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诗看唐代服食风气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从白居易诗看唐代服食风气，本文共6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JINGYU4555”提供。

篇1：从白居易诗看唐代服食风气

从白居易诗看唐代服食风气

长生不老是历代帝王将相，乃至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理想之一。古代人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就是服食所谓的“金丹”(五石散之类)。这种服食之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萌芽，以后各朝各代皆推祟倍至，而唐代更是风靡一时。唐人服食所需的“金丹”的来源主要是药材商人的贩运、地方官员的馈赠及道士的采集。唐人的服食风气，已不再是单纯地追求长生不老，而是侧重于“资嗜欲”。它初由道士导之，帝王将相溺之，因而唐代十分盛行。由于唐代服食风气如此盛行，因而在白居易的诗中保留了大量有关“服食风气”的.篇章。通过对白居易诗集的考索，不仅可以考证当时社会风气的价值取向，而且也可以借此明了唐代社会的若干难解的问题，以诗证史。

作 者：姜维公 范胜丽 孙淑琴  作者单位：姜维公(长春师范学院,)

范胜丽(吉林省革命博物馆,)

孙淑琴(长春市商业技工学校,)

刊 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2) 分类号：A849 关键词：白居易   服食风气   道士   炼丹术  

篇2：从诗歌角度看白居易的音乐素养

从诗歌角度看白居易的音乐素养

音乐与诗歌、与人生、与社会，都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得到较好体现，其作品是文学与音乐自然结合的典范。

一 丰富的音乐经历

白居易自小聪颖过人，六岁即学作诗，九岁就通音乐，能创作音乐，排练歌舞，弹奏琵琶，是唐朝文人中音乐素养最高者，《全唐诗库》收录白居易诗2643首，其中有100首与音乐相关。

白居易一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在大量的诗文中皆有叙写。琵琶、秦筝、琴、笛、觱篥、角、鼓、阮，乐舞、民歌、演唱、参军戏等，都有听闻欣赏。

有史料对其创作背景记载如下：(1)贞元十七年，膘国(现缅甸)乐舞来唐演出，有诗记之——《骠国乐》。(2)元和四年，作《新乐府序》提到“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元和年间在朝廷观赏“霓裳羽衣舞”——“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4)元和十一年江州司马任上，听京城流落到浔阳的琵琶女弹奏《霓裳羽衣曲》、《六幺》，感而作《琵琶行》。(5)元和十四年忠州刺史任上，听民众夜唱“竹枝词”，感而作《竹枝词》三首。(6)唐敬宗宝历元年苏州刺史任上，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一诗，对《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写，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

二 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音乐素养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是唐宣宗李忱所作《吊白居易》诗中的两句。“诗王”，皇帝对一名诗人如此称赞、惋惜，不仅在于诗人巨大的文学成就，也在于诗中蕴涵的音乐魅力。“吟”、“唱”不仅指白诗的文字，更是指诗的音乐美、可歌唱性、流行性，诗人的音乐素养集中外溢。

1.演奏和欣赏音乐

《夜琴》：“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数十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蜀地的桐树，楚地的丝弦，做成品质较好的琴。夜深人静，弹着缓慢的曲调，自我欣赏;不为音乐的完美，只为了一时的安适。

《听歌六绝句》：“都子新歌有灵性，一声格转已堪听。更听唱到嫦娥字，犹有樊家旧典刑。”此诗作于退养洛阳时，都子是白居易新培养的歌伎，此时樊素已被“放归”。都子的美妙歌喉，唱出婉转的歌声，让白居易想起旧日的歌伎樊素，似乎在都子身上又回归了。“嫦娥”，指被收入《乐府诗集》的唐朝歌曲《桂华曲》中的句子“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嫦娥更要无”，都子所唱应是此曲。白居易有《醉后听唱〈桂华曲〉》，说是此曲听后“断肠”，当是怀念旧人樊素、小蛮的感情流露。

2.描写和评论音乐

《琵琶行》，六百一十六字，共四十四句，有二十八句写到音乐，占诗句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的“轻拢慢捻抹复挑，……铁骑突出刀枪鸣”，不仅是文学中的精品，更是描写音乐的绝唱。

