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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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外现

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外现

李贺生在一个极具悲剧意味的时代，其个人也有着极具悲剧色彩的性格，又遭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悲剧性厄运，所以他的诗作自然笼罩着一种无法改变的悲剧意识。

李贺的诗歌素来以悲凄、怪诞著称，其诗作从里到外都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剧意识。品读李贺生平不难发现，李贺生在一个极具悲剧意味的时代，其个人也有着极具悲剧色彩的性格，又遭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悲剧性厄运，最后以二十七岁的夭亡为生命划上了一个悲剧性句号。强烈的悲剧意识使得李贺诗歌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读李贺的诗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其中所透射出的悲剧意识，不仅蕴涵在诗歌对社会、对世事的控诉上，也体现在李贺创作时采用的富有悲剧意义的手法上，体现在诗中作者对宇宙，对人生，对自我内心的思考、拷问以及叹息中。

一、“类我”的悲剧意向

意象，是人精神的产物，是文学作品中作者理性思维的感性显现，它具有理性的内容和感性的外形，也就是内情与外象的融合。读李贺的诗歌不难看出，李贺构建诗歌意象的基本方式是：在构思想象活动中，将我的情感与通过感官感知到的有关客观世界的感觉经验相交融，使主观感情所付诸的客体完全拥有人特有的精神。李贺惯用的诗歌意象，几乎全部都是“类我”型的，李贺主观悲剧情感总是试图在意象中对号入座，这种执拗造就了诗歌浓重的悲凄、无奈、自我叹息的氛围。

1.意象的外现――济世理想。李贺诗中的意象很多，而出现频率较高、倾注作者情感较多的意象为“马”、“剑”、“竹”、“鬼”等几种。对于这些意象的塑造，诗人主要想寄托自己匡时济世的理想。

在二十三首《马诗》中，李贺借以抒发自己“此马非凡马”，“向前敲守骨，犹自带铜声”(其四)的与众不同的极佳素质。借以期盼遇上英主，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显示英才本色。《马诗》其五写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荒寒不可惧，骏马不以为苦，渴望笼上黄金马络头，在漠北战场上轻快奔驰，就像清秋季节外出郊游一样。全诗透露出企盼知遇、一展所长的理想。

与马一样，剑是诗歌中“类我”意象的又一客体，同样也是诗人积极用世精神的体现，是诗人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远大抱负与凌云壮志的反映。诗人以剑自喻，以剑自期，借咏剑来抒怀言志，剑与人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李贺期盼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而驰骋疆场，像宝剑出鞘一样一试锋芒，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就是诗人反复歌咏宝剑的深层用意。最精彩的咏剑诗是《春坊正字剑子歌》：“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直是荆轲一片心，分明照见春坊字……”全诗的命题立意深刻而又精巧，既是写剑，更是写人。

2.意象的内涵――人生失意的困顿。在文学创作中，意象的使用目的在于形成“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审美效果，在“象外、景外”找到“意”，创造“文外之重旨”。李贺在诗歌创作中借马、剑、竹等意象的抒写，来表现自己的良好素质和杰出才能，写出自己宏伟的抱负与远大的志向。

即使是竹，也无奈“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三)，“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四)诗人借竹来抒写自己的悲愤之情，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境界。竹的清丽、俊秀是诗人的志趣所在，诗篇虽从头到尾写竹咏竹，却又无处没有诗人的精神所在。

在表现李贺失意和困顿方面效果最突出的，要算是“鬼”的象征意象了。悲剧性的人生命运让李贺经历了由忧病到畏死、到求生的心路历程，于是李贺诗中也便有了描绘和表现虚幻、荒诞的'鬼的意象系列。《苏小小墓》中的苏小小鬼魂是一个充满忧思愁苦、落寞无依、处境和遭遇都令人同情落泪的艺术形象。读者完全可以从苏小小这一艺术形象身上看到诗人的影子。诗歌绮丽浓艳的背后，寄托着诗人的哀激孤愤之思，透过凄幽缥缈的外表，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那炽热如焚的肝肠。诗中的香魂吊念、恨血化碧等意象，正是反映和表现诗人那种抑郁的情怀。诗人在人世间找不到知音，不被人所了解，只能到阴间地府去寻求，与鬼交友。可见，诗歌所要表现的鬼域世界正象征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

二、“超我”的悲剧幻念

李贺诗集中“仙人”共出现十二次之多，李贺在诗中将自身面对生活的悲惨境遇幻化成了具有“超我”精神的仙境，渴望能够将人生理想寄托于仙境。仙境是自由、飘逸、无拘无束的，李贺幻想着自己能够拥有像仙人一样的生存空间以及生存本领。这样，身在凡境，不得已而用仙境寄托自己的理想，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诗歌自然也就附带了其物有的悲剧意识。

1.寄理想――幻化仙境的超脱。面对残酷的现实，李贺常常将理想的生活寄托于神仙世界，以无所羁绊的诗性想象来祈求生命的永恒。《天上谣》是最有代表性的：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悠闲安适、清新幽美的天上乐园，是一种无以言喻的美丽。李贺描绘了有如陶渊明桃花源般的场景和意境，借以排遣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抑郁和苦闷，曲折地表现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和无奈。诗中对神仙境界的描写不是简单的搬用，而是加工再造、统筹安排。写的是神是仙，但却有着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让人感到亲切、真实。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这是对李贺诗的超越现实，沟通仙、鬼两界的艺术想象力的最好概括。李贺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了这种对神仙世界的幻想之中。

