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外科周理念的认识论文

时间:2024年0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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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整理了对中国外科周理念的认识论文,本文共4篇,希望你喜欢,也可以帮助到您,欢迎分享!本文原稿由网友“今天的自己”提供。

篇1:对中国外科周理念的认识论文

对中国外科周理念的认识论文

一、正确传承

外科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学科。传统术式的存在源于最初术者设计的理性思考和临床实践的正确结合,如果不了解手术原理,就会产生曲解甚至误解。以Bassini疝修补术为例,这一术式可谓划时代的疝外科治疗方法,在当今无张力疝修补术式层出不穷的今日仍有重要一席之地。但是多数外科医生在处理腹股沟管后壁时,不能正确缝合腹内斜肌、腹横肌和腹横筋膜三层结构。而这三层结构正是Bassini疝修补术之所以久经考验的基础所在。目前无张力疝修补术已成为疝治疗中心日间手术,Bassini疝修补术作为经典术式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Bassini疝修补术临床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不经意的修改或省略,表现为:(1)省略切开腹横筋膜,导致后壁修补不确切;(2)省略切开提睾肌,导致不能正确找到和处理疝囊-1J。上述因素导致疝修补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外科医生有必要对经典术式的由来进行系统回顾学习,以达到正确传承的目的。

二、及时创新

外科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导技术创新,时效性更为重要。以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mesorecta!excision,TME)为例,它是1982年Heald等【2o提出的直肠癌根治技术,经过近30年的临床实践验证,这一术式已成为低位直肠癌手术切除的“金标准”。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外科医生接受了TME术式。继TME之后,近年Hohenberger等¨o又提出了全结肠系膜切除(completemesocolicexcision,CME)的概念:直视下锐性游离脏壁层间筋膜间隙,保持脏层筋膜的完整性,根部充分暴露供应血管并结扎。本次外科周会议上,部分外科医生对此提出质疑:该术式在临床中已被应用,不能称之为新理论。症结正在于此,CME的理论系统地规定和明确了结肠癌所要遵循的根治性原则,但是此前外科医生并没有进行归纳和总结。CME的提出体现了Hohenberger的理论创新时效性。如何能在临床上达到无血技术,怎么能找到潜在的无血管胚胎性解剖间隙,即Heald所称的“神圣平面”(holyplane),达到解剖性切除的目的,需要孜孜不倦追求精湛技术的精神。外科中的甲状腺、乳腺、胃肠、肝胆胰脾等脏器切除仍需大家继续探索最佳的holyplane,达到精准、微创的效果。

三、制定规范

目前,针对外科疾病,美国癌症综合网络、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日本各种疾病规约,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欧洲临床肿瘤年会都有相应的临床指南,而且定期更新,有效、合理地控制了医疗费用,加强了卫生服务质量,对指导临床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病种及患者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居前列,这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疾病规范的基础和优势所在。没有相应的规范会导致疾病诊治过程中的盲目性,这体现在临床中的某些方面。譬如,在强调微创的今天,某些医院保胆手术呈现过激势头,部分外科医生甚至自豪地说保胆手术达到胆囊手术的80%。其中有些医院为了迎合患者盲目保胆的需求,没有理性分析便不加选择地进行保胆手术。这是一种严重有悖微创理念的行为。保胆需要指征,需要理性,需要循证医学的支持,需要相应规范的指导。再如,对于一些癌症患者,是采取姑息保守治疗,还是悉数采取新辅助化疗?是锦上添花地增加一丝希望,还是雪上加霜的过度医疗又如,某些专科医院医生自称一天施行癌症根治术达7、8台,甚至10余台。试问,一台真正达到规范性癌症根治的`手术时间乘以手术台数是否超过8h、12h甚至24h?如此手术量,产生的结果无非有二:要么手术轻率了事,要么医生精疲力竭,不利于后续工作。上述情况都是没有制定相应规范的结果。当然,指南、规范的制定过程需要系统的研究和严格的论证,这一过程是极其费时费力的。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学指南,需要摒弃各自为政的狭隘心理,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按病种分类将电子病历形式的信息定期传输至相应的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对指南的制定及修订有重要的价值。上述建议只是抛砖引玉,我们期望独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临床规范越来越多。

