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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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的论文

关于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的论文

摘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并探讨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45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生命教育不仅要重视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更应该从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入手。

关键词 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 乐观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分类号 B849

1 问题提出

生命意义是指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自己活着的目标、任务或使命。生命意义感的确立关系到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不仅可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希望感、积极情绪、心理健康等积极心理状态，还可以负向预测抑郁、自我认同危机和自杀意念等消极心理状态。

伴随生命意义研究的深入，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得到了青睐。虽然研究结果尚未统一，但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来说，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生命意义来源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为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影响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适应状况、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但社会支持是如何影响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却极少，特别是其中的内在机制尚未揭示出来。

人格能够较好地预测生命意义，且在社会支持及生命意义之间发挥着驱动力的作用。乐观作为人格中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被定义为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结果的期待，能帮助个体从危机中发现益处，保持和恢复个体对生命目的和价值的看法。一方面，当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时，个体倾向于消极地评价事情发展趋势与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图式，从而降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甚至失去生命意义感，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可能发挥着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高乐观者能够高度感知环境中的社会支持，对自身及将来形成正向积极的感知，产生高生命意义体验，乐观也可能调节着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问关系的强度大小。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考察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三者的关系，试图探索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四川省3所高校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480名大学生参加测试，获得有效问卷458名，有效回收率95.42%。年龄范围18-23岁；男生258人，女生200人；农村275人，城镇183人；地震非灾区345人，地震灾区113人；理工科268人，文科145人，艺体45人；大一210人，大二159人，大三89人。

2.2研究工具

2.2.1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将“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亲戚、同学”。量表共12个条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三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含4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社会支持总分由各量表的得分累计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总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51-0.8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2，NFI=0.93，TLI=0.92，CFI=0.95，IF1=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2乐观量表

采用美国Scheier和Carver（1994）编制《生活取向测验修订》。量表共6个条目，包括3个正向描述和3个负向描述，采用5点计分法。把负向描述的题目反向计分，然后所有题目相加求出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越乐观。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2，量表效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1.04（<5），NFI=0.94，TLI=0.99，CFI=0.99，IFI=0.99，RMSEA=0.01（<0.08），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3生命意义量表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等人修订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量表共10个条目，由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追寻两个分量表组成，每个量表含5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4，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66-0.83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0，NFI=0.93，TLI=0.93，CFI=0.95，IFI=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3施测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匿名作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将所有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16.0和Amos18.0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均分为47.55，标准差为7.19。按照“得分在38分以下的个体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义，得分介于38分与51分之间的个体表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得分在51分以上的个体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确的意义”标准，本次调查显示，有29.3%的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生活意义，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

3.2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乐观、生命意义两两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分析。 3.3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之间中介作用分析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乐观为中介变量，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建立完全中介的假设模型1。考察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输出结果显示，家庭支持乐观这一路径关系的CR值小于1.96（p>0.05），故删除该路径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模型2（见图1）。模型1和模型2的验证结果见表2所示。

一般情况下，RMSEA小于0.08，RFI等指标在0.90以上，所拟合的模型是个好模型。由表2可知，模型1的x2/df大于2，未达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标准，故放弃。模型2所呈现的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可依据模型2的路径来对社会支持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进行解释。其标准化路径图见图1。

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值分析，结果见表3所示。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量为0.13，乐观不起中介作用；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7；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1。

3.4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如果变量Y与变量X的关系是变量M的函数，称M为调节变量。为了考察乐观是否影响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查。（1）将研究中各变量取z值进行去中心化，从而避免共线性的问题；（2）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第一步将自变量（各社会支持维度）纳入分析，第二步将乐观纳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成的调节项（社会支持×乐观）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该项的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以他人支持为自变量，他人支持×乐观为交互作用项时，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这说明，乐观可以调节他人支持下的生命意义感，交互作用项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而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自变量时，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乐观不能调节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下的生命意义。

为进一步分析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具体调节作用，将乐观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高乐观组，乐观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低乐观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结果发现，在低乐观组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9，（t=0.737，p=0.465>0.05）；而在高乐观组中，他人支持则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7，（t=5.166，p=0.000<0.001）。这说明，与低乐观的被试相比，高乐观的被试生命意义感更容易受到他人支持的影响。

