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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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

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提法，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实现与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不仅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俄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所面临的劣势。他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比欧洲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与此相联系的有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如果对这种特殊的困难认识不足就易于脱离自己的国情，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违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感觉。

后发优势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以后，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希望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如此氛围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后发优势问题也作了广泛研究。

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8](P205-P206)。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结论[10][11][12][1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后发优势已有一定的认识。

二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参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际，我认为后发优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验借鉴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先行者有丰富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供后来者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使后来者能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2.科技文化利用说，现代化的后

来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加以引进与学习，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后来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杂交的优势，促进现代化的发展。3.后发国家联合说。随着世界整体发展与互相依存趋势的显著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们可以通过联合以抵制发达国家损人利己政策。4.产业转移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后来者顺利地实现现代化。5.外资利用说。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金，后发国家可以依靠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借鸡生蛋的目的。6.榜样激励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十分显著，这对后来者克服重重阻力激发追赶的念头与信心，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非常有利于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上述归纳的后发优势的六个方面之外，笔者毫不怀疑细心的研究者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因素。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不管具备了多少后发优势，却无法掩盖这些后来者所客观存在的比后发优势多得多的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往往表现得比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影响更大，更深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劣势往往是与后发优势紧密联系，共同发生作用。后发劣势经常制约着后发优势，使后者难以发挥功效。这是后发国家十分容易忽视的地方。鉴于此，很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存在的后发劣势进行一番梳理，使这些后来者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劣势非常多，但每个国家又各有不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作出粗线条的宏观梳理。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后发地位是一个具有本质性的最大劣势，正是由后发这一根本性的劣势，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其他劣势。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谁占得先机，谁就取得莫大的优势，更何况这一激烈的竞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世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早先加入这一进程的西方国家已跑出很远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亚非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历史性与现实性高度统一的状态决定了后发国家在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便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其次，后发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底子薄，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占有率低，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很难满足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需要。第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在外力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可它们难以实现持续高效且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原因主要在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很难对现代化进程形成强大的推力。第四，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现代化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已被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充分证明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而在这些后发国家，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即使花很大代价培养的为数不多的人才也很难留在国内。第五，许多后发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进化程度落后状态，是又一明显的后发劣势。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然而由于后发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社会在进化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被动地在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落后，社会缺乏创新机制，难以形成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环境压力和传统重负的束缚。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阻力重重。

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后发劣势远远不止上述六大方面。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的态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到达的不同阶段。由“后发”这一本质性的劣势将会导引出更为多样化的劣势。如果说前文论述的六大劣势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与基础性劣势。那么，这些劣势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会形成裂变与分解，产生许多新的劣势，亦既出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造成严重制约的因素，使后来者的现代化历程愈加艰难。

三

在对后发优势做了初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这些优势做具体分析。这是建立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参数，并结合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重要因素的一种分析，特别是结合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史实，对后发优势及其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发展中国家审视的是所谓经验的借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可供现代化的后来者借鉴。然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启动、初步发展、高速发展而进入到目前的高水平现代化阶段，每一个阶段均有其特殊的经验与教训。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处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只有极少数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处于现代化初步发展阶段的'国家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合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其现代化水平看，已处于走出现代化，向后现代社会过渡阶段。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在走进现代化，或在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艰难前行阶段。两者所处阶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观亦大相径庭。如此相异的状态之中“借鉴经验”几乎不大可能。也许有人会说，后来者可以借鉴先行者在其启动阶段和初级阶段时的经验，可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以及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等方面几乎完全不同。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所决定的。英国、法国等现代化的先行者，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现代化启动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发展没有太大的外来压力，以一种胚胎发育的循序渐进方式向前发展。任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都可在较长的时间与较大的空间里逐渐解决。至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他们所处的时空特性与先行者没有太多区别。这些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时空优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后无法拥有的。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留给他们的时间相当紧迫，空间十分狭小，时空的压缩使许多国家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完成，把发达国家转型时面临的各种历时性矛盾转变为共时性矛盾，使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难题剧增，解决的难度更大。即便有一些后发优势，或一些经验可资借鉴，但在上述状态之中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状态，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其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仅用了上十年的时间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其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获得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资金，实现了后发优势带来的最优结果。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例，成为后发优势的科学文化利用说的最强有力证据。

我们认为，日本的事例确实体现了后发优势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的好处，可是不要忘记，日本是亚非拉美各国成功实现现代

化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唯一例外”。日本的成功是诸多因素加上对机遇的把握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决定了这一经验并不能使科技文化利用说具有普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以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性建设逐渐完善，导致发展中国家学习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难度不断增大。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的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主要开发者和拥有者。它垄断了世界上约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然而，虽然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许多技术，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颇大，但他们的技术转移一般较保守，转移的技术大部分是传统技术或适宜技术，而最先进的技术被严格控制。技术溢出的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298-P30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领先地位，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拉大，采用技术的黑箱化或模拟黑箱化等各种手段，在合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下，使后发国家的科技进步更加困难。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由于教育的落后，使人力资源对现代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才的匮乏与大量外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以非洲为例，目前大约有3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非洲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工作。西非诸国每年约有50%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流失到欧洲[14](P206)。此类现状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后发国家雪上加霜。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当今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因此他们的团结与联合对于其发展与安全是格外重要的。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到遍及亚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无不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为他们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如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缺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的理解与主张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化作用及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因素更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障碍重重。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当时拉丁美洲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阿根廷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言人，带领着一批拉美国家与美国对抗，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敢对美国说不，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刻意通过提高巴西的实力来压制阿根廷，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处处刁难，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终于使阿根廷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拉美第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与之极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纪末再度发生，正当东亚诸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得到世界舆论众口一词称赞不已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密切关联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使东亚几十年的现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损失。东亚“倒退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事实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后发国家的战略方针，即垫高与削低战略（垫高是指对最落后的，极不稳定的，其发展趋势不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国家实行援助。削低是指对有望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之）已逐渐使用得更加熟练。特别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趋势。曾经有所作为的不结盟运动已呈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态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表现得团结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峰会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后发国家联合所具有的这一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转移到后发国家，相应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是后发优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就曾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升级的过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然而我们还看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既没有带来明显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那些夕阳工业和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工业调整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损失惨重。这使原本就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中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指导下，由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帮助实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贯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已山穷水尽，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利用外资对汽车、造船、重型机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工业实施大规模投资，以期在不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升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15]。可事与愿违，在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作调整的情况下对工业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债迅速上升，加上技术创新滞后，使产业的技术升级没有进一步保障，现代化进程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途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提供大量资金以全面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必须利用外资。但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庸，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再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往往出现借贷款额过大，结构不合理，导致外债缠身，甚至出现借新债还旧债，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便极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有效利用上存在严重问题，引进资金往往不能用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处，造成外资的巨大浪费，而且许多国家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外资落入当权者的腰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的存款有几十亿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战争赔款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贷款等[16]。类似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这无疑使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们确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落后者强烈的刺激，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榜样效应作用下，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榜样的激励进行细化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在许多国家，现代化才刚刚启动，或者正处于艰难的初期阶段，便有许多富人以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为榜样，贪图物质的享受。消费固然有利于生产，但把钱大量花在需要外汇进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条件的服务上，既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也对外汇奇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17]。除了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不良榜样效应外，有些国家盲目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不顾国情与时空特性的变化，将别国的发展战略全面引进，结果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混乱。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医疗卫生技术与设备被大量引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儿

