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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实质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实质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实质王 晶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西方某些学者将马克思的进步观念与线性进步观念相混淆,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严重依赖于单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的、直线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现实的人”的理论以及“东方社会”的理论,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模式辩证的统一起来,描述出入类历史复杂的进步过程,从总体上否定了线性历史进步观所指认的历史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单线性的、同质性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线性进步观;马克思进步观;超越
中图分类号:B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04 - 0018 - 05
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严肃和最经常的批判之一是马克思赞成直线式的进步观念。根据这样一种历史理论,人类社会注定要经过一条单一的、不可变更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与此同时,在对历史发展的这一线性描述中,一个潜在的终极目的便被偷运进来,即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单线进步观为理沦基础的,如果没有单线发展的历史进步观,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他们认为,鉴于单线进步观在解释“世界历史”进程所展示出的各种模式时的“无力”,足以证明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观念的错误,据此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原理同样是错误的。
令人惊讶的是,不仅马克思主义批判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单线进步观的严重依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确信:如果放弃“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普遍模式顶点”这一历史进步观念,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遭到削弱。确实,各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曾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与启蒙运动历史进步观念相联系的历史观,进步和发展是它的基本范畴,它的首要功能就是指导无产阶级朝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而斗争。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根植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普遍模式的历史线性进步观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和解释框架。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资本主义的必然出现会为有着同样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准备基础。
这样一来,马克思的进步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生产力系统的永恒增长”这一信念简单地置换了。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需要一种单线进步观作为其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否定历史单线进步观是否真的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必然就走向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线性进步观和马克思的进步观分别进行考察。
一、线性进步观的含义及其发展阶段
线性历史进步观是一种解释历史的方法,它在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构起一种直线式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将无限延伸至未来的某个先定的目标,这意味着终极性的完成、历史意义彻底地自我实现。按照这种观念,历史被看作是从既定的起点到预定的终点的永恒的、直线性运动过程。
线性进步观源自欧洲中世纪。在此之前,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步论影响深远,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基督教思想中线性时间观念的引入,第一次打破了历史发展中的循环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上帝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俗之城”;另一个是永恒的“上帝之城”,它开始于“世俗之城”的毁灭,这时,人们便开始接受“末日审判”。“世俗之城”的变化没有意义,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每一变化都是为了趋向永恒的“上帝之城”。历史从不会停滞或循环,因为历史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移动,而时间的移动只能是朝着一个方向上的不间断地前进过程。于是,奥古斯丁把历史的进步与最终的目的联系起来。这样,基督教将历史视为人类永恒的寻求救赎的历史的同时,也为历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奠定了线性进步观的基石。
文艺复兴时期,法英等国文艺界“古今优劣论争”推进了线性进步观的发展。方特奈尔的“知识进步观”以一种隐含的方式断言了进步的确定性,他宣称,古代人如果和现代人调换位置,他们也能实现现代人的发现和进步;而这就等于说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具有依赖于特定的个体的特性。方特奈尔的“知识的无限进步”这一判定所基于的原则排除了退步观。正如波拉德所言,这一时期“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念……开始具有科学的一致性,并受到(本网网 )公众的普遍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发展。首先是伏尔泰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他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理性与迷信的一部斗争史。他认为,进步是人类智慧的提高以及由此而来的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且乐观地断言,理性之光正在照亮宗教笼罩的黑暗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曾将是、也将继续是不间断的进步过程。之后,经过杜尔哥和孔多塞对进步观的进一步阐释,历史进步的观念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此做了精彩而恰当的表述:“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
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地接受,使线性进步观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尽管进步观念在欧洲已经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观念,然而直到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永恒的、直线的进步观念才真正作为一个确定无疑的观念被人们所接受。“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颠覆了人类在宇宙空间中的特权地位,以人类自身的成就恢复了其原先的地位,这有助于那一观念与存在一个忙碌的上帝的观念相抗争。当时,人类在自己星球的范围内遭受到再一次的地位下降。人类作为一种专为主宰地球而被创造出来的理性存在所享有的光环和荣耀被进化剥夺,因为进化追溯了人类的卑微血统。这再一次的地位下降是确立进步观的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二、线性进步观的根本特征
1、潜在的终极目的
从逻辑上讲,线性历史进步观念必然会有一个终极性的目标潜存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根据这个最终目标来判别进步的可能性。线性历史进步观所设定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内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而是悬设于历史之上,历史便是这种先定目的的实现过程。历史按照这个预定的目的促使人类不间断地朝向这一方向前行,这一过程将无限延伸至未来的某个确定的点,这意味着终极性的完成,意味着历史意义的彻底地自我实现。这个先定的、超历史的目标是作为识别进步的终极尺度而存在的。每一个进步的确证、每一个存在的描述都必须凭借这一最终的衡量标准。由此,线性进步观念把全部人类历史描述为不断趋近这一最终目标的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描绘为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定性,将“规律性”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按照计划被规划好,不会出现任何的偶然和断裂。
2、超验的历史主体
线性历史进步观必然诉诸一个超历史的主体概念。表面看来,线性历史进步观通过最终目标的设定,赋予了人类及其活动以现实的意义。实质上,这一终极目的并不是和某个具体的时代相联系的,而是超越于一切时代的,因此,这种意义的赋予是以对主体价值的取消为代价的。在人类的历史进步过程中,主体只是作为工具、手段而存在,而不是目的本身。历史有它自身的行程和计划,任何个人和具体事件都要服从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并充当历史发展自身、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在历史目的的统摄下,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最终达到至善尽美的终极状态。这实质上是把基督教的救赎的末世转换为历史的目的的结果,“人的生存又仅仅是作为完成上帝目的的一种手段,因为上帝创造了人,只不过是为了假手人生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而已。”
3、同质的发展过程
线性历史进步观念从同质历史时间概念得到辩护,从而把历史的进步看作是朝向先定目标的同质发展过程。线性进步观念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预设了终极的目标,将历史视为为实现这一特定目标的过程,目标本身既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历史存在的根据,更是衡量历史进步与否的终极尺度。在这一朝向理想目标的永恒的前进过程中,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相对于预定的终极目的来说,是无差别的、同质的存在。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将无法断言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必定比另一历史发展阶段进步,更能体现出历史自身的意义。柯林伍德对此解释说,“对于基督教来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三、马克思进步观之线性误读
