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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对西方几种宗教研究思潮的评析
对西方几种宗教研究思潮的评析
自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频繁交往,人们对不同宗教之间的交往也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具有学理特色的看法,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某某主义”.这些常见的“主义”有:(1)排外主义或宗派主义(Exclusivism),即认为世界宗教中只有一家是正确的,其余的都是谬误的;(2)否定主义(Antipathy),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荒谬的.;(3)主观主义或主体主义(Subjectivism),即认为世界上每一种宗教都是正确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每一种宗教对其信仰者而言都是其历史和文化的必然选择;(4)多元主义(Pluralism),即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正确的,所不同的是它们对于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的认识和追求采用了各自的方式;(5)包容主义(Inclusivism),即世界宗教中只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而其他宗教也多少反映出了这个完全正确的宗教的部分真理并会逐渐地融入之;(6)单一信仰主义(Henofideism),即坚信一种世界宗教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宗教则可能是正确的.
作 者：单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宗教所 刊 名：科学与无神论 英文刊名：SCIENCE AND ATHEISM 年，卷(期)： “”(2) 分类号： 关键词：篇2：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再思考
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再思考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同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离经叛道，两股思潮的哲学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主义思潮着重批判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性，要求拒斥形而上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人本主义思潮却另辟蹊径，它十分注重人的情感、意志、自由和生命体验等非理性主义精神，并要求哲学重新回归到人，恢复人的本真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自19世纪末发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对其进行再认识和评价，对于重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可取之处和理论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两大基本特征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特别重视对人的哲学理解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不同方式强调人的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思潮的各流派以不同方式把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哲学才被称作人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人的认识问题上，人本主义思潮一反传统的理性主义，大都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欲望等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笔者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来说明人本主义思潮关于人的哲学旨趣。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的盲目冲动，这和把人视为理性动物的传统西方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从生存意志哲学出发，叔本华滑向了“人生是苦难，世界是地狱”的悲观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生存意志就是一种生存的欲望，而欲望本身就是个无底洞，一旦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来临，人又不得不为新的欲望去奔波，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生说到底就是苦难。
如果说叔本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诉诸意识本身，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引出了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理解为非理性的主观体验，把人和整个世界都归为精神上的自我。这些非理性的体验包括厌烦、忧虑和绝望，它们使人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诗意和痛苦。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对人的理解是悲观主义，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恰恰预示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到来。
弗洛伊德对人的哲学理解极具个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人格自我分析理论等无疑对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人的认识上，弗洛伊德最受后人争议的莫过于他的“泛性论”。在他那里，“人类的性动力基本上成了人类生命动力的代名词”。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夸大了性欲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弗洛伊德这一学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大厦，尤其是对主张“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揭开了基督教信仰束缚人类的最后道德神秘面纱。
人本主义思潮中，萨特无疑是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人物。不同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萨特擅长用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手段来表达和宣扬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萨特的道德基调除了自由，还是自由。他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萨特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将萨特的自由理解为人为的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萨特还强调，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乃至社会负责。据此，萨特在呼吁人要超越自我和世界的同时，也有着激情下的冷静和理性。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概观整个人本主义思潮，其中不乏对西方文明进行猛烈批判的代表流派及其人物。其中，尼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1、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19世纪中期，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感到一种终结将要来临，他们所思考的是，哲学是否能继续存在。”尼采对当时哲学的危机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有更惊人的预言。更让后人吃惊的是，尼采看到了哲学的危机也是时代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尼采惊世骇俗地叫喊着：“上帝死了！”并极力主张用哲学的铁锤来摧毁所有旧的道德和信仰。尼采在揭露传统基督教的腐朽、堕落的同时，也撕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口号下的虚伪面目。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大曝光。尼采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令人瞠目结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西方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尤其强调批判，其创始人霍尔海默尔自诩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区分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教条马克思主义。“霍尔海默尔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多以‘批判’为标题的事实中看出来，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可以说，批判的精神贯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理论。