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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时间：202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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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gjdmwp”提供。

篇1：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商业史上，徽商、晋商在明清时期非常著名。近代以降，徽商、晋商衰落，浙商、粤商、苏商、闽商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多，但是对于为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豫商，则很少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论文关键词：豫商,河南,商业

河南处于黄河中下游，居于中国中东部。河南之得名与黄河有莫大的关系。河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而有“河南”之名。远古时代，河南气候湿润，河流纵横，森林密布，草木茂盛，各类野生动物众多，尤其是大象，这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野象众多导致了象形文字“豫”的产生。“豫”的意思即为人牵象之地。因此，河南简称“豫”。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河南为豫州。从地理位置上看，豫州居于九州的中心地带，所以河南又被称为“中州”、“中原”。长期以来，河南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当中，就包括目前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的豫商精神。

所谓豫商，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的是在河南本地经商的河南人，第二类指的是离开河南在其他地方经商的河南人。豫商无论身在何处，其根源都在河南。

一、豫商精神的形成

“河南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且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史上贡献卓著。”据史料记载，早在夏代，南阳人、禹州人就用牛车运输货物，四处经商。他们可谓是最早的豫商。居住在商丘的商族祖先王亥用布帛为货币单位，带领族人在各个部落之间进行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王亥应当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豫商，也被称作‘中国商人的始祖’”。因为商族人善于做生意，所以从此以后汉语里就有了商人、商业的称谓。可以说，中国的商文化肇始于河南。

从商朝开始，一直到东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河南的经济愈来愈繁荣，这就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豫商精神也在此期间形成。豫商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多种经营。这方面以范蠡和樊重为代表。范蠡，南阳人，生活于春秋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弃官从商，成为亿万富翁，世称“陶朱公”。范蠡经商，经营项目众多，涉及粮食、牲畜、盐业、茶业、手工业等多个门类。范蠡不拘泥于一种经营项目，多管齐下，综合经营，拓展了财源，降低了经营风险。

樊重，东汉唐河县人，是东汉时期一个著名的田庄主。樊重的田庄多达300公顷，他在田庄中进行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商业等无所不包。通过多种经营，樊重富甲一方。

2、诚实守信，注重质量。范蠡和樊重是这方面的典范。范蠡在经商时，非常注重诚信和商品质量。范蠡经商，童叟无欺，从不拖欠货款或者赖帐不还。无论是买进还是卖出商品，范蠡都会尽力保证商品的质量。范蠡认为，商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范蠡经商，充分体现了儒商的特点。范蠡经商靠的是娴熟的商业技巧，他从不坑蒙拐骗，掺假使坏，以次充好。

与范蠡一样，樊重也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其田庄所生产的铁质农具、铜镜等手工业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造型美观。

3、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师史是这方面的代表。师史，西汉洛阳人，以经营商品运输业致富。洛阳水陆交通发达，师史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师史的运输车辆多达数百，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可见到师史的运输队伍。师史利用各地的货物差价，很快发财。师史经商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种种艰辛。西汉时期的交通和运输条件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师史带着车队走遍全国各地，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面对困难，师史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这充分展现了师史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为了顺利完成商业活动，师史多次过家门而不入。

4、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这方面的代表是子贡和樊重。子贡是濮阳人，孔子72弟子之一。子贡内儒外商，他坚决反对为富不仁，认为“为富当仁”。子贡认为不义之财不可取，做生意靠的是勤奋和诚实经营。惟其如此，才会受到人们尊重。“子贡坚守这种‘为富当仁’的观点，这是豫商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值得后人敬仰。”

樊重在唐河富甲一方，但是他并不仗势欺人。相反，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经常伸出友善之手。穷苦的乡亲和遭受天灾人祸的四邻往往会受到他的救济。樊重帮助别人，不图报答。唐河百姓敬佩樊重的善行，他们联名推举樊重为唐河的三老。在汉代，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得到三老的荣誉称号。

5、热爱国家，为国出力。弦高和卜式是这方面的代表。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商人。一次，弦高到洛阳做买卖，正好遇到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弦高处变不惊，他立刻派人赶回郑国报信。同时，弦高又大唱空城计。他把12头牛和4张熟牛皮送给秦军，说是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劳师。弦高此举使得秦军以为郑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遂放弃了偷袭郑国的打算。弦高以自己的过人胆识和聪明机智把郑国从灭亡的险境之中救了出来。在弦高行为的背后，是深沉的爱国主义。弦高的爱国行为一方面使他受到了郑国国君的褒扬与赏赐，另一方面，也使得他青史留名。《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史书对此都有记载。

卜式，西汉洛阳人，是汉武帝时期一位著名的畜牧商人和爱国者。卜式经营畜牧业赚了很多钱，他致富不忘报国。汉武帝时期西汉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卜式为国分忧，他告诉汉武帝自己愿意捐出一半的财产充作军费。卜式的义举在朝廷引起了轰动。匈奴战争结束后，汉武帝移民实边，所需费用由国家支付。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汉财政极其拮据，目睹此情，卜式再次捐款，用于移民所需。

6、注意供求关系，薄利多销。这方面以范蠡、子贡和白圭为代表。范蠡时代的商人做生意一般要赚取20％的利润，范蠡却与之相反，只要有10％的利润他就会出售商品。范蠡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薄利多销的原则。

子贡注意到了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只有准确地把握供求关系，商品才可卖个好价钱。子贡经商经常采用贱买贵卖的策略。由于掌握了商品买卖的价值规律，子贡日进斗金。正是在子贡的资助下，孔子才得以周游列国。所以司马迁赞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白圭，战国洛阳人，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后世人誉为“治生鼻祖”。白圭的经商手法非常娴熟，主要有：第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结合战国时代的生产实际，秋季，粮食丰收的时候，白圭大量收购谷物。农民卖了粮食，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白圭就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推销当时社会上所缺乏的丝绸和漆器等手工业制品。春季，蚕茧收获之时，白圭实时收购，并抓住春天青黄不接的有利条件，向农民出售秋季所囤积的粮食。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策略，充分体现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通过此种方法，白圭获利颇丰。白圭在经商时，善于把握瞬间即逝的商机，司马迁赞誉他“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经商，贱买贵卖，但并非囤积居奇。白圭赚取的是合理利润。白圭的经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白圭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丰富的商海经验。白圭主要做农产品生意，在古代，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天气息息相关。因而，白圭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历法，找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农业收成的方法。白圭认为:“太阴在卯，攘；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攘；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白圭依靠自己总结的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方法，在丰年时大量收购粮食，到灾害之年出售，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第三，薄利多销。白圭做生意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收入有限，价格高昂的物品他们买不起。针对农民的消费特点，白圭制订了“欲长钱，取下谷”营销策略。所谓下谷，就是农民平常吃的粮食。这类商品价格波动较小，单位利润不大。但是，民以食为天，农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大的需求量当中蕴含着大的利润。依靠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白圭迅速发家致富。

二、豫商精神的发展

隋唐和北宋时期，中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长达几百年的混乱割据，重新实现了大一统。这一时期，社会稳定，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命脉，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产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水运，为南北方的商业来往提供了水上大动脉。遍布全国的驿站旅馆不但为商人提供了温馨的港湾，而且还是商业向偏远地区发展的触角。统一的货币制度为商品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中国的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城市了出现了夜市及最早的银行——柜坊，农村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草市。中国的商业跨出国门向国外发展，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大量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与中国互通有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及中外经济交流。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南的农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业已形成的豫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为国出力是豫商精神的要素之一，这条要素改变了政府对商人的偏见。唐太宗就曾经昭告天下要求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商人奖励。唐太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于经商的成见，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农业生产本身比较辛苦，再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利润丰厚，很多百姓纷纷弃农经商，投身商海，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豫商队伍。