演奏的手法有“拢”、“捻”、“抹”、“挑”;曲目《霓裳》《六幺》;音色“珠、玉”、“莺语”、“泉流”;情绪“急雨”、“私语”、“幽咽”、“幽愁”、“银瓶破”、“刀枪鸣”，把非常难以摹写的琵琶音乐赋予形象化，比喻、拟人、通感、夸张等手法运用得十分到位，把时空、情感、余韵都描绘出来了。诗人的音乐素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问杨琼》：“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杨琼是元和年间歌伎，音色“圆紧”。白居易认为歌者不能为唱歌而唱歌，取悦普通听众，必须饱含情感，声情并茂。这与他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学主张一致。

《策林·六十四》：“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斯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把音乐创作与政治联系，认为政治清明、情感平和，音乐就平和亲切优美，反之则哀吟。可以音乐活动观察政治施为，讽喻政治现状。

3.培养歌舞伎和编排“霓裳”

白居易先后养有至少十名家乐，如小蛮(善舞)、樊素(善歌)、结之(善歌)、铧莹(善歌)、菱角、谷儿(善乐器)、红绡(善舞)、紫绡(善歌)等。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唐敬宗宝历元年，白居易五十四岁。三月改授苏州刺史，五月到任。期间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在杭州演奏过三次。箜篌、筝，觱篥、笙，前为丝，后为管。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都是余杭艺伎，她们经过白居易的调教，能够演奏“霓裳羽衣歌”。

4.以音乐修养身心

喝酒、吟诗、抚琴、会友。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

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酷爱音乐，在旅途乘船时也常携带乐器演奏，以自得其乐。在《船夜援琴》中写道：“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澹，其间无古今。”这是典型的自娱自乐。

三 对音乐的贡献

白居易不是音乐家，但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诗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记录并保存了《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内容。

《霓裳羽衣曲》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创作。传说一：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并改用《霓裳羽衣曲》名。传说二：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作此曲前半部分。后吸收杨敬述所献《婆罗门曲》续成全曲。

玄宗开元年间在宫廷演出后，罹安史之乱，乐人四散;宪宗“元和中兴”再次演出，后即再也没有大型演出，因此，乐舞内容和曲谱逐渐散佚。今天见到的《霓裳羽衣曲》，是南宋姜夔偶然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这些片断还保存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姜夔之后历代音乐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风格多样的《霓裳羽衣曲》，但是与李隆基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已有相当的距离。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散序六奏;中序;繁音急节十二遍”，表明《霓裳》的乐舞结构：共三十六段：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曲破十二段构成。“磬箫筝笛;击擫弹吹”：表明散序只有音乐演奏，散板，没有节拍，没有舞蹈，还写出了主要乐器以及演奏手法。“擘騞;飘然转旋;嫣然纵送”：表明中序开始既有音乐，有节拍，也有舞蹈，属于软舞，而非健舞。“上元;萼绿;王母;飞琼”：表明舞蹈人物形象：王母、上元夫人、萼绿华、许飞琼，后三者都是仙女，且与道教有关。“翔鸾;唳鹤”：表明乐曲结束时长音收束的音效。“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表明舞蹈开始前演员新奇鲜艳的服饰。这对于后人了解《霓裳羽衣曲》原貌有很大帮助。