2.抒无奈――宁可撕碎幻念的美好。神仙世界是自在、清净、无待的，而现实世界却永远存在着趋炎附势的人，为揭露这些人的嘴脸，李贺宁可打碎神仙世界的美好，借以讽刺现实。《仙人》一诗便是如此：

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当时汉武帝，书报桃花春。

前面六句俨然是一幅清净的神仙画卷，时间、地点、人物、动作、神韵尽在其中，神仙的风姿跃然纸上。然而末句用典，仙人们本应悠然自得，但是一听到汉武帝好神仙，便忙着来报告桃红开放了。姚文燮对此评说：“元和朝，方士辈竞趋辇下，帝召田伏元入禁中，诗为此而作。”由清净转为尘俗，讽刺方士趋炎求荣，争者向汉武帝禀报王母桃花开，这是不清净的表现。李贺在创作中，为了讽刺他们，自己宁可撕碎神仙世界的美好，发出“仙辈尚且如此，凡辈更该如何”的慨叹，悲剧意蕴顿时浮现于笔纸之间。

李贺一生都在不停地营造着神仙、鬼怪、梦幻等这些“超我”、“超自然”的境界，借以抒发自己生命中的怨、悲、志，借助心理幻念，来书写出自己对仙境的无限憧憬，反衬出对人世的不满和忧愤。李贺的这种艺术思维方式恰恰暴露出了自己带有悲剧意义的“双重”性格，即一方面渴望纵横驰骋、建功立业，另一方面还希望自己的失意能够得到世界的怜爱。在这种带有悲剧性的艺术思维方式的作用下，李贺在体悟世界时，明显将“我”的意念进行了主观化处理，在外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情绪和感触，塑造了一个个“超我”，“超我”虽是物，但是物本身附带着的是诗人悲苦的志向和理想。

总之，在李贺那里，即使“终日酩酊大醉”也无法消解“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带来的强烈的悲剧感。因为这不仅是李贺的困惑，也是人类的困惑。但我们毕竟通过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外现，了解并理解李贺诗歌呈现出的极为独特的精神价值和艺术风貌，了解并理解他以诗的方式带我们探索生存与生命的本来面目，正因为如此，李贺的诗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魅力。

篇2：李贺诗歌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李贺诗歌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李贺诗风独特，他以一个苦闷者的身份作着苦闷的诗，诗歌大多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蕴。

源出于西方悲剧艺术的悲剧意识拓展到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可以概括为：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和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中国是诗的国度，而纵观中国的诗歌史，在自己的诗歌中完整地描绘出自己的“生命悲壮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贺二人了。与屈原不同，李贺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诗歌中，干预现实政治的诗歌屈指可数，他更多的是在写心，抒发自己无人提携的苦闷、无人理解的忧愁，王世贞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1]李贺诗歌中怪异的想象、独特的意象营构及其所体现出的凄艳诡激的诗风其实是他内心苦闷的写照。

一、由对自我才华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产生的自负感

李贺对自己的才华是相当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战场为国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学天赋，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断宣扬自己，期望能够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赏识。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场上建立一番功业，从而不辱自己“唐诸王孙李长吉”的高贵地位：“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在得遇韩愈和皇甫慕名造访的时候，李贺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昂扬之情溢于言表：“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高轩过》)。可以说，李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有识之士的提拔，渴望着能为国效力，以不辜负自己“壮士”的良好身体条件和“皇孙”的显赫家族地位。

虽然李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建功树勋、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可见李贺对自己诗歌无人赏识的状况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天赋和从未得以付诸实践的军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贺时时引以为傲的就是他自认显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2]。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辞汉歌》的序中，李贺如是写道：“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儿歌》的.结尾，李贺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诗人姓李”。毫无疑问，李唐后裔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贺所看中的，因为这是他优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几乎是家境贫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贺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达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这一身份为傲，在诗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贵的血统，以期获得心理的满足和物质的利益。

二、因生理原因和家族现状而形成的沉重的自卑感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是这样描述李贺的长相的：“李贺细瘦，通眉，长指爪。”李贺自己的诗歌中也有对自己外貌的描写，如在那首著名的抒写心志的《高轩过》中，李贺即称自己是“庞眉书客”，此外还有“巨鼻宜山褐，庞眉又苦吟”(《巴童答》)、“长眉对月斗弯环”等。长眉巨鼻，毛发稀疏，指长体瘦，李贺的外貌确实有点让人不敢恭维。此外，李贺的身体状况也很差。他自幼体质羸弱，在药物的陪伴下长大。“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他甚至开始自嘲“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庐”。常年的生病吃药很容易磨损一个人的锐气，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有志青年，孱弱的身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斗志，增强了他的自卑感。除了相貌的与众不同和身体的羸弱，造成李贺自卑心理的还有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早衰的气质。“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终军未成传，颜子鬓先老”、“思焦面如病，尝胆肠似绞”(《春归昌谷》)。早衰的征兆在李贺的心中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他不可能像同龄人那样将死亡看作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因为病痛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这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