豫商精神中的诚信经营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有个姓孙的豫商在开封经营酒店，依靠诚信打开了市场，吸引了众多回头客，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一家樊姓茶楼的老板因拾金不昧而名扬天下。福建李氏在该茶楼饮茶，把贵重物品遗忘于此。事后李氏发现时人已在外地，遂认为不可追回。几年后，李氏又到开封，碰巧又在该茶楼喝茶。在与友人的闲聊中，李氏说起了当年之时。茶楼老板听到之后，就细问了李氏丢失物品的特征，李氏一一作答。答对之后，茶楼老板就归还了李氏所遗忘的物品。茶楼老板的行为使得李氏惊叹不已，当即拿出酬金，却被老板拒绝了。老板说经商当以诚信为本。彼时的众多文献记载了豫商的诚信。《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一事：“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有些豫商因为能够预测市场行情，及时把握供求关系而发财致富。周景就是这类豫商的代表。汴河疏通后，周景预计汴河将成为商业流通的黄金水道，而在汴河周围尚没有一间仓库。周景抓住商机，在汴河边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客栈——十三间楼。十三间楼既提供食宿，又提供存放货物之处，且卫生安全。十三间楼很快引起了在汴河上来往的商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把货物存放在这里，不时在这里食宿。周景靠十三间楼迅速成为一代富商。

南方的金橘清香味美，豫商为了赚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将其运到开封。橘生南方，作为北方人的开封人此前并没有吃过金橘。因而，起初，金橘在开封没有打开市场。但是豫商并不失望气馁。他们知道金橘的质量，相信一旦宣传开来，金橘必然会畅销。豫商通过关系将金橘进献给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张贵妃在食用了金橘后赞不绝口。这样，金橘依靠豫商的智慧得以进军开封、河南以至北方。市场打开之后，如何保证金橘的供应则成为摆在豫商面前的一道难题。豫商经过多次摸索，找到了长久储存金橘的方法。欧阳修的《归田录》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其欲久留，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熟，而喜性凉，故能久也。’”

河南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京杭大运河把河南与中国其他地方有机地联系起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大都是先运到河南储存起来，然后再通过运河转运到其他地方。大运河的繁忙造就了更多的豫商。有些豫商与官府合作，用官船运送货物。单干的豫商则成立自己的船队，主营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及南北方的特产。由于水路畅通，货物吞吐量大，很多豫商的船队都是满载而归。当时政府对于盐业不征税，一些精明的豫商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投身盐业运输，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可以说，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主力军就是豫商。豫商带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南北的经济交流。特别是在灾荒的年份，豫商把富裕之地的粮食运到受灾之地，一方面赈济了灾民，另一方面，也赚取了合理利润，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新唐书》对此有记载：“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

开封和洛阳是当时河南乃至全国两大著名的商业都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开封当时有150万人口，居世界第一，达官贵人如云。这些人生活奢侈，消费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封商业的繁荣。开封的商业突破了过去市坊分离的格局，打破了经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通宵营业，随处可见店铺。大大小小的豫商抓住时机，在开封进行商战。豫商为开封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开封的大街小巷、桥津渡口到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开封的繁华，而图中的诸多人物无疑是豫商。开封经济的发达吸引了众多外商。一些犹太人也前往开封做生意，他们带来的物品主要是“西洋布”。“‘西洋布’就是棉布，中国人到14世纪才会种棉，因此‘西洋布’便是一种稀有的物品。”这些经商的犹太人在开封定居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对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这不能不说是河南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洛阳在城市布局中突破传统的桎梏，专门建立了商业区。洛阳市有三大商业区：南市、北市、西市，它们的规模很大，客商云集。南市方圆6里地，紧邻着通济渠，渠上百舸争流，来往的商船络绎不绝。进入南市的大门有12个，南市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在三市内，店铺密集，人流如织，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商业的繁华使得营业面积显得紧张，一些聪明的豫商就在店外摆摊经营。在这一时期，豫商的权利观念日益提高，他们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于是，各种行会纷纷成立，如米行、药行、香行、谷行、丝绸行、瓷器行、铁器行等。一些豫商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迎合百姓的消费需求，开设了酒肆、旅店、小吃店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洛阳在豫商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繁华，很多外商也经常到洛阳做生意，洛阳遂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随着外商的到来，基督教也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基督教徒在经商的同时也宣扬基督教义。洛阳凭借商业繁华引进了基督教，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豫商史上是个奇迹。洛阳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唐三彩。在当时的中国，丝织品的主要生产地不在南方，而在河南。河南的丝织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种类和样式繁多。河南丝织品的集散地以洛阳为中心。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商人在洛阳大量收购丝织品，而一些豫商则不失时机地把丝织品运往国外谋利。这些豫商外销丝织品的地区主要是西域及其以西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包括洛阳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三、豫商精神的传承

自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则转移到北京。在历次战乱中，河南都是主战场，且灾害不断。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豫商的衰落，尽管有怀庆府药材商帮和巩义康百万家族的短暂辉煌。与明清时期崛起的徽商和晋商相比，豫商黯然失色。豫商衰落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不利的客观环境。在衰落的背后，历史上形成的豫商精神不时闪现。它在坚持，在苦苦寻找破茧而出的良机。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为豫商精神提供了传承的气候和土壤。一大批河南人传承豫商精神，走南闯北，展示了新豫商的形象。目前，新豫商已经渐成气候，在省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河南本土，以三全集团的陈泽民、思念集团的李伟、方欣米业的夏富恩、白象食品的姚中良、双汇集团的万隆、好想你枣业的石聚彬、长通物流的夏青田、宇通集团的汤玉祥、新飞集团的刘双银、天冠集团的张晓阳、许继集团的王纪年为代表的豫商，打造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叫得响的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传承源远流长的豫商精神，与时俱进，不但推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人口大省的河南提供了诸多就业岗位。

在广东，豫商创办的企业有9200多家，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物流、电子、食品、药材、餐饮业、洗浴业、家具等多个领域。广东的豫商大都白手起家。他们从底层干起，积累了生产经验与原始资金，传承豫商精神，一跃成为老板。广州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中山同益饰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长江以诚信立足。广东振威国际展览公司董事长张学山、健康元药业集团董事长朱保国以善于捕捉商机发家。珠海三合汽车维修公司董事长李庆军、广宁八一生态农场场长贾东亮靠勤奋刻苦终成大业。

在江苏，依据企业发展的脉络，豫商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白手起家的豫商。这些豫商大都出身草根阶层，依靠自己的勤劳踏实，一步步走到今天。第二种是从部队转业的河南人直接投身商海创办企业。第三种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河南人辞去公职从事商业。第四种是总部在河南本土，分公司在江苏的豫商。南京伟豪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宪朋、南京卓宁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俊、南京龙升私人健康会所董事长刘现伟、南京兆加亿地毯公司总经理赵丙华是江苏豫商的杰出代表。

在山西，有10万豫商，其中身价过亿的有50多人。山西是资源大省，来山西创业的河南人秉承豫商精神，在晋商的地盘上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山西的建筑业基本被豫商垄断，豫商是山西市政工程、路桥建设的领头羊。山西的豫商很抱团，经常联合争取开发项目，很好地演绎了豫商精神。华嘉盛集团董事长彭家华、华通路桥集团董事长王国瑞、山西宏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红星、林州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跃立、山西鼎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福生、山西诚泰建筑公司总经理李建明是山西豫商中的佼佼者。

在陕西，大大小小的豫商有100万人，仅西安一地资产过万的豫商就有200家。陕西的河南人很多，大部分是在灾荒的年月逃难过去的。可以说，陕西是河南人的第二故乡。在陕西省会西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在西安的大明宫建材市场、康复路零售商品集散地、贝斯特物流园区、朱宏路机电市场等著名的商业中心，豫商经营的品牌俯仰皆是。陕西的豫商“靠着实干和苦干赢得了他们客户和更多人的信任，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优秀企业家精神”。西安方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轩洪亮、陕西金鹰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廷发是陕西豫商的领头羊。

豫商不但在国内东南西北四处征战，而且还把触角伸到国外。出国经商的河南人有45万，分布于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马来西亚是豫商的主要集中地。在这些国家，豫商先后成立了河南商会。在国外的豫商，注重整体形象，通过他们，一批河南品牌得以扬名国外。

新一代豫商秉承豫商精神，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豫商为河南转移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把新技术引进到河南，促进了河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豫商通过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河南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豫商把外省的新观念介绍到河南，带动了河南人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有利于河南的改革开放。

目前，河南吹响了中原崛起的号角。河南省提出要在国内外树立新豫商形象，打造豫商品牌，提升豫商影响力。新一代豫商，必定会传承豫商精神，在中原大地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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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晶.豫商:从民间崛起[J].西部大开发,(2):22.