四、全面提高

当前,做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应学习黄志强院士与时俱进的精神。黄志强院士虽已9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外科医生素质和技术的全面提高,必须以详细的临床资料为前提,对每一例疑难病例的基本资料、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病情变化、处理方式及结局要进行系统性回顾。有条件的外科医生要对自己做的手术,以手术录像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同时要抛弃万一手术失败留下证据的狭隘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中有层次,手中有分寸的境界。同时外科医生技能的提高不能局限在围手术期的综合治疗,还要重视围手术期术后的序贯治疗。比如,要了解甲状腺癌术后促甲状腺素抑制治疗方案及检测甲状腺球蛋白指标变化的意义;对胃癌、结直肠癌的术后化疗方案的选择有清晰认识;对于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的治疗要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HJ,使肿瘤治疗的理念、策略和模式不断地完善,尽可能提高疗效。

篇2:谈对中国水墨的认识论文

谈对中国水墨的认识论文

摘要:“如果说墨是水墨画的骨肉,那么水就是水墨画的灵血,墨是稳重的,水是灵动的,没有水墨变幻的画就失去了生命。”正是有了血在骨肉间的流淌才使画有了生命,有了生机和活力。只有将水的运用玩弄于股掌之中,才能将画面之意表达到极致,即所谓“水到”渠成。

关键词:中国水墨画;“水到”渠成;水和墨;意

纵观中国之水墨画,形式多样,画风不一。按照画面内容来划分,可以将其分为山水、花鸟、人物三种基本形式。三种形式的水墨画异同共存,不同的是内容和意境的表达,而相同的是水与墨在画面中所占的主导作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墨画就越来越被重视,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标志。它在战国时期出现,盛唐开始兴起,代表了完全属于中国的色彩――黑、白、灰。这简单的颜色所表达的内容只有中国人才会读懂、学好、传承,而外国人不会明白,它就像唐诗宋词一样即使他们学习了,也不会真正懂得,因为那是只有经历过才真正能读懂的历史。在水墨画中水和墨是组成画的两个因素,画者及观者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用笔上,而忽视水墨表现的重要性,这也是许多画者之所以只是画者而不能成为艺术家的主要原因。水墨画中对水的运用有极高的要求,可以说掌握了墨中水的变化就掌握了水墨画。曾经有一个知名的画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墨是水墨画的.骨肉,那么水就是水墨画的灵血,墨是稳重的,水是灵动的,没有水墨变幻的画就失去了生命。”正是有了血在骨肉间的流淌才使画有了生命,有了生机和活力。只有将水的运用玩弄于股掌之中,才能将画面之意表达到极致,即所谓“水到”渠成。水是有灵性的物体,有很强的灵活性。水与墨的结合能产生丰富的变化,如山水画中,山体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境,南方山水湿气较重,所以用润墨较多,而北方山水则相反。这主要取决于运墨之法,谈墨法离不开水。既是水墨,当以墨为体,以水为用。“墨分五彩”,讲的是墨有焦、浓、重、淡、轻,又有枯、干、渴、润、湿的用墨用水程度和轻重的区分。用水就成了关键,在中国画领域,对水的运用问题一直是困扰艺术家的主要问题。在古代中国,一些美术家已经对于运墨有较深入的思考。并且得出了结论:“墨太枯则无气韵,墨太润则无文理,凡六法之妙,当于运墨先后求之”。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这说明水墨中水的运用关系到对于艺术作品从意韵到技巧的全部要求。水用到恰如其分,画面的意境就会跟随而来。

