转包就是建设工程实务中的转包行为。颁布施行的《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颁布施行的《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建筑法》《合同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转包的定义，但却明确规定了法律禁止的两种转包行为。根据《建筑法》制定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在《建筑法》及《合同法》对转包行为界定的基础上明确对转包的定义作出了界定，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

因此转包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第三人承包的行为。

（二）转包的法律特征及本质属性

1.转包的法律特征

根据转包的概念并结合建设部体改法规司颁发的（96）建法法字第14号《关于如何界定工程转包和分包问题的复函》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转包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转包人不履行建设工程合同全部义务，不履行施工、管理、技术指导等技术经济责任。转包人在承包工程后，并不成立项目经理部，也不委派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工程建设进行管理和技术指导，往往以收取总包管理费的方式，将全部工程转让给转承包人，转包人不履行建设工程合同中应由承包人（转包人）履行的全部义务。

（2）转包人将合同权利与义务全部转让给转承包人，转承包人与原合同发包人之间建立了新的事实合同关系（原合同指发包人或总包人与转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下同）。转包后，转包人不履行原合同约定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全部的建设工程均由转承包人完成，这样在转承包人与原合同发包人之间建立了新的事实合同关系。

（3）转包人对转承包人的履行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程转包后，在转包人并不退出原合同关系的前提下，转承包人与原合同发包人建立了新的事实合同关系，转承包人应就建设工程的质量、工期、安全对原合同发包人承担责任。同时，转包人也应按照原合同就建设工程的质量、工期、安全对原合同发包人承担责任。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定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建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包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与接受转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转包人与转承包人应就建设工程的质量对原合同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2.转包的本质属性

要分析转包的本质属性，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转包后，转包人是否退出了原合同关系，原合同关系是否终止？第二，转包后，转承包人是否取代了原合同中承包人的当事人的地位，如果不是，转承包人与原合同的发包人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

有观点认为，转包的情况下，转包人退出原合同关系，转承包人取得了原合同中转包人的当事人地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转包虽然在理论可归属于为合同的转让范畴即权利与义务的概括转让，但是由于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及建设部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禁止转包行为，即转包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转包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以转包并不适用于我国《合同法》关于权利与义务转让的规定。在转包的情况下，无论转包人是否取得原合同发包人或承包人的同意，转包行为均是无效的，但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合同转让却是合法有效的，只要转让方取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转让行为就是有效的。

笔者认为，转包后，转包人并未退出原合同关系，转承包人也未取代转包人而取的原合同中转包人当事人的地位。

第一个问题，转包后，转包人是否退出了原合同关系，原合同关系是否终止？

转包后，转包人不履行原合同约定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即不履行全部的合同义务，但这并不等同转包人退出了原合同关系，简单地说，转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不一定表示转包人退出合同关系。退出合同关系从法律上分析就是解除合同的行为，但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不必定导致合同的解除，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有两种方式，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转包人转包工程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原合同发包人或承包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同时我国《合同法》对解除合同的程序进行了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在转包的情况下，因转包人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原合同发包人或承包人拥有合同解除权，但是由于合同解除必须通知对方，在原合同发包人或承包人并未通知转包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合同并不因转包人转包工程而自然解除。如果转包人与发包人或承包人在原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又没有在事后一致同意：转包人转包工程的，合同关系就即时解除，那么转包并不会导致原合同解除。

同理，转包也不会导致合同关系的终止。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导致合同终止的几种情形，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显然，转包不属于上述规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即转包也不必定导致原合同关系的终止。

因此，转包后，转包人并没有退出原合同关系，转包人在原合同中的当事人地位并没有改变，发包人或承包人仍然可以要求转包人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二个问题，转包后，转承包人是否取代了原合同中转包人的当事人的地位，如果不是，转承包人与原合同的发包人或承包人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

如前文所分析，转包行为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以，转包关系中，转包人将原合同中权利与义务概括转让给转承包人即变更合同主体的行为无效，也就是说，将转包人与发包人或承包人原合同关系中的转包人变更为转承包人的这个变更合同主体的行为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以转承包人根本不可能取代转包人在原合同中的当事人地位。转包后，转承包人与原合同发包人或承包人之间并不是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来履行权利与义务的，转承包人也无权要求按照原合同中约定价款的计价方式及支付方式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综上，转包的本质属性就是，转包人不履行原合同中全部的建设工程任务，而由转承包人完成原合同中约定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在转包人不退出原合同关系的前提下，转承包人与原合同的发包人建立了新的事实合同关系。

二、转包的形态

转包在建设工程实务中具有多种形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1.依据转包的方式及转承包人的人数，转包的形态可分为：直接转包与变相转包。

所谓直接转包是指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直接转包给某一施工人；所谓变相转包是指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通过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他人即变相的转包。直接转包与变相转包两者只是形式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其本质均是转包人不履行原合同中全部的建设工程任务，而由转承包人实际完成全部的建设工程任务。因此，建设部明确规定，承包单位在承接工程后，对该工程不派驻项目经理管理，不进行质量、安全、进度管理，不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承包义务，无论将工程全部转包给他人，还是以分包的名义将工程肢解后分别转包给他人的，均属转包行为。

2.依据转包的次数，转包的形态可分为：一次转包与层层转包。所谓一次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后不再转让的行为；所谓层层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后工程被再次或数次转让的行为。

3.依据转包的对象，转包的形态可分为：工程总承包（包括勘察、设计、施工）转包，施工转包，勘察转包、设计转包；施工转包又可以分为施工总承包转包，专业工程转包。工程总承包转包是指工程总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施工转包是指施工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施工义务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施工义务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相应的施工总承包人转让全部工程施工义务的属于施工总承包转包，专业承包人转包全部的专业工程施工义务的属于专业工程转包；勘察转包是指勘察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勘察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勘察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设计转包是指设计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设计任务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设计任务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设计任务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

三、转包的认定（构成要件）及司法实践中任何认定转包

1.转包的认定（构成要件）

根据转包的定义，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因此构成转包必须具有以下两个要件：

（1）首先转包人与转承包人必须是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或个人。如前文所述所谓转包是承包人将其承包建设工程直接或变相转让给第三人，也就是说转承包人对于转包人来说必须是第三人而不能是转包人的分公司或内部机构；笔者认为，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转给”其分公司或内部机构的行为，属于承包人的内部分工即经营策略的范畴。

（2）其次承包人必须将全部建设工程任务转给第三人。承包人必须是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直接或变相转让给第三人才构成转包，而不是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中的分部分项工程或某一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承包人只是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中的分部分项或某一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应构成分包或非法分包而不是转包。

