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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

时间：2023年11月22日

来源：tong722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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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本文共6篇，供大家阅读参考。本文原稿由网友“tong722”提供。

篇1：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

。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篇2：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现状调查报告

《劳动合同法》是我国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自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群众的普遍热议。今年内，我区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因为《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规的相继颁布实施而集中波及引发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出现了两大高峰。按照区人大常委会本年度工作的计划安排，我们人大内司委在区法院的协助下对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区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研，为今后区人大常委会继续依法组织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做好准备。

一、今年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今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的十个月内，我区人民法院共受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1219件，为上年度全年收案数的5倍，接近前五年总收案数的2倍。目前，已经结案1003件，其中调解351件，撤诉412件。今年劳动争议诉讼案件所涉及的主要争议类别为：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会保险的交纳、加班工资的支付（延时加班、双休日加班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支付等等。其中涉及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891件，占当年全部劳动争议诉讼的73.09%；涉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的案件33件，占当年全部劳动争议诉讼的2.7%；涉及加班时间和加班工资计算的案件934件，占当年全部劳动争议诉讼的76.62%；涉及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争议的案件621件，占当年全部劳动争议诉讼的50.94%。

二、当前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热点分析

从本年度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情况的统计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热点争议所反映的实质内容。

1。劳动关系的确认或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许多劳动争议案件的起因是劳动关系的界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合同或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不准确的情况比较普遍。还有的单位与原下岗工人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出现争议。因此，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内容往往争执较大。此类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又难于提出相应的劳动合同等为依据，劳动者的主张往往因无有力的证据支持而败诉。

2。加班时间的认定及计算基数等是否合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因对加班时间的计算和劳动报酬的范围、数额、给付条件和方式等产生纠纷的情况较多。此类问题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以外，更多的是由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规定或者直接由用人单位随意决定的，单位又据此来决定工资、奖金、福利的发放，有的用人单位还附加了诸如房租、就餐、水电费等收费标准和办法，有时甚至没有确定相关标准规范。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只有寻求法律救济。

3。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依据本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管理，要求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本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内部规定的行为往往依据此类规定对劳动者作出相应的处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工作内容和要求及报酬待遇等也往往由其决定。如何界定用人单位在管理劳动者中的自主权，如何界定单位制定内部规章的权限和范围，此类规范内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经适当民主程序产生（如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是否向劳动者公示，是否能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等等，常常是双方当事人庭审辩论的焦点，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所在。

4。单位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劳动争议案件中许多劳动者因不服用人单位拖欠、扣发工资、奖金、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而起诉，在其诉讼请求中大多要求单位给付相应的.补偿金或赔偿金；用人单位则往往辩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本单位规章制度等原因，其行为合法有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常就案件情况是否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的标准而发生争执。

上述四个方面的劳动争议热点也是我们在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过程中要重点监督管理和控制防范的行为，有关方面要认真加以研究对待。

三、确保《劳动合同法》正确实施的几点建议

区政府及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推动和促进《劳动合同法》的深入贯彻，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对广大劳动者动员、协调、维护、保障的作用，广泛动员劳动者和社会力量共同促进《劳动合同法》在我区范围的普遍实施。

1、继续加大并长期坚持《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宣传教育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依法用工和依法劳动的法制氛围。要广泛组织工会干部、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人员、企业负责人、政府有关工作人员深入学习法律，认真解读《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具体条文，通过开展宣传教育进企业、进社区的活动和参与典型案例的调解仲裁实践，理解和把握劳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

2、加强对用工单位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指导和服务，引导和督促用工单位依法建立和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经常检查用工单位在劳动合同签定、社会保险交纳、工资支付、劳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地纠正。用工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规范用工的合同、培训、考勤、奖惩等程序，完备建立必要的档案资料，做到依法有据。

3、加强对广大劳动者的宣传、教育、培训，尤其要把城区流动人口中的务工人员作为重点对象，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要及时把《劳动合同法》纳入全民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普及《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和要义，使劳动者能够通过合法渠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及时有效地向有关部门提出劳动仲裁，以便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

4、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力度，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在区域要尽快形成劳动保障监察管理的网络化，努力实现对用人单位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监察管理。发现问题要跟踪查究、快速反应，特别要加大对违法用工情节恶劣、社会反响大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

