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职场范文 > 规章制度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时间：2024年09月28日

来源：吖頭

编辑：本站小编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本文共11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吖頭”提供。

篇1：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内容提要] 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化机制。 [关键词] 村民选举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党支部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 Kelliher），他在《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3]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人，有的认为，如果硬要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不仅很难保证村民选举的公平与竞争性，而且将导致党的基础力量的损失。[4]有的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认为村主任与村支书，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同、性质与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式不同、制约机制完全不同，如果两个职务所肩负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会使“一肩挑”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5]还有的人强调法治原则，主张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并反问到：“全国农民都在自己选出的村委会带领下依法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难道不正是我们党的最大愿望吗。”[6]

在赞成或支持党政合一原则的阵容中，有人从实践体会的好处罗列了“一肩挑”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提高了村委会的地位；既增强了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又加强了村支两委的团结；既化解了干群矛盾，又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等等。[7]还有的人认为，“党政分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念有必要改变，实行“两委合一”为中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深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其潜台词就是抛弃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最好的权力格局是村主任都由村支书兼任，村支两委高度重合。[8]

显然，这场有关村级党政关系的争论，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焦点――党政能否及如何分开的继续。既然有人提到“党政合一”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化摸到了一条路子，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一肩挑”故事，将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摹本？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不能小视目前的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起码，就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政改原则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动摇。

二、村民选举后的农村权力结构

在回应上述争论之前，有必要廓清村民选举后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以便从理论上把握农村党政关系的实质。

邹谠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

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 飧龇矫妫?共荒苋?嫒鲜杜┐宥????峁沟淖纯觯?剐枰?疾烊??丛椿蛘呷?Φ暮戏ㄐ晕侍狻?/P>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扩大的支部选举如“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正确地执行。因此，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村委会选举也还没有发展到选政策的高度）。[14]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服从，而不是听命于村支书的个人意志。如果一个党支部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么它既缺乏程序合法性，也失去了规范合法性。那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尽管成天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其实是利用“党的领导”这个金字招牌来掩盖其贪桩妄法的行经。严重的是，这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所耗损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权力影响力及其变化

权力影响力是权力强弱的综合体现。对这种影响力的衡量，需要经验观察才能判断。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权力影响力的要素主要包括：1）组织吸纳能力，即吐故纳新、容纳社会精英的能力；2）社会动员能力，即宣传、发动、取得民众支持的能力；3）制度监督与组织自控能力。

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不少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削弱了；二是村里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了；[15]三是作为党支部的外围组织或者“助手”，如共青团、村妇联等也几乎名存实亡。[16]据有关部门于1995年的调查估计，全国大约有10%的农村党支部处于这种状况。[17]这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1亿左右农民群众的政治影响！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能力弱化的原因，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源是党支部组织建设没有根本解决“四个化”的问题。所谓“四个化”，就是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观念的僵化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在近期全国农村学习贯彻江泽民“三代表”思想的活动中，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国内外许多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村民选举加强了村委会的权力，提高了村委会的影响力。[18]就笔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定期的村民选举使村里的各种精英可以通过竞争而进入村委会。起码，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村民选举制度既提高了村委会吐故纳新的活力，也能够通过预期选举或启动罢免程序来保证村民对村委会的动态监督。这种动力机制无疑有助于村委会影响力的提高和巩固。图1是笔者对村民选举后农村党政关系类型的一个经验分析框架：

党支部影响力

强弱

村

委强

会

影

响弱

力

A型：

党强村强

民主合作型

B型：

党弱村强

村委会主导型

C型：

党强村弱

党支部主导型

D型：

党弱村弱

软弱涣散型

图1：农村党政关系类型

先看“党强村强”的A型结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合作的制度机制。这种党村共强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模型。第二，“党弱村强”的B型结构，就是村委会主导村政事务，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村委会控制了村庄大部分权力资源，村主任是村政事务的实际责任人，也是上级任务的主要承当者。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则在于“自毁长城”。第三，“党强村弱”的C型结构，就是党支部的组织吸纳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监控力都比较强，党支部的群众威信较高，受党支部支配的村委会只是个执行机构。这种权力结构一般具有“行政化”的特征。[19]这种结构又同乡镇“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党弱村弱”的D类型，就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软弱涣散，都不能按照制度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村往往既是组织“瘫痪村”，又是经济“空壳村”。

第四，权力制度规范的差异：法与政策

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制度规范各有特点。《村委会组织法》是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其他相关法律也是村委会组织行为规范的来源。其次，各地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办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等，既对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也是村委会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农村党支部主要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运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支部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党的政策，它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也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法的相对稳定性同政策的相对灵活性，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既导致了村支两委的规范差异，也导致了村支两委工作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村支两委及其负责人角色协调的制度条件，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内在一致。如果政策与法律打架，投射到村支两委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紧张。这时，村支两委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法与政策的内在矛盾。

三、农村党政关系的制度化调整

无论是坚持“党政合一”的立场，还是坚持“党政分开”的观点，似乎都不否定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党的领导同村民自治或者说村支两委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坚持“党政合一”或者“一肩挑”的人，相信村支两委由此能够更加协调一致；而坚持“党政分开”的人，则认为更多地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对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有利。如果党支部不陷入具体事务，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大事。