2.转包与内部承包、劳务分包的关系及司法实践中任何认定转包

（1）转包与内部承包的联系与区别

内部承包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早是从浙江发展起来的，所以内部承包也称“浙江模式”，一般表现为以总公司或母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工程，但总公司或母公司只收取管理费，并不直接参与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和对质量、安全生产进行统一管理，具体施工和管理由下属的分公司或子公司来负责。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具体的模式：

第一，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模式

所谓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模式就是指总公司承包建设工程后，并不实际履行建设工程合同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转给下属的分公司承包的行为。

笔者认为要界定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这种内部承包方式是否属于转包，关键要看分公司相对于母公司是否属于“第三人”或他人。也就是说分公司是否能视为总公司之外独立人格。答案是明显的，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分公司是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与义务均为总公司来承担。我国新《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我认为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这种内部承包方式，因不具备前文所述转包的构成要件，并不是《合同法》和《建筑法》意义上的转包，只是公司内部的分工属于公司经营策略的范畴。

第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模式

所谓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模式就是指母公司承包建设工程后，并不实际履行建设工程合同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转给下属的子公司承包的行为。

同理，笔者认为要界定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这种内部承包方式是否属于转包，关键还是要看子公司相对于母公司是否属于“第三人”或他人。我国新《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子公司相对于母公司来说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子公司可以视为独立为母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根据上述同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所谓内部承包实际上属于转包。如果，子公司本身也有承揽该工程的资质，这种所谓的内部承包就完全属于转包；如果子本身没有承揽该工程的资质，那么子公司的行为同时也属于《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借用资质的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总公司与分公司的这种内部承包的方式不属于转包，从法律上来讲不存在违法问题。就总公司而言，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这在管理上存在风险。由于总公司完全将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交给分公司做，而分公司不一定完全具备相应的施工技术和管理能力，因此很可能导致出现工程质量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而这种责任最后还是要由总公司来承担，因此，在分包司不完全具备相应的施工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并不十分可取。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所谓内部承包即使子公司具有相应的资质，也属于转包，为法律所禁止；同时在子公司没有承揽工程相应资质的时候则属于《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借用资质的情况，这种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以内部承包转让工程承包权方式完全为法律所禁止，应该完全摈弃。

（2）转包与劳务分包的区别

所谓劳务分包，按照建设部颁布施行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的规定，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以下简称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企业（以下简称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转包无效而《司法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以转包建设工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因此转包与劳务分包存在着显着的区别：

①转包与劳务分包指向的对象不同。转包的对象是工程或分部分项的工程；而劳务分包仅指向工程中的劳务。在转包的情况下，转包人是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转让给转承包人，包括建设工程任务中的经济技术责任，管理责任及劳务作业任务；而劳务分包的情况下，劳务作业发包人仅将其承包建设工程任务中的劳务作业任务分包给劳务作业承包人。

②合同效力不同。转包属于法律法规所明确禁止的无效行为；而劳务分包属合法行为，法律对劳务分包并不禁止。如前文所述《司法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依法进行的劳务分包合法有效，不同于转包，只要认定为转包行为均无效。

③法律后果不同。如前文所述按照我国《建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转包的双方对因此造成的质量或其它问题要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劳务分包双方互相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共同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劳务作业承包人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规定的相应的劳务作业承包资质，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建设工程中的劳务作业任务发包给劳务作业承包人是合法有效的，劳务分包不属于工程转包，两者在指向的对象、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不相同。

（3）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转包

转包在建设工程实务中及司法实践中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因此要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转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建设工程实务经验。

例如，建设工程实务中经常出现承包人（总包方）将某建筑工程公司编入承包人（总包方）项目经理部下的土方一队、隧道一队等，承包人（总包方）与该某建筑工程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任务转交给某建筑工程公司来施工，该行为属于转包还是内部承包呢？

根据笔者代理建设工程案件及在建筑企业从业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属于转包行为，其理由是：被编入项目经理部下的土方一队、隧道一队的施工队伍隶属于工程总承包人之外的其他建筑公司，虽然在表面上以总承包人的项目经理部的土方一队、隧道一队的名义施工，但实际上土方一队、隧道一队的编制并不属于承包人（总包方），也未在工商登记中登记到承包人（总包方）的名下，也就是说，法律上并未成为承包人（总包方）的内部机构，实践中经常表现为，还要看土方一队、隧道一队的负责人即项目经理并未注册在承包人（总包方）的名下。即本质上还是两个独立法人之间形成的工程转包关系而不属于内部承包的关系。

既然转包是转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那么在建设工程实务中就往往表现为，转包人在承接建设工程后并不成立项目部，也不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和技术指导。因此要认定是否存在转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核实：（1）核实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否实际上已变更；（2）检查现场管理人员的隶属关系，与申报质量监督时是否一致；（3）核查承包人行为（包括组织机构、工作协调、技术措施、方案、质量、安全责任等）的落实情况；（4）核查承包人管理人员的实际到位情况；（5）在由承包人供应材料时，核查工程项目的原材料是否由承包人供应；（6）核查用于工程施工的大型机具、设备、设施是否为承包人所有。如果，核实查清进行实际工程建设的单位不是承包人而是承包以外的第三人，承包人也没有为工程项目成立项目部，也未在施工现场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均隶属于承包人以外的第三人，则基本可以认定为承包人的行为转包。

当然，要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转包行为，除了具备一定的建设工程实务经验外，关键的还是要看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备转包的构成要件及是否符合转包的法律特征。

