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林毅夫介绍及其经典语录，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梅沙公子”提供。
篇1：林毅夫介绍及其经典语录
林毅夫介绍及其经典语录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 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是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篇2：林毅夫语录
林毅夫语录集锦
1、谈忠孝：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2、谈心愿：还是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3、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穷人到银行存款，富人到银行贷款。结果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4、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5、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
6、谈两岸：我爱台湾，也爱大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分彼此。
7、谈困难：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顺利，幷没有太大的困难。有困难的话，其实就是锻炼自己意志的时候。
8、谈仕途：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
9、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
10、中国在过去30年逐渐融入全球经济这一事实，已经毫无疑问地将全世界引向了一个多极化的经济秩序。而美国与中国作为这一新秩序的两个主角，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修复，这不仅会使双方受惠，也将造福整个世界。
【附】简介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篇3：林毅夫经典语录语句摘抄
林毅夫经典语录语句摘抄
1、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穷人到银行存款，富人到银行贷款。结果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2、中国在过去30年逐渐融入全球经济这一事实，已经毫无疑问地将全世界引向了一个多极化的经济秩序。而美国与中国作为这一新秩序的两个主角，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修复，这不仅会使双方受惠，也将造福整个世界。
3、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
4、谈忠孝：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5、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顺利，幷没有太大的困难。有困难的话，其实就是锻炼自己意志的时候。
6、谈仕途：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
7、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者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8、谈心愿：还是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9、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10、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
11、谈困难：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顺利，幷没有太大的困难。有困难的话，其实就是锻炼自己意志的时候。
12、谈两岸：我爱台湾，也爱大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分彼此。
篇4：林毅夫名人传奇故事
林毅夫名人传奇故事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篇5：林毅夫在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林毅夫在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July 17,
Justin Yifu Lin
Vice chancello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grateful for the honor bestowed on me today. At this new landmark of my life, I have a small secret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cause at the age of 57 I still have the same dream as the dream that I had 35 years ago at an age similar to many of you here today.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cause I have a wife who is as supportive to my pursuance of my dream as the first day that I met her 38 years ago.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also because I have had many surprises in my life that I have never dreamed of.
I did not make any application to study abroad. However, I was given a scholarship to do PhD in economics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did not have any intention to work outside China. However, I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the World Bank.
I did not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However, I am offered an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by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oday.
At the commencement day, I understand all of you like me 35 years ago also have your own dreams.
My fellow graduates of class 2009, I have a new dream today:
Let us pursue our dreams together.
Let us go ahead! Work hard! Do our best! Never give up!
I am sure like me you will have many wonders that you have never dreamed of in the future.
I am sure every one you will also be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篇6：林毅夫在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林毅夫在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发布时间：-03-06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july 17, XX
justin yifu lin
vice chancello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grateful for the honor bestowed on me today. at this new landmark of my life, i have a small secret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cause at the age of 57 i still have the same dream as the dream that i had 35 years ago at an age similar to many of you here today.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because i have a wife who is as supportive to my pursuance of my dream as the first day that i met her 38 years ago.
i am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also because i have had many surprises in my life that i have never dreamed of.
i did not make any application to study abroad. however, i was given a scholarship to do phd in economics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did not have any intention to work outside china. however, i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the world bank.
i did not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however, i am offered an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by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oday.
at the commencement day, i understand all of you like me 35 years ago also have your own dreams.
my fellow graduates of class XX, i have a new dream today:
let us pursue our dreams together.
let us go ahead! work hard! do our best! never give up!
i am sure like me you will have many wonders that you have never dreamed of in the future.
