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时间：2023年01月15日

来源：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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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放眼世界，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报业的发展水准往往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富裕发达的社会，拥有高水平的报业，贫困、落后的国家。其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报业作为社会机体的一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包括经济增长、文化教育、城市化进程、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等。正是这些因素，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没有上述条件，报业就象失去了阳光和空气的花蕾，摆线不出任何生命力，这是世界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是，中国报业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演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它也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并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但是它远远没有实现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形成了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剪刀差”的由来及表现

剪刀差，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它主要是指在工业产品交换中，工业产品价格偏高而农产品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的价格差距。

这里借用剪刀差一词，是要说明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报业无论是从种数，还是发行量、普及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水平、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水平，报业增长的幅度还显得太小、太低。如果以1978年为两者共同的气跑点，到1991年，由报业与社会各自所在位置，画上两条连接起跑点的线，则可以形成一个张开的剪刀，与标志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的剪刀差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几项主要指标，在1978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经济而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588亿元，至1991年增加为19580亿。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93.8％亿。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93.8％。其间年均增长率为8.6％。国民收入1978年为3010亿元，1991年为16117亿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83.7％，其间年均增长率为8.4％，人民生活方面，在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1991年上升为2365元，为1978年的162.8％，其间年均增长率为3.8％。居民消费水平，在1978年人均175元，至1991年上升为803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27.5％，其间年均增长率为6.5％。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全面上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就人口和城市化进程而言，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又是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城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潜在读者群的增加。1978年中国总人口为9.62亿，其中城镇人口1.72亿万，约占总人口的17.92％。至1991天，全国总人口为11.58亿，其中城镇人口与1978年相比，净增1.33亿，提高到26.37％。城镇居民的增加，为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不断下降。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成人文盲率为31.9％。八年后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文盲率则下降为22.27％。比1982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其间绝对的文盲数减小了约7000万人。

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和教育的普及，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反观中国报业的实际表现，这种可能性又没有实际变成现实。1978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报纸总印数为127.8亿份，1991年上升为176.6亿份，后者为前者的138.2％；年均增长率为2.5％。如果除去同期人口年均增长1.5％这一因素，报业的年均增长仅为1％。这一增幅远远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8.6％、国民收入8.4％和居民消费水平6.5％的增幅。如果以198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报业增长虽然低于经济和其它指标，但毕竟是正增长。1987年，全国省级以上报纸总印数为204.9亿份，至1991年降为176.6亿，减幅为13.8％，而同期的社会经济、城市话进程、文化教育，并没有停步，而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就使得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愈益明显。

199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职工平均工资亦增长了1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镇人口进一步增加，文盲半文盲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报纸种数虽大有增加，但是在发行量、总印数，尤其是日报普及率方面，仍在1991年的水平上徘徊。因此，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中国报业的实际水平

既然中国报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远未实现经济文化进步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那么，对中国目前报业的实际水平，应怎样估价？这是一个很难解决而又不能忽视的问题。不解决它，人们就无法认识把握现代中国报业在世界新闻竞争中的座标。然而，要评价中国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必须涉及许多标志报业发达程度的具体指标，包括报纸种数、日报普及率、版面篇幅、技术手段、经营规模等。

篇2：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从报纸种数上看，1978年，中国有报纸186种，至1992年上升为1791种，增加了八九倍。1993年增长至近种。从绝对增幅看，势头很强劲。但是这一数字，对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大国，又实在太少。早在1880年英国就拥有报纸1986种，在比这更早的1860年，美国报纸的种数已达3000家。另一个比中国更为落后、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中国的国家印度，在1989年，仅日报就拥有1802种，相当于同年中国日报中书的6.9倍。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报纸中数过少，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的。

