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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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研究孔子的言辞思想更容易接近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言”是孔子言辞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对内容上的规范性与形式上的审美性的双重要求,使孔子的“文言”思想,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形式上可资借鉴的典范,同时,也在思想内容方面树立了“雅正”的尺度.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想,“文言”一词所包含的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意味,奠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文学思想政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诉求.

作 者：赵玉敏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2) 分类号：H109.2 关键词：孔子   文言   文学意义  

篇2：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

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

赵玉敏(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四平136000)［摘要］“乐亡隐情”是上博简所见孔子论“乐”的话语，系上博简公布前传世文献所未见内容，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文化背景下，对“乐”之文化功能的重置。“乐亡隐情”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孔子的文艺思想并非“不及情”。孔子“乐亡隐情”为代表的乐论思想，不可避免地生发着文学意义。

［关键词］上博简;乐亡隐情;文学思想;孔子

收稿日期］－04－0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8JC75101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B205)的阶段性成果。

“乐亡隐情”是传世文献中所不曾见的孔子论“乐”史料。自它随上博简面世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论者多从文字释读的层面简单解释其文义，对其思想意义则少有阐发。事实上，“乐亡隐情”是孔子对“乐”与“情”关系的揭示，“乐亡隐情”的发现和解读，不但改变了以往孔子论文艺“不及情”的观点，而且也使《乐记》中的“乐论”思想有了明确的思想来源，进而对清晰地梳理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一、“乐亡隐情”解义

作为出土文献，对“乐亡隐情”的理解，文字的释读是理论阐发的前提。上博简《孔子诗论》刊布后，对“”字的释读曾引起讨论的热潮，大家意见纷纭，今天来看，最终从李学勤先生读“隐”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本文亦认为当以读“隐”为是，因为“乐亡隐情”的语义更为符合孔子诗学思想的整体特征。

对于“乐亡隐情”的解义，是伴随着对“”字的释读发生的。但文字释读一致，并不意味着对该句句义的理解也是一致的。如裘锡圭和黄怀信两位先生在考释“隐”的同时，都对“乐亡隐情”句做了解义。裘锡圭先生说:“诗言志，乐表情，文达意。但诗文之志意不见得一目了然，乐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听出来的。孔子之意当谓，如能细心体察，诗之志、乐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所以说:‘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隐’有不可知之意。孔子说诗，也就是要明诗之志。”［1］(pp．141－142)黄怀信先生的解义与之相近，“‘乐无隐情’，是说乐曲没有隐藏感情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凡乐曲，所表达的情感是喜就是喜，是怒就是怒，是哀就是哀，是忧就是忧，是怨就怨，都能听出来。”［2］(p．270)而俞志慧则认为:“孔子‘乐亡隐情’之意可以《乐记》中师乙谓‘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6―之，歌需‘直己而陈德’，需长言之、嗟叹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与歌一体且‘感于物而动’的乐自然不能隐情不彰。”［3］(p．184)以上解义各有依据，总体上看，都是从“乐”之本身出发的解读，这种解读若与孔子论《诗》论乐重在功用的思想倾向结合会产生更进一步的理解。

事实上，对“乐亡隐情”的理解，应在以下两个原则上进行。一是要将“乐亡隐情”的理解与《孔子诗论》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孔子诗论》是“乐亡隐情”最为原初的语境；

二是要将“乐亡隐情”置于孔子的诗学以至整体思想系统之中，因为“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是补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献的研究还是应当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4］(p．39)。从《孔子诗论》的性质来看，“《诗论》现存的内容即便不是孔子以《诗》为教的直接记录，也必定跟这一活动密切相关。”［5］(p．66)孔子说:“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在孔子看来，“乐”是礼的载体，须臾不可分离，有“礼”的存在，就应有“乐”的身影，“礼”之表现有多丰富，“乐”的使用就应有多广阔。但孔子生活的时代，恰恰是“乐”与礼分离的年代。这种分离的表现有三:一是，象征礼制的用乐规范被屡屡突破，如“八佾舞于庭”之类;二是，“礼典”上乐之功能的隐而不彰，如“赋诗”还有乐相伴，而“引诗”则完全无乐可言;三是，“新乐”的出现使“雅乐”的审美召唤能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兴学授徒，以《诗》、乐为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必然是对《诗》、乐功能的解释与强调，这就如同授课之初要传达教学目的一样，这是“乐亡隐情”出现的最为重要的语境。因此有理由相信，所谓“乐亡隐情”，是孔子对“乐”之功能的论述，或者说是针对其时“礼崩乐坏”的现实，所作的“乐”为何不可偏废的解说。这里的“乐”，既不是指音乐创作，也不指所有的“音乐”作品，而是特指合“韶、武、雅、颂”之声的《诗》之乐，也即典礼上的“雅乐”。孔子在此强调的“乐”对于“礼”的重要作用，即“亡隐情”。