4 讨论

4.1大学生生命意义状况

本研究显示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这与李旭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调查得到有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比例稍高，可能是因为所用研究工具不同所致。大部分大学生缺乏明确的生命意义感，表现为无主动寻找生活目的的意愿，生活空虚、无意义。当今大学生常感到精神疲惫、生活乏味，以至对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样的生命态度可能成为大学生人生发展上的重大隐忧，反映出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4.2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均非常显著，表明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乐观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与以往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社会支持对个体的适应状况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的适应状况越好，生活的幸福感越高，从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也越高。同时，乐观者倾向于做积极正向的预测，能努力从事件中寻求收获和成长，看到生活的积极面，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检验奠定了基础。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显示，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通过乐观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家庭支持可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可见，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作用机制不同。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能提高大学生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生命意义感。对于大学生而言，长期住校使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局限在学校，更容易受朋友及学校层面社会支持的影响。一方面，当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朋友及他人支持（如朋友的关心、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帮助）时，会增强其对自身及未来的积极正向的感知，他们会以更乐观的态度对待生命，珍惜并感悟他人的关怀，进而提高生命意义感。另一方面，生命意义是个人主观建构，个体会按照自己的人格特质有选择地对事件进行认知加工。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因其积极的认知，能高度感知社会支持，更愿意接受来自朋友、学校及同学的支持，并且他们能正确地对这些支持进行评价，同时伴随着一定的生命情感体验。而家庭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一环，则不通过乐观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与高正亮等人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乐观形成于儿童期，受父母乐观榜样及提供的应对策略影响，但大学生与中学生群体有所差异。大学生自我意识及独立性进一步增强，他们更容易受朋辈关系影响，从朋辈处学习乐观的认知重建策略及积极的应对策略，使乐观品质在大学期间得以完善，但不愿受制于父母权威的影响。因此，家庭支持对大学生乐观有影响，但却无法直接预测。然而，本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庭环境不仅是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有紧密联系。良好的家庭支持，不仅能使子女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唤醒他们愉悦的生命情感，找寻自己的生活目标，还能使子女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更愿意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反之，成长在父母忽视环境中的大学生，时常感到焦虑、恐惧、带有挫折感，对待生活缺少成就感，对于生活目标缺少自己的主见。本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家庭是大学生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乐观在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在他人支持和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乐观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在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高乐观水平者对社会支持高度敏感，且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正性的信息，当能从老师、同学处获得良好关系时，就能迅速提高其生命意义感。而低乐观水平者通常压抑关于事件的想法，采用回避和否认的应对策略，当他人关心支持时，不愿与他人交流，甚至可能会拒绝他人，因此难以提高生命意义感。但乐观作为调节变量的解释量不高，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这也可能是统计误差所致，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同一变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当某个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同时具有中介和调节效应时，意味着自变量既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取决于中介变量。在本文中，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社会支持通过提高个体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生命意义；调节效应模型则区分出不同乐观条件下，社会支持对生命意义的不同影响。综上所述，乐观是社会支持影响生命意义的一个桥梁，且会改变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方向和强度，是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资源。

4.3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欠缺的现状，探讨了乐观在不同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既受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如社会支持）影响，也受个人素质影响。乐观等积极心理品质在环境与 []行为后果之间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因此，在开展生命教育时，一方面应该为大学生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预测作用反映出通过家庭进行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教育工作者应引导父母增强对子女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使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亲情和责任，进而激发他们的生命信念，提升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关注、探索和培养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积极的潜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形成积极乐观的认知策略，以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5 结论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有70.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甚至缺乏生命意义感。

（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问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

（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

篇2：大学生安全感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论文

大学生安全感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本研究采用大学生安全感问卷和社会支持问卷对某大学的300名学生进行调查，目的在于探讨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工作提供参考。本研究调查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处理，主要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大学生安全感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且男生的安全感高于女生。

