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隐忧，本文共4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原稿由网友“nanaouyang”提供。
篇1：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隐忧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隐忧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及其成果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分田单干”，本质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以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250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的大体是1983～1990年。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本质是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90～。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本质是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村老板和又敢闯敢冒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了出来，让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总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力。
第一步改革开放就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和农产品的收益权。随之，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地释放出来，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绝大部分是自己的。随之，农民有了积累，有了购买能力，有了投资的冲动。农民购买力的扩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民的积累，为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原始资本。
第二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主权。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一个乡镇企业就像一艘大船，企业家就是船长，农民工就是船员，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沟河港汊已满足不了他们扬帆启航、乘风破浪欲望了。
第三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给农民企业家以更大的发展领空间，给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就业的机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公营退民营进”，是按照两根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过程为：束缚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过程为：没有经营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范围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除外）。
经历了上述三步，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中央随之在1983年作出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和倒退，是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上是教育特权垄断的结果。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土地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进入90年代，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1994、1995、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滞后，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毫无疑问，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凋敝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总希望改革有捷径可走。其实，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确无误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那么，政治改革就必须按照其必然的逻辑进行下去。眼前，一方面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农村民主，在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在总结海选村长经验的基础上，推行村支部书记“两推一选”，在总结四川步云乡直选乡长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乡镇长直接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党内直接选举的试点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乡村社区内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部门，对损害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权，都必须作出有计划的主动退出的制度安排。
篇2：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滞后？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滞后？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地被提上日程，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进展得快一些，最好能走在经济改革的前面，至少也能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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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当前我县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县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农村文化涵盖面相当广，其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通俗文化是原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也是现代文化的基础。建设适应形式的农村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筑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也是民本岳阳思想及关注“三农”问题的具体凸显。当前，我县23个乡镇农村文化设施状况如何？农村文化建设是否适应形式发展和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我县农村文化进行了调查。一、我县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自恢复县建制以来，我县农村文化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全体农村文化工作者立足农村，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积极作用，但必须承认，在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乡镇文化站建设确实存在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
1、阵地丧失，设施荒废，硬件不姓“文”
⑴、对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少。原有的文化设施有的破烂不堪，有的挪作他用，全县23个乡镇，建有文化站21个。1990年以前乡镇共有影剧院21个，到底乡镇还剩影剧院11个，到底乡镇还剩影剧院3个，且大部分年久失修，有的还不归文化站管理或已挪作他用。如筻口镇和新墙镇电影院，前面的装饰一新，但后面的座席大厅和舞台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因漏雨墙壁满目疮痍，天花板垮了一半，有一半吊在半空，随时都有砸伤人的可能。⑵、农村文化站工作瘫痪，名存实亡。全县多数乡镇文化站一年到头，根本无法举办一次农村文化活动；有的乡镇一无文化专干，二无文化办公活动场所，“一块牌子、一张桌子、一个章子”的现象很普遍，有的还是“一无牌子、二无桌子”，如我县云山乡、饶村乡等乡镇根本就没配备文化专干，更没有牌子和桌子。部分乡镇虽已配备文化专干但基本未从事文化工作，而是被分流，外出打工自谋生路去了。这种状况在全县农村乡镇约占1/2左右。⑶、县文化局失去了对乡镇文化站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撤区并乡扩镇和机构改革之后，文化站人、财、物、事四权下放到乡镇管理，对原文化专干县财政每年拨付～3400元不等，不足部分由乡镇财政补足。这一简政放权事实上大部分乡镇并没有真正接受，相当一部分乡镇文化专干拿了县财政给的2000～3400元，各奔东西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乡镇无人管，县级文化部门也管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鉴于此，县文化局一无人事任免权、二无财务监管权，已经四五年了没有召开过农村文化专干会议，年初没有计划安排，年底没有总结考核。在笔者调查时有7个文化专干向我们恳求道：“不管是两边管、还是文化局垂直管，关键是要有人管，希望有人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检查督促，不能使乡镇文化站成为‘冒娘崽’，我们不愿失业，更不希望农村文化如此衰败下去”。⑷、农村文化产业凋零。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乡镇招商引资，开发的项目是农贸中心、超市等，和文化挂不上钩，有的乡镇为了盘活现有文化资产，准备将部分影剧院转让、租赁，改造成超市、服装城、国策楼、计划生育办公楼、专科医院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国有文化资产的流失。一方面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有限，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文化设施不断的消失、挪作他用，造成恶性循环。早在80年代，城关、筻口、公田、渭洞、新墙、十步、甘田等乡镇的高标准文化设施一应俱全，是群众名副其实的文化娱乐中心，区乡政府每年在文化建设上投入了较多资金。近些年来，由于多方原因，图书室的图书发霉了，电影队散伙了，文化设施逐年减少了，群文活动资金的投入也就没有了。城关镇文化站是80年代建立的高标准文化中心，如今所有文化设施被挪作他用，丧失殆尽，原文化站长余兴忠痛心疾首。?
