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译唐诗心得

时间:2023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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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布罗茨基译唐诗心得,本文共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本文原稿由网友“zhf5288”提供。

篇1:布罗茨基译唐诗心得

布罗茨基译唐诗心得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在我床头前面

横着一道月光。

或许,这是霜?——

自己颇费猜详。

我把头颅仰起——

望着窗中月亮,

我把头颅垂下——

不禁想念家乡。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信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著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著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One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王维有一首诗《鹿柴》,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布罗茨基很欣赏这首诗,把它译成了俄语,回译成汉语如下:

山上无人,不见人影的山。

只听得见山中溪水流淌的声音。

月光穿过树枝茂密的空隙

在紫色苔藓上留下奇妙的花纹。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维的诗歌,布罗茨基还翻译过杜牧等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大都是唐朝诗人的绝句。从本质上说,他以诗人的眼光与胸怀进行了独特的体验,并用另一种文字给予再现,他的译诗语言富有诗意,具备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译方法较为自由和灵活,但与原文对照,时有出入,可谓有得有失。

除了唐诗,布罗茨基还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也渴望访问中国,想踏上产生了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岁时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曾收到中国台湾的约请,可惜未能成行,这大概也是他临终前的一点遗憾。

莫斯科《文学日报》的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是俄罗斯当代作家、评论家,多次来中国访问,喜欢中国文化。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罗茨基受“道”的影响》。他对布罗茨基的中国情结有详细的描述,使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我这篇短文借用和参考了他提供的新鲜资料,特向他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愿意把阅读的喜悦、发现的惊奇与爱诗的朋友们一道分享,正是邦达连科的文章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诗人布罗茨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使我明白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以能写出《明朝书信》那样的作品。

篇2:布罗茨基简介

布罗茨基

姓名:布罗茨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40-

国籍:美国

所获奖项: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业余时间坚持写诗,译诗。

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卓异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1963年发表的著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从1965年起,布罗茨基的诗选陆续在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出版,主要诗集有《韵文与诗》(1965)、《山丘和其他》(1966)、《诗集》(1966)、《悼约翰 ·邓及其他》(1967)、《荒野中的停留》(1970)等。

1972年,布罗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不久,他接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邀请,担任住校诗人,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教书、写作生涯。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现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全国艺术与文学学会会员,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

侨居国外期间,布罗茨基又以十多种语言出版了他的选集,其中尤以《诗选》(1973)和《言语的一部分》(198o)影响为最大。此外,还有散文集《小于一》(1986)、《论悲伤与理智》(1996)等。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布罗茨基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对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思想开阔而坦荡,感情真挚而温和。他的诗充满了俄罗斯风味,特别是在流亡国外之后,怀乡更成为他的重要诗歌主题之一。在艺术上,他始终“贴近两位前辈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奥登”,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音韵的和谐。1987年,由于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篇3: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经典句子

最新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经典句子

1、追求基准的人总是多于追求极端的人。获得上述数目,以及获得上述数目的一半或十分之一,所涉及的人类心灵挣扎,远远多于任何致富计划或任何形式的苦行主义。事实上,所涉及的数目愈小,人们为获得它而投入的情绪就愈大。这么说来,其拿手好戏是处理人类心理种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六千卢布视为一笔巨款,其理由就在明显不过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一大笔人类投资,一大笔细微差别,一大笔文学。简言之,这与其说是货真价实的钱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钱。 ----《小于一》

2、勿让未来惊扰你,你终归抵达未来,若你必将抵达,请保持你现今拥有的理智。

永远去走捷径,自然之路即捷径。

想象不止,你便思想不止,因为心灵是由想象上色的。

人们为了彼此来到此世,要么理解他人,要么忍受他人。 ----《悲伤与理智》

3、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 ----《悲伤与理智》

4、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两个层面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 ----《文明的孩子》

5、由于任何事情只能在时间之中发生一次,我们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站在牺牲者的一边,而不是幸存者或旁观者的一边。然而,历史就是一种旁观者的艺术,因为牺牲者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的沉默,凶杀剥夺了他们的言说能力。如果我们的诗人谈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么历史便从此成了该隐的版本。我们提出这个如此极端的比喻,其原因就在于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阐释,我们在道出“历史”一词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区分。 ----《悲伤与理智》

6、无论你们选择做多么勇敢或谨慎的人,在你们一生的过程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而是,说的客气些,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品性良好或精于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邂逅的可能性就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强烈。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有能力做到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原因之一是它往往会以善的面目出现。 ----《小于一》

7、在文学中,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好”并非是一个独立自在的范畴:它是由它与“坏”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于是,一个作家要想写一本书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低级书刊——否则的话,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 ----《文明的.孩子》

8、不管你喜不喜欢,艺术是一个线性程序,为了防止它自己回卷,艺术便有了陈词滥调这个概念。艺术的历史是增加和提炼的历史,扩展人类感受力之视角的历史,丰富表达手段的历史——或更经常地,浓缩表达手段的历史。艺术中引入的每一种新的心理现实或美学现实,对其下一个实践者来说都立即变成老套。 ----《小于一》

9、每一个写作生涯,都始于个人对成圣、对自我改进的追求。迟早,通常很早,一个人便会发现他的笔完成的东西远远多于他的灵魂。 ----《小于一》

10、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问题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位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悲伤与理智》

11、「他所探求的就是悲伤与理智,这两者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它们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 ----《悲伤与理智》