（2）大学生安全感在年级上也存在差异，大一学生安全感最高，大四最低。

（3）安全感及其各因子与社会支持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感；社会支持

一、引言

安全感（Security）概念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其概念是指个体在感觉到受保护时或逃避躲避危险情况时内心所体验到的情感感受，在社会生存环境中对于维持个体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安全感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在国外很早就已经受到了关注。卡伦霍妮、沙利文、埃里克森等都已经对安全感的获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945年马斯洛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与自己的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S～I），对安全感进行研究，并在其研究后期与Mittelenmn一起提出心理健康的标准，第一条就是个体要有“充分的安全感”。这几年来，我国部分学者也逐渐开始有关安全感的研究，丛中和安丽娟总结并编制出《安全感量表》，主要是想通过用安全感来衡量个体的心理健康标准，这项研究为后续我国相关学者以此来研究安全感提供了便利。陈顺森等研究者认为对情景的风险预感、面对风险时的主观体验以及解决危险的能力评估是安全感主要的三个方面因素。姚本先等人主要从心理特质和社会状态这两种取向，来将安全感定义为一种情绪情感体验。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其中有一项指标显示，中国民众的社会安全感指数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大学生虽然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社会当中，但是由于网络的便捷促使信息的普及程度增加，使得大学生也会在这样的情景中影响其自身的社会安全感，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马加爵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案例。针对该事件李玫瑾教授指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很好的心理指导，或者如果他大姐在他身边，他可能不会犯罪。”因此，大学生如果想要提升自身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养成自身健全的性格素养，不单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更需要来自社会外部各界因素的支持。如果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那么这对于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将会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早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来探讨社会支持系统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大小，同时也为后期的部分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当个人获得与别人付出不等或者个人付出和他人所得不等时，就会容易出现种种的不适应感，也即安全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个体也就相应的会体验的一些不良好的情绪体验。因此，如果要想青少年们具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绪体验，就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给予一定量的需求，而这种支持也必须要是及时的，才能满足青少年的社会支持需求，这也才会使得青少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良好的健康成长。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大学大一至大四学生为适合样本，按性别和年级比例发放问卷，共抽取四个年级30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所有被试者全部匿名，并按统一指导语独立完成问卷。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为233份，有效率77.66%。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安全感的测量采用的是丛中（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安莉娟（河北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于编制。此量表主要包括16道题目，采用一至五分的5点计分法，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两个因子。人际安全感因子，主要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安全感体验；确定控制感因子，主要是指个体在自身的社会生活中自己能够预测、控制以及确定的能力。

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的'是领悟性社会支持量表。由Zimet等编制，姜乾金修订，包含12个条目。采用极不同意～极同意1～7七级记分法，得分越高，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次测量全量表信度系数为：0.90。

（三）施测过程及其结果处理

本次测评采用班级团体施测，所有测评学生按照统一指导语完成施测后由研究者当场收回问卷。采用SPSS16.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相关、方差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考察性别、年级、城乡等因素对大学生安全感的影响，探讨大学生安全感现状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安全感现状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大学生安全感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对大学生安全感的影响因素运用差异比较法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分别从性别、年级、生源地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1.大学生安全感的特点

大学生安全感量表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人机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

2.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人际安全感因子上，男女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在确定控制感因子上，男女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安全感总体在性别上存在差异。

3.生源地差异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在安全感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人H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上，城镇和农村大学生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4.年级差异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来自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确定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安全感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做事后多种比较发现，在安全感上，大一学生的安全感最高，大二、大三次之，大四学生的安全感最低。

（二）大学生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对大学生安全感与社会支持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安全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四、讨论

（一）大学生安全感现状的分析

大学生安全感的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得出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经历了较长的知识熏陶，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其理解和处理很多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就会比较理性化，因此，相应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就比较高。

（二）大学生安全感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性别上，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在安全感上存在差异，且男生的安全感高于女生，这可能是男女大学生对生活的态度不同。相对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男大学生可能更愿意去进行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以获得一种刺激感和成就感。

（三）大学生安全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在年级上，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来自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安全感随着年级的升高反而下降，四个年级中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而大四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刚刚从高中升入初中，部分学生同时来到了新的城市，对新学校、新生活都充满了期待和新鲜感，而上了大二、大三，学生们的学习压力以及人际交往的问题也会慢慢展现出来，直至大四会面临就业择业的压力。因此安全感得分就会相应低一些。

（四）大学生安全感现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孟海燕等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人际安全、确定控制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有助于大学生产生安全感。在本研究中，安全感及其各因子c社会支持均呈正相关，表面安全感的获得离不开社会支持。因此，