笔者以为，农村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党政二元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既不能以党代政，使得村民自治如同虚设；也不能以政代党，把党的领导迷失在繁杂的事务工作之中。然而，无论进行何种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解决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解决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一同纳入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村民选举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党组对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有个评价：村委会成员的构成比例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党员比例高、致富能手高、文化程度高、平均年龄低）。[20]广东民政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说，全省10多万当选村干部中，中共党员占77%，党支部书记成功竞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占53%。[21]这两个数据说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获得了村民群众的信任投票，村民选举的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有责任、有能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定任务。各地“一肩挑”的比例并不平衡，比较高的如广东的顺德、高州和郁南等市县，“一肩挑”的比例高达90%，[22]在山东省威海市，村支书当选为村主任的比例是65%。[23]在河北省隆化县，在村委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中，村主任是村支书的比例为4.7%，而村主任是党员的占57.2%。[24]

其实，村支两委交叉兼职很普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了“党政合一”的原则，而是村级干部职数的限制，不得不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结构。说交叉兼职减少了干部职数的论点也不成立，因为由村财政负担的干部职数基本上是不变的，维持在5-7人左右。实质的问题是，“村支两委”的人马如何产生的，是村民选举的人占多数，还是上级任命的人占多数？更为关键的是，村级混合班子的“班长”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一肩挑”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村民选举的制度同时导入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干部选择，那么“一肩挑”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如果把“一肩挑”作为出发点，就有可能硬性推广这种模式，导致操选、霸选、逃选等不合法或不当行为的出现。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农村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制度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概括为二种模式，一是“两票制”选村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25]即“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与“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两种联动形式。例如，在广东省首次实行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估计以“二选联动”实现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及交叉兼职的农村，占全省农村的50%以上。[26]这种建立在直接选举基础上的交叉兼职结构，使村支两委避免了权力冲突，增强了村级组织的整体能力。

“两票制”发端于山西省河曲县。这个县在1991年初实行“两票制”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党支部权威不足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经过不断完善，“两票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了预期作用，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正在结合本地情况借鉴推广这一经验。[27]-19，深圳龙岗区在广东率先引入两票制选村党支部，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8]并把“两票制”提升到镇长选举的制度改革上来。[29] “两票制”的实质，在于支部建设中导入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从而扩大党内民主，使村民群众在支书和支委的人选上开始拥有发言权。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其本质就是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在保持党支部权力自上而下性质的同时，为党支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提取权力的信任资源的渠道，从而巩固和维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村民信任投票的多寡就是这种合法性的量化形式。因此，在推行两票制的过程中，越能提高和保证村民信任投票过程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也就越能提高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河曲“两票制”经验被许多省市认同的根本原因。

“两票制”使村党支部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助于解决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30]这种制度化途径也让村民有了监督村支书和支委成员的权力，即如果凭借村民信任投票上台的村支书不为民谋利甚至蜕化变质，那么村民在下一次的信任投票中就能把他赶下台。

而“二选联动机制”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说它直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在职的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的权力争端。二是如果当选的是一个普通党员，那么由于他的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村支书，他也就有理由出任村支书，实现“一肩挑”，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两张皮”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无论是村支书竞选成为村主任的“一肩挑”，还是当选村主任被推选为村支书的“一肩挑”，都是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如果颠倒过来，预先圈定在职村支书为村主任，就不可避免会滋生操纵选举等违法行为。

这样看来，解决农村党政关系问题有三种制度化途径，即“两票制”、“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三种制度化途径的实质就是把村民直选的制度机制纳入了村支两委的组织建设。那么该如何运用这三种制度化机制呢？按照简便有效的标准，这三机制的启动次序是：首先启动“从支书到村主任”的机制。这就要求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竞选成功者继续保留村支书职位，对于那些不敢参与村民选举的村支书，党内应该撤换。其次启动“从村主任到村支书”的机制，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大胆参与村委会选举，当选的村主任以其得票最多，既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成为村党支部改选的首位候选人。第三是启动“两票制”，假如当选的不是党员，那么就应该随后实行“两票制”选村支书和村支部，把无能的村支书选下来。为配合这样的制度机制，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期应该基本保持一致。

总之，村委会与党支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维护村民权利方面可以齐心协力，这就有条件也有动力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机制来协调、改善村支两委的关系。

四、结论

农

村的党政关系实质上是二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

篇2：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 Kelliher），19他在《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

[1] [2] [3] [4] [5] [6] [7]

篇3：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摘要：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美元面临多方面挑战。美元体制基础弱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的竞争呈现新的特点。我国应注意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宜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关键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美元地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国际货币虽有悠久历史,但“国际货币体制”却只有百余年历史,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堪称新生事物。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标志国际货币体制诞生[1],迄今,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即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和1973年后的“美元体制”[2]。而百余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变迁史却伴随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凸现其国际政治属性,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自二战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当前,欧元强势,日元扩张,美元信用下降,持续贬值,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生变,世界财富与货币权力加速重组,中国货币风险上升,汇兑政策压力增强。为此,如何从国际经济秩序角度,判断当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和体制的力量变化,成为确保中国抓住战略机遇,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课题。