何谓“乐亡隐情”呢?所谓“亡隐”，按《孔子诗论》的第一简，还包含了孔子对“文”与“言”之间关系的论述，即“文亡隐言。”在传世文献中，孔子对“文”“言”之间关系有经典论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引用的佐证自己观点的古语“文以足言”，与“文亡隐言”结构完全一致，正可视为对“文亡隐言”的注解。“亡隐”即“足”也。所谓“乐亡隐情”，即“乐足情”。

“情”在《论语》中凡二见。一则见于《子路》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国注:“情，情实也。”一则见于《子张》篇:“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马融曰:“民之离散为轻漂犯法，乃上之所为，非民之过，当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此“情”仍为“情实”之意。《礼记》中以孔子之语述及的“情”字共出现13处15次，除两次解释为“情实”意，其余均与“情感”有关，或径作“情感”讲，如“情欲信，辞俗巧”。可见，孔子常言的“情”主要表现为两种内涵，一为“情实”;一为“情感”。而“乐亡隐情”之“情”应理解为“情感”。《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对“乐”的论述可以为此提供相关证明:子曰:“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a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郑玄注云:“金作，示情也，宾、主人各以情相示也。”孔颖达疏谓:“谓宾入门之后，至主人饮毕，而金钟之声再度兴作。金性内明，主人献宾而金作，是主人示宾以恩情，宾酢主人而金作，是宾示主人以敬情。”从郑玄、孔颖达的解释来看，孔子此处所说的'“情”，无论是指“恩情”还是“敬情”，其内涵都是情感;而“金作”是周代典礼体系中最具礼乐精神的“金奏之乐”。在孔子看来，典礼上用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昭示行礼者的内在情感，这也正是“乐亡隐情”的语义内涵。

无论是“乐以示情”还是“乐亡隐情”，都是孔子对春秋时代“乐”的文化功能的定位。

在孔子的思想中，“乐”不仅是贵贱尊卑的象征，也不仅是规范外在的礼仪程式，而是内化成为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成为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孔子对“乐”这一文化功能的归纳与升华，树立了“乐”与“情”的直接联系。

二、“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亡隐情”的哲学基础“乐亡隐情”作为孔子对雅乐功能的明确表述，建立在“仁”的哲学基础上。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虽然使春秋时代的政治生活沦入―7―无道”的状态，却引发了当时的思想家对于礼乐文化内在意义的思考。而将礼乐作为一种文化凸显出来，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马克斯・韦伯说:“孔子的突破始于追问礼乐实践的精神基础。”［6］(p．90)孔子对礼乐的改造表现为对礼乐文化加以哲学上的重新阐释，将“仁”视为“礼乐”的精神基础，正如《论语・八佾》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何谓“仁”，这个问题几乎是解读儒家思想的钥匙。《论语》中对“仁”的定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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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篇4：论孔子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孔子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德育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德育思想中的“立志”与现代社会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注相契合;孔子德育思想中的“取利有道”与现代经济伦理相契合;孔子德育思想中的“明公私之别”与现代政治道德的要求相契合;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仁者不忧”与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要求相契合.

作 者：皮江红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教育系,四川,南充,637002 刊 名：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222.25 关键词：孔子   德育思想   意义  

篇5：孔子德育思想的经济伦理意义初探

孔子德育思想的经济伦理意义初探

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孔子的'德育思想及经济伦理理论的有关内容,然后从取利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公私之别三个方面对孔子德育思想的经济伦理意义进行了探讨.