中国画不同于西方绘画,中国画讲究“意”的表达,艺术家们追求的是一种境界。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绘匮有着深远的影响。影响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和世界观。从而就使绘画作品具有了不同的意境。儒家思想主张“中和”之美,即追求和谐和圆满,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要求画面形神兼备,意境悠远。道家思想提倡“自然”之美,就是自然而然之意,不刻意做作,追求水到渠成的境界。西方绘画追求的是三维空间感。注重色彩.透视.光影变化等因素。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品必须具有深远的意境,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意是一幅作品成功的关键。南朝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首要提到“气韵生动”。这就是一种意得显现。“意造境生”,有意就有镜,镜有实境与虚境之分,实境指自然客观存在的山川草木等自然物象。虚境指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提炼加工以后,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的心中之境,从这角度看。虚境形成了画面的意境。意境是借助可视化的客观画面传达出来的,艺术家带着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主观感情在创作组织画面的时候就离不开对水和墨的运用。前面已经提到水墨之法,

一是“活”,落笔爽利,讲究墨色滋润自然;

二是“鲜”,墨色要灵秀焕发、清新可人;

三是“变幻”,虚实结合,变化多样。

这三个方法其实都是在讲对于水的运用,水用到妙处才能使墨产生最佳的效果。“水到”画自然就能“渠成”。

所以,用水之道才是水墨画的首要。想要读懂一幅水墨画既要了解它的外表,又要看到他的灵魂,这灵魂是艺术家的切身体会,读懂水墨就读懂了什么是生,读懂意就读懂了什么是活,水墨画本身就是艺术家生活的缩影,是艺术家本身的微雕,其中包含了艺术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理想和个人情感。正是每个艺术家拥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才有不同的用水之道,所以才使每个艺术家的画都不同,才会有中国绘画史上一页页的辉煌。

篇3: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与探索论文

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与探索论文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漱溟不仅是坐而论道的思想家,还是立而行道的实践家,其一生始终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学术”与“政治”的双向进路,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他出入佛儒,融摄古今,又糅合中西,构建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体系~“新孔学”。通览梁漱溟研究之现状,学界对他的文化哲学、人生哲学、儒佛思想、中西文化观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难以尽举,但对其中国哲学思想则关注不够,仍有重新审视与深掘之必要。有鉴于此,笔者不掇冒昧,通过研读梁漱溟的学术论著,对其中国哲学思想的大纲节目与基本义旨作一扼要评析,深掘其本意、探寻其精髓并剖判其得失,作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借鉴。不妥之处,恳请学界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生命

当代学者李承贵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并以生命现象诠释天地万物。中国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在以生命为研究对象这一特质上,也达成了共识。1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梁漱溟亦概莫能外,将生命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先贤略有不同,他站在中国哲学本位的立场上,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反观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

梁漱溟认为,中西哲学的研究对象截然不同,并从历史深处寻找理论依据。他说,西方古代哲学“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方面特别发达”0-,而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像这种呆板的静体的问题,中国人并不讨论。中国自极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一绝非静体的”H442。也就是说,西方古代哲学注重宇宙本体的探索,以客观的静体为研究对象;中国传统哲学则崇尚健动,以动态眼光审视宇宙万物,多是关注生生不息、流动不止的物体一生命,而对客观的静体缺乏兴致。他进而认为,生命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本体“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

为了彰显中国哲学的生命特质,梁漱溟从中西方人生态度之异加以诠释。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之所以演变成“科学哲学”,根本原因在于其人生态度是‘‘面对自然的”“偏于向外的第一路向”0402的,致使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样的思维路向。我们知道,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二者都有着根本区别。如果以西方“科学式”进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那么哲学终将丧失自身的独立性,进而模糊哲学与科学等自然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秉持调和、持中的“第二路向”,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调和的,他们感兴趣的是宇宙的变化流行而非宇宙本体,关注的是天地万物的内在生命而非外在客观。基于此,梁漱溟认为,中西哲学研究对象各不相同:中国哲学多为“人事的研究”,西方哲学多为“自然的研究”。长期以来,西方人以“自然的研究”意欲“向前要求”为宗,因而丰富了物质却丧失了精神:他们“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在他看来,若以西方哲学为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人们将无法体认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鉴于西方哲学之偏弊,梁漱溟指出,哲学应以“人事的研究”为主,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生存意义与人的终极关怀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并贯穿哲学发展的始终。既然以人为研究主体,那么人的生命现象自然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学理路向。综观其一生,梁漱溟一如既往地认为,哲学应以生命为中心,它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调适我们的生命、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梁漱溟对生命的彰显规约了现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等人均受其影响,认为生命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熊十力认为,儒家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深究“生命”之神妙、探寻“生命”之衍变、求索“生命”之本性。4602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是生命,任何哲学体系都是生命的聚合与释放。。°127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从它那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

