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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朱熹的-自得-思想
朱汉民周之翔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并对此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摘要：朱熹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
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朱熹；自己之得；自然之得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06－0039－05
为学之道，贵在自得。朱熹深谙治学之道，对学贵自得有深入的思考和体会。这一点，陈荣捷先
①本文力图在陈先生文章的基础生亦注意到，曾有专文驳正美国与日本学者对朱子自得思想的误解。
上，全面揭示朱子自得思想的内涵，为进一步理解朱子的治学方法及其理学思想提供一个视角。
一、学与自得：从朱子的临终遗言说起
：南宋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五夜，朱熹为学生们讲授完张载《西铭》后，交代说“为学之
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
”初八日，又对学生们说：“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艰苦工夫，物，直而矣。
”初九日中午，朱子即辞世，时年71岁。这两段话，就是一代学问大师须牢固脚力，方有进步处。
留给学生和后人们关于如何做学问的遗嘱。平心而论，这个学术遗嘱太平常，不如佛家大德高僧留下的偈语，可以让人们恒久地琢磨、思索、猜测，且一旦猜中，将被允许进入佛家真如境地。然而，审视朱子一生的治学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朱夫子不吾欺也，这两段话，确实是其一生所持守的为学法
，“毕力钻门。他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了这个方法
研，死而后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59）。
仔细分析，第一段话的含义有三层：其一，为学最紧要、最重要的，就是每件事，无论大小远近，只要是自己碰到的，都要仔细思考其中的道理，辩明其中的是与非，坚持是的，而彻底去除非的，不犹豫，不苟且。其二，时时刻刻且长期坚持这个工夫，就会累积起来，达到自己的心与天地万事万物之理合一的境界，那时，自己所思所虑自然都会至公至明，纯粹至善，不会再私欲丛生。其
，也就是说无思三，圣人处理所有的事情，天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路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直”
虑、无造作、无安排，都是自然顺理而为的。总的来说，即普通学子为学之道，如果能长期坚持作者简介：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周之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专业
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①，不过，陈先陈荣捷先生在《朱子新探索》一书中，指出朱子解《孟子・离娄篇下》第十四章之“自得”为“自然之得”
，而并不以揭示朱子关于“自得”的全部意蕴为意。陈荣捷：《朱子解自得》，载《朱子新探索》，生意在阐明朱子解孟子之“自得”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333－335页。
“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的工夫，最终会到达心与理一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人的最充分的自我实现。那么，这个工夫又从哪里下手呢？第二段话，讲的就是下手、起步的道理，那就是“牢
，步步踏实，步步走稳，这样才能真正用上力往前进。可见，朱子在此是用了极明白、极平固脚力”
实、极简洁的语言，极确定的语气，向学生们传授了自己毕生治学自修以优入圣域的体会与经验。并传递了一个观念，即儒家由凡入圣，只有平实一途，绝无秘诀与神通。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遗嘱实际上就是朱子学贵自得的主要内涵。朱子认为，所谓学
，即是到达“心与理一”、“所发皆无私曲”的圣人境界、天地境界，而到达这个境贵自得之“得”
界，是一个通过牢固脚力、切近切实下艰苦工夫、长期积累、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现存史料来看，朱子较早探讨学与自得的关系，是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任同安县主簿兼
，其中写道：主县学时。这一年，他整顿县学，更建同安县学四斋，并作《四斋铭》
礼云乐云，射御数书。俯仰自得，心安体舒，是之谓游。以游以居，呜呼游乎！非有得于内，孰能如此其从容而有余乎？
。第二年（1155）在与两位县朱熹向县学生们提出为学的目标，即“有得于内”以“俯仰自得”
：“夫学，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无所与于我也。”“学之道非学生员的通信中，他指出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39）汲汲乎辞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则其见乎辞者非得已也。
如果说，朱子早年对为学自得的理解，主要是指为学目标贵在自己有得，且所得当是艰苦学习而得，那么后，朱子在同朋友们论学时，已深刻地意识到，为学自得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即其方式必须是自然而得。他在隆兴二年（1164）写给柯国材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为学自得是自然而得，并再次指出了为学的自得之道，他说：
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如旧说不通，而偶自见得别有意思，则亦不妨。但必欲于传注之外别求所谓自得者而务立新说，则于先儒之说或未能究而遽舍之。如此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恐VV然失天理之正而陷于人欲之私，非学问之本意也。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39）于他人之说，而必己出耳。
朱子对为学自得的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坚持，更坚定地确立了自己的治学之路是不计功程、牢固脚力、做艰苦工夫以自然有得。又10余年后，朱子在48岁时完成的《孟子集注》中“君子深
：“有所持循，以俟乎默识心通”，“潜心积虑，悠游厌饫于造之以道”章注释中提出了一条自得之道
。从20多岁到40多岁学问成熟，可以看到朱子的治学之路是一贯的，这其间”而“自然得之于己”
条治学之路与本文开头所引朱子的学术遗嘱相对照，除了遗嘱的语言表述更清晰、更简练，语气更决然、更坚定之外，两者是高度一致的。
朱子一生都在关注治学与自得的关系，从为学自得的目标到途径，逐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有对于前贤的自得思想的继承，更有基于时代背景和自身研习儒家之道的体会而形成的新的见解。
