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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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篇2：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论文

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政府;善治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善治本身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起来。”善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善治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民主化价值要求，即打破封建宗法社会秩序，粉碎僵化的政治结构和独断的权力结构，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主’德、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公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主体意识是公民进人政治过程的前提条件。善治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要求强化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提升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为此，从善治角度权衡，在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努力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个性凸现、具有公共人格的新型公民文化。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当治理把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目标指向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塑造反对专权、强权，维护法律的至上地位，实现人人平等、人人依法办事的公民文化时，才能达到在推动我国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变革目的。

篇3：简析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论文

简析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论文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公民概念，“是一个直接与国家相连并被认为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指标。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明确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人性的'混合体来说，它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念，唯物而科学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的本质。“市民社会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和交换或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社会利益的分化，私人利益因此产生，并形成群体利益，最典型的群体利益就是阶级利益，政治国家在阶级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产生，市民社会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离和对立的过程中产生了。“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的目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个人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共同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种人的目的性在市民社会体现为人权，在政治国家则体现为公民权。所谓人权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如自由、平等、人身安全、财产等）；所谓公民权则是指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个人权利即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人权和公民权正是人的目的性的具体体现。

公民在处理个人与国家事务及其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即民众对自己在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的认识，在认知上对其自身公民角色的了解；在情感上对国家和特定社群的认同，懂得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价值选择上奉行有序参与、平等节制、妥协宽容的理性议事规则。“公民意识，是民主意识与法律意识在国家活动领域为主的宏观范围内交融整合而成的特殊社会意识，是作为公民这个共同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生活自觉的心理活动，是人的纪律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的综合反映。体现为公民在自身权利的认识和觉醒，对法律权威性的承认和尊崇，对法治理性的崇敬和追求。”

公民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升格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从一定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中生长出来，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公民的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未来现代化的水平。

篇4：论析公民文化权利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

论文摘要：公民的文化权利需要通过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体现。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是其应承担的文化责任。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为目的，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档案文化产品与档案文化服务的活动和过程。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坚持公益性、公平性、便利性和多样性原则。

自我国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各界对公民文化权利及其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公民的文化权利要通过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这要求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义务，明确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中的责任。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作为国家出资设立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该如何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呢?笔者认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档案馆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

篇5：论析公民文化权利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

3.1公益性原则。“公共文化需求来源于‘公民文化权利。’公民文化权利的承认与确立产生了大量的公共文化需求，并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原则是指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满足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公益性原则是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原则。坚持公益性原则，一方面要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以维护公民平等利用档案的权利，满足公民的档案文化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求档案馆提供无偿服务，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为社会公众无偿提供“公共产品”是其责任所在。

3.2公平性原则。文化权利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种族、国籍、肤色、性别、语言等如何。在现代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同等重要，理应获得公平的对待。文化权利的这种公平性决定了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公平性原则，即任何公民在获取档案文化产品、享受档案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档案馆的服务对象还是主要停留在各级党政机关。在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档案馆要改变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做法，把档案馆的服务对象逐步扩展到全体社会公众。档案馆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中也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利用者。

3.3便利性原则。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决定了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便利性原则。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为了保证人人享有的文化权利，档案馆要提供最容易获取的服务。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包括:档案馆自身及其设施的便利性、档案内容服务的便利性、档案文化服务手段的便利性、档案服务时间的便利性等等。例如，档案馆在选择馆址时应该考虑到公民来馆查阅的方便性，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设立在繁华的外滩不仅为公众利用档案提供了方便而且提升了自身的形象。

3.4多样性原则。人人都公平地享有文化权利，文化权利主体的广泛性决定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在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公众的个性化诉求和多样化需求日渐显现。因此，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多样性原则，即通过多种途径提供各种各样的档案文化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档案文化需求。档案馆要改变公务档案“一统天下”的局面，增强对反映普通公众生活的档案资料的收集力度，实现馆藏档案来源的多样化。在丰富和优化馆藏的基础上，档案馆要综合运用档案文化产品编研、档案展览等手段实现服务的多样性。此外，档案馆要在研究档案用户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对不同群体的档案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档案文化服务。