二、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直觉

既然中国哲学以生命为研究对象,而生命又具有灵动的、感性的特征,那么与此相应的研究方法便是直觉体认。诚如梁漱溟所言:“中国形而上学(哲学)所讲,既为变化的问题,则其所用之方法,也当然与西洋印度不同。因为讲具体的问题所用的都是一些静的、呆板的概念,在讲变化时绝对不能适用,他所用的名词只是抽象的、虚的意味……我们要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在他看来,重直觉体悟而轻逻辑推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儒、释、道三家均是如此。

在研究方法上,梁漱溟把认识方式分成理智、直觉与感觉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略懂一点哲学常识便知,他的观点并不符合东西方哲学的真实情况。梁漱溟之所以如此,乃源于他对中、西、印三方哲学研究对象异质性的独特体认,亦是为其“文化三路向”说提供哲学依据。他认为,理智适宜于研究客观静止的自然界(西方哲学),感觉适宜于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印度哲学),而要体认作为宇宙本体的生命(中国哲学),则非理智与感觉所及,只有“本能的直觉”才能顿悟与神契。梁漱溟如是说:“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之所现,为感觉与理智所认取而有似静体的,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有生活的直觉才行。”“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H469在他看来,认识的作用不仅能够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可以探知事物的内在本真和深层意蕴,而直觉恰恰可以一身兼二用:既可认识事物的表象,又可透视事物的本质。因为中国哲学研究对象是变动不居、流动不止的生命,所以只有采用流动变化的直觉而不是理智的逻辑推理与含糊不清的感觉,才能真正探知生命本体的内涵。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梁漱溟何以独倾直觉而排斥理智与感觉?这与他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在方法论上,他承续了原始儒家尤其是孟子的理论。我们知道,孟子发挥了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观点,将认识归结为主体的主观体验,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盂子?尽心上》),从而开创了反省内求的认知方式。至于如何反省内求,梁漱溟认为,只有直觉思维才能体悟,其他方法(如理智与感觉)都是靠不住的。

为了凸显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梁漱溟甚至将直觉与理智两种方法对立起来:“在直觉、情感作用盛的时候,理智就退伏;理智起了的时候,总是直觉、情感平下去;所以二者很有相违的倾向。”2455也就是说,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直觉与理智不可同时使用,要么运用直觉思维,要么采取理智方法。既然直觉与理智不能兼得,那么我们如何取舍?梁漱溟选择了前者:“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个‘为什么'都有一个‘用处’吗?这都是随感而应的直觉而已。”0461不难发现,他充分肯定了直觉而否定了理智,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不止于此,梁漱溟还指出,运用直觉思维构建现代哲学之前必须厘清直觉独特的逻辑结构:“直觉也只能认识那些观念而已,他并不会演出那些道理来,这盖必有其特殊逻辑,才能讲明以前所成的玄学而可以继续研究……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则已,苟犹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价值,则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来罢了。