5、加强劳动仲裁机构建设，提高劳动仲裁队伍的调解和仲裁水平，充分发挥劳动争议的调解和仲裁作用。建立劳动争议行政仲裁与人民法院的诉讼对接制度，劳动行政部门和劳动仲裁机构要经常与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与交流。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尤其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及时与法院沟通。切实保证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作用和仲裁程序得到充分发挥，以减少劳动争议走向司法诉讼产生的各项成本。

通过对《劳动合同法》实施近一年来我区劳动争议案件的调研情况我们同时看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我区范围内已经开始初显成效，一是劳动合同的短期化和劳动用工的随意化现象开始刹车；二是劳动合同的文本逐步开始走向规范合理；三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意识普遍增强。虽然今年由于《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条例的实施出现了劳动争议案件的高峰，但是，这些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大部分行为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前就发生的，属于新旧法规过渡期间产生的阵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短时间内集中诉讼的现象将会有所好转。相信《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正确实施将有效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

篇3：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两个问题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两个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特殊性以及相应立法的滞后性，导致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一定难度，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前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中，突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劳动争议诉讼程序的衔接不统一、不规范；二是在处理工伤保险赔偿制度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把握不好。本文试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以及审判对策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程序，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这里，“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作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其中，第二种情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而“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

在审判实务中，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制度已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普遍理解和接受，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在严格执行该规定上还存有疑意。例如：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又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有人认为如确实属于仲裁委员会怠于履行职责，而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也可视为争议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凡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仲裁委员会未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都属于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1、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劳动争议诉讼虽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规范体系，但是其与民事诉讼有一定区别。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以及劳动争议案件在人民法院内部分工管辖上由民事审判业务庭审理，此等情形或制度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在性质上就是民事诉讼。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这与当初行政诉讼“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情形相类似。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从仲裁到诉讼，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程序过程，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特征性，不能因其在诉讼阶段“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而完全以民事诉讼的规范和理念来排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本身的规范和特征。相反，人民法院在运用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更应当以劳动争议程序规范在诉讼阶段的特殊规定，来影响和改变某些民事诉讼程序原有的规范及理念之适用。

2、“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审理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这点上，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不服而在十五日内起诉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而由人民法院对该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的当事人往往都是仲裁程序中败诉的一方，这里所称“败诉方”一般有两类：一是在仲裁程序中实体权利未得到保护或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当事人一方；二是在仲裁程序中被裁决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对于以前述第一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诉讼请求的核心就是保护实体权利，其起诉的目的与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以第二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起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之目的就是不服仲裁裁决而通过起诉使其不生效，进而将劳动争议交由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对于后一种情况，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不处理原告未请求的事项，对此有人认为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其实，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相反说明了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性影响和改变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的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诉争请求可经由仲裁程序向诉讼程序“移植”而形成。劳动争议诉讼是以仲裁为前置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对于后续进行的诉讼程序而言不能将其与前置的仲裁程序截然相分离，也即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因素对诉讼程序来说仍然具有某种程序价值意义。比如，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主张对诉讼而言仍然可以有效，换言之，“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从仲裁与诉讼两个程序的结合中才能得到完整体现。但是，同时应当看到，仲裁与诉讼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程序，而诉讼所要解决的仍然是原有的争议，由此产生一个如何将仲裁程序中的争议事项“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的问题。对该问题，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解决：一是人民法院及法官必须充分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裁决因一方当事人起诉而不生效”、“当事人应针对原劳动争议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进行反驳，并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等重要事项，促使当事人将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呈请的诉争请求以及提交的证据“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从而达到“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的诉讼要求。二是人民法院与仲裁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建立起仲裁程序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仲裁审庭记录等）向人民法院移送或复印的制度，为当事人向诉讼程序“移植”相关诉争请求及证据材料提供物质载体形式。

第二、在诉讼中当事人可提出与仲裁诉争内容“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是指相对于原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而在诉讼程序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而，对“经由仲裁前置程序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应当进行全面审理”制度中的“全面审理”应作如下理解：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所要解决的争议内容，从程序发展过程来看，既包括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中反映出来的诉争，也包括仲裁程序中未出现但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争，也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不完全受制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诉争内容的限制，可以适当超过该劳动争议在仲裁程序中所诉争内容的范围。

第三、当事人的诉争请求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另行提出。不管是在仲裁程序中已提出的诉争请求，还是在诉讼程序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都必须有待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明确提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人民法院“全面审理”的对象，否则确实有违“不告不理”诉讼原则。但是，由于劳动争议诉讼具有特殊性，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