中国报纸中数既少，普及率也低，尤其是日报普及率，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国外学者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七十年代中期的统计资料，以日报千人占有量为指标，将世界142个国家的报业水准划分为“高”、“中等偏上”、“中等偏下”和“低”四个等级，其基准数分贝为390份，50―390份，1―50份，和1份以下。又据《中国新闻年鉴》，在1987年，中国日报千人占有量为49份，为中国报业历史的最高峰，也仅属于“中等偏下”水准。但是从1988年起，中国报业开始了滑坡。至1990年，中国日报千人占有量降为35份，又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相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关大众传播事业的最低限度目标：每百人拥有日报10份，中国报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如果说，报纸的种数、普及率主要是从数量上反映报业发展的.实际水平，那么报纸版面篇幅的大小，则是衡量报业质量的主要标准。应该说，在篇幅扩张方面，中国报界在近年来做得比较出色。十年前，中国报界都是清一色的四大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扩版潮开始席卷中国。现在，虽然大多数地市报、晚报、专业报，仍是每期四版，但是各省级党报基本上都是日出八版，在南方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有的报纸如《广州日报》等，竟日出十二版乃至十六版，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报纸的篇幅还是很小的。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主要报纸就是日出八版，如今美国的一般大报，平日出版100版左右，星期日出200版左右。日本报纸实行早晚刊配套制，一般日出也在36版左右，与英国主要报纸的篇幅大体相当。南美巴西的《圣保罗州报》在八十年代平日维持28―48个版面。法国、德国、意大利报纸的篇幅比较小，但每期亦在24版左右。中外报纸在版面篇幅上的这种差距，不是在短期内所能解决的。

在报社的经营规模上，中国报纸与外国的差距更大。尽管近年来中国报纸价格一涨再涨，广告价格也扶摇直上，但是报纸的经营规模和收入总量，远不及发达国家。如《新民晚报》，期发行170万份，年广告收入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可比起日本的《读卖新闻》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后者仅发行收入，一念旧达30亿美元，如加上广告收入，年营业额在60―70亿美元之间。至于报社的多种经营，也是五所布匹，广泛涉及新闻行业和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医疗、体育、娱乐等领域。在中国报人眼里，这种经营规模是难以置信的。

至于技术手段，中国报界近年进行很大，现已基本由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到电子激光照排时代。为解决异地印刷问题，许多大报已掌握了利用通讯卫星整版传输的关键技术；有些报纸的印刷质量已与发达国家报纸不相上下。但是在记者的装备上，还有不少差距。在欧蒙诸国以及日本，许多报社拥有自己的飞机、卫星转播车，而且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有自己支配的小汽车。对于突发性重大事件，报社、记者嫩及时应变，投入采访。这是中国报界无法相比的。

可见，中国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间，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综合各种因素，中国报业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前半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水平。

我们该做什么？中国报业何以会落后于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以至于形成了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并采取切实措施。

例如报价过高，超出了读者的购买能力，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按世界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家高级日报的年订费以不超过该国工人人均工资的百分之一为宜。十九世纪初，美国大众化报业问世之前，一份报纸的年订费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星期的工资，即相当于工人年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美国人都嫌贵了。可1992年中国一份对开八版大报。年订价在108元左右，相当于1992年中国职工人均工资百分之四，比美国十九世纪初的水平还高出一倍。这是制约报业发行扩张、普及率提高的最为现实的因素。1994天，中国报界又全面提价，据报刊发行部门的消息，全国约有80％至90％的报纸提价，涨幅高达30％至50％。这无疑会导致报纸发行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削弱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地位。

其它如报纸是否办得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对基层报道是否充分，记者和报纸本身在读者中的信任度等等，都是影响发行量的重要因素。

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篇3：中国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的比较

中国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的比较

把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成立时的情况做个对比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两种集团目前是最有影响的，而出版集团还没有被完全划入媒体集团。

当初国内第一个媒介集团DD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时，虽然仪式一样隆重，但是，它似乎并不牵扯别的单位，也就是说，它自己拥有的子报数量够标准了，广告量又大大富裕，于是就可以做试点了。

而现在的湖南广播电视集团可不一样，它几乎囊括了湖南所有的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各个频道，甚至包括了电影，更加不一样的是，它有了董事长，由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担任，总经理则由湖南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曾凡安担任。可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的媒介集团。