一、“美元体制”面临多重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突出特点和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元体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际金融体系已十分脆弱,流动资本加速扩大的“失控”趋势将对其形成进一步冲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金融资本日趋过剩,并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汇率危机与金融危机交替发生的趋势。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控,增添了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调整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方面。

一是资本市场上“超出正常水平”的外汇交易,尤其是短期金融投机。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证券市场的日均营业额由1.5万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1.7万亿美元,其中约4/5属短期性质,投资周期不超过一周。由于缺乏有效监控,国际游资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二是金融市场上一些大国央行增大购买美国债券和票据,这是最近一年新出现的现象。特别是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中央银行快速增加了外汇储备,其中相当部分购买的是美元债券等资产。据美国高盛集团估计,全球有40%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超出了“正常水平”。这部分资金在世界外汇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活动也将对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面临潜在的汇率金融风险,国际上缺乏一种协调与解决机制或制度。从总体看,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在固定汇率体系下,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国及其货币美元都处于核心地位,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角色是美国取得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基础。但是,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风险时刻存在,并直接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

其三,欧元地位不断上升,对美元为主的货币权力结构形成挑战。欧元自诞生,现钞流通后持续走强,成为当前最坚挺的国际硬通货,在“国际枢纽货币”功能上挑战美元。从贸易结算功能看,当前,欧盟区内贸易基本实现欧元结算,对外贸易中的欧元比例也快速上升,如日本对欧出口的欧元比例高达51.5%,美元比例降到13.8%;从投资货币功能看,鉴于欧洲历史上就有发达的债券市场,目前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纽约;同时随着欧元区股票市场日益统合,18家股市快速发展,市价总额也接近纽约;从储备货币功能看,20后全球增储欧元,储备比例平均达25%。尤其是,随着欧盟扩大,中东欧各国为准备加入欧元区,积极储备欧元,部分国家的欧元储备率达60%――90%。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巴西及东亚部分国家,积极增储欧元,成为带动欧元储备率上升的主要动力。从现钞发行量看,20欧元现钞发行量(827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元(7827亿美元)。随着油价上涨,石油交易的欧元计价呼之欲出。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渐趋欧美两极雏形。

其四,日本瞄准亚洲,构建日元圈,排挤美元。191月1日欧元诞生后,日本担心日元沦为“三流货币”,于同年4月推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加紧日元攻势。新版日元国际化战略则瞄准亚洲,力促亚洲使用日元,排挤美元,构建“日元圈”。其终极目标是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席位”。年日对亚洲出口的日元比例升到50%以上,第一次超过美元,至今仍在上升。同时,日本利用东亚货币合作,积极推动东亚搞“篮子货币制”、谋划“亚洲共同货币”(ACU),提升日元权重,瓦解美元本位;积极主导“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促进“日元国债”扮演地区长期利率指标,后,借东亚财长会议(10+3),加速“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以期构筑日元主导的地区货币体制。在此基础上,日本一反常态,于年率先抛售美国国债,减持美元资产,增储欧元,瓦解美元价值根基。迄今,日央行所管外币资产的欧元比例达30%,超过国际均线,财务省所管外汇储备存量的欧元比例也超过20%。8月,在美次级贷危机下,日本更是大量抛售美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同时,将“货币外交”与“资源外交”、“环境外交”和“援助外交”结合,对东亚、中亚、中东、印度乃至非洲等展开日元攻势,扩大日元存在。

其五,俄罗斯“大卢布计划”与“反美石油势力”合流,加快“脱美元化”。后,产油国“资源民族主义”开始争夺国际金融权力,加速世界“财富与权力”的重组,对美元体制构成实质性挑战。2006年初,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相继提出“石油交易脱美元化”。普京制定“卢布国际化”战略,力推“金卢布”复活,抗衡美元霸权。伊朗决定自建石油交易所,石油出口不再以美元结算,并与日本签订了直接石油交易的日元结算备忘录,目前其日元比例升至30%。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将“油气资源国有化”与“石油交易的脱美元化”结合,要挟美国,在最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首脑会议上,则公开指责美元贬值导致油价上涨,倡议OPEC摆脱美元束缚。同时,中东产油国借油价暴利,大兴石油期货交易所和国际金融中心,谋划货币统合,摆脱“美元盘剥”。美元体制的“石油支柱”面临现实挑战。目前,仅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出口额就占世界的20%,全球石油年收入超过2.8万亿美元。石油交易“脱美化”对美元霸主的影响不可小视。