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李贺连最基本的“革命”的素质都不具备：形象不佳、体质羸弱、未老先衰。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常常是自卑的，不与人交友，稍遇挫折即唉声叹气，他的诗歌也大多自己意欲与世抗争而又无法抗争的事实，渗透出浓厚的悲剧意蕴。

前述，李贺“系出郑王后”的王室后裔身份很令他自豪，但就这一点来说，李贺其实是有着双重情感的。在《宗室世系表》里，根本看不到李贺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说明李贺这个“郑王之后”可能只是当初郑王的一个庶出分支，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家道中衰，和显赫的李唐王室越来越疏远，以至沦为一介平民了。要不然，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也不会只做过“陕西令”这样的小官了。这些李贺不会不清楚，只是，对于一无所有的李贺来说，“王室宗孙”的身份已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没落贵族的身份让李贺又自豪又自卑，在他不断宣称自己“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的身份的时候，隐藏在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的，是一颗自卑而又落寞的心和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哀。李贺王室宗孙的家族背景实际上并未给他的仕途和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顶着贵族的头衔而长期无人提携，李贺的宗室情节反倒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沉重心理负担。

三、自卑和自负两种情感无法平衡下生出的苦闷感

李贺的情感世界是复杂而不平衡的，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负和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正如学者所评价的：“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愁苦，无法自拔。”[3]因此，李贺常常是苦闷的，袁行霈先生甚至直称李贺的创作为“苦闷的诗歌和诗歌的苦闷”：“李贺是一个苦闷的人，他的诗歌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他的诗歌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苦闷的探索。只活了27岁的李贺，以他一生的苦闷，在诗歌艺术上做出了新的突破”[4]。

自负和自卑的情感无法平衡，催生出了李贺苦闷的情绪，这种情绪发而为诗歌，常常是语带激愤的：“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人间底事无”(《示弟》);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他的诗歌还常常透露出日暮途穷的凄凉感：“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二首其一);“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虽然李贺也有一部分抒发意欲建功立、实现人生抱负的诗歌，但显然，此类充满着苦闷和不满情绪的诗歌占据了其诗作的大半壁江山。王世贞曾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唐音癸签》卷七引)，李贺就是太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了，时时处处都在抒写自己的心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加选择地全部倾注到笔端，从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在他看来，诗歌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写心，否则，他的诗歌在后世也不会引起那么多命运之士的共鸣了。

篇3：简述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

简述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

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皇室后裔家庭，少年时才能出众，以远大自期，但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靠荫举做了一个职掌祭礼的从九品官奉礼郎，不久便称病辞归故里，死时年仅27岁。

晚唐诗人杜牧曾经在《李贺集序》中评价他的诗：“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怪荒诞也。”可以说，这几句话准确概括出了李诗的特点。

众所周知，李贺的诗歌有凄艳诡激的一面，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观，创造了一种阴森幽冷、恐怖荒诞的意趣。笔者在这里主要是想浅谈一下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李贺诗歌的独特性历来就不乏学者研究，像王锡礼先生在《李长吉评传》中就说出了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但随着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新的思想和观念层出不穷，对学术方面也产生了影响，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存在一些局限。本文试图结合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再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1、感伤的内容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话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李贺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悲剧特色的。而其中的悲剧对象，无所不包。从主观的人，到客观的事物，凡是世间所有，在李贺的笔下都有其悲的一面。李贺超越了传统的写悲的对象，从人扩大到了万事万物。李贺以前的诗人中也有写悲的对象是物的，但是在诗中能大量运用的李贺可算是第一人。

他不会进行空洞的心理描写，只是以景抒情，用外物来写内心的悲苦，从而达到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南园》其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其中的“哭”字，就是明显的感伤之字，但诗中哭的主角不是作者，而是“文章”这种无生命的东西。好文章没有人懂得欣赏，文章在哭，而实际上却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伤。《梦天》中“老兔寒蟾泣天色，玉楼半开壁斜白”，《蜀国弦》中“惊石坠猿哀，行云愁半岭”等等都是这样的写法。李贺的诗，写马有“悲啼”、“泣”;写鸟有“嘤”、“啼”;写花有“泣露”、“啼脉”。这些修饰成分和被修饰者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凄怨情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整个李贺诗集的诗歌，创造了众多的哭泣愁怨情态的意象，可见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内心始终在悲凄苦闷中煎熬和挣扎。这些感伤的内容，构成了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一个方面。

2、感伤的字眼

擅于使用感伤的字眼，可以说是李贺诗歌独特的标志。王思任在《昌谷诗解序》中指出“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启刻，法当夭乏。”李嘉言也在《李贺与晚唐》中说道：“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爱用惊人的字眼与句法，如腥、泻、惨、死、古、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李贺有一句诗：“惊石坠猿哀，竹云愁半岭。”在陡峭的山崖上，听到了猿猴不慎失足掉下山崖的惨叫声。浓密的竹林上方的云，覆盖了大半个山岭，让人觉得整个山都是悲的、愁的。相似的场景，“诗仙”李白却写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李贺在诗中大量使用这些感伤的字眼，奠定了他在唐诗史上的地位，也让他赢得了“诗鬼”的称号。这些冷艳、幽森的字眼，可以说是李贺主观的结果。