提出诉讼请求的形式可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表现在劳动争议诉讼的起诉与诉讼请求的提出两者可以相分离。根据前述“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的制度规定可见，对于劳动争议来说，只要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人民法院就应当对争议进行全面审理，其他没有起诉或者没有反诉的当事人，如果仍然坚持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或者另行提出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该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必另行起诉或者提起反诉，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判决。而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而言，人民法院只能针对起诉或者反诉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这就是劳动争议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的区别。

3、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应不存在反诉问题。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第九条规定“先起诉的一方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为被告，但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决”，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诉讼从程序规范上已排除了反诉制度的存在。同时，根据反诉的原理，反诉得以成立应当具有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的；2、反诉是独立的诉；3、反诉与本诉有一定关联性。因此，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反诉要得以成立也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被认为是提出反诉的，其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反驳本诉，而不是为了抵销本诉。而且，前已述及《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可见相对于起诉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其提出独立于原劳动争议之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另行申请仲裁，这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存在反诉的可能。综上，由劳动争议诉讼程序规范的特殊性规定，使得劳动争议诉讼在反诉的构成要件上缺乏“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和“反诉是独立的诉”两个要件，从而决定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可以容纳反诉制度的存在。

4、起诉与原仲裁裁决效力的关系。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之日起十五日未起诉，则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如当事人在此期间内提起诉讼，则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审判实务中，时常可见劳动争议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理念处理，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其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对案件的处理方法及其认识，与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予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对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不过应当看到，虽然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特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明确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又生效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除此以外，仲裁裁决不存在起诉后经由一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其他情形。因而，那种认为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经过审理认为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原仲裁裁决即生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程序关系。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虽然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属于民法直接调整的范围，但是由于雇佣关系也包含一定的劳动因素，因而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在某些外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劳动关系中发生的工伤保险赔偿纠纷与在雇佣关系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两者在某些方面更具有相似性。因此，正确区分这两类案件是审理好两类案件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依照我国劳动法所反映的价值倾向，对凡具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赔偿实行的无责任补偿的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制及理念体现了国家立法及行政管理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符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的社会正义。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与劳动因素有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自然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对这类案件，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又具有雇用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进行处理。对同一类案件，分别适用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不同的法律制度处理，对当事权利保护的程度影响较大。虽然，当事人选择工伤赔偿制度求偿，可因工伤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及随之而来的受害人举证责任的减少，从而使一些如果选择人身赔偿制度，将得不到赔偿或者赔偿较少的工人或雇员，从工伤赔偿制度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对劳动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的，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并且还可提起行政诉讼）。对于那些在法律特征上可归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而言，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和羁绊。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个典型劳动争议案件来看，如“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纠纷案”、“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等，均是把那些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法调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以民事法律规范处理其中发生的伤亡赔偿问题。这种司法处理方式，在实务操作上落实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观念上表达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

雇佣关系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这体现了对审理前述案件审判经验的司法总结。但是，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劳动法将那些虽具有劳动因素但实为雇佣的关系也纳入劳动法进行调整和保护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规定，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前述案件就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即应当经仲裁前置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而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对该规定可以理解为，是为与我国劳动保护政策保持一致的一种政策性宣示，在审判实务中应当灵活掌握。

（二）工伤认定问题。

我国对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并建立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承担全部保险费，职工个人不交费。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工伤保险待遇不仅体现为工伤保险赔偿金的支付，而且还包括其他一系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待遇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但是劳动者要享受工伤待遇，必须经由特殊的工伤认定程序。无论是过去的《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还是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均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行为。同时，有关劳动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以上说明，工伤概念及工伤认定的规定，渊源来自于劳动法，在民法中不存在有关工伤的规定，即“工伤”概念及其相关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因而，对工伤认定问题必须依从劳动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得违背相关规定而对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迳行作出自己的认定。

在审理工伤赔偿案件中，时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其中有的案件完全缺乏工伤认定材料，有的案件则是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工伤×级”的鉴定结论，而当事人将此结论错误地作为工伤认定的结论，甚至有的审判人员也作如是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且当事人是对否构成工伤有争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迳行作出工伤赔偿的判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可有两种方法：一是按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止对案件的审理，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二是以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机关的职权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有观点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工伤无异议的案件，可不必经由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可由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已构成工伤的认识判断，从而判决工伤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与是否按工伤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是两回事，对于虽未经工伤认定但当事人协商同意按工伤标准进行赔偿的，当然可从其自愿，但是人民法院不宜因当事人认可构成工伤而作出是已构成工伤的确认判断；第二、对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赔偿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对其中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部分自然可以依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则必须依赖于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才能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自行作出是否构成工伤的确认，则有可能与劳动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相矛盾。