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进化论是19世纪杰出的“科学意识形态”,是科研计划和社会理论之间交流的平台。由此,他们认为19世纪的人不可能不是进化论者,除非再次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科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他们用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去解读马克思的理论,将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归结为社会进化论式的线性进步观。
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艾蒂安・巴利巴尔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进化图表的特殊对象是被认作由自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本网网 )的历史。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一条连续的生产关系的进步线,即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的或领主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条演进线按照一种内在标准,即社会化程度将全部社会归类,并为各种具体社会结构的继承提供了一条可理解的原则。巴利巴尔强调,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自于黑格尔及其历史上其他哲学家排列世界历史各个时代的方式,除“唯物主义颠覆”之外,别无其它改变。进而,他得出结论:马克思所描述的这条进步线是单向的,具有强烈的目的论性质。
与巴利巴尔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乔恩・埃尔斯特。埃尔斯特把马克思的进步观归结为“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并认为这种进步观不仅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非人道现象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埃尔斯特论证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设置了一个虚假主体,即人,通过人设定了历史发展过程终将实现的目的。“但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来,这样的人不可能……”尽管历史有可能产生出一个人们能够掌握自己发展命运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也不排除这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观念性理想的可能。即使真的如此,“人们也不可能假定人的发展可以达到那样一种水平,好像它已经是事实了一样”。
尽管肖恩・塞耶斯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社会主义并不是被描绘成一种理想,而是被描绘成现实存在的历史力量可以预见到的结果,但他仍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严重依赖于线性进步观念。塞耶斯强调,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历史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各种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判,是“从更高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出发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发展被划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或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作为更高级和更发达的历史形式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诞生。因此每一阶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阶段最初都是历史的进步,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和它所取代的`社会条件来说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稳定的、终极的。每一阶段都只是暂时的社会形式,最后都注定要灭亡,要被更高级、更发达的阶段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而后者最终也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由此,他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进步过程是一条同质性的发展道路。四、马克思进步观对线性进步观的超越
马克思的进步观是否真的如西方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观?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进步观并不具有线性进步观的特征.马克思的进步观是对线性进步观的超越。
1、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历史进步的非目的性
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的观点并非是建立在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普遍模式顶点”这一目的论的预设基础之上的。相反,马克思对于新的社会形态的揭示是建立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早在1843年9月,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就已经初步表达了这一思想原则,即“我们不想教条的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逐步从宗教哲学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又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产生的首要的、最为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马克思并不是像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那样仅仅研究在资本主义前提下生产如何进行,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起源上的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进行彻底的考查,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性和潜在的社会危机,进而阐明了向新社会迈进的根据和条件。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G-A,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货币资本要在社会范围内执行这一职能,“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和它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其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并非是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人占有的基本本质,这一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一基本矛盾必将引发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矛盾的激化,这就使不占有生产资料、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阶级奋起反抗非人的剥削制度。到了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走到了它自身历史的尽头,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由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予以说明,并不需要借助于目的论的悬设来说明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2、历史主体的在场与历史进步的合目的性
马克思的进步观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精神或者自我意识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并强烈地批判了这种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的做法。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马克思强调,“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更确切地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指出,正是“现实的人”才是历史主体,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
可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是“无人身的理性”,也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历史不是精神自我发展和展示的过程,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目的性其实质是由于人类将自身的意志注入实践过程中,从而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展示出了主体向度,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也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价值活动的展开过程。从根本上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绝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纯粹的客观物质过程,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合目的性。
3、确认异质性发展与历史进步的非直线性
马克思晚年对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之异质性的确认,否定了线性历史进步观所指认的历史朝着既定目标的单线的发展。在线性历史进步观那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进步”过程不存在异质性,它们发展路径的差别仅仅是同质性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将会经历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在共同的某一点相聚,差别只在于发展进程的快与慢。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的研究回应了这种单线性的历史进步观,创见性地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限于西欧各国的那种“历史必然性”过程。