2、队伍涣散，职能错位，软件不姓“文”。
⑴、文化专干不专职。全县共有文化专干32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专干文化程度的仅2人，有初级以上专业职称的仅3人，有文化专业特长和一定组织才能的也只有30%左右。如我县32名文化专干中（其中4名退休专业人员），7名是由电影放映员转任，6名是安置的复退军人，13名是招工顶职的“子弟兵”，2名是其他岗位转过来的，实际上，一年到头能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的只有12人，有12人基本未从事文化工作。有的文化专干下岗分流无人管，任其放任自流，即使未被分流的专干也是身兼数职，公田镇文化站站长易心愿当了文化专干，干的是15年司法和计生工作。月田文化站长曾书上班，在外打工3年，干了7年办公室秘书。象他们这样的还算比较好的，我们在调查时发现，能参与乡镇的中心任务还是文化专干的荣幸，否则一年到头只有县财政拨的2000元工资。这样，多数文化专干根本就不想再考虑文化站的业务工作。文化专干作为农村群众文化的专职工作人员，应该有60%以上的时间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而在乡镇文化专干队伍中，原定的33名文化专干，目前不到40%的人员在岗，在这40%的在岗人员中，基本上没有从事文化站本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乡镇政府其它的日常行政事务中，每年除组织全县指定，必须参加的文化活动外，很少开展文化业务工作，有的连基本的农村文物保护、农村文化市场引导与管理、民间艺术的挖掘与整理等工作职能都搁置一旁，视为他活。⑵、文化站职能职责不明确。2/3以上的文化站对自己的职责、任务是什么，一年要干些什么工作不知道；乡镇不管，或者不知道怎样管，而是要文化站兼任其他工作，使得文化专干不可能再考虑文化站的本职工作；县级文化部门管不了，认为人财物事四权均下放，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由农村文化自生自灭。湘办发29号文件对乡镇宣传文化站的主要任务作出了一些规定，在县一级就没有贯彻落实，或者说没有协调好。如乡镇的文化市场管理，文化站是管理主体还是协助管理一直不明确，文化专干对此一直莫衷一是，有的文化专干由于无经费来源，私自在文化经营户门店执收执法，给县文化行政执法工作带来被动，造成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错位。?
3、经费短缺，创收无门，文化站无法运转。
⑴、人头经费严重不足。全县除筻口、新墙、公田解决较好外，其余都在2000～3400元之间，70%的乡镇未将不足部分纳入乡镇财政预算，使乡镇文化专干生计难以维持，无心干工作。有13个文化专干每年领2000元工资后就回家去了。目前文化站还无法和市场经济接轨，走产业化道路条件还不成熟，也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乡财政对文化站实行脱钩断奶，只能造成文化站瘫痪。⑵、业务活动经费严重短缺。我们调查中了解到90%以上的乡镇对文化站的办公经费、业务经费、活动经费都没有进财政预算，文化站的业务经费几乎等于零。特别是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大副减少，文化站要开展活动，完全靠拉赞助，四处讨钱。⑶、文化站属于体制改革的“怪胎”。由于体制原因，文化站既不是乡镇政府的直属部门，又不是县文化局的派出机构，成为乡镇可有可无的单位，我县除筻口等极少数乡镇文化站自成一体外，大多数乡镇将文化站作为包袱。重视文化工作的乡镇，将行政工作能力强的文化专干安排兼任政府其他职责，享受乡镇其他干部同等待遇，不重视的乡镇将文化专干作为包袱甩开，除了文化局下拨的差额款给站外，是否有办公设施、文化阵地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一概不管，特别是宣传文化站与广播站合并后，这一机构就撤消了，其工作职能也就自然消除了，群众文化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群文活动日益匮乏。
二、农村文化力不强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的农村，由于文化公共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阵地严重匮乏，思想道德文化感召力减弱，科技文化推动力滞后，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同向或者不同步，娱乐文化生活陶冶力下降，电影少、广播少、书报少、文体活动少、出门旅游少，加之各种腐朽思想的负面影响，致使农村人们的道德滑坡、世风变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政治是空的，理想是远的，道德是虚的，唯有金钱是真的”，似乎除了金钱和享乐外再没有什么可值得追求的了。有的只求实惠，不讲理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被歪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漠；二是文化生活贫乏和文化市场不健康，伦理道德观念蜕变。农村社会环境受到污染，许多格调低下和渲染色情暴力犯罪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农村文化市场，恶化了农村社会精神环境。部分农民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义务意识淡漠，荣辱观、是非观混乱，国家和集体观念淡化，道德滑坡；三是文化项目难引进。近几年中央出台了不少扶持农村发展的好政策，并且有大量专项资金扶持农村文化建设，诸于我县农村文化体制、设施、人才、阵地等方面的问题，好机会经常擦肩而过；四是宗教活动频繁，封建迷信抬头，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修庙宇、看阴阳宅风水盛行，神汉巫婆仍在活动，婚丧喜事大操大办现象突出，不少地方买码赌博、扳跎子、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吸毒等现象呈上升趋势，群众生活缺乏安全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三、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成因?