篇3：从白居易诗作看其音乐实践活动

从白居易诗作看其音乐实践活动

白居易不仅是唐朝的大诗人，也是唐朝诗人中音乐素养最高者。

引言

长期以来，白居易作为唐代重要的诗人和文学家已为今人熟知。但事实上，白居易一生痴爱音乐。不仅撰写了以《琵琶行》《霓裳羽衣舞》为代表的大量涉及音乐、舞蹈的诗作，还写过《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这样体现其音乐思想的理论文章，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艺术感悟和相当专业的音乐修养。同时，白氏本人的音乐造诣，亦见诸其丰富的音乐实践。总体上看，国内较有影响的中国音乐史理论著述大多都对白居易演奏乐器和歌唱的爱好有所介绍，其作为唐代重要的文人琴家亦为大家公认。例如：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的第五编(隋、唐、五代)中谈到：“白居易自己能弹古琴，爱听古琴、琵琶、阮咸、筝、鬻篥等乐器的演奏。爱听歌唱，又爱听《霓裳羽衣》《高调凉州》《绿腰》《水调》《何满子》《都子歌》等乐曲。”，蔡仲德先生在著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中介绍白居易“酷好音乐，能弹琴，嵇康、陶潜一样终身与琴为伴”。陈应时、陈聆群先生主编《中国音乐简史》也提到白居易“能弹奏古琴，爱听乐器演奏、唱歌，爱听大曲的表演”。另外。在孙继南与周柱铨先生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关也维先生编著《唐代音乐史》、刘再生先生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以及秦序先生《崇雅与爱俗的矛盾组合——多层面的白居易音乐美学观及其变化发展》等著作或论文中对白居易的音乐实践活动也均有所涉及。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可见。大部分学者对白氏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大多限于使用简略、概括性的文字加以介绍。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白居易的音乐诗作。对其弹琴、弹筝及歌唱三方面的音乐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并探讨这些音乐实践活动表现出的一些倾向。

一、从白居易的诗作看其音乐实践活动

(一)弹琴

白居易喜爱并擅长弹琴。琴在他生命中像是一位友好伴侣。他自言“本性好丝桐，坐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好听琴》)：甚至连出游时都是“身兼妻子都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自喜》)。他还曾将琴、酒、诗喻作“北窗三友”，说“三友甚相熟。无日不相随”(《北窗三友》)。

元和三年(808，37岁)白居易写作了《松斋自题》：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斋下，一琴数蛈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坦言自己在而立之年升任谏官，俸禄充足，不必担忧养家糊口。平日里有诗书琴酒为伴，聊以自娱。他首次对自己弹琴的情况进行了描述，言语间毫不掩饰自己当时心宽体舒、安乐知足的思想状态。弹琴已成为白居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自我娱乐活动。尽管白居易在诗中没有流露出自己对政治的热衷，但这种安然自若的生活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仕途的升迁。是年四月二十八日，白居易拜授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他自称“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摆在这位新进谏官面前的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大好机会，他对前途充满信心。

长庆二年(822，51岁)白居易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结束了多年的贬谪生活。初到杭州的白居易“除亲簿领外，多在琴书前”(《郡亭》)，在忙于政务之外。也同样选择琴乐作为聊以自娱的方式。对于白居易而言，琴声即是心声，弹琴能聊以自娱，抒发性情，“耳根听得清初畅”(《琴酒》)_亦能修身养性，“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好听琴》)。从白居易所写的弹琴诗可知。他最喜爱并最擅长的琴曲是《秋思》，甚至将这首琴曲作为自己晚年退居洛阳期间，每日早起或晚坐必做的功课：

小亭门向月斜开，满地凉风满地苔。此院好弹《秋思》处，终须一夜抱琴来。(《杨家南亭》)

小亭中何有?素琴对黄卷。蕊珠讽数篇，《秋思》弹一遍。从容朝课毕，方与客相见。(《朝课》)

晨起对炉香，道经寻两卷。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

这首《秋思》澹然清远，“调清声直韵疏迟”(《弹<秋思>2》)，每每在晨起独坐时，或在寻山望水问，抑或在夜窗幽独处，信意弹起。都让白居易感到身心静好，忘却烦愁。

白居易一日与挚友刘禹锡相聚，小饮过后，他便调弄琴弦，弹了这首《秋思》：

闲居静侣偶相招，小饮初酣琴欲调。我正风前弄秋思，君应天上听云韶。(《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

这样的相聚，总是让白居易感到“心适而忘心”(《舟中李山人访宿》)。所以，但凡友人来访，他常会备酒弹琴。他的诗作《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夜招晦叔》、《舟中李山人访宿》等都对这种弹琴活动有所记述。这种琴酒相酬的活动实际在唐代文人生活中是寻常事。唐代科举制度下，文官都是读书人。在这种酬唱场合，官员的身份被淡化，文人的身份则变得突出。文人们高谈阔论，抒发己见，琴酒相酬，娱人之外兼以自娱。白居易经常以琴会友，并不拘泥于追求弹琴的技艺，而是想要借此抒怀寄情，酬谢知音。