其六,所谓“基金资本主义”正在冲击“金融资本主义”。2006年底全球对冲基金总数过万,资产规模达1.6万亿美元,为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0余倍。与传统金融交易相比,基金交易表现了不同的特征:第一,基金投资常表现为“可运用资产规模”的急剧放大,风险极度扩张;第二,基金投资手段翻新,战略投资、分散投资、证券组合投资以及基金组合投资相互交错,令各国金融行政当局难以准确把握其真实动向。第三,组合投资中常隐藏低信用高风险产品,且不断拆分组合,使原有属性不明,风险无从把握。第四,基金基本为非上市公司,其资产规模、投资规模、投资方向等信息从不公开,且注册、投资多经金融避税区,常常处于金融行政监管盲区。这种规模巨大、信息不明的跨境投资,加剧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扩散,使各国金融行政遭遇挑战。美“次级贷危机”即为其典型表现,暴露了美主导的国际金融协调体制的矛盾。

另外,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崛起和产油国经济复活,“主权基金”大发展。目前,仅中东产油国“主权基金”的“资产规模”即过2万亿美元。20“迪拜主权基金”的“投资规模”已高达20亿美元。这种带有伊斯兰和石油色彩的金融力量已在全球展开战略并购,危及美“金融资本主义”根基。209月,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年9月收购美纳斯达克19.99%、伦敦证交所28%的股权,迫使纽约商品交易所前来合建“迪拜商品交易所”。

二、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竞争的新特点。

当前国际货币秩序与金融体系领域的竞争出现复杂化、政治化趋势,值得关注。

1、三大货币“一强二弱”,合围人民币。

近来,欧元作用上升,美元和日元地位下降。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2006年世界平均欧元储备率升至25%,美元降至65%,日元降到3.4%;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2006――)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比马克时期增13点,日元由18%降至11%,与英镑持平。国际清算银行调查,2007年全球外汇日交易量达3.2万亿美元,比20增70%,而纽约、东京市场份额反降,东京的第三大市场地位被瑞士夺走,且面临新加坡紧追。美元和日元走软,成为“美日贬值同盟”合围人民币的诱因。截至2007年10月19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7.61%,对日元升值14.04%。

而同期,美元对主要货币综合贬值9.67%;日元贬值15.97%。一升一贬,使人民币对美元实质升值17.81%,对日元升近30%。结果使我国分担了日元升值压力,日得以放弃市场干预,高唱“汇率由市场决定”,平添我国汇兑风险,政策难度高升。新近,由于欧元升值、油价飙升,限制了欧盟的出口和增长条件,欧盟也随美国开始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但因担心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拖累欧洲经济,欧盟暂时忍受欧元兑美元的升值,期望美国尽快克服危机,恢复增长势头。此间,人民币虽对美元继续升值,但由于欧元大幅升值超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人民币对欧元实际贬值,中国对欧出口和贸易赢余继续增长。因此,欧盟决定把施压目标集中对准人民币的汇率。

2、货币竞争使国际秩序凸显金融属性。

美元贬值,根在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用下降;而美元贬值又导致国际货币权力较量加剧。

第一,美力促美元贬值,攫取“世界红利”。IT泡沫崩溃后,美促美元贬值,迫各国买美元,卖本币,平衡汇率,美元资产膨胀,被迫投资美国债,形成“美国资本”,支撑金融扩张。同时,美元贬值使美物价上涨,名义GDP高增长,税基扩大,税收增加,支撑其对外扩张。而对冲基金、投资基金大举挺进中印俄等市场,“套购倒卖”龙头企业,谋取暴利,引发当地企业追逐“投资收益”,忽略技术创新,啄食产业根基。

第二,资金流向生变,战略资源价格高涨。美元贬值使世界资金横流,金融、资源市场震荡。2007年全球股市3次连锁震荡,我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居;纽约油价三次跳升,一度突破98美元/桶,约为2007年1月的2倍;黄金涨至28年来最高;铜、铝、镍及稀有金属等累计上涨数倍;芝加哥玉米价格破来新高,大豆涨至34年来最高。全球通胀回潮,经济充满新风险。

第三,欧盟争扮金融主角。美元贬值,使欧元债券备受青睐,欧元区成为资金吸收器。到2006年,日对欧投资净额膨胀7倍,同期,欧对美投资净额减40%。欧盟聚富,国际声音日强,争先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如针对美“次级贷危机”,欧洲央行率先对市场注资,迫使美日跟随,国际金融协调体制向欧倾斜。第四,日诱导日元贬值,蓄势金融掣肘力。眼下,鉴于美“次级贷危机”影响,国际巨型金融机构加紧回笼资金;且我国市场流动的日资中约半数为“日元套利资金”,仅日本个人对我国股票投资过7000亿日元,约为2002年的14倍,一旦日大幅提高利率,必引发日资大回巢,“国际流动性过剩”恐瞬间演变为“国际资金紧缺”。由此,日堪称掌握了左右国际金融秩序的最后力量。

3、国际货币力量竞争折射出世界“财富与权力”重组,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变数。

首先,日蓄势主导“海洋圈”,谋求改变战后秩序。日认为美元贬值反映了美综合影响力下降,自恃迎来“有所作为的机遇”,瞄准“贸易、货币和安全共同体”,构建海洋圈,重划东亚格局,主导地区秩序,力争世界一极席位。日美同盟背后的经济矛盾转化为战略上的“体制碰撞”,成为影响地区结构、世界体制的新变量。其次,欧盟争夺全球治理权。欧盟用“欧盟指令”,挑战美“国际标准体系”;借8国峰会和7国财长会议,争夺金融、环境、食品等非传统安全规则制定权;在中东、朝核等问题上与美谋权,甚至插足东亚事务,施加影响。