1、认识不清，心口不一致。
以前，乡镇文化站归县文化局垂直管理，而撤区并乡扩镇后，文化站人、财、物、事四权下放到乡镇管理，部分乡镇却没有把乡镇文化站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对待，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文化站与乡财政脱钩，一些乡镇领导由于思想认识不一，对文化站撒手不管了；有的把经济和文化割裂开来，认为文化站不出经济效益，是个包袱，要求文化站去创收交管理费；有的认为文化工作是软指标，不抓文化工作不影响单位排名进位、个人晋升，文化工作抓不抓无所谓。在一些乡镇领导看来，需要投入而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事业建设是可以先放一放或挂在嘴边说说而已的。?
2、体制不顺，主管不到位。
首先是用人机制制约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现在的情况是，文化站需要的专业人才进不来，空出编以后一般都是被政策性安置退伍军人或领导关系户所替代。其次，文化站四权下放到乡镇管理后，一是乡镇不管或者不知道怎样管；二是县级文化部门对文化站也很少管理，或者说力不从心，有的文化站专干换了好几个而县文化局根本不知道。文化专干位虚薪低待遇差，是“弱势群体”。部分专干年薪扣除“五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就没有什么钱了，有的还要倒贴钱工作，因此文化专干很寒心，不愿意再干文化工作。其次，由于管理体制问题，部分文化专干不善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没有把创新作为自己力量的源泉，还是停留在向政府“等、靠、要”的观念上。经费困难加上一时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就不敢也不愿开展工作。造血功能不能强化，源于思想认识滞后。在诸如如何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国家兴办与民间经营相结合道路的问题上，在如何大力发展电影专业户、演出专业户、图书专业户、文化娱乐专业户等问题上没有认真动脑筋、想办法，因而自我生存发展能力弱。再次，长期以来财政对文化的“欠帐”太多。改革开放以来，90%以上的乡镇没有新建文化设施，原有的文化设施有的`破烂不堪，有的挪作他用。以文养文，走产业化道路条件还不成熟，也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乡镇财政对文化站实行脱钩断奶，只能造成文化站的瘫痪。乡镇文化站得了“贫血症”，都在带“病”坚持工作，急需输血。
四、振兴我县农村文化的对策
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活动的载体和组织者，直接影响农村文化建设。怎样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主要从农村文化站建设着手，我建议：
1、深化认识，营造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环境。群众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繁荣群众文化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县乡镇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力度，站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重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经常对群众文化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各乡镇应将文化工作纳入双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范畴，改变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要花钱宁可不要的现象，使农村文化走出“无事干、无人管、无所作为”的误区。
2、强化改革，建立农村文化良好的运行机制。机构改革是必然趋势，文化站无疑必须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但无论怎么改，从事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机构不能撤，也不该撤，在改革中，文化站必须抓住机遇，理顺体制，开辟出一块属于自身的天地，使之成为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向往之所，也只有这样，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按照文件要求，在改革中，要明确文化站是最基层的文化事业单位，要将文化站的彻底下放，成为乡镇政府垂直的工作部门；明确县文化局的主管职能，把握好进人关、用人关、培训关，应将一批业务精，敬业精神强，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文化专干纳入国家公务员范畴，使之在生活和工作待遇上与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建设良好的运行机制、激励机制、投入机制，把发展先进文化与改造落后文化统一，与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统一、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统一。同时，可发挥文化广播、电视、体育等相关部门职能互补的优势，组成综合的乡镇群众文化娱乐机构，增加其实力和发展后劲。