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时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认为,《资本论》中的描述表明,马克思不赞成“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看法。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的看法给予了答复,批评了那种“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表明,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某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路概括为历史进步的普世法则,并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这一同质化的过程。
马克思于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指出,人们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有利的证据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地公有制将让位给私有制,这已经是被西方社会的起源所证明了的事实。因此人们推论出,这种情况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免于同样的遭遇。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这一推论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但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情况并不是如此。“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进而,马克思得出结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他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这充分体现了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异质性的肯定。
可见,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的、直线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把人类实践活动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模式辩证的统一起来,描述出人类历史复杂的进步过程。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同线性进步论者严格地区别开来,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进步观也从整体上超越了线性历史进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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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马克思的两种历史进步观:封闭的与开放的
马克思的两种历史进步观:封闭的与开放的
【摘 要 题】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第14卷第1期(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马克思的进步辩证法:封闭的或是开放的》,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历史进步观,一种是目的论的、先定的和封闭的,一种是非目的论的、未定的和开放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正 文 】
一、马克思的两种不同历史进步观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历史进步观的俘虏。这一指责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进步观是辩证的,它既考虑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方面,也完全有别于那种认为现代文明会导致社会生活逐渐且必然改善的观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法是不完备的,而且也没有免于目的论因素。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进步观的张力。
第一种进步观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和封闭的。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进步观认为,历史具有终极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历史事件”都是历史进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时刻;而“理性的狡计”则能解释通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运动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这种封闭的辩证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把源于欧洲都市的生产力发展与历史进步等同起来,因为生产力发展必然导向社会主义。人们只要想一想他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就明白了。与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不同,马克思毫不掩盖西方统治下的.恐怖景象:“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1页)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带来进步,而且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恶化了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在文章末尾的分析里,马克思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在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引入印度并在停滞的亚洲激发真正的革命上“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印度,“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尽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资产阶级和工业却“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同上,第772页),这个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著名结论充分表现了第一种进步观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他从未忽视资本主义的邪恶面,但他同样坚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也就是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道路。
这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证,无疑为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了基础。这种决定论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增长)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使得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外观的理论将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辩解成“进步的”成为可能。最后,它还能为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论(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该理论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工人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
尽管这种“进步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础,但是人们也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种“进步辩证法”,这种进步辩证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论的,而且本质上是开放的。它认为历史同时既是进步又是灾难,既不会偏袒这一方也不会偏袒那一方,因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不是先定的。弗里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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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变革从根本方面来说,是指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哲学主导原则的转换.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就是以贯穿自己哲学的实践主导原则取代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受动原则和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原则.
作 者:陶富源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xx “”(1) 分类号:B01 关键词:唯物主义 直动受动原则 抽象能动原则 实践主导原则篇4: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取代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实践思维方式,是实践活动本身各种矛盾在哲学思维中的有机统一,是唯物论的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法的否定批判原则的内在统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思维方式、类主体思维方式、超越性思维方式。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发展的三种主要历史形态是:变革思维方式、发展思维方式、创新思维方式;与此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主要历史形态为:变革哲学、发展哲学和创新哲学。
新世纪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应是一种以创新思维方式为实质与枚心的创新哲学,而变革哲学与发展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则构成创新哲学及创新思维方式不可缺少的理论前提和范式基础,哲学宗教论文《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篇5: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
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
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忽略了物质和人的因素,这是人们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通常攻击之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进步观的分析,指明他不仅没有忽略物质和人,相反,它们还构成了其历史哲学不可或缺的维度.
