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时间：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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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淹没无闻。研究这些作品，可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现自身价值，丰富文学遗产的宝藏。而研究这些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显晦，则能够觇知文学风气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某些认识方法上的启示。元白的散文曾经光彩夺目，而终归黯然失色，在历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们分析这类接受史现象的极好个案。

一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

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

以上讨论的都是比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题材都不是那种重大严肃的社会题材，这些文章表现出的依然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文风，这说明元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文风是他们创作个性的真实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文风，元白自身也有所体会，白居易《和答诗叙》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稹）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富艳正是文繁的表现之一。总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2：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sh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y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sh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gái＠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sh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hào＠④hào＠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c

hàn＠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sh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h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些评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别，但都远不及《旧唐书》对元白文的推崇，则无疑是一致的。其实，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还不仅表现在这些形诸文字的评论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不形诸文字的忽视上，如前面提到的《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唐代散文“三变”，“为一王法”等观点，影响非常深远，但对元白文却熟视无睹。自宋代以后，诗文评、总集提到元白文的也少而又少。

篇3：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从竞相模仿到无人问津，从主盟一代文坛到默默无闻，元白及其文章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下降无疑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文学接受史上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文学接受行为包括读者和本文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读者对本文的接受主要决定于他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它包括理解的起点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等内容。期待视野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立和更新中。文学作品在历史行程中的升降就是取决于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正反映了期待视野的更新和重建，与当时骈古文的嬗替和古文文统的建立密切相关。从元白的时代到五代，是富艳浅易的骈文风行的时代，由于元白文最能体现这种文风，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成为士子们竞相摹仿的范本。但是，随着古文逐渐取代骈文以及古文文统的确立，古文成为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心，富艳浅易的骈文淡出，于是，元白文的历史地位就大幅度地下滑。元白文的下降过程，与韩愈古文的上升过程正好同步。

在韩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shí＠①对他的散文非常赞赏，但这并不能说明韩文在当时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朋友。而当时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的裴度就曾批评韩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后文又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惶惶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评价远逊于元白，对韩文的成就与影响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骈俪文风盛行，韩文颇遭冷落，只有牛希济等极少数人对它还比较重视。

晚唐五代的绮靡文风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谋求变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柳开、姚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极力推崇韩愈，石介著《尊韩》，宣称：“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注：石介《尊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们的呼吁虽然尚未彻底扭转文坛风气，却使尊韩成为一个时代明确的共同意识。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古文，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团结了许多人，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欧阳修对韩愈的嗜好利禄等方面略有微辞，但对韩文则敬仰无比，视为写作的范本，他自觉继承韩愈的文统，一直以当代的韩愈自期，后人也常将韩欧并称。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编撰的《新唐书》在韩愈本传和《文艺传》中对韩愈都极力颂扬。几乎与文学史上的尊韩运动同时，理学家们也开始尊韩，建立了自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苏轼顺应时代潮流，从文与道两方面立论，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注：《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统与道统相济，以韩愈为核心的古文文统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于是韩文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

回顾韩文的接受史，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唐到北宋中叶，元白文的下降和韩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显的逆向运动，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骈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几百年中，古文的正统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这种以古文为中心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只能在以古文文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获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时期，人们极力破坏旧的道统，建设新文化。同时，又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着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期待视野的建立，对元白文评价开始转变。如钱基博认为：“白居易之文，不废排比，而出以坦迤，陆贽之支流乎？元稹之笔，力跻遒古，而出之峻重，韩愈之别子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18页，中华书局版。）钱先生着眼于元白的差异，认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认为元稹是韩愈之别子，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而且过度夸大了元白的差异，但他指出白文与陆贽的密切关系，这则是千古未见的卓识。陈寅恪认为：“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淹没不显耳。”（注：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117页，三联书店20版。）陈先生将元白也划为古文派，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骈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坛的宗主，是与韩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则是非常正确的。钱、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古文文统的影响很明显，但他们对旧说的突破也是同样明显的。