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寿命延长，甚至很快进入老年化社会，而此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却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样激励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长时期的追赶与努力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便容易滋生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误，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极易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四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令广大现代化的后来者（严格的说应是“后后来者”）颇感兴趣，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理论之一。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建立的实证性基础是德国、日本等为数极少的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二战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说来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数目更为巨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展相当有限，甚至遇到极大的挫折。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则扩大为74:1。世界上的穷国里有13亿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亿人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没有电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2.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债负担，南北差距还在扩大[14](P53-P54)。正如韩国的金泳镐教授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17](P287)。这显然是对后发国家优势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在拥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还存在如此之事实，难道不令所有的后发优势信奉者为之汗颜。

因此，虽然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后发优势，但任何人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前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任何一种后发优势都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并受历史发展的时空压缩导致的各种新的因素的制约。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后发优势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们清晰可见，它往往与后发劣势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后发优势也各有不同，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现代化研究领域里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后发优势不仅和后发劣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紧密联系，难以分割，它还与现代化的行为主体的认识误区相关，稍不注意便会掉进陷阱。例如，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可以产生很高的生产率，然而将其引入发展中国家后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术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内产生的，是系统运动的结果。技术能起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起作用。这个制度文化的系统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传统、企业理念与劳动者的素质等。可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引进技术，更没有对技术进行改造。因此技术离开了原来系统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系统里，作用自然会减小，甚至会出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排异”反应。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经常会遇到如此尴尬的事情而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后发优势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潜在的趋势，需要把它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的优势。这一转变过程需要后发国家做巨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许多代价。与此同时，后发国家还必须正确把握国情与球情，脱离国情与球情去大谈后发优势是不切实际的，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利的。

发展哲学告诉我们，越复杂的社会，其中的偶然性或机遇就越多[18]。现代社会便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要使后发优势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的状态，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机遇。21世纪还会出现20世纪赐予日本的机遇，但这样的机遇并不多，它只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有敏锐眼光和时代洞察力的发展中国家。

收稿日期：-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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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论文

摘 要：现代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发挥都是通过学科的运作来实现的。后发优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新理论，现在已经被应用于多个方面并且其理论指导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将这一理论引入到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中，希望能对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后发优势；重点大学；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

1 后发优势理论

1.1 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

后发优势理论是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其最初的阐述认为：后起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同时，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从而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内，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理论表明，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态势。

1.2 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M·列维将后发优势论的研究领域从“工业化”扩展到“现代化”，并提出后发优势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对于后来者来说，缩短了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二是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跳越“先发者”必须走过的现代化历程，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四是由于先发式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在研究对象方面，陆德明将“后发国”扩展为“后发展经济体”，包括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后发部门、后发企业等，“后发性”则是指经济体之间的一种落后状态，“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展经济体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迟缓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它包括三层涵义：一是后发优势只可能在后起国家或地区才具备；二是后起国家或地区起步越晚，追赶的速度也就越快；三是后起国家或地区必须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或采取适当的发展方式才能形成真正的后发优势，否则理论上的可能性未必能够形成现实的必然性。

1.3 现阶段的后发优势理论

虽然后发优势理论最初是一个经济理论，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其应用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范围，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形成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对后发优势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强调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有的侧重技术的模仿创新，有的看好制度的借鉴移植，等等。

后发优势是一个综合型很强的概念，因此在后发体中正确运动后发优势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理解、把握后发优势。总的来说，后发优势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后发优势。资源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和自然资源后发优势。

（2）技术后发优势。

（3）制度后发优势。

可以说，后发优势实质上是一个学习的优势，其实现机制的关键就在与能否有效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快速的学习先进体的技术和制度，并将其本土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本土化的技术和制度，不仅会引起“消化不良”，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会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篇3：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论文

2.1 大学的学科建设

大学的学科建设，是指大学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的特点，结合大学自身的实际，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他学科建设活动相比，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大学学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人才。其次，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较一般学科建设活动更为丰富。除了一般学科建设活动具有的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组建学科梯队、调整学科结构、建设学科基地、营造学科环境等内容外，大学学科建设还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一般学科建设所不具备的内容。第三，大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一般情况下，大学的学科建设都受本国政府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和学位授予的学科门类划分约束，即使大学学科设置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国家，其大学的学科建设也要受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制约。第四，大学的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可以概括为调整学科结构和提高学科水平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2.2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

重点学的学科建设与大学的学科建设相比，区别就在“重点”二字上。有了“重点”二字的大学，在财政拨款和招生、教学管理等办学自主权方面与一般大学大不一样，他们享有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在我国，重点大学包括两类：一类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的，到1981年底，全国共有97所高校被确定为重点大学；另一类是指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学，主要是指经过国家计委批复立项列入“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高校。

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除具有一般大学学科建设的特点以外，还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意义重大。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不仅决定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时还担负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

（2）目标定位较高。不少重点大学都把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上，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重点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3）置科研于突出地位。由于重点大学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而高层次人才不是仅仅靠教学所能完成的，它必须通过科学研究来训练。另外，重点大学是我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负担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