三、几点思考。

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与金融力量格局的变化异动加剧,必将对国际政经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仅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增长条件。我们应对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美元地位下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是未来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的“脱美元政策”基于各国对美国形势的'判断:第一,一般认为美国的“双赤字”与依赖世界资金的“均衡体制”不具可持续性,难保美元信用,美元丧失霸主地位难免。第二,欧元对美元的蚕食,使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悄然生变。第三,高油价衍生“资源民族主义”,“财富”回归产油国,将引起世界“财富与权力”新较量,美元体制遭遇挑战,欧元、日元迎来“有所作为”的历史机遇。从相关指标看,当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一是从现钞发行量看,2006年底欧元现钞发行量达8270亿美元,超过美元的7827亿美元,日元紧随其后达6765亿美元。二是金融市场的“三极格局”可期。2006年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超过纽约,位居世界第一,18家股市市价总额达14万亿美元,接近纽约的14.8万亿美元;包括东京股市在内的亚洲14家股市市价总额也接近10万亿美元。三是从贸易结算货币看,欧盟贸易已基本实现欧元结算,日本对亚洲出口中的日元比例也已超过美元。而各国增储欧元,又在货币价值上蚕食美元。产油国的摆脱美元倾向,恐进一步在石油支柱上瓦解美元体制。

其二,日本资金能量不容忽视。当前以日本为主的抛售美元资产现象发展下去,将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现实瓦解。对美国而言,减持美元意味着卸载美国债,引发国债价格暴跌,美元贬值。目前,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誉日低。而东亚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且不断膨胀。而其流量流向与日本的外汇政策联动紧密。日本外汇政策的异动,关乎亚洲外汇储备能否回流美国债市场,关乎美元信用和地位。尤其是,当前日本银根松弛,“日资横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蓄积了巨大的“资金势能”。而自民党政府仍极力阻止央行提息,确保日本资金的掣肘效力。一旦日本改变政策,紧缩银根,必将导致日本资金倾泻,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堪称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力量。眼下,美国债的海外持有率由的17%,增至年的25%,其价格日益取决于海外持有者的政治取向。而日所持美国债比例占海外持有比例的42%(年底),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与“脱美元势力”合流,将构成事实上的“金融反美”力量,加剧国际金融格局动荡。2006年11月底,在APEC首脑会议上,美提出“APEC自贸圈构想(APFTA)”,正面回绝“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倡议,被日看作“以太平洋淹没东亚共同体的新政策”;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被日视为中美确立“APEC坐标轴”的战略前兆。中美跨洋联手,将对亚太贸易、投资及货币体制产生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美财长保尔森始终不提人民币升值目标,仅强调“要富有弹性”,提出“中期实现自由浮动”,被日视为“诱导人民币中立”、阻止“亚洲货币篮子”生成,瓦解日主导亚洲货币体制战略的手段。因此,中国应注意周围金融环境的变化,防止诸如日本掣肘中美战略协调、加大我国外汇政策难度的干扰。目前,我国所持美国债已至少超过7000亿美元,一旦其他持有者追随日本脱手美国债,我国外汇储备将蒙受巨额损失。而我国若与日同步,不仅加剧美元跌势,且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更大缩水风险。因此我国应防备日本“脱美元政策”有扰乱人民币阵脚,牵制中美战略协调的用意。

其三,美元权力和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它将被取代。当前应正视美元体制的生命力,并与其它主要货币“托助”美元。美元急剧贬值或美元地位崩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由于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目前整个经济的投资资金约20%需要通过国外资本输入弥补,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国购买的美国债券。中国对美元的金融投资使中美相互依存度增大。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元基础和其主导的权力结构存在问题,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或货币联盟具备取代美元的作用。因此,维护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避免美元暴跌,是中国对外金融政策的重要选择。此外,美元虽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三大货币的竞争,但它仍有生命力,欧洲和日本都还不具单独支撑“国际货币体制”的条件:第一,美元本位尚存,储备地位未改、结算功能还在,国际“媒介货币”地位难以取代;第二,国际金融、战略资源等期货交易上,“美元规则”仍具市场惯性,非日欧短期可改;第三,“美英金融同盟”日浓,伦敦成为伊斯兰金融、石油金融及新兴市场金融的中继站,与纽约跨洋联手,主导世界资金流向,构成美元体制新支柱,如2006年英对美仅证券投资净额即达4642亿美元,单独填补美经常收支赤字近60%,其地位难以动摇。第四,欧元区还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欧元信任度有限,日元国际化未成,日欧体制条件不足。美元惯性尤在,蚕食美元有限。现钞发行量欧日元势力渐强,但信用卡等电子货币远不及美元;在出口结算上,欧日元比例上升,但在石油以及原料等商品的进口结算上,美元几乎仍是唯一的结算货币;俄罗斯等产油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尚“未成气候”,“石油出口的非美元化”难保本币稳定;而外汇储备上的“脱美元化”,难以取代美元的“媒介货币”功能。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调查,美巨额经常收支赤字仅是流量表现,其债务存量已进入减少阶段。尤其是,反映美对外投资收益的“所得收支”持续顺差,其回流对美元仍有支撑。近期,美国连续推出I卫美元体制新举措,加速证券、石油、粮食等期货市场重组,构建综合交易所,一旦形成新垄断,必将抑制其他市场的“夺权”倾向。针对日欧主导的“CO2本位制”,美启动“民用核电技术体系”,向全球推广核电事业,并与中日英印联合开发“CO2液化地埋技术体制”,以期根本瓦解“CO2本位制”。

