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论《布鲁塞尔公约》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本文共8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可爱小麦”提供。
篇1：论《布鲁塞尔公约》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论《布鲁塞尔公约》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黄亚英﹡ 李薇薇﹡﹡1968年9月27日由欧共体国家在布鲁塞尔签订的 《关于民商事裁判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以下简称“布鲁塞尔公约”或“公约”)就缔约国之间关于民商事诉讼管辖及法院判决执行事项创设了统一的制度和规则。该公约的主要目的是在欧共体内实现“法院判决的自由流通”。在公约起草过程中，谈判者们认为确保“法院判决自由流通”最好的方法是规定一套统一的管辖原则，使争议与受理争议的法院之间毫无疑义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样将会减少对外国法院判决的不信任。为此，公约详细规定了缔约国之间行使管辖权的规则，限制了拒绝承认和执行另一缔约国法院判决的理由。按照公约规定，在其中一个缔约国作出的判决在所有其它缔约国内应予以自动承认和执行。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它完全代替了成员国之间原有的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条约中的转换制度。公约因此被称之为“欧洲程序法的基础”。
一、公约的产生及发展
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的缔约者们意识到，货物、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通固然很好，但如果对法律义务的广泛履行存在困难，将会阻碍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按照《罗马条约》第220条之规定，6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以期为了它们国民的利益……简化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程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关国家于1960年设立了专家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的公约。
当时，欧共体国家之间有关判决的相互承认执行主要由成员国缔结的少数双边条约调整。这些条约不仅适用范围很有限，而且绝大多数的条约都规定了间接管辖权原则，即执行地国法院只有依据其本国法认定判决作出国法院有管辖权时方可执行该外国判决。起草公约的专家委员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保持间接管辖权原则这一繁琐的程序；要么实行统一的管辖权规则，即采用直接管辖权原则。正如皮特·凯所指出的： “简便、有效地执行外国判决的真正障碍是国内法上执行条件太复杂、不统一。因此需要方便、简化、统一的执行程序。由于个别成员国之间现存的双边条约内容既零乱又不完善，所以公约若采用间接的承认和执行标准将会继续导致对成员国公民的歧视。
《布鲁塞尔公约》的起草者们大胆地采用了直接管辖权原则。所谓直接管辖权原则，从执行地国法院的角度来说，是指如果外国法院适用的管辖规则与本国相同。则执行地国 法院就无需对该外国判决进行管辖权方面的审查便可予以承认和执行。这样就保证了法院判决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像货物、人员和资金一样自由流通。
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欧共体任何成员国意欲加入该公约必须在原公约的基础上与原始缔约国订立特别协定。1973年当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欧共体成员时．它们为加入《布鲁塞尔公约》与原有的6个公约缔约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并于1978年签署了《加入公约》。1982年当希腊加入《罗马条约》成为欧共体成员时，也通过签订《加入公约》加入了《布鲁塞尔公约》。这些《加入公约》只在 1968年的《布鲁塞尔公约》内容基础上作了一些纯技术性的修改，并末改变公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为避免缔约各国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作出不同的解释，1971年6月3日欧共体6个原始成员国在卢森堡签订了《关于由欧洲共同体法院解释布鲁塞尔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授予欧共体法院对公约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布鲁塞尔公约》是以4种正式文字作成的，这样就给解释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公约没有一个一般性条款可以用来指导国内法院的法官克服公约解释和适用上的困难。1971 年的这一议定书在欧洲政治、法律、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 “近来欧洲法院在促进成员国一体化以及宣扬欧共体法高于国内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院从一个统一欧洲的角度出发，应该有权解释公约适用中所产生的问题。”
1988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缔结了一项《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称为洛迦诺公约。该公约是为了确保欧共体成员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6个成员国之间判决的自由流通而缔结的。因为在这两大组织之间共有3500万消费者，而且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50％的贸易是与欧共体进行的。《洛迦诺公约》的一般原则与《布鲁塞尔公约》基本一致；两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一样，甚至连条款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公约在适用上又是独立的。对此，《洛迦诺公约》在其第54条13款中专门规定了它与《布鲁塞尔公约》在具体适用方面的相互关系。
二、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基本条件及程序
司法裁判是国家的主权行为。按照领土属地管辖原则，法院判决的效力仅限于作出该判决的国家领土之内。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判决只在其本国领土内有效和执行的限制。如果一项判决的性质属于《布鲁塞尔公约》意义上的民商事判决，而且判决的事项也属于公约第1条的内容，那么该判决应在其它缔约国间予以承认，无需办理特别手续。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第26条之规定，外国判决应予以自动承认，也就是说公约不需要执行地国法院再作出一项新的司法裁判，而是由请求执行的一方当事人直接援引原判决。因此按照公约第26条所承认的判决就像是在执行地国作出的判决一样，原则上具有相同的效力。
公约第44条还规定，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法院已享受全部或部分司法援助或司法费用减免的，有权在承认和执行程序中享受执行地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优惠援助或最大减免。提供司法援助显然有利于判决的自由流通，尤其涉及支付抚养和赡养费的案件。此外，申请人在一缔约国申请执行另一缔约国作出的判决时，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者在被请求国没有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任何名目的保证金或抵押物。
从《罗马条约》第220条的要求来看， 《布鲁塞尔公约》的目的在于“简化承认和执行手续”。因此．公约已将申请执行的程序尽可能地进行了简化。按照公约的规定，执行申请应依执行地国国内法规定的程序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提交申请时还应提交下列文件：（1）经认证的判决书副本。如系缺席判决，须提供已将传票及判决书送达缺席一方当事人的证明正本或经证明无异的副本。（2）证实该判决依判决作出国法律是可以执行的并已送达对方的各项证明文件。（3）如需要时须提供证明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享受司法援助或减免诉讼费用的文件。公约第48条还规定．执行地法院认为必要时可要求提供各项文件的译本。
执行地法院收到申请后应迅速作出决定。被要求执行的一方在这一阶段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只能因与拒绝承认判决相同的理由而被拒绝。但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国判决的实质性问题均不得审查。对申请书作出决定后须立即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三、拒绝承认和执行判决的`理由
（一）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 “如对某一判决的承认违背了被请求承认国的公共政策”，该判决不能予以承认。参与制订公约的有关专家曾指出，本条款只在极个别情况下适用，因为缔约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密切相
关的法律体制，很少会出现一项外国判决与被请求承认国的法律制度或基本价值观相矛盾的情况。但是为了达到公约统一适用的目的，公约给法院保留了这一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权力。这一点与《罗马条约》中关于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给予缔约国的公共政策审查权是一致的。公共政策审查权的行使是受到公约严格限制的。首先，《公约》第28条明确声明公共政策不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规定。也就是说，被请求承认国不得将公共政策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审查。其次，公约第27条(1)款外的其它款项所列明的不予承认的理由也不能以公共政策理由取而代之，否则会导致法院在拒绝承认和执行方面扩大公共政策理由的适用范围。除了上述限制外，对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很难进一步界定。从欧共体国家法院判例汇编中刊载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来看，有许多是将公共政策理由与第27条（2）款的缺席判决理由相互混淆。在此还应注意，被请求承认国不能仅以自己国内的公共政策去拒绝其它缔约国的判决。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等国公共政策的概念很广，而且英国法院也常常表现出对外国法的排斥。但是在公约这—体制下，这些国家就有必要限制其法院的司法权力。另外，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判决是否可以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尚不确定。斯卡拉思尔报告就援用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一项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外国判决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该报告认为，由于公约所有成员国的法律制度都专门规定了纠正欺诈判决的救济程序和理由，因此没有必要对欺诈判决动用执行程序中的公共政策理由加以否定。
(二)维护被告权利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2)款规定：“如果因被告未及时收到有关起诉的文件，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辩诉而作出的缺席判决”不能予以承认。所有诉讼当事方都应有机会出庭并陈述其主张，这是欧共体法中的重要原则。从实践来看，这一基于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的要求而产生的理由在承认执行阶段引起的争议最多。
公约第27条(2)款可以看出，在下列情况下是不能拒绝承认和执行的：(1)被告已得到正当的通知；(2)该通知是及时送达的。被请求执行一项缺席判决的法院必须独立地审查判决作出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可以按照第27条(2)款对该判决予以执行。然而该条款的含义存在着3个问题：(1)什么情况下才构成“缺席判决”；(2)何谓正当送达；(3)怎样才能构成使被告“有充足时间安排辩诉”。以下将结合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如何认定上述这些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1、缺席判决。构成“出庭”的必要条件一直很少引起争议。但在最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欧洲法院对“出庭”的含义给予解释。在该案中，申请人请求德国法院执行一项意大利法院作出的判决。申请人的儿子在意大利一次车祸中由于被申请人的疏忽大意而死亡。申请人在意大利对被申请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了民事赔偿请求。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送达给了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虽然在刑事程序中通过其律师出庭，但对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没有进行答辩。欧洲法院在此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本案被申请人是否构成了《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被申请人的各项行为能够表明他已得到了诉讼通知并打算为自己辩护就足以构成出庭。然而如果被申请人只是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或仅对诉讼文书的送达本身表示反对，则不足以构成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这一观点已被德国上诉法院在该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所采纳。在德国上诉法院的这起案件中，被告收到一个传票要求他在意大利法院出庭。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对送达的传票表示反对，要求意大利法院撤回送达。其理由是他对收到的文件从文字内容到形式都无法读懂。德国上诉法院认沙定这一行为不能构成出庭，它只是对传票的送达提出了反驳。对“出庭”一词作广义的解释符合便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这一公约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判决作出国法院的管辖异议未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异议失败的一方不参加庭审则不构成“不出庭”，而应视为出庭。
2、正当送达。作为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附件的《议定书》第4条规定，在一缔约国作成的、需要送达到另一缔约国的当事人的诉讼文书，应按照缔约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规定的程序送达。欧洲法院在Iancray v. Peters und Sickert一案中确认，正当送达的要求就是符合有关程序的规定。在该案中法院还认为适当和及时这两个要件是正当送达必须同时具备的。该案原告在法国一法院提起诉讼。诉状送达到德国被告的营业所。德国一家机构也出具了已收到所送达文件的证明。德国被告没有出庭。德国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当原告在德国申请执行该判决时．被告反驳说送达方式没有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的程序规则进行。德国上诉法院支持了这一反驳。原告不服上诉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向欧洲法院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欧洲法院对此予以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公约第27条(2)款是否要求提起诉讼的文书应正当送达。也就是说，即使该文书事实上已收到并使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安排辩护，它仍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程序规则送达。欧洲法院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该法院认为，第27条(2)款的文字用语表明，适当和及时这两个条件对送达来说应同时并存。法院还分析了这种并存的理由，即“如果只把充足的时间作为唯一标准，原告就有可能会无视法律或国际条约所要求的合理送达途径。这样会给判定是否送达造成困难，最终会妨碍《布鲁塞尔公约》的统一适用。’’