（三）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第二、用人单位构成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致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对于前者，已失效的《企业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不久前生效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劳动者可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对于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按工伤赔偿程序处理。

笔者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构成要件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劳动者人身损害，《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所不妥。比如案件：甲为乙单位的工人，在工作中，甲被乙单位悬挂的广告宣传牌脱落击中致残，甲起诉乙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在该案中，甲与乙单位之间，虽然具有劳动关系，但甲与乙单位之间并非是人身依附关系，甲与乙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排除甲与乙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乙单位除了对甲具有劳动保护及工伤保险的义务外，对其他包括甲在内的所有自然人均具有不得为人身损害侵权的义务，乙单位对其实施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而，对这种用人单位已构成民事侵权的案件，规定受害人不能提起人身损害损诉讼有所不当。作为司法解释，改变或限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及其救济方式，有超越职权之嫌。将用人单位已构成人身损害赔偿侵权的案件纳入工伤保险赔偿范围，最大的弊端在于：工伤保险赔偿要经历一套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在那些明显可见的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劳动关系，就要为此而承受旷日持久的求偿程序之拖累，并且工伤赔偿标准往往要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这对受害人来说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显失公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一直忽视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导致用人单位极为较为疏于对劳动者人身安全保护的注意义务，很多工伤事故己经不仅仅是劳动保护以及劳动安全的问题，而是明显可见的民事侵权问题。因此，建议立法及司法解释，将那此既存在劳动关系又明显可见民事侵权的所谓“工伤”赔偿纠纷，还归民法去调整。

对于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如何处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损偿，二者的诉讼性质是不同的，工伤赔偿诉讼虽然目前仍然是适用民诉法的规定，但是工伤赔偿在实体上毕竟不完全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则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因而，工伤保险赔偿诉讼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应当是各自遵循不同的程序法及实体法，但是相互也有一定影响。第一、劳动者或受害人有权选择是先进行工伤保险赔偿诉讼，还是先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原因在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及《工伤保险条例》对此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当事人自然有权根据不同实体法赋予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第二、劳动者或受害人在先行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诉讼后，并不必然排除其在获得工伤赔偿后另行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反之亦然。有人认为对同一事由，如果选择了一种请求权进行救济，就不能再选择其他请求权进行救济，例如对合同纠纷案件，选择了违约责任之诉就不能再进行侵权责任之诉，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是因同一部门法产生的请求权救济方式，按照通说当然不应当许可其竞合，而工伤赔偿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则是分属不同部门法的请求权救济方式，应各自在不同的诉讼制度内解决问题，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可重复赔偿的问题，应当依照各自实体法的规定处理。比如：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案件，如果劳动者先行获得工伤赔偿，其后仍然有权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人不能以受害人已获工伤赔偿进行抗辩，至于受害人在另行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其原先所获得的工伤赔偿金是否应予退还的问题，则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在工伤保险制度范围内进行解决

，而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进行解决。对这种情况，根据工伤保险赔偿制度的“补偿性原则”，工伤赔偿是对工人所受实际损失的补偿，如此从工伤赔偿制度的实体法角度上看，工人不能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的“双份”赔偿金。因而，对先获得工伤赔偿金、后又获得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情形是否应退还工伤赔偿金的问题，应视情况而定。如果工伤赔偿金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则对工伤赔偿金可以要求受偿人予以退还；如果工伤赔偿金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金，则工伤赔偿金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部分不应退还，对这种处理方式可称之为“保护最高标准原则”。对于劳动者先行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又主张工伤保险赔偿的，同样可以根据“保护最高标准原则”进行处理，即如果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金低于依法应予保护的工伤赔偿金的，则应当在人身损赔偿金的基础上补足至工伤赔偿金最高额；如果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高于依法应予保护的工伤赔偿金的，则可以不再行给付工伤赔偿金。

篇4：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两个问题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两个问题

一、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程序，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这里，“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作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其中，第二种情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而“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1、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2、“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1] [2] [3] [4]