有趣的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当初成立时并没有突出强调自己是什么行政级别的媒介集团。目前，广州有三个大的报业集团在和平竞争，很难想像长沙能够容纳三个广播电视集团。由此可以看出广播电视集团和报业集团的某些区别，广播电视集团似乎是重工业，而报业集团就好像是轻工业，所以广播电视集团的发展带有更加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

上个世纪末，报业集团在中国风起云涌时，广播电视界的某些领导非常着急，声称应该追赶报界，尽快成立广播电视集团。但是，实际上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一直是全国没有争议的老大，它属下的无锡外景基地也早已上市，可以说它早就具备了一个广播电视集团的实力和规模。包括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也都早具有了组建集团的条件，只是等待政府的批准。

从广播的角度看，许多电台巴不得赶快跟电视台合并，大部分电台都是在电视台和报刊的夹缝中求生存，经济状况都不大好，广告也少，政府甚至有时不得不让电视台拿出钱来贴补电台，这也是一种兄弟式的支持，现在如果合并了，暗补就变成了明补。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些电台的日子很好过，比如，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像北京音乐台这样的精兵简政的专业台，对他们来说，合并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电影和广播电视几乎是两张皮，当年合并在一起时就有电影界人士反对，在中国，电影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文艺行业，而广播电视台则被划入标准的新闻部门。如果从大文化的角度说，他们是一回事。但是从具体的专业角度看，把他们放在一起是有点不伦不类。

值得注意的是，组建报业集团时，政府还出台了一套标准，比如要有多少子报，多少广告收入，等等。而现在成立广播电视集团时，反而没听说有什么标准。

有趣的是，政府和主流媒体都对组建媒介集团有积极性。对政府来说，报业集团比分散的报刊好管。对报纸来说，能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兼并一些报纸，扩大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能够得到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刊号审批，何乐而不为。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有些报纸急于兼并一些倒闭型报纸以便组成报业集团，因为不凑够规定的报纸数，就不能申请组成报业集团。

而报业集团将要给读者带来什么影响？从理论上讲，会使报纸竞争减弱。媒介集团可以说是中国媒介与国际接轨的最新焦点。现在，西方媒介的集团化趋势越发明显，如美国的一城一报现象，媒介集团的跨行业扩张愈加突出，报纸和电子媒介的围墙已被打破，政府限制媒介垄断的政策法规一再被瓦解。

相对来说，广播电视集团在一定意义上会减少资源的浪费，如有线和无线电视的联盟。毕竟，由媒介集团来重组资源比用行政手段要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有线电视台颇有情绪，毕竟媒介集团化在中国带有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在好多地方，有线电视台的日子比无线电视台好过，有线电视台人少，广告多，建台历史短，人员年轻。相对来说，无线电视台的人员有老化的倾向，建台历史长，人多，竞争力下降。虽然说电视台对比报刊和广播来说，是个年轻的小弟弟，但是无线电视台比起有线电视台，又是老大哥。

无线电视台过去一直指责有线电视台的是，第一，有线电视台一边收用户的入网费，一边播广告；第二，有线电视台自制节目少并且差，成为港台电视剧的转播台，冲击国内电视市场，廉价传播境外文化；第三，有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比较差，而新闻是立台之本。

这种指责令人想到当年对县级电视台的批评。“文革”后，国家提倡四级办电视，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政府行为，而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电视的积极性，直接导致中国目前的电视台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属于超前发展，有点大跃进的味道，电视转播塔林立，成为中国一景，在这一点上倒是很快做到了赶英超美。四级办电视超前解决了中国电视的全国覆盖问题。而现在地市级电视台似乎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政府先是让县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合并，然后探索二级办电视，这也是政府行为。难怪有的县级电视台的人抱怨这是过河拆桥，过去他们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转播出力，现在技术进步了，天上有卫星，地上有光缆，县级电视台似乎被时代淘汰了，成为技术的牺牲品。