按照德国法律，在其国内诉讼程序中，即便是送达方式或途径存在缺陷，但只要能够证明文件事实上已经到达了收件人，法院便有权自行决定认可这种送达。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向欧洲法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作为被请求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能否也可以比照适用德国国内法上的这一规则。欧洲法院指出：“本法院无意对缔约国之间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域外送达方面存在的不同制度予以协调，但是《布鲁塞尔公约》旨在保障被告的权利受到充分保护。为此，判决作出国法院和被请求执行国法院在各自的程序中都有权自行决定诉讼文书是否已妥当送达。应记住《布鲁塞尔公约》没有规定各国法院作上述决定时应适用的法律。既然起诉状送达的程序规则是判决作出国程序的一部分，那么是否合理送达的问题也只能适用判决作出国法律，包括可能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条约来解决。因此，对送达缺陷的补救或认可问题也应受该国法律调整。” 由此可见，欧洲法院只强调应适用判决作出国的法律来判定送达是否正当。欧洲法院未能协调或统一欧共体内各国法律的差异和冲突，因此不存在统一的欧共体法来解释正当送达。
3、充足时间。执行地国法院必须对被告是否获得充足时间安排答辩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执行地法院既不受判决作出国有关期间方面法律规定的限制，也不能依据其本国法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事实问题考虑。在Devaeeker v. Bouwman一案中，法院阐明了这一立场。它指出：“文书的送达是否给被告留有充足的答辩时间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无法单纯依据判决作出国国内法或执行地国国内法来判断”。关于在判定“充足时间”方面应考虑哪些事实因素，有关法院在Klomps v. Michel案中提出了一些判定标准。法院指出：“执行地法院应考虑案件的各种情况，
包括送达所采用的方式、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为避免缺席判决而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等。例如，如果争议涉及商业关系，提起诉讼的文件送达到被告营业地，那么仅仅因为被告在送达时外出不在这一事实通常不能构成无法安排辩护……”。在前面提到的Devaeeker v. Bouwman案中，当诉状已送到被告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注册地址时，法院是否还要去考虑充足时间问题。按照判决作出国法律这已构成了正当送达。但是该案件中被告当时已从上述注册地址搬走。虽然他没有立即通知原告他的新地址，但从送达上述诉状到后来的开庭通知这段时间内，他的确向原告提供了一个新的联系信箱号。但开庭通知没有送达到这一新地址。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该判决仍被送到被告原注册的地址。后来对这一缺席判决的上诉期限已过，被告仍不知道有任何诉讼。当他在荷兰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时他才知道了这一判决。他对执行比利时判决的命令提起了上诉。欧洲法院就该案所要解释的问题是，在断定充足时间时，是否还应考虑从送达到判决作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如地址的变更。法院认为考虑这些新情况很重要，否则不能真正实现公约第27条（2）款确保被告有充分机会出庭的目的。
（三）与被请求承认国的判决矛盾
公约第27条(3)款规定，如果某一外国判决与被请求国就同一当事人间的争端所作判决不相容时，该外国判决不能予以承认。虽然这一拒绝理由完全可以包括在公共政策理由中，但负责起草《布鲁塞尔公约》的专家委员会为了消除“可能对公共政策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这种危险”，又单独列出了这一拒绝承认的理由。关于不相容判决的含义，法院在Hoffman v. Krieg案中认为：“导致了相互排斥的法律结果的判决就是不相容的判决。”该案涉及到对一项德国判决的执行。该判决命令丈夫在婚姻解除后向妻子支付扶养费。但在该德国判决作出之前，执行地国已作出了涉及本案当事人离婚的另一判决。该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判决作出国的德国法院的裁决被视为与执行地国国内判决涉及的事项相矛盾。执行地法院因此认为该外国判决在执行地国不应再予以执行。在Deutche Genossenschaftsbank v. Brasserie du Pccheur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这种特殊程序仍应继续受执行地国法津支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执行地国法院无视本国判决的效力；避免出现外国判决比执行地国相同判决效力更为优越的局面。法院还指出，公约目标是更合理的司法管辖和更有效的程序运作。”法院强调指出：“在一个旨在促进外国判决在执行地国而非判决作出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公约中，这一目标十分重要。为了实现此目标，有必要避免各国法院重复行使管辖权，因为这样会加大出现不相容判决的风险，这也正是公约第27条（3）款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
结 论
《布鲁塞尔公约》标志着欧洲共同体国家在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制定统一的、非歧视的规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通过这一多边条约，确保各成员国受到统一的共同规则约束，从而消除了过去双边条约所带来的差别和冲突。自从公约签署以后，欧共体国家实现了判决的自由流通。欧共体因此也向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又迈进了一大步。后采随着《洛迦诺公约》的签订，又将这一强有力的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制度扩展适用于西欧所有国家。欧洲法院通过解释并严格适用《布鲁塞尔公约》，为使公约成为真正的欧洲程序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约通过确立迅速、统一的承认和执行程序，满足了《罗马条约》第220条的要求。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随着判决依公约越来越多地被承认和执行，欧洲共同体更趋向于一个单一的法律实体。
（本文刊载于《中国司法》杂志第5期,因技术原因将原文发表时的注释全部删去）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篇2：探析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条件
探析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条件
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的条件，各国有不同规定，主要有合格的管辖权、存在条约或互惠、公共秩序保留、判决确定、诉讼程序公正、判决合法、不存在矛盾判决等，而程序公正、合法判决和确定判决是从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利益出发，以下将对这三个条件加以阐述。
一、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是指外国法院的判决是经过公正有效的审判程序，在充分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得出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审查中对程序公正性的要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判决败诉方，因而对程序合法性的审查，也通常是应败诉方的请求，由败诉方提供证据。
程序公正的审查方向是败诉一方当事人是否适当行使了辩护权、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应诉、是否合法地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等。
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公约》中规定，对未向缺席被告人“适当地和及时地送达或通知起诉书，使他能为自己辩护”的外国法院判决不予承认。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与商事判决的公约》规定，除非缺席一方当事人“在使其能够出庭答辩的足够时间内收到了起诉通知书”,否则，缺席判决“不应得到承认与执行”.同时，若裁决的作出是在“违背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的诉讼中作出的”,或双方当事人“未能获得平等的充分的陈述机会”的情况下，内国法院可以不予承认或执行。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中也对程序公正做出了规定，但对被告在被申请国的程序公正抗辩作出了限制，即被告若已在原判决作出地出庭答辩，需就“通知问题提出异议”,并且，该公约也规定了当内国诉讼程序中通知被告的方式与作出判决的外国有关送达的基本原则不符时，内国都可以不予承认或执行该外国法院判决。各国的国内法中也有对程序公正的审查。有些国家仅将此类规定适用于败诉的本国国民，德国、日本、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法律均是如此规定。有些国家不区分败诉一方国籍，一律予以保护，比如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
对于判断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各国有不同规定。分为以下类型：
(一)按照作出判决的外国的法律判断
有的国家主张以出判决的外国的法律判断判决是否合法，比如意大利。国际条约之中，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中规定，判断的依据是作出判决的法院所在国法律。
(二)按照内国法律判断
有的国家主张以内国法律规定判断外国判决是否合法，比如德国。
(三)由法官自由裁量
普通法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给予法院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当内国法院认为败诉的被告未收到适当的通知，即使按照外国法已经合法的送达了，仍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该外国法院判决。内国法院通常不对外国法院判决做实质性审查，而程序公正的价值又为各国认可，所以程序公正为各国保护败诉的被告人(尤其是本国公民)所做的要求。在实践中，程序的不公正通常要败诉被告抗辩和举证，程序是否公正的事实较易查明，具有可操作性。
二、确定判决
确定判决是指按照作出判决的法院地国法律，该判决具有约束力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若被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依该外国法律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内容可能经法定程序发生改变或被推翻。为避免判决被作出地国法院改判后需回转执行，这种判决不应当在被申请国获得承认与执行。
确定判决的界定在各国标准不同。英国普通法对确定判决的理解是：判决法院终局性地、最后地、永久地确定了债务的存在，判决法院可以废除或撤销的判决不是确定判决。美国法院认为，终局判决可获得承认和执行，终局判决是指作出判决的法院没有必要再采取司法行动解决同一争讼。在加拿大，确定判决是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做的最后的和明确的判决，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有权随时撤销或改变的判决不是终局性的和确定性的判决，比如可以通过一定程序撤销，或要求被告支付保证金的中间裁定以及并非要求败诉方支付诉讼费的裁定，都不属于可被承认与执行的确定的和终局性的外国法院判决。日本学者的观点是外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已经终结，不能因不服而提起上诉的那种判决是确定判决。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求判决是确定的和终局性的，比如法国，对正在上诉的判决、已经被提出反对的判决，甚至临时的判决，都可承认与执行，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不可对判决的实质部分作出修改。
在界定确定判决的依据上，各国(地区)规定分为以下类型：
(一)依照判决作出地国法律来判断
很多国家持这种做法，比如美国《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第481条的评论5认为，美国法院在判断判决终局性时应当以判决作出地法律为准而非美国的法律。
(二)按照本地法来判断
我国香港法院对内地法院判决的审查依据即是如此。不同国家因其法律观念不同对确定判决的标准的规定不同无可厚非，笔者认为在界定确定判决的依据上若采用的是本国法，忽视了依照判决作出地的法律该判决可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可能产生不合理的结果。
三、合法判决(非欺诈)
合法判决是指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的。若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外国法院判决，不能在内国获得承认与执行。“欺诈使一切无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它的含义是通过欺诈方式所进行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通过欺诈，当事人可以达到选择法律或选择管辖权的目的，获得所期望的判决。因此，欺诈获得的外国法院判决不能获得承认与执行是各国普遍认可的。对合法判决的规定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所采用的模式不同。
(一)大陆法系模式
大陆法国家一般不直接将欺诈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援引依据，而是将之纳入本国公共秩序中对判决进行审查。
(二)普通法系模式
在普通法国家，欺诈通常是独立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依据。英国法中认为欺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院本身，如法官受贿后作出的判决，二是胜诉方。英国对欺诈例外的规定非常宽松，无论以上哪种欺诈均能构成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美国通常将欺诈分为外在欺诈和内在欺诈两类。
外在欺诈属判决作出地管辖权的范畴，如被告是被虚假陈述诱骗到管辖法院的情况、又如对法官的行贿。内在欺诈是指发生在作出判决的法院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如伪证、使用虚假文件、错误陈述证据等。美国法院认为内在欺诈不是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因为该欺诈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已有充分的机会在法庭上以欺诈抗辩保护自己，当事人若在判决作出前的庭审中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就不能又以欺诈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抗辩。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与商事判决的公约》单独将欺诈列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
欺诈例外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实现公正的法律价值的要求。但由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欺诈例外的处理方式存在以上差别，当存在欺诈情形时，这就将成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徐宏.国际民事司法协助[M].武汉大学出版社，
[2]丁伟.国际私法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3]王吉文.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模式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4]李双元，谢石松.