细细品味梁漱溟的直觉方法论,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诠释学理上不够圆通,更不符合传统哲学的真实面貌。先秦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即呈现出重直觉而轻理智的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因此而完全否定理智的作用。因为在认知过程中,直觉与理智几乎同时产生作用,二者作用的界限与范围极其模糊,不可截然二分,更不能对立起来。公所众知,认识是感性与理性相互激荡、相即相入、彼此耦合的结果。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哲学文本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由此看来,梁漱溟的直觉认识论带有较强的主观臆断性,把纷繁复杂的认识过程处理得过于简单。但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在对直觉思维一往情深的同时,亦清醒地认识到它存在的缺陷:“科学的方法所得到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他是主观的意见而已。这里所说的‘‘科学的方法”是他坚决否定的理智,而‘‘玄学的方法”乃是他所倡导的直觉。也就是说,理智才能体认事物的本真内涵,直觉认识的结果是极不可靠的,只是一些主观的观念与意见。由此看来,在研究方法上,梁漱溟一会儿推崇直觉否定理智,一会儿又高扬理智揭示直觉的不足,其观点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相互抵牾之处。为什么梁漱溟的方法论存在这样明显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梁漱溟方法论的矛盾与抵牾深刻地折射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人对中国文化与哲学自我迷恋又深感迷惘的复杂心态。平心而论,虽然梁漱溟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解不够精确,但他对直觉思维的执着探究有助于我们揭橥人类认识方法的丰富内容与多种机制,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方法论的理论课题。

三、中国哲学的内在本质:调和与理性

中国哲学以内在生命为研究对象,以直觉思维为研究方法,它的内在本质又是什么?通过历史的省察与逻辑的分析,梁漱溟将中国哲学的内在本质概括为调和与理性。

1.调和

在独创的“文化三路向”理论中,梁漱溟认为,调和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基本精神。他说,在中国先贤那里,宇宙没有那种绝对的、单一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即使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显的。一切显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成双的、中庸的、平衡的、调和的。他进而认为,“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0445。当然,梁漱溟所说的调和主要是针对变化而言的。换言之,所谓调和,不是看着客观的呆静的宇宙,而是唯实所变、气化流行的动态世界。在他看来,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调和与不调和不能截然分开,二者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宇宙的生成与衍变。

为了详尽论证中国哲学的调和特征,梁漱溟从历史深处寻找原始依据与理论来源。其一,易卦的调和性。梁漱溟认为,《易》的每一个卦都是表示一个不调和,用这些不调和的卦来表示宇宙万物中所有的不调和。在这一论点上,他极赞同《周易折中》的解释:“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九潜龙勿用,就是潜而勿用为中;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就以见为中;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就以乾惕为中;九四或跃在渊,就以或跃为中;卦有才有时有位不同,圣人使之无不和乎中。。0447这里所说的“中”即调和折中的意思。质言之《易经》的根本主旨即是说调和就好,极端或偏向一边就要失败。其二,中国先哲对调和的阐发。梁漱溟认为,孔子所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就是对中国哲学调和性的最佳诠释。他进而申论:“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不仅孔子如此,梁漱溟甚至断言中国先哲大都如此:“大概凡是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都只有(这)一个意思,若不只一个,必是他的思想尚无系统,尚未到家。”0447

正是基于对中国哲学调和性的独特体认,在文化观上梁漱溟主张中西文化调和论。他一方面认同儒家传统,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适应现代思潮,走中西融合之路。详而言之: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反对新文化派的过激行为,主张“返本开新”;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反对封建守旧势力的排外心态,主张‘‘中体西用”在理论展开方略上,以中国哲学为本,尝试“援西学入儒”,肯定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民王制度。

2.理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理性”是梁漱溟最常用的名词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一理性之国》《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一系列专著均有论述。然何为“理性”?他却未给予完备的定义,只认为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在具体的论证中,他通过理智理性比较研究来加以呈现:“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简言之,理性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而理智则借助于逻辑与推理。为了更好地厘清理智、理性之别,梁漱溟举例予以说明:“今日科学发达,智虑日周,而人类顾有自己毁灭之虞,是行为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是理性问题,不是理智问题。

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是理智的、科学的,中国哲学是本能的、直觉的。他把理智与本能看做人的属性的两个方面。如果理智与本能必须二分的话,他更看重本能的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观上,他甚至认为,本能的生命冲动(意欲冲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将人心划分为理智与理性两个方面:“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0525也就是说:理智所得到的是物观上的理(物理),理性所得到的是人情上的理(情理);理智是“人心之妙用”,理性是“人心之美德””前者是用是从,后者是体是主,二者是体用主从的关系。尽管人心涵纳了理智与理性,但理性才是人心的本质。经过多次的探究与论证,梁漱溟得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内在本质是理性的结论。