2.3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差距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国重点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主要的差距是学科布局不合理，只注重学科单个学位点的建设，忽视学科整体优势的形成。而且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不清晰，甚至有些重点大学认为学科门类齐全就代表着学科布局是合理的。从人才师资的角度看，虽然各重点大学也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有重物质轻人才的现象。从制度机构的方面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制度的建立，都是在采用行政管理的模式，虽然近些年来教授能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上来，但是总体上说学术权利和学术自由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科建设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篇4：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论文

（1）学科布局方面。高校学科布局是指学科在大学的分布状况，它不仅决定了一所高校的学科结构，而且决定了高校的功能、特色，影响着学科水平的提升。因此，高校进行学科建设，首先要着手进行学科布局的调整。要想使高校学科的布局科学化，就必须做到首先进行科学定位。科学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个学科组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争创一流，它必须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我国重点大学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可以说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研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和现有的学科结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基础上调整学科布局，凝练学科方向，省略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局限性而采取的一些调整，避免其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失误，直接学习到比较先进的学科结构，为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师资人才方面。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学科队伍建设，要建设一流的学科队伍，就要重视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由于学科带头人通常是在一门学科领域内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其学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优秀学者。他们是本学科学术梯队的灵魂核心，其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力度。同时学科梯队是以学术研究人员在学科中的重要性为标准进行划分而形成的不同顺序和层次的集合，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学科建设必须依靠学科梯队来实现。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学科梯队，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在这个方面，我国重点大学具有着资本后发优势，利用现阶段我国劳动成本低和在引进人才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报酬高这两个特有的后发优势，遴选学科带头人，引进高水平人才，合理的配置现有人力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在年龄、水平、特点上的人才层次梯队。

（3）制度机构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参考和借鉴先进国家高等教育运作的成熟经验，而且还可以通过广泛比较、借鉴和总结其它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经验与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在比较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理性的选择，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大学制度。拥有制度捷径优势的我国重点大学，应首先确立“学术自由”的理念，本着先进性 、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三个原则，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创立以教师为本，以学科带头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创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学术评价和人才竞争机制，营造有利于创造型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创立健全学科建设工作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学科建设工作的管理。

（4）基地建设方面。学科基地建设是进行高校学科建设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依托，也是高校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重点高校拥有国家重点支持的资金，人才和政策等方面的资源，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拥有着双重的后发优势，通过合理的、有侧重的分配资金，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后发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高和技术引进这些特点，在局部上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实验设备和条件。并按照“统建、专管、共用”的原则，对学科基地进行管理，实现学科基地建设中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及学科基地使用上的通用性、共享性、开放性，进而为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参考文献

［1］@A·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Levy·M ,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篇5：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发展战略

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

关于对外开放和我国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目前理论界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性意见。对此笔者大体归纳如下：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民族产业是次要问题，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纳税、增加就业既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应主要由市场决定，主张搞“产业政策”是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

第二种意见：强调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经济独立性；主张适度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也要适度，注重经济（产业）安全；需要国家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有必要在战略性产业领域中争取赶超。

上面两种不同倾向，实际上隐含着对国际环境、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的分歧。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因为今天国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很多问题，根源还在于旧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新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完善。但对在国际竞争面前要不要坚持自己的产业独立性、要不要保护和扶持民族战略产业的问题上，笔者不能同意第一种意见。

很多文章倾向于用“全球化”、自由贸易代替经济发展，好像只要“放开”搞自由贸易、按比较优势论办事，发展中国家就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好像这就是发展战略的核心。而贸易保护、产业发展政策，都是“计划经济的余毒”，是保护落后。

我们应该承认，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则，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指导意义。但是这个理论的缺点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对待发达――不发达经济之间的分工问题，所以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它解决不了长期经济发展问题（比如说，解释不了为什么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这么快）。静态比较优势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按照这个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就没有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宿命地被动服从于“客观规律”，即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

工业化的拉美式道路和日韩式道路

汽车工业界有人提出：世界各后进国家发展汽车工业，有“拉美式”和“日韩式”两条路线。实际上这可以推广到整个工业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有两种可选择的道路：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

拉美道路的特点，就是敞开大门，鼓励各跨国公司进来合资合作、设厂竞争，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而“日韩式”则强调国家发展自主汽车工业（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不倾向于合资，高度重视引进消化，重视自有品牌。为保护自己的汽车工业不惜搞市场壁垒，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打入国际市场。

拉美式道路，是遵循“国际自由竞争”和“比较优势”论的、政府放任自由的产业发展道路。“日韩式”道路是政府强烈干预市场的（国家确定产业发展目标、实行市场保护和倾斜支持）发展道路。

拉美式道路证明，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可以增进居民福利，可以节省技术研发耗费，减少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代价是阻碍了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创立品牌的前景，本国的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

日韩式的发展道路，要付出购买、消化技术的金钱和努力，要冒技术引进失败或消化不力、掉进“引进陷阱”的风险。但这是不受外国资本控制、发展中国家振兴民族产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1]

可以

[1] [2] [3] [4] [5]

篇6：对文化定势理论的反思

对文化定势理论的反思

文化定势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影响文化定势形成的.因素包括教育、个人交际经验和媒体等.在学习和交际实践中,定势既存在积极的作用,也存在消极的作用.培养跨文化学习能力,就应该不断地对定势进行反思,解构欠准确的定势,从多维角度观察文化并建构新的定势.