篇6：论析公民文化权利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一样重要，但不同的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直接参与就可以实现，而公民的文化权利需要政府创造条件而逐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条件性要求政府承担起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保护公民文化权利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1.1公民文化权利及其实现的条件性

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人。我国于签署此公约，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人此公约。《公约》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形式确立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同等重要性及不可分割性。根据《公约》第十五条对文化权利的描述，有学者认为，公民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是文化创作成果得到保护的权利。

《公约》虽然明确了公民应享有的文化权利，但同其他权利相比，文化权利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不同，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需要大量投资，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也就是说，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政府创造一定的条件的。正如《公约》的第二条第一款描述:“每一缔约国家应尽最大能力承担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赵宴群博士认为，“文化权利的实现主要需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条件性要求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义务，明确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中的责任。

1.2公共文化服务-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扶持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下一步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此后，公共文化服务一词被频繁地拿来讨论。公共文化服务，简单地说就是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满足公众文俗寿求的活动和过程。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等特点。

尽管学术界至今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认识，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及成果，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各界都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李河同志认为，“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文化需求。”俞楠博士指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目的。徐世王同志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就其核心内涵和本质内容而言，它是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文化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形式”。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2权利的呼唤与责任的担当: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释义

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提供各方面的条件。档案馆作为政府出资设立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其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然而，受档案事业“国家模式”的影响，档案馆文化服务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普通公民无法与政府部门一样享受公平的档案文化服务，这与公民文化权利的实质背道而驰。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档案文化诉求的增多，档案馆传统文化服务观念与公众的日益增长的档案利用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档案馆只有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才能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1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档案馆履行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职责与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统一

文化事业单位的一般定义是: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从而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正如有识之士所言:“所有文化事业，其根本宗旨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可见，文化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文化事业单位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事业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不可置疑，档案馆是文化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中指出，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工作通则》也明确界定档案馆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保障公民文化权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档案馆履行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职责与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统一于其公共文化服务之中。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朱铭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的指示，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性质，为档案馆事业的正确定位和今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首先，档案馆要克服传统行政心理的制约，大力倡导服务型心理。档案馆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所承担的文化责任。其次，档案馆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档案馆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馆藏的档案资源，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档案利用服务能力。

2.2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探讨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先明确档案馆的公共性与文化性。首先，档案馆具有公共性。公共行政学一般把社会生活领域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中满足公共领域需求的产品带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于私营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动力的，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组织来承担。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为社会提供档案服务的公共组织。作为档案馆公共服务内容的档案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次，档案馆具有文化性。“档案馆性质是以文化性为核心构成的一个体系，在档案馆的本质属性一文化性之下，还包含有多重属性。”档案馆的文化性包括:档案的内容与载体具有文化性、档案工作具有文化性以及档案馆自身具有文化性。由于兼具公共性与文化性，档案馆可以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档案馆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档案文化需求为目的，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档案文化产品与档案文化服务的活动和过程。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一是服务对象是大众而不是小众。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档案馆的服务对象还是主要停留在各级党政机关。随着档案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初步转型，特别是档案馆“四位一体”功能定位的确立，档案馆的服务对象逐步扩展到全体社会公众。档案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正是这种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是服务内容具有公共性与文化性。档案馆公共服务以档案为服务内容，档案拥有公共物品属性，档案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一个利用者在利用档案时无法排斥他人对档案的利用而且排斥他人利用是没有必要的，档案馆无法也没必要通过市场价格系统调节公众对档案的利用。同时，档案具有文化属性。档案是在特定的文化状态下产生的，档案的内容与载体都具有文化性。

三是服务目的是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档案馆之所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档案文化，是因为公众具有档案文化需求，而档案文化需求来源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公民的文化权利呼唤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是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目的。

篇7：合法性与效力：公民社会组织在善治中的角色

合法性与效力：公民社会组织在善治中的角色

这些优缺点可以大略分为“合法性”与“效力”两大类。后者意指灵活性、“草根”经历和流动性，而前者则包括大众的信任、责任与代表性。

自由与灵活

我们知道，自由往往与创造性息息相关。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关更少受规则、传统、利益及程序的束缚，因此，它们更容易致力于社会风险投资、难以测度前景的事业和充满相当风险的工程。如果有必要，它们可以比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更长时间地抵制公共舆论的压力，毕竟政府官员要更多地受到选区和选民的影响。在寻求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调解相关事务的处理等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及其机构更富创造性。许多自由产生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多数非政府组织-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单向度（即目的）的组织，它们能够更有效地集中它们的资源来达至它们的目标，而不需更多的妥协和折衷。而一个试图获得选举成功的政治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折衷和调停，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寻求平衡。