事实上，在中国，合并有线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要比撤消地市级电视台容易，理由很简单，前者在广播电视系统内部就可以解决，而后者则牵扯到地方行政，现在各级地方领导都已经饱尝了拥有地方电视台的好处，如果忽然撤消地市级电视台，那么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对基层市县的报道和介绍就不会像当地电视台那么充分。这是一种文化政治。

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南方的许多县级电视台生活得很好，有的台广告收入比西北部的省级电视台还要多。所以在政策上很难一刀切。目前，武汉电视台的合并改革已经走在了前面，市里的几个台都合并在一起了。浙江电视台也是静悄悄地把有线电视台合并到一起了。

《广州日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中宣部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挂牌后影响增加得很快。至少在一定时间里，报业集团这个牌子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本，会吸引投资。现在，中国媒介集团可以分成两种模式，也许可以说是南北特色，南方以广东为主，偏重市场因素，报纸的相关产业经营逐步壮大。北方则以上海和北京为首，行政色彩浓厚，以报纸经济为主。

从宏观上说，媒介集团与国家的行政区域调整有关，比如，以华南、东北、华东、西北、北京和西南等地区作为媒介集团互相兼并的势力范围。同时，媒介集团又与国家的媒介体制有关，如果国家保留二级电视体制，就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省级电视台，尤其是省级上星的卫视台。而从目前看，报刊和广播所保留的级别层次与电视台不同，这都会影响将来媒介集团内部的建制。

（完）

中国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的比较

篇4：挺过危机的中国报业

挺过危机的中国报业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率先走上了回暖之路.经济的回暖也带动了广告业的'复苏,中国广告业挺过了艰难的,中国报业广告也挺过了极其困难的20.回顾年,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危机中媒体对于人们坚定信心的巨大贡献,也体会到信心对于危机中媒体经营的巨大作用.

作者：姚林作者单位：CTR市场研究整合营销中心刊名：青年记者英文刊名：YOUTH JOURNALIST 年，卷(期)：2009 “”(34) 分类号：关键词：

篇5：中国报业不会衰退论文

中国报业不会衰退论文

关键词：中国报业:放缓:新技术:新媒体:竞争

内容提要：

纵观报业增幅的减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理性、合理的报业竞争秩序的回归,与新技术的融合,与新媒体的合作,都将使人看到报业的又一个“春天”。

慧聪国际咨询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中国报刊业经营总额为760亿元,其中,报纸总额为691.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9亿元,同比增长5.97%,而的增幅为9.97%。面对增幅的下降,曾一度出现“报业冰河期论”、“抛物线论”、“消亡论”等悲观论调。实务界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我们没有理由唱衰纸媒,相反,纸媒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新兴媒体共存共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现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如是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以纸媒体的八大“既存优势”阐述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纸媒体依然具有着改革与发展的广阔的、未可限量的空间”的观点。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从报业总量在不断增长的事实,以及传媒功能说、报业的历史地位说等方面,驳斥“唱衰纸媒”的言论。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程颖刚从纸媒不可替代的优势,以及“将新媒体新技术为我所用”的理念批驳了“纸媒消亡论”。