作 者：罗虹 刘振艾 LUO Hong LIU Zheng-ai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年，卷(期)： “”(9) 分类号：G02 关键词：文化   定势理论   跨文化交际   反思  

篇7：教学反思理论

教学反思精选理论

思绪万千却不知如何开口，感慨满怀却不知怎样叙述，这里是我的教学反思，位置教学反思3。 多用眼睛看，多用耳朵听，多用嘴巴练，多用脑袋想，这是不是一名初任教师在踏上讲台之前乃至成长路上必经的过程？有幸被领导安排到解放小学观摩各位老师的数学课，所以，与其说今天的这篇文章是教学反思，不如说，今天的这篇随笔是我对此次观摩的所感所想，希望记录下与各位同仁进行交流。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有这样一句话“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这句话甚至已经成为我课堂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如何能够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孩子们对这堂课产生兴趣？这个问题我在每次备课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我不能明确的说出，产生兴趣到底在认知心理学层次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只是觉得，如果在一堂课中，没有能让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存在，那么孩子们听课的积极性就会相应的减少，导致不听课的现象也会频繁发生。 在第一节课，①号老师授课内容为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上册的《正负数》，这名教师无论是语言、情绪还是教师的态势语都非常好，表达流利、简洁、一针见血的引出问题，这些都是我所不具备的能力。但除了这些优点外，她的课堂组织流程我并不认可，一个知识点对应一个练习题，这种教授方式有利有弊，虽然可以把问题处理的十分细化，但耽误时间、知识结构碎化，真正的精彩没有呈现，平淡乏味的课堂让人昏昏欲睡，导致这堂课我听的十分难受。（当时听课的时候，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自己听的不太舒服，这节课似乎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来回到学校又仔细的想一想，我所说的上述原因应该存在，但究竟自己说的究竟是不是主要问题，还有待讨论和研究，教学反思《位置教学反思3》。

第二节课，②号老师讲的是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的《位置》，她首先提出了一个小马虎的问题，而后让孩子们猜想，从而在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中引出课题，在导入环节，我听出了三种导入方式：游戏导入、故事导入、设疑导入。让人情不自禁想跟着教师的思维向下学习，对这堂课产生兴趣和期待，正如我前文所提到的那句话，有了兴趣，孩子们的课堂积极性有明显的`提高，这位教师的语言和前一位教师相比并不算简练，但ppt运用的十分到位，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对于互联网的熟练应用，也成为了本堂课的一大亮点。 第三节课，不做多余评价，因为我觉得这名教师连教师的基本功都不具备，我不敢想象，如果社会让这种教师教授祖国的下一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第四节课，教师的授课内容为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什么是周长》，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就是孩子们集体的动手操作和合作学习，教师安排了大量的时间让孩子们自己动手操作，自己动脑发现，且不说这样的方法效果怎样，但从学生的课堂反应来看，他们对于自己动手实践这种上课方式简直是欢喜至极，做的认真，学的自然要比听枯燥的课程要好得多。但月有阴晴圆缺，课也很难达到完美的境界，例如，在引出概念的环节，学生明明可以自己说出，但由于教师提醒的次数太多，从而将这堂课的数学概念揭示的太过生硬。 最后，想用《论语》中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洋洋洒洒的教育随笔：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善而从之，愿在自己不断总结后，能真正的做到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做，在行后知，在知后升。

篇8：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反思论文

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反思论文

我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反思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的艺术理论处于不可逆的时间过程中，是他对西方艺术史、艺术家和一切艺术活动的经验总结，是对西方传统艺术史学精神的特殊存在。正因为艺术理论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对他的艺术理论反思就有了必要性。其二，如果我们不了解一种艺术理论的途径、模式和结构就根本弄不清哪种艺术理论的方法论才是合理的，也就无从把握这门学科的未来走向。所以，没有对他的艺术理论的真正反思，就没有足够自觉的艺术史研究，艺术史就只能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子集而已，不能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如何现实而有效地把握贡布里希的艺术理论与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是我反思的主旨所在。实际上，对艺术理论的把握总是主观化了的结果，作为艺术理论的学者无论怎样选择都面临种种困境，都是在既有说服力又有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路径。以下我从四个方面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作延展性思考。

一、开放性的探索艺术史

在西方学术史上，针对艺术史的探讨很早就开始了，要说真正具有学术性的艺术史学研究则开始于18世纪，兴盛于19世纪末。可以说一切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的著述都开始于艺术经验。贡布里希艺术理论所提供的研究模型，的确有利于艺术史家思考艺术理论与表达方式的关系，也有利于重新建构起更为严谨而周全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细部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予以研究与探索。近代艺术学成立之初，企图跟美学划分界限，提出学科对象的差异性，分隔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的内容，可是在新的研究趋势下，即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的学科整合趋势下界限与差异渐渐地销声匿迹了。这无疑显示出研究者对于艺术史的探讨，开始由讲求学科的独立与差异走向更能兼顾文化、社会意涵的交叉学科设计，同时也预示着研究者们对于艺术史学相关的哲学探讨有了集体性的反思。

众所周知，历史可以是具体的、单一的事物发展史，也可以是一系列事物的综合发展史。就前者而言，它有着严格的线性结构，即明确的产生、发展、高潮、衰退、灭亡的过程;就后者而言，它的发展是不确定的状态，即呈现出螺旋式结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以把握其发展的趋势或脉络，不存在什么新取代旧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直接套用到社会历史中来。然而，我们又不能太过极端，对于西方的竖琴音乐、芭蕾，中国的国画、昆曲等来说，研究其产生、发展、高潮、衰退，乃至于嬗变过程是有必要的，不可以抛弃进化论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贡布里希艺术史观的反思与其说是建构知识、信条的本身，毋宁说是对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可能性、可信性和价值性的反省，因而它更像是一种思想史的方法论。这里我当然不是对具体艺术史现象的实证，而是对艺术史学科的诸多原则的评判和反思。现如今的艺术史学者是否确立了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义还是个未知数。以学者的理性思考、评判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也非易事。德国戈德斯米特(Adolph Gold-schmidt，1863-1944)为代表的学者们反对对艺术史本身做任何的形而上的思考，有意回避理性思考，艺术史应该拒绝自我的反思，从而反对沃尔夫林、李格尔等人的理论。无疑，这也是一种“方法论”，只是太狭隘了，这会直接导致人们产生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和盲视，即认为艺术史是一种简单到不会有任何冲突可能性的声音。但是，艺术史研究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关的学术活动，相反艺术史是理性思考的重要领域。这方面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谈论哲学史时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气度和立场适合于艺术史。他说：

哲学史家确实也可以追溯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的影响，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作为一个专门学派的范围之内。例如，哲学史家可以说明：贝克菜如何反对洛克，以及休谟以何种方式既继承又摈弃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哲学史家甚至还能进一步在不同学派的成员之间建立联系。他可以说明：17世纪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在什么程度上依旧使用了中世纪的概念。他可以揭示，康德如何看到拒斥休谟的必要性而受到鼓舞，而黑格尔在他的转向中又如何受惠于康德。然而，这里不存在这些哲学家中的一位取代另一位的问题，除非是在这种意义上：某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一个时期内或许更时髦些。一个人尽可以说，在康德和休谟之间的争论点上，休谟是正确的而康德是错误的，洛克比贝克莱或休谟更接近真理，正是黑格尔采取了背离康德的错误转向等等，但这种说法并不剥夺上述哪位哲学家在哲学上所要求的权利。