四、转包合同价款的计取及支付

转包合同无效，那么对于转包关系中转承包人即《司法解释》中所称的实际施工人完成工程建设价款如何来计取呢？是按照一般的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还是按照《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无效的合同，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工程价款参照无效合同的约定来计取呢？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很明确，按照《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转包合同无效，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转承包人如果承建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就可以参照无效的转包合同的约定来向转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笔者想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就是转承包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根据《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向发包人主张价款的范围或额度。举例，发包人将建设工程的施工发包给一个总承包企业进行施工总承包，总承包企业又将整个工程转包给转承包人。用图例表示为：发包人――施工总承包（转包人）――实际施工人（转承包人）。在这样一个法律关系中，笔者认为，因为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之间的施工总承包合同有效，因此，施工总承包人可以依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和标准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而如果是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则实际施工人只能根据与发包人之间的事实合同按实结算或者参考实际施工人与施工总承包人之间的无效转包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和标准来结算，发包人在欠付施工总承包人即转包人价款的额度内承担责任。因为总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款往往高于转包合同约定的价款，所以，超出部分应作为施工总承包人即转包人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理解存在一个障碍：就是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除了事实合同外，根本没有书面的合同，连无效的书面合同也没有，无效的转包合同是存在于施工总承包即转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即转承包人之间，也就是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根本没有书面的具体约定的合同，如何根据《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来参照，要参照只能参照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事实合同，而事实合同对价款又没有具体的约定，因此只能按实结算，而无权要求参照转包合同约定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但是，实际施工人向施工总承包人主张时却可以参照无效的转包合同来向施工总承包人即转包人来主张工程价款，而按实结算的工程价款有时高于无效转包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这不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与实际施工人向施工总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所主张的价款额度可能不一样吗，并且如果万一施工总承包人与转承包人恶意约定转包合同的价款比施工总承包合同的价款还要高，那么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参照无效转包合同计取工程价款不是损害了发包人的利益吗？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问题在那里？问题在于，存在误解的人没有准确理解《司法解释》第二条及第二十六的规定。无效的转包合同虽然存在于施工总承包人与实转承包人之间，但是按照《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原则，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无论是实际施工人是向施工总承包人主张还是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都可以参照无效的转包合同的约定来计取。当然，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第二条用的关键词是“可以参照”而不是“应当参照”，如前文所分析，根据无效合同的理论，实践施工人在向施工总承包人或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也可以要求按实结算。但是，在转包的情况下，根据笔者代理案件所了解的情况，《司法解释》颁布施行后，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还是以参照无效的转包合同的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

如果万一施工总承包人与转承包人恶意约定转包合同的价款比施工总承包合同的价款还要高，那么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参照无效转包合同计取工程价款是否损害了发包人的利益呢？这要准确理解《司法解释》第二十六，《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价款时，发包人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里的欠付工程款，应指发包人依据总承包合同而欠付施工总承包人的工程价款。也就是说，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发包人在欠付施工总承包人价款的范围内，把本应直接支付给施工总承包人的价款直接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前提有两个，第一，发包人欠付施工总承包人的价款，第二，施工总承包人欠付实际施工人的价款。笔者认为，此时，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类似于行使债权代位权，即实际施工人主张价款的额度只能在发包人欠付施工总承包价款的额度内来向发包人主张。当然，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与《合同法》里规定的代位权还是不同的，具体区别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因此，在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时，无论是参照无效的转包合同还是要求按实结算，发包人只在欠付施工总承包人价款的额度内承担责任，如果转包合同的价款比施工总承包合同的价款还要高，那么高出的部分应由签订无效转包合同的施工总承包人来承担。

五、转包的危害

如前文所述，我国《合同法》、《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禁止建设工程的转包。禁止工程转包在国际上也是通例，不少国家都对建设工程的转包作了禁止性规定。因此关于禁止转包的规定，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在我国目前的建设工程实务中，转包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转包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工期延误，工程款拖欠等问题。

转包过程中，一些单位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将其承包的工程压价转包给他人，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形成“层层转包、层层扒皮”的现象，导致最后可用于工程建设的资金大大减少，转承包人即实际施工人在能获得的工程价款实际上已经不满足按设计要求和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赚取一定的利润，就采用偷工减料，使得实际工程施工标准远远低于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隐患；同时，一些建设工程转包后往往落入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和相应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包工队中，一方面可能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另一方面因缺乏相应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导致工期延误。同时，转包还往往带来工程款拖欠，前手的转包人在收取相应的管理费和工程款后并不能及时支付给转承包人，这样往往会发生发包人拖欠转包人工程款，转包人拖欠转承包人工程款，转承包人拖欠农民工工资即所谓的层层转包层层拖欠。

除转包带来的质量，工期延误，工程款拖欠等问题外，承包人擅自将其承包的工程项目转包，破坏了合同关系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在建设工程合同订立过程中，发包人往往经过慎重选择，确定与其所信任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人订立合同，承包人将其所承包的工程转包给他人，擅自变更合同，违背了发包人的意志，损害发包人的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六、转包的法律处理原则

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明确禁止转包并对转包的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转包行为无效。如前文所述我国《合同法》、《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明确禁止转包行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司法解释》第四条更是进一步明确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

其次，转包人因非法转包建设工程所获取的非法所得要予以没收。()《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在建设工程实务中，转包人的非法所得通常表现为管理费，因此，在转包的情况下，转包人实际并没有对转承包人的建设工程建设活动进行管理，转包人所收取的管理费就应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再次，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转承包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按照《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虽然在转包的情况下，转包合同无效，但如果转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承建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转承包人仍然可以主张工程价款，并且按照《司法解释》第二十六的规定，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转承包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发包人在欠付承包人（转包人）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最后，转包工程的，转包人还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我国《建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法规的转包行为不仅严令禁止，而且规定了比较严厉的处罚措施。

篇2：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合同无效

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合同无效

《建筑法》第67条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从而将此两类行为定性为违反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而《合同法》也有同样规定禁止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承包人由此所实际取得的收益，根据建筑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类同于出借建筑法定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因出借行为取得的利益，和无资质建筑企业因借用资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取得的利益，均属于非法所得，应由法院在诉讼中予以收缴，

对此，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承包人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的外延范围。结合国务院于201月30日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第2款规定，违法分包，是指：(1)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2)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4)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直接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他人。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应限制在上述范围内认定承包人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行为。

篇3：建设施工合同中挂靠和转包的法律风险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转包的形式包括两种：一种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另一种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他人即变相的转包。二者只有形式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因此，建设部明确规定，承包单位在承接工程后，对该工程不派驻项目经理管理，不进行质量、安全、进度管理，不依照合同法约定履行承包义务，无论将工程全部转包给他人，还是以分包的名义将工程肢解后分别转包给他人的，均属转包行为。

《建筑法》第十五条规定：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备考资料

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269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由于建筑施工合同的特殊性，发包方实际已经占有建筑工程，承包方或接受转包方投入的人力、物力已经变成了不动产，根本无法返还，因此，处理因转包合同纠纷而产生的案件时，只能是折价补偿。建筑工程已经完工且质量合格，发包方（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已完工程的实际造价支付给施工企业（接受转包方）相应价款。合同已经履行但尚未完工的工程，应当对已完工程的造价予以鉴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已完工程的实际造价支付给施工企业相应的价款。