那么，他们批判的对象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一反人类对科技乐观主义的传统，指出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使人变成了机器人，它与人性的基本需要和人的发展的要求相违背，是个不健全的社会”。由于科技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社会的消费过程和人际关系都充满了机器性。科技除了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还能留下些什么呢？工业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以及人们精神的空虚等令人悲观的现象，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上帝死了，科技却成了人类崇拜的无所不能的新神。科技究竟是人类的救世主还是恶魔？无疑，法兰克福学派给被科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法兰克福学派大都从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富裕的“病态社会”，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二，对西方社会严重异化现象的批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全文公布。在当时就引起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欢呼和关注。与中国马哲史教科书上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是不成熟的著作”的观点相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重视《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在他们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到处异化了的社会。这种论调，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就充分表达这种观点。他认为，当代发达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人本来应该既有物质的要求又有精神的要求，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强大，发达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比如，机器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却对机器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机器是人类发明的，但是人反过来又成了机器的奴隶。应该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危机，意识到了科技所推动的工业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存在种种片面性和错误，它甚至抛弃了近代哲学中的不少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一，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我们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的确，如果固执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很多流派很难被归于唯物主义，而是荒谬的唯心主义，但是，笔者认为，人本主义思潮仍然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越来越热衷于建立绝对的终极的哲学体系，并企图将自然科学消融在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而包括人本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倾向。但是，这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之间的差别和联系。不同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取消哲学的极端做法，人本主义哲学家反对宏大的哲学体系，要求哲学应关注人，回归到人的本真存在，这样的哲学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因此，将整个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走向和近代西方哲学作比较，至少发现它在哲学思维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
第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近代西方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并曾有过像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曾经也很倡导人文主义精神，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后来，对理性的倡导逐步演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最终导致理性的独断。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吞噬了现实的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与尊严都消融在思辨的哲学体系中了。这样，原本倡导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主张思想解放的近代西方哲学，又变得敌视人、放弃人了。总之，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危机。这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在理性的攀升中遗忘了“人”，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人”，从而具有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这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现实原因所在。
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缺陷和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但是其自身也陷入了难以克服的严重缺陷。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把“人”摆在了研究的突出位置。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愈到后来愈陷入了理性独断、理性狂妄的泥潭，那么，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许多哲学家，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滑进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沼。他们所强调的“自我”不是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而是人脱离了客体的主观臆想。他们把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加以夸大，并以此来解释人生，甚至解释历史。当把人的本质乃至世界的本质视为非理性的精神时，这种夸大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荒谬之中。比如，叔本华的悲观生存意志主义，并不能真正对人的心灵起到慰藉的作用；萨特的超凡脱俗的“自由观”，虽说表达了人类超越客观世界的自信心，但是这样的自信无疑是虚幻的，最终还是导致了主观随意性。
（二）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批判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文明的病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后就能发现，人本主义思潮在对西方文明深入批判后留下了后遗症。这是怎样的后遗症呢？我们确实认清了人性的丑陋、社会的黑暗、文明的衰落，然而，批判的炮弹动摇了岌岌可危的“文明”大厦，谁又来重新构建新的人类文明呢？
尼采叫嚷着要“重估一切价值”，他敏锐地觉察出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容忍”在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伪性，他捅破了这层不牢固的窗户纸，接着，抬出他最男性化的“超人”哲学。在超人眼里，普通人就像畜牲一样愚蠢，“超人有着极大的权力，他疯狂地占有一切，统治一切”。疯狂的尼采还鼓吹侵略战争，宣称“优等民族”对“下等民族”统治的合理性，这就难怪尼采哲学被邪恶的法西斯集团所利用了。
在众多的现代西方思想流派中，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最具有代表性与系统性。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现代科技的进步使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物质化，但也让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等社会异化现象日趋严重。马尔库塞等人对科技会带来副作用的揭露和批判，是发人深思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改革社会的具体良方。1968年，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当作行动的指针，但旋即不久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失败，使得法兰克福学派陷入尴尬境地，他们的理论也在现实的实践中遭遇无情的失败，其影响力也大大减弱了。