篇2：传承与发展论文

传承与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以南郊公园为例，探讨在新时期城市建设中，如何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紧扣城市发展脉搏、满足市民使用公园的新需求。走传承与发展之路，实现公园的重塑和更新，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赋予公园新的景观活力。

关键词：风景园林；南郊公园；总体规划；整合与更新；传承与发展

1 公园概况

南郊公园位于长沙市西南角，东接新开铺路，南靠南大桥和南环路，西临湘江和湘江风光带，北接金盆开发区，总面积532.15亩。公园于1986年建成开园，森林覆盖率达到92.5％，享有“绿色明珠”的美誉，成为我市一处以森林休闲、科普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城市公园。

西面是猴子石码头的遗址，保存着老火车南站的原始风貌和部分设施，呈现出一种岁月遗痕、生态恢复的特殊景观。

交通主要为车行道和登山道两种类型，公园主入口为南大门，北面有一小型入口，为宿舍区出入口。

地形地貌以丘陵为主，平地极少，总体呈“四条丘陵三片沟谷”格局。相对高差大于50m，地势最高处为86.6m，最低处为34.0m。

植被覆盖较好，山林气息较浓。植物以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为主。

辟有漫竹湖、秀峰、数红阁三大景区，形成了一些特色功能空间。

2 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园在景观和功能方面已不能适应市民的需要。

通过现场踏勘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调查结果发现：一方面，公园有其得天独厚的滨江优势和地形特色，以烧烤、滑草、趣乐园等特色经营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特别是14～40岁年龄段的青年游客；另一方面，落后的基础设施、无序的空间格局令游客感到美中不足，主要问题表现在：景观设施偏少且无序，风格不统一；游乐设施位置不合理且陈旧，沿路而设既不利安全又有损园容；水面小且缺少参与性；园内外缺少停车场，无法满足交通需要：缺少老年人健身场地和设施；植物景观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景观。

综上所述，如何在一个有多年积累的城市综合性公园中，协调增设景观设施、拓展活动功能和营造良好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景观资源，整合滨江优势，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做好传承与发展文章，是本规划的重点。

3 规划定位

规划把南郊公园定位为以山林休闲、科普教育为特色的中亚热带丘陵山地型现代综合型市级城市公园。

4 规划原则

尊重现实，合理利用的传承原则；坚持功能优先、生态优先、环境优先的发展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突出特色，理念创新的前瞻性原则；适应城市总体规划、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的原则；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5 功能分区

根据公园经营、管理特点，结合用地状况、现有格局和发展态势，规划为六个功能区。

5．1管理服务区

园东大门新征用地，原南大门区、原北门区、基于衔接规划建设中的湘江风光带和城市干道的西门区以及原南门对面的三角地块均属管理服务区范围。

将原南大门作为车行主入口，新征东入口结合控规确定的城市广场功能规划为人流主入口；远期将新增西入口作为主要的人行出入口。

改造并新建管理服务建筑和游客服务中心，作好交通衔接处理，解决公园人、车流管理，行政后勤综合管理和游客接待服务等功能。

5．2主题游乐区

针对公园的特殊地形，择原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处山谷平缓空地和林缘以及相邻的平缓高地，规划为主题游乐区。

5．3科普活动区

将公园原趣乐园和科普乐园地块，规划为科普活动区。保留公园历来在青少年科普活动方面的特色和基础，并进行功能和景观整合，合理组织游线，完善空间序列，使区域品质得到提升。

5．4生态休闲区

将公园原数红阁景区、滑草场、烧烤乐园、莱茵园、秀峰草坪，漫竹湖以及从漫竹湖到粉单竹景区的连绵山谷和西南角生态山林，整合规划为生态休闲区。

该区占地最广，也是公园一直以来最具活力的地块。是人们感悟自然、漫步山林，森林游憩，烧烤滑草，亲近水景和远眺湘江、岳麓的好去处。

5．5生态健身区

将公园北面连绵山林规划为生态健身区，解决一直以来公园存在的户外健身场地严重缺乏的问题。

该区以林荫健身活动为主，因地制宜地设置“森林卡座”型活动空间。

5．6文化休闲区

将公园西面与湘江风光带衔接的区域规划为文化休闲区。以猴子石码头和老火车南站遗址为题材，通过景观重塑、生态修复和文化再现的综合举措，展示老长沙水路和铁路运输文化，保留一段特殊的城市记忆。

6 景点规划

景点规划应实现三个目标：

①充分展示生态野趣的自然景观；

②强化景观轴线，完善景观序列；

③创造时空变化的意境空间。

人们的视觉感受随着视距、视野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视觉印象也随着季节的更替有所不同。

中国的传统绘画十分讲究“三远”的结合，对平远、高远、深远的画理追求一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评判和审美标准。从景观的角度而言，可以采用利用远景、关注中景和重视近景的手法来达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境界：借公园多变的地形做好借景文章，充分利用远景：在不同的景观区域形成围绕景观，塑造丰富多彩的中景；置身于某一景点，观赏花木、小筑、水体等，满足近景的要求。

按照传承与发展的总体思维，以原来初具规模的景点或景区为依托，根据功能分区的情况，将公园的新景观体系归纳为“南郊八景”。

6．1双亭映秀

对原漫竹湖景区进行景观改造。以草坡结合景石驳岸的方式获得自然美感：以双亭为轴心增设休闲平台，理顺游线，增加水边停留赏景和亲水、戏水的机会：增植湿生、水生植物，形成丰富而自然的环境氛围。

6．2竹苑听泉

迁走原漫竹湖以西至粉单竹景区的游乐设施，利用谷地理溪，营造一条滚珠落玉的“琴溪”；坡度较大的沟谷，则形成“旱涧”，设路、架桥、置汀石，组织便捷而有趣的游线；水岸植湿生、水生植被，形成生态野趣的画境空间；使静谧的漫竹湖焕发出“惟有源头活水来”的景观活力。

对原粉单竹景区进行景观改造理溪涧，设亭台，掇石为瀑；在现状良好的粉单竹林基础上，增植适生竹类，形成竹类主题植物区。人们坐在“清音亭”中，看竹影斑驳，听“清音瀑”的和音，清新静气，心旷神怡。

6．3梦幻山谷

对原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进行景观改造，形成主题游乐空间。并充分利用相邻缓坡地，平缓的坡顶和林缘，因地制宜设置森林游乐设施，形成南郊特色的“欢乐谷”。

充分尊重和合理利用原有资源，对原有建筑采取拆除和保留改造并举的办法，将改造后的主建筑设为该区域的`管理用房和游戏大厅；对原游泳池进行适当改造，作为水上游乐活动的场所。

6．4空山鸟语

将公园北面自然山林规划为生态健身区，满足市民的迫切需求。结合地形和植被现状，因地制宜地设置“森林卡座”型林荫健身场地。以有意识保留的林荫绿岛以及适于健身活动、休憩的硬质铺地、坐凳为主要景观形态。增植招鸟引蝶植物，让人们在相对寂静的山林健身漫舞的同时，聆听自然的声音，颇有“空山鸟语”的古典意境。