篇3：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商事交易而产生的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仲裁。“外国仲裁裁决”，指的就是外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和条件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大多数仲裁裁决是能够得到自动履行的，但是也存在着败诉方不愿履行裁决的情形，此时胜诉方除了对败诉方施加商业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以促使其履行裁决外，还可通过求助于法院采取各种强制手段迫使败诉方履行裁决义务。
（一）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
在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程序问题里，我们主要是讨论各国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方式的`不同规定。综观各国立法，这些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1.将外国裁决当做外国判决，一般只审查裁决是否违反了法院地的法律原则，如无此情形即发给执行令予以执行，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墨西哥等国。2.将外国裁决视为本国裁决，按执行本国裁决的程序予以执行，如法国、德国、日本、希腊、比利时等国。3.将外国裁决作为合同之债，使之转化为一个判决，再按执行本国判决的程序执行，但也仅是对裁决所构成的新契约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一些普通法国家。4.区分《纽约公约》适用范围内的裁决和其他外国裁决，对前者适用简便程序，如英国、美国、瑞典、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958年《纽约公约》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承认或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不得较承认或执行本国仲裁裁决附加之过苛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纽约公约》规定关于公约适用范围内的裁决之执行的程序规则适用被请求执行国的法律，但要求各国依自己的程序规则执行公约裁决时，不应较执行国内裁决附加更苛刻的条件或征收过高的费用。
（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
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在许多方面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有类似之处，因而在某些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多边国际条约中，甚至将两者一并作出规定，或作类推适用的规定。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区别，而且各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基于《纽约公约》的普遍影响，下面主要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对此问题加以论述。《纽约公约》以排除的方式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裁决具有公约规定的排除情形时，被请求执行国家有权拒绝承认和执行，即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机关可以依据仲裁裁决的执行义务人的请求和证明，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
1.仲裁协议无效。
2.未给予适当通知或未能提出申辩。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如果对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未曾给予有关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由于其他情况未能提出申辩，则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被申请人拒绝参加仲裁或者在仲裁中持不积极的态度，则认为被申请人是有意放弃其陈述案情的机会。在适当通知后，照常进行的缺席仲裁并不妨碍裁决的效力。至于当事人未能在仲裁过程中提出申辩，应该是指由于该当事人自身的过失以外的原因而使他未能提出申辩。
3.仲裁庭超越权限。
4.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不当。
5.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已被撤销、停止执行。
另外，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认为按照该国法律，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主动予以拒绝承认和证明：
（1）裁决的事项属于不可裁决事项；
（2）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该国公共政策。
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及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规定了跟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完全相同的程序。根据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决定》（即《纽约公约》）、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现行法律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依据我国法律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可以在中国直接申请承认和执行，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或法定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人民法院依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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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海峡两岸法院民事生效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海峡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1、香港、澳门回归后我国是一种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
2、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律冲突；
3、有属于同一个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
4、区际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各地区的本地法和其它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冲突之间的冲突；
5、各法域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而在各法域之上无最高司法机关；
6、在立法权方面，无中央立法管辖权和各法域立法管辖权划分；
7、台湾形成与大陆港澳不同的法域；
8、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比极为复杂的港澳更为错综复杂；
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处理的基本原则与途径；
（一）基本原则；
（二）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通过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途径；
1、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突途径；
2、制定仅适用于部分法域的统一实体法；
3、各法域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求得统一；
4、将在一个法域适用的实体法扩大适用于另一个法域，从而取得法制统一；
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1、各地域分别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
2、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
3、对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不加区分，适用于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4、两岸宜完善、规范两岸的司法协作等。
5、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宜以逐步、渐进的方式进行；
两岸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相关法规与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的法规
台湾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过
大陆目前没有全面涉及处理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相关法规；
3、两岸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的法规
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大陆法院民事生效判决到台湾申请认可与执行中的区际法律冲突
1、大陆宜尽速制订适度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解决两岸加入WTO后的区际法律冲突；
2、在律师协会、法学会等中设台湾法律研究委员会；
篇5：论海峡两岸法院民事生效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李梦舟
一、海峡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特点
港、澳回归后两岸三地为“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
我国目前的状况为一个国家（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三个地区（大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地区、港澳--殖民地回归的资本主义地区、台湾--尚未统一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地区）；四个法域（大陆法域、香港法域、澳门法域、台湾法域）。
港、澳回归后两岸三地为“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
所谓区际法律冲突，就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具属地性，是解决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民商法律冲突。是一种私法方面的冲突。但学者有分歧，学者萨瑟认为，区际法律冲突不仅仅是民商法律的冲突，还包括在发生冲突的法律制度内，可能会有民事法、商事法、劳动法、民事或刑事诉讼法、政治或行政法、刑法以及财政法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中国学者认为，刑法、行政法、财政法、程序法等属于公法范畴。由于世界各国基本上不承认外国法（或外域法）在本国（或本法域）的域外效力，而只适用自己的刑法、行政法、财政法、程序法，虽然也有法律冲突，但不涉及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只是一种隐存的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也称为区际民商法冲突或区际私法冲突。
两岸三地的区际法律冲突：
1、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法律之间的差别极大，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这表明区际法律冲突的范围可能同国际法律冲突的范围差不多。各法域都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但特别行政区只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从行政上讲香港政府、澳门政府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避免了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演变成国际法律冲突。
2、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香港、澳门之间。又有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区际法律冲突。
3、即有属于同一个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台湾和澳门属同一个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同时又有分属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属普通法系的香港法律与属大陆法系的澳门、大陆、台湾法律之间的冲突。
4、区际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各地区的本地法和其它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之间的冲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香港和澳门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定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北京中央政府可根据情况和香港、澳门的需要，在征询香港或澳门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或澳门。而中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这意味这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它地区。可能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它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不同国际协定之间的冲突。这是港澳回归后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特殊现象。
5、各法域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而在各法域之上无最高司法机关。因此，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无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
6、在立法管辖权方面，无中央立法管辖权和各法域立法管辖权的划分。实际上在民商事领域，各法域享有完全的立法管辖权。而香港、澳门的立法管辖权不是由中央宪法直接赋予的，而是由有关国际条约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的。
7、而台湾尚未统一，但两岸经贸与民间交流的民商事活动非常频繁，两岸加入WTO后，近几年来加速了三通的进程，目前台湾有五万家企业在大陆，每年有二百多万人次的台商往返大陆，两岸婚姻有近二十对万，每年以三万对的速度增加，陆资将可以进入台湾投资房地产、进入台湾设立分公司、大陆银行将可进入台湾设分行等，两岸贸易量大，台湾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形成与大陆、港澳不同的法域；
8、如上所述，港澳回归后，区际法律冲突的情况极为复杂。而两岸间在政治上目前尚未统一的状况下，区际法律冲突比极为复杂的港澳更为错综复杂。
二、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基本原则与途径
处理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
政治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促进交往，逐步完成统一，上述各项原则，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作为解决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不能片面强调某一原则，忽视其它原则的贯彻执行。
政治主权统一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领土完整。
其中包括：
1、继续在台湾使用台币；
2、继续在台湾保留军队；
3、继续作为单独关税区；
4、继续保持其政府架构；
5、继续台湾的人事自主，大陆不派官员去台湾任职；
6、继续司法权独立，不受中央的司法管辖，案件的终审权在台湾；
7、行政、立法、司法有广泛的自治权；
8、两地的法律并无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在处理区际法律冲突时，内地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无权对台湾法院发布指示或命令；
所以两岸统一协调两地的法律冲突必须遵行平等互利的原则。两岸社会制度不同，观念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两岸比较悬殊，但都有一套比较适合两岸各自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法律制度。面对这些差异，两岸法域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岸法律界应该扩大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做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以促进彼此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协调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应以促进和保障两个法域之间的正常有序交往为目的。
两岸面临发展和繁荣经济的任务，要充分发挥法律在调节经济关系，规范经济秩序，排解经济纠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两岸在经贸交流交往当中有竟争、有合作，公正解决两岸之间的各种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海商海事等方面的纠纷。有利于良性竟争并扩大经济合作实现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复兴中华民族。
海峡两岸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不同的政党行使治权，施行不同的法律制度，随着和平统一的进程，最终将会走向统一，但海峡两岸将保留各自原有的法律制度。因此现在以及和平统一后，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可回避。