其四,我国的政策选择。从现实看,在欧美两大货币之间,至少存在包括日本、中国、东盟、印度以及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的“货币选择不确定”空间。这里一旦形成同一倾向的货币选择,将可能铸成世界第三极货币体系。而鉴于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货币选择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人民币向任何一方倾斜,都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制发生质变,堪称关键变量。

自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以来,国际货币体制的变迁,总与大规模战争和政治秩序动荡相伴。鉴于我国适逢历史性经济崛起机遇,人民币尚在蓄积实力,秩序动荡于我不利;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战略资源依赖全球市场,货币体制的多极化必将使人民币被囿于狭窄的地区,无异于给“中国大经济”戴上“货币紧箍咒”。从未来看,我国经济崛起需要独立、强大、有信的人民币支撑。为此,我国宜立足国际秩序,做好自己的事情,强化战略合作。东亚金融危机后,在汇兑制度上,东亚各国执行事实上的“追随人民币”政策,形成了“人民币云团”。我国汇兑制度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货币体制的新变量,备受美日欧关注。对此,我国需立足发展,着眼未来,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以求有利的发展空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为此,我国应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和外汇政策体系,确保人民币资产的国际运用。增设“国家债券市场”和“国家债券清算中心”,培育“国债的中国品牌”,创造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进口,确保人民币国际流动性供给;打通沪港外汇市场,实现规则、制度相通相容,降低成本,增加便利,培植人民币的“媒介货币”功能。借鉴国际经验,理顺央行、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关系,构建相互分工、彼此协调的政策体系,强化“市场对话”、“国际对话”和“政治对话”,丰富政策手段,奠定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维护货币安全的政策基础。针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压力,我国可对有市场信誉的出口企业、外资企业适度放松管制,允许其与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展开“外汇掉期”等套期保值交易,利用市场,分散汇兑风险于底层,减轻外汇储备膨胀压力。同时,可借鉴日本经验,适度放松“个人外汇期货交易”,减轻政府干预成本和风险。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着.全球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赫伯特・斯坦.美国总统经济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

[3]特里歇.在欧洲中央银行会议上的讲话[R].2007-11-8,载于德国中央银行《文汇摘要》,2007,(48).

[4]新冈智,板木雅彦,增田正人.国际经济政策论[M].日本有斐阁,2005.

[5]山本荣治.美元本位制下的马克与日元[M].日本经济评论社,1994.

[6]皮特・埃萨尔,须斋正幸等译.外汇经济学[M].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1.

[7]伊藤隆敏・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检证・美国经济[M].日本评论社,2004.

[8]黑天东彦.货币外交[M].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3.

[9]青木健、马田启一.日美经济关系论[M].日本劲草书房,2006.

[10]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的真相[M].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

[11]Hans E.Bueschgen, Internationales Finanzmanagement,(国际金融管理)Fritz Knapp Verlag, 1997.

[12]Anton Zischke, Der Dollar (美元),Wirtschaftsverlag Langen Mueller/Herbig,Auflag,1995.

篇4：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摘要: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 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本或手段。财富、职位、声望、威胁都可以成为权力的资源。[1](P72～76)尽管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但缺乏资源意味着权力支配能力的弱化。[1](P47)按照吉登斯(An thonyGiddens)的观点,[2](P8～9)可以把权力资源划分为两类,一是配置性资源即经济资源;二是权威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乌纱帽”。

[1] [2] [3] [4]

篇5：调整农村和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农村和农村经济结构

7月22日我们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组一行14人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周家村的五天中，我们开展了许多活动，和小学生联欢、与当地青年座谈、为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深入农民之中调查研究等等。在农村里，我们学到了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第一次如此热衷于农村问题，并且如此深入地思索农村问题。其中大家关心最多，也是讨论最多的，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据江泽民同志quot;三个代表“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椒元/亩，西瓜4000元/亩，西葫芦5000元/亩,环绕村子还重了5000棵柿子树，每棵树收入200多元，年人均收入3800元。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3、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

篇6：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论文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论文

一、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 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

[1] [2] [3] [4] [5] [6]

篇7：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提要]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了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本文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村庄（“党强村强”），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当中国跨入现代门槛之后，家族就像一条旧式的“辫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非集体化改革过程中，这条发黄了的“发辫”又晃荡起来，家族观念仿佛招魂式地盘旋乡野。

对家族问题研究，笔者的焦点就是家族对农村权力结构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民间社会（civic society）的视野，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宗族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家族：晃荡的“辫子”