6．5莱茵映秀

公园现莱茵园地块，已具备良好的景观形态。

规划保留该区块的基本风貌，在林缘和大草坪中部，增植樱花树林，增添春色美景。莱茵小筑，秀峰草坪，相映得趣。

6．6天趣乐园

公园原趣乐园，以青少年野趣活动为特色，一直以来备受市民青睐。规划保留该区块的特色，对景观设施进行合理增设，对景观植被进行合理改造，加强林下地被建植，提升景观品质。

6．7双阁数红

公园原数红阁景区，既是借景远眺的佳处，又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地位较突出。但随着植被的生长、猴子石大桥的拉通以及湘江风光带的南拓，数红阁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地位已不够突出。

保留该区特色，并根据人流增容和挖掘借景资源的需要，增设可远眺麓山江洲，近赏秋艳红叶的五层高阁——留云阁和水平拓展的亭廊组合园林建筑，形成独具特色的“双阁”标志性建筑组合。与“双亭”景点一脉相承，且可作为增加借景空间和展示文化特色的主景点统领公园景观全局。依山势叠级拓宽现艺绿居的户外活动和赏景平台面积，提高其园林经营接待能力，整理艺绿居前坪，规划小块临时泊车空间，使之更适应时代的需求。

对植被进行适当调增，增添红叶氛围，加强高阁数红的空间氛围。

6．8记忆旅程

公园西侧紧靠湘江大道的地段曾经是猴子石码头和老火车南站的原址，保存有废弃的铁路、站台以及日积月累的生态——恢复痕迹，呈现出一种斑驳而蕴含活力的特殊景观形态。把这一地带规划为反映老长沙铁路和码头运输历史的文化纪念区块，作为一种城市的记忆。“记忆旅程”分为两大板块：铁路文化区主要包括遗存的铁路，以废弃的厂房改建的铁路历史博物馆和特色酒吧，通过景观更新、生态修复，形成有特色的文化景观。通过对老猴子石码头遗址的保护，景观和文化的重塑，注入新的景观和生态活力。两个区域以断断续续的老铁路连接，既是时光隧道，又是生态休闲走廊。

“记忆旅程”挖掘和升华了公园文化，保留了一段特殊的城市历史和城市肌理，丰富了湘江风光带景观，更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7 植物规划

植物规划应以保护自然生态和原有景观为前提。遵循“整体优化、多样性、特色性、综合性、共生性”原则，根据公园植物景观现状评价和分析，结合景观、功能分区，将公园的植物景观体系规划为七个不同特色的区域：

7．1红叶景观区

分布于现数红阁以北和以西地块。该区现状林相效果一般，除保留数红阁南坡的红继木团以外，因地制宜地在林缘和空地增植鸡爪槭、红枫、红叶李、乌桕、枫香、山麻杆等红叶植物，形成更浓郁的红叶景观林。

7．2樱花草坪景观区

樱花草坪景观区位于现秀峰草坪和滑草场以及西部紧邻湘江风光带的区域。考虑到公园缺乏春花景观林的具体情况，采用林缘片植与草坪中孤植(群植)的方式，形成浪漫明媚的春花草坪景观。同时樱花冬季落叶，冬态优美，不影响秋冬人们在草坪中享受宝贵的阳光。

7．3原生风景林区

对现状景观效果较好的林相，以保留为主，适当在林缘增植适生地被和花灌木，维持公园的自然野趣。

这些林相主要分布于公园的南面、北面和东部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地块，量大面广，形成了良好的植物景观骨架。

7．4竹林景观区

分布于原粉单竹景区和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以南山坡及公园南入口左侧的山洼中。除保留原有的粉单竹、凤尾竹、青皮竹、凤凰竹、黄金间碧玉竹以外，还可引进湘妃竹、佛肚竹、紫竹、刚竹、苦竹、方竹、箬竹、山竹等品种，形成丰富而幽雅的竹类专类园。

7．5水生(湿生)植物景观区

位于公园原南大门的正面，以湖为核心，以溪涧为纽带，植桃，栽柳，并加强水生(湿生)植物景观份量。水中植莲浮萍，水边栽萱草、菖蒲、水芋、千屈菜、芦苇等湿生植物，形成生机勃勃的湿地景观。

7．6招鸟引蝶景观区

分布于公园北部，现状林相效果一般。增植观果引鸟为主的植物，如枇杷、柿树、枸骨、石楠、南天竹、火棘等，既增添观果特色，又为生态健身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

7．7树阵景观区

树阵景观区位于公园新东大门，结合交通功能布局，在广场边缘及中间以树阵为主要种植形式，形成广场氛围的入口绿化景观。

8 交通规划

8．1路网

规划将公园内道路分为三个等级：

8．1．1园内主干道(车行道路)：主干道与城市道路相连，是公园内、外车行交通主干道。在原有车行道基础上新增部分车行道，宽4m。

8．1．2园内支路：各景点之间的次要道路，为主要的步行道。分布在整个公园范围内，连接各景点、游乐设施、休闲场所，平均宽度1.5-2m。

8．1．3游步道：辅助园内支路，构成道路网络。平均宽度1.5m。

8．2出入口

8．2．1东门：建成后将结合城市广场功能成为景观广场和人行入口。

8．2．2南门：远期将从原有的主入口位置改变成为主要的车行入口。

8．2．3西门：随着沿江风光带的建成，将成为公园的人行主入口。

8．2．4北门：现为宿舍的出入口，随着宿舍的拆迁会一并拆建。

8．3交通工具

规划交通工具主要为观光自行车、电瓶车等无污染的生态式交通工具。

8．4停车场

入口区设置临时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主干道每隔一定距离设置车辆会车处及自行车暂存处。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停车方式：在东门处设一大型地下停车场，面积3000m2；在南门、东门及西门处各设一中小型地面停车场，停车面积3600m2：在莱茵园和数红阁两处，考虑到车流量较大，分别设置200m2的停车场，方便游客泊车休闲；规划总停车面积达到7000m2。

9 建筑风格控制

公园建筑按院落式民居风格规划布局，宜隐不宜显，凸现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和湖南民居的精髓。建筑单体设计应强调本地特征，建筑材料应强调乡土特色，建筑色彩应强调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10 结语

南郊公园总体规划是一个有历史、有基础、有影响的城市综合性公目的重塑和更新，这类项目在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景观条件，紧跟城市发展脉搏，满足市民使用公园的新需求，走传承与发展之路，是重塑公园形象、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的正确途经。

篇3：商学院文化论坛传承“湖商精神”

商学院文化论坛传承“湖商精神”

11月20日，商学院、求真学院经管系召开以“电子商务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的湖商文化论坛主题讲座。阿里巴巴平台项目运营副总曹飞与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共同分享了电商的发展历程，同时结合“薪火湖商”主题，对湖州电子商务的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场学生从中受益匪浅。

曹飞强调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对湖商文化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作为新时期快速发展的一个行业，适应了当今社会的发展的潮流，其发展潜力巨大。曹先生结合自身经历将电商的'传承与发展生动形象地向在场同学作了讲述，并鼓励同学们打好专业知识基础、了解当今电商发展形势，为做一名商业精英积累经验。

据悉，本次论坛为商学院“湖商论坛”的第一讲。商学院以“薪火湖商”为校园文化品牌，秉承湖商讲信修睦、务实创新、义利并举、实业报国的精神，通过举办湖商文化节等挖掘湖商的精神价值，促进商科学子的成长成才，而湖商论坛是此次文化节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教授商科学子湖商文化的一个有效的载体。

篇4：牢记嘱托传承精神引领发展

深秋时节，登临井冈。阳光温暖，满山苍翠依然。

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000余人，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今，井冈山干部群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