信任与合法性

由于经常倡导或推动一些大众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正如“透明国际”（TI）所做的那样-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口碑也甚佳。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不受商业利益与政府影响的束缚，这种独立使它在不妥协的道德与职业权威方面拥有较高的起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话题-从违反人权到环境污染-公众可能更期待从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商业法人那儿获得公正的信息，因为后两者所关注的除了“事实”以外可能还有其它东西。在指导和监督方面，非政府组织组织由于职业和道德上的权威也较有优势。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信任是多么的脆弱和敏感。赢得一个好名声需要非政府组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而只需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使其功亏于篑。

“草根”经历

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拥有“草根经历”的非政府组织是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不可多得的合作者。由于双方都信任它，因此它可以在地方社区和投资方之间修筑一些必要的沟通渠道。另外，非政府组织还可以提供一个发展和辅助的机制，它对事情的进展情况起着良好的反馈作用。拥有地方根基的公民社会组织甚至可以动员那些对发展方案原本无用的本土资源。

流动与快捷

凭借便利的信息渠道，以及高速贮存、管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公民社会组织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动员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实际上，信息技术与公民社会组织网络沟通的水平方式之间已经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事实社区”（virtual community）出现了，它跨越了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围绕着利益与关系而产生。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无论有多遥远-都可以迅速地就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展开商谈。公民社会组织要想确立公民社会在全球（和地方）公共政治领域中地位，流动与快捷是重要的资源。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利于加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强势也可以转变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弱势。一方面，自由、流动与快捷可以使它们的日常生活的运作日益简洁、高效，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引发了关于责任、使命、选民、义务和支持等合法性问题。 代表：神话与误解使命（mandate）与义务是所有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奠基之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致力于公共政治决策的公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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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论析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论析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民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公民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社会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作为文化之行为主体的公民本身的素质、意识等等，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步伐，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民文化的步伐。

一、中国公民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以往数千年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的绝对认同，是对人的独立性的剥夺，理性的削弱，自信的压抑，这就造成中国数千年来的臣民文化强调礼制、官本位、伦理观等等价值观，其主要特征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人的主体性在最大程度上被抑制，甚至被扼杀，最终造成了个体消融于群体的依附型臣民文化。

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他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地域民的混合物”，“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公民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地积淀于人们心里层面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

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人，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尤其是输人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

公民文化是人的主体间的平等，认识客体不受限制条件下所创造的文化。他是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理性的加强、自信的建立。那么，实现由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到人的主体性的回归转变，即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1.市场经济是公民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在一个社会中逐步发展、成熟，从以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使得市场经济中所内蕴的平等、自由、契约精神也内化为社会成员的精神，成为强调主体性、相关利益原则公民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首先有赖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开放、自主、竞争等特点，使得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精神成为商品经济的原则，它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构建所需要的。

2.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公民社会强调个人主体性、相关利益者原则，个人以公民身份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因此，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首先，公民社会产生了能够独立和自由地进行活动的公民个体，这就使得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具备人格基因和个体前提。公民社会的个体与国家形成相对的独立以保证国家对于其合理自由行为的不侵犯;公民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和等级结构状态，能自由地进行自我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其次，公民社会的建立产生了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团组织。这种社团组织一方面为公民提供生存与发展条件，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里，能促进自由市场的运行，在政治领域里，则使个人与国家保持一定的独立与联系，由此，产生参与和监督行为。再次，公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并保证其良性运转的社会。契约关系的最高表现就是国家的法律规范，正是法制化的相互契约关系支持了公民社会的建立，并使自由市场和民主政体得以存在。最后，由于公民社会的团体超越出家族范围，而达到更大范围的社会，使得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扩大到广阔的社会，而彼此相互信任正是良好风范和道德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在多个领域的作用逐渐隐退，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具有独立自主的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空间扩大。根据统计，截止到3月31日，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14793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1322个，基金会714个。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观点，市民社会产生的标志，从最低限度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一定数量的社团组织，就可以说市民社会初步形成了。从较充分的意义来说，只有当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能够构建自身并协调自身行为时，当这些组织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决策时，才能说较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了。