按此推理，我们尽可以指出沃尔夫林的历史循环论在具体的、特定的和复杂的艺术史现象面前是如何捉襟见肘;贡布里希如何在波普尔的理论假定的基础上不自觉地流露了一种近乎乐观的艺术史发展论，还有他的“图式一修正”理论又回到了当年雷诺兹的颇为激进的结论上，换句话说，艺术与其是要向波普尔那样去崇拜取之不竭、永无差错的自然，还不如转向已经堪称辉煌的前辈大师们的艺术世界，贡布里希似乎有一种滑向忽略艺术的社会本质的“知觉主义”的危险。但是，沃尔夫林所倡导的形式论方法在把握艺术品时还是有启发性的，而贡布里希有关艺术中的风格变迁的思想也是无人能替代得了的。的确，艺术史是既微妙又错综复杂的系统，我们不可能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史哲学理论串成一个一目了然的`链条，从中挑选出哪一个观念比哪一个观念更可取。我关心的是相应的观念或观念群反映的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样使之永远处于一个开放地探讨艺术哲学问题的状态之中。

总之，我们对艺术史的“进步”观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上升，也不能解释为从古典的辉煌向现代的颓废倒退。艺术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超越以往的某些方面，也有某些方面较之逊色。贡布里希教会我们的是要从艺术的史实现象的求证基础上出发，达到对现象的更为深入的把握。用著名艺术史家豪泽尔的话来说：“没有什么艺术作品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确定的、完全的意味，也不会有一种不会改变的和终极的意义。……所以没有任何艺术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最终的。每一种艺术史只是一种开放的、未完结的、常变的发展过程的描述，这一过程中的因子会产生最变化多端的结果。”当理性反思精神渗透到艺术理论研究时，艺术史学的自觉就到来了，哲学精神是历史而又辩证地把握艺术史现象的重要前提。

二、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劣势

贡布里希强调艺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在于，那些在历时性研究上涉及的连续的艺术史现象并非都是呈现为纯线性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艺术史的发展和演变有着比其他任何逻辑都要复杂得多的动态结构。渐进与突变、承递与转折、向心与离心、分化与整合，此外还有各种随机、偶发的诸多因素等等，导致研究者不能在通常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理论中“进步”的概念：一方面，艺术作为历史发展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的文化形式一样，都处于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这是艺术史的普遍规律。比如西方绘画史上对于人的性格描绘的内在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西方绘画中对自然风景关注的问题都留下了一个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进步痕迹。另一方面，艺术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差异和重要程度不尽相同。比如欧洲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变化，就比16世纪和17世纪间的变化重大得多;再有19世纪与20世纪间的差异较之启蒙时代与19世纪的差异就要更强烈些。值得反思的是，艺术发展包含了某些“异变”的特殊情况。比如通常我们认为欧洲中世纪仍是一个具有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色彩的时间。宗教的绝对权力阻碍了科学知识的发展，而艺术也不是趋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层认识，只是作为神学的附庸，用形象的手段表现神及人对神的顶礼膜拜。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教会和神学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态度有很大区别：他们排斥科学但把艺术转化成为人认识自我的特殊写照和宣传自己信仰的某种工具。正是这样的转化过程中，艺术就扮演了表现人的心意状态的角色，于是就有了哥特式绘画和雕塑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异军突起。所以，当一般人还沉浸在艺术史发展的迷人魅力的时间之维无比喜悦之时，作为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研究者一定要反思艺术本身的发展一定不是有得无失的递增和累积的过程，时间的运行方向不能代表一切。正如莫·卡冈所论述的那样：

贝尔尼尼、乌敦、舒宾、罗丹的作品深入的心理刻画是雕塑史上重要的进步成果，然而这一成果的代价是失去了雕塑最初阶段所特有的形体概括的雄浑气势，只要想一想震撼人心的复活节岛的雕像或者古代墨西哥精美卓越的微雕就够了。甚至希腊雕塑同古埃及雕塑相比，也是不仅多有所获，而且多有所失：它发现了生动的、发颤的、运动着的人体的美，却无法达到在东方艺术中借以体现思想的永恒、稳固和绝对的那种形体概括的规律。印象派丰富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生命中流动的、瞬间的东西的美的感知，为此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失去了形象地观察世界的史诗般的广度，——正因为如此，高更、德朗、廖里赫、萨里扬才摆脱了印象派，力求使绘画重新获得艺术概括的宏大气魄。