李贺喜欢苦吟，对用字要求极为严格，在其苦吟的大多数诗歌中，苦吟变成了吟苦，其诗主要用来诉说自己的悲。这些感伤的字眼可谓“一字一血，一字千精”，这其中不仅包括悲凄、伤感之意，也包括了孤独、阴郁、寂寥等暗色调的情感。这种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前面已举了几例，这里我们再通过其诗歌来看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苏小小墓》中“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一个“幽”一个“啼”顿时将整个诗的基调拉到了悲伤的边缘，整首诗被罩上了忧伤的阴影。而“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则进一步描摹出人物内心的悲凄和无奈。再如《伤心吟》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女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竹灯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些都是李贺把“悲”的境界进一步扩大化，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整合，或者说是诗境的进一步深入。由字面的悲深入到内里的悲，展示着悲凄意象的一种饱“悲”之美。

3、感伤的词汇

李贺对悲的阐释达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苦吟”“水咽”“蟾泣”“鬼哭”等凄凉、哀怨的声音在其诗中都大量出现，从而成为其诗歌悲剧独特的一面。在他的笔下，雨有“香雨”，风有“酸风”;月光可以“刮露寒”，箫声可以“吹日色”;表现将军之豪勇，是“独携大胆出秦门”;形容夏日之景色，是“老景沉重无惊飞”。这些大部分是幽凄冷艳的审美形态，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情绪，是诗歌笼上一层悲剧特征。

能够体现出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病词”和“寒词”两大类。

病词：李贺诗歌中有很多的病词，他在诗中有大量的对女性的描写，还有对自己的一种像是憎恨的病体的描写。如《出城寄权球、扬敬之》：“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躯。”《示弟》：“病骨犹能在，人间底是无。”《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南园十三首》：“泻洒本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由此看来，病似乎成了李贺展示自己内存气蕴的一种写作意象。

寒词：笔者认为李贺的诗不仅“冷”，而且“寒”。其实，随着理想的幻灭，在寒的意境中进行创作，正与他心理感受想契合。如《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椅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和《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中仙宫是寒的。《看坊正字剑子歌》“隙日抖明舌溶寒”剑光是寒的。《雁门太守行》 “霜重鼓寒声不起”战场的鼓声也是寒的。《老夫采玉歌》 “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中采玉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的。李贺在《河内府试十二月词并闰月》的十三首诗中，有八处提到“寒”“冷”，甚至在描写七月景致的诗句中，也没有离开“寒”。有人统计，整个李贺诗集中“寒”字出现了58次，“冷”字出现了19次，而带有“寒”“冷”意的“雨”“风”“湿”“潮”等字出现不下百次。

4、感伤的色彩

李贺用奇异的光与色为他的诗歌组成了一层绚丽动人的彩色外衣。他的诗几乎篇篇与色彩有关，黑、红、青、黄、绿、白、紫等色彩应有尽有，可以说，读他的诗宛如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绿”、“静绿”。

李诗色彩词如此之多，与李贺对自然界的观察认真仔细，而又擅长勾画奇幻、诡秘的意境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李贺不是简单地将色彩引入诗中完事，而是按照人对色彩感受的规律，将其精心组织安排，使这些诗句成为一幅幅独具特色的画卷，大大增强了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长平箭头歌》写一支埋藏在地下很久，还沾带了血液的古铜箭头是“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黑的地方像漆灰，白的地方像骨末，红的地方像丹砂，而凄凄古血竟然生出了“铜花”，设色奇绝，想象丰富。《将进酒》写装酒的器具和酒的颜色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琉璃、琥珀的颜色已经十分瑰丽，还匹配着“真珠红”酒，一下子将色彩推向极端。李贺就像是一位高明的画家，给事物敷色设彩，描摹着五彩斑斓的图画，又在这色彩之上加以感伤的字词，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得诗中的意象都呈现出一种病态与悲剧的特征。

李贺习惯单纯使用多个冷色调的色彩词，使人感觉整首诗处处冷暗，所有的彩色画面都处于凝冻状态。如《溪晚凉》诗的前四句：“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这里，诗人涂抹的色彩共有白、碧、青、银四种，这四种色彩全属清冷色调，与“号”、“风”、“秋”等凄凉意象共存于一诗之中，形成了一种幽冷凄艳的意境。在五彩错杂之中，李贺还有意让冷色调占据绝对优势，使处于劣势的暖色调被完全冲淡，甚至成为一种反衬，强化了所绘画面的幽冷感。如《贝宫夫人》所描写的高悬的“银”、耸立的“青山”、“凝绿”的长眉，全都施用了清冷色调，只有一个海女所弄的“金环”用了暖色调。显然，这一丝暖色在众多的冷色之中被孤立、被淡化，弥漫于整首诗中的是冷清的意象。由上述内容可知，正是由于在诗中多用表示寒冷的词，或直接在加入大量感伤的色彩，才使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更加明显。

知识扩展：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形成原因

1、身世的影响

《新唐书·李贺传》说：“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这就是说李贺是李唐王朝的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到了李贺父亲李晋肃这一代，贵族之家早已式微。据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透露，李贺家里早年还请佣人，他少年是还有书童，而且总骑着驴出外寻章摘句。可见他家在贞元年间虽不属殷实人家，但毕竟与一般贫民不同。其父死后，家境衰败，生活十分艰难。然而李贺却对这一宗室血统出生颇以为荣，他在诗歌中称一再以“宗孙”、“皇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他家在河南昌谷，却常自诩“陇西长吉”，证明自己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其反复言及宗室身份，也可看出他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和报效王朝的愿望。然而，他这一“高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实际好处，他不仅没有受到宗室和王朝的特殊关照，而且不被接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忧患王朝命运及渴望建功立业却报国无门的巨大愤懑之中。