当然，影响读者接受元白文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诗歌成就非常高，掩盖了他们散文的成就。《旧唐书・白居易》就称白居易“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新唐书》就更进一步认为元白“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这样就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定势，认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旧唐书》时云：”自宋嘉yòu＠⑦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旧唐书》，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据此，则《新唐书》比《旧唐书》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元白不擅长散文的

观点影响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视野的更新变化无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学接受行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仔细分析记载元白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史料，就会发现元白在当时受到重视的文章主要是策赋判制诰奏状等文体。制诰、奏议都是公文，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和有关公式，拘束太多，难以充分发挥才情，而且应用性、时效性极强，当时过境迁，就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策赋判等都是考试应用文体，元白的这类文章最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气，因此士子们趋之若鹜。但是，赋判后来都不再列为考试文体。策论的评判标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元白的这类文章就很难再吸引人们。从元白文的思想内容来看，虽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统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书》对皇储教育的重视等，但是这些都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见。而且元白文还有许多违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为和尚写了很多碑铭、塔记、经幢记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扬佛教，《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序》等宣扬及时行乐，对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坏。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颇受非议，《莺莺传》对男女恋爱的描写，也违背封建礼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它们在封建时代，难以受重视。刘师培分析韩文在后代受重视地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一点是：“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学，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注：《论文杂记》一一，《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8页，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明乎此，则元白文不被人们重视则是必然。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元白文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试文体，单看元白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壁记》，元稹《诲侄书》《唐故万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等，各有特色，艺术成就都很高，充分体现了元白的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寻常，结构简单，语言浅易，少曲折，少波澜，这些固然不是什么错误，但读多了就会觉得乏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元白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文风比较平，即使是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不及韩文那样新警变化，艺术成就的确在韩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选择是公平的。

一部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考察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及其原因，给我们很多启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才能最终被接受，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显赫一时，但肯定无法传之久远。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种认识视角都有局限，因此，我们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反思自身认识的盲点和误区。无论对元白文的价值判断如何，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文风的代表，是文学史发展序列中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一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是

＠②原字户下加衣

＠③艹下加亥

＠④原字把灏字的页改繁体

＠⑤原字（浅字去氵）加刂

＠⑥原字氵加（劐去刂）

＠⑦礻加右

篇4：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一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出版社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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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七夕节的历史变迁

七夕节的历史变迁

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融入乞巧节，民间姑娘信以为真，于是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在牛郎织女“鹊桥会”时，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让自己也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也能有个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七夕节。

清代以后，七夕与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一样，逐渐被人们淡忘。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民俗学者与商家也极力复兴七夕，七夕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七夕等传统节日的复兴意义深远，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美德，增强民族自豪感。

拓展阅读：七夕节习俗

七夕节习俗之晒书晒衣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有乖乖的遵命回朝。

还有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都会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

而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七夕习俗之种生求子

旧时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称为“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还用蜡塑各种形象，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之形，放在水上浮游，称之为“水上浮”。又有蜡制的婴儿玩偶，让妇女买回家浮于水土，以为宜子之祥，称为“化生”。

七夕习俗之投针验巧

“投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请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七夕节习俗之喜蛛应巧

这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田汝成《熙朝乐事》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视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

七夕习俗之穿针乞巧

《月曼清游图》册·桐荫乞巧

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七夕节的名称来源

七夕节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追溯由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七夕节的过程，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查经问典，《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的诗句，这是有关牛郎织女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还有一首与织女有关的《周南·汉广》中所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据史料记载，诗中的“汉”即指汉水，又指天汉（银河），“游女”是指汉水女神或织女星神。楚人雄距江汉地区，甚重祠祀“汉之游女”。另外，在楚地民间，常将牵牛星与河鼓三星搞混淆了。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注文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而在南阳汉画像石“牛郎织女星座”中，正是以河鼓为牵牛。居“汉水之北”的南阳，素有“枕伏牛而蹬江汉，襟三山而带群湖”之称。战国时，南阳属楚，楚始都于淅川丹阳，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积淀深厚。如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是形成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条件之一。