把井冈山精神融入血脉

井冈山茨坪北山的革命烈士陵园里，青松竞秀，游人如织。

2月2日，正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两年多来，井冈山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深挖井冈山精神内涵，积极传承红色基因。

井冈山市加大红色革命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力度，围绕井冈山斗争史中的“人、物、事、魂”，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各级党委、各基层组织积极创新形式，推动井冈山精神深入人心。重视对红色文化遗址遗迹、旧居旧址的修复和保护，充分发挥其宣传教育作用。“红色诗词朗诵”等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主题活动连续开展。

使井冈山精神广为弘扬

20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时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两年多来，井冈山市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把再现革命情景、体验红色文化、考验自我品格、熔炼团队精神等融为一体，打造出集培训、参与、体验为一体的红色培训“井冈模式”，开创了干部教育培训、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训的“井冈路径”。构建了一支红色培训师资队伍，形成了集现场互动、户外拓展、影视戏剧等为一体的精品课程体系，获得广大学员一致好评。近年来，井冈山红色培训持续升温，培训班次、培训人数的增幅均保持在50%以上，培训学员46.17万人，同比增长55.03%;上半年，举办培训班3485期，培训学员20.75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8.73%和36.60%。

让井冈山精神引领实践

在井冈山市的茅坪乡，有一个叫神山村的小山村，地处偏远山区，全村54户231人中，曾有贫困户21户61人。如今的神山村，家家户户搭上了脱贫致富快车。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深刻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党员干部以井冈山精神为引领，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严把“产业扶贫、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居、兜底保障、基础设施”六大关键，着力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大难题，井冈山市实施“321”帮扶机制，即县级干部帮扶3户、科级干部帮扶2户、一般党员干部帮扶1户，确保有能力的扶起来、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了的保起来、住不了的建起来、建好了的靓起来，确保不让贫困群众一户一人掉队。202月26日，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井冈山人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井冈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努力实现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努力实现在贫困地区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继续作示范、带好头。”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党委党建范文】二

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他在座谈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西柏坡精神，平山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脱贫攻坚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一场新的“赶考”，举全县之力向贫困发起“总攻”，坚决兑现如期脱贫的庄严承诺，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平山县脱贫出列了!

望着农家饭店、农家小院新挂上的古色古香的招牌，西柏坡村老党员闫青海百感交集：“感谢党中央，感恩总书记，现在的西柏坡村变得更美了，游客来得更多了，老乡们的光景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走进下槐镇南文都村，村民范花书向记者说起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家门口修了荷花池塘，村里路修好了，铺设了下水管道，家里盖了新房子，还建了水冲厕所。范花书一家5口人，以前守着3亩薄田土里刨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现在流转了两亩地，每年租金1800元，还加入了柏胜农业合作社，每年分红750元。俺和老伴现在都在葡萄园里打工，一年下来能挣4万多呢!”

平山县是集老区、库区、山区、贫困区“四区合一”的特殊县份，针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县情实际，创新实施了“农业园区+扶贫”模式，引导贫困群众通过土地流转赚租金、扶贫资金入股园区获股金、入园打工挣薪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发展乡村旅游是一个重要渠道。平山县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他们将“旅游+扶贫”作为有力抓手，引导支持白鹿温泉旅游度假公司在做大做强红崖谷景区的同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温塘镇大米峪村贫困户齐光辉在景区内经营纪念品、小礼品店铺，月均收入达50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脱贫、持续增收。此外，景区周边群众还自发经营起农家乐、采摘园、家庭旅馆等，实现了足不出户当老板……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指引下，平山县实施“乡村旅游+扶贫”“生态产业+扶贫”……一个个产业发展起来，一批批群众走上稳定脱贫路。平山县还探索建立了“大产业覆盖、小产业带动、点对点帮扶”产业扶贫新机制，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了“输血”脱贫到“造血”脱贫的转变。目前全县260个贫困村基本实现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场历史性“赶考”中，平山全县上下切实发扬西柏坡精神，众志成城，合力攻坚，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为打赢这场硬仗，平山县把最好的干部安排到脱贫攻坚一线，不脱贫不“收兵”。结合“三带三情”(带着真情教育干部、带着亲情服务群众、带着激情干好工作)下访解难专项活动，选派546名优秀干部驻村，连同省、市驻村工作队，对260个贫困村和35个面上贫困村实现“全覆盖、无缝隙、绣花式”精准帮扶;抽调23名业务熟练的年轻干部，作为县级政策“明白人”派驻23个乡镇，全程跟进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有效保障了政策落实不走样、不变形。

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精准识别、精准施策是关键。“我们建立了脱贫攻坚信息动态管理平台，逐户甄别，逐户分析致贫原因，然后精准施策。”平山县扶贫办主任秘书明介绍，对2049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施产业扶持和就业扶贫;对723名贫困家庭学生，全面落实“三免一助”政策;对14159名山区宜林区域贫困人口，实施太行山生态绿化工程和护林员就业帮扶带动;对19636名农村低保、五保和特殊困难人群，实行政策兜底、残疾补助和子女赡养等精准保障;对2182名因病致贫人口，实行医疗救助脱贫;对247名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区域人口和3983户住房困难群众，实施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帮扶。

成绩喜人，巩固发展脱贫成果依然任重道远。“我们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100个特色田园乡村，既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原汁原味感受农耕文化，又要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服务，使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本。”平山县委书记李旭阳表示，今后，平山将继续加大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的力度，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不懈奋斗，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党委党建范文】三

“近年来，广大帮扶干部不负组织重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政治引领，积极投身精准扶贫事业，在扶贫工作中锤炼党性修养、升华提升自我，涌现出一大批能担当有作为的优秀干部，得到组织提拔重用。接下来，大家要带着新使命、扛起新责任，加倍投入热情和精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日前，安徽灵璧县县委书记刘博夫在该县召开新提拔领导干部任前谈话会时说。

今年以来，灵璧县先后16批次从扶贫一线提拔重用69名领导干部，其中10人被作为乡镇长人选先后考察任用。该县通过旗帜鲜明地选拔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特别是提拔重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作出成绩的扶贫干部，努力做到让有为者有位、让吃苦者吃香，树立起了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灵璧县坚持硬选人、选硬人，选优配强包保人员，打造出一支6084人的强大扶贫干部队伍，全员开进脱贫攻坚战场，锤炼政治担当。该县要求，帮扶干部原则上要执行“三天两夜”制度，即每周周二白天、夜间，周三白天、夜间，周四白天吃住在村，集中力量抓脱贫攻坚工作，其余时间统筹其他工作。驻村期间，全体参与人员要与农户面对面访谈、心连心交友、手牵手分忧、全身心解难，逐户摸清实情，建立包保联系档案，全力宣传政策，积极引领发展，用行动结对、用真意感动、用真情帮扶，帮助贫困群众摘掉“贫穷”帽子，提升工作能力，实现担当作为。

为促使干部提高扶贫意识，该县规定，新提拔重用干部原则上都要参与扶贫工作。在广大干部深入扶贫战场同时，县委组织部实时跟进，延伸考察触角，切实做好从扶贫一线选拔干部工作。及时建立帮扶干部基础信息档案、实行运行情况备案、调整配备预案，对干部扶贫工作实施精准档案管理，全面掌握干部的扶贫工作动态。注重突出干部帮扶成效挂钩运用，坚持在扶贫一线识别、考察和选拔干部，对干部扶贫包保情况实行月考核月排名月通报。干部扶贫工作成效与单位绩效考核和干部年度考核、选拔任用、评先评优、推荐“两代表一委员”等实行“五个方面挂钩”，有效发挥了广大干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作用。

为保证选出高素质的干部，该县坚持“理论武装强党性、业务培训强素质、技能学习领发展”三大思路和举措，多措并举让扶贫干部能力素质强起来，积极引领干部成长。县委组织部牵头组建“红色宣讲团”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巡回宣讲310场，开展集中理论专题培训3次，举办扶贫业务、党建业务、选派帮扶干部服务管理平台、智慧纪实系统使用、非贫困村工作岗前和自然村扶贫小组长业务等培训班7期，邀请县扶贫局、涉农部门开展现场培训6场，外出学习考察派员120人次，扶贫干部学到了真本领。

