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界定与政策含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界定与政策含义，本文共4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本文原稿由网友“雅蓉炎”提供。

篇1：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界定与政策含义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界定与政策含义

社会建构论把技术界定为一种社会行动,技术要素包括参与了技术发展的各类因素.然而,社会行动并不能包括技术的全部,本文尝试提出“技术是部分地社会建构的”这一命题,建立了一种技术内容的“可塑因-不可塑因”的'二分法.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界定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它包含了一种建构论的政策思想,强调政策工具的地方导向和行动导向,并涉及政策的有效作用空间问题.

作 者：邢怀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年，卷(期)： 21(4)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   技术   界定   政策含义  

篇2：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建构主义为思想基石,聚焦于考察技术被建构的过程.在该理论框架中,技术被界定为社会行动,从而消解了传统的“人-机”二元论,而走向一种“可塑因-不可塑因”的新二分法;技术的结构即是围绕技术的社会行动结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布和互动关系可运用网络方法加以分析;技术发展是一个建构的演化过程,其动力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多样性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协商构成了选择环境;社会建构论包含一种建构论的政策思想,强调政策干预的持续性、地方性以及政策决策民主化.

作 者：邢怀滨 XING Huai-bin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刊 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7(4) 分类号：N01 G301 关键词：技术   社会建构论   建构主义   技术政策  

篇3：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政策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政策观

传统技术政策中的“供给偏向”容易造成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陷入技术控制困境,社会建构论对嵌入于技术(创新)中社会过程的分析则内在展现了技术政策的`新视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政策观采取了积极管理技术的态度,强调技术的社会整合,其在实践中体现为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战略与工具.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一技术政策观中蕴含了技术民主化的思想,并提供了技术民主化的实现形式.

作 者：邢怀滨 陈凡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04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19(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   技术政策   建构性技术评估(CTA)   技术民主化  

篇4：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下

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下）

五、“无时不惧”：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法治目标

中国有句古话，说是君子处世，当“如履薄冰，无时不惧”。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产业技术政策，再恰当不过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有效地利用法治资源，在产业技术政策中确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法治目标，是企业获得生命力和国家谋求长足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就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假定技术、知识在全经济范围内存在溢出，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这样：（1）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投资决策的产物，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2）由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不进行投资的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提高生产效益，全社会的生产率也都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投资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从而使厂商用于生产知识、技术的投资将减少，并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96]

这种理论就为政府的积极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因为以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对于关于旨在改变增长率的经济政策的松散讨论泼了一盆凉水。”[97]事实上，一些消极政府的思想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的.现实[98]，而且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外，使政府无所作为。新增长理论修正了这种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为了获得经济内生增长，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厂商提供补贴、减免税收或向其他生产课税的方法，激励私人厂商生产知识与技术产品，诱使一部分经济要素从消费品生产转向研究与开发部门，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这些都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以个人主义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基础中，技术的因素依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制约手段和方式。例如，在美国，许多学者从个人对政府的关系中探讨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时，强调在构成要件方面规定三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政府部门记录是否具有精确性；第二，对政府部门记录的利用是否超越了收集时所保证的用途；第三，是否遵守了保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记录的信息向公众披露。[99]在这些构成要件中，不能完全靠个人信用进行维持；很明显，它们对技术本身的依赖也很强烈。[100]再具体一点说，例如在契约网络化过程中，如果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履行障碍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DD即在契约的履行障碍是由于系统的构建者或者是由其它参与了系统的人的过失造成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与传统契约理论不一样的就是，在系统契约中必须由系统的参与者而不是利用者来承担系统故障的风险，而对作为利用者的消费者承担第一位消除责任的是销售者自身。[101]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如银行的责任、网络数据的证据性、电子契约的成立、赔偿范围、欺诈与强迫行为、未成年人以及无权利人的情况下的处理问题等，都不完全是一个法律上的界定，往往需要技术本身参与解决。这些都表明，无论我们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还是在完全市场之中，技术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但是，技术创新却又不纯粹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有赖于经济激励机制、自由科研体制和良好创新环境；从这个角度说，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更多是一种制度创新。更何况技术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只有创新体制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只有建构良好的创新体制，才能用“稳定的”制度实现“变动的”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如果反之，就无法实现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促进机制，甚至起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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