二、自己之得与得之自身
朱子认为，在儒家往圣前贤那里，治学与做人是合一的事情。因而，朱子主张，治学当效法先圣先贤，也就是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要以提高自己的人生觉悟、道德修养和处世能力为目标，将自己天赋的德与能充分发掘与发挥，实现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最大价值。亦即实现《大学》之道，由“明明德”而“新民”，至“止于至善”。朱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诠解和实践“学贵自得”的。
》“自得”的诠释中，一个含义是指主体性意义的“自己之得”。“自己之得”是朱子对《孟子
，“人知之、指为学目标的主体性问题。朱子在20多岁时，即已特别强调为学的目标在“期以自得”
。（《朱子语类》卷27）朱子认为为学就像天天要吃饭一样不能间断。他告不知之，无所与于我也”
：“学者初做时，固不能无间断。做来做去，做到彻处，自然纯熟，自然光明。如人吃饭相诫学生说
”为学也是为满足自己的内在大学网需求，因而是为己之学。另一方似，今日也恁地吃，明日也恁地吃。
，“自己之得”又是指为学过程的主体性问题。朱子认为，儒家为己之学过程也必定是“自己之面
”。“自己之得”是要解决为学过程的主体性问题，即通过“自己做出来底一般”以实现为学过程得
：“盖开导虽假人言，得处须是自得，人则无如之何也。”当然，在朱子看来，的主体性。他明确说
，他说“须逐段所谓“自己之得”是有许多环节或层次的。如读书自得，朱子认为首先要“自记得”
；其次要深思，要“自见得”；再次要践履，要“自理会得”。这读教透，默自记得，使心口相应”
，才能实现为学过程的主体性问题。样，在不同环节中坚持“自己之得”
》“自得”的诠释是指为学工夫应“得之自身”。从朱子对“自得”的论述其次，朱子对《孟子
来看，其“得之自身”思想包含着双重含义。
其一，从为学工夫的方向上看。在朱子看来，前贤言“自得”最为精粹的是程颢，所以在《论孟精义》中，关于孟子“自得”之说的解释，他选取的七条全是程颢的解说。他特地选取了程颢之：“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在此，程颢不仅提出了“学贵自得”的命题，也提出言
了自得是“得于内”还是“得于外”的问题。所谓得于外，是指在自身之外，另求一个道理；而得于内，则是指道理不必外求，都在自家身上。南宋理学家都强调学贵自得，而且都主张当得之于内，
，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人之一心。所以通过师友讲朱子、象山皆如此。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
学来获得道理，所得到的，恰恰就是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所以，所谓自得，最终只是得到了真实的纯粹至善的自我本性而已。朱子强调说：
学，则处事都是理；不学，则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广大，不恁地细密。然理亦不是外
。“尧舜性之”，此理元无失；“汤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复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
其旧底，学只是复其旧底而已。盖向也交割得来，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
（《朱子语类》卷117）为急。
朱子认为，圣人与常人出生时禀受的理相同，只是气以成形时，常人禀得清浊不齐之气，自己的本性常为物欲所遮蔽，因而不能识得自身德性的光明、纯粹与完备，以至于常常迷失本性。故而必须通过不断地向圣人学习，熟读经典以求圣人之心，身体力行，以圣人为标杆来恢复自己的本性。所以，向圣人学习，师友间讲习圣人之道，正是向自己身上求道，因而也是内求而非外求。
其二，从儒家为学工夫的实践性特色来看。朱子认为，学者学任何道理，最终是为了自己在生活
：“学是实践中运用，能贯彻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这才是真正自得。在《四书或问》中，朱子说
”可见，在朱子这里所谓德，就工夫上说，一理，则必是理之得于身也。不得于身，则口耳焉而矣。
方面就是得之自身，另一方面则是将学到的道理用来实践，而且能做得到，才是自己真得了这个道
。“得之自身”在这里强调的是践履工夫。理，才是德
，还是指为学工夫的“得之自身”，均是希望通过从自己身无论是指为学主体性的“自己之得”
上得到天地万物本原之理，从而到达圣人境界、天地境界。儒者为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获得与圣人和
，“心与理一”，“所发天地同一的大本大原之理，实现精神与伦理道德的自由，即朱子临终所交代的
。只有这样，才能“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才能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皆无私曲”
、“民胞物与”的抱负与人生价值，实现对人的此在的超越。作为儒者胸怀天下
三、自然而得之于己
朱子在和学生的谈话以及和朋友、门人的通信中多次论及“自得”当“自然而得”的问题，从孟子的本义来看，更多的是强调“得道”的主体的自觉性，即自己得道。但从“深造以道”的语势
来看，也强调了所得是经由艰苦努力而得的真知灼见。
：“学必根原，如性自得，物来能名，事来不惑，君子好之，东汉学者赵岐揭示这段话的意蕴说
”赵岐这个解释强调了为学必须穷根究原，艰苦探索，从而获得真知灼见，朝益暮习，道所以臻也。
并特别解释自得是如性自得，即所得的知识与道理能牢固到像自己的本性一样，像是天生就有的一
：“深造之者，进而样。实际上，除了强调得之深，也强调了得之坚实、牢固的意义。朱子则注释说
。”“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乎默识心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
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藉者深远而无尽；所
”藉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
这条注释，体现了朱子注释四书的典型风格：语言洗练而讲究，语义圆融完备，既揭示出文本本意，又发掘了原文未言但暗含的意蕴，甚至还修补了原文义理上的不足以及缺陷，使之不至于误导后
。《孟学，同时还要附上历代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最为精粹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心得
：“君子深造之以道”一语还未尽善，“语势稍倒”，将语义子》此章，朱子在和学生们的.讨论中指出
重心落在了“以道”上，使“深造”显得轻了，实际上“道”只是“深造”之具。当然，朱子决不认为孟子此章的义理有丝毫不妥，实际上，他非常重视其中“深造以道而自得”的思想，这一点，从《语类》所载朱子和学生们的讨论，以及《朱子文集》中朱子的杂著与写给朋友、门人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出。
，揭示了为学自得的方式是自然而明白无误的是，朱子在此以“自然之得”解释孟子的“自得”
，正是从消极面指出孟子“自得”乃无而得之于己。他所引程子的话“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在《四书或问》“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章中，朱子更是详细安排布置的“自然而得”