值得说明的是，当贡布里希刚刚踏入艺术理论的学术研究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并不乐观：艺术史研究不但落后于其他艺术的研究，而且此种研究已经偏离了其他人文学科。按照诺曼·布列逊的话来说，“艺术史学科是一潭死水的平静”。贡布里希意识到如果不对这些方法作彻底的改造，艺术史学研究就不会有什么起色，将很快走向绝路。在此情况下，贡布里希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绘画到底是什么?它与知觉的联系是什么?我们怎么判断再现的图像是来自人的“所知还是所见”?图像和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艺术会有一部历史?它和传统的联系是什么?这些振聋发聩的问题在当时的著述中还是个空缺，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和一般公众要么依赖前人留下的现成答案，要么把问题一下子全都推给哲学家去解决。贡布里希在艺术史和哲学之间，推出了一部在艺术史发展进程中号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艺术与错觉》，填补了这个空缺。它对上述问题的同答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巨大的成绩”却成为他自身的羁绊。由于人们已经广泛接受了《艺术与错觉》中的论述观点，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导致应该反思的那些问题传统随即搁置起来——人们认为贡布里希已经把那些问题解决了。可是，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绘画是什么?贡布里希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知觉的记录。是知觉在记录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以达到预期的图像目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不合理的。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开端就会一直追溯到贡布里希的观念源于古代美学的源头，即宙克西斯和帕拉修斯画葡萄和布幔哪个更真实的传说。这个故事可能是绘画理论的最简明的表述了。这是一种十足的自然状态，将绘画看成现实世界的一种摹本，可这个态度正是西方艺术中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所在。势必使它提升为一种学说，如同贡布里希所提出的——知觉主义学说，即把艺术问题最终归因于观者的心理原因，陷入到心理学理论的漩涡中。但他的学说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把绘画认定为一种知觉记录的理论掩盖了图像的社会性及其作为符号的现实。按此逻辑推理，一旦我们将绘画作为符号艺术而非知觉艺术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另一个和知觉主义同样的陷阱中。因为如果我们把绘画看成一种认知模式的理论归功于贡布里希的话，那么就可以把绘画是关于符号的意义归因到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那里。表面上，索绪尔的语言学可以作为我们解决知觉主义枷锁的有力工具，但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果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我们最终还是处于僵化无益的视角上。因为索绪尔的符号体系中缺少一个要素：所描述的符号如何与内部系统之外的现实世界相互作用。换言之，绘画所运用的特殊符号意味着它是一门与绘画之外能指的力量有不断碰撞的艺术，而这种力量是结构主义所无法解释的。我们不能像贡布里希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观者是“给定的”：观者的角色，以及他被要求做的事，是由图像本身决定的。在知觉论者对艺术的解释中，观者是如同视觉解剖那样一成不变的，但是无论在贡布里希还是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所强调的认知心理学都已经将观画者与绘画作品的关系非历史化了。

三、黑格尔主义真的毫无价值了吗?

贡布里希对“黑格尔主义”持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反对这个强大的精神领域里的“敌人”。在他看来，黑格尔主义在近一百年以来成为统摄哲学、美学、艺术学、宗教、文化等各个人文学科的“图式原型”。它的核心是“从每一个事实的细节去发现隐匿于其中的普遍原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把每一个细小的现象都看作从某种普遍原理派生出来的东西”。这个普遍原理就是所谓“世界精神”“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总是渗透到民族的宗教、法律、政体、习俗、科学、艺术和技术之中，在这样一个对时代精神盲目的追寻中，艺术现象的个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必然遭到了扼杀。贡布里希的这个观点也不无道理，他的批判是适时的也是有意义的。他提醒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中避免把复杂的多样性现象简单化，由于思想偷懒就简单地归结到一个普遍的原理上。

诚然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黑格尔控制的时代，但是，黑格尔的艺术生命周期论的口号依然存在。那么，这种做法之所以能盛行不衰，可能出于人们对体系的崇拜，在很多人看来，艺术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不同，艺术理论不必究其真伪，只探究其是否深刻就行，而且这还是它能否成为拥有体系的标志。体系的存在俨然成为大家解决问题百试不爽的“挡箭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很多貌似深刻的艺术理论却只是空中花园，在动听的美丽辞藻背后掩藏着不负责的偷懒。“体系崇拜”已经成为理论界最大的障碍。这些体系不过就是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一遍一遍的翻版罢了。平心而论，大多数人都喜欢加入某种体系之中，但是真正的学术是要追求“真、善、美”的最高理想，而不是闭门造车似的构建一个所谓的庞大体系。可问题在于，这个精心构建的庞大体系并不能促进学术的进展，反而会成为学术正常发展的障碍，成了那些想当理论预言家、理论领袖的人手中的玩具。波普尔在批判黑格尔时曾写过一段话，他说：

黑格尔的名声是由一些人作成的：这些人想迅速地了解世界的深度秘密，却又不喜欢费劲的科学专技，而这种专技由于缺少揭开一切秘密的力量，所以毕竟也只有使他们失望。但他们随即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用来取代“纯形式逻辑”的这种神秘方法，对解决任何问题竟都轻巧无比，纵有些许明显的困难，但用起来却又强劲有力，解答的成功纵有些许自欺欺人，可又奇快无比，极为确实，也没有其他方法能像这样便宜地使用，不费丁点科学训练和知识即可使用，更没有其他方法像这样用起来具足科学的味道。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时代”的开始，是“不负责任”时代的开始。首先是理智上的不诚实，而后来的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一新的时代是由响彻云霄的巫术咒语和口号的力量所控制的。

贡布里希接受波普尔科学哲学。所以他在艺术研究领域首次提出了取代黑格尔决定论的方案，力图移开阻碍我们深入研究的绊脚石。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黑格尔主义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呢?其实，贡布里希早就认识到，黑格尔主义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用来看待世界的一种理论的“图式原型”而已。这和画家作画依赖于“图式”的道理相同。既然贡布里希认为人们要凭借“图式原型”去感知世界，这就是说任何“图式”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黑格尔主义这种“图式原型”呢?它毕竟是“一种存在”而非“唯一存在”。在这一点上又暴露了贡布里希艺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的地方。

尽管贡布里希坚决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文化解释，由此就认为贡布里希的文化史研究是在强烈反对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免有失偏颇，是一种绝对化的缺乏辨析的态度。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的主题直接障碍就是寻求文化总体论和把单个的文化领域(例如宗教、哲学和艺术)作为总体论的表现来处理。不可否认，贡布里希对黑格尔的解释是有倾向性的，因为贡布里希是波普尔一位非常亲近的追随者(波普尔是极力反对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之一)，他把那种圆满实现的学说和历史哲学观看作彻底的黑格尔，并完全否定了黑格尔对文化和文化传播的否定与斗争的中心论观点和他对历史理解的嵌人性。实际上，这些黑格尔主义的母题与贡布里希的观点并非水火不相容，贡布里希为书写文化史的辩护在于它是一种手段和一种实例，一种书写自己的历史并为它后来命运堪忧的学术态度。他对往昔的道德观也是真实的黑格尔遗产。贡布里希拒绝的历史决定论却已经对现代艺术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推动力，甚至更有害的是，这种历史决定论好像是综合文化史的唯一模式，艺术研究如果拒绝它，就会崩溃成一种琐碎的经验论碎片，所以贡布里希长期以来都必须反对这一分割。

四、贡布里希艺术史观的不足

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考察一定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加以阐释。不然，就会以偏概全，有失偏颇。他虽然在视觉艺术领域和视觉文化领域中都有突出的贡献和独到的见解，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历史局限。