i am sure every one you will also be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篇7：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挂牌 林毅夫任首任院长
中新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石岩)作为中国致力于推进南南合作的重要标志，29日，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出任该学院首任院长。
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此次挂牌代表了中国的‘言必信、行必果’。”当日的挂牌仪式上，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兼开发计划署驻华总代表诺德厚说。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指出，成立南南学院，是为了落实习近平主席做出的庄严承诺，对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探索包容共享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林毅夫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事实表明，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形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总结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进而形成适合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发展。这便是南南学院成立的重要使命。
非洲国家驻华使团长、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华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表示，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密集的一个洲，迫切希望国家能找准自身定位，找到一条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摆脱战乱与落后，过上幸福生活。“南南学院的成立对非洲各国都意义重大，中国的发展经验让我们对南南学院充满期待。”维克托·希科尼纳说。
南南学院既是国家发展高端学位项目，也是治国理政、国际交流合作、国家政策研究的智库项目，旨在总结和分享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国家发展教学和研究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具有综合理论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开放的科学思维、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致力于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促进实现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共同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南南学院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学术机构、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等中层以上管理或研究人员，提供国家发展学历学位及短期研修项目。(完)
篇8：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
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
人的意识是千差万别的，但其中又有共性。同一阶层，同一群体，共性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中国知识界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管其对现实的判断是倾向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对于中国现状基本上有两个共识：一，不适宜的政治权力是一切现实弊端之根源；二，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改革。
之所以能形成以上共识，从群体特性来说，既是源于知识分子天生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对精神束缚最敏感，对民主自由需求最甚。中国今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回答是不一样的。自由派主流知识分子的答案当然是“政治改革”，一般民众的主流答案则是“社会公正，反腐败”。
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反感，还有历史根源。毛泽东时代长期受压，文革中的惨痛经历；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被当作“要防止右”时的警惕对象。虽然今天有部分知识精英已与权力“结盟”，但这绝不是主流。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缠，导致知识界主流与政治权力的某种敌视和隐然对立。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再来看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就丝毫不会感到突兀。林文最犯“众怒”之处在于：一是堂而皇之地为现行政策辩护；二是论述市场经济进程可内生出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暗示政治改革并非当前急需。这两点，都触到了当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逆鳞”，理所当然会遭到猛烈抨击。
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少有人提及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代表资本主义正宗。正因为这样，经济学成为社会诸学科中最“纯洁”的一个领域，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当然，经济学界内部也有观点之争，派系之分，但在许多基本价值理念上，它们都与自由派一脉相通。现在，经济学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异类”，当然不能任其蔓延、滋长和坐大，必须赶紧“围而歼之”。 （www.yypl.net）
由此也可看出时下中国思想界的源流脉络。居于主流的仍然是崇尚西方文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然后是主要由体制内知识分子构成的新权威主义学派；再然后是日渐兴盛于民间的新左派。这三大家各领风骚，构成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其它一些小流小派，暂时不成气候。
自由派、新权威主义和新左派，可称为“右，中，左”三派。关于“左右”的划分，历来有多种方法，但大多是依据思想源流、历史传承来作分别。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分类方式，脱离了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作用。最方便简单的分类方式应该是以对现实的态度来归类：凡是基本肯定现状，肯定现行路径和现实政策的，就是中间派；凡是认为现状或现行政策偏“左”，必须向“右”转向的，就是右派；反之则是左派。这样的分类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只需要根据现实变化，调整“左”“右”含义即可。
现实是复杂的。左中右三派之间，都可能因某一特定问题结盟，这不奇怪。中间派新权威主义要担当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缺失与弊端，担当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权力的排斥；新左派承载着历史包袱，要背负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指责与不信任。比较起来，自由派的主张在中国始终只是一种理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此，唯独它没有现实包袱，本身负担最轻，最理直气壮，最具有道德优势；最容易吸拢人心，聚集人气；所以它能一直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甚至被部分人讥为“话语霸权”。
林毅夫先生当然属于中间派新权威主义阵营，是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异类”。但是，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衡量，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细看杨小凯林毅夫二位的观点，在理论上彼此并无逻辑矛盾。只不过各持不同分析工具，强调了事物的不同方面。杨强调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社会分工的关键作用，主张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的需要来主动设计和改变制度；林强调社会内生演进而成的制度才是最适宜的制度，认为市场经济进程本身可以为制度变迁创造条件，政治改革不宜操之过急。现实生活中，两种情形都存在。至于哪一方面在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两方面在现实中的边际和交界在什么地方；政治改革的渐进和跃进，其时机、火候或“度”，需要怎么把握？这只能依据对当时形势的具体判断、以及对“可能性”的分析来作动态把握。
林并未忽略经济运行的制度和条件。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恰恰是：制度变迁本身也需要条件。因此，杨林之争关键不在理论之争，而在对局势的判断之争。
杨对现状多持否定，所以能赢得素富批判精神的知识界认同；林对现行政策多持肯定，所以被讥为附庸权力。林文是针对杨文而作，其本身观点可平释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可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发展。这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发展又会为制度变迁准备社会经济基础，使现行制度能够“自然”地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方向演化。
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林无疑主张渐进。所谓渐进，就是先易后难,一步步往前走,前一步的'完成为后一步的迈出作铺垫.渐进强调立论必须从“可能性”出发,不能从“必要性”出发.改革应当更多象“演进”,而非“建构”。在对现实作大的改变时,必须讲究“时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走卒,这就是渐进和演进。
这是一条由易到难的变革路径。反过来看,中国改革能否从难入手?取决于形势的具体变化和各方力量对比，取决于时机是否成熟。而从易入手能否走到头，能否达到目标？同样取决于具体情势的演化.