阐述了自然而得的意义所在，他说：“（理）不可强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后有以默识心
”又申说“自然得之”的含义：“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务其方而不躐其通，而自然得之也。
”接着，他阐述“自得之”与“居之安”的等，则虽不期于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将有不可御者矣。
：“未得之，则固无可居之地；得而不出于自然，则虽有所居而不安。”只有得之自然，逻辑联系说
，才会如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舒适自便，眷恋不去。才能“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
同时，朱子也在“自然得之”后加上了“于己”二字。朱子认为，孟子的“自得”首先强调的
，而得于己则是“自得”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孟子本文两次说“君子欲其自得之是“自然而得”
，在“自得”前都加上了指代君子的“其”字，如果再将“自得”解释为自己之得，显然语义也”
重复。解释为“自然之得”不仅文从字顺，而且也能与“深造”相呼应。王夫之即指出“‘本文深
，语相呼应。深造之功，正与自然之得相应。”完全赞同朱子之解。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不可否认，朱子对自得的解释，与孟子本义稍有出入，朱子更多强调了得之自然的义涵，而孟子旨在强调自己之得。但朱子的解释却绝非对孟子的曲解或误读，准确地说，朱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得”的诠释，使孟子的自得思想内涵更为丰富了。陆九渊及其后学因倡导“自得之学”，以致主张抛开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直接体味圣人之心的空疏学风和狂禅气息。对此，朱子直截了当批评说：“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且其为说，吃紧是不肯教人读书，只恁地
”所以，朱子必须将自己摸索悟处。譬如前面有一个关，才跳得过这一个关，便是了。此煞坏学者。
：“尝与金溪辨‘义外’之说。的“自得之学”与陆九渊区别开来。朱子在分析他们二人的差异时说
某谓事之合如此者，虽是在外，然于吾心以为合如此而行，便是内也。且如人有性质鲁钝，或一时见不到；因他人说出来，见得为是，从而行之，亦内也。金溪以谓，此乃告子之见，直须自得于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说为义而行之，是求之于外也。遂于事当如此处，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见
”应该说，朱子以“自然而得”解“自得”，此“自然而得”就包括了“内”与“外”两个方耳。
面，并且将“内”与“外”结合起来。这种“事之合如此者，虽是在外，然于吾心以为合如此而行，
，即可表述为“自然而得”。这样，朱子的“自得”既不失缺孟子强调自己要便是内也”的“自得”
，其新的解释也能支撑孟子下文所说的“资得的本义，其“自然而得”可以区别陆九渊“自得之学”
”、“居之安”与“取之左右逢其源”等意义。之深
朱子十五六岁即开始读二程及其弟子的书，因而，可能很早曾体会“自得”中自然之得的含义。无论是从朱子“俯仰自得，心安体舒”的思想来看，还是考察他在二十五岁时提出的由先儒之说（二程及其弟子们）以逆圣人之志，均可发现他明显具有“自然之得”的思想萌芽。如果比较朱子与前代儒家学者的思想，可以发现，学贵自得是北宋以来理学家们所共同推崇和遵守的治学法门。但朱子在治学中发现，许多儒家学者对儒家之道信仰不够坚定，甚至投入释氏的怀抱，阳儒阴释，突出的
”“必立己说”、如张九成、陆九渊等。而追溯这些学者的治学之路，朱子发现他们大多有“立己自是
“不肯教人读书”的毛病。而这个特征正与禅家宗“一闻千悟”“一超直入”的修习道路有关。因此，朱熹开始全面批评同代学者为学强求自己之得，务于谈奥谈玄的治学之道。同时，亦开始阐述自得必得之自然的思想，从而在儒学史正式确立了一条不同于佛道而可与佛道之方法相媲美的真正属于儒者的治学之路。
四、自得论与朱子其他思想的关系
细读朱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为学自得在朱子的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朱子的众多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现略举两条如下：
，“自得”与“格物致知”的关系。在朱子的思想学术中，“格物致知”论十分重要。从表第一
，“自得”与“格物致知”的为学之道是两条不同的认知路线。“自得”是得之于己，“格物面上看
，“自得”与“格物致知”的为学之道是统一的，致知”是得之于外。其实，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
“格物致知”的结果就是“自然而得”。《大学章句》格物补传中，朱子提出了一条治学之道：“学者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于万
”在这里，朱子明白描述了用力格物之久后的功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效：豁然贯通，见得事物之理与自心的全体大用。我们发现，所谓“豁然贯通”就是“自然而得”的另一表述。朱子的豁然贯通其实就是指主客贯通、一理与众理贯通、吾心与万物贯通、体用贯通等。而其“自然而得”也正是指主客一体、内外贯通、物我两得，而非道家的物我两忘。
，“自然而得”是就认识论意义而言，义利之辨则是就道第二，自然而得与义利之辨。一般来说
德修养和精神境界而言。但是，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而得与义利之辨也统一起来。初看起来，“自然而得”与“格物致知”一样，是认知工夫。但是，“自然而得”强调“然必潜心积虑，优游厌饫于其间，然后可以有得”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自然达到内在本性的状态，故而是和道德修养相通的精神境界。
义利之辨是宋儒理学的重要课题，朱子的道友张蚓痛印白匀欢得”的角度对义利之辨提出新
，“义”应该是“无所为而然者”，也就是“自然而得”的意思。“利”则是“有的解释，张蛉衔
，相当于大程的“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朱子为张蜃鳌渡竦辣》时感叹地说：所为而然者”
“呜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89）后来他一直对张
：“每诵南轩张公‘无所虼印拔匏为而然”和“有所为而然”对义利之辨提出新的解释赞叹不已
”因此进一步说明“自然而得”与“义利之辨”可以统一起来。为而然’之语，必三叹焉。
、“所发皆朱子认为不安排计度，不立功程，锱积铢累，循序渐进，以求自然而得“心与理一”
无私曲”境界的治学方法，就像自然界的树木花草的生长，皆由渐进，是天理本然，循此方法而治圣人之学，才是吾儒的为己之学，反之，则学必无所得，甚至将坠入异端邪说而不自知。
责任编辑：张利明
篇2：朱熹晚年思想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作 者：金春峰 作者单位：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台湾,宜兰 刊 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B224.7 关键词：朱熹 心学 理学 道心 人心 天命篇3：朱熹盐业管理改革思想初探
朱熹盐业管理改革思想初探