区际法律冲突法是确定区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什么法律的规范。多法域国家或这类国家内的各法域通过制定区际冲突法律规范确定各种区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从而解决区际法律的冲突。
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有：
1、统一实体法解决途径。
2、区际冲突法解决途径；
综合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下列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途径。
通过统一实体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就是由多法域国家制定或由多法域国家内的法域联合起来采用统一的民商事实体法。直接适用于有关跨地区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从而避免选择不同法域的法律，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是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最理想的途径。用统一实体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过程中由多种方式：
1、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这是复法域国家中央立法机关的事情。
有时这种统一实体法是全面性的规定以法典形式出现，如 19《瑞士民法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统一实体法是就某一方面的立法。
2、制定仅适用于部分法域的统一实体法。由国家中央立法机构制定。就某一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它在其实施的法域内导致在该问题上的统一。由于这种法律的存在，施行这种法律的各种法域又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特殊法域，并可能在该统一实体法所涉及问题上与未施行它的法域之间产生新的区际法律冲突。这种方式局部有效，不能全国范围内解决。
各法域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求得统一，从而解决相互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中央立法的权限、范围。凡未列明的剩余权力归属各州或省，大部分私法性质的法律通常属于州或省的立法管辖范围。为了求得法制的统一和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在一些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组织的推动下，根据前述组织草拟的不具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各州或各省采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实体法。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或省法院在处理涉及他州或省的案件时，尽管适用的是自己的实体法，一般来说，案件的处理结果都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法律冲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将在一个法域适用的实体法扩大适用于另一个法域，从而取得法制统一，消除区际法律冲突。这种做法多出现在因国家的兼并、国家领土的割让、国家领土的回归或国家的殖民等原因而形成的多法域国家内。
各多法域国家对本国内的区际法律冲突采取何种途径或方式加以解决，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同时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和统一实体法途径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来说，多法域国家及其法域一开始总是用冲突规范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但冲突规范只能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并不能根除区际法律冲突，显然有局限性。于是，他们便通过统一实体法途径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虽然统一实体法克服了冲突法的缺陷。能彻底避免和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但要在一个多法域国家一下子实现全国实体法的统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也须经过一个用区际冲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阶段。区际冲突法是用于解决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法。区际冲突法是国内法；是民商事法律适用法，同国际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有些多法域国家，通过统一区际冲突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常常是实现通过统一实体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前奏。
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1、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历史上有的国家颁布过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典；有的国家则颁布了全国统一的解决某些方面的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还有国家将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同国际私法结合起来加以规定分别用于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
2、各地域分别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
3、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4、对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不加区分，适用于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在上述各种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中，最佳方式是多法域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来解决区域法律冲突。因为首先一个多法域国家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具有一种静态功能。他们在各区域法律制度之间发挥着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其次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同时又有一种动态功能。他们常常是各法域实体法统一的前奏，逐渐促进和推动着其国内法制的统一。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统一了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从而消除了各法域区际冲突法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反致、转致的问题，也简化了识别过程。最后由于各法域法院适用的是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因而对同一案件无论由何法域的法院审理，都会适用同一准据法，这样可以求得判决或案件审理结果的一致性。因此，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应是各多法域国家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过程中追求的目标。但在有的多法域国家，由于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限制，中央立法机关无权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制定区际冲突法的任务自然落在各法域身上。
5、我国是非联邦、非邦联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多法域国家，两岸政治上没有统一，目前无法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但两岸宜尽快建立和规范司法协作关系，以便相互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6、两岸在政治上未统一的状况下，目前不可能采取统一实体法途径来消除两岸的法律冲突。目前实务作法宜两岸在各自法域分别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宜以逐步、渐进的方式，最终实现两岸法制的统一。
三、两岸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与生效民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的法规
两岸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相关法规
台湾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称《关系条例》）；十年前的1992年7月31日公布，其在立法说明中表示:“除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外，对于大陆人民在大陆所产生之民事上权利、义务，亦基于事实需要，予以有条件之承认。”如：《关系条例》五十二条“结婚或两愿离婚之方式及其它要件，依行为地之规定。判决离婚之事由，依台湾地区之法律。”五十三条：“夫妻之一方为台湾地区人民，一方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其结婚或离婚之效力，依台湾地区之法律。”五十四条：“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在大陆地区结婚，其夫妻财产制，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财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四十二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该地区内各地方有不同规定者，依当事人户籍地之规定。”四十四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其规定有背于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四十五条：“民事法律关系之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跨连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者，以台湾地区为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四十三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大陆地区就该法律关系无明文规定或依其规定应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大陆虽然没有一部全面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但大陆5月26日公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是涉及两岸区际司法协作的重要法规；
大陆地区
195月26日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并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认可台湾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2条指出：“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当事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在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认可台湾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18条“被认可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需要执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台湾地区
1992年7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中第七十四条规定：“在大陆地区做成之民事确定判决，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4月18日台湾“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院会”修正为：“在大陆地区作成的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认可。
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
前二项规定，以在台湾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得声请大陆地区法院裁定认可或为执行名义，始适用之。”
台湾“司法院”80•7•8（80）院台厅一字050199号函称：“大陆地区非属外国，其委托协助事件，无[外国法院委托事件协助法]之适用，其直接委托我国法院调查证据，尚乏法律可据，兹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已委托海基会处理两岸之中介事务，则有关司法协助事项，宜经由该会中介办理”。
台湾年5月6日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五十四条之一：“依本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申请法院裁定认可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应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
两岸都不将对方法院视为外国法院，法律事件均以其现行法律、法规为受理准则，两岸间的区际司法联系与协作关系有别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关系。多法域国家（联邦国）不同法域之间都是在政治上统一的情形下进行区际司法协作，这与海峡两岸暂时没有统一、经济和人员交往又十分密切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作是比较特殊的司法协作。目前没有一套可以共同操作的程序和方法。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台湾地区法院也从1998年5月26日起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办理对祖国大陆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可、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事务。
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到台湾申请认可与执行中涉及的区际法律冲突
笔者现就受理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为原告、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的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海中发经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得到认可和将可申请台湾地方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的法律实务问题等及相关案例，来探讨了解与研究台湾法律、以及制定适度适用区际法律冲突的大陆版本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的必要性、可行性。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对涉台经贸纠纷、民事案件判决确定生效之后，如果台湾地区当事人败诉并负有给付义务，该台商在大陆地区又没有财产可执行；大陆地区人民法院无法直接执行其在台湾地区的财产；大陆法院的判决适用台湾的法律是根据台湾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可以向具有管辖权的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并声请强制执行其在台湾的财产。笔者受理的案件简述如下：
10月15日，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民事二庭法官陈世杰先生在（立股）声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中裁定：认可大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公元1995年10月26日所为（1995）海中法经初字第54号民事确定判决。大陆判被决认可后，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于1911月2日、8月11日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209月7日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四庭法官李琼荫、林金吾、扬丰卿以抗字第3034号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驳回抗告人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相对人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的抗告。这是大陆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涉及财产给付的，即据此可向台湾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一件民事生效判决在台湾地方法院得到认可，从而启动了祖国大陆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在台湾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
另台湾地方法院有认可或不认可大陆地区人民法院不涉及财产强制执行的民事判决案例。依笔者收集分述如下：
A、不认可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法官张竟文先生在声字第97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成之离婚事件调解书，不是生效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板桥地方法院裁定：“声请驳回”。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法官徐昌锦先生在声字第33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经查本件声请人声请本院裁定认可者系广东省乐昌县人民法院作成之民事（离婚）调解书，而非《民事确定裁决》或《民事仲裁判断》，有该民事调解书在卷可稽，则按诸首揭说明，声请人之声请，自难准许。广东乐昌县人民法院的因是民事离婚调解书，而非民事生效判决或民事仲裁裁决，声请认可不予准许。