2、仕途的影响

李贺少年时代就“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成名很早。十八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诗歌去拜访韩愈，韩愈只读了第一篇《雁门太守行》，便大加赞赏，邀约相见。然而，诗名并没有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李贺原本对自己的仕途很有信心，元和五年(8)，他满怀信心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举进士是唐代读书人入官致仕的主要途径，韩愈在《答吕黎山人书》中说：“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说明唐代读书人的主要的出路就是考进士。凭李贺的才情及各方面的条件，可以说他这次科举是势在必得，但却遭到了妒才者的诋毁。李贺父名“晋肃”，与“进士”音近，进京参加科举考试饱受攻击，说他举进士就是不孝。对此韩愈专门写了《讳辩》一文为其辩护，但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面前，一切都无济于事，才华横溢的诗人只能怅然回家。通向实现理想的唯一通道被堵死的沉重打击让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后来虽然担任过奉礼郎，但这只是个管群臣朝会祭祀之礼的从九品小官，短短三年后李贺就因病辞归故里。仕途的不顺，更加促成了他抑郁忧愤的心理，贫穷抑郁导致了身体的'病弱，而由身体的痛苦反过来加剧了内心的痛苦和忧郁。

3、健康的影响

李贺自幼体质羸弱，《新唐书·李贺传》说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李贺的短寿也正好印证了他羸弱多病的身躯。在短短二十七年的生涯中，李贺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把诗歌看作是生命的全部，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加之李贺一跨入社会，就有种急欲成就功业、显亲扬名的紧迫感和焦灼感。这种心态使他经常失眠、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躁动不安，不到二十岁，便出现鬓发凋落变白等早衰症状。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文人们咏叹命运不济、怀才不遇、人生易老的传统主题，但和众多的诗人比起来，李贺的命运更令人感伤。李贺妻子早亡，他与母亲郑夫人、姐姐和弟弟一道生活，家境十分贫寒，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临死前，他对母亲说：“天帝新建一座白玉楼，请我去写文章。”李贺虽然也有一些格调明朗、乐观向上的诗篇，但大多数还是灰暗、萧索、悲凄、愁苦的。身体的病痛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所以我们说他的健康状况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浓烈的悲剧意韵。

4、宗教的影响

具体来说，李贺诗歌受宗教的影响更多的是指道教的影响。李贺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的具体形式都与道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道教文化背景是李贺想象的靠山。李贺诗中的“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李贺诗歌中显著的特点就是悲剧的内容，而道教的文化可以说是他诗歌中悲剧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道教中的鬼，经常出现在李贺的诗中。从人到鬼是一种生命的终结，令人感到悲伤。而用鬼写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悲，人活着却用鬼来写，可以体会到被写的人过着与鬼一样的生活，而作者也是把自己看成是鬼，这样写出来的诗歌才能给人以传神的感觉。把自己看成是鬼和用鬼来写人，这两点也未免不可以看成是李贺形成其独特诗歌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道教的影响成就了“诗鬼”李贺。

5、诗坛的影响

中唐诗坛产生出李贺这种风格的诗歌，一方面是唐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我们都知道，中唐以后的诗歌早已没有了盛唐气象，诗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盛极难继的压迫感。大历、贞元时代的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如此现状必然促进诗歌的变革求新。因此新一代的诗人开始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汲取营养，加以变革。加上这个时期诗人大多遭遇坎坷，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偏锋，从险怪等方向上变革。当时盛行的写长诗之风，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另一方面，当时的诗坛，深受韩愈的影响，追求雄奇险怪的风气。文坛的这种风气使得李贺也以奇异的想象和艳丽的辞藻进行创作，促使李贺诗歌形成了悲剧特征。

总之，李贺自视才高而沉沦下僚，性格孤僻加上疾病缠身，使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趣，他所擅长描写的意象和氛围，是鬼怪、死亡、梦幻，忧郁、悲凉是其诗的主要特征。在诗歌极度繁荣的唐代，李贺用奇异的光与色为他的诗歌披上了一层绚丽动人的外衣，也使他独树一帜地永远矗立在了中国诗歌史上。

篇4：分析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是元和诗坛继孟郊、韩愈之后出现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他深受屈原、李白以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因此其诗歌想象力丰富。

李贺(公元790-816)，字长吉，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是中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贺因为父亲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肃”与“士”音近受到了他人的议论攻击而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断绝了他报效国家的志愿和抱负，正因为如此，他写下了许多抒发个人苦闷，壮志难酬或者感叹壮志难酬的诗歌，除此之外，李贺还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表现人民悲惨生活的现实诗歌。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神弦曲》《梦天》《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等，著有《昌谷集》。李贺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将鬼怪、游仙、死亡等纳入诗歌，阅读他的诗歌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异荒诞、幽寂冷艳的别样世界，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鬼才”。李贺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27年，但是他却将对诗歌的创作视为生命之所系，这样一方面使得他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因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其诗歌融入了浓厚的苦闷情怀和感伤情绪，最终形成了他凄艳诡激的诗风和意象营造方式。李贺自幼身体较为羸弱，因此他对生命、死亡等较常人比较敏感，本文就将以此为切入点，试对其诗歌中蕴藏着的生命意识进行重点的分析解读。