因转包产生的合同纠纷，如发包人起诉，应列转包人和被转包人作为共同被告；如因转包合同产生纠纷，以转包人和被转包人为诉讼主体，建设单位列为第三人；多层次转包的，除诉讼当事人外，应将其它各方列为第三人。

对于因无效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根据双方当事人――转包方和接受转包方的过错程度和责任大小，确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因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范围，一般包括误工费、停工费、保管费、机械设施闲置费、租赁费、临时设施建造费、利润、有关费用调整、定额保管费、税金等直接与该工程有关而独立发生的费用等。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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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工程建设监理中几个困境与处理对策

工程建设监理中几个困境与处理对策

我国的上程建设监理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已取得很大成效.然而,在工程实践中监理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来自制度不完善的、有来自建设单位的、有来自施工单位的.、也有来自监理自身的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给监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作 者：龙剑军 吴君 柳正东 LONG Jian-jun Wu Jun LIU Zheng-Dong  作者单位：龙剑军,LONG Jian-jun(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18000:)

吴君,柳正东,Wu Jun,LIU Zheng-Dong(长江委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与监理公司,武汉,430010)

刊 名：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JIA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年，卷(期)： 26(2) 分类号：U415.1 关键词：工程监理   问题   措施  

篇5：论建设工程中甲方管理的几个重要环节

论建设工程中甲方管理的几个重要环节

由于工程项目自身的特点，决定了项目控制的工作重点在于项目的进度、成本及质量等指标，作为甲方，就是希望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全过程有效控制，从组织、技术、经济、合同等方面，减低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我认为，以下三个环节是在甲方工程管理中最关键而有时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即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技术协调及危机管理，下面分别论述。

一、阶段成本控制

设计阶段是建设项目成本控制的关键和重点。尽管设计费在建设工程全过程费用中一般只占建安成本的1.5%～2%，但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力可达75%以上，特别是扩初设计阶段对项目的经济影响可达98%.由此可见，设计阶段的投资管理对整个工程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设计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建设费用的多少和建设工期的长短，直接决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量。

在工程设计实例中发现，不少设计人员重技术，轻经济，随意提高安全系数，造成一定浪费。所以甲方应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应认真审核设计，及时发现问题，以免扩初设计批复后，存在的技术经济问题难以解决。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因设计不精、设计深度不够而增加工程造价不确定因素的情况，可积极推行限额设计，以有效控制造价，

即先按项目投资估算控制方案和初步设计概算，再用初步设计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和概算，使各专业在保证建筑功能及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合理分解限额，把技术和经济有效结合起来。严格控制设计变更使限额不轻易突破。甲方应积极配合设计单位，并利用同类建筑工程的技术指标进行科学分析、比较，使设计优化以降低工程造价。

二、技术协调

建设项目管理，是为满足建设项目对于特定目标要求而进行的系统的、有效的计划、组织、控制与协调活动。“协调”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协调的内容包括人际关系、组织关系、资源供求、信息交换等方面，资源供求与信息交换协调可以统称为技术协调。从甲方工程管理的角度出发，建设项目管理中的技术协调的重点，主要是技术信息协调。

技术协调是目前建设项目管理相对较薄弱的环节。对于项目建设程序的各个阶段而言，规划、设计、施工阶段自身有较完善的质保体系，有各自较为严密的标准、规范，但各阶段之间需要衔接，必然存在技术信息的相互流动。例如，施工单位对于设计使用功能的理解，以及对变更的掌握，设计单位对于现场和施工动态情况的了解等，都依赖技术信息交流；项目管理的对象，即工程实体本身，是一个由众多的环节构成的系统，项目管理实践证明，技术信息协调失败引发的问题在项目缺陷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篇6：工程建设施工管理中的法律焦点问题

工程建设施工管理中的法律焦点问题

马荣镇

现将参加中国建设报主办的《项目经理责任制及挂靠法律风险防范与施工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分析》实务研讨会学习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建筑施工合同履行中实践出现的焦点问题撰写要点，以便与大家探讨。

一、施工项目经理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定性：项目经理指承包在工程项目上负责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一次性委托代理人，是项目管理的第一管理责任人。

（二）法律地位：在一般情况下，项目经理经过承包人合法任命，是承包人施工项目上的委托代理人，在特定施工项目管理上代表承包人对外处理相关事务。

（三）法律权限：

1、有权代表承包人向发包人履行施工合同或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行为。

2、对发包人而言，如果承包人对其无书面授权，则推定项目经理无权修改施工合同。

3、对下家即分包人、供应商、租赁商、销售商而言，其行为若没有过特别限制，通常情况下，视为承包人的代理行为。

（四）项目经理授权限制的法律建议：

1、在与发包人订立施工承包合同中，就授权范围、权限在合同中直接明示。

2、项目部印章最好不要刻，由承包人直接授权对各种法律文件进行签字即可。（这样法律风险小，至少可追究个人法律责任）；若必须刻用，可在项目部印章上作权利限制。（如注明“非合同章”或“此章权作技术资料签章”）

二、项目经理部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定性：通常情况下，项目经理部是承包人为实施特定项目而成立的临时内部组织机构，而不是分支经营机构。（例外，该项目经理部在当地领取营业执照）

（二）法律责任：1、项目经理部执行施工承包合同的行为由公司承担。2、项目经理部印章由于没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容易被私刻，承包人内部备案难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建议不要刻，如需刻用，须到公安部门或工商部门备案，以防真假。

（三）项目经理部其他从业人员法律地位：通常情况下，项目经理部其他组成人员是项目经理的助手，是职员，无权对外从事法律行为（除非由项目经理进行转委托）

三、监理单位及总监理师的法律问题

（一）监理单位的法律地位：监理单位与发包人就某一工程项目签订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承包合同，代表发包人对承包单位监督。双方建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监理单位是发包人的委托代理人。

（二）总监理师的法律地位：总监理师受监理单位的委派，代理监理单位履行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中约定的职责，其行为是监理单位的职务行为，因其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由监理单位承担。监理单位的法律后果最终由发包人承担。

（三）监理的权力：主要有1、设计变更权；2、价款确认权；3、工期延误审查权；4、工程质量监督权等。

（三）法律建议：

1、工程有监理的，要充分了解监理的授权范围，对监理的无权代理行为要理直气壮地拒绝。

2、注意收集、保存监理人的行为记录，以备工程索赔和工程诉讼之用。

3、监理与发包人委派的工程师权利交叉或授权不明时，这对承包人非常有利，承包人可充公运用民法通则中的有关法律条款，追究发包人的法律责任。

四、挂靠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定性：挂靠是指无资质的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施工企业、低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借用高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承揽工程的法律行为。