(二)弹筝

据目前笔者所见的文献资料显示，白居易曾有过弹筝的活动。大和六年(832，61岁)白居易于洛阳任河南尹期间写作《夜招晦叔3》一诗，就对自己弹筝进行了描述：

庭草留霜池结冰，黄昏钟绝冻云凝。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植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就侬来能不能?为了欢迎友人，白居易备下好酒，还调弄筝弦弹奏《湘神曲》。在这个雪夜，弹筝成为了白居易另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

次年(833，62岁)，白居易进行了《筝》的创作：

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甲明银玓璨，柱触玉玲珑。猿苦啼嫌月，莺娇语泥风。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倚丽精神定，矜能意态融。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灯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听应得在，老耳未多聋， 寥寥数语，就将义甲和筝柱的材质、筝的音色及筝曲节奏、速度和情绪的变化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同时表现出演奏者技艺之精湛，可见白居易对筝有很高的熟知程度。倘若白居易不懂弹筝，是无法写出如此生动而简练的诗句的。但白居易并没有停留在直观欣赏的阶段，他曾嗔怪钟子期从俞伯牙的琴声中只能听到山和水，因为他认为丰富多变的音乐带给欣赏者的绝对不会是简单的图画，反之，它们能在欣赏者心中被物化成各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这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描绘，都是白居易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感受，并经过进一步想象形成的画面。其次，白居易并没有直接评论弹筝女的演奏技艺，但“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表明白居易通过她的演奏觉察到了隐伏在乐曲之中的悲伤和哀愁，相对于精湛的技艺，白居易更加注重是情感的表达。再者，“倚丽精神定。矜能意态融。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正契合了白居易对“无声胜有声”意境的追求。此处，音乐的休止是暂时的，但正是在这短暂的停顿之中。才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有声”难以表现的“忧愁”、“暗恨”和“深情”。

开成元年(836，65岁)，白居易还向好友牛僧孺。求觅一面秦筝，牛僧孺觅得秦筝之后赠与白居易。白居易为表答谢，还先后赋诗两首寄予牛僧孺：

楚匠饶巧思，泰筝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秦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

远讯惊魔物，深情寄酒钱。霜纨一百匹，玉柱十三弦。(诗人自注：思黯远寄筝来。先寄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仍与酒资同至。)楚醴来尊里，秦声送耳边。何时红烛下，相对一陶然。(《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白居易在诗句中不仅提到了筝的材质和色泽，还明确指出好筝出自楚匠之手，可见他是个古筝工艺的行家。一方面。得到好筝的白居易兴奋异常，甚至将筝比作“魔物”，将弹筝者比作“魔女”。期待与友人一起诗酒相娱;另一方面，白居易早年对佛教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区区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唯一无二之化也。然则根本枝叶，王教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而此时的白居易已步入晚年，对佛教不再有揶揄之词，声称：“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其心理上对禅宗是有意接纳的。

(三)歌唱

除了弹琴和弹筝，歌唱也是白居易的一项重要音乐实践活动。在他的诗歌中，对他在不同场合进行的歌唱活动有较详细的描述。有时是在与友人饮酒相聚时，以歌助兴，“兴来吟咏从成癖，饮后酣歌少放狂”(《座中戏呈诸少年》)、“醉后歌尤异。狂来舞不难”(《与诸客空腹饮》);有时是在出游时，以歌抒情，“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看采菱》);或是在愁苦烦闷中，以歌消愁，“莫遣沉愁结成病，时时一唱濯缨歌”(《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赖有销忧治闷药，君家浓酎我狂歌”(《春晚咏怀赠皇甫朗之》)。

除此之外，在与挚友相见时。以歌唱和，则是更为常见的一种情况。白居易与刘禹锡之间就有两首著名的唱和诗。唐敬宗宝历二年(826，55岁)，白居易因病罢苏州刺史返回洛阳，时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结束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亦奉旨归洛。两位故人意外在扬州相逢，兴奋之余又感慨万千。一次酒席上。白居易借着酒兴把箸击盘即兴而歌：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员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永贞元年(805)，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遭遇远贬，一直谪居朗州、播州、和州等地。白居易盛赞刘禹锡为“国手”，对这段长达二十三年的坎坷经历表示了愤懑与同情。刘禹锡听罢白居易的歌唱随即也即兴作了一首唱和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在诗中宽慰自己和白居易，用豁达之心面对世事，并对白居易的歌唱表示酬谢。两人推心置腹，真挚坦诚，足见友情之深厚。诗中“与君歌”和“听君歌”，可以看出两人之间曾进行了歌唱的活动。而这种唱和活动是唐代文人间为了交流而普遍使用的形式。

