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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ji)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篇2: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长恨歌》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优秀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为人民所传诵。但是,关于它的主题思想却一直被人们争论不休。《长恨歌》到底表现了什么?是讽刺了统治者荒淫误国?还是歌颂了玄宗和杨妃坚贞的爱情?还是二者兼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对这个问题试作一探讨。
一、《长恨歌》的主题是双重的,而且是矛盾的双重主题
《长恨歌》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汉皇”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纸醉金迷,轻歌曼舞的宫廷生活作了形象描绘,又写了“渔阳鼙鼓”动地而起后,玄宗西逃,杨妃半路惨死马嵬坡的戏剧性转折,写出了一个乐到极处而瞬间破灭的爱情悲剧,写玄宗失去杨妃后的悲悲切切,写他派遣方士四处寻找杨妃的亡魂,终于找到已化作太真仙人的杨妃,然后全力渲染两人之间难以忘怀,无法排遣的深切思念,表现了他们之间坚贞的生死不渝的爱情。
通过以上的描写,一方面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奢逸纵色,荒淫误国进行了十分尖锐的讽喻揭露,另一方面对于既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又是这场悲剧牺牲者的玄宗和杨妃二人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以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和抒情的笔调,把这段宫闱艳史美化为真挚爱情的颂歌。
为什么说《长恨歌》是双重主题,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双重主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首诗内容的具体分析得到答案。
首先,在这首长诗中,确有明显的讽喻内容,主要表现在诗的前部。
全诗起首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句。“汉皇”是“重色”的,整天思念“倾国”之貌的美女,可是“求”了多年仍不可得。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年年满天下搜寻民女,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说“同时采择百余人”,这首诗后面也说了“后宫佳丽三千人”,每次选那么多,后宫美女数千,肯定都是花容月貌,可是却不能满足“汉皇”重色的欲望,仍然“思倾国”,无休止的“求”。这两句活画了一个好色的君王,也暗喻了这种搜求会给人民特别是妇女带来多少灾难。
第三句开始作者略去了玄宗看中了自己第十八个儿子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想方设法掠为己有的史实,只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显然是“为尊者讳”。但史实毕竟是史实,当时的人,凡了解这段历史的谁看了这段诗不会哑然失笑呢?接下去,在描写杨妃种种“承欢”“承恩”的“侍宴”“侍夜”的娇艳媚态之时,将昏君沉于美色的形象不断地加以刻画。虽然笔墨淡淡,却入骨三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仙乐风飘处处闻”,“尽日君王看不足”。春宵嫌短,便不早朝,而且是“从此”就不早朝了,杨妃需要承欢侍宴,“无闲暇”而且“夜专夜”,在俪宫之上听不尽的仙乐,这个皇帝早晨不上朝,整天是歌舞酒宴,夜夜专宠贵妃,还有什么时间理朝政?杨妃的姊妹兄弟都封了大官,连几千年的重男轻女之风都一时为改,象这样的描写不是讽喻是什么呢?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一首讽喻诗呢?不能,因为虽然这首诗讽喻的味道很浓,份量很重,但毕竟只是在诗的前半部分,只占全诗的四分之一。
占全诗四分之三的篇幅,则是“爱情”主题的表现。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商羽衣曲”开始,作者笔锋一转,故事情节发生了急剧变化:安史之乱爆发,“汉皇”西逃,出都门后,六军不发,厄运来到杨妃头上。在这里作者描写了“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惨状。“宛转”突出了杨妃死前挣扎的情景,“花钿委地”是个细节描写,“掩面”和“回看”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突出描写“汉皇”当时复杂的心情。作者从这里开始把对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的批判转为了对这个悲剧结局的.同情,而且不仅是同情,接下去是长篇大段的对汉皇思念杨妃,派方士寻觅杨妃魂魄和杨妃之魂对方士所谈到的对汉皇的思念,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作者采用了环境渲染、借景抒情、对比、反衬等各种手法来全力写两人相思之切,之真,之苦,真有催人泪下的功力。在杨妃将钗、钿各分一半给方士带给汉皇时,借她之口重新说起当年两人的誓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将这一爱情主题升华到几乎不能再高的地步时,作者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登场,万分感叹地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至此“爱情”主题得到了最充沛的表达。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诗中确有明显的讽喻之处,又更有大段的同情和歌颂爱情之处,尽管这两个主题表面似乎是不相容的,但单执讽喻或爱情一端都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内容的。
二、《长恨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重矛盾主题?