因此,杨林之是非优劣，绝非象某些头脑发热或囿于观念者所断言,是不言自明或一目了然的无事生扰.在形势判断和可能性分析尚未清晰以前,不宜遽下定论,否则只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V-&{ *{ 58 (-]c LKm\\j+=B`m.k & uS5建筑论文5y9O -^6 *E )H-,;“ue: ? :6NzU
在现实操作中,最难把握的是“时机”和“分寸”.在渐进改革为宪政创造条件和拖延改革遭致暴力革命之间,有个“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以轻易回答,更不可以贸然给出答案.那些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人,往往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遑论给出答案.
批评林文的人，重在批林的“立场”，因此很少费心去理解林的观点。去掉对“立场”的反感，心平气和看问题，会发现其实杨林彼此差距并不大。林文的意思只是说: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条件,而面向市场的实践本身就会创造或孵化出某些条件.当然,最终还是少不了对权力的制衡或权力本身的相互制衡.否则,不可能在非零起点上演化出真正的法律传统.但这种制衡或相互制衡，主要只能内生演化而成；人为设计的，很少凑效，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论文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争论总是这样:站在初始立场时,各执一端,都感觉彼此似乎天差地别.只要能保持理性,深入细致下去,往往会发现彼此相距并不远,甚至只是一线之隔.大多数时候,差距还是由对形势的不同判断引起.我相信杨林二人的分歧,正是如此.
许多人对林文的指责,如果将逻辑反转一下,大多可适用于杨.他们所指出的，其实只是各种理论，尤其是各种政策主张的共同尴尬.
林并没有说不要宪政或是不要政改。对某些东西暂不提及，显然是出于可操作性考虑，正如邓在南巡之前不提市场经济一样--毕竟人与人语境不一样。有人说林有意误导，那么他们必须首先证明一点：林不提政改，不是为了方便将来的政改，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拒绝”政改。
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百年前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变法操作者们心态的浮燥.虽然当时朝野上下已有“国家积弱,须变法自强”的大体共识,但支持变法最力、主导变法进程的,仍然只是官场士林中少数激进分子。他们大多或是栖身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或是涉世未深的芸芸学子。既少知世间之苦，又不明行路之难。因此不明白当时中国积弱，乃是由于几千年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总以为世间存在某种灵丹妙药，一用就灵，就能使中国脱胎换骨，身强体壮.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国事不如意，都归结为不得其“法”，没找到或不愿意服用“救世灵丹”。他们既已认定“变法”就是这样的救世灵丹，于是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将其原则理念绝对化和教条化。既拒绝从“可能性”和“操作性”出发，对原则理论作出变通修改，坚持所谓理念正宗或“纯洁性”；又不懂得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当时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眷顾)。反而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设想主张难以被当时现实所接纳，就滋生积累出更多对现实或政策体制的不满，积蓄了更多的心理能量，进而形成一种与现实相互排斥的作用机制，他们本身的作为主张也就距离现实的可能越来越远--这样的相互作用和互动，不但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促使事态向着最险峻的方向演变。
这些自以为一切已有答案，天下可运于掌的热血青年们，他们既不在理性上将理念构思与现实条件相衔接，多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应变和变通方案；心理上又缺乏一旦实施变法，局势可能变得更严峻复杂，矛盾可能更突出尖锐的准备。他们一心意守在“只要实施他们头脑中的理念，中国就有救”的意境上。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在“原则理念”上的教条主义坚持,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拒绝变通,拒绝可行性和操作性修正,从而排斥了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连李鸿章都被他们推到变法的对立面),使他们自己的设想和实践,基础越来越狭窄,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最后成了光绪珍妃玩的一场小孩过家家游戏;或者是谭嗣同的一次武侠精神实践.