事实上,在“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中,梁漱溟即明确提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基本特质是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为什么西方人走第一路向,中国人走第二路向,而印度人走第三路向?他认为,只有从东方文化与哲学的基本特质才能找到答案。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中国人、印度人与西方人一样走第一路向,但由于东方人理性早启,导致文化早熟,所以中国人还没等到第一路向走完,就径直折入第二路向;印度人还没走完第一路向,就直接转入第三路向。以此为立论依据,梁漱溟确凿而自信地指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方文化的次第展开。

四、中国哲学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的核心

要剖判梁漱溟关于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的地位问题,必须先了解他对哲学与文化概念的界定。什么是哲学?梁漱溟认为,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首尾衔贯成一家之言的,其范围十分宽泛,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人生哲学等。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他从三个层面对中西哲学进行了深湛的比较研究,以凸显两方哲学的异质性:在形而上学上,西方早期形而上学很盛,后来遭到批评,几乎灭绝,现今依然处在失势觅路之中;中国的形而上学自成一种,势力很盛,且一成不变。在知识论上,西方知识论盛行之时几乎涵盖了一切,成为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中国则很少涉及知识论,甚至可以说没有。在人生哲学上,西方对人生哲学的研究甚少,而且内容粗浅;中国的人生哲学最为盛行且意蕴丰赡,乃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内容的阐释上梁漱溟仍采取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宣扬中国哲学的优越性,西方哲学只不过是衬托而已。

什么是“文化”?梁漱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正是各民族生活样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路向;而不同的生活路向又产生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与转身向后的人生态度。这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与转身向后的印度文化。如上所述,哲学是一种思想,而思想又是人们对宇宙、对人生各种现象与各种问题所形成的态度与意见:态度是思想的基本内容,它直接关涉人的情感与意志;意见则是人的理性的另一种表述,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或表现。由此可见,哲学的核心就是人生态度。梁漱溟把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生态度,事实上就是把文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精神问题、思想问题与哲学问题。众所周知,人生态度一旦成为人们一种自觉认知与行为规范,就有可能转化或者提炼成为一种精神、思想与哲学,并在文化的持续发展中得以传承与光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与持续衍进中早已凝聚成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民族精神与人生哲学。基于此,梁漱溟充满自信又郑重其事地宣布:蕴含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中国传统哲学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且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更新与嬗变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性转化的进程。

尽管梁漱溟自幼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鄙视学问而向往建功立业,但凭借其超强的直觉力与敏锐的洞察力,依然领会与体悟了中国哲学的内在特质。在五四运动高潮迭起、举国上下一片西化声浪之际,梁漱溟就已经开始着手构建中国哲学新的形上体系“新孔学”虽不免粗疏,却代表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向度。不可否认,他关于中国哲学的某些见解,或囿于历史条件与认知水平,现在看来并不十分“精当”。依笔者之浅见,这些瑕疵主要源于梁漱溟无论对中国哲学还是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领会都不是很透彻、很精湛,用他那不甚了解的柏格森生命哲学来诠释他同样不甚了解的中国哲学,其观点不妥亦在情理之中。为了急于得出结论,梁漱溟难免采取比附的方法,缺乏严谨的逻辑与充分的论证,存在一些略显稚嫩之处,但他毕竟迈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化的第一步,其筚路蓝缕之功不能抹杀。

综上所述,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内在本质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与探索,无论是在理论构架上、思辨深度上,还是在创造水平上,比他的任何同代学人都不逊色,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相比就更是如此了。085°5他那富有前瞻性与开创性的学术见解,是今天我们反思传统、回应现代、展望未来的资粮与源泉,对当下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它,而不能绕过它。总之,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深沉之思与现代追寻,充分展示了20世纪之初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焦虑与关切。