篇5：破产管理人能否成为劳动争议中的诉讼主体

破产管理人能否成为劳动争议中的诉讼主体

王怀欣

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中，企业宣告破产后劳动者提起确认劳动关系、请求支付经济补偿和工伤保险待遇类案件屡有发生。对于涉及破产企业劳动争议中究竟应当将破产管理人作为当事人，还是把破产企业作为当事人，观点不一，分歧较大。现实中笔者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例：

201*年11月郑某进入某集团公司物业分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年5月30日该集团公司被宣告破产，但部分下属分公司和分厂仍继续经营。 201*年1月4日原告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在申报工伤过程中，郑某与物业分公司因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郑某于201*年9月7日以物业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年9月16日郑某又追加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为被申请人，并要求确认与破产管理人存在劳动关系。201*年12月8日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郑某与物业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郑某不服，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与破产管理人存在劳动关系。破产管理人不服，以与申请人无劳动关系为由也起诉至法院。后经两审终审，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郑某与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虽经两审终审而终结，然而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对案件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却仍存疑问。一是涉及破产企业的劳动争议中破产管理人能否成为诉讼主体？二是企业的分支机构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是破产管理人能否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45条和第47条规定，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依法宣告破产后，企业法人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0条规定 “对于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清算组织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的规定，在涉及企业破产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应当将破产管理人列为当事人，被吊销执照的企业或者被宣告破产企业，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地位。因此，案例中的集团公司被宣告破产后，其法人资格终止，且物业分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所以应当由破产管理人作为当事人参加仲裁和诉讼活动，并可以破产管理人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

另一种观点认为，营业执照作为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定证书，只是企业取得营业资格的标志。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一种工商行政管理处罚措施，其目的在于停止公司营业，禁止其进行新的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营业资格与企业的法律人格是相分离的，营业资格的`丧失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民事主体资格的丧失，而只是导致公司解散与清算程序的启动。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经清算前，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续，在诉讼中仍应以该企业的名义参加诉讼，企业主体资格的取消以企业清算完结并办理注销登记为条件。()因此，在本案中，虽然某物业分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但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本案中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可以确定为郑某与物业分公司或者某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作为破产程序中由人民法院临时指定的组织，根据《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精神，破产管理人在仲裁或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只是破产企业的诉讼代表，与破产企业是一种代理关系，因此其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同时，由于破产管理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范围，所以不能成为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对破产管理人和破产企业间关系的界定，也注意到《劳动合同法》中有关用人单位范围的规定，有效避免了破产管理人被确认为劳动关系主体的尴尬。

对于涉及破产企业的案件，特别是涉及劳动者要求确认与破产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具体程序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操作：一是在立案审查环节，应当及时向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法律释明，指导当事人在仲裁申请和诉状中列破产企业为当事人，列破产管理人为诉讼代表人。二是在文书送达环节，文书送达破产管理人或者破产管理人委托的人员即视为送达，不必以破产企业与破产管理人之间签订有委托协议为前提。三是在裁决和判决时，判项中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应当确定为破产企业而不能是破产管理人。

篇6：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仲裁与诉讼之程序冲突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仲裁与诉讼之程序冲突

当前，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如何正确解决这类纠纷，以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稳定，是法律、法规赋予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的共同责任。在处理该类纠纷中，劳动仲裁部门作为第一程序作出了大量的工作。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争议案件呈多样化的趋势，以及在上述领域中法律、法规的尚不尽完备，造成许多案件具体运作中的困难，甚至最终导致纠纷投诉无门、仲裁和法院皆不便处理、裁决和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等诸多怪现象，这其中仲裁与诉讼两大程序衔接中的冲突即是原因之一。

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法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应将劳动仲裁作为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此类纠纷如要经过诉讼程序解决，先行仲裁是其必经阶段。同时，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纠纷时，可以不受仲裁裁决之限制，即针对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不必以仲裁裁决作为其审理对象。但仲裁与诉讼之间的冲突亦由此而产生。

一、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般认为，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不受劳动仲裁结果的限制，就错误的劳动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可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会得不到保护。但是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常常发生背离此愿望的个别事件。因为一份错误的裁决可能是在实体问题上有误，也可能是在程序问题上不符法律法规规定。如仅仅是纠正裁决实体上的错误，法院可通过自行判决等手段来达到目的。但如针对程序上的错误，情况就相对复杂化了。