作 者:吕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 ZHOU XUE KAN 年,卷(期): “”(6) 分类号:B516.35 关键词:历史 物质 意识 人篇6:试析马克思的技术观
试析马克思的技术观
“技术”,是当今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什么是技术?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其中,许多学者认为“技术是劳动手段、生产工具和一切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物”,或者“技术是物质手段与方法的总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还将这些观点加在马克思头上。如前苏联的A.A库津在《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一文中说:“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质上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手段。”①这些说法,在国内时有所见、所闻。最近,在讨论哲学中的“技术转向”问题时有学者还定义技术哲学是“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是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生产和生产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由此看来,技术范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弄清技术概念,特别是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范畴、技术观,对于深入讨论哲学研究中的“技术转向”与技术研究中的“哲学转向”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贯彻执行“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列宁也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行、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③就是说,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样,技术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凡是人类的活动都伴有技术。于是,我们将技术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和人本技术。④正如吴国盛教授指出的,“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⑤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狭义的“技术”即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过程。
1.自然技术是一个历史范畴。
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就得用历史的方法(按着客体的时间顺序,按着历史表明的具体形态,阐明客体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来考察。我们认为: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的`自然技术概念―“技巧、技能”说。
技术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源远流长。人类社会是从采集狩猎时期开始的。整个农业文明时代,都是简单(初级)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即以采掘、直接利用或简单加工和消费原始资源的活动方式为主的时代。生产的初始产品保持了其直接的自然属性。于是,在手工劳动中,主要依赖于如何获取和简单加工自然物质的技巧、经验和技能,并不断地充实而承传给后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猿揖别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⑥马克思也认为,古代自然技术是人们劳动的“经验”、“手艺”、“技巧”、“技能”和“秘诀”⑦。还说:在大工业“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和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⑧于是,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把技术的起源表述为由个人所获得而由社会保持下来的操作方法、技巧。
近代的自然技术概念――“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否定(或扬弃)而实现的。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迈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以开发、加工、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为主的复杂(高级)的物质性活动方式,这是对农业文明的技术范畴、技术基础的根本变革。正如列宁指出的,“从手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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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马克思五观心得体会
利益观、质量观、大局观、政绩观、工作作风观是新时期企业员工的人生哲学。开展五观学习对于企业员工改造主观世界、激发工作热情、提高自我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结合这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到开展五观学习最重要的是提升思想境界,关键是提升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目的是实现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利益观是一个人对利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既是追求推动企业进步的强大杠杆,又是引发矛盾的最终根源。所以,在当今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矛盾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企业员工就必须理性地面对各种利益关系,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在发展企业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摆正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坚持企业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质量观是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对产品质量的认识和对质量问题的观点。它决定了我们质量态度和行为的价值取向。落后的质量观必然产生消极的质量态度,和不适宜的质量行为,从而制约产品质量的提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造成事故;而先进科学的质量观,必然会使我们的质量提高一个台阶;质量首先是设计出来的,其次才是制造出来的,因此,质量控制的重点应放在设计阶段,从而将质量控制从制造阶段进一步提前到设计阶段,所以,对于设计人员来说,加强自身质量观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谓大局观就是能够把目光放的长远,能够把握好整体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因小失大,对待问题能做出快速的反应和正确的决策使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政绩观,是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去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对干部如何从政、如何施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包括干部的政绩为谁,树立什么样的政绩和怎样树立政绩的认识,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领导干部中的根本体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是否正确,不仅会影响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
工作作风观是企业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以及贯穿于工作中的一种风格。工作作风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是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企业员工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使这种一贯风格、外在表现实现优化。那就需要企业员工做到用好的态度给人信心、心到力到责到使人信任、情到理到法到让人信服,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三个有机部分,给人信心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使人信任是做好工作的关键,让人信服是做好工作的目标。给人信心、使人信任、让人信服是提高执政公信力绕不过的三道坎,是转变工作作风避不开的三道弯,是每一位员工在工作中应当坚持的核心理念。
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质量观、大局观、政绩观、工作作风观,从根本上讲,有赖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专业文化水平,自觉积极主动地改造主观世界,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做一个新时期下企业的优秀员工!