一、报业经营总额增幅放缓的原因。

年报业增幅较20相比呈现放缓趋势,但其总量在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报业2006年增幅放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应该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报业增长“放缓”问题。应该说它是我国传媒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梅宁华认为,“随着市场竞争逐步规范化,秩序化,报刊市场已经度过了早期较为混乱的跑马圈地式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发展期。”报业经营总额增长速度的“放缓”,源自于报业多年的增长过快和总量的积淀。全国报纸广告收入近1101亿元,比1978年0.75亿元的报纸广告总额增长了140多倍;报纸发行种类由1978年的186种猛增至目前的多种;报纸印量也由1978年的40亿对开张增长到现在的540亿对开张,增长了10多倍。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还成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拥有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人的发行队伍和密布所在城市甚至遍布全国的发行营销网络,而如此高速的`增长往往会令人忽视隐藏在背后的潜在问题。而网络广告的激增,则是由于其刚刚起步以及基础的“菲薄”,容易以一种强势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2006年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引起报业广告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由于2006年国家进一步规范了房地产和医药业广告的投资,而房地产、医药卫生正是许多报纸广告的重要来源,从而给广告增长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由此可以看到广告是支撑报业经济来源的单一性,使中国报业有理由冷静下来审视自身的不足,围绕报业主体开拓多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广告投放体制。“广告、印刷、发行以及与信息收集、整理、发布、咨询相关的信息服务是报业经营的主体。”而“报业的主体经营在经过多年积累之后,目前虽然已取得初步规模和实力,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显露出经营内容单一、经营方式陈旧、市场容量制约以及增长后劲不足等危机的征兆,报业传统的主体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多元化经营应该从媒体自身的客观条件出发,首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展开。

第三,2006年中国报业增幅的“放缓”,其根本原因在于报业内部的自戕,而不是由于跟互联网的竞争。目前我国有1.6万个商业网站,网络广告仅占据整个中国广告市场的2.83%。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广告份额很小,对整体广告市场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因而其对报纸广告份额的影响也可以说很小。而“媒体内部的恶性竞争,如报业价格战,则导致了广告版面价格的下跌、报纸常年亏损、大量优秀人才流失、市民低价买报的观念固化成型。”从而导致大量内部资源的浪费、办报成本上升、受众减少、报纸质量下降等问题,使报纸经营亏损。

第四,新媒体的出现,因其媒介属性,势必对报业受众和广告造成分流,但目前尚不是主要原因。

二、中国报业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

在网络媒介等新媒体势力看似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报业不但不会“走衰”,反而会结合自身优势、实际情况博采支撑新媒体背后的先进技术,迎来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第一,国家关于报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报业因此出现转型和升级:

1、报纸出版“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报业结构将得以优化,报纸出版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2、逐步推进报业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使报业市场由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报业市场体系转变成为可能。3、报业经营体制的试点改革促使报业经营机制的创新。2006年,中国的报业在推进体制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完成了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的战略升级:评估、重组、壮大和全面利用、综合开发现有的资源,全面推动集团发展,探索党报的合作机制,与地市报合作,利用规模效应扩大区域优势实现双赢;创新实地投融资体制,引进战略投资优化集团核心业务结构,夯实了竞争实力。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创新管理体制,打造新的集团宏观管理构架以及媒体、公司两分开一本账的微观市场主体,推进报业产业化;以报为本、多元经营,以媒体为核心,已形成广告、发行、印刷相互支持的报业产业链,推进了报纸相关产业的拓展,集团营业收入、广告收入和净利润有较大增长。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确定“打造以报业为核心,报纸、期刊、图书网络等多媒体互动发展的新闻出版文化传播集团”的发展战略等,可以看到,2006年中国报业从体制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都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第二,理性的回归和报业竞争新秩序形成。报界的有志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理性、秩序的

回归是报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国报业的无序竞争局面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有效规范和调控下,2006年已经逐步得到好转。报业市场秩序的改善使市场竞争主体深受裨益,黑龙江多家报纸共同向社会承诺:“今年订报不送礼,送礼就送好新闻”,同城各报间的关系明显改善。沈阳、大连、鞍山三市的12家都市报,2006年总发行量比年增长6%,发行成本减少1.3亿元。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把省会的15份报纸分为都市类、专业类、对象类报纸,从办报宗旨、读者对象、专业分工等方面作了较为明确的定位,使各报逐步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转型,以差异化定位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恶果。梅宁华在分析中国报业处境时谈道:“目前,中国报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从混乱转向规范的整合期,这是中国报业从单一垄断进入规范竞争形态的新阶段。经过一段时间市场力量和行政手段的整合,加上报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中国报业竞争一定会走上规范有序、快速发展的正常轨道。”可见,理性、秩序的回归将为中国报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第三,数字报业的兴起,新技术的支持,为中国报业开辟出一条发展的全新模式。