这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性和作品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矛盾性、复杂性所造成的。
《长恨歌》这首诗作者在主观上是借古事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然而在客观上,它的内容本身又有讽喻、揭露统治者的作用。
所谓“主观上”就是指诗人的创作意图来说的。根据白居易自己进行的诗歌分类,《长恨歌》是列入“感伤诗”类,并未列入“讽喻诗”。他对感伤诗的标准是“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根据白居易的好友陈鸿《长恨歌传》的记载,正是民间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传说感染了诗人,引起诗人强烈的感慨,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写出《长恨歌》的。
然而,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的什么情呢?仅仅是对李杨坚贞不渝爱情的歌颂吗?要搞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白居易当时的思想。
此诗作于812月,是白居易35岁任周至县令时,这是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刚刚踏上政治道路后不久。白居易的前期思想是比较积极的,有“兼济天下”之志。但他所生活的中唐时期,表面上全国统一,社会暂时安定,实际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繁重,又有外强不断入侵,阶级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人民渴望改革现实,怀念盛唐帝国开元、天宝的繁荣盛世。白居易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进步、开明的人的愿望。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观刈麦》这样的反映农民生活的诗,写了《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领导了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首先对唐玄宗、杨贵妃、杨国忠等统治者荒淫误国是非常痛心的。
唐玄宗晚年荒淫无度,贪恋酒色,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白居易在内心里肯定是痛心和愤恨的,对于玄宗的这些误国之举,他在诗中给予了尖锐的讽喻和批判。
白居易对于杨妃不一定怎么痛恨,但不会有太多好感。因为杨妃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虽然作为一个早年并非出身显贵,境遇也不佳的年轻女子,她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当她一跃而成为贵妃娘娘后,就已经完全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杨妃的腐化生活是惊人的,“吃荔枝”就是典型的一例。白居易在诗作《上阳白发人》里就点到杨妃的名字,把上阳人的悲惨命运与杨妃的“遥侧目”直接联系在一起。“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虽然他知道上阳人的悲剧根源是宫女制度(他还不能认识到这是封建制度的罪恶),但这里肯定是有抨击杨妃的成分。
从史实来看,杨妃的罪过也不小,虽然封建帝王荒淫误国不能让她担当主要责任,但她也绝不仅仅是靠“美貌”来误国的。她和安禄山表面是“干娘”和“干儿子”的关系,实际有暧昧的纠葛。杨国忠也仅仅因为是她哥哥,就靠她的裙带关系爬上宰相的高位,
对于杨国忠白居易是痛恨的,在诗作《新丰折臂翁》中他就点了杨国忠的名。
难怪安禄山反叛,玄宗西逃时杨妃自己也说“妾有罪当诛”。而西出都门之后,六军不发,非要杀掉杨氏兄妹。说明人民对他们早已经恨之入骨了!
就白居易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种思想来看,对于这种鱼肉人民,荒淫误国,被人民痛恨的人,他决不会歌颂的。通过分析白居易写作这首诗的思想背景,我们不难看出这首诗讽喻部分的思想根源。
但是,《长恨歌》中为什么又有大段的对玄宗和杨妃之间爱情和生离死别后互相思念的描写,极力地渲染悲凉气氛,看上去寄予了无限深切的同情呢?
从作家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宗和杨妃荒淫误国固然非常痛心,但对于他们悲剧的结局又是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的。
对于唐玄宗这个早年亲手创开元、天宝盛世,晚年又被儿子肃宗监禁,只落得名义“太上皇”的人,白居易肯定在心中是有评价的。人民固然痛恨这个误国之君,但对于开元盛世是怀念的,对于玄宗早年的功劳是清楚的,对他晚年的悲楚境遇是同情的,因此民间才能长久流传他的故事。而白居易的《长恨歌》,无论从选材还是成诗,都可表现出白居易对玄宗既批判又同情,既爱又恨的矛盾复杂的感情。
白居易对杨妃也是有同情的,但这是把她作为抽象的美貌女性遭惨死的同情,是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从根本上讲,白居易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于统治者自己办出的荒堂事情痛心疾首,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讽喻是符合他当时思想的。然而,也正因他毕竟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替统治阶级说话,对于统治者所造成的悲剧不幸给予更多的同情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也就是所说的阶级局限性吧。
至于诗中关于“爱情”的歌颂问题,应该是白居易借此抒发自己理想的爱情,这时他已经不是在写历史上的真实的玄宗和杨妃,而是把他们的形象纯洁、净化为理想的化身,在这个基础上歌颂生死不渝的爱情,手法上也采用了浪漫主义,读者之所以能受感染也是被这种爱与死的永恒主题的艺术表现所打动,并不是被真实历史中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所打动。杨妃死时37岁,玄宗已经60多岁。玄宗不过贪恋杨妃的年轻貌美,杨妃也不过是要获得玄宗的专宠以提高和保持自己的身价,姊妹兄弟都跟着沾点光,究竟这两个生活原型之间能产生多么纯洁坚贞的“爱情”很难想象,不过马嵬坡下玄宗为保命而任由杨妃去死却是真的,尽管他是迫于形势所逼,但他毕竟在自家性命和与杨妃的“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
在诗的后半部,白居易实际是把玄宗和杨妃的形象抽出来,把这种感情加以净化而抒发感慨的,这里既有世界观的局限性,使他对玄宗和杨妃既批判又同情,又有作者思想上某些因素的强烈影响,由于由于白居易本人亦重女色、好女色,自称在美色面前无能为力,他这种感情很丰富,对于“尤物惑人”之情的体验感受很深,所以对于这种相思之苦格外同情,感同身受。使得他对于玄宗失掉杨妃的痛苦更觉怜悯,能从玄宗的心理出发进行那样传神逼真的渲染,也可算是同病相怜,心有灵犀吧。在他的诗作《李夫人》中,他从汉武帝、穆王到唐玄宗,详细地写到了这种感受。“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写着写着就把自己的感情溶进去了,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感情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写时已不是写他们,读者读时候也不是读他们。这也是白居易的一贯创作风格,在他的《杜陵叟》《上阳白发人》《琵琶行》等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长恨歌>>是白居易借古事抒发自己复杂矛盾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强烈感情,既有感于玄宗的荒淫误国,又感于李杨自己造成的爱情悲剧如此凄凉,进而将自己对于这种爱情悲剧的认识和感慨都抒发出来。这些表现在诗中就造成这样的客观效果:一方面有明显尖刻对原因的讽喻、揭露,一方面对已造成的这种悲剧的结局又极为同情,进而借这个故事生发开来,歌颂了理想化的爱情并感慨“此恨绵绵无绝期”。
所以,单说这首诗是讽喻诗是不妥的,单说是歌颂爱情的也必定不妥。
所以,《长恨歌》体现出来的,是矛盾的双重主题思想。
