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的研究综述论文

时间:202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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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姜夔的研究综述论文,本文共3篇,供大家阅读参考。本文原稿由网友“圆梦”提供。

篇1: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崔海正先生于初发表的《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2月)对1987年至近十年的姜词研究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文对年至世纪末三年的姜词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近三年关于姜夔的研究论文多达30篇。相比1987年至19这十年的20余篇,可谓多矣!这表明姜夔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姜词题序的研究

姜词现存约84篇,除3篇外,其他皆有题序。其中长序31篇,短序包括词题50篇。20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里,关于姜词题序的研究论文达4篇之多,约占总数的1/9。其中论述新颖的是陈洁的《论姜夔词与题序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第1期)。陈文指出姜夔词的题序创作之所以典型,不仅在它数量多,更因为词人对这一文体所倾注的浓厚兴趣和真挚的感情。特别指出81篇题序只有一些词题和短序在作词之前完成,而长序则多作在词作完成之后,甚或是后来补作而成。作者还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在姜词中,长序与慢词、自制曲、短序和小令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慢词、自制曲多用长序,令词多用短序。姜夔制作题序的目的,已超出了单纯记录创作经过、缘起的藩篱,而把自我情感的酝酿过程置于重要地位。题序与词的关系,由外而内,呈现出一种感情上的关联。陈文接着指出作者对制词的缘起、思路的提示和情感基调的铺垫,使题序成为一条深入理解词作相对可靠的捷径。其同时也指出了词序的弊端,认为两者互相重合,令人生倦;同时有少数词的情调与题序也不完全一致。最后作者认为,当读者跟着序文的线索读完全词之后,便会觉得不过如此,失去了在神秘状态中探求未知数的成就感。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才是具有魅力的源泉。因此,当词与题序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应回到原文。姚大勇的《姜夔词小序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第4期)认为姜词小序内容不拘一格,文笔轻灵活泼,多富自然之趣。姜夔拓展小序的领域,是对传统小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词人新的词学观。并认为姜对词小序创作的重视,实是当时推尊词体思潮的一种反映。

二、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

姜夔对音乐具有相当的造诣,其词作无形之中会受影响。这四年来,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的论文也有4篇。其中以赵曼初《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中国韵文学刊》年第1期)一文最有特色。赵曼初首先认为姜夔词调可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声辞配合观念;其词调正处于宋词格律由平仄规律演化为四声规律的`重要转折阶段;认为姜词调具有长期的典范意义,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然后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了研究。运用统计学研究方法,从音阶、音高、音长、音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姜词语音四声与乐音的联系形式,探求了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规律,认为词的格律形式已由平仄规律发展为四声规律,并且是宏观守平仄规律、局部守四声规律,其中体现了宋词格律的基本原则和完美标准。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与方法,有助于揭示汉语歌曲声辞配合的一般规律,并可为词谱学研究开辟一个联系实际歌唱的新境界。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方式,代表着宋词歌唱的成熟的格律形式,是继周邦彦词之后本色当行的一代典范,其引商刻羽的协律技巧为元曲的格律形式精密化开了先河。

三、对单一词作的解读

近三年对姜夔单一词作进行新的解读的论文共4篇,其中三篇解读《扬州慢》,一篇解读《疏影》。王昌伟《姜白石〈疏影〉词意臆说》(《中国韵文学刊》19第2期),高恒文《姜夔〈扬州慢〉的现代阐释》(《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二文颇有新意。对于《疏影》一词的词意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从文中所用的典故着手,推断出该词确有包含国家兴亡之寄托。王文指出词中借用了赵师雄遇梅神以及寿阳公主的故事。赵师雄遇梅神的男主角姓赵,而寿阳公主之梅花妆的故事发生在刘宋。则二故事合之便寓赵宋。认为该词包含规劝赵宋王朝珍惜现有一切的深意。但作者最后指出,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只能是推测。高文则试图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对姜夔的《扬州慢》作出一种新的阐释。指出《扬州慢》一词频繁引用前人的诗句,说明姜夔在对扬州进行“阅读”时,历史上关于扬州的各种文本制约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特定的感受和理解。但其通过《扬州慢》的写作又重扬了他所提供的对这个城市的一种新的文本形式。作者把这首词与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周词只是巧妙地袭用了刘禹锡的诗句,而姜则成功地实现了与杜牧的对话,认为姜词在艺术上高周词一筹。 四、继续深掘姜词的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

对于姜词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的开掘是近年来姜词研究中的重点,但能推陈出新的论文不多。杨海明先生的《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齐鲁学刊》年第4期)指出,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仍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与缅怀,又使其词中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李康化的《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为我们勾画了从苏轼到姜夔之间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二者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并非稼轩承苏轼遗风,实姜夔承东坡衣钵。长期以来,论词者认定辛弃疾是东坡的最佳继承者,作者并不否认词史中“苏辛”并称的理由。认为在对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以及题材的扩大和深化上,特别是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仅限于这些文本形式外在方面。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尤其是在具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等深层精神风蕴方面,则罕有相同点。作者指出,从深层次的词学审美心理和人格精神建构的维度看,白石较之稼轩更得东坡词学审美理想的神髓。因为他们之间的精神品格惊人地相似,对词的抒情功能的认识亦相同。因此与东坡精神相似的白石在词学审美理想上自然会呈现趋同苏轼的迹象,在柳永、辛弃疾之外别树一帜。苏、辛、姜三人都有气格,但辛只有气格,只能属豪放。苏、姜二人在有气格的前提下,出之以高淡,调遣清疏的文藻。但东坡表现为“清旷”、姜夔表现为“清空”,这体现在“清空”较之“清旷”更多来自运笔的讲究与语辞的雕饰。东坡乃天然标格,白石注重字句锤炼。

孙维城先生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指出姜夔钦羡晋宋风韵,希望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能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现实,对自由生活与独立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幻想,造成了姜夔狷洁简傲的性格特点。而姜词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为一体,在宋词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狷洁的个性与瘦硬清冷的章法语言,使我们透过他的词作,能够聆听到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姜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

杨柳的《论姜夔艺术化人生的悲剧性》(《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理想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远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识。”悲剧意识一经产生,其人生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作者指出白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都透露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艺术化人生。但他所设计的理想自我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个永远的距离。因此给他的艺术化人生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者最后指出,白石的生命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超越的不懈追求当中。其艺术化人生别具一种悲剧美。

纵观世纪末几年姜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姜词进行总体研究因为很难出新,已不多见,对姜夔词史地位进行评价的专门文章也未出现。因为没有新资料,对姜夔生平的考订也没有进展。而对单一作品的解读,从新角度对姜词进行研究则已形成一种趋势。姜夔乃才子,除词外,对诗、文、音乐无所不通。因此展望21世纪,对姜夔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词,对其诗、文、乐等也应进行同步研究。或许,当我们在对姜夔诗、文、乐的研究有所进步时,蓦然回首,姜词的研究可能早已另上层楼了。

篇2: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年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1997年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1997—1999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 三、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的探讨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篇3: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女作家2001年-2008年研究综述论文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2003年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2008)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2007)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2005年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2004年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07年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04年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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