篇5：分析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的诗歌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并且这种生命意识还投射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美，这种美既表现在语言形象上，也表现在谋变布局上，更是表现在对生命的蕴藉内涵上传达上，不过李贺笔下的这种美却是神秘晦涩且阴森病态。

首先，病态凄凉的审美形态。李贺诗歌在总体上表现为冷艳凄迷的情调，因为他一直渴求摆脱自身的病态，但始终无法实现，因此他对生命的关照总是呈现出一种病态凄凉的审美形态。他在诗歌中多次对自我羸弱的身体进行大量的描述，如“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球、杨敬之》)、““泻酒木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十三首》)”、“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等，李贺对自我病态身体的描写实际上也表现出了他对矛盾社会状况的描写，反映出了矛盾现实对其病态身体的摧残和侵害，所以其笔下的诗歌也总是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美，但这种美并不等同于颓废美，只是表现出了李贺我可奈何有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李贺病态的生命意识中还包含着凄凉的悲剧之美，这种凄凉悲剧美实际上是李贺主观悲凉情绪的一种外化，阅读李贺的诗歌可以看到许多凄凉悲伤的语句和词语，如他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诗中的“幽、啼、冷、风、雨”等都让整首诗染上了凄凉悲剧的色彩。 其次，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李贺的诗歌总是喜欢选用一些阴森恐怖、狞恶锐利的意象来表现他对人生、生命的关照，因此诗歌中呈现出的生命意识也总是折射出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也就是说李贺总是以“丑”为美，李贺总是认为“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堕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因此其笔下的诗歌世界总是异常的阴森恐怖和神秘晦涩，如“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金虎蹙裘喷血斑”(《梁台古意》)、“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长平箭头歌》)”等。李贺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一方面造成了其诗歌意境的迥异，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形成了区别与他人的独特诗风。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是实际上是另一种美，诗中的游仙、梦幻和鬼怪在本质上与作者是相通的，表明了李贺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认识，。李贺诗歌的晦涩阴森与韩愈、孟郊的枯寂冷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李贺的阴森恐怖的审美形态是其对生命意识的一种内在挖却和心灵的主体呈现，而韩孟二人且只是客观上的一种呈现，所以李贺在“以丑为美”和晦涩阴森的描写上较之他人来说更加具有自我鲜明的艺术特色，同时在艺术手法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命意识。

篇6：分析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本人身体多并且敏感，因此其诗歌中非常注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自我主观化的想象，因此他对生老病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进而使得他的诗歌总是传达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社会生活的震荡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剧色彩，李贺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一个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剧变的飘摇年代。从历史进程上看，元和年间较之以前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不过表面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限的危机感，中央集权与地方藩镇割据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而朝廷内部则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乱且人才流失，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来的意气风发和精神面貌，所以诗人们的创作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的诗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种飞扬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失去了表现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深广情绪，尽管有些作品中还留有盛唐余韵，也写作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总是呈现出一股苦闷悲寂的意境和清雅凄迷的情调。诗人们的创作不在有雄浑的风骨气概 ，而是转向了对悲淡、细致的内心世界的表达，从而逃避从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贺的诗歌创作也染上了这层悲伤感色彩，他总是在追忆往昔、目睹现实中发出生不逢时之感，心中热切的仕途欲望被现实的社会因素所取代，所以诗中颇多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苦郁闷的情怀。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李贺对人生和生命多了几分深沉的思索，同时也加深了其诗歌创作的苦闷悲剧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外，李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注还源于其多病的身体状况和抑郁的性格特征。李贺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且长得一张怪诞丑陋的面庞，他长的“细瘦”，而且是“大鼻”、“长指爪”。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因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都使得带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负的无情被粉碎也让他的精神始终处于苦闷抑郁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过早的就体验、品尝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涩，在生理和性格的双重压力之下，李贺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早衰和病态的心理，“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由此可以看出身体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郁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无比的恐慌，而这种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过来冲击着他多病且敏感的身体。李贺虽然是没落王室后裔，但是他始终以皇室宗亲自居，自视甚高，在其诗歌中总是出现“皇孙”、“宗孙”这样的称呼，，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通过显赫的身世获得地位和认可，无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这都进一步增加了他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感叹。

综上，通过李贺的诗歌可知他一直在诉说着对生命的珍视与渴求，并在不断的努力中极力的摆脱现实的束缚和奈何，不过他的这种抗争却是那么的无力和被动，从而其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总是浸染上浓厚的悲剧意识，悲可以说是其诗歌的内质，同时也是其生命意识的底色。对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理解和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李贺本人以及他诗歌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篇7：分析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对生命和死亡的强烈关注使得李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内涵，从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社会、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不满与无奈，从而也使得其诗歌总是折射出浓厚的悲剧色彩。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外化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运用和悲剧色彩的呈现上。