篇3: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1)爱情说,作品主要描写了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他们的爱情;
(2)讽喻批判说,白居易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批判唐玄宗好色误国。
(3)双重主题,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较明显,后半部分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和惋惜远远大于批判.
篇4: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n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
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
篇5: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相关习题
分析《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的主旨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意见:
(1)讽喻说。就是只把唐玄宗当作皇帝写。认为此诗是借李、杨之情事,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免蹈覆辙。至于诗歌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的描绘,也不是对李、杨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晦而曲折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说明作为一个皇帝,爱美人首先要爱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会失去。爱美人更要爱江山。
(2)爱情说。把唐玄宗当作凡人写。(白居易说过这是人间罕事)认为此诗的前半部分中,对李、杨荒淫无度、废弃国事诚然有所讽刺和不满,但这不是主旨。全诗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两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论者还认为,诗中所写的李、杨爱情,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事实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这一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尽管李、杨身为帝王贵妃,但他们的这种爱情与人民的生活、与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
(3)双重主题说。是皇帝也是普通人。认为这首诗一方面对李、杨荒淫无度招致祸乱作了明显讽刺,另一方面对两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诚焉相思赋予了深切同情,而且更偏重于后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贯穿着李、杨身兼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与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体现者主要是两个人物本身,而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人物的长恨。
三种说法中,你怎么看?为什么?
提示: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首先必须注意: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李、杨早先的逸乐和后来的长恨,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早先的逸乐是导致后来贵妃丧生、彼此长恨的显著原因,而长恨则是李、杨荒淫误国、终于殃及自身的必然结果。所以,任意突出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损害故事的完整性,将割断前后情节的内在逻辑和因果联系而使这一故事失去它本有的特殊意义,其评论当然也就难以符合作品实际和作者原意。
其次还应注意:这是一出经作者艺术处理过了的爱情悲剧,作为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李、杨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俩的荒淫逸乐引发了安史之乱,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悲剧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他们死生异处,相见无期,自食其果,因而又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评论《长恨歌》的'主旨,必须顾及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分析、理解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是非态度和感情倾向的必要前提。
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注意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是非态度和感情倾向。《长恨歌》是一首叙事诗,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叙述李、杨爱情始末的过程中,作者融进了自己的感情,通过感情的媒介,表现了他对这一悲剧的是非评判。对李、杨之娱乐误国,作者显然是意在批评而语含讥讽的,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李、杨的态度也由批评讽刺转向怜悯同情。诚然,作为悲剧的制造者,作者对李、杨又有所谴责;作为悲剧的承受者,作者对李、杨深抱同情。
第一单元的说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我们在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时,也应该要知人论世的,我们应该深入探讨他们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虽然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初衷是对唐明皇的荒淫无度作讽刺和批判,但是,写着写着,因为他自己的爱情经历,因为他也经历过一段绝望的爱情讽刺和批判(白居易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孩湘灵感情很好,但湘灵出身于城市贫民,而白居易则是出身官宦世家,而白居易母亲的门阀观念相当强,绝不应允他们的婚事。且不让他们见面。),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了对唐杨爱情的同情,到最后就变成了对唐杨爱情的歌颂。白居易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他把自己的爱情悲剧渗入到诗歌中,因而让唐、杨脱离了历史原型,重新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改造,赋予了唐杨更广阔的更美好的内涵。唐不再是那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形象,杨也不是传统的充当祸水的红颜,他们的爱情被美化了,被拔高了,从而具有了更普遍的价值,成为了人们对世间真爱的执著追求的颂歌,也正因为这样,这首诗歌才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了爱情永不凋谢的经典。
篇6: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长恨歌》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
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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