1、2006年,中国报业的从业者们纷纷开始探索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的战略转型。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E”世界里可谓一马当――2006年前9个月相继推出i-news(手机报)、i-mook(电子杂志)、i-paper(电子报)、i-street(公共新闻视频)4种新媒体,实现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的受众无缝覆盖,以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实现了传统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增值。

2、数字报业带来的不仅是形式的变化,同时还有新的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从发行终端切人数字化转型,推出卫星报,在39个国家《天津日报》可和《今日美国》等报纸同步落地,实现在全球当天发行,即时阅读。社长张建星称:“卫星报的意义不在于发行量,而在于提升整个发行价值。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让我们在战略上去谋划未来。”。传媒产业的未来并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通过与新技术的结合,实现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建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更具潜力的商业模式。

第四,报业开始与新媒体合作共赢,共同探索发展的新路子。新兴媒体的强势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报纸应该理智的寻求与它们合作获得共同发展。梅宁华认为,“纸媒体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的竞争对手关系。相反,网络报、电子报同样是报纸的不同形态。”在美国的网民中,上报纸网站的网民超过了网民总数1/3,这些报纸网站成为报业集团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的报业也已经开始注重同新媒体的合作。2006年12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浪公司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探索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作共赢的全新模式,共建联合传播平台。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双方的相互渗透及合作将会创造出更多的细分市场,对合作双方无疑会产生互利和双赢的效果。”

报业近百年来的发展,为报纸树立了具有主流、权威、公信力的社会形象。其采集新闻的能力和效率是网媒无法比拟的,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地位也不会被轻易取代。今天的报业只要能够认清报业形态改变的各种可能,充分把握报纸机构作为新闻传媒信息的源头地位,积极采用数字化技术,就能够实现报纸新闻内容、纸质报纸、网络报纸和电子版销售的完美融合,开创中国报业的又一个“春天”。

篇6：中国报业新媒体影响力研究报告

中国报业新媒体影响力研究报告

互联网生态环境下，网媒、论坛、博客、视频、微博、微信、客户端多种媒体形成了多向互动传播链条，加快了信息传播、互动的速度，增强了信息的融合与整合。以微信、微博和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传播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日前，中国报业协会等共同发布《中国报业新媒体影响力研究报告》，选定520家新媒体影响力较大、范围较广的报业单位进行数据分析，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客观参考。

微信覆盖率更高

根据520家报业单位新媒体账号的开通情况进行分析。开通微信公众账号的报业单位有454家，开通率为87.3%;开通新浪微博的报业单位共435家，开通率为83.7%;开通客户端的报业单位有317家，开通率为61.0%。

研究发现，各报业单位对微信平台相对比较重视，覆盖率最高;微博平台的覆盖率其次;由于创建客户端的投入大、需要的资源多，因此，客户端的覆盖率相对较低。在各报业单位开通的客户端中，苹果系统客户端的覆盖率为51.7%，安卓系统客户端的覆盖率为43.7%;仅有34%的报业单位在两个系统均有客户端入驻。

在微信和微博平台逐步覆盖，报业单位客户端多数不成熟的状态下，各报业单位要致力于对客户端的研发与运营，以达到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均衡发展，扩大影响力。

微博活跃度更高

在开通微信公众账号的454家报业单位中，每天均发文的活跃报业单位账号占总体账号的46.0%;在开通微博平台的435家报业单位中，每天均发文的活跃账号占总体账号的80.0%，远高于微信平台的活跃率。微信平台有2.6%的报业单位处于三个季度均无发文的休眠状态，微博平台有8.5%的报业单位处于休眠状态，高于微信平台的休眠率。

各报业单位在微信平台的活跃度较低;在微博平台两极差异化明显，尽管有80%的报业单位坚持每日发文更新，但仍有8.5%的报业单位的微博账号处于闲置休眠状态。新媒体运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应时刻高度重视，实时运营与监测，这样有助于报业单位在公众平台展示良好形象，获取一手热点信息和线索，增强与读者的黏性，增强报业单位的.影响力。