二、白居易音乐实践活动的三种倾向

白居易的音乐实践活动表现出“自娱”、“慕贤”和“修身”三种倾向。形成这三种倾向的原因固然与其本人生活经历及兴趣爱好密切相关，而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在其中亦发挥了重要影响。

(一)自娱

白居易的音乐实践活动首先表现出自娱的倾向。白居易爱乐，曾自况离不开琴、酒和书。白居易亲身参与弹琴、弹筝和歌唱的活动，不带任何功利性。是纯粹自由不受束缚的。一方面这些活动本身可以带给他无穷乐趣，如“厨香炊黍调和酒，窗暖安弦拂拭琴。”(《偶吟二首》其一)、“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放情自娱，酪酊而后己。”(《醉吟先生传》)、“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又戏答绝句》)另一方面借助音乐可抒怀寄情，如“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筝》)

白居易以乐自娱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现。或是朝课时“《秋思》弹一遍”(《朝课》)，感叹自己“幸有琴书堪做伴”(《赠侯三郎中》)。“与老相宜只有琴”(《郡西亭偶咏》);或是在宴饮时“为君举酒歌短歌”(《短歌行》)，用以助兴;或是在友人来访时，“何以延宿客。夜酒与秋琴”(《舟中李山人访宿》)，“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夜招晦叔》)。

自古文人爱乐，多为自娱。音乐同酒、茶一样，皆为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生活中的点缀品。我们所熟知的嵇康、陶渊明、欧阳修、苏东坡、柳永、姜夔等人均对音乐情有独钟。让音乐走进生活、伴随人生，是出于文人们对艺术化人生境界的追求。同时，因为音乐不像文字那样具有明确的语义，音乐含蓄。也正好符合文人对思想空间、意义空间的追求。所以，音乐之于文人，是驱散郁结的良药，是放情自娱的途径，是心中感情的寄托。 (二)慕贤

除了自娱之外，白居易还藉乐慕贤。慕贤是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拥有的情怀。中国古代文人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途径就是出仕为官，但在封建专制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命运往往掌握在拥有权力的少数人手中。在权势面前，文人们大多深感自己力量的渺小，失意、无奈成为这些传统文人普遍存在的情感。所以经历相似的前代先贤便成为文人们竞相仰慕追思甚至交流的对象。

同嵇康、陶渊明一样，白居易终生与琴相伴，他对这两位先贤也十分仰慕，陶渊明的诗集更是常伴左右。晚年时。白居易还效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撰写了《醉吟先生传》。元和六年(811，40岁)，白居易丁母忧蛰居渭上，杜门不出，生活无趣，每日过着“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五)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咏陶潜诗有感，遂效法陶潜诗体，写下《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此时的白居易面对母亲的故去，友人元稹被贬江陵，自己也改任京兆户曹参军，回到故里又看到乡民依然贫苦的生活，他束手无策，万般无奈，失落与惆怅的情绪搅扰得他难以平静，早已没有当年初为谏官时的泰然自信。他还在诗序中自嘲这些诗句是“醉中狂言，醒辄自晒”。其中第三首是白居易按陶渊明“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一典故写作而成：

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欣然有所遏，夜深犹独坐。又得琴上趣，安闲有馀暇。

诗句难掩失意感伤的颓唐情绪，而陶公超然物外的琴乐境界显然给了白居易很大的感悟。而借由琴声，让他觉得自己“心灵超越时空而与他仰慕的'大诗人陶渊明又多了一重贴近。”

元和十年(815，43岁)，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陷入人生低谷。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白居易愤怒且迷惘，他觉得自己也像那些失意的先贤一样，有心报国无路请缨，在寄给友人元稹的诗中他频频提到屈原这样的志士。次年，白居易游访陶渊明旧宅。感慨万千。写下《访陶公旧宅并序》：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白居易在表达对陶公仰慕之情的同时，也流露出自己的愁苦。“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实际上几乎是在含蓄地诉说自己的遭遇。