B、祖国大陆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中的判决离婚的理由如不符合台湾《民法》第1052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十款的原因，或同条第二项的，台湾地方法院不予认可。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郑丽燕小姐在573号民事裁定中认为：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52条第2项规定，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民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所持理由与台湾判决离婚采有责主义政策相悖，依台湾地区《民法》1052条规定，予以认可于法不合，应予驳回。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符合台湾《民法》1052条二项规定的认可。
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法官张竟文先生在其家声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中称：“次查大陆地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判决声请人与杨某某离婚，其立论基础核与台湾民法第1052条第二项所定夫妻间有重大事由，致难以维持婚姻之离婚事由规定相当，亦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揆诸上开说明。声请人请本院裁定认可该离婚裁判，洵无不合，应予准许。”
纵观台湾法院审理的上述申请认可或不认可的案件，其主要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第1项：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可以向台湾地方法院声请裁定认可。但祖国大陆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而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台湾地方法院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11项，“在大陆地区作成的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没有包括“民事调解书”为由，对祖国大陆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调解书申请认可事件，一律予以驳回，不予认可。
大陆律师、法官在受理可能将要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或申请强制执行的涉台民事、经济案件时，宜了解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生效民事调解书，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或申请强制执行的不同法律效果。要注意到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目前台湾地方法院不予认可，也不可能声请强制执行的法律实务。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离婚判决在台湾并不当然使两岸婚姻关系消灭，一旦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离婚判决不被台湾地方法院认可，该夫妻双方将变成在大陆地区“各不相干”，可恢复单身身份，但在台湾地区仍是夫妻的两岸双重身份的情况。这就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大陆法院判决两岸离婚案件要不要适用台湾法律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适用台湾地区的《民法》一千零五十二条，不考虑适用台湾地区的《关系条例》，两岸有些离婚案件就无法从法律上解决，造成两岸民众在生活上的不便，因此大陆法院的民事判决适用台湾地区的法律是两岸交流交往的需要，平等的保护两岸民众的正当权益需要，适用台湾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不能单从法律本身去寻找，而是为了两岸交流交往；两岸经贸的发展，更需要法律上的保障以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如果大陆法院根本不考虑适用台湾法律，就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造成不良后果，甚至使大陆民众利益受损，因此适用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大陆本身的根本利益，是基于交往互利，平等互利的需要；两岸民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为公平、有效地实现其法律调整，在许多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是必要的，有些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反而对大陆当事人有利；从两岸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和判决的执行来看，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又是必须的，如对处于台湾地区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争议，只能适用台湾法律才能有效的解决该争议。大陆适用台湾法律与台湾适用大陆法律有着内在的联系，两岸法律的相互适用是两岸法律协调的结果。
在两岸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条件中，原判决的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是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陆承认与执行台湾法院判决的条件是：
一是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台湾法院具有合格的管辖权，三有关诉讼程序具有必要的公正性；四是台湾法院判决是确生效判决；五台湾法院的判决是合法的判决；六、台湾法院判决不与其它有关法院的判决相抵触；七是台湾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八是两岸之间存在互惠关系；九是台湾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违反大陆公共秩序。目前大陆已有承认湾法院的民事生效判决的案例。
目前海基会认证的两岸婚姻二十万对，并且每年以三万人速度成长，如果以每年三万人成长速度推估，到公元二零零八年，大陆配偶人数可达三十余万人，到公元二零一三年，大陆配偶更将高达五十万人。 另一方面，由于在台定居大陆配偶可以申请尊亲属以及卑亲属来台，截至今年八月底为止，大陆配偶已经衍生的尊亲属和卑亲属总计两万零一百九十四人来台，衍生定居人数呈现倍数成长，台湾内政部预估，大陆配偶加上衍生人口，再加上来台依亲制度，预估十年后，台湾将会有一百五十万至两百万人的大陆配偶和亲属，而离婚、继承事件时有发生。自1987年11月台湾开放部分民众来大陆，十多年间台湾有二千一百万人次来过大陆地区探亲、旅游、经商。大陆有六十多万人次去过台湾；台湾有六万多家企业在大陆地区，雇佣员工四百万左右。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台湾的民事案件在1992年以后年均增加7%，经济案件年均增加26%。因此就衍生了大量涉及两岸间的民事、经济法律事务在管辖地法院判决后到对岸承认和执行的法律事件。
两岸加入WTO后，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从“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10月9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是十多年后首次大翻修，在经贸方面未来台湾将准许民众携带所制定限额以下的人民币进出台湾，而大陆地区公司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只要获得许可将可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台商也只要经由经济部许可，就可以直接在大陆进行投资，此外，也开放大陆资金经许可得以进入台湾投资不动产。
其中争议最大的三通条款、大陆配偶八年取得身分证以及大陆教育机构经许可入台办理招生等议题，都在表决后通过；在两岸协商方面，修正案通过了复委托条款，另外，修正案也同意台湾地区的人民和团体，可以与大陆签署不涉及公权力或主权的协议，这两项规定将给予地方政府和大陆谈判经贸的机会，也将开启两岸经贸互动的新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条文修正案，新增修条文共计五十五条，将《关系条例》过去的立法精神「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转为「原则开放、必要管制」。两岸将继续政治冷经济热的状况。
两岸在“三通”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将会更加频繁。目前在大上海地区（含昆山、苏州、杭州、扬州、吴江、宁波等地区）有台湾居民及台商往返、常住近一百万人次。大陆资金、人员、货物进入台湾也是不可阻拦，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将会更加频繁，
针对涉及上述类型涉台的民事、经济案件，笔者认为，首先宜争取判决形式结案。其次，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在台湾地方法院声请认可事件中，台湾地方法院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五十二 条第二项、第七条、《施行细则》第八条，台湾《民法》等分别裁定认可、可申请强制执行，或驳回。即不一律认可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有些涉台民事案件操作时如果没有注意两岸间法律法规的差异，就可能造成无法到台湾声请认可及声请强制执行的涉台民事案件。
台湾“司法院”1994年11月19日以（94）秘台家厅民三字第20524号，函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所定得声请法院裁定认可而取得执行名义者，应以在大陆地区作为之民事确定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断，并以给付为内容者为限，该条法之规定甚明。而得为执行名义之诉讼上调解，‘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专款明定，与民事裁判属不同款别。就上述两种法规参互以观，该条例74条所指民事确定裁判，宜解为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
台湾“司法院”以《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以专款明定，与民事裁判属不同款别为由，认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所指民事确定裁判，宜解为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
至于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仲裁判断，台湾地方法院认可的准则是什么，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必须是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但是何为公序良俗？没有明确的解释。台湾“司法院”司法行政厅研究认为，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序良俗的三项认可准据：一、大陆法院的判决违背专属管辖者；例如：有关婚姻无效或撒销婚姻、收养无效、死亡宣告、不动产分割等，因与公益有关，不予认可。二、认可大陆地区法院的判决，仅审查其判断内容有无违背台湾地区公序良俗。三、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否违背该规定，应就个别具体案件来探究。台湾“司法院”行政厅认为：“法院认可大陆法院判决时，应注意大陆地区法院判决是否依台湾“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应注意保障台湾地区人民福址的原则。”
综上所述，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到台湾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时，就涉及适用台湾法律的事宜；研究与了解台湾法律就有其必要性；两岸加入WTO之后，两岸三通和陆资入台是不可避免的，两岸经济交流交往将更加密切，两岸进入大中华经济圈的过程中
大陆宜早日制订《海峡两岸关系条例》，解决两岸区际法律冲突，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制订大陆版本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以下简称《关系条例》）规范两岸区际法律冲突有其必要性、可行性；制订《关系条例》就须要了解与研究台湾的法律，台湾法律虽是旧中国法律的延续和发展，但对台湾法律宜重新认识。（本文关于“台湾法律”一词，仅指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法域里发生效力的行为规范。）
台湾当局如今并不是完全保留了旧中国的法律，而是因应去台后的时势变化，通过立、改、废等措施，使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2年前(1988年)，祖国大陆的陈训敬、黄红华两位曾做过一个统计；“以现行台湾最新的《六法全书》为例，直接沿用旧中国时期的法律有166件，占总数35．6%属于台湾当局逃台后新制定颁行的法律、法规有299件，占总数64.4％。就是在沿用旧中国法律的166件中，除宪法、民法的债权法、物权法等24件未作修改外，其余85.5%都作了重要修改。该统计仅是针对台湾出版的《新编六法全书》而为，未能就“台湾法律”全数作出统计。那么，1988年至年台湾对法律又有大幅度的立、改、废。例如：李登辉主政12年，“宪法”修改6次，台湾名义上“还是三民主义制度。，但实质内容上，社会现已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没有很大的区别。“台湾法律”已不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台湾法律已不是反映大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和要求。90年代的台湾阶级结构已呈现出成熟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肖新煌对台湾地区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在台湾《财汛》杂志上发表：在台湾地区，劳工是比例最大的阶级，占40.3％；其次是中产阶级，占33.6％，其中新中产阶级占24.9％，远大于旧中产阶级(小雇主占8.7％)。在台北，中产阶级比例为43.4%，超过劳工阶级(40.5％)成为最大的阶级，其中新中产阶级35.4%更远多于旧中产阶级(7.9%)。新中产阶级比例从台湾地区的24.9%提高到台北的35.4%，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次阶级。如果以学历、教育程度作为界定新中产阶级中专业白领的标准，那么台北的专业白领上升为20.9％，新中产阶级随之上升到50.5％，整个中产阶级更提高到58.2％，而劳工阶级则下降为25.5％。全家的年收入比上(资本家)不足，比下(劳工、小农)有余，约26％的中产阶级年收人在100万元新台币以上。台湾地区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不到20％。大资产阶级人员不多(指财团企业的老板)，但控制着台湾重要经济命脉和政治资源，在政治、经济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台湾的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充当活跃角色，在台湾政权本土化、台湾政治多元化，政策、法律、法令的制定、修改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台湾法律虽为旧中国法律的延续，但经过50多年的变化、修改、制定，其性质已于旧中国法律不同，台湾法律已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在促进台湾地区的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成体系。2000年4月24日晚，台湾“国民大会”三读通过“国大”虚级化等修正案自废武功，“立法院”因此变成准单一“国会”；“立法院”享有“司法”、“考试”、监察”三院人事同意权及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等权力。“总统”掌握“行政院长”的任免，而“行政院长”向“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政策不满，可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等，而“行政院长”亦可报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进行改选；而若“行政院长”不同意“立法院”的法案，只能请“立法院”复议，但只要“立法院”l／2维持原议，“行政院长”就必须接受。台湾“立法院”也可依法罢免“总统”。台湾的“宪政生态”将进入一个新的“总统”、“行政院”、“立法院”间的三角权力关系。与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五权宪法”有别。民进党执政之后朝西方的“三权分立”迈进。相关法律法规还会作一些重大调整修订，包括再次修宪、变相制宪或制宪法等。
台湾地区的法律不仅只对台湾地区的人民发生约束力，而且也对大陆人民产生影响，如台湾的《两岸关系条例》中就有专门涉及大陆人民的继承、探亲、婚姻、赴台交流、陆资入台投资、陆资企业入台设公司的条款等，以及台湾的《香港关系条例》中涉及香港、澳门企业、居民的条款等。
台湾月9日修订后的《两岸关系条例》，第四十条之一（本条为新增条款）：“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其分公司在台营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一条至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三十八条及第四百四十八条规定。
前项业务活动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撤回、撤销或废止许可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经济部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对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采许可制，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条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经主管机关经济部许可，并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始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至其分公司在台营业之基本规范，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