应用原创体现特色

原创是报业单位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吸引读者，提高自身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微博的原创率较高，多集中在80%以上，更有5.8%的报业集团的原创率达到了100%。而微信的原创率整体较低，多集中在40%以下，其中原创率为0的报业单位微信账号占总体的24%。

由于微信发布次数的限制，及工具的流行，使得许多报业单位更注重追捧文章的热度与传播，而不关注文章的原创。报业单位应利用自身优势，多发布报业原创文章，在提升微信账号阅读量与点赞数的同时，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

篇7：论报刊与社会发展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平稳而迅速的地区，人们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认识和调节报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

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是报刊赖以生长的土地；社会培育了报刊，又给报刊以重要的制约。

早在16世纪，欧州商品经济广泛兴起，反封建运动不断发展。这种社会状况，使新闻信息量空前增长，公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从而呼唤着近代报刊的诞生以补充或替代旧有的传播手段。这种社会状况，促进了交通、邮政、印刷、造纸等行业的兴办和发展，也促使人口密集的城市不断增多和壮大，从而为近代报刊的问世准备了相应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17世纪初，近代报刊在德意志、尼德兰地区首先出现。此后4来，由近代到现代，各种社会因素推动着报刊的不断发展、壮大、普及。其间社会政治经济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会带来报业的相应进步。工业革命的完成，带来商业报刊尤其是“大众化”报刊的繁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扩展，带来独立的民营报刊的崛起。工人运动的兴起，带来无产阶级报刊的相继兴办。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新型的社会主义报业、第三世界报业产生并形成体系。最近几十年间，科学技术的新飞跃、信息革命的新浪潮，又使世界报业如虎添翼、面貌大变。

与此同时，社会本身也制约着报刊。这表现在：（l）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规定了报业所能具备的财力、物力、广告来源、市场规模。（2）社会科技发展的水平，规定了报刊所能采用的信息传输、印刷生产、发行投递的`手段和设备。（3）社会文化教育进步的水平，制约着报刊的读者规模，规定了报刊所能达到的普及和渗透程度。（4）社会政治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报刊活动能有多大的自由度和宽广度，甚至关系到整个报业的兴衰荣枯。政治环境宽松，民主化程度高，报业必然繁荣兴旺。反之，在备受压抑限禁的环境中，报业必定枯萎衰败，苟延残喘。总之，报刊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所提供的特定舞台上驰骋表演的。

（二）

但是，报刊始终给社会以重大影响。或活化社会机制、推进社会发展，或引发社会畸变、损害社会进步。犹如水之于人类，可以兴利，也可能为患。

报刊这种正负功能，一般通过三个层面实现。

一是经济层面。报刊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活动。报刊所提供的各类经济或科技信息，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报刊所报道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经济活动的成败得失、经济金融方面的政策法规，都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的保持、调整或变革。报刊提倡的东西切合生产活动的实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必定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反之，难免会对社会经济运行带来损害甚至破坏。我国“大跃进”时期报刊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宣传、为“一平二调”“共产风”推波助澜，几乎把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而在1980年前后报刊关于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报道，却如一声春雷，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体制的变革，进而促使全国经济走上了全面改革的康庄大道。

二是政治层面。报刊同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报刊代表舆论、引导舆论，左右着舆论的形成和走向。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报刊可以唤起民众，向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势力宣战，砸烂一个旧世界；报刊可以反映民意，动员群众，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一个新社会。报刊一旦被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力量所控制，也会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使恶势力得逞于一时，阻挠社会进步，损害人民利益。回顾历史，这样的事例历历在目。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犹如“报春的燕子”（列宁）、战斗的号角，动员和带领革命群众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而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头子戈培尔掌管的报刊，煽动民族主义和侵略战争的狂热，把整个人类拖进了严重的灾难。