感情总要有所寄托。像陶潜一样。弹琴成为白居易绝佳的寄情之事。在白居易看来，琴似乎是他同这些先贤心灵相通的桥梁。这一情怀在他的诗作中多次被提及：

矧予东山人，自惟朴且疏。弹琴复有酒，且慕嵇阮徒。(《马上作》)

岂独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师。嗜酒有伯伦，三人皆吾师。(《北窗三友》)

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因康与籍，及我三心知。(《对琴酒》)可以说，正是出于对这些前辈的仰慕，白居易对琴才有着始终如一的爱好。白居易很少对自己弹琴的时间、地点或场景等内容进行描述，对自己弹奏的技艺也几乎从不提及。他不再单纯把琴当做乐器，而是靠它同先贤沟通交流。

(三)修身

修身即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传统儒家十分注重“修身”。“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白居易的音乐实践活动具有明显“修身”的倾向。例如，他认为酒可以帮助舒畅刁顽的脾性，清畅恬和的琴音可以使人拥有平和的性情，并强调音乐潜移默化的作用。‘白居易特别将琴乐作为自己自勉自励，塑造人格的途径。其有诗云：“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好听琴》)、“清泠由木性。恬澹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清夜琴兴》)，“近来渐軎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白居易认为琴也具有一定的品格。琴音清谈恬和，表明弹琴者自身人格也是高洁清雅的。

儒家要求的“修身”目的是不断提高个人的涵养素质，使其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其实质是要将外部要求形成内在的自觉意识。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白诗中频繁指出“本性好丝桐”(《好听琴》)、“自嫌习性犹残处，爱咏闲诗好听琴”(《味道》)、“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有图画、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可见音乐已成为白居易用来涵养情性的一种自觉要求。

结语

白居易不是一个专职的音乐表演家，也不见得拥有十分精湛的表演技巧，但弹琴、弹筝和歌唱一直伴随他的生活，特别是在人生后期。白居易享受音乐，享受音乐为他带来身心上的快乐和满足。透过音乐，他的理想得以寄托。自我修养得以提升。在这些记录白居易音乐实践活动的诗句中。他豁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傲然狂放的性格，不入俗流的理想愿望和超然豁达的文人风度，展露无疑。同时，白居易音乐实践活动表现出“自娱”、“慕贤”和“修身”三种倾向。这与白氏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受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

篇4：《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的阅读答案

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的命令上传下达机制。驿传制度伴随着国家政治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唐代，驿传制度更为严密和完善，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唐诗》中有大量与驿传相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探析唐代驿传制度的相关内容与特点。

唐王朝“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卷三八)。统治者为了对辽阔的疆域实现有效统治，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及各级交通组织，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文书驿传网。较之于前代，唐代驿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扩充。韩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写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用“鱼鳞”来形容唐代驿站的数目繁多，可谓确切而形象。此外，从王周《路次覆盆驿》“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云外盘”中可以知道，唐代在最为偏远的地区也设置有驿道和驿站。就诗中所提到的驿站驿馆名称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唐代关于水驿、陆驿、水陆兼办驿的驿传设置。例如，韩琮的《题商山店》，商山驿是为陆驿；王建的《汴路水驿》提到的是为水驿；而武元衡《题嘉陵驿》写道:“悠悠风旆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可以看出，嘉陵驿属于水陆兼办驿。

不少唐代诗人初仕阶段都曾担任县级职官，主持驿传，并留诗以纪。“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中看来，驿中生活十分清闲，甚至可谓百无聊赖。但这只是对于驿长而言，下层驿使的工作与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驿使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迎接使客；二是管理驿厅，安顿食宿；三是传送文书。其中最为艰辛的必是舟车劳苦传送文书。蒋吉的《大庚驿有怀》中，“一囊书重百馀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几字道尽驿使工作之艰辛。

“驿骑来千里，天书下九衢。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传递文书是驿传最重要的任务。有时，驿使也会传递往来信件。“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边愁》)是崔湜客居他乡凭书传讯的无奈；“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逢归信偶寄》)是李益对亲人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思念。除此之外，驿使还会递送一些物品，作为边塞战士与家人沟通的桥梁。