【党委党建范文】四

10月30日下午,通过“智慧党建”云平台,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蒋国平与正在开展党组织生活会的沙洋汉津监狱三监区党支部负责人实现远程视频对话。

10月30日,湖北全省监狱党务干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培训班在沙洋监狱管理局召开。蒋国平、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朱建新等率全省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政治处主任等110余人走进沙洋汉津监狱,现场观摩“智慧党建”云平台运行情况。这是湖北省监狱系统近年来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党建工作培训。

“党建云”大数据、智慧党建APP、远程视频连线、VR全景虚拟展馆、电子党员证、党建智能音箱……一系列科技感十足的“黑科技”集体亮相,标志着湖北监狱首个“智慧党建”云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监狱党建工作步入“云时代”。

201月,沙洋监狱局机关党委和汉津监狱先行试点研发“智慧党建”云平台。

历时9个月探索和实践,“智慧党建”云平台完成了电脑端、手机端、大屏端的整体建设,支持党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学习考试、宣传展示、数据分析、督查考核等多项功能。

《法制日报》记者现场扫描二维码,即刻进入“智慧党建”云平台,能够线上查看电子党员证,了解在线学习、党费缴纳、积分排名等信息。

目前,汉津监狱31个党支部、427名党员已纳入“智慧党建”云平台信息系统管理。

“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党员联动模式的改变,以前是传统交流方式,现在变成线上和线下互动,最大的好处是党建学习教育普及方式更便捷,活动也更加多样化。”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政委明平说,“智慧党建”云平台能重点解决监狱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组织管理难、党员学习难、上级督导难、数据统计难等问题。

工作人员还现场演示“智慧党建”云平台各大功能及操作流程,各党组织的位置、机构、党员及领导干部、党内组织生活等信息一目了然。

在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局长段晓东看来,将党务与政务、狱务、警务“四务合一”,“智慧党建”云平台实现了监狱党建工作从“融合党建”向“智慧党建”升级,能够全面加强新时代监狱系统党的建设的主动性,不断提升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水平。

“新时代对全省监狱系统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在全省推广‘智慧党建’做法,把从严治党管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支部,教好、管好、用好每一名党员民警,通过抓党建推进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坚决守护好平安稳定最后一道防线。”蒋国平说。

【党委党建范文】五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重要指示，在全市深入发掘、树立一批优秀奋斗者，激励广大市民立足本职、努力工作，年5月，石家庄市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在全市深入开展“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大型宣讲活动，掀起各地各系统学先进、当先进的奋斗热潮，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省会、经济强市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创新组织形式，活动扎实开展。此次 “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宣传部、市直工委、市委农工委、市教育局、市国资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妇联共同主办，这样就将宣传部一家的事，变成了8部门大家的事，基本涵盖社会生活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为给全市活动树示范、带好头，5月28日，市委宣传部在矿区人民广场举行了“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启动暨首场讲述活动，邀请来自科研、教育、公安、地铁、企业、基层等行业的6名优秀代表走上舞台，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邀请各系统、各县市区有关领导现场聆听，将好的经验带回去，推动基层活动上水平。各系统、各县市区也纷纷举办启动示范活动，并从最基层发动，层层选拔，最终举办1-2场大型讲述比赛，使“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活动落地生根、遍地开花，形成了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深入发掘选拔，好故事层出不穷。市直工委将“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活动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活动，组织全市30多家市直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奋斗者讲述活动，选拔出扶贫好干部郭士华、新时代80后财政人王新彩等优秀选手，号召全市机关干部向他们学习，做新时代奋发有为的好干部。教育系统在大中专院校中举办了5场集中活动，推出了爱生如子、桃李芬芳的艺校教师于冰，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党员“薪火服务队”等典型，并在市艺校举办了精彩纷呈的“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文艺晚会。全市工会系统开展“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职工风采讲述活动，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全国“大国工匠”王景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藁城区杜村党支部书记高素娥等14名优秀职工代表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奋斗故事，激励全市职工“三百六十行、行行争状元”。各县(市、区)也从最基层发动、层层讲演，涌现了小社区实现大作为的“小巷总理”米丽英，社区群众工作的“全能民警”__，“一诺千金”好支书、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刘金国等一大批的群众身边的好典型。市委宣传部将这些奋斗者的事迹进一步发掘提炼，辑印《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石家庄奋斗者事迹选编》，树立新时代石家庄奋斗榜样，展现城市风采。

全媒体互动传播，合奏奋斗新时代最强音。市委宣传部利用全媒体平台，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方式，使好故事广为传唱，激励更多人行动起来，让奋斗成为时代主旋律，成为石家庄的精神旗帜。一是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石家庄日报社开辟“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专栏，连续刊发我市优秀奋斗者事迹;石家庄电台专门制作广播节目，将奋斗故事生动地讲述出来;石家庄电视台对全市讲述活动全程播出，并利用腾讯视频等平台网络发布。同时积极向其他媒体推荐：中国新闻网、凤凰网、腾讯网、河北新闻网等重点新闻网站纷纷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和，河北电台故事广播、河北电视台《河北好故事》发布，播出了50余期我市奋斗者事迹。二是新兴媒体创新宣传。石家庄广电新媒体中心成立专门直播小组，以无线石家庄APP为主平台，在各个平台发布直播入口，对各地各系统“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活动进行了18场网络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20万人次。利用市区10余块户外高清大屏和沿街显示屏，全天候发布“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公益广告。各系统、各单位也利用自身新媒体平台，为奋斗者选手制作H5页面、微视频等，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推送、扩散，使每一位选手都成为关注焦点，成为群众身边的英雄。石家庄市还组织了“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网络征文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写出自己心中的优秀奋斗故事;举办媒体推荐专场，从专业记者的视角发现更多的好故事、好线索。营造了人人参与聆听、人人踊跃推荐的宣传氛围。三是巡回宣讲深入宣传。石家庄市广泛成立了“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宣讲团，组织优秀奋斗者代表深入社区、企业、学校等地开展巡回宣讲，将奋斗精神、爱与感动传递至四面八方：市总工会举办工匠精神进校园活动，组织中车集团省劳模刘志彬、石煤机省劳模王立强等10名省会十大工匠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传递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长安区举办了“长安之声”巡回宣讲活动，义务宣讲队深入全区社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晋州市成立“好故事讲师团”，选拔12名理论素质高、懂新媒体制作的优秀年轻干部，分为6个小组，进支部、下基层，担当讲述奋斗故事的“轻骑兵”。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共开展“奋斗新时代我们一起来”大型活动30场，基层选拔、巡回宣讲活动600余场，参与选手近4000人，听众逾3万人。在这些好故事的引领下，更多的基层宣讲正在进行、更多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活动在广大市民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有市民说：“原本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很平凡，自己也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日子也就一天天地凑合下去，听了这些奋斗故事，才真正明白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只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精益求精，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和共同心声。

篇5：牢记嘱托传承精神引领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是20xx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尤其是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然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甚至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显著高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有关调查却认为它是“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xx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相当于美国水平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是美国水平20%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着未来就会高枕无忧。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中国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覆辙

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一些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发展中的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些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始终在有序推进。特别是党的xx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努力创造更多城镇就业岗位，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xx年将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近年来，我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的产业链向着中高端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诸多重点领域，我国企业正走向世界前列。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上述这些举措能够保证我国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覆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我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举措，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高质量发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国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表明我国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党的xx大以来，我国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的公平市场环境。针对经济领域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提出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任务有序推进，无效和低端供给明显减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日益扩大，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三去一降一补”基础上加快实施“破”“立”“降”，即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及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些举措正在产生积极效果，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结构持续优化。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动力充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发展无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因而陷于停滞。我国高度重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展的均衡性显著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空间格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重心，也是沟通我国东中西部的交通大动脉。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将构建起沿江绿色生态走廊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沿江产业合理布局，更好发挥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入推进，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城市群建设提质增效，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大大增强。