在理学家变法理论的指导和具体盐业管理的体验下,朱熹提出了取消盐的榷卖制度、实行宽松的.私盐政策的主张,通过实行多种灵活的管理模式,裁减税费,去除无名杂赋,力求公私两便.其所倡导适应市场、讲求价格规律、随其所向、平抑盐价的思想更是体现了朱熹的改革精神.
作 者：徐公喜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刊 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3(2) 分类号：B244.7 关键词：朱熹 盐业 改革思想篇4：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作 者：黄世福 HUANG Shi-fu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1(6) 分类号：B244.7 关键词：理学 禅 心性 佛学篇5：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
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
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张新生
朱熹的教学思想是在继承儒家先贤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广泛考察了历史和当时教育的各种情况，考察了教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理论，特别是他的教学思想更多地是从对自己的治学经验与教学经验的反思中总结出来的，充满睿智和辩证法，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发掘与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圣学与训诂
这对范畴讲的是圣贤思想和语言技能的关系。
朱熹对以前的教育考察作了详细的考察，发现教育的灵魂在丧失。他指出们教学中历来存在的两个主要的问题：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读书人“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⑵“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并指出问题的严重：“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他分析了福州学校和中央官学的具体情况，“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朱熹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师为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
“圣学”与“训诂”，是从阅读理解这个角度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语文技能的，从写作表达这个方面看，也是“文”与“道”的关系。朱熹提出“文道合一”的观点，几乎取消了语言形式的作用。他说：“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朱熹看到了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在学习活动中的分离，还看到了这种分离如果走向极端会造成教学与教育的对立，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读书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的功利目的，个人的功利如果与社会的要求对立起来，就会造成教学与教育的脱节，基础知识学习、基本技能训练与育人的脱节。人们一旦把教书与读书当作干禄取仕的手段，办学也就违背“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朱熹认为这种做法是忘本逐末。
他针对当时科举制度“追求利禄”的功利主义和专以“文词”取士的考试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他批评科举制度使“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缉缀言语，造作文词……”，但他提出的纠弊办法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主张“罢诗赋”。“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可以看出，朱熹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反对学习中片面追求语言形式和语言技能，使教育蜕变成“干禄”手段；却片面追求文章的教育性，忽略语言技能的训练。他的文道合一的思想影响至今，现在语文教育中“文道统一原则”，虽然措辞没那偏激，却是大有重德轻文的遗风。
二、虚心与杜撰
这对范畴讲的是理解活动中学习者与文本思想内容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
朱熹认为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要领会原意，不能将自己的意思塞进文本中的语言中去。朱熹说：“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之合。”“至于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目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
在这里，朱熹区分了理解活动中两种相对立的做法，一种是虚心静虑，一种是杜撰穿凿。杜撰就是心下先有个意思，却将圣贤的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穿凿是当他自己强加到圣贤言语上的意思与圣贤言语不能一致时就牵强附会，让圣贤的言语与他的意思一致起来。那么这种牵强附会的理解是否真的出于这些读书人自己的认识呢？不是，他们的的所谓“认识”不过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加思索就相信了，然后就以为自己懂了。而且，这些人读书不用功夫，一是自以为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二是不动脑筋“信所传闻，不复稽考”。这样读书不能有任何收获与提高。
而虚心静虑的做法，首先“不必自立说”，也就是面对书本不能先有任何想法与猜测，认真弄清圣贤书本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原义。朱熹看到了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之间有差异，思想内容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语言上面，需要经过读书人的理解活动才能获得，而且理解活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所以，他认为要“笃志虚心，反复详玩”才有功效，这样“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这就长进。其次，遇有“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文意有疑，说明读书人与圣贤思想认识的差距，这种差距既有广度上的也有深度上的，不懂就不懂，不要强不知以为知，“遽取舍于其间”，正确的途径是“反复玩详”，也就是通过读书发现圣贤书中言语之间、意思之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准确地理解圣贤的思想。