三是意识形态层面。报刊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种种思想信仰、价值观念、文化规范，因而或是堂而皇之地、或是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积极高尚的、真善美的东西，必然有助于社会风气的健康向上、文明进步；庸俗低下的、假恶丑的东西，必定败坏社会风气，危害公共利益，阻滞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些报刊被人视为良师益友、人生的指南，有些报刊则被称为“阴沟报纸”，给社会带来污染，诱发犯罪行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效果，在世界新闻史上更是屡见不鲜的。

（三）

不同社会制度下，报刊的性质、地位和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在调节报刊与社会关系上，也还是有些共同规律可循的。概括说来，为使报刊积极促进社会进步，一是社会要正确对待报刊，二是报刊要自觉服务社会。这是发扬报刊正功能并抑止其负功能的基本途径。

首先，社会正确对待报刊，实质上是如何施行控制或管理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会对报刊施行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舆论的控制，而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必定是施行这些控制的主导力量。控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要坚持基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的控制。譬如说，不能允许宣扬叛国害民的行为，不能允许鼓吹侵略战争，不能允许挑动社会犯罪，这些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义控制，应该坚持。要反对出于剥削阶级私利的非正义的控制。譬如说，不允许人民对专制的统治表示异议，不允许人民批评社会腐败现象，不允许人民揭露剥削者巧取豪夺的卑劣行径，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控制，应该反对。

篇8：论报刊与社会发展

施行正义的控制也要讲究策略和方法。特别是政治上的管理，应该做到：一要管理得当，做到有集中也有民主。这就是说，行政部门要着重在宏观上、在重大的方向性问题上，加以管理和引导；具体的日常业务不宜多加干预，要让报刊有必要的自主权利和发挥积极性的余地。二要管理适度，做到宽严相济。这就是说，对报刊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发生问题的处置要恰如其分。三要管理有序。所谓“序”，一是规律，二是章法。要尊重新闻活动的客观规律，反对主观随意性，反对用长官意志替代客观规律。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总之，在总目标相同、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保持宽松的办报环境。这样才会有生机勃勃、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报刊事业。

其次，报刊自觉地服务于社会，关键是要处理好“自由”和“责任”的关系。

报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新闻自由（包括采访、传递、出版、批评等项自由），享有知的权利和传的权利。报刊要理直气壮地运用社会赋予的自由权利，去维护正义，服务人民。应该指出，所有自由权利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法律赋予报刊出版人、报刊编辑记者上述自由权利，决不是让他们成为特殊公民，而是要他们运用这些自由权利去为人民服务的。他们要向人民提供各种信息，使人民实现知的权利；他们要反映民情民意、给人民提供发表意见的讲坛，使人民实现传的权利。总之，人民大众是新闻自由的最终行为主体。要反对只强调报刊的自由权利而无视公众自由权利的现象。

报刊还应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包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责任。不履行责任和义务就不得享有自由和权利。但是，对待责任同样要作分析：有些是进步人类公认的合理的责任，如不得诽谤他人、不得诲淫诲盗、不得挑动民族纠纷等；有些是特定的法制秩序所要求的“责任“。当今世界并不是所有法制秩序都是合理的，说到底任何法制秩序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制秩序是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里的法制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保护资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人民的报刊不能无条件地履行对这种法制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当资产阶级政权明目张胆地施行反人民的政策和侵略扩张政策时，人民的报刊更没有理由追随它、维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法制秩序是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的报刊理所当然地要克尽对这一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不过，人民的报刊还应对法制建设和实施进行舆论监督，如果这方面出现偏离人民根本利益的现象，人民的报刊也应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归根结底，人民报刊要履行的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体现社会进步目标的责任，并且应该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

总之，任何报刊只有自觉地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自觉地履行对人民的责任，才能真正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贡献。要做到这点是并不容易的。它要求报刊编辑部高瞻远瞩，不谋私利，不断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指导自己的工作，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马克思），这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崇高使命。

（1992年10月，在亚太地区报刊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并编入大会论文集）

论报刊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