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共同繁荣。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信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促进世界发展更加均衡。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增添更多发展动力。因此，中国不仅自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6：中医的传承和发展论文

试析中医之现状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渐衍生和发展的一门伟大的系统的古老学科，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自西医引入中国，中医的主导地位逐渐为西医所取代。

相对于西医而言, 目前中医学在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均处于次要、辅助地位。在从业人数、院校数量、在校学生数、床位比、床位周转率、科技成果获奖等各个层面, 中医都与西医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临床所治疗的疾病看, 中医多局限于疑难杂症、病毒感染性疾病及预防保健领域。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年轻的中医医师对中医学术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他们更热衷于学习掌握西医知识, 而中医水平却代代下降。这种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而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

1．中医的传承困境

据统计【1】，1920 年全国中医从业人员约80万人，1949年约50 万人，降至25. 3万人，占医师总数的11． 7%，而目前全国名老中医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5000人减少至现在不足500 人，可见中医传承现状不容乐观。

1．1中医传承的内部困境

1．1．1中医队伍自身的迷茫

疗效是中医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没有了疗效，其存在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而中医的疗效在于“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此即为中医的灵魂。而也正是中医与“哪痛治哪”的西医的最大分别。

然而随着西医的蓬勃发展和诊疗技术的日益更新，许多人提出“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以先进的诊疗设备作为诊病的根据之一，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种想法固然是好的，且不知这使得很大部分的中医在临证之时，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西医的僵化思维模式，哪里不好就治哪里，有炎症了就用清凉的药物清热解毒。这种“以方套病、废医存药” 的做法，完全脱离了中医辩证论治的原则，使中医的精髓丧失殆尽，空有其形而已。

这其实体现了许多中医的迷茫、不自信，若他们能坚持辩证论治的根本原则，使先进的诊疗手段为己所用，对临床疗效未尝没有帮助。也就是说，只有养成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那么适当的结合西医，才可能是有利的，否则就只会是未得其利，先获其弊。

1．1．2中医教育模式的不足

传统的中医教育模式是师承教育，主要通过父传子、师授徒承的方式。而现代师承教育主要体现为遴选有丰富学术经验和技术特长的名老中医专家为指导老师，选配优秀的中青年业务骨干为学术继承人，展开针对性的培养【2】。师承教育使枯燥乏味的理论在生动、直观的临证过程中还原为具体的形象，保存和继承了各家的理论，但是其规模较小，无法满足临床大规模的人才输出。其次，师承教育容易造成思维局限，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创新【3】。同时，另一种主要的中医教育模式就是院校教育，虽然院校教育能够满足临床大规模的人才输出，但由于教学规模较大，无法就个人特点因材施教，对加强中医基本功的训练不够，导致学生临床水平不高。

1．1．3中医自身的难度

中医辨证具有灵活性和思辨性。由于它的依据是病人的主诉、体征及医生的主观感觉判断, 如舌、脉诊断, 较笼统和主观, 缺少统一的规范化、量化的标准, 不利于学习、继承和推广。【4】同时，中医在治疗的时候运用不同的指导思想，该分析的时候分析，

该综合的时候综合统筹兼顾全面考虑而不是顾此失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中医学这种思维方法更适合于解决多因素、多层次的慢性及复杂性疾病的治疗问题。然而这也造成了中医的学习难度，易学难精，不利于中医的传承和发展。

1．2中医传承的外部困境

1．2．1中医文化的环境的丧失

中医作为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其语言皆采用文言文，其中的文字也都是繁体字，而我国现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白话文，书写简体字。因此，对于文言功底不好的人来说，中医的典籍、药方不啻于天书，在传承过程中，难免会造成缺失及错误。这种中医文化传承的弱化，必将会影响中医的传承。

2．中药制剂的落后限制中医的发展

说起喝中药，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它那苦涩的味道，就不禁望而生畏。特别是一些老病号，长期喝中药都喝怕了，一提起中药就叫苦不迭。同时，中药多为方剂，需要煎服，过程繁琐，十分不方便。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远离繁琐的家务，开始注重享受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治病总是希望治疗方法越简单越好、见效越快越好。而中药味道苦涩难咽、煎煮过程繁琐、服用量大、不便于携带保存，已经难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许多人都承认中医治病确实有效，但却不愿服用中药。这种认可中医却又拒绝中药的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中药是中医最常用、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却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脱离了患者的需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3．普通民众对中医的信任危机

3．1中医的一些理论依据无法得到科学验证

有人说中医不科学，甚至还有人说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因为中医所说的“ 气” 是虚无的；中医所说的经络在解剖学中是找不到实体的；中医的五行学说牵强附会；中医历千载而不变是僵化的；中医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积累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现代医学如此发达，有没有中医已经是无关紧要了！【5】

3．2中医的“名医效应”

部分人认可中医的疗效，也承认中医在疑难杂症、慢性疾病、术后康复、养生保健方面有独到的优势，然而他们却只认可知名的老中医，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医不屑一顾。名中医一号难求提前一夜排队的现象司空见惯，甚至有的预约专家号己排到几个月以后。而与此相对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中医却无人问津，少有人相信他们。这种现象也体现了一些人对中医的缺乏信任，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壮大。

4. 中医管理机制的僵化

中医之衰落，与其僵化的管理机制有莫大的关系。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即整个地区的中医产业还不如一所西医医院！中医医院、诊所则寥寥无几。医者无立足之地，医术又何以宏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方面，中医医疗机构严重不足，业务萧条，又无法申请行医执照，以致大批具有中医执业资格的人，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许多无医疗技术的江湖骗子长期挂靠医院门诊非法行医，虽经整治，屡禁不止。【5】多年来，中医之管理松紧失度：该严格把关的地方不严格，该放宽限制的地方不放宽。许多酷爱中医之士欲以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竟然所学无用武之地，实在令人沮丧！

中医的前景如何，与相关政策休戚相关。如果政策适当，给中医适当的发展空间，中医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发展，最终受惠的还是人民群众。反之，如果政策失当，该紧的地方松，该松的地方紧，对中医的发展不促反抑，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中医现在处于艰难处境, 可谓内忧外患兼而有之。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医药困难中孕育着突破, 绝境中包含着生机。应戒骄戒躁，静下心来，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求真务实，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由量变到质变，使中医能在不远的将来以崭新的形象服务于中国，服务于世界，成为我们的骄傲。

参考文献：

【1】陶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困境［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15( 6) :7

－8．

【2】汤少梁沈爱琴从隐性知识管理角度解读当代中医传承困境（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

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2．南京中医药大学级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46）

【3】孙涛，樊新荣．澄省与致远: 中西医并存下的中医学思索［M］．北京: 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 2009:182．

【4】陈四文中医现状反思与展望之我见中医药通报 6月第 5卷

【5】袁维舟试析中医现状与发展中国科技信息第 10期

篇7：微商发展研究论文

微商发展研究论文

微商发展研究论文【1】

[提要] 微商在近年来越来越普遍，成为新时代重要营销手段;而微商虽然发展很快，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对此，人们应该如何应对朋友圈变成商圈问题，探究微商的发展是当前主要问题。

关键词：微商;发展道路;问题

一、微商背景简介

在日前淘宝弊端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微盟CEO孙涛勇提出一种移动社交电商模式，通过会员积分、优惠等手段吸引用户群体，因而淘宝平台用户也正渐渐转向微信平台进行营销。