读书就是让自己的思想认识达到或接近圣贤的水平，培养出当代的圣贤，朱熹认为读书理解不能带有主观先见，是很有见识的。我们提倡读原著，全面准确地理解，虽然对象不同，做法的原理是一致的。
三、教与学
这对范畴讲的是教学活动中的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矛盾关系。
朱熹看到了教学活动中教和学的矛盾统一。学生不是容器，教师讲授多少学生就能接受多少。学生的学习要由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来实现，学生的理解老师不能代替。因而老师的`作用就是做学生学习的指引者。他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这里朱熹对教师的作用作了新的规定：引路，证明，商量。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学习，在老师的确证下学习，在同老师的商量讨论中学习，无疑，老师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样，非常明显地，学生是学习活动的执行者，实现者，完成者。
那么，老师的作用如何发挥呢？
朱熹在注释《论语》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他进一步解释：“此正所谓时雨化之。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认为老师的作用主要是创造教学时机与最恰当地利用教学时机。所谓创造教学时机，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处于“愤”与“悱”的状态――这就是最佳教学时机。教师趁此机会只需稍稍点拨，学生就能豁然开朗。
要让学生进入教学的最佳状态，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激疑。
朱熹认为疑问越多，学习进步就越快，“大疑则可大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因此，“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有疑到无疑的进程正是体现教师作用之处。“指引者，师之功也” “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
四、宽与紧
这对范畴讲的是学习活动宏观控制中的矛盾关系：长远打算与当前任务。
教学要有个通盘的计划，作出周到的安排，教学进度要适当，要按部就班，扎扎实实，既要抓紧，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谓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谓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农功，如农之有畔，为学亦然。今之始学者，不知此理，初时甚锐，渐渐懒去，终至都不理会了，此只是当初不立程限之故。”他又说：“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他用打比方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向见州郡纳税数万钞，总作一结，忽错其数，更无推寻处。其后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钞作一结，观此，则读书之法可见。”又“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饭，不可将数十日饭都有一齐吃了。一日只看得几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
朱熹的这番话主要是对读书人说的。这里，朱熹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思考学习的有效性问题，看到了学习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提出要处理好“宽”和“紧”的关系。朱熹在这里告诉我们学习要有好的效果，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有计划，二是要量力而行。读书治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件复杂的事情要分成很多部分完成，因此从整体看，不能“急”，每一次的学习任务安排多少，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但是任务一旦确定下来就要认真对待，不能“慢”。这里说的“急”，是急躁，浮躁，没有长远打算，想一而就，而“慢”指的是学习懈怠，不上紧，不认真，不用心思，不下工夫。因此，要长计划短安排。长计划要留有余地，短安排要有紧迫感，抓紧时间，完成任务。与此相反的做法是，没有计划，盲目冒进，其结果，只能是“初时甚锐，渐渐懒去”，最后放弃。许多人读书做学问没有长进，没有成果，不是人不聪明，而是不遵循做学问的规律。朱熹的这番话也提醒老师，要注意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好学习进程，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五、博与约
博与约也是学习活动宏观控制中的矛盾关系：基础与专攻。
朱熹说：“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孟子曰，博学之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做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日，学者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验其约……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返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处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
朱熹对博与约的论述有两个意思。
首先，从学习进程看，提出一条先约后博再约的治学路径。第一个“约”，应该是简，因为刚开始学习，接触的面窄，内容少，这是很自然的。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扩大知识面，但随着知识的增长，又要确立主攻方向，在深度上追求，因此，第二个“约”是深。
其次，在博和约的逻辑关系上，朱熹认为博和约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没有约，“但求众物比类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异，则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博就成了漫无目的的白作工夫；没有博，约的正确性难以“考验”，“博而后约”“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杂”，因此，专求于博或专求于约“均是无益”，都有要反对，正确的做法是正确认识博和约的作用，正确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