唐代驿传随国势变化而兴衰。中晚唐邮驿普遍衰落，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驿站都已荒芜。刘禹锡的《杂曲歌辞·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直观地反映出中晚唐驿馆衰败的荒凉景象。

驿站为文人迁客等提供食宿，驿传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驿传制度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发展，也成为唐朝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载体。

篇5：《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的阅读答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为一种命令上传下达机制，传递文书是唐王朝驿传机制诸多任务的重中之重。

B.唐代较为完整的文书驿传网的形成与疆域的广大及加强疆域控制的需求相关。

C.许多唐朝诗人曾经主持过驿传，虽然官阶不高，但其工作清闲，可诗酒怡情。

D.随着唐代驿传的衰落，中晚唐的国势也日渐衰落，在《宜城歌》中就有反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先后介绍了唐朝驿传机构的特点、驿使的职责和驿传制度的衰落，条理清晰。

B.文章引唐诗作品为证，阐释了唐朝驿传制度与馆驿诗相互促进的关系，论证充分。

C.文章分析了唐朝驿传机构的繁盛与衰落，印证了驿传的发展与国势盛衰息息相关。

D.从唐诗中可窥见唐朝驿传制度发展状况，这折射出文学具有反映社会风貌的功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或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驿传制度到了唐代变得更加完善和严密，可见唐朝国家政治、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

B.唐代驿馆数量众多，分布极广，种类齐全，既巩固了统治，也丰富了唐诗的内容。

C.驿传发挥的传递文书、往来信件，递送物品的功能，体现了统治者建立驿站的初衷。

D.唐诗“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所写内容应属唐代驿使的职责范围。

答

1．D【解析】因果倒置，是驿传随国势的衰落而衰落。

2．B【解析】“相互”错，馆驿诗对驿传制度没有促进作用。

3．C【解析】统治者建立驿站的初衷是为政治服务的。

篇6：从“制裘诗”来看白居易后期“兼济”思想

从“制裘诗”来看白居易后期“兼济”思想

“制裘诗”是白居易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刻体现，且在后期思想中始终坚持，可见其前后期“兼济”思想的同一性。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写过三首“制裘诗”，时间相差大约十年，然则无独有偶，三首诗却表达了同一内涵：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白居易后期思想与前期相比，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转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其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并未泯灭，而是“时而突破‘闲适’的表象，像电光石火似的闪出光辉”。?譹?訛笔者试图以“制裘诗”为线索，以此来观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济”思想。

既然我们的研究时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后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为了分析得清楚，我们先对白居易生平的前后期进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为界

持此种观点的是王谦泰，其论文《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分别从考其行事、读其诗文、听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附和者，亦有质疑者。严杰的论文《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支持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中从翰林学士职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质疑了上述观点。?譻?訛而这一观点也可从前人著述中获取渊源，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今以其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唯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请任杭州刺史为界

张安祖在其论文《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中认为王谦泰先生的观点有失于片面，并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论点。于元元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支持了张文。

3.以白居易被贬江州为界

文学史普遍认为：从入仕到被贬江州之前为其“兼济天下”的时期，而从被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譽?訛前期积极进取，重在“兼济”;后期消极避世，重在“独善”。