篇6：冬至的历史变迁

冬至的历史变迁

冬至是太阳抵达南回归线的一天，这天的昼最短、夜最长。冬至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酷寒，天气就渐渐转暖了。因此，自夏代那时候开始，人们即将冬至视为节气的起点。

最晚在商代，中国人便已通过“圭表日中测影”的方法测定冬至的日期，但会有两至三天的误差，历史上何承天曾“立八尺之表，连测十余年”，祖冲之也曾“考影弥年，穷查毫微”。

重视冬至，因为冬至与夏至是制定历法的关键，历法准确，测可证明皇帝掌握天命，具有顺天应人的资格，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在周代，以每年冬至为一年的元旦。周公在《周礼》中规定了“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和“至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的祭祀仪式。民间也有利用冬至日至郊外祭祀天的活动。

《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也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

古人在冬至这一天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是拜冬，自魏晋以下，一直存在着按庆元旦的礼俗来过冬至节的惯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

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则说：“朝廷大朝会，庆祝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谓之像过年。”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此习延续至清末。

从冬至开始白昼渐长。汉唐以来，宫女冬至后的女红，每天要多用一根线。这也就是民间说的“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从冬至开始就“入九”了，人们往往在这天画一枝素梅，上有八十一个瓣，名为“九九消寒图”，每天用红色涂一瓣，涂尽就“出九”了，故而冬至又称“数九”。

冬至这一天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夜，许多人家利用这一夜，用糯米粉做“冬至圆”，为了区别于后来的春节前夕的“辞岁”，冬至节的前一日叫做“添岁”，表示“年”还没过完，但大家都已经长了一岁。

清代冬至也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的元旦、冬至和皇帝的诞辰又称为“三大节”贺朝，顺治时期，朝鲜向清朝派出的使节，定期的有冬至使，专门在冬至这一天朝见清帝。

清代北京城的冬至节也很隆重，旗人会于冬至日五更时分，邀请本家嫡亲姑表及挚友齐聚庭院席地而坐，用矮桌供上“天地码儿”或牌位，祭天并祭“祖宗杆子”。祭罢，亲朋围坐吃“白肉”，这种白肉谓之“神余”。所以《清嘉录》（清代道光间苏州文士顾所追著）中称：“冬至大如年。”

篇7：中国制造业的历史变迁

中国制造业的历史变迁

蔡恩泽

3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从复苏、崛起、亢奋到冷静，走过了曲折而辉煌的道路，也背上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包袱。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时期，中国制造业前景如何？

在珠江东岸，有一个小城镇叫东莞，30多年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侨乡。沧海桑田，30多年里，这里成为了“世界工厂”的缩影，之后又遇到金融危机，从沉寂到喧闹，再从喧闹归于平静，蕞尔之地的东莞见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历史变迁。

1 发展历程

1.1复苏时代（1978-1987）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中国制造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启蒙，逐渐觉醒，为第二个10年的崛起作了铺垫。

7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已迅速走上发展道路。而此时，中国内地虽说模仿苏联，依靠计划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但生产力还很低下，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消费品，物资供应匮乏，轻工产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还要凭票供应。

80年代初期，中国制造业开始复苏，电子产品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比如，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全自动洗衣机的小天鹅，试图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生产线的洗衣厂对抗。牡丹电视机厂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彩电生产线，在凭票供应的时代，取得了50%以上惊人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绝对的业内龙头。燕舞收录机以其超前的市场经济意识，领行业风气之先，“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广告词在大江南北口口相传，电视广告又带来惊人的销量和利润。到了1984年，联想从一间小平房开始起步。(机械论文 )它是一代科技知识分子从计划体制内的研究走向市场应用的代表性企业，彻底改变了中国科技界的观念。联想也是中关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为日后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东莞，来了一拨一拨戴着墨镜、穿着西装的香港人，他们的穿戴在内地人眼中有着很明显的辨识度。霍英东来过，李嘉诚来过，更多的是香港的中小企业主，他们都是为建立制造业基础而来。从此，东莞这片宁静的土地开始喧闹起来。