所谓微商，是指企业或个人基于微信生态集移动与社会化媒体经营推销于一体、实现商品社交分享的一种新型电商模式，其主要分为B2C微商和C2C微商两种。

前者是由厂商等货物供应者独自建立公众号，构建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自行对商品进行管理、发送以及客服的移动商城。

而后者则是个人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在朋友圈开店，通过向朋友推销和朋友协助宣传以赢取利润。

为了适应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跨越式的变化。

而微商恰是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改变了以往的经营、管理模式，具有广泛性、及时性、高效率、低投入等特点。

同时，一方面由于微信属于一种社交平台，使得微商的用户群比传统电商更加广泛、精准;另一方面微商相对传统电商而言，拥有自己的大数据库，排除了一些中间障碍，能够及时并精准了解客户信息与需求，实现个性推销，也便于企业或个人经营管理。

因此，相比其他经营模式而言，微商入门的门槛是相当低的。

二、微商发展现状

在经历了一个时间段的发展后，微商现在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中国内移动电商平台“口袋购物”CEO王珂近年投入2亿元作为引领微商的资金，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公众号，从而实现B2C模式进行产品销售。

随着微商的经营模式等方面不断进步与完善，微信等软件也在不断升级，出现了微店等可进行直接购物的微商模式，在推动人们绑定银行卡的同时，也在为自我谋取更大的金钱流动，实现多方的共赢局面。

如今，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可以通过扫商家二维码取得一定的商家信息及一定的优惠活动信息，越来越多的商家开通微信支付等功能，顾客无形中被微商侵入了生活中。

顾客们被动的每天接受各类商家的推广信息，也会渐渐使用微信去购买商品进行消费，微商已经成为了当今时代人们不可缺少的消费购物手段。

客户从微商中得到了便利与一定的优惠，而商家在其中获取一定的利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拉拢自己的客户群，集中进行宣传推广，以此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

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起微商，出现了过于频繁的刷屏现象，朋友圈已经有种沦为商圈的感觉，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无奈的选择屏蔽甚至删除好友。

微商的发展仍然没有进入一个完全稳定的经营状态，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它的利与弊，寻出一条发展道路。

三、微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微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商的渠道来谋取利益，如此这般，便使得朋友圈像超市、大卖场一样，什么都有，也什么都卖。

然而也正是因为微商的普及，使得微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一)微商品牌商运营时的难题。

微商市场虽然具有低成本、回款快等特点，但由于门槛低、要求不高、个体行为等原因，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来经营微商，给品牌商带来运营管理上的难题。

我们经常看到商家为了利润混入假货等行为，这不仅会影响其他商家的销售，同时也会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如果长时间如此运营，不仅使微商对品牌不信任，更会使得消费者失去对微商产品的信任，因而导致品牌急速死亡等现象。

(二)频繁的刷屏引人反感。

随着朋友圈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朋友圈来进行销售行为，而朋友圈对于我们来说只是社交的私人圈子，大多数人刷朋友圈只是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最新的动态进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有时候也是为了更多的了解新的信息和事物，如果在朋友圈偶尔看到一些产品，大家会觉得很新鲜，进而也会有消费的冲动，但是很多人为了提高产品的订单量却不断晒出产品信息，由于这些简单粗暴的刷屏，使得朋友圈被这些无用的信息占据，不但会引起朋友们的反感，同时也会使他们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很多人屏蔽甚至删除其朋友圈关系，因此关于微商宣传的方式和手段有待改善和思考。

(三)大量非法暴利的三无产品混入。

许多不法商家利用微商渠道的隐秘性，在没有资本和生产实力的情况下，生产并销售产品，又利用微商效果好和价格低的特点，不断从消费者手中牟取暴利，然后利滚利，最后得到更多的收益;同时，因为从事微商的成本低而且利润高，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微商，然而这些从业者往往缺乏法律意识，他们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引入许多三无产品。

而这些三无产品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市场，因为其成本不高，在市场中往往极占优势，这些产品迅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然而消费者出事之后却也往往找不到厂商。

例如“泰国童颜神器”，在媒体曝光其“扒皮膏”铅汞超标1万倍后，消费者却找不到厂商反馈。

四、应对方法

(一)定法规、重监管。

朋友圈之所以在逐渐演变成商业圈，是因为营销商将大量的精力投向宣传方面，而轻视了产品的质量方面。

所以，要化解的首要之道应是制定相关行业规章制度，规范微商的发展。

1月初，针对微商问题，微信第三方服务商微盟提出了“三戒五律”，即：1、戒违规：禁止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禁止以任何方式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戒伪劣：禁止商家进行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确保商家所卖商品和服务信息的真实性，不误导、不欺骗顾客，保证交易的公平性;3、戒传销：严禁借分销的名义进行传销等一切违法行为。

4、不乱市：不提倡以次充好，过度贴牌等现象，应用附加值服务来提升盈利空间;5、不囤货：不以囤货为目的进行分销，除个别商品有必要情况，也应充分保障分销商利益;6、不暴利：不靠非标品赚取暴利，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7、不刷屏：不用社交媒体过度宣传，提倡以高质量的内容赢得关注;8、不杀熟：不以朋友为主要对象进行卖货。

“三戒五律”的提出固然可喜，说明微商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然而，仅仅是这种程度的“三戒五律”仍然不能更好地改善微商存在的不良现象，相关部门应当与政府紧密配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微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减分销、走低价。

电商最初兴起的缘由在于不需要店面等的消费及便利，优惠顾客和运营商，然而目前微商的运营主要靠一层一层的代理商在朋友圈中的大肆宣传，趋于利益考虑，一层一层的代理商势必会累加产品的销售价格，使电商并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可以减少从厂家到顾客间的分销商数量，以此降低价格，从而得到最大利益。

(三)完善购物体系

1、推广微店，弱化朋友圈。

虽然在微商大量发展的情况下，已建有微店等相应的程序流程，但是人们依旧习惯性地从朋友圈中了解产品，购买产品，而不是到微店中去浏览商品。

面对这种情形，相关部门应当将大众的目光从朋友圈中移开，更加关注于微店。

同时，也应当加强微店的相关周边建设，使微店更好地服务于顾客，使朋友圈得到一片净土。

2、公开数据，杜绝三无。

三无产品能够赚取暴利，问题还在于人们缺乏对产品的了解度，以及一味的`相信外国产品。

应当提倡微商公开产品的一切可靠数据，使产品出处及质量有据可依，以此来杜绝三无产品及微商从中牟取暴利现象的出现。

3、完善支付平台。

如今微信支付已逐渐进入人们视线，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总之微信支付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对于微信产品不与同行业支付产品相合作的现象，同样也限制了微商的发展。

完善支付平台，与多方支付平台进行合作，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五、总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微商也逐渐朝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深处走去，在当前社会微商已成为消费者购物不可或缺的平台之一。

同时，许多商家禁不住低投入、低门槛的诱惑纷纷挤入微商的行列，有的商家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刷爆了朋友圈反而引起了朋友圈部分人群的反感。

因此，面对朋友圈变商圈的诸多问题，本文也提出了几点应对建议，相信在加强法规管制、完善经营模式的条件下，微商将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主要参考文献：

[1]骆迷俏.微商营销的兴起与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6.5.

[2]翁矗哲.基于微商的发展现状管窥微商未来的发展[J].商场现代化，2015.3.

[3]王乐鹏，李春丽，王颖.微商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广场，2015.6.

[4]白宁，李瑞瑞.微商发展的SWOT分析[J].金融经济，2015.12.

微商的发展现状管窥微商未来的发展【2】

摘要：微商为无数人带来了商机，同时也为销售行业带来了新一轮的战略动机。

而从微商的发展现状来看，微商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微商;发展现状;发展未来

随着微信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人每天必做的“工作”就是查看微信朋友圈的消息。

而在朋友圈众多的消息中，微商信息则占有了一定的比例。

在微商发展的初期，微商造就了很多千万富翁。

篇8：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

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的圣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