（二）法律风险：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易被认定无效，从而导致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订立的挂靠协议无效。被挂靠人不但管理费收不到，可能还要爱到建筑主管部门罚款、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对外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三）挂靠行为规避风险的法律建议：

1、可以与挂靠人签订一份劳动协议，建立一个社会保险档案，或调动人事档案。变外部挂靠为内部承包协议。

2、现签一个承诺书，就材料欠款、安全事故赔偿、工人工资给付等进行承诺一切由其承担，一旦有上述现象发生，公司有权追偿。

3、在向发包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挂靠人的委托权限及期限。在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中要有“工程款打入公司指定某某帐号，否则工程款支付无效”的约定，以此来有效控制工程款清收。

4、可以派工程管理、安全、质量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参与者施工现场管理，确保工程顺利竣工交付。

5、在挂靠协议注明一旦私刻公司印章或公司项目部印章等行为，视为违约。视工程合同价的大小承担违约金5-20万元。

五、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0201）签订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定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是原国家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制定。包含协议书、通用条款、专用条款、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书等内容，在施工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二）施工合同签订时须注意“八大”重要条款：

1、工程承包范围。工程范围是指承包人承包的工作范围和内容。是决定工程总价和单价计算依据。如经过招投标的，应根据招投标文件填定，其他可根据图纸填写。

2、工期。工期分开工日期与竣工日期。施工方应依约按工期施工，严防工期延误。工期问题是发包方拒付或延付工程款常用的手段之一，施工方一旦工期延误，易被发包方索赔从而导致工程价款减少。开工日期应约定如下：X年X月X日开工，同时以甲方具备开工条件的最后一项，并发出开工指令为准。竣工日期约定如下：X年X月X日竣工，如因发包人原因或不可抗力，工期顺延。3、工程质量条款。施工人施工义务是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基于目前已经取消了《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统一标准》（GBJ300-88）对于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区分优良、合格两个等级的规定。工程质量标准填写“合格”即可，如发包人要求工程质量力争取得XX奖，或工程质量达优良，承包人签订时要注意奖惩约定，慎重填写，一旦无法满足发包人的质量要求，要承担违约责任。

3、合同价款。是施工合同中的核心条款。

在填写合同价款时应注意，若为可调整合同价格应注明“暂定”。在合同中约定工程造价结算采用的定额，且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因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及现场签证等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工程价款在竣工决算时统一按实调整。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第23.3条阐明可调价格合同中合同价款的调整因素包括：

（1）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影响合同价款；

（2）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

（3）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累计超过8小时；

（4）双方约定的其他因素。（此通用条款可在专用条款中直接约定适用。）

对于固定价格合同的签订（即指工程量清单计价），采用固定总价计价方式的，双方约定风险范围和风险费用计算方法。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合同价款不做调整。采用固定单价计价方式的，在约定风险范围内，单价不作调整。在约定风险范围外实际数量变化超过工程量清单内数量10%以上，且该项目数量变化的金额超过合同金额0.01%以上时，单价可作调整。

4、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国家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彻底改变了由质监机构代表政府对建筑市场进行竣工验收的传统做法，而改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就当具备下列条件：

（1）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3）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设材料、建筑购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4）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5）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承包人按上述条件提交了申请竣工验收报告，而发包人往往迟迟不予验收。在这样情形下，订立施工合同时应注意按通用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第32项内容保留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证据，并履行通知义务，可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竣工验收报告后28天内不组织验收，或验收后14天内不提出修改意见，视为竣工验收报告已被认可。

5、竣工结算。发包人认可竣工验收报告后，承包人即可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在这个环节上，发包人往往故意对承包人送交的竣工结算文件拖延审核或以没收到竣工结算文件为借口不予审核，以达到拖延支付工程款的目的。这种情况下，承包人与发包人在竣工结算条款要明确约定发包人应当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的约定期限内（一般为28天），予以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竣工结算文件视为已被认可。承包人可依据此竣工结算文件与发包人进行竣工结算。

6、质量保修。承包人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工程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发包人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在示范文本中双方一般订立质量保修书。

质量保修书的主要内容为：

（1）质量保修项目内容及范围；

（2）质量保修期

（3）质量保修责任；

（4）质量保修金的支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1）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洒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件；

（3）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年采暖期、供冷期；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理、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主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金一般不超过合同价的5%，承发包双方一般会在专用条款中或保修书中约定，保修在保修期满后归还，这种约定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及振作意义。建议约定为保修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内或两年内归还。

7、争议。合同中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选择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

诉讼与仲裁的主要区别是

（1）法院诉讼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仲裁则实行协议管辖，充分体现了仲裁活动的自愿性。

（2）诉讼当事人不能选择审判员，也不能超过管辖级别选择管辖法院，而仲裁活动的当事人既可以选择仲裁机构，还可以选择仲裁员。

（3）仲裁实行不公开审理，除非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诉讼则不同，实行公开审理。

（4）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可以上诉，仲裁不得上诉，()一裁即告终结，节省时间。

因此在施工承包合同争议条款上，选择诉讼方式的，应约定承包人所在地或工程所在地的法院管辖，选择仲裁方式的，应约定具体的XX市仲裁委员会。二者只能选一，不可同时选，否则导致仲裁选择无效。

8、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施工承包合同订立中，对于发包人违反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第24条即违反及时支付预付款义务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发包人承担日万分之二的迟延支付违约金。对于发包人违反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第26.4条即违反及时支付进度款义条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发包人承担日万分之二的迟延支付违约金，且工期相应顺延。对于发包人违反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第33.3条即违反及时支付竣工结算款义务的，应在合同中约定以28天作为发包人的审价期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07号即《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执行。违约金累计不宜超过合同价的20%。实际还有损失的，还可约定支付具体违约金后，违约人应赔偿相关损失。

以上是笔者对工程建设施工管理中常出现的法律焦点问题，及处理这些法律焦点问题应采纳的法律建议的阐述，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以便工程管理者在工程管理中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从而实现工程管理的最大效益。

篇7：海南特区房产合同纠纷案件中认定合同效力的原则和无效合同处理的原则

海南特区房产合同纠纷案件中认定合同效力的原则和无效合同处理的原则

一、合同效力及房地产合同效力的概述

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那么，怎样的合同才能对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呢？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一种经过合意的民事行为，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则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产生约束力。《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订立合同的行为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在法律上就产生了约束有关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原《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个条件：（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条件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房地产合同是众类合同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类合同，此类合同的订立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原《经济合同法》、新《合同法》等的规定，所订立的合同还应当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作为海南特区来说也不例外。但是前些年海南房地产由于盲目开发、缺乏预见和规划，使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过快，加之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出台滞后，造成海南房地产市场混乱，经济活动无章可循，直到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开始施行，这种现象才逐渐得以缓和，海南房地产市场也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二、房地产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尽管在95年后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有了法律的保障，但是95年之前因无法可依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遗留下来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方面的纠纷却不少；而且即使是在95年之后，因整个海南大气候仍处于转型、过渡阶段，一些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和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其他活动仍然是不甚规范，法律法规在实际适用中存在有冲突，如此引起的纠纷亦很多。如何解决，关健在于如何认定因房地产开发经营或涉及房地产活动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对《房地产管理法》施行之前和这之后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应当根据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现实状况，在不违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对合同效力作出准确、合法、合理的认定，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存的房地产纠纷。?