第四十条之二：“大陆地区之非营利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从事业务活动。经许可在台从事业务活动之大陆地区非营利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不得从事与许可范围不符之活动。
第一项之许可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管理事项、限制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七十三条：“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从事投资行为。
依前项规定投资之事业依公司法设立公司者，投资人不受同法第二百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国内住所之限制。
第一项所定投资人之资格、许可条件、程序、投资之方式、业别项目与限额、投资比率、结汇、审定、转投资、申报事项与程序、申请书格式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有关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依第一项规定投资之事业，应依前项所定办法规定或主管机关命令申报财务报表、股东持股变化或其它指定之数据；主管机关得派员前往检查，投资事业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投资人转让其投资时，转让人及受让人应会同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第六十九条：“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但土地法第十七条第一项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得、设定负担或承租。
前项申请人资格、许可条件及用途、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未依许可用途使用之处理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年10月9日通过的修订的《两岸关系条例》在直航、大陆银行入台设分行、大陆学院在台招生，大陆企业入台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刊登广告，两岸签订民间协议，陆入台投资房地产等都有调整规范，大陆物品入台、大陆人员入台、大陆资金入台的两岸经贸交流、交往中，在两岸三通后，都必须考虑以及遵守台湾地区法律及相关的规定。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指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台湾法律早巳在祖国大陆被废除。有人认为台湾法律早巳被废除，不能称之为“法律。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祖国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并修改宪法，以“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取代“解放台湾”。两岸关系正处于敌对走向非敌对的过渡阶段。“和平统一”为两岸中国人的共识，根据邓小平先生的设想，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当然会保留相关的法律制度。台湾法律与香港、澳门的法律不同，香港、澳门的法律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台湾法律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立、内战的产物，是中国人制定的。由于两岸暂时分离，台湾法律50多年来一直是台湾地区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对台湾人民有实在的法律效力，而将持续相当长期间，在保证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港、澳已回归祖国，台湾尚未统一，台湾的和平统一是一个统一条件不断积累的过程。在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中，需要经过比香港、澳门更为复杂的过程，统一的条件还在继续的积累之中，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有待于祖国大陆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而研究台湾地区的法律，为两岸“三通”后的陆资提供法律保障，为祖国大陆企业东进台湾提供法律保障，为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都是在为统一积累条件。大陆统一台湾，宜先了解台湾的现况及台湾的现行法律制度，这也是为统一积累条件。
笔者认为，因旧中国的法律早巳被废除，而不能称之为法律，而不去研究、熟悉、了解台湾现行的法律，这种观点显然没考虑到时局的发展变化，是用孤立的态度看待台湾法律问题。因此，在法学会、律师协会等内设置“台湾法律专业委员会”有其必要性。设置“台湾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可行性是根据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鼓励其中一部分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熟悉、了解、研究台湾法律，对于海峡两的司法界的交流、交往，对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司法协作，对于推动海峡两岸双向投资，推动制订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决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司法互助―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宜渐进的、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目前两岸在区际法律冲突、司法互助―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开始了一小步；然而大陆宜考虑制定《海峡两岸关系条例》以应因两岸加入WTO与两岸“三通”的后经贸关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两岸法域分别制定自己的区际法律冲突法是最务实的作法。
二00三年十月十二日
参考资料：
《国际私法教程》韩德培、肖永平编着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版；2003年出版
《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主编陈安副主编陈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6月出版
上海市《对台工作》杂志；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
台湾《财讯》；台湾《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联合报》《经济日报》《自由时报》
台湾1992年7月31公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台湾《六法全书》；台湾陆委会、经济部、立法院法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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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试论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试论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相关国际条约问题以及完善我国立法的建议。【关 键 词】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司法协助/国际条约……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当前世界各国国际私法所调整的重要内容，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视为国际私法应解决的三大问题之一，它也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交往的开展，特别是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需要都要求各国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的判决。由于各国在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法律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问题上各国的法律规定则是千差万别。至今，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制度，这便使得在一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往往很难在外国得以承认与执行，或者说能够在甲国得以承认与执行，但在乙国却不能如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以及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均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也几乎没有案例可以援引。目前，虽然我国有关民商事国际司法协助的法律制度已建立起来，但尚缺完善，给我国的涉外民事交往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本文就我国有关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等问题作以论述。
一、中国法院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问题
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协助制度，是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开始的。1982年我国颁布了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程序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相互承认与执行各自判决的条件与程序。随着形势的发展，1987年我国又先后与波兰和法国签订了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第一次以双边条约的形式规定了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法院判决的条件和程序，更加完善和丰富了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进一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的《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了中国判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申请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据此可以看出，凡是中国作出的判决和裁决请求外国法院承认或执行的，必须满足几个条件：(1)判决或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这一条件是要求在内国境内寻求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外国判决应具有一定的效力。但对于有关外国判决具体应具备什么样的效力才能得到内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尽相同。[2]我们认为，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一个“确定的判决”应该定义为，由一国法院或有审判权的其他机关按照其内国法所规定的程序，对诉讼案件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所作的具有约束力，而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3](2)被申请人或请求执行的财产不在中国境内。(3)申请人提出执行的请求。(4)存在条约或互惠的，按条约或互惠办理。该条件强调在有关国家间没有相关条约的情况下，内国法院可基于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有关外国判决；同时，如原判决法院所属国拒绝给予互惠待遇，内国法院也可以因此而拒绝承认与执行有关的外国判决。从目前的国际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的诉讼立法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内国法院可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或允许内国法院在不存在互惠关系的情况下拒绝承认与执行有关的外国判决。[4]当然，除上述四个必备条件外，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如若到外国去承认与执行，还应该符合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一般条件或直接条件[5](direct conditions)，这些条件包括：(1)判决法院具有合格管辖权；(2)判决法院具有公正的诉讼程序；(3)请求承认与执行的判决必须合法；(4)判决法院适用了被请求国国际私法所指定的准据法；(5)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得与外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6)判决不得与被请求国法院的某一终局判决相抵触；(7)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正确；(8)存在互惠关系等。如果不具备上述直接条件，我国法院的判决也不可能在外国得到顺利承认与执行。虽然，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同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较还显得过于简单、笼统，但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上，1991年《民事诉讼法》和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相比增加了两个方面的新内容：一是将向外国法院请求执行中国仲裁机构作出的判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二是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直接向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判决、裁决的请求。这样就避免和摆脱了在外国请求执行我国人民法院判决必须统一由人民法院按照一定途径向外国法院提出委托的唯一程序的规定。这是对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也比较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习惯做法。
二、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问题
为有利于国际民事交往的开展，既然内国的判决有时候需要得到外国的承认与执行，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应该或者说必须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的。[6]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我国法院判决到国外去执行的条件和程序的同时，还规定了外国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该法第267条规定：“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上述267条和268条规定，是专指外国法院判决到我国境内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8条和319条进一步具体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予以执行。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
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从上述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基本内容有：
1.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请求的提出。如前所述，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必须由当事人直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的申请，或由该外国法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协助执行的请求书，并附具有关文件。
2.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申请和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国法院将拒绝承认与执行。(1)根据我国法律和条约中有关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判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2)根据判决国法律的规定，该判决尚未生效或不具有执行力；(3)根据判决国法律之规定，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在无诉讼行为能力时未能得到适当的代理；(4)我国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诉讼标的案件已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正在审理，而且这一审理是向作出需予承认的判决的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开始的；(5)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
3.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基本条件。(1)该外国法院的判决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2)必须是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或外国法院向我国法院提出协助执行的委托；(3)判决国必须同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了有关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方面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或存在互惠关系；(4)该外国判决不得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5)符合执行条件的外国判决，我国法院用裁定的方法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并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的规定予以执行，否则，不予承认与执行；(6)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而该判决国与我国没有条约或互惠关系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判决，予以执行。此外，外国判决在我国执行还必须符合前述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直接条件。