1、家族是条什么样的“辫子”？

当我们蹲在乡下观察农民的社会生活，家族这条旧式的“辫子”就会晃荡在眼前。中国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90年代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地确立了农民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这就为包括家族在内的乡土民间社会复苏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组织在重新拼接，发黄了的家族记忆在重新建构，古旧的家族仪式在重演。无论如何，家族这条拖入现代社会的“发辩”被重新梳洗和编织，这多多少少体现了乡土民间社会的特征。而当下的乡土民间社会具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社区自闭。乡土民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这种社会政策强化了农民与村落社区的依存关系，使得农村社会一切组织的发展都限制在村落这一狭小的空间，促成了“社区自闭”的格局。

第二，民间边缘。农村传统民间组织包括家族、会社、协作单位等，如不被纳入国家的控制，就被边缘化。伴随民间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另建一套组织体系如50年代的农会、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来生产大队、生产队等，80年代的村委会、党支部等。这些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村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乡村社会“被国家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农村正式组织的“国家化”与村落民间的边缘化是相拌而随的。

第三，家庭本位。乡村民间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本位意识抑制了农民的个人权利观念。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和消费单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因此，农村民间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这个私域，乡村民间社会无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间社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途径。然而，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稀释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中国农村的家庭本位观念，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就是小农经济必须以家庭及扩大的家庭DD家族来组织农业生活、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族道德文化来支持，这种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构了农民心理归属感或文化安全感。尽管村落家族经受了长期的“冰冻处理”，家族的原有资源也几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会土壤并没有触动，也就很难从农民的心灵深处拔除这种文化认同的根脉。[1]

当然，国内学者对村落家族文化的评价褒贬有之，贬之者众。归纳而言，当下对家族的

[1] [2] [3]

篇8：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主要根据笔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本文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两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篇9：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研究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在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1] 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2]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DD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本或手段。财富、职位、声望、威胁都可以成为权力的资源。[3]尽管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但缺乏资源意味着权力支配能力的弱化。[4]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观点，[5]可以把权力资源划分为两类，一是配置性资源即经济资源；二是权威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乌纱帽”。

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生大队，虽然在形式上也有党政之分，而实质上是以“党的一元化

[1] [2] [3] [4]

篇10：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种植稻田蘑菇引发的思考

抓发展、促增收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农村工作的核心工作，把抓发展、促增收贯穿于新农村建设令人深思。我们必须面对把促进贫困地区农民稳定增收的切入点放在何处这一历史性课题。否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小康都将成为一句空话，人民生活依然举步维艰。

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都在严肃而认真地对待农村经济发展这一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未能实现富民一方的目标。致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发展促增收遇到了新的挑战，各级干部既不想抓，又不会抓，更不敢抓；农民群众既不能干，又不会干，更不能有效地干。，广纳镇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大胆尝试，与巴中富康菌业公司按照“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稻田蘑菇200余亩（实际种植110亩）。目前，公司已收购14万斤，还有一个月的盛产期，可望再收购10万斤，亩均产量可达3500斤，每亩产值达4000余元，亩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个别可达5000元以上。种菇农户得到了切实的经济利益，真诚感谢党委、政府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和实事。实践证明，种植稻田蘑菇是低山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好路子，使我们看到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切入点，看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看到了农民增收的希望。同时，一年的生产实践，也使我们更加深入思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抓发展、促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干部群众就会在历史的阴影中徘徊、犹豫、举棋不定，就会产生畏难、怕烦和无处着手的情绪，就会产生发展不发展与我无关的消极情绪，群众就会产生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情绪，从而失去发展机遇，导致农民增收无望的后果。为此，广纳镇党委、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催粮催款、催种催收转移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上来，把狠抓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压倒一切的核心工作，从机制上、体制上、利益上引导农民发展生产、促进增收。首先，要求各级干部思想上大解放、观念上大更新，树立“抓发展，促增收”的领导干部才是合格的领导干部，不能抓、不会抓发展的干部就是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的观念，为顺利实施稻田蘑菇项目，党委政府组织了四次集中宣传动员会，邀请富康菌业公司、县科技局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对镇村干部进行深入的宣传发动，首先让各级干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定种植稻田蘑菇的决心和信心，联系村镇干部对各村的稻田蘑菇项目实行包干负责，并制定严格的考核奖励办法，逗硬检查验收，将检查结果纳入镇村干部的政绩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检验干部称职、合格与否的依据，从而解决不愿抓的问题。其次是重抓群众的宣传发动和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既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成果的直接受益人，但目前农民的思想意识、农村的劳动力状况都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要求，因此对农民的教育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科技资料、以会代课的形式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特别是对实用技术的培训，要突出培训的针对性、适用性、通俗性。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引导他们克服山区意识、小农意识，树立抓发展，促增收的意识，树立市场经济意识，树立风险意识，树立技术是生产力的意识，形成主动求发展，主动找市场，主动学技术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中的主体、主人、主动作用，才能最终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根本转变。为此，镇村干部不遗余力地狠抓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一是深入村、社、院户召开动员会，与他们谈发展、谈增收、谈市场、谈种植稻田蘑菇的可观效益和良好前景，激发群众抓发展、促增收的热情；二是注重示范引导，村社干部带头实施，让一部份思想先解放、观念先转变、积极要求发展致富的农户率先实施，让生产实践中很好的经济效益来激发其它农户的种植积极性；三是通过以会代课、送学上门、田间指导、技术咨询的方式加强对种菇农户的培训，教育他们树立抓发展、促增收的意识，树立市场经济意识，正确掌握种植稻田蘑菇的各项技术。20，稻田蘑菇在全镇11个村成功实施，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种菇农户从生产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从而消除了各级干部想抓不敢抓，试抓不敢大胆抓的疑虑，也提高了农民种植稻田蘑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多农户积极申请种植稻田蘑菇。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正确引导，没有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和大胆偿试，稻田蘑菇这一产业将很难在我镇顺利实施，并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二、选准项目，突出效益是“抓发展，促增收”必须解决的关