在此，笔者想首先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来具体分析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即原告海南省工业厅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房屋买卖纠纷案。该案案情是：1991 年9月25日，原告海南省工业厅与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两被告将位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白龙南路的宿舍楼一幢转让给原告，房屋为框架结构64套，建筑面积为6644平方米，共计房款为565万元，房屋交付时间为1992年7月30日之前，付款方式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天之内，一次性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个月后再付100万元，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一个月内付清。在原告付清房产转让款后五日内，双方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分五次给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支付共计人民币565万元，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将宿舍楼交付给原告使用，之后，原告以房改方式将房屋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现均已装修入户居住使用达四年，因两被告一直未能给原告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遂成讼。再查：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行政划拨用地，尚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经原海口市国土局批准用于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作为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咨询业务场所。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1988年7月27日在海南设立的，其经营范围是开展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的咨询业务；1992年该中心因歇业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

从上述案例可见，原、被告所订立的合同及合同内容有几个方面是不合法的。首先主体上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无权订立房屋预售合同；第二、该合同的标的物所依附的土地是行政划拨用地，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依照《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金；第三，该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原批准的用途是建设综合服务大楼，非住宅商业用地，而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即擅自更改土地用途进行商品房开发和经营；第四、合同在订立时，所建房屋也未达到当时法律法规规定的预售条件。很显然，原、被告订立的合同违反了《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有关合同生效的规定，以及违反土地使用权管理的有关办法，完全符合认定无效合同的条件，本应当认定为是无效合同，按无效合同来处理。但是在此案中，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即原告已将取得的房屋以房改的方式出售给本单位职工，职工们均已装修入户居住达四年之久，如按无效合同来处理-返还房产给两被告，那么无辜职工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也将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事实上在全案的审理过程中，职工们的反响是最强烈的。另外，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原告及两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最终该案以认定合同有效来判决，并经终审维持结案，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完全符合立法本意的，也达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上述案例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突出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中存在的连锁关系，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审理此类案件不仅仅只是处理开发商与第一手买受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充分考虑以标的物为焦点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因为以买卖关系牵头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层层相扣的，其中兼杂有抵押关系、租赁关系、合作关系等等，若处理不当，将会引起恶性循环。故结合此典型案例，笔者认为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遵循立法本意，维护社会稳定原则?

我国制定的原《经济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19制定的统一《合同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益，维护

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从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看出，无论是以前的《经济合同法》还是现在的《合同法》，它制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法律是发展和进步的保障，而稳定是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执法机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扫清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化解社会的矛盾，调和不利因素，所以执法机关审案判案应该通透法律的立法本意，以稳定大局为本。?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各类经济关系也纷呈复杂，最近中国又面临加入WTO，经验的不足和客观形势的影响使我国法律法规存在不甚完善和出台滞后的'现象，使法律本身和现实状况存在差异和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前述的案例，如果从绝对的法律角度说，合同确认无效是无疑的，但是一旦确认合同无效，矛盾就会激化，这就是冲突所在。?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第一、诸如此类涉及到众多的散户的利益或内部集体的利益、买断产权的、具有连锁关系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方面的纠纷，如果仅仅是因为土地转让、报建、规划方面的手续欠缺或不全，而依据省政府、市政府的根据经济状况制定的规定，可以补办、补全这些手续的，有关的合同应该认定有效，按有效合同来处理，依据各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这里笔者还想说明一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等。结合前述案例，被告没有为原告方办妥房产证，违反了合同约定，补办手续就是采取违约责任中规定的补救措施的一个内容，这就是可以反过来说明手续的欠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因为法律在作强制性规定的同时，是允许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二、对于不涉及众多散户或内部职工利益的案件，如前例，假设原、被告在订立合同后，原告海南省工业厅并未将房屋以房改方式出售给职工，只是闲置着，或租赁予他人、或抵押予他人而他人尚未押断产权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合同无效。因为不论是房屋被闲置着，或出租、抵押予他人，均不影响房屋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承租人依法可以继续承租，抵押也只是担保的一种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抵押物的产权转移，而且抵押权人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此，最主要的是这些情况都不尽然引起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而且作无效无理，在返还财产上也是实际可行的。?

（二）保护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在立法上除了规定制订法规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外，还着重强调了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在过去的《经济合同法》、新的《合同法》里都有所体现，比如新的《合同法》的第四十九条就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也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笔者认为在处理房地产开发经济纠纷时应与立法原则一致，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善意相对人甚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准确认定合同效力。下面笔者从房地产纠纷的几个类型来具体阐述。?

第一、房地产转让纠纷?

房地产转让纠纷是房地产纠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通常致使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商品房预售时，或者未领取预售许可证，或者未按规定投入工程开发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根本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等等。一般来说如果买方已经入住，并已支付大部分房款，有关欠缺的手续可以补办的，应维护买方的利益，除非是买方主张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合同有效，按有效合同处理。如果预售的房屋尚未交付，或工程尚未完工、不可能完工、工程欠缺有关手续、发展商亦不愿意承担责任等情况，可按无效合同来处理。?

其次，由于行政机关或发展商的原因未能及时办理房产证，第一方买受人在未取得房产证之前又再次转让的情况；假如第一手买受人已明示或此后买受人已明知这一情况而以该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应当支持。因为作为第一手买受人并无欺瞒的意思表示，而此后的买受人已明知或应当知道房屋状况而仍愿意购买，并非不知情，不属善意的范畴。而且对于第一手买受人来说，未能取得产权证并非其个人原因所致，其已付足房款，可视为其已实际上取得产权，其利益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此后的买受人确不知情，而房款已支付，也已经入住，开发商有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合同可确认有效；如开发商无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则确认合同无效，按无效合同处理。当然在确认合同无效时，对占用房屋居住的损失要依公平原则合理分担。

第二、房屋租赁纠纷?