首先，李贺对诗歌意象的营造。意象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艺术手，它是作者内在情感和外在感性的一种表达，实际上是情与像的一种结合，它既可以包括反映现实的真实意象，也可以包括跳出真实生活范围的超现实意象。纵观李贺的诗歌，他对意象的使用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这种情绪化正是对生命、人生和死亡的外在化思考和表现，也就是其生命意识的外在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李贺对凄婉哀伤的意象情有独钟，并且还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或者词语这些意象情感化，从而使得意象与“我”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最终营造出极具凄凉悲剧色彩的意象群，从而表现出他对短暂倏忽生命的珍视和无可奈何。李贺总是用一些带有色彩和情态化的意象，这起到了描绘渲染的作用，如“老红” “笑红” “寒绿”“凝绿”等，李贺意象这样的运用使得其诗歌形成了通感的效果，让读者举得视觉、味觉和嗅觉之间有互通之处，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香雨”和“酸风”，还可以有“吹日色”的箫声和“刮露寒”的月光。李贺对生命意识的情绪化还使得他总是运用一些瘦硬、刺目、可怕、险怪的意象，如“青狸”、“寒狐”、“血斑”、“荒沟”等。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意象营造一方面看出了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对人生、生命的偏执以及孤僻抑郁的精神世界。

其次，李贺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认知会因为不同人的文化素养、性格特点不同而不同，当对生命人生的思考与追求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之时就容易使得人产生悲剧的心理和悲剧性格，这完全符合李贺短暂一生的写照。李贺人生的悲剧可以说是社会、自我悲剧的结合体，尽管他有着执着于对生命的追求，但李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和自身的悲剧境况。李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作了大量的游仙诗，将自己对生活、生命的不满倾注于游仙诗中，借以抚慰自我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凄凉，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神仙一样自由的遨游在天堂、幻境之中，从而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和限制，在无拘无束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但现实真实境况让他的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渺茫，所以这些诗歌总体上都呈现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李贺的游仙诗迥异于常人的想象和幻想，而他又在幻想和想象之中加入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从而使得其诗歌与现代的意识流小说有着相通之处，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王子吹笙鹅升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可以看出，这些诗歌的想象虽然自由流动且出人意表，但在深层次上都可视为其苦闷的象征。

篇8：李贺诗歌选读

原诗：

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

翻译：

良驹风神真难见，贴钱花纹紧相连。

骏马奔驰蹄如飞，烟尘掩映蹄铁现。

宝马本应一流配，无人织就云锦鞍。

快马神鞭方耀眼，谁为铸就黄金鞭?

简析：

一句直接描写其花色与众不同，雄健的宝马脊背上毛色呈现出铜钱连接的图案。二句写马驰骋如风，卷起的尘埃有如烟尘，只见银白色的马蹄在扬起的`尘埃中有如闪电划破乌云，让人想象到，宝马飞奔有如腾云驾雾，轻捷如飞，多么神勇，多么雄健，多么剽悍!接下去一转，龙马本应配金鞍，可是，就连一个障泥却也无人为它织就，有哪里还会有人为它打造贵重的马鞭?后面两句没有直接对马进行描写，而是用议论的笔调，写马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显然，这是借马的遭遇暗喻自己的人生际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启用，而是遭受冷遇与怠慢。自然，抒发的是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愤懑，壮志难酬的痛苦与无奈。

原诗：

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

翻译：

寒冬腊月雪满天，铺天盖地好似盐。

青草精料不曾有，慢嚼草根满嘴甜。

只是不知年岁老，嚼口先试硬和软。

篱笆墙上铁蒺藜，心想顺势口中衔。

腊月飞雪漫天，铺满大地，好似洁白的海盐。这样寒冷的冬天，自然青草难觅，只好嚼食草根。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嚼得动不，于是先尝试着嚼一嚼蒺藜。

简析：

这首诗先来了个整体环境描写，将马的故事安排在一个风雪飘飞，大地奇寒的大背景之下，这就预示着马不会有好的遭遇。果不其然，写了一个特定的场面：主人搂着一堆干草根，丢到马前面，说，马儿啊马儿，你看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哪能弄到草料啊，你就将就将就吧，这些草根甜着呢。说完，主人走了，留下一堆草根。接着写了一个细节，没有麦麸子，没有谷子，没有大豆，也没有高粱，面对一堆干草根，马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嚼得动这些草根。于是便预做准备，把铁蒺藜衔来嚼嚼，看看还嚼得动不。一个特定的环境，一个特定的场面，一个特定的细节，表达出一种特定的内心感受。

上面一首是从马的配饰写马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这一首则是从马的饲料来写马悲惨的遭遇：苦寒的冬天，衔着铁蒺藜来试试自己的咀嚼功能，看看对填肚子的草根还能不能对付。

篇9：李贺诗歌风格

李贺诗歌风格

李贺诗歌充满奇崛冷艳、幽冥凄冷和荒诞离奇的风格色彩，他笔下的诗歌世界充满了鬼气和阴暗之色，却也不乏明洁的色彩。

一、李贺诗歌的总体特征

幽冷、荒诞是李贺诗歌的整体风格。杜牧在《李长吉诗歌序》中曾用“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概括李贺诗歌总体风格，并高度赞扬了李贺天才般创作才能。钱钟书先生则认为，李贺的苦心创作，专在修辞设色上用力，不考究命意谋篇，同时指出李贺虽然立意谋篇不能情意贯注，而修辞设色，确实有惊心动魄、爽肌刺骨的力量。