篇8:马克思五观心得体会
“五观” “四个认同”教育学习心得 通过党小组的组织学习,我对马克思主义“五观”,马克思主义“四个认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五观”既: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四个认同”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下面是我这次学习后,对五观,四个认同的认识。
1、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国家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表现,一般都是通过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国家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能力,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官吏(干部),有实现这种权力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强制机关,还有供养官吏与强制机关的捐税和国债。
2、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民族的发展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第二,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所以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往往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剥削阶级总是将这样那样的民族问题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各民族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实行不分国界和民族的亲密联合,共同进行斗争,推翻实行民族剥削和压迫的反动统治阶级。
3、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 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使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人成为盲目起作用的、异己的力量。“只有当实际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为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4、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克思自己用 的名称。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与上层。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
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大体。
5、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是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的历史性的情况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历史造就了文化,文化就某方面展现了历史。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下,某个社会群体或者是某些社会群体÷集团所处的文明的外在表征。文化具有一定的时间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社会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文明是不同的;而原始社会的与后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其本质各异。同时,文化具有一定的空间性。这一点亦显而易见。譬如,所谓之“欧美文化”与“东方文化”,其类型不同;而“燕赵文化”较之以“江淮文化”,其形态亦各异。阶级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亦有此之别。先进文化是鲜活的的,不断吸收正向的有力性促进发展的因素,自身才得以不断前进。这种吸收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扬弃”之说之体现,也即是“批判性吸纳”原则。
“四个认同”教育是“五观”教育的升华和具体化,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治本之策,是我区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又一创举。实践证明,五观教育和四个认同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新疆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推动新疆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五个认同”教育,对于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牢固的社会心理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如何强化四个认同教育呢,我认为有一下几点:
一、强化祖国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 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同捍卫了祖国的统一。
二、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
三、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 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智慧,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千古流芳的中华民族,各民族都为创造河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四、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
五观 党组织负责组织、机关成员的政治思想、单位重大事件的抉择。对单位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严格的说它在单位中是统帅、是灵魂。新时期学校建设中党建工作尤为重要,它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发展方向,组织的抉择稍有不慎,将会影响学校的全盘发展,更有甚者会影响一代或几代人的前途命运。面对知识经济到来的新形势,学校党组织务必确立正确的办学思想,强化“发展性教育”的探索和实施,引导全校师生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做好人才储备。
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地区繁荣发 展、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证。“五个认同”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是民族团结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篇9:试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
试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
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马克思哲学超越传统哲学的标志,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马克思哲学开启了一条由实践思维方式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道路,使哲学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
作 者:屈光峰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年,卷(期): 14(4) 分类号:B0-0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本体论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方式 现实生活世界篇10: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一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哲学的终结”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罗蒂要取消哲学的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热衷此道的决不只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哲学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代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是积极的鼓吹者,“哲学的终结”就是他们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
其实,“哲学的终结”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此之前,就不断有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痛彻的当属马克思。