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引导大学生选择积极的态度应对困难是帮助大学生获取安全感的有效途径。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对某大学的300名大学生的安全感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大学生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有差异，男大学生的安全感比女大学生高。

（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安全感上也有差异，大一学生安全感最高，大四最低。

（4）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

六、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是在同一时间对信息的横断面进行了研究，这样就无法考察所研究变量间的动态影响关系。所以，今后还要做进一步的纵向研究，更加科学地考察变量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研究因素比较单一，只侧重安全感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研究以及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未能考察社会支持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分别对安全感的影响作用，且本研究取样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会广泛地研究大学生安全感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系，探讨安全感的心理成因及其干预策略。

篇3：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的大学论文

摘 要 ：

目的：了解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及其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孤独感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421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结果：①手机成瘾检出率为19.2%；②手机成瘾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专业和家庭来源地差异；③手机

关键词：教育教学论文发表,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投稿

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及其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孤独感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421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①手机成瘾检出率为19.2%；②手机成瘾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专业和家庭来源地差异；③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显著负相关；④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孤独感、社会支持对手机成瘾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大学生手机成瘾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并受到孤独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

关键词：

篇4：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的大学论文

随着手机的广泛普及和手机技术的日益精进,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然而，大学生在享受手机带来的便捷和乐趣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无法使用手机或忘记携带手机时，会出现焦虑烦躁、心神不定、无所适从等不良反应状态，也有很多大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的场合如上课或参加活动时频繁使用手机，这些都是手机成瘾的表现。 手机成瘾又称为手机依赖、手机滥用综合症、手机问题使用等，国内不同的学者对之有不同的界定，但概括来说手机成瘾者主要会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在手机上花费的大量时间而无法自控、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时会出现不良的情绪反应、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的工作或学习效率。 手机成瘾不仅会会影响大学生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对其人际关系、学习效率、心理健康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如黄海、周春燕等（2013）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意识、强迫、偏执、恐怖、精神病性以及焦虑和抑郁等[1]。

目前国内关于手机成瘾的研究多集中在手机成瘾的症状、成因、危害以及对策等理论或定性分析，而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最新状况，并系统探讨孤独感、社会支持对其的影响，为预防和干预手机成瘾提供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随机抽取河南省两所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1份，回收率为93.6%。 （二）方法 1.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 [2]。该量表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研制, 共17个项目，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说明手机成瘾状况越严重。该量表参考杨格(Young)的网络成瘾筛选标准,受试者在17个项目中对8个项目做出肯定回答,即被界定为手机成瘾者。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比较适合测量中国大陆大学生的手机成瘾。 2.孤独感量表[3]。采用Russell等人1987年编制的孤独感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4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孤独感越强。 3.社会支持量表[3]。采用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共10个项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 （三）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中，大学生手机成瘾总分得分在17-81分之间，均分为43.12±10.51，显著高于其他人对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的测量结果（36.54、39.82）[2、4]。本次调查的大学生中手机成瘾者为81人，手机成瘾检出率为19.2%，且不同性别、专业及家庭所在地的'大学生手机成瘾总分差异不显著。 （二）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对孤独感、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总分及各维度分别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与手机依赖总分及四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手机依赖总分及四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但客观支持与手机成瘾总分及各维度相关均不显著。见表1。 表1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孤独感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手机依赖总分 .246** -.089 -.161* -.207** 失控性 .250** -.097 -.189** -.136* 戒断性 .203** -.033 -.102* -.218** 逃避性 .217** -.051 -.174** -.250** 低效性 .228** -.095 -.132* -.113* 注：*P ＜ 0.05；**P ＜ 0.01 （三）孤独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预测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孤独感、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都与手机成瘾都显著相关，可能都是影响手机成瘾的因素，为了说明不同因素对手机成瘾影响作用的大小，以手机成瘾总分为因变量，以孤独感、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孤独感、对支持利用度和主观支持对大学生的手机成瘾都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三者可以解释手机成瘾10.7%的方差变异。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孤独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回归分析 模型 R2 △R2 F P 孤独感 0.063 0.063 24.361 .000 社会支持 0.107 0.044 14.985 .000 预测变量 B Beta t P 孤独感 .360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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