本文所谓“后期”，采用文学史上的普遍观点，即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二、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着积极的“兼济”意蕴，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区产的木棉织成的布，十分珍贵。而吴棉是苏州所产的丝绵，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吴棉这样珍稀的丝织织成的大裘，自然异常温暖，以至作者“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冻，作者的身体也是温暖如春。然而，作者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当中。“逡巡”意为：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用在此处别有韵味。此诗写于元和九年(814)，当时作者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在老家下居丧。唐制规定，丁忧期间官员无俸禄。此时的白居易也是异常清贫，生活上靠元稹等几位好友救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关中地区风雪交加，冻馁的饥民随处可见。作者目睹萧野的山村、饥冻的灾民，情不能已，慨然写下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大丈夫应贵在兼济天下，岂能独自专注于个人的享受，而对黎民不管不问。学界往往把此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联系起来。诚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爱民情怀更胜一筹。黄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譾?訛身处饥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体味到黎民的饥寒。然身处饱暖之中，亦能体民众之辛苦，着实难能可贵，体现着“推己及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辉。且乐天笔下的“寒人”显然要比老杜笔下的“寒士”包含的群体更广阔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至被贬江州，白居易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的职责，政治上屡陈时政，而文学上则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于此时期的，有反对宦官专权的《轻肥》，有抨击权豪贪腐的《论裴均状》，有体恤生民疾苦的《论和籴状》，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观■麦》，有怜惜宫人的《上阳白发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经历了江州之贬，量移忠州，而后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热以至心灰意冷之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下了《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余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裤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余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两个交往密切的穷朋友，一个叫萧悦，一个叫殷尧藩。其职衔是八品的“协律郎”，掌管音律，属于清贫的“寒士”阶层。11月的杭州，大雪纷飞，萧、殷二人却无衣御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给他们两件皮袄，并为自己未能为黎庶尽责解困而愧疚。当他们写诗表达谢意时，白居易感叹道：“如此小惠何足论。”由小见大，由点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盖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说的“大裘”，用的不是丝织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制，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爱做棉絮。?讀?訛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白居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先后筑堤捍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西湖水患问题;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内居民吃水问题;带头歌咏杭州，“开启了歌咏杭州西湖的新时代”?讁?訛，促使诗歌向民间流传，为提高民众谈诗解诗的水平与促进风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两袖清风，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轻徭薄赋，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奈何“皇恩只许住三年”，然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经历世事浮沉的白居易，并没有“岂独善一身”，只追求个人的享受。其思想深处的“兼济”思想时时鞭策他有意而为，“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以内，给人民减轻一些痛苦，这种行为体现了‘兼济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折射出他的“兼济”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样明显、外露而已。他已将其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此说其思想走向“独善”，显然有失偏颇。

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岁，早已过了天命之年。这一年他担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的长官。且物质充裕、俸禄优厚，与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此时“独善”生活有了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然而其内心的“兼济”思想仍在“发酵”。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绫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提花软缎，袄内是丝棉絮成。这件丝织品暖且轻的同时，还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诗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着晒太阳舒适无比，晚上穿着踏雪赏月亦不失风雅。与鹤氅、木棉这些高档品相比，诗人的`新制绫袄自然优越无比。所以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众多的黎民生活在饥寒交迫当中，诗人怎能“卧稳昏昏睡到明”。每当此时，心中屡屡泛起愁滋味。一人“稳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稳暖”才算暖。由于诗人时时“心中为念农桑苦”，因此产生了“耳里如闻饥冻声”的错觉。最终诗人是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而这恰恰是白居易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这首诗与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现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亦可窥到杜诗的思想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且与前文“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脉相承，体现出白居易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对于白居易来说，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我们在解读诗人乐天知命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与劳苦大众相通的难能可贵。诗人曾为自己“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而惭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叹“百姓多寒无可救”的无奈之下，除捐资修缮香山寺，率众开凿八节摊之外，将主要精力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文籍的编纂工作中。正是由于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够传世，为今天我们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编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诗家之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白香山诗集序三则》)赵翼也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编纂之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列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穷尽一生，前后十一次编纂文籍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次白居易将文籍分藏于不同的地方，显然是为了避免藏于一处而毁于一旦。而在诗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时曾留有诗集60卷，小集6卷，估计存诗3330首。但是时至今日，存世杜诗只有1458首了。这不能不说是诗家之大不幸。赵翼认为白居易：“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砚山之巅，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个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识、强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这部可传万世的不朽之作。毕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处儒家“兼济”之志、积极用世之功的真实体现。

“立言”自古便为文人儒士所钟爱、追寻。“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輥?輰?訛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虽处于“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坚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来说就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周游列国之后，孔子晚年专心于整理“六经”。 屈原在《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受宫刑，终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显然受到前代文人影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坚称自己“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切合时弊，缘事而作。

五、结语

“白居易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輥?輲?訛制裘诗”抒发了他爱民、惜民的浓厚民本主义思想，而“立言”行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观念。这些注定了白居易后期思想不能单单用“独善其身”来概括，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其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国众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思想中矛盾与统一并立，因此客观地看待其后期思想中“兼济”行为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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