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本文共9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EmmaRoy”提供。

篇1：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着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着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篇2：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扞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的语言发现。

1、“百花争鸣”与“众语喧哗”。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歌的“大写时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来文化的新诗歌写作尝试在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之后，再次走进了“失语”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种诗歌的写作理论和写作的尝试都失去了绝对的权威，而任何一种写作或者诗歌的言说方式，都成为寻求中国诗歌和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这个诗歌不再得到众生膜拜的世界里，诗人的创作流派越来越繁复，我们有幸看到新诗歌写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争鸣”。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够雄厚的新诗写作领域，由于缺乏有绝对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百花争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问题，也无法在传承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走得更远，或者再次掀起一轮新诗写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势以及创作群体的离散情境之下，“百花争鸣”逐渐变成了“众语喧哗”，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而最终还逐渐沦为了体现一种语言力量的书写行为，诗歌对于思想的震动在不断地降低。

2、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

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变化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诗写作而言，“个人诗学”写作是传统诗歌写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诗歌写作尝试一次次碰壁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知识谱系”，这种“个人诗学”的写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诗歌本身或者诗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本质属性，而是在预示着一种写作权利的苏醒与语言使用的重担。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试图通过诗歌语言彰显自身的个性，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使得新诗歌的写作在语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语言，成为写作者必须要挑起的重担。同时，“个人诗学”的发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首先，“个人诗学”对于建构的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诗写作在语言使用的重担之下，虽然使得诗歌的叙述出现了一种分离的态势，但是在不断的语言写作的重组过程中，包容了众多的个体对于可能实现的意义或者秩序的呼唤。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诗歌语言逐步开始转变为生存世界的语言，并且在对个体生命或者现实意义的期待之中，试图去言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暂时性本身并不具备突破现实秩序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成为一种生命经验的拓展，更无法显示与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实表现出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这种状况的出现，只能够解释为“个人诗学”对于诗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种后现代式的生存状态或者消费意识同样也对这类诗歌的生成逻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诗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单单地意味着诗歌失去了反抗意识或者对纯粹的诗意的追求，即使是“个人诗学”呈现出了碎片化、单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谬式书写，它同样也蕴含着一些试图建构的意图。其次，强调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的使用。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诗歌写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影响和制约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诗还是生活抒情诗，过度的制约必然导致某些挣脱束缚的诉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开始的诗歌写作对于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使用的强调，就显得并不意外，同时也绝非偶然。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诗歌写作失势以及现实生活对于物质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场景介入诗歌之中，而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不仅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虚蹈，还要试图在日常琐事之中提升出诗意。这一点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例证的，在传统的诗歌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借鉴白居易从简单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诗意的手法。

但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遮盖，使得更多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舶来品的功效。在这种背景下，具体的意象、语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语言与现实”的融合方面具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西川提出诗歌应该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将众多意向融为一炉，在一篇诗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恶、美丑，然后将判断的权力交予读者。而这种手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它试图将时代的意识、审美、心态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语言之中。在西川的长诗《厄运》之中，就体现了这种写作的`方式，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有效地将“词”与“物”相联系，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个人好恶的倾向，而是试图不断地延伸诗歌自身的思维。“个人诗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自然地生长出了“个人化叙事”模式。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了诗人写作天然的一种权力，然而在个体身份以及经验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必然包容着某种个人书写的文化政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抢滩登陆，并且迅速推动了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形成，这就使得我国的诗歌文学创作不仅一直存在个人主义写作的历史，同时也存在个人主义的阅读历史。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深度的表达，从而使得这种文化阅读逐渐向平面化延展开来，并且最终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人欲望表达的某种注脚。这些现象都提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已经使得中国的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没有了立足之地，而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诗学”的新诗写作则开始迎合西方审美，并且与日常生活开始了深层次的互动和相互的介入，诗人们通过倡导“从隐喻中退却”，选择“拒绝深度”、“拒绝价值”以及明显带有文类兼容倾向的“叙事性”，试图推动诗歌回到语言的最本真状态。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诗学共鸣。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翻译体现象。

所谓的“翻译体”现象是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模仿，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现象。然而，在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现象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地只从诗学现象出发的研究，会导致对诗歌本身研究问题的忽略。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变化无疑会使得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产生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从而引发对汉语言在诗歌写作中应用的再认识或者对诗歌语言的再建构。翻译体现象的出现对中国诗歌写作而言是警钟，它使得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遮蔽的后果，从而开始反思汉语之中的传统与现代、语言运用中的东方与西方矛盾，并且开始重新确立起汉语的主体性地位，试图追求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民族化的“政治”诉求。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

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

篇3：文化语境与翻译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著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篇4：文化语境与翻译

关键词：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后殖民理论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篇5：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引言 关于翻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理论,历来众说纷纭.最近,维索尔伦(Verschueren)推出了顺应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发展前途和应用价值的语用学理论,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去理解和阐释当今的语用学.本文将从维索尔伦的语境关系顺应论出发,探讨顺应文化语境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作 者：阳兰梅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 名：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英文刊名：MODERNCHINESE 年，卷(期)： “”(12) 分类号：H1 关键词： 

篇6：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4．宗教信仰差异。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English/“>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汉语中有“万事俱行，只欠东风”、“逼上梁山”、“叶公好龙”等，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6．价值观与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在个体与集体的观念不同，个人价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点，English/”>英语中有不少表现语词的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竞成)、“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une．”(自然的幸福靠自己)、“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与西方“海洋民族”相对的中国“农耕民族”崇尚社团价值至上，无我精神。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群体取向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引人注目，因而产生了“树大招风，人大惹议”、“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传统喜庆偏向红色装饰，而西方则多为白色，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汉文化在价值观和审美观方面的差异影响语词的翻译。英汉民族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词表达形式及词义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原语词所包含的民族文化与语言个性，充分理解语词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味，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

综上所述，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因此，在语词的翻译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如原译文语言与文化因素与译文基本一致时，可采用对等直译法、形象套用法、借用类似法等；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时，可采取求同存异法、意义对等法、添加注释法等，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应特别谨慎，仔细分析隐含在语词背后的容易引起语义冲突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语篇，在不违背原文语言的表达基础上再现原文语词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篇7：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是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文化语境对语词翻译的影响.

作 者：杜莉莉 DU Li-li  作者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重庆,400038 刊 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5(5)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语词   翻译   文化语境  

篇8：试论文化语境下的英语翻译

试论文化语境下的英语翻译

世界这个“地球村”(world village)的成员之间的交流载体是语言,而语言交流是通过翻译最终实现的.文章揭示,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要以源语文化的语境来主导教学,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文化的`需要,才能达到语言教学的真正目标.

作 者：郭嘉欣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 刊 名：成功（教育版） 英文刊名：SUCCESS 年，卷(期)： “”(10) 分类号：H0 关键词：文化   冲突   影响   语言   翻译  

篇9：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研究

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研究

从语境顺应论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语用文化如何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顺应语境融合下的语言结构语境、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认为只有动态地顺应不同的'文化语境,避免翻译中出现文化信息传递障碍才能达到语用等值的哪翻译目标.

作 者：孙水良 SUN Shui-liang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刊 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8 “”(1)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语境   顺应   翻译  

文化语境与翻译

高考作文透析下

部分色彩词语翻译与文化语境参考阅读

语境视域下的汉语词义研究论文

实践语境下的代价追问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