键问题

要促进一方发展、带动群众致富，必须选准发展项目，在项目的选择上必须牢牢把握“因地制宜”的方针，既照顾传统习惯，又充分考虑农村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一是要结合镇情，科学分析气候、资源、土地等自然因素，找准最适合本地乡情民意和自然条件的发展项目。二是要注意项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啥则啥。三是选择效益好、生产周期短的发展项目，让老百姓在很短时间内得到较高的收益，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激活他们发展生产的主自觉性、主动性。四是能够防范市场风险，降低投入成本，解决市场流通领域过多占有生产利润的问题，为实现增收项目的生产、管理、销售、收入提供保障。为此，党委政府经过多层次、多方面的科学比选和深入论证，确定稻田蘑菇为全镇抓发展、促增收的潜力产业，因为广纳湿润温暖的气候，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稿杆资源非常适宜稻田蘑菇的种植，而且种植稻田蘑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管理较粗放，很容易掌握和操作，符合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的实际；蘑菇市场行情好，供不应求，市场前景乐观，风险相对较低，增收有保障；生产周期短，很快可见效益回报；走“定单农业”路子，公司解决了投入、技术、销售难题，老百姓不愁市场，不愁销路、不愁技术，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激发他们种植稻田蘑菇、增收致富的积极性。实践证明，种植稻田蘑菇是我镇抓发展、促增收闯出的一条好路子，完全符合广纳镇情，有很大发展后劲，是广纳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潜在的优势产业。

三、政府主导，政策支持是“抓发展、促增收”必须解决的动力问题

在群众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不能简单从事，一推了之，群众虽有求发展、增加收入的强烈愿望，但缺乏主动意识、风险意识和投入意识，在商品经济面前无所事从、束手无策，各级政府不起主导作用，群众很难靠自身力量闯出一条致富路。为此，党委政府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领航人的作用。一是要帮助农民找市场、选项目，避免农民发展生产的盲目性，规避市场风险。稻田蘑菇项目完全是靠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才引进广纳并形成产业。二是提供中介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做好种菇农户与“公司”的组织协调工作，党委政府参与了稻田蘑菇的规划、生产、管理、销售各个环节，并与公司和种菇农户保持紧密联系，适时协调解决各个环节中的具体问题，保证选项、生产、管理、销售的顺利进行；三是监督公司和农户生产合同的履行，为农户提供政策、法律支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强对种菇农户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亨意识的教育，提高他们履行生产合同的能力和自觉性，保障厂方的利益；四是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用项目带动和以奖代补的方式，连片发展，偏向大户，对种植面积在0.5亩以上的种菇农户给予资金、物资、技术方面的支持，鼓励规模生产、专业经营；五是制定政策，强化管理，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他们的领导、指导、督促、服务等作用，为“抓发展、促增收”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没有政策的支持，稻田蘑菇生产很难在我镇取得成功，很难达到公司、农户互利互惠、双方赢利的目的。

四、改变方式，创新模式是“抓发展，促增收”必须解决的手段问题

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发展方式方法上，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新型模式解决产品市场，成本投入、生产技术，产品销售，利益分配一系列问题。在当前，“订单”农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首选模式。年，我镇种植稻田蘑菇，实行“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其具体的运行方式是，村委会与富康菌业公司签订生产合同，镇政府监督合同执行，厂方垫付菌种、辅料等生产物资（1200元/亩），并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和村技术员培训），农户每亩缴纳10.00元保证金，投产后厂方一村一点按市场价（不低于保护价1.2元/亩）统一回收，厂方扣回成本后向农户兑付现金。公司的产前市场论证，产中技术培训、指导，产后的销售服务步步跟进，一环扣一环，有效解决了市场选择难、技术指导难、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市场风险，种菇农户收入有保障，使农民吃上“定心丸”，增强了他们放心放手大干的信心。实践证明，发展“定单农业”是适应农村产业良性发展，降低农业市场风险，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最好模式。

篇11：国外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我国的选择

国外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我国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文章对世界各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及我国农业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作者：郑曦卿赵瑞民作者单位：农行许昌市分行,河南,461000 刊名：经济师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F121.3 关键词：国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选择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