从朱熹对博与约、宽与紧的论述，可以看出，朱熹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治学的规律。如果说处理好宽与紧的关系，能使治学按步就班、稳步扎实、从容不迫地进行，则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能让学人构建起一个动态优化的知识系统，保证读书治学有成就。说它是一个知识系统，从朱熹列出的书单和学习要求及其节目次序可以看出；说它是动态的，从博和约的关系及作用可以看出；说它是优化的，从博能考验约，约能察理之精微可以看出。
六、温故与知新
这对范畴讲的是学习活动中已知与新知的矛盾关系。
朱熹认为已知与新知是紧密联系着的，读书要不断温习已学过的内容，发掘里面的还未弄清的含义。朱熹猜测到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反映到意识中道理也是由相互联系的一些部分组成的，你在读书时不可能一次性理解到思想家的全部思想，书要一部分一部分读，所得也只能由片面到全面，由简单到丰富，由肤浅到深刻，因此，他说：“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时习得熟，渐渐发得出来。”“温故而知新，不是离了故底，别有一个新。”
正确的“温故”不是简单重复学过的内容，而是发现，发展，所以，温故能知新。朱熹说：“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这里说得很清楚，温，就是寻绎。所谓寻绎，就是思维，就是思考和发现内容新的联系，得到新的认识，所以，朱熹说：“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是就温故中见得这道理愈精，胜似旧时所看”。这所谓“精”，正告诉了我们，旧时所看理解肤浅，而今之所得更加深刻。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过的体验，朱熹却把这种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变为一条教学的原则；并且，朱熹非常强调“温故”的重要性，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也。”
但是“温故”也有错误的做法，以致不能知新。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死读书，“只是记得个硬本子，更不解去里面搜寻得道理”。这就是说，温故只是简单的文字的重复，而不积极地进行思维，当然也就不能有新的发现。反对把“温故”变成简单重复，正是强调“温故”是一种“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知新”活动。二是“温故”时带有“旧见”。朱熹指出：“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私主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清者出焉。”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理解是一个在多次反复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书常读常新，这也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原理。
七、学与思
学与思是学习活动中的矛盾关系，学是有对象的活动 ，思是对学习对象内部联系的认识，了解学与思的关系是对学习方法的研究。
朱熹认为“学”有两种类型，一是读书，一是学做事。他说：“学是学其事，如读书是便学，须缓缓精思其中义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学。”“学是身去做。”而“思只是思所学底事”。朱熹认为“学”和“思”应该结合起来，学习才有进益；“学”和“思”割裂则于学业有害。在这方面，朱熹的思想是从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发展而来的。朱熹解道：“学而不思，如读书不思道理如何，”则“罔”。“罔”就是“其心昏昧，虽安于所安，而无自得之见”，“罔”即心里糊涂；反之，“思而不学则殆，虽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习熟，毕竟生硬，不会妥贴。”“殆”就是“其心危迫，虽得其所得，而无可即之安，……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于理，而卒于殆也”，“殆”即空虚、危险。“思与学相对说，学这事便思这事，人说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这道理如何，则罔然而已，……既思得这事，若不去做工事，便不熟，则臬兀不安。如人学射，虽学得弓箭里许多模样，若不曾思量，这个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许多模样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张弓，一支箭，向垛边去射，也如何得？”
考察朱熹上面的这些说法，可以看出，无论是孔子还是朱熹都看到了“学”和“思”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分离的一面。在读书中，“缓缓精思其中义理”；学做事时，“思所学底事”，读书经过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义理”，做事不经过思考就不能知道做这事的要领，这事就做不成或做不好。学要思才学得成，思即思所学的东西，这是“学”和“思”一致的地方。
但是，思与学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学是一种有对象的接受性仿效性活动。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都不能离了学习内容，思，是对学习内容的发现，是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的思维活动，是学的一种方式，一个环节，但思可以离开对象，陷入空想或虚构，这就危险了。如以射箭为喻的做事的学，这种学是一种技能的掌握，先接触了弓箭，也思考了其中的道理，但不去实践，就会陷入空想，最终不能掌握射箭，也不能真正了解弓箭，就像纸上谈兵，岸上论泳，进益极为有限。
读书理解义理虽不像射箭，也有仿效，一方而接受其中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也学习圣贤的思维方法。并且，你的理解是否正确，须要通过扩大对内容的了解及对内容的联系的进一步考察来确证，在确证中发展你的理解，在发展中确证你的理解。因此，学又是一种发展性行为，只接触内容不加工内容，或加工了内容不再进一步接触内容都不能使人的认识或行为得到发展，不是“罔”就是“殆”。另外，读书也并不仅仅是理解义理，也学习训诂章句等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习语言文字及其表达技能。朱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如何将思想内容的学习和语言形式的学习统一起来。他说：“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当你脑袋像圣贤那样思考，当你的语言像圣贤那样表达，则“文”“意”兼得，也可以避免“罔”与“殆”了。
八、读书与体察
读书与体察是学习活动中的矛盾关系：思辩与实证。