钱钟书先生对于李贺诗歌的品评非常独到，钱先生说：“长吉词诡调激，色浓藻密”，概括出了李贺诗“构思奇特、想象诡异、手法新颖、意象跳跃、语言峭奇、瑰丽”等艺术特点。

二、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

文体风格的表现总是离不开具体可感的语言形式，用字不仅是语言艺术技巧，同时也是创作主体胸襟、才思的反映。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在“炼字”中得到充分体现。钱钟书先生《谈艺录》 “长吉字法”论李贺诗风虚幻荒诞、词诡调激，凝重险急，指出其用字上的特点。李贺用字刻意求奇， “无一句不经百炼”。李贺诗中常常出现创新词，长吉诗中“奇”处处可见。在《感讽五首・其五》中“蟾光挂空秀”的“蟾光”指月;《贵公子夜澜曲》“腰围白玉冷”的“白玉”指腰带;《南山田中行》“冷红泣露娇啼色”中的“冷红”指秋花;以上所举，正是钱先生论李贺用字中所说“长吉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酒曰‘琥珀’”，以新奇之物代替常见之物。

李贺诗中的离奇比喻也同样是求新，李贺抓住喻体的.特征，淋漓尽致的发挥想象。以此向读者展示一个迥异的艺术世界。《大堤曲》中的“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一句，把难得一见的“菖蒲花”与多节的老“枫树”相对，用“菖蒲花”比喻容易流逝的女子的青春年华，用多节的老“枫树”比喻老丑之状，用这两种植物来曰美曰丑，颇具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

李贺“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 “昆山玉碎凤凰叫”、“荒沟古水光如刀”。李贺也喜欢用动词、形容词之“有硬性者”，如“空白凝云颓不流”“霜重鼓寒声不起”。钱钟书说 “长吉化流易为凝重，何以又能险急。曰斯正长吉生面别开处也。”钱先生把李贺诗歌比作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说其“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李贺诗中修辞手法多样，无论是淋漓尽致的想象，还是天马行空的夸张，都体现了其诗歌的“炼字”艺术，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

李贺善于营造幽冥凄冷诗境，往往选取一些冷僻的意象。“秋”“月”“霜”“冷”“血”“泪”等意象，如“星依云渚冷，露滴盘中圆”，“竹黄池冷芙蓉死”，“秋明空旷间”，“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这些“冷”的意象更是与“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钱钟书说李贺能营造出“意境阴冷，悚人毛骨”的鬼的意象。

《南山田中行》中“秋野明，秋风白，塘水虫啧啧。云根台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这首诗首两句，描绘了秋季原野的景色，秋风掠过的田野、秋风淡白，塘水澄清，虫声唧唧，具有一种素雅、苍茫之感。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云雾缭绕，红花上依旧缀着冷露，像哭泣的女郎一般。野田稻熟，叉芽待割，这本应是繁荣浑厚之感，可接着，暗淡的残萤在田径上低飞而过，顿时削弱了这种爽朗之感，而后两句更是阴森、凄冷，石隙间的泉水低落到了沙上，冷森的鬼火点缀在松枝之间，上句描画所闻的幽冷，下句描画所见的幽冷。这首诗把深秋时分的原野上的情景描画得鲜明、细致，而诗尾仍未摆脱“冷”的气质，依旧充满幽冷的色彩。由这首诗，我们不仅看到了李贺作为写“冷”大师的用笔之妙，也看到了他诗中所展现不多的明洁、灵动、素雅之感，而这种风格除了一系列“鬼诗”外，在他其他题材诗篇中也能找到，虽然描写的不多，其中也会包含些许抱怨、牢骚，可仍是表现了他那种充满希望，不甘颓老，内心充满欣喜之感的感情。而他的艳情诗虽然会写的直白显露，为人诟病，可是却也有一种放荡洒脱的情绪于其中，旖旎之气十足。这也就是杜牧为李贺诗歌诗集作序所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

综上所诉，李贺凭借其奇气、其奇才，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独放异采。钱钟书先生以敏锐而独到的观察力对李贺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评论，他对于李贺诗歌的整体把握，对于李贺修辞设色的鉴赏，对于他炼字艺术的品评，都为我们研究李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篇10：李贺诗歌集注

《李贺诗歌集注》是对李贺诗歌的注释，在宋代即已开始，到清代为止，共有注本十余种之多。清人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对以往各家之说，颇能博取慎择，折衷是非，是比较详明的一种。姚文夔的《昌谷集注》，钩稽史实，以史证诗，虽不免穿凿附会，但也有值得参考之处。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注》，诗没有刻过的抄本，评笺虽然简略，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作者介绍

代诗人李贺(790～816)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李昌谷、李奉礼，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家居福昌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 李贺是中唐重要的作家。因为政局混乱及自身失意，其诗多揭露时弊之作和愤懑不平之音。既有昂扬奋发之气，也有感伤低沉之情;既有热烈奔放的抒怀，也有凄冷虚幻的意境;既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及时行乐的颓唐。他作诗态度认真严肃，呕心沥血，属意创新，形成了想象奇特、思维奇谲、辞采奇丽的独特风格。在同时代的韩、孟、元、白诸家之外别树一帜，启迪了晚唐的诗歌创作。但由于过分标新立异，也有的'作品晦涩险怪。有《李长吉歌诗》。

简述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

李贺诗歌艺术简论

李贺诗歌的生命忧患意识

李贺《南园其五》诗歌

李贺诗歌的死亡色彩浅析

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外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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