1.2崛起时代（1988-）

这个10年的关键词是“民营”、“外资”和“民工潮”，广东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而江浙的民营经济也开始崛起。国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凭借他们灵活的市场嗅觉和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赢得了竞争优势。

这10年，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为中国制造业增添了庞大的劳动力。据统计，在省外打工的7.7万人中，有6万人居于广东，而东莞独占3万，成为中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县级市。

这10年，外资挟带强大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抢滩中国市场，柯达、诺基亚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捷足先登，率先跻身中国市场。

这10年，最为鼓舞人心的事件是邓小平南巡。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篇报道知道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88岁的邓小平在南巡中，阐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注入了强大的观念性动力。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大力兴建各类工业园区，巨大的中国市场吸引了大批国外制造企业进入中国，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外资、合资企业，中国的低成本后发优势逐渐显露。

这10年，是激情和梦想的10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崛起的时代，民族品牌风起云涌，但接踵而至的`是打得惊天动地的价格战，暴露了民营企业的软肋和外资的贪婪。

1.3 亢奋时代（-）

这10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大跃进年代，得天独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增强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制造业占中国GDP的40%以上，地位举足轻重。到，中国制造业增速已经连续居全球之首。，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增加值以美元计算，达到1 095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制造大国。

中国制造凭借强大的代工（ OEM）力量，争得“世界工厂”的名头。IT数据公司iSuppli称，全世界销售的笔记本电脑有86%来自中国（208月数据），但是，主要却是以戴尔，惠普等代工名义生产。代工可以理解是国际大分工环境下，生产与销售分开的大潮流，但话语权在人家，利润微薄。

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这也为中国制造业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这10年，中国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传统制造业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突飞猛进。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制造业企业与消费者零距离接触，增强7客户粘性和忠诚度。

这10年，国民经济一直在“三八线”内安全运行，通货膨胀不超过3%，GDP增长不低于8%0中国制造业让中国在动荡莫测的世纪交替中保持繁荣的景象。

1.4冷静时代（-目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给中国制造业带来麻烦。长期的高速增长，也使中国制造业累积了大量问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渐趋丧失、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出口受阻，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

最近几年时间里，东莞有近家制鞋企业倒闭，许多工厂的大门前贴上公告，内容是“放假”。而老板们则东躲西藏，甚至跑路，有的逃到海外。

与此同时，外资纷纷撤离中国，转奔东南亚地区。

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关注久违的传统制造业，再掀工业化浪潮。一方面在高端产品上高屋建瓴，力图填充逐渐空心化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高举反倾销大斧，对中国产品大加挞伐，处心积虑设置藩篱。最近的事件是，10月11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太阳能电池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对中国光伏企业征收的反倾销税率从18.32%——249.96%不等，反补贴税率14.78%——15.97%不等。

内忧外患，使得中国制造业开始下滑。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初值降至50.1，创1 1个月最低水平。中国制造业开始进入冷静的反思时代。要保持世界工厂的光环，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产业结构要调整，增长模式要转变，再不能指望廉价的劳动力，再不能拼资源消耗，再不能忽视环境保护，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权，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冷静也是一种力量，中国制造业正酝酿战略性的转型嬗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19.8%，而美国是19.4%，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伦敦奥运会，中国制造可谓出尽风头。900项不同种类的奥运官方纪念品中，“中国制造”占到65%。

2 问题和根源

2.1 中国制造业的深层次问题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成本优势丧失。20之后，人民币的升值，新劳动法颁布实施，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欧美购买力下降，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遭遇不测。出口企业的倒闭又迅速影响到上游企业。例如，中国纺织业遭遇困境，使得中国的纺织机械、缝制机械等行业的订单大为降低，而这些因素，又使得机床等行业的订单出现下降趋势。至此，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尽失。

过量消耗资源并污染环境。钢铁、水泥、造纸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企业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在发展这些支柱产业的同时，也以环境牺牲为代价。比如，重型的铸锻产品制造对环境有很大污染，西方国家基本不再自行制造，转而从中国进口。虽然中国的铸锻制造企业获得了一定盈利，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相当严重。