在笔者最近审理的某案中，突出反映了上述冲突矛盾：法院既无法进行实体处理又无法进行程序处理，更不能变更或撤销仲裁裁决的几难境地。现将案情简介如下，以求与大家共同商讨：某甲与某乙公司因工资支付问题发生纠纷申请至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乙公司拖欠甲工资的事实属实，裁决乙公司给付甲的工资。依照《劳动仲裁规则》的规定，乙公司如不服仲裁裁决，应在15天之内向法院起诉；否则，权利人（某甲）可依据生效的裁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乙公司以其与某甲无劳动关系为由向法院起诉，不同意支付某甲工资，并要求撤销仲裁决定。

经法院审理查明：甲与乙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甲的工资应由另一公司支付。虽然事实已经查明，但在应如何处理一节上，产生了不少疑难：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仲裁裁决，这一要求在具体操作中因无法律依据不可能实现，因为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不能涉及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第二，原告要求法院驳回被告要求自己支付工资的请求，实际上是在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要求，而在民事诉讼中，驳回被告的情况是于法于理不通，于实践根本不可能的，显然与民事诉讼的本意相悖；第三，如果法院以主体资格问题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原告自行撤诉（因原告就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是法律赋予其的法定权利，故法院因主体资格问题驳回其起诉、不承认其诉权的做法不妥），随之某甲就可以根据仲裁裁决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如果执行了这样一份错误的仲裁裁决，势必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且仲裁裁决与法院认定的事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显然也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的立法精神相悖。故对本案事实而言，由于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当事人主体的审核存在偏差而导致仲裁裁决中的程序错误，又因缺乏法律，法规上的明确指导，法院无形中陷入了既无法撤销仲裁裁决，又无法驳回原告起诉或诉讼请求的几难境地。由此看出，仲裁与诉讼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程序的`衔接阶段。

二、产生冲突的原因

劳动仲裁与诉讼的冲突原因较为复杂，笔者结合实际审理案件的情况简单归纳如下：

1 主体资格的倒置

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一般是权利人，被告是义务人。原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其实体权利的实现。而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原告往往是义务人（特别是给付之诉），其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否定被告权利的实现；而被告则是权利人（即仲裁中的申请人），诉讼的基本点是围绕被告权利的实现。原告如不能胜诉，被告所申请的权利就可以实现。这就是原、被告在申请权利和履行义务上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最突出特点。原告因不服仲裁裁决要求其履行的义务而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定其不履行仲裁裁决的法律义务，或认定该义务已履行完毕。这就是劳动争议案件在主体上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的特殊性。

2 《民诉法》对法院审理权限的严格限制。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一般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的。对于原告正确的诉讼主张，法院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对于原告正确的主张，即请求法院判决取消仲裁所要求其承担的义务（实质上就是仲裁所赋予被告的权利）的主张，法院却无法进行裁判。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驳回被告的权利主张；在司法实践中恐怕很难设想法院可以制作一份“驳回被告请求”的法律文书。换言之，假如在上述案件中双方确实建立有劳动关系，但乙公司如在仲裁阶段因无法证明自己已经支付甲工资而导致失利，在诉讼阶段又提出足以证明确已支付了某甲工资的证据。那么，该案应如何处理同样是―个难题：即法院同样无权对享有实体权利的被告给予驳回。由此可见，由于劳动争议案件中主体资格的倒置导致权利义务关系的倒置，使法院在《民诉法》的严格限制下难以对该类案件进行公正裁判。

3 仲裁的无序与诉讼的有序

所谓仲裁无序，是指仲裁主要是依据《劳动法》进行裁决的，而《劳动法》仅仅体现了劳动争议中关于实体处理的问题，对程序上的规定微乎其微。且由于劳动仲裁开展的时间不长，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乏完备，特别是在立案、管辖、证据、时效、执行等阶段，均无系统的规定，“无序”即指上述方面的法定程序的不健全。而法院的诉讼则首先是建立在严格的程序审查前提之下，特别是在主体资格，证据效力、时效等方面均有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制约，相比之下可谓“有序”。且劳动仲裁不同于经济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规定经济仲裁事项时，均以当事人的选择为前提，即当事人可选择仲裁方式、地点及仲裁员、仲裁事项有着明确规定，并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经济仲裁裁决。这种仲裁方式基本是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亦符合“仲裁”本意；而劳动争议的仲裁规则无此规定，它仅规定劳动仲裁为一法定必经程序，当事人无从选择，人民法院对劳动仲裁的执行申请，亦未被赋予诸如“撤销”、 “不予执行”等权利。较经济仲裁而言，劳动仲裁与诉讼之间也缺少相应的衔接性法律、法规，可谓“无序”。