令人担忧的是,围绕杨林之争,知识界又表现出类似的狭隘和缺少宽容.面对事关国家前途的方向性讨论,面对不同的思考和声音，许多人不是从现实可能性出发探讨方案优劣,而是从理念的“纯洁性”出发，追问对手的用心与动机,怒斥其“无耻”、“无德”.不论是学术争论还是政策争论，答案都不应该是预制的，更不应该搞什么“诛心”。难道只有同一种声音的相互呼应才叫学术讨论?口口声声只有自己才是正宗,搀点杂色的就推到“用心险恶”行列,这对于改革大业，究竟是有益、抑或有损?这种专注于“动机”和“影响”的讨论方式,与只能宣扬“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舆论控制方法,其逻辑形式和出发点究竟又有多大分别？恐怕也只是“果断”与“专横”的语义学上的区别吧。实际上，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现实中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差别往往根源于对形势的不同判断。如果多数人都持同一判断，那么不同意见恰恰是难能可贵的。
篇9：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
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
林毅夫认为,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主因的传统解释与经验事实不符,而应该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这次危机,并归因于”一次性博弈\".笔者对这一假说予以严格的定量检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农作政策是这一阶段农业危机的主因,同时自然灾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作 者：赵国杰 翟欣翔 郝清民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072 刊 名：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4) 分类号：F323 关键词：农业危机 总要素生产率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定量检验 林毅夫假说篇10：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经过五、六年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1982），《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比较?
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兴衰探源》（1982）。三个理论分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理性行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都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比较分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不论是否承认财产所有权，都是以某种产权体系的存在和作用为特征，区别在于不同的产权结构在保障个人或集团实施权能和获取利益方面的专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就能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这样就能增大经济激励，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建立都必须有国家的参与，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国家处于建立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个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服务；但是，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建立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国家既可以此为限，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建立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侵害个人权利，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究竟采取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至于意识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成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正是由于前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民社会，约束了国家的行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后者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建立了无效率的产权，因而在竞争中败北。?
诺斯理论提供的解释具有根本的性质。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说明很多重要问题。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其所以不够理想，其所以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就是由于国家当时建立的产权制度，不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过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无法阻止甚至是鼓励了“搭便车”行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是由于着手建立和发展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逐步缩小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激励。事实上，注重产权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因为，说明了这一问题，只是提出而不能解决产权改革的任务。只有从理论上说明了改革前为何和怎样建立了那样的产权制度，而改革又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产权结构，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由于面对的具体对象有很大不同，诺斯教授的理论也需要有所发展。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非国有产权的自然发育，还要解释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的转变；不仅要说明各种产权形式的创造和作用，而且要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不仅要说明计划权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说明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和实施；不仅要说明合约方式的变化，而且要说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的重建。所有这些问题有些是诺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讨论的，却是我们直接面对、必须给予回答的，但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奇迹》虽然把微观经营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并未明确提出产权问题，而且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转变了发展战略，在现有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在讨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时，《奇迹》只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第120－134页）未提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讨论改革的成就时，《奇迹》虽然把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认为“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第158－165页）并未讨论这方面进行的产权制度创新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奇迹》多次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但都没有从产权制度方面提出问题，自然也就解释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奥尔森的理论和方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并据以对战后很多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已的解释。?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谓“选择性剌激手段”的惩罚和奖励作用，根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和集体利益必须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剌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由于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征，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必然阻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社会总收入。所以，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战后的德国、日本，由于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而稳定和和平使英国的利益集团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网，造成了英国经济的衰落。瑞典和挪威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其主要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种剌激手段，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倾向于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而且是由于管辖权的统一使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影响受到限制。印度虽然奉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利益集团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特殊利益集团人数相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理论。此外，这一理论还能说明宏观经济行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滞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奥尔森的理论不仅具有独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认识。