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中国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自相残杀，相互压价，导致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利润水平极低，人家喝汤吃肉，我们只是啃骨头。例如，在每次广交会上，很多外商都利用中国企业之间的鹬蚌相争而得利。在海外铁矿石采购中，中国企业暗中角逐，抬高价格，让国际铁矿石巨头从中渔利。

盲目扩张下产能过剩。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行业是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大户。据预测，201 2年我国钢产量将达到7亿吨，超过20的6.8亿吨，而目前国内外市场对中国钢铁的需求最多只有5亿吨左右，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2.2 中国制造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忽视原始创新。除少量优秀制造企业之外，中国制造企业更多地还是以营销为导向，忽视原始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很庞大，一汽、东风、上汽、广汽、长安等汽车企业都与国外的汽车制造业巨头组建多家合资公司，在获取大量盈利的同时，却没有真正拥有乘用车设计和制造的一些关键技术。

管理比较粗放。很多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更多地是依靠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提升管理水平，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强。凭借粗放的管理，在竞争尚不激烈的时代，企业还可以生存，而到了竞争白热化阶段就难以为继。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很短，主要就是败在管理上。还有一些优秀制造企业，被资本大鳄收购之后，毁于一旦。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堪忧。中国制造的模仿能力全球第一，中国成山寨大本营。一些企业开发的新品还没有发布或刚刚发布，类似的产品就出现在竞争对手的产品目录当中，这反映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十分薄弱。很多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不如民营企业灵活，很多核心人员流失，造成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同时，由于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很多企业对开发新品的积极性不高，仿制的劲头十足。

3愿景值得期待

“物美价廉”一度是人们对“中国制造”的普遍印象和认同。然而，在今年9月25日闭幕的第九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上，参观者注意到，“东盟制造”同样物美价廉，有的甚至更为便宜，比如泰国服装、马来西亚咖啡、越南拖鞋……简单的会展表象背后，隐藏的是全球产业转移大趋势。

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制造业走过沼泽，蹬过雷区，受过烈火烹油的煎熬，遭遇过新形势的追逼。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中国制造业必须在转型中实现新的崛起。

十字路口莫彷徨。站在市场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制造”能否坚持下去，靠什么成功，价值如何？东莞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扛起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大旗，广东省试点、全国试点城市，东莞成为背负着沉重行囊的探路者。“中国制造”想要走向“中国智造”，升级为制造强国，重拾“世界工厂”的辉煌，就必须走创新转型之路。

把握升级转型的方向。制造业转型是持续不断地伴随企业终生的一种活动。对一个产业而言，它所要节约的不仅是人力、土地成本，还要有上下游产业链完备的优势，是竞争力的提升。对于政府而言，金融和税收体系的改革对中国制造业改革和竞争力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有就是法律和监管体系改革，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一定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走品牌化道路。在产品开始全面过剩，同质化竞争日益严重的今天，品牌化道路是一条阳光大道。雅伦玩具公司与北京华旗资讯数码联合研发智能“哈笔熊”，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嫁接，提高了玩具的技术含量，也实现了企业的华丽转身。一个品牌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说明这个品牌被市场接受，被消费者接受，也就拥有了优势和持续发展潜力。只有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打造品牌，才能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作者为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篇8：论秩序与历史变迁