在朱熹那个时代，读书即读圣贤之书，学习的内容文史哲混合，朱熹讲的体察主要指是道德实践，而从学习的角度看有双重含义。一是把书上的道理通过实践变为自己的行为；二是在实践中加深对圣贤思想的理解。朱熹反复强调读书要与体察结合起来，反对只就书册上求义理。“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语言，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言观色，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向只就书册上理会，不曾体认着自家身己，也不济事。如说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着身己体认得。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曾如何学，自家曾如何习，不亦说乎。”“从容乎文义句读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是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朱熹的教育宗旨以“明人伦为本”，“人伦”即以“亲”、“义”、“别”、“序”、“信”为标准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社会关系。这种教育不讲虚无飘渺的大道理，所有的道理都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相关联，注重把认识和行为统一起来，具有亲和、切己、易行的特点，它的深刻性在于以改变个人的行为来实现社会整体的有序。
另外，朱熹说的“体察”也包括对学习本身的反思，他在讲到仁义理知要着身己体认时紧接着说：“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曾如何学，自家曾如何习，不亦说乎。”对“如何学”“如何习”不断反思，不断检查，不断总结，不断修正，也不断提高，使自己的学习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好的成效。
参考资料：
《朱子性理语类》
篇6：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
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
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张新生
朱熹的教学思想是在继承儒家先贤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广泛考察了历史和当时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各种情况，考察了教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理论，特别是他的教学思想更多地是从对自己的治学经验与教学经验的反思中总结出来的，充满睿智和辩证法，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发掘与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圣学与训诂
这对范畴讲的是圣贤思想和语言技能的关系。
朱熹对以前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考察作了详细的`考察，发现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灵魂在丧失。他指出们教学中历来存在的两个主要的问题：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读书人“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⑵“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并指出问题的严重：“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他分析了福州学校和中央官学的具体情况，“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朱熹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师为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
“圣学”与“训诂”，是从阅读理解这个角度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语文技能的，从写作表达这个方面看，也是“文”与“道”的关系。朱熹提出“文道合一”的观点，几乎取消了语言形式的作用。他说：“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朱熹看到了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在学习活动中的分离，还看到了这种分离如果走向极端会造成教学与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对立，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读书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的功利目的，个人的功利如果与社会的要求对立起来，就会造成教学与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脱节，基础知识学习、基本技能训练与育人的脱节。人们一旦把教书与读书当作干禄取仕的手段，办学也就违背“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朱熹认为这种做法是忘本逐末。
他针对当时科举制度“追求利禄”的功利主义和专以“文词”取士的考试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他批评科举制度使“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缉缀言语，造作文词……”，但他提出的纠弊办法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主张“罢诗赋”。“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可以看出，朱熹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反对学习中片面追求语言形式和语言技能，使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蜕变成“干禄”手段；却片面追求文章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性，忽略语言技能的训练。他的文道合一的思想影响至今，现在语文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中“文道统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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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
康熙帝对朱熹治国思想的继承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渊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继承儒家传统的治国安邦思想,形成了以正君心、行仁政、倡德治、崇教化为主要内容的治国理论体系.清朝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对朱熹倍加推崇,以朱熹的治国理论为立国纲领和指南,为清朝统治出现持续百余年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朱熹治国思想的产物.