12、历史无疑注定要重复自身:毕竟,历史如同人,没有很多选择。 ----《小于一》

13、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记忆。 ----《悲伤与理智》

14、任何一首诗,无论其主题如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其主题的爱,不如说是语言对现实的爱。如果说这常常带有哀歌的意味,带有怜悯的音调,那也是因为,这是一种伟大对弱小、永恒对短暂的爱。” ----《文明的孩子》

15、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 ----《悲伤与理智》

篇4:布罗茨基的毕业典礼致辞:论恶与顺从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俄裔美籍著名诗人、散文家,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一个犹太家庭,15岁辍学谋生,很早开始写诗并发表于苏联地下刊物,

1964年受苏联政府当局审讯,因“社会寄生虫”罪获刑五年,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72年被苏联政府当局强 制遣送离境,随后前往美国定居,先在密歇根大学任驻校诗人,继而在其他大学任访问教授。1986年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

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论悲伤与理智》等。

篇5:布罗茨基的毕业典礼致辞:论恶与顺从

1984届的女士们先生们:

无论你们选择做多么勇敢或谨慎的人,在你们一生的过程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而是,说得客气些,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品性良好或精于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邂逅的可能性就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强烈。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有能力做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原因之一是它往往会以善的面目出现。你永远不会看到它跨进你的门槛宣布:“喂,我是恶!”当然,这显示出它的第二种属性,但是我们可能从这观察所获得的安慰往往被它出现的频率所减弱。

因此,较审慎的做法是,尽可能密切地检视你有关善的概念,容许我打个比方,去细心翻查一下你的衣柜,看是不是有一件适合陌生人穿的衣服。当然,这有可能会变成一份全职工作,而它确实应该如此。你会吃惊地发现,很多你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并认为是好的东西,都能轻易地适合你的敌人,而不必怎样去调整。你甚至会开始奇怪到底他是不是你的镜像,因为有关恶的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它完全是人性的。温和一点说,世上最容易里面朝外反过来穿的,莫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这里,一个最明确的危险信号是那些与你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数目,而这与其说是因为意见一致具有沦为一言堂的倾向,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个可能性——隐含于大数目中——即高贵的情感会被伪装出来。

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看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喜欢稳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确定无疑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稳定的资产。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利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

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有鉴于它的幅度和强度,尤其是有鉴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的疲累,恶今天也许不应被视为伦理范畴,而应被视为一种不能再以粒子计算,而是在地理上进行划分的物理现象,

因此,我对你们谈论这一切的理由与你们年轻、初出茅庐和面对一块干净的写字板毫无关系。不,那写字板脏得黑不溜秋,很难相信你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意志去清洁它。我这次谈话的意图只是想向你们说明一种抵制方法,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帮助你们在遭遇恶之后不至于被弄得太脏,尽管不见得会比你们的先行者更意气风发。不用说,我心中想的是“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这一盘有名的生意。

我猜你们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听过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小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很多人对这句来自“山上宝训”的话所作的解释了。换句话说,我猜你们都已经熟悉非暴力抵抗或消极抵抗这个概念,它的主要原则是以善报恶,即是说,不以牙还牙。今日这个世界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至少表明了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受到普遍的珍视。它不能深入民心有两个原因。首先,实践这个概念需要相当程度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百分之八十六地区所欠奉的。其次,谁都知道,让一个受害者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而不是以牙还牙,充其量只能得到道德上的胜利,也即得到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出于本能地不让你身体的另一边遭受另一记重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谁都会担心,这样做只会使恶得寸进尺;担心道德胜利可能会让那敌人误以为他不会受惩罚。

还有其他更严重的理由需要担忧。如果那第一拳没有把受害者脑中的所有神志都打掉,他也许会明白到,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无异于操纵攻击者的内疚感,更不要说操纵他的报应了。这样一来,道德胜利本身就不见得很道德了,不仅因为受苦经常有自我陶醉的一面,还因为它使受害者优越起来,即是说,胜过他的敌人。然而,无论你的敌人多么恶,关键在于他是有人性的;尽管我们无能力像爱我们自己那样爱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觉得他胜于另一个人时,恶便开始生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首先被打了右脸。)因此,一个人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给敌人打,充其量只能满足于提醒后者他的行动是徒劳的。“瞧,”另一边脸说,“你只是在打肉罢了。那不是我。你打不垮我的灵魂。”当然,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敌人可能恰恰会接受这种挑战。

二十年前,下述情景发生于俄罗斯北方无数监狱的其中一个放风场里。早上七点钟,牢门打开了,门槛上站着一个看守,他向囚犯们宣布:“公民们!本监狱的全体看守挑战你们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赛,把堆在我们放风场里的木材劈光。”那些地方没有中央暖气,而当地警察可以说像征税那样要求附近所有的木材公司缴纳十分之一的产量。我说的这件事发生时,放风场看上去像一个十足的贮木场:木材堆得有两三层楼高,使监狱那个一层楼高的四方院本身形同小巫。木材显然需要劈,不过这类社会主义竞赛却并非第一次。“要是我不想参加呢?”一名囚犯问道。“嗯,那你就没饭吃。”看守答道。

接着,囚犯们拿了派发的斧头,开始劈起来。囚犯和看守都干劲十足,到中午时分,他们全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那些永远营养不良的囚犯。看守们宣布小休,大家坐下来吃饭:除了那个提问题的家伙。他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拿他当笑料,大概是说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的,而这家伙……诸如此类。小休之后他们继续干活,尽管速度已多少减慢了。到下午四点,看守们停下来,因为他们换班时间到了;不一会儿囚犯们也停下来了。那个家伙仍在挥舞手中的斧头。有好几次,双方都有人要求他停下来,但他不理睬。看上去好像他获得了某种节奏,而他不愿意中断;或者是不是那节奏控制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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