首先，贡布里希提出的“图式一修正”知觉主义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艺术流派。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某些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艺术创作可能就不适用了。例如，如果我们以印象派作为西方艺术发展史的分水岭的话，那么在它之前为西方传统艺术，讲究的是再现、写实主义为主;在它之后为西方现代派艺术，他们的表现形式，重视色彩的渲染，重视人的瞬间的灵感和感觉，重感性轻理性，喜欢反传统。贡布里希本人非常重视西方传统艺术，轻视西方现代派的风格，因此，他的“图式—修正”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古典艺术研究的提炼总结，如果用他的理论对非理性的现代派艺术进行阐释可能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用贡布里希的知觉主义理论去套用所有艺术流派的创作。

其次，贡布里希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态度又回到他对传统艺术的重视上，即以是否体现“图式一修正”理论作为衡量标准。他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故事，每一件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都起到联结往昔又导引未来的重要作用。这回应了贡布里希所强调的，艺术是在一些惯例中逐渐发展的，人们也正是在对这些惯例进行不断的改良和修正过程中才打造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叹为观止的艺术精品。他说道：“正是这些‘老标准’代表了艺术，而且艺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要用它们来评判优劣。一个痛恨起‘老标准’的艺术家很难称得上艺术家，因为他们痛恨的正是艺术。”这里提到的“老标准”正是以往的一些惯例，也就是用“图式—修正”理论来衡量艺术作品是否是建立在生命传统链条上的标准。例如，贡布里希虽然不喜欢现代派艺术，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体现在他对毕加索的态度上，他不喜欢毕加索，但他时常赞扬毕加索对形式超常的把控能力，也承认毕加索是十足有才华的画家，原因是他认为毕加索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前人的图式叠积基础上并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比如在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著作中，他认为：“在那次讲座上(指的是贡布里希1953年11月参加的欧内斯特·琼斯的精神分析学与艺术的讲座)我有幸看到了布格罗的《爱神的诞生》，以及体现土著部落面具回忆的不朽的作品：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这两幅作品并列地放置，是在暗示着没有第一幅画作的出现就不会有第二幅画作。”这段话说明贡布里希正是从“图式一修正”角度上去欣赏毕加索的。

第三，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当中的艺术再现是关注西方艺术发展历程中的写实主义艺术的再现理论、技术进步，这当然不适用于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写意为主的水墨画艺术理论;中国与西方的实证研究不同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标榜“排除价值判断”，而正好是与对作品的欣赏和审美评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刘纲纪认为，“这也是中国式的实证研究的一大优点。因为对艺术史的实证研究，如果不与作品欣赏和审美评价相结合，就只能给人以一些缺乏生命的枯燥琐碎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贡布里希的实证研究就存在这样的缺点”;还有他仍然坚持西方艺术中心论的艺术史观，较少谈及东方艺术(除了日本早期版画)，而且他本人对此也不甚了解;对艺术史上的女艺术家不重视或者说忽略不计;同时否认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对科学理论的直接套用等等。

第四，要想全面考察艺术理论，还需要跳出贡布里希的艺术理论的束缚。我们要感谢贡布里希，因为有了他才能对从古典时期到20世纪的这段绘画艺术历史做出更高的评价。他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人类艺术创作心理与艺术史走向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贡布里希最终也没有给出为什么艺术家们最终放弃现实主义而投向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为什么他们的艺术创作观，一时倚靠现实主义，一时又将现实主义降低为次要位置;为什么我们对同一风格或同一时期的作品褒贬不一，判断优劣。很多的评论家都曾试图摆脱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束缚去解答这些问题。其中英国艺术家、评论家苏齐·加布利克(Suzi Gab，lik)以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是否具备逻辑运算能力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以此否定前人艺术家的思维，简单地在传统艺术家和儿童之间画上等号，这显然不可信;另有人类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认为艺术风格像其他时尚一样，难免要经历钟摆式的回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方艺术的某些趋势——避而不谈艺术价值等问题;再有史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着重从其他领域类似的事件出发，即西方音乐的衰退、物理学相对论的兴起等。然而，这种方法看似有趣，实则逃避确切的阐释和风险，只是原地转圈而已。尽管这些方法有着各自的价值，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焦点问题，即为什么一件艺术品能超越其他同一风格、同一题材的作品而经久不衰，从这个问题的解答上或许我们能在艺术研究上取得可喜的进展。

总之，对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多方面反思，目的就是既要防止对贡布里希的艺术理论阐释没有规范和限制导致主观化、随意性盛行，又要防止对他的艺术理论研究做不偏不倚、唯事实主义的描述，导致对他的研究重回19世纪实证主义的烦琐的历史考证、沉闷的事实罗列和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上。

篇9：对功能主义心身理论的反思

对功能主义心身理论的反思

作为西方心灵哲学主流思想的功能主义,其理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但也有哲学家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哲学家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思想实验更被称为对功能主义的颠覆性论证.文章通过对功能主义及其引起的相关争论的批判性反思,认为在关于心的'本体论问题上不应过于极端化.在心身随附理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既肯定功能主义的理论意义,又避免其对感受性问题的忽视,从而使心身问题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作 者：戴振宇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孝感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2(2) 分类号：B51/56 关键词：功能主义   感受性   “中文屋论证”  

篇10：比较优势理论与云南产业结构调整

比较优势理论与云南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由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并应随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调整.云南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应高起点、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现有工农业基础优势,发挥生物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 者：李宪钧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刊 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THE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2 19(6) 分类号：F121.3 关键词：比较优势   产业结构   云南  

篇11：河源后发优势靠科技

河源后发优势靠科技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改革开放后,出于保护水源的目的,河源市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不鼓励工业的发展,错过了广东省第一次工业发展浪潮.,河源市委梁伟发书记提出了打造“后发河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在对科技局调研后,梁伟发书记更精辟地提出:“后发河源加速度的力量就是科技.”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高科技与产业化 英文刊名：HIGH-TECHNOLOGY & INDUSTRIALIZATION 年，卷(期)： “”(10) 分类号：F2 关键词： 

篇12：对新古典利率决定理论的反思

对新古典利率决定理论的反思

一、利率的动态议价过程新模型的设立 我们试图模型化这样一个过程:给定一个资本使用者(想得到融资)与资本提供者(想贷出资本),给定资本使用者初始认为得到贷款后进行投资能得到的利润率为L1,而资本提供者初始认为资本使用者得到贷款后进行投资能得到的利润率为L2,且L1》L2.L1》L2这一假设非常重要,因为正是由于资本使用者与资本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资本使用者与资本提供者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判断不一致.而且必须是L1》L2,否则博弈将不能也没必要进行.我们可以设想在资本使用者和资本提供者心中都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贴现成本为r1和r2(假想的利率?),假设r1≤L2,r2≤L2.我们的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如何在轮流出价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初始判断,最后达成一致(即如何形成资本的价格:利率).