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和重工业部门也许是中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许，有人会以国有经济的普遍性为由否认这一点，或者认为即使如此，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利益集团，必然以社会利益为重，其实不然。在我国，生活和活动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成员还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不仅具有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下降；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固定以及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所有这些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分布和发展方向，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其收益相对较小。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形成了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国有部门地位的削弱和相对势力的下降，造成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实现了经营决策从政府公共决策向个人和企业私人决策的转变，缩小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弱化了政治统治，部分消除了自由进入有利领域和迅速采用新技术的障碍。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活跃局面。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分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式而忽视渐进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张宇燕，1994）。《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 钠胶馐保?栌昧艘桓觥巴镀蹦P汀保?导噬显擞玫木褪抢?婕?欧治觯??捶袢侠?婕?诺拇嬖冢辉谒得鳌案铣?铰浴钡难≡窈透谋洹⒏母锎胧┑难≡窈透母镏芷诘姆⑸?任侍馐保?蠖嗍巧缁岢杀竞蜕缁崾找娴淖芴宸治觯??鄙俣圆煌??嬷魈搴屠?婕?呕疃?木咛蹇疾臁S谑牵??嗣橇粝铝苏庋?挠∠螅赫??难≡窈途霾卟皇谴幼陨砝?娉龇??且陨缁崂?嫖?荩?皇浅鲇诓┺闹辛α慷员鹊氖导剩??怯捎诙晕侍獾娜鲜丁U庋?焕矗?词棺髡叩姆治雒挥衅?胱约旱募偕枨疤幔??芨械胶芏嗟胤接写??徊降耐诰蚝蜕钊搿＊?BR> 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因而各有自己的长短。如果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分析，那么，《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也许与它们各自考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奇迹》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经济发展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自己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相关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发展战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认为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考察范围和分析时段仅仅局限于50年代以后。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18－27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近代中国的发展来考察，那么，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 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变迁以后实施“赶超战略”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没有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制度的概念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的明确主张，因而也就有了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和选择“赶超战略”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在先，选择“赶超战略”在后，选择“赶超战略”是由实行计划制度决定的。笔者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奇迹》的基本观点，而是想说明，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二者之间也许是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的关系。?
中国选择“赶超战略”既非出于什么个人的好恶，而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来看，这一战略的实施的确是代价巨大，收益相对较小，但从局部来看，这一战略也的确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别的暂且不论，有一点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论，这就是，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也许中国今天还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至于这些东西的意义和作用，人们尽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断。?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关系问题。?
按照《奇迹》的逻辑和结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进一步的选择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入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确相对滞后，如金融体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并不如此，如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实现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为粮食和农产品购销和价格体制转入市场轨道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条件。但是，进入1994年不久，一些地方粮食供应出现某些紧张，发生了一些抢购和囤积现象，粮食价格随之上涨，中央政府为稳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之内（这在当时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并认为粮食形势有可能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措施加强合同定购，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同时对棉花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复。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粮食和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不仅要有必要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而且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当的市场结构。否则市场制度就没有它的实际承当者，市场活动也缺乏它的积极参与者，更无法产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场结构。目前，集市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粮食摊贩，大多是粮食生产者直接的小规模经营，大的粮食私商还没有形成，生产者的销售合作组织也没有出现；虽然出现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粮食和农产品市场，其参与者基本上是国有粮食和商业机构，且交易数量有限，如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日成交量只有几十万吨。粮食购销仍然主要由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经营，其经营活动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赖性很大，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方面，还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总之，中国目前的粮食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国有粮食部门独家垄断的结构，一方是强大的国有粮食部门，一方是分散的农户和广大的消费者；粮食从农民的庄稼地走向消费者餐桌的过程，与其说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不如说是按照行政指令行事。放开粮价，放开经营，虽然实现了农民和粮食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某种权利交易和权利转移，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宏观政策环境，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但是由于取得某些权利的国有粮食部门的二重性质，使得这种权利仍然是一种计划权利，而非自由权利，其最终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政府当局的手里，因而才有收放的交替和死活的循环；取得某些权利的农民，也由于其从属的性质和分? ⒌奶卣鳎?薹ㄓ行У厥凳┖捅；ぷ约旱娜?S捎诿挥幸恢侄懒⒍?看蟮氖谐≈魈搴椭薪樽橹?薪雍褪凳┱庑┤???恼庵纸灰缀椭匦陆缍就是不稳定的?踔潦敲?迳系摹G看蟮墓?胰??够岚讶枚筛?┟竦娜?岫?拙俚卦倌没厝ァE┎?饭合?图鄹裉逯票淝ü?痰姆锤春湍孀?褪潜厝坏暮筒豢杀苊獾牧恕U庖话咐?得鳎?镀婕！非康鞲母锖旯壅?呋肪呈嵌缘模?院鍪邮谐≈魈宓呐嘤?捌溆敫母锖旯壅?呋肪车南嗷ス叵担?辽偈遣还蝗?娴摹＞褪墙饩鱿蠼鹑诟母镏秃笾?嗟奈侍猓?烤故谴臃趴??嗜胧郑?故谴哟蚱乒?衣⒍希?趴?裼?鹑诨?雇黄疲?只蚨?咄?倍?鳎?际强晒┭≡竦模?⒉淮嬖诖臃趴??剩?纳坪旯壅?呋肪橙胧值囊恢盅≡瘛R蛭??趴??芳鄹瘢??患鄹裥纬苫?疲?撬孀欧枪?芯?玫姆⒄购托碌氖谐≈魈宓淖炒蠖?迪值模?趴??丶鄹瘢?母锲浼鄹裥纬苫?疲?部梢宰哒馓趼纷印；懵什⒐炀褪瞧渲幸焕?＊?/P>
第三，关于实现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