论秩序与历史变迁

摘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关键词：秩序；历史；历史变迁围绕建立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历史的发展，是以新秩序战胜旧秩序为标志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变迁，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体现在新旧秩序转换过渡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节奏。一、历史的发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远古时代第一次新秩序是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为标志的。早在远古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未产生之前的传说时期，人类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跨度最大的一步，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母系氏族社会原有的秩序被瓦解。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出现则是远古时代秩序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始自大约五六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以陆续逾时千年为周期依次发展出了大黄河流域的大汶口、龙山、齐家、二里头等文化，文字的雏形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时代，铜器普遍地发现于齐家文化中。当时各氏族内部已有了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出现了奴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是远古时代“于神话传说之外”“进入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1]这一时期，以父系家长制氏族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十分活跃，许多部落发生了阶级分化，因而形成为军事联盟性质的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期间经过不断的战争与接触，终于在林立的部落集团中出现了“协和万国”、“班瑞于群后”的氏族集团。传说中的尧、舜、禹在古时众多的部落酋长（万国）中崛起，使军事民主制联盟的部落联盟成为当时的基本秩序。到作为禹的儿子的启的时代，军事民主选举制度遭到私有权发展的破坏，取而代之以世袭制度的`秩序，从而在我国诞生了第一个雄踞于“万国”之首的、被后来称为“夏王朝”的夏后氏国家机器。第三次新秩序的建立是以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产生为标志的，这一时期迫使贵族“平民化”，一部分夺取了土地的“自由民”社会地位上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这部著作产生于社会激变与大分化的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秩序正在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2]的新秩序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王族对土地和奴隶的垄断，王族之外的另一部分人争夺土地和奴隶的斗争破坏了旧秩序，使旧贵族在新秩序中感到“无恒安处”。历史的发展以封建生产制秩序的建立和奴隶制秩序的瓦解为标志。而反映历史变迁的秩序转换使得探讨人生必变、所变、不变大原理DD《易经》中得到了观念的提升，一部表面看似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实质上所揭示的乃是中国无古时代一部由秩序演变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3]周易下经第十九卦“革”卦含有变革、改革之间。“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晦亡。”“革”原意是皮革，兽皮经加工，制造成柔软的皮制品，含有改革、变革之意。这一卦，上卦“兑”是泽，下卦“字：左‘离’右‘隹’”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中烤，制成皮制品，因而革是一种艰难的动作，亦是一种创新。历史变迁犹如制革，既有改朝换代，移风易俗的变革的一面，也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创新的一面。二、创建新秩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反观历史，人类社会依然还处于一种以“帝国”为主导的秩序控制之下。帝国的产生，在东方有着极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自大秦帝国建立以来，虽然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封建王朝，都不过是秦始皇所建立帝国秩序的复制品。春秋战国时代，秦朝起源于一个由“比于戎翟”的弱小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并通过征服各国，最终取胜的艰难历程，历时若一百多年。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秩序的国家。在历史上，秦王朝虽然只是一个历经两朝的“短命王朝”，始皇帝赢政的子孙未能让大秦帝国延续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帝国梦想。然而，秦始皇所创立的帝国制度却在改朝换代的风雨飘摇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同样，秦代向汉代的转变，也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一种总体上没有质变的社会秩序在改朝换代的渐变中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从本质上说始终没有摆脱“帝王”秩序的窠臼，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往往以推翻皇帝为目标。其领袖人物大多称王称帝，有的建立了新的王朝。直到19世纪中叶，秦朝所建立的万世一系的社会秩序在世界历史的大潮的冲击下开始发生断裂。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由于没有建设新秩序的目标，也缺乏推动秩序转变的力量。因而中国社会只能在旧秩序下徘徊，历史在循环中渐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打断了中国社会历史渐变发展的链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挟持的变革力量开始影响并介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袭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持封建社会的正统秩序。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一个古老的王国，从那时起，死而不僵的这个封建秩序的百足之虫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经历了漫长的秩序过度混乱期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新社会秩序的形成，终于宣告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反思历史，社会秩序变迁的逻辑甬道已让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编程为秩序格式的历史发展奥秘。在世界普遍走向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的来临，[4]人类社会的秩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把握社会秩序的变迁转换的趋势，探寻推动这种变迁转换的内在力量，自主地在新秩序的框架下实现社会转型，乃是我们在当今时代进行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运作的机遇。西方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大同小异的过程。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考察了“三个地理性的集团”的战争，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国的产生。他认为，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的“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战为止的战争”，“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边缘的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舞台了”，这个集团虽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但“仍旧依照”“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只剩下了美国和俄国两大战国，富勒说，“假使在明天若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面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见思想的穿透力。历史发展的结局显然并没有超出思想家的预言，在美苏冷战对峙45年之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幸运地成为“获得了优势”的那一面，而成为富勒预言中的那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全球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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