篇4:对中国武术传播的几点认识论文

对中国武术传播的几点认识论文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武术传播的内涵,武术传播的根本,武术传播的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对武术传播的认识。认为武术传播的内涵是武术人群通过武术传播者的指引进行武术锻炼与学习,传承武术技术与文化,以此实现武术的最大价值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被世人认可的过程。武术传播的根本是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自尊、自信及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武术传播的基础是科学系统的武术理论。

关键词:武术传播 内涵 根本基础

引言

当前西方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西方体育是世界主流体育,西方的语言―――英语是世界主流语言,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显得无力。这些东西方强大的文化逆差限制了武术的传播,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就武术传播而言,必须要明确武术传播的内涵、根本与基础,这是武术传播的基本内容。本文针对这些内容进行探讨,从而加深对武术传播的认识。

1武术传播概念

对于传播的概念,《辞海》中认为“传播即传布,在传播学中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感情,以此实现信息共享与互换的过程”。[1]费斯克等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认为:“大致说来有两种关于传播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A送给B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s)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理解得以完成。”[2]对于武术传播,按第一种定义可以理解为A就是武术传播者就是武术信息的发出者,主要是武术教育者、书籍、影视、小说等;B就是武术人群是指武术信息的接受者,主要包括国内国外的武术练习者、爱好者、武术书籍阅读者、武术影视观看者等;讯息所指的是武术的内涵包括武术文化,武术技术等;效果就是通过武术的学习,武术学习者懂得了武术文化内涵,技击内涵,教育内涵等。按照第一种定义,可以把武术传播定义为:武术传播是武术传播者传送给武术学习者关于武术的文化内涵、技击内涵等内容并使其产生一种对武术文化、武术技术认同效果的过程。

对于武术传播按第二种定义,可以理解为:武术传播是武术人群通过对武术的锻炼和学习来理解武术、传承武术文化与武术技术的过程。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几个共同点。(1)传播是一个过程,武术传播也是一个过程;(2)传播是信息的传播,武术传播的信息包括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等;(3)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武术传播要有武术的传播者与传播对象;(4)结果是要信息共享。武术传播的信息共享就是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的共享,也就是武术文化与武术技术得到世人的认可;(5)最终目的是通过传播达到某种意义。武术传播的最终意义是:(1)通过武术的传播更大的实现武术的技击、健身、教育等价值。(2)借助武术的传播向世人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可,以此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比重。

由上,武术传播可以定义为:武术人群通过武术传播者的指引进行武术锻炼与学习,传承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以此来实现武术的最大价值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被世人认可的过程。

2武术传播的根本

笔者认为武术传播的根本是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自尊、自信及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2.1传统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命题和概念,现在这一极富前瞻性的概念和命题已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与普遍认同。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

武术文化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国人对传统文化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存在并相信其价值,并追求这种价值。以此为前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全息缩影与传承载体的武术,其传播与发展才会顺利,其繁荣与昌盛才会可能,尤其是武术国内传播更需要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

2.2传统文化自尊“只有自尊的文化才可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自尊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缺少自尊和失去自尊的文化是僵死的文化,是没有竞争力的文化,也是苍白的文化”[4]。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向文化一体化的转变过程中,必然要经过一场文化之间的惨烈战争,胜者将会成为全球的主导文化,败者要么被淹没,要么成为附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摆脱这场文化战争,事实上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战争当中。西方列强的炮声打醒了中国人闭关锁国,自我满足,自我发展的现状,自那时起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华的入侵,其文化侵略也在默默进行。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文化一直在西化。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不可否认,西方文化确实有先进之处,但同样也不能不承认西方文化是有缺陷的。所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要表现出文化自尊,不能一味的崇洋媚外,以为西方的都是好的,要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中国传统文化自尊的前提下武术文化的内涵才能得以保留,中国文化才能通过武术传播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也可以促进武术的国际化。