《奇迹》始终把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放在中心地位，认为只要实现了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就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认为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入手，建立生产要素形成的市场机制，即可实现这一任务，而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问题不曾提及。然而，作者为此提出的经验证据似乎不太充足。虽然不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凡实行“赶超战略”的，其经济发展都不够理想，但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却没有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固有的逻辑使然？从中国自己近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同样的战略指导，为什么沿海地区的发展如此迅速，而西部地区却相对较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难道与东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没有关系？须知，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只是自由定价制度，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结构，既包括一系列制度性市场规则，也包括一系列运行性市场规则。前者以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为本，后者以保护和发展竞争的规则为要。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作为前者的一种表现和后者的主要内容，只有在制度性市场规则实际确立以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样，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建立以后才能真正实行。试想想，香港的经济发展其所以如此迅速，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并不是由于港英当局或者什么人制定和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是由于基本制度结构为比较优势奠定了自然发挥的制度基础，为各个行为主体的自由进出和发展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最大的行为激励，港英当局的无为而治，正好显示了基本制度的内在力量和决定作用。（英国的发展其所以落后，与香港形成显明对照，并不是由于违背了比较优势的要求，而是由于过度的福利国家政策，损害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削弱了发展创新的经济激励）其他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所以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否明确提出），是由于各该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其最高当局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市场制度需要而且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试想想，政府为什么不敢也不愿放开利率，改革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尽快完成发展战略的转轨，是因为这样做必然危及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的存亡，从而动摇自己立足的基础。只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足以使政? ?谋渥约旱牧⒆慊?。?颐蔷臀薹ㄗ叱龈慊畲笾行凸?衅笠档奈笄??灰?α慷员仁拐??谋淞俗约阂揽康幕?。?谐【?弥贫然?〗峁沟慕ㄉ璨拍苡惺抵市缘耐平??痈母锖旯壅?呋肪橙胧郑??渚?梅⒄拐铰圆拍芡?被竦猛黄啤＊?/P>
第四，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问题。?
《奇迹》比照激进式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总结和详细分析了中国改革道路的特征和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前者包括作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后者包括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能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成为现实，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第246－266页）这些分析运用了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原理，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虽然有些概括和分析还需推敲和深入。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渐进式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着明显的优点，即便于保持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逐步发挥改革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作为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且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奇迹》对渐进式改革的缺陷和局限不曾涉及，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最近，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樊纲，1994；杨晓维，1994），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过渡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一旦走上改革道路，就会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进行。两种改革方式的根本区别有二：一是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一个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份，并随着它的不断壮大来逐步改革旧体制；而激进式改革是先打破旧体制，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二是激进式改革是先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然后逐步去充实和运行，而渐进式改革则把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放在改革的中后期，在旧体制框架下先培育新体制的因素。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利弊皆由此而来。?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由于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时突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往往会造成生产的破坏和下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建立之后，能够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建立之后，仍然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不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人们就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纲，1993）会继续加大，“实施成本”也会增大，甚至会造成新的严重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因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仅能够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从一开始就能推动生产的增长，从而使人们从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范迟迟不能建立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人们普遍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势力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无法实现。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不仅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难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势力的抵制。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措施，或者在渐进之中准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1995.1.20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27;A New Economic 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 198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Mancur Olson,1980,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张宇燕，1994，《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2期。?樊纲，1994：《渐进与激进：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9期。?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杨晓维，1994：《控制、利益和国? 衅笠挡?ǜ母锓绞降难≡瘛罚?毒?醚芯俊罚?冢保财凇＊?/P>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重要。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这也许是很多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的原因（顺便提及，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读书、评书给予很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最近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曙光和张宇燕。前者以《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1、8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7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分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选择和实行赶超战略的要求内生地决定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配置的计划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发生，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加快向比较战略的转变。?