3、增加投入，建设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阵地是舞台，是文化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各乡镇党委、政府应该保证和改善文化站的基本办公条件，必须将现有的文化市场，阵地和设备划归文化站统一管理和使用，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借调和挪作他用，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乡镇财政应逐年增加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投入，应将文化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巩固和添置文化娱乐设施和设备，比如按上级要求建好一个基层党校，一个文化站，一个广播站，一个图书室，一个农科教中心，一个文体活动中心等等。文化站要借助站力发展文化产业，确立群众文化群众办的思路，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群众文化建设，保住好开展群众文化的基本阵地。
4、提高素质，优化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在我县乡镇文化专干队伍中，整体素质偏低是导致专职不专，阵地丢失，文化活动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党委、政府要重视文化专干队伍，确立“生存靠政府，发展靠自己”的思路，文化专干基本工资应实行全额拔款，奖金福利由自身发展文化产业补足，以确保农村文化站业务骨干的稳定和自身“责任田”的耕种。同时，各级文化业务部门要加强对文化专干的教育和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使他们成为群众文化管理上的能手，群众文化活动辅导上的行家，逐步摆脱挂靠在政府，长期靠“打工”度日的模式，使之成为乡镇政府领导下的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的新生儿；再次，文化站应转变观念，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人才、地域、文化经济政策等优势，积极开发文化产业，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弥补文化经费不足，壮大自身实力。
与时俱进，当前的文化站必须直面现实，走出原有的怪圈，变“等、靠、要”的依赖性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自觉性，变“求稳旁徨”的被动性为“无功就是过”的主动性，在国家群众文化政策的指导下，迎接挑战，走进属于自己的天地，繁荣我县农村文化。
篇4：医改滞后导致农村医疗价格持续上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称“新农合”）试点四年，即将推向全国之际，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新农合虽初见成效，但仍掣肘于医改等问题。
昨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之《转型中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该报告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五个县市进行了抽样调查。
新农合初见成效
调查结果表明，参合农民受益范围有所扩大，医疗费用负担有所减轻，参合农民抵御大病经济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截至2006年3月，全国展开试点的县（市区）达到1369个，占全国应开展新农合的县总数的47.8%，覆盖农业人口4.74亿人，占全国农业总人数的53%，参加医疗合作的人口为3.74亿人，参合率为79.1%。报告认为，新农合覆盖了试点地区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及贫困农民，有助于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在有效样本中，95.8%的农民认为新农合对自己有益，只有2.9%的农民认为对自己没有好处。报告发现，通过近三年的试点，次均住院补偿费用已接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比例更高，分别是27.8%和26.1%。
医改滞后影响新农合效果
报告认为，医改滞后引发的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导致医疗费用的持续上涨，参合农民虽然得到一定补偿，但是补偿后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并没有显著下降。一些受调查农民反映，新农合的主要受益者是医疗机构，如何控制医疗机构费用上涨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对5个试点县（市）的农户调查显示，有效样本中，只有27.6%的农户回答参合后医药费有所减少，58.9%的农户回答没有变化，13.5%的农户反映医药费反而有所增加。此外，由于新农合采取的是第三方支付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定点医疗机构）就更加可能利用其专业性优势和垄断地位诱导需求，提供过度服务，如大处方、抗生素滥用、大检查和手术滥用等。
调查显示，各试点县开始采用了一些控制定点医院医疗费用的手段和措施，但难度很大，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对医疗机构缺乏适宜的监管手段，另外一方面，新农合的管理体制决定了难以对定点医院进行监管。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属于新农合医疗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报告调查发现，这个新农合的实施管理机构通常设立在卫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