作 者：皮江红 黄育云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教育系,四川,南充,637002 刊 名：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XI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2 12(3) 分类号：B824 关键词：孔子   德育思想   经济伦理  

篇6：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及意义探讨论文

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及意义探讨论文

一、孔子忠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经历着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大动荡中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某些新思潮也在这个**的时代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开始，《管子·轻重乙》提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1]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必备的生产劳动工具中，铁器工具已占据主要地位，这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西周以来的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尽头，而大小诸侯国要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守护自己的领地，掠夺别人的领地，变革当时的剥削方式和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议下实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亩而税”之制。这是一种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方式，即领主可以根据私田的地质情况来征收一定的实物，这样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实物地租，两种剥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领土阶级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楚国和郑国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后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2. 动荡社会的统治危机

首先是政权的统治权利逐级旁落下移。平王东迁，东周以后，周王室衰落，虽然还保留着西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等级结构，但周天子已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权利，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成了徒有虚名的领袖。这时候，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周天子不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到他们的藐视。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使得争权斗争加剧，各诸侯国为了权力和利益，开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道德失范、礼崩乐坏就是在这种内斗的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现象。《诗经》中“君子屡盟，乱是用长”[2]便是对这段祸乱的描述，着实反映出诸侯各国屡次结盟而又不能守盟，导致乱事滋生，国与国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观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中，尧舜和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天”的敬畏是无可置疑的。西周时期总结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通过殷商灭亡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为“保民”才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时期，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更为突出。随着各大小诸侯国经历着由强盛到衰败、由衰败到强盛的过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兴衰和政治变化的原因。更多人开始摆脱“天命”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现实中出发，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3]的思想将“人道”与“天道”区分开来，认为人际间的道德规范才是人们必须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孔子正是研究“人道”这门学问较系统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对春秋时期重人道轻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礼”观念的变化。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与“敬天”、“祭祖”的仪式相混的“礼”,在春秋时期萌生了“礼”、“仪”分开的观念。正如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在晋国迎接到赠礼的仪式上，做得一丝不苟，却被晋国名叫女叔齐的大臣称为不懂“礼”,他称： “是仪也，不可谓礼。”[4]

认为“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而鲁昭公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正是对“礼”的新看法，即“礼”与“仪”区分。可见，“礼”是维系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核心原则，而“仪”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在孔子看来，要改变春秋天下混乱的局面，就要提倡“礼”所规定的政治关系和秩序。

二、忠与信的辩证统一

在孔子《论语》中，“忠”出现了 18 次，“信”出现了38 次，“忠信”连用出现了 7 次。孔子对“忠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二者列为四教之内，那么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但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最终归结于有什么样的心。如果将“信”看成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时，这样的承诺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承诺缺乏来自于内心真情实意的支撑，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而，“信”应当以“忠”为根基，从“尽心”出发。“信”不仅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承诺出自主体的真情实意，一个人没有忠诚之心，他将没有忠诚之言，更没有忠诚之行。可以说，“忠”是“信”的依据，“信”是“忠”的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童书业先生认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6]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忠信”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认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

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明确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质与关系，二者虽然名词不同，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忠”、“信”二者虽然具有同质性，互为表里，但还是有所区别并各有侧重的。“忠”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的内心品质，侧重点在“我”.“信”是主客体交流时的双向或多向信任，侧重点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将“忠”规定为“内忠于心”的话，“信”更侧重于“外信于人”,前者体现的是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后者体现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践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孔子在《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将“信”比作“輗”和“軏”,告诫人们“信”就如同一个人的脊柱，如果没有了“信”,人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时的社会虽说是乱世，也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有了忠信，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忠信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笃敬”是君子践行忠信的完美统一。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处事通达，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8]69 -72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落后之地也会畅通无阻。“言忠信”和“行笃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忠信”侧重内在的动机，“笃敬”侧重外在的行动，二者互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强调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欲讷于言而敏于行”[8]69 -72.君1言，并用行动来成就自己的忠信，那么民众也会跟随他走向忠实。由此可见，“言忠信”和“行笃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个人的灵魂，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础与保障。