张曙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一是认为《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及改革和发展的结合；具有理论的简洁性的特色，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进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
二是比较分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但却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分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条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是提出和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与张宇燕的评论相互补充，使讨论更加深入。第一是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奇迹》把战略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形成。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绝对化。如果把考察范围从50年代以后扩至1840年以来，中国反抗侵略，富国图强如何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前面，就会对问题有另一种认识。张宇燕则从目的和手段、内生和外生的关系方面指出了《奇迹》的片面性。两位评论人都认为，赶超战略和计划体制的选择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看是失大于得，但从局部看，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却是功不可没。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完成了某种独特的、命定的、也可能是神秘的历史使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去实现连续几代中国人的工业化之梦想，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大发展铺平道路，并顺带着用自己的“失败”来衬托今后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展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但忽视了市场主体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放开粮价，放开经营为例加以分析。第三是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把战略转轨放在中心地位，但对建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不曾提及，其实，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只有力量对比改变了政府立足的基础，市场制度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取得进展，战略转变才能同时获得突破。第四是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迹》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验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但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说明，评论从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方面比较分析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主张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险，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激进措施，或者准备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与此相应，张宇燕对《奇迹》关于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提出质疑，认为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条件，如中国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文革”打破了阻挠改革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中国有改革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改革前已经种下；海外华人对大陆改革的热烈反响和大规模投资。这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
林毅夫作了长篇答辩发言。他认为，两篇书评都是高水平的，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必要的。本书其所以命名为《中国的奇迹》，有两个含义：一是发展经济学认为长期保持10％的增长率不可能，大国更有问题，“四小龙”的成功是奇迹，中国近10多年也达到了，沿海地区比“四小龙”还快；二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除非改变文化，否则中国没有希望，因为，过去没有一个文化是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中国可能证伪这一点，如果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的购买力达到总量最大，就是一个奇迹，就证明中华文化可以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和检验，不仅是从经济上，而且是从文化上再建中华。林毅夫对两个评论人的批评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奇迹》忽视产权或认为产权问题不重要以及未能充分运用利益集团分析的评论，林认为，《奇迹》对产权有很多分析，一种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导致不同的激励，改革推不动就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奇迹》的分析是建立在诺斯和奥尔森的基础上的。对于战略转轨和体制形成熟先孰后的问题，林毅夫认为，战略选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内生的，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外生的，既然讨论的是经济体系，外生的就是给定的，不用讨论的问题。关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问题，林毅夫认为，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必要条件，不能提供充分条件，中国原来也有私人产权，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因为没有必要条件。用低估价格，市场建立不起来，市场主体也无法培育；不转变战略，市场建立不起来，不是说战略选好了不需要市场体系。关于赶超战略和计划制度是无效率的，为什么会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林毅夫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与资源丰欠和人口多少两个因素有关，人均资源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多，资源少，就会比较早地放弃赶超战略，如“四小龙”。?与会者对评论者和答辩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地讨论。盛洪认为，书评的精彩之处在于进一步深挖了《奇迹》的主题。为什么把战略选择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考察？低效战略为什么被接受了？这要从世界的范围和历史的发展来解释。西方把自由贸易作为最高原则，但从未真正实行；英国人高喊为自由贸易而战，实际并非如此。鸦片战争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垄断性的，而中国有广东13行，是竞争性的，英国对华贸易有大量逆差，鸦片战争是为了弥补逆差。这里的最高原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