2.3传统文化自信

北京大学哲学系郭建宁教授认为“:全球化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对话,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相互激荡相互对接,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因此,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是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5]只有站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去吸收或排斥外来文化,才能做到文化的交流、发展与创新。这就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不自信就不可能以其为基础。在与西方文化交战或交流中,不要妄自菲薄,强势的西方文化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无疑是占有优势的,以美国文化为首的西方文化以其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学技术实力保障着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证明着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在这种环境下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能做到与西方文化公平对话与交流,而不是一味的追赶与模仿,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全盘认可中国文化中的所有东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筛选扬弃是必要的选择。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追求和平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现代社会比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与自然作斗争的价值理念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只有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信,才可能让其在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是武术国际化传播的基础,也是促进武术发展的基础。

2.4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们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是互为因果的。脱离开文化冲突,就难以把握文化认同的本质”。[6]面对本土文化要表现出自觉,在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要表现的是对本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在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之后总得有一种或几种新的或旧的文化得到人们的认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场文化之战的表现直接影响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西方文化大多是一种知性的文化,探求的是知识寻求的是自然的规律,目的是改造自然造福人类,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讲求的是个人的修养以及人与人与国家与社会与天地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天人合一,物与我齐。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西方文化各有其作用。西方打造了科学这一把双刃剑,而中国打造的是合格的执剑人,两者合则造福人类。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可以促使人们关注武术,可以促进武术的发展。

总之,现代武术的传播基于其文化的传播,武术文化的传播以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文化冲突与交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在文化交流冲突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可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武术传播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世人的认可,则武术的传播就会一帆风顺,事半功倍;中国传统文化被世人所漠视,则武术的传播如逆水行舟,事倍功半。

3武术传播的基础

武术传播的基础是科学系统的武术理论。

武术理论的建设现在还不完善,这给武术的发展造成了理论缺失,武术科学与武术哲学的理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武术理论是指导武术发展,解释武术的存在与价值及人们对武术的认识等内容的理论。离开了武术理论的指导,武术发展就失去了方向,武术理论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与否直接影响武术发展的方向与进程。离开武术理论对武术的合理解释武术就会变得模糊、神秘,认为武术无所不能,上天入地,飞檐走壁,隔空打人,甚至能羽化成仙等等。武术理论是还原武术真实面目,取消人们对武术误解的重要理论依据。人们对武术的价值认识也不到位,认为学了武术会打人等等,这都需要武术理论去纠正。

西方体育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成为世界体育的主流,这与他们先进科学的体育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他们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遵循着人体的生长发育特点,形成了扎实的理论体系。反观中国的武术在“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中流传,沿用“口传身授”的方法,以苦修技艺为宗旨、以传承技艺为己任。封闭的传承系统,经验性的传承方式,为武术的传承带来了局限,只局限于极少的几个传承人,甚至因为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而排斥交流,固步自封,这样就造成了武术难以普及的现象,人们甚至因为它太神秘,而被人们进行神化,这样以讹传讹,造成了武术失真的现象,同时经验性的传承的方式,让武术的理论依据仅仅停滞于经验层次水平,很难有所突破,理论水平的低下就无法有力地指导武术的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武术发展的封闭性和非科学性,武术传承的宗派性,为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只有建立科学的武术理论体系并且以此来指导、指引武术的发展才能突破武术这种局限,促进武术的发展。

4结论

(1)武术传播的内涵是:武术人群通过武术传播者的指引来进行武术锻炼与学习,来传承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以此来实现武术的最大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被世人认可的过程。

(2)武术传播的根本是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自尊、自信及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代武术的传播基于其文化的传播,武术文化的传播以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文化冲突与交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在文化交流冲突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可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武术传播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世人的认可,则武术的传播就会一帆风顺,事半功倍;中国传统文化为世人所漠视,则武术的传播如逆水行舟,事倍功半。

(3)武术传播的基础是科学系统的武术理论。武术的传播应该以西方体育为榜样,以系统科学的武术理论作为基础,并以此来解释武术的存在,指引人们正确认识武术,促进武术的传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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