2. 交往之道

与朋友交往讲忠信，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9]3 -4子夏也曾提出：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5 -6可见，孔子的弟子们都将“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准则。为此，孔子更是把“让老人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少年得到爱护”为“子之志”[10].在择友方面，孔子认为要结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学多识之人，他说：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9]5 -6还特别强调：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11]

有益的朋友是正直、诚实、博学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虚伪谄媚、阿谀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要分清对方是有益还是有害之人，择同道者而友之。总之，朋友之间的交往应当以“忠信”为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与发展的保障。

人与人之间除了有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之谊，还有隐藏于人际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义利关系。义利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原有经济结构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追求利益成为当时势不可挡的趋向。而人们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争夺不休，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孔子的义利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在孔子那里，他首先肯定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2]42 -43他还主张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3],借着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们得利，这也就强调了“民之利”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看待“利”,如何获得“利”,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在孔子那里，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他主张以义导利，提倡人们“见利思义”[14].同时反复强调：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42 -43这里的“道”,就是“道义”,他主张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尊重道义，而讲忠信，便是符合道义的。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确“义”、“利”和“信”之间的关系： 利益的追求应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恪守诚信原则。这正是孔子义利观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忠信交往的关键所在，如此，一个讲忠信的社会风气才会出现。

3. 为政之德

忠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事之本，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在孔子的经典着作中，不仅包括个人忠信之德的内圣修身，也涵盖社会忠信之德的外王开拓。若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个人忠信便无法得到外在的保障； 同样，若只看重社会制度上的忠信，没将忠信观念根植于人的内心，也就无法转变为人自觉自愿的活动。忠信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社稷是相当重要的，在《颜渊》中，子贡问怎样去治理国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个，应该选哪一个，曰： “去兵。”子贡再次提出选其一而去之，子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5]174 -178于现代人的思维，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上的需求，而孔子认为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于是提出了“民无信不立”这一响亮的名言。可见，忠信为立国之本，是当政者的为政之要。

孔子还认为，要想政治忠信于民，还必须做到政令实施以守信为主，保证政令的可信度。荀子曾说：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议兵》） 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国家就会失去依托，社会秩序必将混乱不堪。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礼”相待。

可见，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臣并不是无条件地“忠”于君，而是要在符合道义标准的条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关系上，孔子主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5]174 -178,这实际上是要求为官者从自身做起，在位时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诚。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7],为政者只有勤政为民，为百姓做事，臣民关系才会和谐发展，百姓才会辛勤劳作而无怨言。在选拔为官者上，孔子主张以“直”为标准，提拔正直之人，搁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尽忠职守，百姓就会服从。孔子曾感叹： “直哉！ 史鱼。邦有道，如矢； 邦无道，如矢。君子哉！ ”[8]69 -72可见，在孔子的为政之德中，政令的实施和为官者的品德也是政治忠信于民的关键。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忠信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德目，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际交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孔子的忠信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儒家文化提供新的视角，还可以为现代社会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持。

[参 考 文 献]

[1]张小木。 管子解说全本（ 轻重乙）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576 -578.

[2]程俊英。 诗经译注（ 小雅·巧言）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43 -144.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 昭公十八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1394 -1395.

[4]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昭公五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418 -420.

[5]张燕婴。 论语译注（ 阳货） [M]. 北京： 中华书局，: 269 - 270.

[6]章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18 - 220.

[7]黎德靖。 朱子语类（ 卷二十一·论语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6 -1127.

[8]吴龙辉。 孔子语录全编（ 论语·为政）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69 -72.

[9]张燕婴。 论语译注（ 学而）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3 - 6.

篇7：孔子有为与老子无为思想的管理学意义

孔子有为与老子无为思想的管理学意义

积极有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孔子的“有为”精神铸就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其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品质.孔子的有为思想又是有其更本质的观念支撑的',这就是他的仁的观念.儒家仁的精神则乃是对管理者提出的更为直接和具体的素质要求.作为道家的创始人的老子则从人和对象的自然性上探讨了人性问题,这又在另一个层面为管理者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治人智慧.

作 者：吴雨芳 Wu Yufang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 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AND NAN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2004 “”(4) 分类号：B22 关键词：有为   无为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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