二、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我国公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官本位”现象的存在背叛了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具体表现，是公民获得自由的载体。尊重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应以尊重公民权利为最高价值。但当权力变成一些人谋求私利的工具时，就变成了一种危害社会和公众的异己力量，使权与官纠结在一起，对权力的追逐最终出现“官本位”现象。这种“官本位”和等级特权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利的背叛，它对人们的政治意识必然产生极为恶劣的腐蚀作用，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人身依附观念阻碍了主体意识的发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主体意识日趋强烈，公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并能根据个人条件和意愿去设计、创造、实现自我的价值，并较为积极地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参与政治活动。但主体意识在不同地域与不同利益群体中呈现极大的差异与不平衡性。一部分民众中人身依附观念、“等、靠、要”思想严重，由此造成主体意识、独立人格的缺失，公民意识淡薄，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缺乏广泛的文化心理支撑，阻碍了公民文化建设。

篇9：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论文

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高度理性化社会。就文化特质而论，传统社会以身份为根本特征，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根本特征，公民社会的建构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

在狭义上，“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8页）现代社会的契约内涵已被广义化：在经济层面，它是社会公认的让渡产权的方式，是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途径；在政治层面，它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在伦理层面，它是个人或团体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正逐步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

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体现着如下根本特征和价值追求：

（1）自由。在私法自治的维度，契约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契约自由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在公民社会，契约取代身份成为人们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常规手段，当事人不是依仗特权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可依法主张自己的意志，捍卫自己的权利。社会关系契约化从根本上解除了人对人的依附，造就了独立自主的个人。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高度同质同构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社会资源，并全面控制着社会生活，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时刻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今天，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已经多元化，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正在形成和扩展，社会生活的契约化进程随之推进，个人的独立性随之增强。个人对身份、组织的依附日益减弱，个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新的角色群体、社会力量日渐活跃。

（2）平等。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缔约双方地位平等，既不允许当事人把自己提升为他人的主人，也反对把自己贬低为他人的奴仆。公民社会反对专制、拒斥特权，把人们的平等要求普遍化，它既包含主体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权益的平等，也包含主体及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平等。在公民社会，契约是人们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基本交往方式，因而公民社会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社会；契约是联结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因而公民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契约使社会交往、变迁和整合机制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因而公民社会是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

（3）法治。契约文化与法治思想内在关联，法治所内涵的人们对正义之法的渴望、对至理之法的认同、对至威之法的服从、对至信之法的信赖，正是源于契约当事人对公平利益的期待、对合理条款的认可、对合同义务的履行、对有效合同的信守的契约精神。社会关系契约化是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契约过程为中介，契约过程是人们表达自由意志的过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相结合的过程。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必然要求法律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保障权利、制约权力、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和谐共处是法治思想和契约文化的共同追求，国家不再根据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的行为统一立法和公正执法，只有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契约也需要法治的支撑，公民社会对契约的法律保护是全方位的，它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契约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障；其二，对缔结契约活动的制约和规范，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不能有悖于社会公理和社会道义，不能有悖于契约精神。

（4）契约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必须具有独立人格，享有基本人权，才能自主走向市场进行自由交换，“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103页），市场交换中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存在和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倡导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斩断了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市场竞争使社会从按权力分配财富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权力是排他性的）走向按市场配置资源的正和博弈（市场是可以共享的）。

社会生活契约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公民社会就是契约社会。契约文化作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交往主体间自由公正和意志自律的产物，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构成了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公民社会正是以契约规范交往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活动的公平和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之相伴的自由、平等、互利、共赢的契约精神得以升华，超越经济领域，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建构的普遍行为准则，并反过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自觉力量。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呼唤契约文化，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就是把契约文化贯穿到相关的关系、结构和功能之中，形成与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推动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扬弃传统社会的宗法血缘纽带和封建专制传统，推进具有浓重人文关怀和理性传统的契约文化建构，使契约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契约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契约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道德，契约精神成为普遍的文化精神。

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规范

文明公民事迹材料

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

守法公民的演讲稿

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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