4.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程序与方式。我国法院接到申请书或请求书之后，予以立案，根据我国法律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的规定，或根据互惠原则予以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对不符合承认与执行条件的，则将申请书或请求书退回外国当事人或法院；对符合承认与执行条件的，我国法院则裁定承认该判决的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程序予以强制执行。此外，1991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对申请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程序、方式、受理和审查，以及不予承认的几种情形作了具体的规定。为正确执行我国与外国签署的司法协助协定，198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执行中外司法协助协定的通知》。
同1982年《民事诉讼法》相比，新《民事诉讼法》对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至少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改：一是当事人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二是中国法院以裁定的方式承认外国判决的效力，如需执行的，发出执行令。[7]我国法院在执行外国判决的程序上，采取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办法，如上所述，仅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8条中规定了一条采用判决的例外情况。这种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采用由法院作出裁定的办法，既维护了我国的司法严肃性，又简便易行，具有明显的优越性。[8]
三、中国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问题
由于各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上规定不同，给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国际社会很早便开始谋求以相同的方式和条件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的判决，主要是通过订立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以及在专门性条约中订立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条款这三种途径来进行的。以下分别阐述这方面的实践。
（一）国际上最早统一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努力是从国家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开始的。世界上第一个互相承认与执行各自法院判决的条约是法国与瑞士在18订立的。目前世界各国签订的数量最多的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条约即是这种双边条约。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的不断增强，中国自1987年先后与法国、波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蒙古、古巴、西班牙等2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的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同上述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将司法协助的拒绝和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分别规定，总的精神是提供司法协助和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裁定，不得违反我国国家主权和公共秩序。例如中法司法协助协定第19条规定：一、缔约一方法院在本协定生效后作出的已经确定的民商事裁决，除第22条的规定的情况外，在缔约另一方领域内应予承认和执行；二、前款规定同样适用于双方法院作出的民商事调解书以及就刑事案件赔偿损失作出的裁决。依第22条的规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1)按照被请求一方法院有关管辖权的规则，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2)在自然人的身份或能力方面，请求一方法院没有适用按照被请求一方国际私法规则应适用的法律；但其所适用的法律可得到相同的结果除外；(3)根据作出的裁决的一方的法律，该裁定尚未确定或不具有执行力；(4)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因而没有出庭参加诉讼；(5)裁决的强制执行有损于被请求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6)被请求一方法院对于相同的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事实和要求的案件已作出确定的裁决；或被请求一方法院已承认了第三国法院对相同的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事实和要求的案件所作的确定裁决。凡任何一方法院的判决同以上任何一条相符的，该判决将被拒绝承认与执行。
总之，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都设专章规定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就承认与执行的判决的范围，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条件，请求的提出与应附的文件，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及效力，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五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二）自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条约之后，国际社会为寻求制定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际条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目前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普遍性的'公约还较少，至今，真正的具有国际性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公约应为1971年2月1日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订立的《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另外还有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欧洲区域性多边公约，即1969年布鲁塞尔《民商事司法管辖的判决执行公约》以及1988年卢加诺《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1971年的公约参加国仅有荷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少数国家。公约就民商事判决的范围、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程序以及诉讼期间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在许多问题的规定上，坚持了当前较为普遍接受的各种制度，但也有其自己的特点。
现将公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述。1.关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规定，除以下几种判决以外的其他所有民商事判决均可适用。不适用公约的八种判决是：(1)人的身份或能力，或家庭上的问题；(2)法人的存在或成立，或法人机构的职能；(3)不包括在前述家庭上问题中的抚养义务；(4)继承问题；(5)破产、清偿协议或类似的诉讼程序；(6)社会保障问题；(7)
核能造成的损失或损害；(8)责令支付一切关税、税款或罚款的判决。此外公约还不适用于命令采取临时措施或保全措施的决定，以及由行政法院作出的决定。适用公约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国籍。2.关于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公约作了三点规定：(1)判决是由依公约规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公约在第10条专门就法院管辖权作出了规定）；(2)判决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经由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3)判决在请求国应是可以执行的。3.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公约规定：(1)与被请求国公共秩序相抵触；(2)未给当事人提供充分出庭辩论的机会；(3)判决是用欺诈手段取得的；(4)此案已在被请求国开始审理，或其他第三国已作过判决。4.关于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公约要求：(1)要求承认或申请执行的一方必须提供一份完整而真实的判决副本；如是缺席判决，还要提供一份证明传票已合法送达的文本或经核对无误的副本；证实判决是有管辖权法院作出的和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等方面文件；(2)如本公约未有相反的规定，执行程序应依被请求国法律进行。公约还规定被请求国当局不应对请求国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进行实质审查。
（三）为使一国判决以相同的条件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在有关专门性国际经济贸易类的公约中增加一条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规定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条件和程序。执行这种判决的条件最宽松，程序也最简捷。如1980年我国参加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在第10条所规定的关于承认与执行成员国判决的条款颇有代表性。公约规定，凡是依公约中规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如可在原判决国实施而不再需要经过复审手续的，除下列情况外，应为各缔约国所承认：(1)判决是以欺骗取得的；(2)未给被告人以合理的通知和陈述其立场的公正机会。同时该公约还强调规定，经缔约国所确认的判决，一经履行各缔约国所规定的各项手续之后，应在各该国立即实施，在各项手续中不允许重提该案的是非。这就表明，对于寻求承认的缔约国的判决，不进行实质审查，由执行国按照自己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手续，保证予以执行。又如1970年国际货物运输公约第56条也规定缔约国之间执行外国判决不需进行实质审查，只需简单履行手续。
四、完善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条件的建议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我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的规定还很原则，很不具体，同其他国家有关规定相比显得过于简单、笼统。这样就会给我国与别国开展国际司法协助或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带来许多障碍。因为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够详尽，存在着我国法律没有作出规定而外国法院却要求具备某种条件的情况。此时，假如中国法院判决要求外国承认与执行时，对方则可能以我国法院的判决不具备某一条件而不予承认与执行。同时，如我国法院发现要求承认与执行的外国判决存在某些我国法律未作规定而依据一般原则却构成承认与执行的情况时，或我国法院认为不应予以承认与执行的，我国法院则很难在法律上援引相应的合乎逻辑的条款对此作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决定。因此，为更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司法交往与合作，我国应尽早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规定，本人认为可通过下述途径来加以实现：
（一）尽快补充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规定的立法不足
我国学术界对有关外国判决审查条件的规定，意见有过分歧，有人认为采取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采用详尽的列举式的规定更为妥当。我们认为采取何种方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必须对有关此方面的必要的问题作出详尽的规定。首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作出详尽规定的问题，如管辖权条件，依何国法确定判决国法院管辖权问题，外国法院判决的诉讼程序是否公正以及取得外国判决的手段是否合法或欺诈问题，对互惠原则与对等原则的界定问题等，应尽快加以补充和完善，特别是管辖权问题，它是国际私法上一个国家审理和裁判涉外民事案件的权利，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它是一个判决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关系到国家司法主权的行使，且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利的取得。因此，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甚至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在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时，都将司法管辖权原则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对此不予以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与不足。
（二）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作为补充
中国属成文法国家，判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占有什么位置，但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如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澳大利亚显然属英美法系国家，但澳大利亚的成文法也很发达。这种判例法与成文法的结合的做法既可达到统一各州立法的目的，还可起到补充或弥补判例法不足的作用。因此，建议我国在完善成文立法的同时，不可忽视对一些判例法的发展，使中国有关承认与执行判决方面的规定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三）缔结或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际公约
近年来，我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等方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虽有一定的加强，如1991年2月中国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1987年先后与法国等近30个国家订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1971年《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这一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方面最重要、最具国际性的多边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如前文所述，该公约对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有关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我国在不断加强与别国进行双边司法协助交往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尽早考虑加入上述1971年的公约。
收稿日期：-02-20
【参考文献】
[1]参见董立坤、卢绳祖．涉外经济贸易的诉讼与仲裁[M]．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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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仲伯、赵相林．国际私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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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509．
[10]参见钱骅．国际私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78．
篇7：论儿童的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论儿童的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以错误-信念任务和表面-现实任务为主要测量手段的大量心理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的心理理论大约在4岁左右才能形成.儿童的心理理论为什么不能在4岁之前形成?研究者利用执行功能的缺乏来解释这种现象.研究表明,抑制控制、规则使用、工作记忆等可能均是与心理理论相关的.一些执行成分,但这些观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因此,关于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关系,还需要开展大量的后续研究.新近提出的关于“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的区分,也许是进一步探讨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关系的新途径.