在海南经济特区，流动人口众多，房屋租赁行为也是比较活跃。在这一块纠纷中，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争议在出租方和承租方是否到房产管理部门就房屋租赁办理登记备案手续。1995 年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第17条规定：“《房屋租赁证》是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凭证。”在该办法发布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这之后也不甚规范，许多租赁行为并没有办理《房屋租赁证》。笔者认为在《办法》发布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未办理备案登记的，如果此租赁行为一直延续至《办法》发布后，而依照省内的规定可以补办的，依此订立的合同应认定有效，以保护各方的利益，但应责令及时补办。而《办法》发布之后的租赁行为原则上应依法办理备案登记。但是不可否认，在海南本地，租赁行为的随意性很大，而且租赁本身有其特殊性，即承租人只要使用了出租的房屋，即使没有有效的租赁证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客观上仍然存在债的关系。所以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的租赁行为，如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对租赁行为本身未持有异议，只是对租金的支付持有异议，一般应认定合同有效，以保证出租人能合理地获取租金，但也应责令补办手续。?

对于一方提出异议，另一方确有过错或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况可认定合同无效。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上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因无效合同而提出的违约金、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对于出租人实际产生的损失可视为承租人占用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补偿的，这样就可避免一方当事人借主张合同无效而逃避租金的给付。?

第三、房屋抵押纠纷?

房屋抵押与房屋租赁一样，依法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矛盾发生于“先已预售，后又抵押”或“先已抵押，后又预售、转售”的情况。一般认为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而预售未办预售登记，买受方没有支付大部分房款未入住等情况，应保护抵押权人的权利，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但是预购方已基本付清房款入住、或购房者众多、房屋已被多次转售且也基本付清房款的，应认定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因为作为购房者来说，在审查房屋的实际状况方面是处于被动的位置，其没有合理审查实物状况的能力和责任，且如认定合同无效，在返还财产上也难以执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保护购房者的利益，而且这种做法与前述维护社会稳

定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四、房屋建筑质量纠纷?

房屋建筑质量纠纷近年有上升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关房屋质量问题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一般认为此问题产生于有效合同基础上，只是影响到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解除。在这方面，保证交付房屋的质量是出售方的义务，买受方通常没有审查房屋质量的能力和责任，故此类纠纷着重保护买受方的利益。?

但是不排除房屋出售方在出售房屋时故意隐瞒房屋存在瑕疵的真实情况，侵害买受方的利益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况。当然所谓房屋质量上的瑕疵应有合理的解释范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的瑕疵，法律允许采取补救措施，也就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

三、无效合同的处理

原《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统一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是法律对无效合同处理的规定，无效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也应按上述规定来处理。概括起来，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一）返还财产或折价赔偿；（二）赔偿损失，这些主要是针对过错方而言的，对于非过错方也并不需承担法律后果，具体处理上，笔者认为在上述前提下，也应遵循几点。?

（一）公平原则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无效合同的处理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比如因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而引致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按规定，租赁关系无效，承租方将房屋交还给出租方，并且有过错的出租方仍应赔偿承租方的损失。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情节就是，承租方既便没有过错，但其确实也是使用了出租方的房屋，属实际受益人，出租方也是遭受了没有实际使用房屋的损失。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像类似的情况，仍应考虑让没有过错的承租人支付实际使用房屋的租金，才比较公平合理（租金的确定可通过估价部门进行评估）。因建筑质量引致的纠纷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在合同因此而确认无效后，出售方应赔偿买受方的损失，但同时也应考虑买受方已实际使用了房屋，也有一定的受益，故可参照租赁的确认方式给予合理的使用补偿。?

（二）避免累讼原则

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中往往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对一种法律关系认定无效后，经常会影响到其他的法律关系，因此在无效合同的处理上可以考虑尽可能全面协调，减少诉讼程序。比如在确权案件中同时存在房屋抵押关系和房屋买卖关系，如认定买卖关系有效，抵押关系无效，这种无效处理如不存在返还房屋或赔偿损失的问题，应责令有关当事人终止他项权利登记备案，以保证买卖关系的确认。?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过去由于对房地产活动预见不够，普法不得力，引致许多遗留问题，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只要遵循立法原则，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本，灵活执法，就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一类纠纷。当然，这只是针对海南特区特殊的过渡时期所产生的纠纷采取的一些特殊的合理、灵活的处理方式，在房地产市场步入正轨，相关法律法律普及广泛之后，应该严格的依法处理案件。

篇8：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唐湘凌

一、案件要旨

2005年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2008年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2009年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 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诉讼案件，法院只对其中部分案件事实进行了审查，只对部分诉讼请求作出了实体判决，而对其余部分判决明确告知原告因纠纷无法认定，另案处理的，原告就该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要求法院审理的，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因此，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审法院受理原告提起的请求被告赔偿建设工程使用钢材料差价的诉讼请求，是否违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被本院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案件来源

邳州市人民法院（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徐民终字第628号

三、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其中材料费1197135元，建安费62865元），八栋共计1008万元，双方另在报价单中就该工程应使用的材料名称、规格、数量、单位、单价、总价及相关备注情况作出详细约定，其中：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每栋计58吨，单价为5700元；屋面外层板应使用宝钢0.5mm镀铝锌原色板，每栋计3663m2，单价为49元；屋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3663m2，单价为32元；墙面外层板为宝钢0.5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8元；墙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2元。双方在合同中并对付款方式、工程期限、工程延期、工程变更、保修责任等作出约定。

2008年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宝厦集团就富祥公司钢材差价部分的反诉答辩认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钢材缺乏，双方商议并经富祥公司同意后，宝厦集团变更使用了其他钢材，宝厦集团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09年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富祥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12月17日，富祥公司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09年12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富祥公司撤回上诉。