作 者：罗巧根 周玉佳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在读博士生 刊 名：经济论坛 英文刊名：ECONOMIC TRIBUNE 年，卷(期)： “”(21) 分类号： 关键词： 

篇13：整合营销、木桶理论与相对竞争优势

本来这三个理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笔者在大量的咨询实践中发现，三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一、整合营销与木桶理论

整合营销强调企业的每一个市场行为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体现品牌定位的统一性；认为只有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将各个市场行为即一个个的闪光点连成一片，结成面，达成企业的良性循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将企业的每一个市场行为看成是构成木桶的一个木板，而这些行为必须围绕的核心即是木桶的目的―― 装水并将水转移地方。那么这也就是木桶理论告诉我们的：

首先，每一块木板不能装反了、装错了，否则，木桶就会漏水，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用在整合营销上也就是每一个看似单独的市场行为不能与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否则会影响整体目标的达成，甚至会导致企业的功亏一篑。

其次，每一块木板都不能过短，不能比其它的木板短太啵?晌?八?钠烤薄S迷谡?嫌??纤得鳎?恳桓鍪谐⌒形?荒艹晌?笠档闹卮笕毕荩?裨蚓突岢晌?笠捣⒄沟钠烤薄?/P>

最后，木桶必须要有桶梁，否则木桶就没法将水转移到其他地方，影响了木桶的价值。用在整合营销上就说明，企业必须要有一两个具有核心价值的地方，必须能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带给企业的核心价值――竞争优势，也就是木桶理论中的团队领导的作用。

二、整合营销与相对竞争优势

整合营销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统一企业的所有行为，使之能围绕一个主题，占领消费者的心智资源，使在消费者心目中在特定的细分市场形成唯一性，从而造就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这也就说，整合营销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造就相对的竞争优势，通过的手段是通过统一企业的行为，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造就差异化，形成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

三、整合营销、木桶理论与相对竞争优势

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各的长处，从相对竞争优势理论来看，只要企业的所有流程中有一到若干个环节具备相对的竞争优势，就能成为企业的成功基石。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必须将其它它所不善长的地方稳妥的解决，至少不能让它成为自己企业发展的瓶颈，否则，就算你长处再长，最终也无法做强、做大，当然如何解决自己不善长的'地方的手段有很多种，比如，专注自己善长的地方，将自己不善长的地方外包，通过高度的社会化协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当今有很多的企业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它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这也就是木桶理论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能有瓶颈；第二，还必须要有比别人强的地方；第三，这个（些）强的地方必须有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可能，即是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这就象木桶，如果不是桶梁很长，而是其它的某一块木板很长，对木桶的功能、作用一点帮助都有，甚到只有负作用――增加了木桶的重量，增加了转移木桶的难度，这种长处就是无用功。

综上所述，结合三者的论点我们认为：企业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是围绕同一个目的（主题）进行的，每个企业的行为（单独的企业流程/工序）都不能成为自己企业发展的瓶颈，必须有企业的行为（单独的企业的流程）做的比竞争对手好的地方，而且这些做的比竞争对手好的地方必须是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企业整合营销的目的才能达到。

篇14：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论文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论文

内容论文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他们从动态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使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虽然这一理论不像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那样具有公认的统一权威性，而是体现在不同经济学家的若干论述中，但其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论文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其主要观点如下：(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战后工业品贸易时，根据国际间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产品更新和仿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周期说(亦称技术差距理论或模仿时滞说)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市场的周期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变化和在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角度，论述比较优势的转换。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比技术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化，即技术差异的动态因素。基于这一认识，该理论试图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过程。 1.技术周期说 技术差距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的论文。波斯纳放松了赫-俄模型关于贸易国之间具有相同技术的假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尚未扩散的情况下)，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或称模仿滞后(Imitation lag)，这种差距引起了该产品的国际贸易。虽然技术处于领先的国家具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由于这种技术会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等逐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终将被其他国家所掌握。于是，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某种产品的国际贸易将逐步减少，直至其他国家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时而终止。 在这里波斯纳提出模仿“时滞”或称“滞后”的概念。他认为，一项技术从一个国家传人或扩散到另一个国家有一个时滞。即从技术创新国新产品问世到进口国仿制生产、进口变为零的时间差距。他将这种两国之间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消失的过程称之为一个技术周期，即模仿时滞。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口国的收入因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厂商的反应、进口国获得技术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术周期说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论述了技术同比较优势产生和转移的关系，隐含着技术水平、摹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从而把比较优势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认识到从动态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随着技术的传播而转移。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2.产品生命周期论 技术的生命周期使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引起产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创立。弗农在1966年5月《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之后，美国学者威尔斯(Wells)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更详细地把产品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法和称谓不同，但实质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产品所经历的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开发、技术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流动结合起来，认为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不断转化的过程。

(四)比较优势阶梯论 巴拉萨(Balassa，197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同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虽然上述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比例变化、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重要性，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与转移，部分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的现象，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在把技术因素引入贸易发展及贸易格局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突出的特点是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静态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的缺陷，使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加宽泛的基础和适用性，从而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1.“干中学”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6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在他所构建的模型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关生产方法的知识积累是通过“学”来完成的，学习是经验的产物，并不只是时间的函数，且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干”。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8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他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二)瑞丁模型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发表了题为《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的论文，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 瑞丁以从表面上看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具有潜在优势和获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韩国钢铁产业为例，引出比较优势的变化问题。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于该国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潜能未被完全发掘，因此可能导致该国不能在具有潜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所以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使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的理论为那些虽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着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时间t=0时，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几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从而对二次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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