作 者：崔云 李红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重庆,400715 刊 名：心理发展与教育 PKU CSSCI英文刊名：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20(2) 分类号：B844.1 关键词：心理理论 执行功能 抑制控制 工作记忆篇8：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系
（一） 销售合同公约和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范围
原则上，大部分国际商业交易是适用维也纳公约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a）规定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本规定表明即使合同双方并没有认识到其营业地是公约缔约国，公约仍可适用于该合同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公约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内而且合同订立于公约生效后，公约自动适用于合同。合同的国际性主要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即使合同当事人营业地不在公约缔约国内，在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时，公约也可以适用于合同。非缔约国当事人是否可以明示选择公约为合同的准据法，虽然公约在此方面没有规定，但实践表明是可以的，这也是合同意思
自治原则的体现。公约对缔约国来说虽然是有拘束力，但它的适用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规定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而商事合同通则主张对“国际”合同的概念作最为宽泛的解释,仅排除那些根本不含国际因素的合同,即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仅与一国有关。即使是这样的合同,如果当事人的本国法没有强制性的相反规定,它们仍然可以约定适用商事合同通则， 另外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时，则应当适用本通则；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法”（“lex mercatoria”）或类似法律管辖；或双方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时，该通则也可适用。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关规定，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商事合同通则涵盖更广的范围，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
（二）：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关系
一般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之间在适用上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关系，因为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通则的适用范围则广的多，所以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以外的合同，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叠。尽管公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但仍有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无疑为商事合同通则的作为国际统一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机会。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但是，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领域，二者也并非不相容的，而是互补的关系。例如，由于销售合同公约也并非强制性的规则，它的适用有一定的任意性，缔约国的当事人间缔结买卖合同同样可以修改公约的条款在合同中加以适用或完全排除公约的适用。这样的情形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事合同通则就有适用的余地。在双方当事人本身明示选择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言及“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的情形，即可以将商事合同通则解释为“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目前，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适用商事合同通则的仲裁裁定已有十多件。另一方面，在公约的适用条件得到满足时，在应适用销售合同公约的案件中，鉴于它是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而商事合同通则目前尚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所以通常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优先于商事合同通则。但由于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当事人也许会将销售合同公约的个别条款，置换为更适当的商事合同通则中的对应条款，甚至于以商事合同通则替换整个销售合同公约，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考虑。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明确化，即使在国际买卖合同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商事合同通则无疑可以用于解释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4）规定：“本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以前为了解释销售合同公约，裁判官或仲裁员每次都必须探求解释的原则和基准。商事合同通则的出现使这种工作变得非常容易。例如，商事合同通则第7.3.1 条为判断债务不履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所设定的若干基准，将有助于理解销售合同公约关于这一重要概念有几分含糊规定的第25条。同样，规定受害方当事人解除契约的通知不能排除不履行方当事人补救的权利的第7.1.4条，可以用来解消与此相应的销售合同公约第48条关于此点所生的疑问。其次，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除有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商事合同通则包含的内容比销售合同来的广，在销售合同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3）规定：“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商事合同通则产生以前，各裁判官或仲裁员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是先确定该一般原则，再从该一般原则导出须解决的特定问题的答案。这种工作因可以援用商事合同通则而变得容易。
三：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创新与发展
《通则》的制定过程不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各国合同法以及以往统一合同法精髓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多方面对传统合同法有所突破的过程。正如《通则》在“引言”中所言:“《通则》试图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而专门制定一种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得那些被认为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具体化,即使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这一目的使得《通则》的许多规定更加精确与科学。 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公约未曾涉足的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尝试，建立了下列几项新的制度，体现了商事合同通则在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基础上的创新。
1、有关合同的效力问题
国际商事合同的实体有效性问题是统一法与国内法最为敏感的交叉点，它涉及到两种激烈冲突的利益：一方面有关合同统一法适用的前提是合同已推定有效；另一方面合同实体无效的理由代表了基于公共政策考虑的国内法观点，而用统一法的方法来统一各国不同的公共政策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下列事项无关：（a）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这使公约在合同效力问题上绕道而过。把合同效力问题留给各国国内法去解决，但由于各国对此问题规定又颇不相同，使得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合理预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合同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认和保护当事人交易的安全,其效力问题在整个合同法体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约》对这个问题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这对国际商事活动的发展很不利，但商事合同通则并未回避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设立专章试图消除各国法律在合同效力上的分歧，树立一个规范样本供当事人选择适用和各国立法参考。是对公约的重大突破。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1条规定：“如在订立合同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发出的确认合同的书面文件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除非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更改了合同，或者收受人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对有出入之处表示异议外，构成合同的部分。” 第2．13条规定：“（1）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订立合同，而特意将一项条件留待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不妨碍合同的成立。（2）合同的`成立并不受下列情况的影响：（a）双方当事人未就该条件达成协议，或（b）第三人未确定该条件，但另有替代方式可提供在所有情况下均为合理的确切条件，包括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不在此限。” 第3．9条规定：“（1）仅是合同订立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仅是合同订立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有关的
财产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等等都旨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合同而非使之无效以适应国际贸易实践的需要。
2、公共许可问题
在合同的一般履行上，商事合同通则与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比公约更详尽，其中“公共许可”则是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没有的。公共许可包括依据公共性质的考虑而设立的所有许可要求，它与所要求的特许或许可是由政府机构批准还是由政府因特定目的而委托授权的非政府机构批准无关，合同的效力或其履行必须遵守公共许可的要求，这就产生一系列问题：由谁承担提出申请的义务，提出申请的时间，不能按期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和申请遭到拒绝的法律后果如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22条规定：“凡一国的法律要求取得影响合同效力或使其履行不可能的政府许可，且该法律或各种情况并无其它表示，（a）如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该当事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获得许可；并且（b）在任何其它情况下，其履约需要许可的一方当事人应采取必要措施。” 第5．1．23条规定：“（1）按要求应采取必要措施以获许可的当事人应依此行事，不得不当迟延。他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2）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情况下，该方当事人应在任何适当的时候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准予或拒绝给予许可的情况。” 第5．1．24条规定：“（1）如尽管责任方当事人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而在约定期间或，无此约定期间时，在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既未准予又未拒绝给予许可，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2）凡许可只影响某些条款，则第一款不适用，只要在适当地考虑了所有有关情况后，即使被拒绝给予许可，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第5．1．25条规定：“（1）拒绝给予影响合同效力的许可时，合同无效。如拒绝只影响某些条款的效力，仅该部分条款无效，只要适当地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后，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的其他部分。”所以，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则该方当事人应毫不延迟地申请公共许可，政府对该申请既未批准又未拒绝，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终止该合同；当许可仅影响某些条款而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合理的，即使许可申请遭拒绝，该合同仍得以维持。这就是说，当政府拒绝公共许可的申请，将导致合同的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3、非诚信进行谈判问题
缔约自由原则对于保证国际贸易经营者之间正常竞争至关重要，因此商事合同通则赋予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权利，允许当事人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4条规定：“（1）当事人谈判自由，达不成协议不承担责任。”但是，商事合同通则同时也禁止当事人滥用此项权利，它不得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相冲突。于是，在商事合同通则中首次出现了关于非诚信进行谈判及其责任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即为诚信或恶意谈判。一方当事人有意或由于疏忽使对方当事人对所谈合同的性质或条款产生误解，或通过歪曲事实，或通过隐瞒反映当事人或合同本意的应予披露的事实，亦构成恶意。《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4条规定：“（2）但是，以非诚信进行谈判或以非诚信突然中断谈判的一方当事人应对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如一方当事人不打算同另一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而仍开始或继续谈判的，即为以非诚信进行谈判。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以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即责任方应负担谈判中发生的费用，还要对对方因此失去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进行赔偿，但是一般不赔偿若订立原合同可能产生的利益。行使中断谈判的权利应以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为前提，即使在进行谈判前或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要约和承诺，一方当事人也不得随意突然无正当理由中断谈判。要确定从何时起要约或承诺不得撤销，当然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特别是一方当事人信赖谈判的积极结果，及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的与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有关问题的数量。
4、条款待定的合同问题
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有意留下一个或多个条款待定，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在合同订立时做出决定，而将这一决定留待他们日后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这就产生了关于合同成立与条款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3条规定：“（1）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订立合同，而特意将一项条件留待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不妨碍合同的成立。（2）合同的成立并不受下列情况的影响：（a）双方当事人未就该条件达成协议，或（b）第三人未确定该条件，但另有替代方式可提供在所有情况下均为合理的确切条件，包括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不在此限。”只要当事人有意订立合同，特意待定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有待定条款，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仍可从其他情况来了解，如待定条款的非重要性、整个协议的确定程度，待定条款根据其性质只能在以后决定的事实、协议已经部分生效的事实等。如果当事人未能就待定条款达成一致，或第三人未予确定，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图，如果在具体情况下存在一种可选择的合理方法来确定此条款，则合同的存在将不受影响。与合同条款特意待定不同的一种情况是，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坚持合同的订立以对特定事项或以特定形式达成的协议为条件，则在对这些特定事项或特定形式达成协议之前，合同不能成立。在这里，“坚持”一词明确了当事人若只是简单地表达其意图仍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意图有这种效力，这种表达必须是非常明确的。
5、格式条款问题
国际贸易中格式文本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而当双方当事人通过交换彼此的标准格式文本进行交易，并且都坚持最后的合同是在自己的格式文本基础上达成协议之时，就会引起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及如何确定合同条款的争议。格式合同之争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问题，基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在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尚不能达成共识。商事合同通则参照各国法律的不同做法，对此规定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7条（2）规定：“标准条款指事先订立的为一方当事人通常、重复使用的条款，并且该条款无须同另一方当事人谈判而实际使用。”第2．18条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使用标准条款，并就标准条款以外事项达成协议，合同应根据商定的条款和实质上共同的标准条款订立，除非一方当事人事先明确表示或事后没有不当迟延地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他不愿受此合同的约束。”第2．20条规定：“如果标准条款和非标准条款发生冲突，以非标准条款为准。”
商事合同通则是继销售合同公约之后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继承和发展了销售合同公约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法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较之销售合同公约更广泛，适用方式更灵活，但二者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可能。二者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这一点。销售合同公约是国际公约，是各国意志与利益协调的结果，虽对缔约国不具有适用的强制性，但缔约国有适用它的国际义务。但是，商事合同通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理论研究成果，与各国的意志与利益并无直接联系，而是
试图从理论上消除各国法律的分歧，达到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的目的，因此在学理上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但是，考虑到它的内容及立法目的，要在短期内获得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适用并上升为国际条约是不可能的，因此无法取代销售合同公约的地位。商事合同通则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采用，基本上没有强制适用的余地。但由于国际商事合同包含的内容比销售合同公约广，在销售合同公约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参考书目：
1：Bonell,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and CISG-Alternatives or Complementary Instruments Uniform Law Review(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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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nell and Liguori, supra note 26, at148
4：肖永平,王承志“国际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特点之比较”载《法学论坛》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