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主钢构材料及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按合同约定使用上海宝钢钢材、钢板，在施工过程中偷梁换柱、以假充真，使用鞍钢、本钢、新余钢铁、营口五矿、上海仲鼎钢铁有限公司的钢材，富祥公司发现后，随即与宝厦集团就此事进行交涉，宝厦集团推托钢结构已做好，钢板已使用，以后愿就钢材差价进行补偿。后双方就补偿数额协商未果，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第二，富祥公司原来在徐州中院主张的材料差价款是17万余元，上诉主张的`也是17万余元，现在本案中主张的材料差价款118万余元和原来的主张不相符。且经过宝厦集团审查，彩板没有差价，彩板都是宝钢厂的。主钢板的材料因工程施工的时候货源短缺，所以就使用了其他大型钢厂的材料，而且也与富祥公司进行了口头协商，不存在什么差价。故请求法院驳回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理过程中，富祥公司于2010年6月1日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要求对宝厦集团实际使用各种钢材的具体数量以及与上海宝钢的钢材相比单位差价是多少进行鉴定。2010年12月13日，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函告原审法院：因提供资料中没有用于建设该厂房钢材的购货地点及价格，无法进行计算，鉴于上述情况，现将委托材料退回，待能够提供完整鉴定资料后，再继续进行鉴定。宝厦集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提供“关于美林森材差说明一份”，其中载明：1、彩涂卷材料。我公司采购的材料产地符合合同承诺均为宝钢产，见附件（略）。2、主钢构材料。工程实施阶段，由于市场宝钢货源短缺，故选用国内大型钢厂产材料。同期宝钢产材料价格市场价为3850元/吨，其它厂价格为3730元/吨。464吨×（3850――3730）元/吨=5568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富祥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首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第二，关于富祥公司主张的相关材料差价款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差价款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宝厦集团对于涉案工程的主钢构没有使用上海宝钢钢材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可以确认宝厦集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按合同约定使用非宝钢钢材替换宝钢钢材的情形。富祥公司主张主钢构材料存在差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宝厦集团虽然辩称其用其他钢材替换宝钢钢材已征得富祥公司方同意，但是并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关证据，故本院对于宝厦集团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宝厦集团虽在“材差说明”中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但其在“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而原宝厦集团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故宝厦集团在“材差说明”中主张的同期宝钢产钢材价格为3850元/吨显然与合同约定价格不符，则本院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富祥公司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不宜作为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的计算依据。富祥公司就主钢构的钢材差价款诉请数额为871856元，故对于超出富祥公司该诉请数额的部分不予保护。富祥公司主张的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元证据不足，宝厦集团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宝厦集团给付富祥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富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是否应予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宝厦集团认为材差款纠纷业经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进行实体处理的上诉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关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宝厦集团应当承担证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责任。宝厦集团认为，工程已于2006年5月12日竣工验收，富祥公司亦签字盖章认可竣工验收合格，且宝厦集团于2006年5月9日向富祥公司邮寄工程决算单，证明富祥公司应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主张材料差价款，但富祥公司在二年期间内，没有主张任何权利。宝厦集团在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追讨工程款时，富祥公司才提出相关主张，显然富祥公司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丧失胜诉权。富祥公司提出，在宝厦集团追讨工程款的过程中，其一直未放弃对材料差价款的主张。法院认为，从（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宝厦集团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之前，双方就工程款的结算多次交涉，虽然双方交涉的内容不明，但相对于富祥公司对材料差价款享有的实体权利，宝厦集团仅以工程决算单邮寄证明、竣工报告证明富祥公司的材料差价款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此外，一审中，诉讼时效未作为案件争议焦点，宝厦集团未提出异议。因此，法院对宝厦集团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就富祥公司不服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提起的上诉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富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工程所用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使用合同约定的宝钢板。富祥公司未能在一审、二审中举证证明宝厦集团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中，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了购货合同、购货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自己履行了合同约定，在涉案工程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上使用了宝钢板，富祥公司亦未有相反证据推翻宝厦集团的主张。因此，法院对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宝厦集团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宝厦集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主钢构材料的计算有失公允，因为5700元/吨的钢构价格不仅包含钢材原材料的价格，还包括将钢材原材料加工成钢构的其他费用。法院认为，宝厦集团这一上诉理由应当支持。主钢构的材差款应以宝厦集团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为计算基础。

因宝厦集团对于使用了其他厂家钢材的事实认可，故对富祥公司所主张的差价应予支持，但富祥公司应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承担举证责任。而富祥公司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于宝厦集团的责任，由于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约定在主钢构上使用宝钢产Q345钢材，其应当对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承担举证责任。宝厦集团在一审中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仅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五张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发票，其中Q345钢材总计368.943吨，在不计主钢构加工损耗的情况下，与合同约定的主钢构464吨（58吨×8栋=464吨）仍相差约100吨钢材，对钢材吨差部分，宝厦集团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表示差额部分为库存钢材。富祥公司认为，上述五张发票宝厦集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一审中均未向法院提供，不是新证据，且发票上所购钢材无法确认是否用于涉案工程建设。庭审中，宝厦集团主张主钢构不是自行加工，而是委托案外人加工，但其不能提供加工费用发票予以证明，因此，法院认为宝厦集团应对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款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主钢构材差款的计算基础无法举证，法院酌情予以认定。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主钢构Q345钢材规格、数量无法确认，法院以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作为计算基础。关于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结合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的2005年10、11月份的购买钢材的发票，及其自认用于涉案工程主钢构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法院认为这一价格可以作为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对于富祥公司提出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应以一审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价格（税前单价2491.4761421元/吨）来认定的主张，由于双方都认可主钢构不仅有本钢同类钢材，还有其他钢企的钢材，不宜仅以本钢2005年8月30月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认定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故对富祥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宝厦集团所提交的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于2005年10月20日发布的《上海市2005年九月份建设工程要素价格市场信息（一）》显示，热轧厚钢板的价格有五种，分别为4832元/吨、4732元/吨、4632元/吨、4532元/吨、4432元/吨。()本院从中计取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根据通常认知，同等情况下，宝钢产的钢材价格不会低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上述市场价格。由于双方的建设施工合同签订于2005年8月25日，法院认定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对于宝厦集团自认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因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价格相差甚远，且与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交的上海港冶钢材贸易网站发布的《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差距较大。《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显示，宝钢四季度价格政策在三季度价格政策基础上进行调整，其中热轧产品（SS400）普下调800元/吨，现3.0*1250直发卷价格为3884元/吨（以上价格不含税价）。因此宝厦集团关于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本院认定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综合单价为3730元/吨、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经计算，双方争议的涉案工程主钢构材差款为（58吨×8栋）×（4632元/吨――3730元/吨）=418528元。

综上，根据宝厦集团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法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被告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为

“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41852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与案件及类似案件有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建设工程转包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制度建设

论建设工程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

论高职学生顶岗实习中的法律风险

论建设工程中非法转包的认定及法律处理原则.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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