作 者：刘佩芝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史地系,江西上饶,34001 刊 名：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 分类号：B0-0 关键词：康熙皇帝 朱熹 治国思想篇8：朱熹思想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
朱熹思想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
朱熹统摄各家治学学说,把儒、法、墨、道、佛五家治学、治家、治国的思想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能发扬中国进步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傅寿宗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广东,广州,510630 刊 名：韶关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4(2) 分类号：B244.7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 朱熹 德治篇9：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摘要:朱熹重视民生,针对当时皇室、官僚、地主对百姓的压榨,朱熹提出正君、治官、安民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同时,朱熹的民本思想也对朱子学者尤其是福建朱子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针对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下层人民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关键词:朱熹;朱子学者;民本思想
Abstract:ZhuXi emphasized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s to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royals, the bureaucrats, andthe landlords at that time, ZhuXi proposed the thought that could constraint the king, governance the officials andstable people, which objectivelypromoted the developmentofChines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Meanwhile, ithad adeep influence on Zhu Zis\\' scholar, especially to thosewho lived in Fujian Province. The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smeasures andmade the lower-class people live betterunder th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ZhuX;i Zhu Zis\\' scholar; people-oriented thought
朱熹(1130—1200)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使朱熹的民本思想广泛影响了其身后朱子学的继承者们,使朱子学者成为民生思想的代言人。
一、正君为治,民贵君轻
朱熹一生与下层百姓相处时间较长,他对普通的“小民”有着较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主张国君要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以达到力穑厚生的目的。为了实现真正的为治之体,朱熹把儒家的君德说发展成为限君意义的正君说,反对君主的专断独裁,他曾向赵扩皇帝提出防止君主独断的主张:“而凡号令之驰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已见,酌到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复。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1]但因此得罪了皇帝,失去了做“帝王师”的资格。
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的,国家的存亡、君主地位的轻重与巩固与否,都是由人民决定的。对此,朱熹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2]他在《四书集注》解释:“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3]历代朱子学者继承和发扬了朱熹正君重民的思想。如为朱熹完成未成书稿的蔡沈,就墨守了朱熹的正君理念。蔡沈字仲墨,号九峰,他是朱熹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他同情百姓的生活,希望国君能有善心,惠及民生。他在《书经集传序》中写道:“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相授这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之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4]在这里蔡沈得出了君主对百姓“得其心”是“天下平”之根本的论断。
朱子学者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号西山,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长期受教于朱熹的学生詹体仁。真德秀希望君主能去欲达仁以达尧舜仁德的境界。他说:“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洙剥之殃。……已欲安居则不当忧民之居,已欲丰财,则不当峻民之财。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矣。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5]真德秀还以天理为名,阐发了施仁政促民生的思想,认为国君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使民有衣食,他在《奏议》中谈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与众共之。……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6]明代朱子学者张岳则强调君主必须服从人心,并利用灾变来警告皇帝,以达到正君心,促民生的目的。他说“帝王举动当顺天意,观天意者验之人心而已。……陛下何苦违众志以拂天意乎?……天子不克肖乎,天地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
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盗贼充斥,地震于下,龙斗于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7]李光地是清初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光地认为民心可畏,作为国君要关心贫穷百姓,只有民心无怨背,才能天命固而天下治,他说:“贫害甚于寡,帮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天下交则泰,天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8]李光地提倡国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熙帝的治国大略。
篇10：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二、惩贪为民,清廉勤政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9]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著,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17]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
淳熙九年(1182年),长江下游旱情严重, 53岁的朱熹任浙东常平使,朱熹冒着酷暑察访灾情,朱熹不顾疲劳,连夜起草《奏台州免纳丁绢税》等五道奏章,将台州灾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实向皇帝作了汇报,恳请朝廷减轻台州人民负担,这些体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动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台州赋税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时全力救灾,向朝廷上《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最终使朝廷在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并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贩米船来南康出售米粮以缓解灾情。经过努力,朱熹在这次救灾中“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赋济民的思想影响着历代朱子学者,黄干追随朱熹二十余年,对朱熹的道德、学问都十分推崇,认为朱熹的人格为理想人格。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广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后,黄干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嘉定八年(1215年)八月,黄干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成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干力抗两司,全力投入社会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七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干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并发扬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关注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当时旱、蝗极为严重,其所属太平、广德两州尤甚,他与留守宪司大讲荒政,亲自到广德、太平两州救荒,发禀赈给,裁判不关心民间疾苦的贪官污吏。在知泉州时,真德秀同情民困,设立惠民仓、社仓、慈幼田和置义田,使百姓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能得到救济。
蔡清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是明代朱子学者的典型代表,一生历礼部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多种职务,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从祀孔庙。他在为官时能关心民间疾苦,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上书朝廷:“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比皆万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对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24]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实现,蔡清发展了朱熹省赋思想,蔡清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等措施来改善农民阶层的主张。他说“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之无征田粮洒派贫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思想的坚定捍卫者,他一生关心民苦,将其救灾思想总结写成《荒政丛言》,主张在救灾中对特贫户紧急发放救济粮,对一般贫困户发放救灾款,对生活稍困难户予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得到朝廷采纳。明代朱子学者周瑛提出从政要爱道重于爱官,要以尽心行教为大。
“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良法。”[26]朱子学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积极的民生建议,促成了康熙帝亲民政策的形成。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随从众多,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李光地请求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数次上奏皇帝拨款治理,并亲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为当地百姓解决了一个大患。此外,他还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渔民有了一线生机。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实现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继承者。历代朱子学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为范:为官,则正直清廉,体恤民苦;为民,则墨守朱学,为民请命。朱熹和朱子学者的民生践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影响深远,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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