1844年之前, 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 对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他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休谟的话来表明哲学根本不需要为它的最高权威和结论作辩护,这样做简直就是对哲学莫大的侮辱。次年,马克思在为《科伦日报》撰写的社论里对哲学更是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与宗教相反,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像哥白尼一样, 不是从神学, 而是从理性和经验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 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虽然马克思不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强调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而是强调它的现实性,但哲学在他那里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可是一年以后,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在这时的马克思眼里,哲学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种批判本身虽是理论的、精神的活动,但它却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的先声。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些像国际歌一样读来让人热血沸腾的句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问题是他们仅仅提出了这一要求而没有认真实现它。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对于不懂辩证思维的头脑来说,马克思的这种立场无疑是费解的。既然哲学是批判的武器,既然要在现实中实现它, 为什么还要消灭它?这其实正是辩证法深刻的地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用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的故事来说明精神本质的异化力量。克罗诺斯是时间之神,是世界最初的统治者。它吞食自己的儿女,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 最终它自己被宙斯吞没。马克思向来把黑格尔的“精神” 解读为人类及其历史。批判的主体 (哲学)与批判对象并不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相反,哲学恰恰属于它所批判的世界。因此,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否定自身完成的。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不是对任何特殊的哲学,而是对“作为哲学的哲学”进行了最后的清算,并且,他显然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的范畴之外。这在他以后的作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在那里,“哲学”和“哲学家”都留给了他和恩格斯的论战对象,成了完全负面的概念。他在谈论“哲学”时经常是用不屑的语气;他和恩格斯将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哲学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因此,柯尔施说至迟从1845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立场看作是哲学的并非没有道理。他们两人的确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他们再没有说自己的理论是哲学。
二
如此看来,似乎马克思开了“哲学的终结”的先声,在一个侧面证明了有些人主张的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创始人的说法。但是,“哲学的终结”其实是一个悖论加反讽,是一个自拆台脚的命题。“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可是,这种哲学不可能的主张,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其次,许多哲学家有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往往却代之以新的一种哲学。正如一个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哲学终结的主张。 首先是维特根斯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是通过逻辑分析澄清非哲学命题的活动。它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及其界限。
后来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态度略有改变,不再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他也不再认为哲学不可说,哲学不是理论,但他仍然坚持哲学是一种澄清的活动,是“语言批判”。他仍然认为哲学错误实际上是语言使用的错误,是由于我们不理解语言的正确使用。所以哲学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事情如其所是。所以哲学只关心我们谈话的方式,而无关实在的本质。描述语言规则或描述语法就是提醒我们说话的方式。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样的描述并不导致理论的建构,可是他自己在论述他的这种“取消哲学”的哲学观时,恰恰是在建构一种元哲学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传统的哲学和哲学方式是被取消了,但这种理论本身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它只是改变了哲学的主题、旨趣和方式,但没有消灭哲学。或者说,它只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其实,维特根斯坦也看到,哲学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只能通过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而不能通过某个个人所发明的药物来加以医治。只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只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却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再来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哲学的任务或使命并不是思考人的具体活动或认识世界,而是思考上述被抛的根据,即人生存活动的根据,这就是存在或存在的真理。哲学不像各门科学那样回答特殊事物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是整体性的问题,它不关心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关心作为全体的存在者为什么是(存在)和怎样是(存在),即事物为什么是这样和怎么会是这样,也就是事物的根据。但这不是某个特殊事物的根据,而是存在者全体的根据。强调存在不是存在者,就是告诉我们哲学思考的不是“什么”,而是“怎么”。世界怎么会是这样,这才是哲学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海德格尔在晚年觉得,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哲学是形而上学,思考的是存在者全体,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据(本原、原因、原理),亦即存在。然而,在现代,哲学却变成了关于人的经验科学,即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变成了关于一切能成为人的技术的经验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而所有这些科学都被控制论所操纵,所以,哲学被控制论取代了,哲学在当前这个时代终结了,因为它已无法思考技术时代的根本特征了。换言之,哲学已经无法胜任现代的思考任务了。海德格尔把哲学的这种终结叫作哲学的完成,这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对于哲学来说不是偶然的;相反,哲学的终结是它必然的归宿。
我们看到,虽然海德格尔宣布了哲学的终结,但实际上只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终结。那个思考空敞的思虽然不叫哲学,但从它追求总体性的问题,不关心个别特殊的存在者这些基本特点看,它继承了哲学的最主要特点。
哲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更近于巫术而不是逻辑。他们不一定完全否定哲学,但肯定完全否定哲学的传统地位,否定传统的哲学。试以罗蒂为例。罗蒂一心要克服传统哲学。他把他要克服的传统哲学或哲学传统叫认识论,其实就是近代西方哲学。他将哲学区分为大写的哲学和小写的哲学。他的批判矛头现在不光是对着近代哲学,而且对着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像怀特海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以揭示事物客观绝对本质为己任的大写的哲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人类将进入一个后哲学文化。在这个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再是一种“专业”,哲学家只是文化批评家,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决定人类的自我形象。
从表面上看,罗蒂这种对哲学的后现代的批判似乎比维特根斯坦或海德格尔更彻底地颠覆了哲学,他几乎没有对他的小写的哲学有什么身份规定,毕竟,文化批评或文学批评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的人也可以做,我们又何必保留哲学这个名目?罗蒂的这种多此一举恰恰表明他仍无法完全超越哲学。事实上,且不说他对传统哲学或他所谓的大写哲学的批判完全是哲学的批判,他后哲学文化的提出没有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资源也是很难想象的。他仍然要把自己的思想归入实用主义的范畴。其实罗蒂只是反对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反对哲学给政治、道德和思想价值奠定基础的特权主张,他并没有反对,也无法反对思想自我反思的特性和活动,正是这种特性产生了哲学也产生了对哲学的怀疑,正如一位以色列学者说的:“反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种类。”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批判也可以作如是观。罗蒂自己也承认,“一个人恰恰可以通过反(大写)哲学而是一个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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