4 仲裁制约诉讼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诉讼是不受劳动仲裁裁决内容的限制，但这一认识只能是以仲裁程序与实体基本无误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法院实体判决中的内容可以异于仲裁裁决，但法院的诉讼主体必须依旧是仲裁的主体；法院审理的事项必须在仲裁事项的范围内。如超越其中任何一方面，都违反了“先仲裁，后诉讼”的立法原则。由此看来，诉讼中的当事人范围与诉讼请求范围均被仲裁圈定，而这两大内容就

是诉讼的基础和前提。在上述案件中就突出体现了诉讼中的当事人范围受制于仲裁的问题。在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必须是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违反这一规则即为主体不符；但在本案中，当事人范围已被仲裁所确定，法院即使查明主体有误也无法变更。诉讼受制于仲裁显而易见。笔者在承办另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因同类问题与劳动仲裁委员会协调并要求其考虑重新进行裁决，但仲裁委员会又以法律、法规无此方面规定为由，提出法院无权干涉仲裁过程且法院可以自行判决。但实际上，由于缺少法院可以“撤销”劳动仲裁裁决的有关法律依据，法院根本不可能超越法定权限履行职责，而法院对存有明显错误的仲裁裁决又必须作出处理。由此可以看出仲裁在起诉前提和在审理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对诉讼的实际制约作用。

5 诉讼对仲裁无制约

仲裁已经对诉讼形成制约，那么诉讼对仲裁是否存在相同的效力呢？诉讼显然不应完全以仲裁结果为依据，且法律也规定了法院对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可以通过诉讼形式给予判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及实践上形成制约关系。因为这仅仅体现了法院独立审判的一种法定职责。

根据法律规定在经济仲裁案件中，人民法院就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或对当事人要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有权进行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审查并作出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决定，这是对错裁的一种法律补救措施。但涉及劳动仲裁案件并无此规定，法院无法律、法规的赋权就无法行使任何补救措施。那么针对本案而言，法院要么就错误的主体进行实体判决，要么执行错误的裁决，显然以上两条道路均不符合司法、执法精神。故在该类特殊问题上，由于缺少相关规定，法院对程序错误的仲裁裁决缺乏起码的制约力，大有无能为力之感。

6 仲裁裁决与判决的效力不衔接

仲裁的效力与判决的效力相比，前者无疑应低于后者；因仲裁裁决生效是以当事人不向法院起诉为前提的。在仲裁与诉讼二程序之间，必然存在效力的衔接问题，即当事人一旦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仲裁裁决完全失效，不再成为法定的执行依据；二是仲裁裁决暂时失效，以待法院的最终裁判。综上分析上述两种可能性，如当事人起诉后仲裁裁决就彻底失效，则从广义上讲，当事人就可能会利用此点在仲裁失利后采取向法院起诉再撤诉或故意制造程序上的错误等手段以求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来达到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目的。这显然违背了“先仲裁，后诉讼‘的立法本意。故一般的理解应归同于诉讼程序一旦开始，仲裁裁决即暂时失效，待法院作出实体判决（不包括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则完全失效；如果原告撤诉或者其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仲裁裁决即发生效力。这种理解似乎更接近于诉讼中的审级关系，但在诉讼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是无论如何要涉及的，其中包括生效条件。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并不涉及仲裁裁决效力问题，又无仲裁裁决生效标志的明确法律规定，故难免会在实践中产生仲裁裁决与法院裁判之间衔接不上的个别事件。

三、解决冲突的设想

在多次处理类似纠纷中，笔者深感完善有关劳动仲裁程序和与法院诉讼程序衔接问题的法律、法规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劳动仲裁是完善用工制度、解决劳资纠纷的重要手段，劳动仲裁机构是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处理的专业性权威部门。但仲裁人员的主观认识和其他难以预料的客观问题难免会导致仲裁裁决的失误，这种失误也往往出乎立法者在制订法律、法规时的预测。作为一名实践工作者，笔者认为在《劳动法》施行的同时，应尽快完善仲裁程序并使其规范化；在现阶段人民法院亦应针对所发生的类似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应就劳动仲裁被执行及仲裁生效的条件作出相应的规定。例如颁发《劳动法》的有关实施细则和条例，或对具体问题作出司法解释。

以上是笔者对仲裁、诉讼两程序衔接阶段一些问题的粗浅认识，希望对有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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