总之，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对异化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批判是入木三分的，发人深思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也只是发泄了他们对丑恶社会的憎恨和诅咒的情绪。作为对矛盾重重的西方文化的揭批者，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作为时代文明大厦的建设者，他们又是失败的。在人本主义思潮中，几乎没有一种哲学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由于未能给人类文明的重建指出一条明道，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自身也陷入了矛盾和困境中。
篇3：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那个时期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那个时期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
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三、魔幻现实主义：寻根之旅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那个时期’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篇4：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的冲击和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的冲击和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传统家庭治疗理论模式和方法造成冲击和影响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可以将其概括为四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强调用政治的眼光看待家庭;其二是反对“谴责母亲”;其三是主张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问题;其四是正视家庭暴力.当人们尝试以女性主义所引导的视线来认真地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审视一番,人们就会在那些已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实、理所当然的.真理背后找出存在的问题.女性主义将会为家庭治疗领域的整体发展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作 者：汪新建 WANG Xin-jian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300071 刊 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B84 关键词：女性主义 家庭治疗 女性主义家庭治疗篇5：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那个时期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那个时期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那个时期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篇6：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摘 要：本文试图从后现代文艺思潮的角度，来阐明前者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文中通过大量的创作实例，来证实这种“影响”的结果和对景观设计师们的启示。
关键字：后现代；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功能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震荡和转变。现代主义先驱们所注重的功能是设计的中心以及功能主义特色也越来越受到大众怀疑。人们对此已感到不耐，希望有新的形态和观点出现。同时，社会又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就是对过去传统文化价值的怀念，而历史的价值，基本伦理的价值又再次得到提升。
在这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建筑界有一些人开始宣称现代主义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后者以反讽、出位、世俗的艺术风格让人们耳目一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现代的表现，然而更多的，它却表现为乡土、隐喻、诙谐、复兴或文脉的涵义。
对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人们说法很多。总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和超越，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主张艺术多元化，反对完全统一的世界观，反对现代主义对待不同的问题却用相同的方法去处理，以简单的中性方式应付复杂需求设计模式。对个人情感与要求的重视和不确定性的体现是后现代设计的追求之一，最坏的走向是退化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较为积极的则是设计中活跃的试验。而这些试验也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面向大众反映其审美情感的景观设计作品。
建筑师查尔斯、摩尔1974年设计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品。广场地面吸收了附近一幢大楼的黑白线条，处理成同心圆图案，意大利地图横穿了中心水池。广场周围建了一组无任何功能、漆着耀眼的赭、黄、橙色的弧形墙面。罗马风格的科林斯柱式、爱奥尼柱式使用了不锈钢的柱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勾勒了墙上的线角，不锈钢的陶立克柱式、喷泉形成的塔斯干柱式，以及墙面上的一对摩尔本人的喷水的头像，无不充满了讽刺、诙谐、玩世不恭的意味。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也对景观设计师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现代建筑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新材料的应用和大工业生产的出现。而景观设计中的主要材料----土地、水、石和植物却无法变换。然而，他们却同样赞同现代主义者对对称、历史风格和附加装饰的攻击。因此，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使景观设计学认识到设计的起点应该是功能而不是某种美丽的风景和其他观念，从而使景观设计在借鉴纯美学的形式基础上转向实用与美的融合，并赋予了景观设计以适用的理性、崭新的创作出发点和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功能主义，其强调设计专家的能力和作用，认为专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可以应付千变万化的设计要求，这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时，形式中严格的功能主义是不存在的，一个设计在被赋予最终形态时，除了满足一些功能要素之外，设计者还有很大的自由决定形式的指向。这些都表明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功能主义在多变的社会需求面前似乎误入了歧途。而在所有的专业中，形式设计工作都一样不可避免，设计从某种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理性的。景观设计师如同工程师一样，他们负有一种责任，应当使所设计的景观功能合乎理性、安全。
因此，现代主义理论愈来愈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日益衰败。最后，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将1972年7月15日圣路易斯的普鲁蒂-艾尔公寓的爆破标记为现代主义的死亡时间。紧接着后现代运动这个具有颠覆性的潮流开始了。
在景观设计中，后现代的思潮包括解构主义和极少主义等思想。许多强调构成形态的景观设计作品既可以说是极少主义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有解构主义烙印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现代主义对于设计中合理功能的倡导，另一方面却大力宣扬与现代主义价值观相背道而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样的设计思潮中，常常采用变化多端的人工材料和自然材料使得设计非常新颖，如用有机玻璃和水构筑的竹子。另外，出位、戏谑和随心所欲取代了目的的严肃性，擅用复杂凌乱的构成形式取代简单的设计模式。如施瓦兹设计的“斯特拉花园”。在同样的思想脉络上，我们不难看到设计中的自我放纵取代了社会责任的严格制约，而在某些景观设计中这一点也体现了出来。后现代主义中放松的、强调非理性作用的'思想，指引了更多的设计走向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使得设计成为现实的可能。
但是，物极必反，一旦陷入自我陶醉式的艺术手法的操作，则失去了本来积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多元主义的认同。
随着后现代的思潮的兴起，现代景观设计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也泛起生机，很多景观设计师思维跃动，作品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其中，著名的设计师有彼得・沃克，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带有极简主义意味。还有一位是本文重点介绍的美国设计师玛莎.施瓦兹，她是一名风景园林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她的设计包含了私人、社团以及市镇项目。她设计的很多作品往往视角独特，经常使用非常规性材料，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就如同茫茫雪原上怒放着娇艳的鲜花，诧
异、惊喜、夸张、感叹种种感觉不一而足，带给人们以新的思考和启示。在“面包圈花园”中，施瓦兹的构思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为跳舞和庆典而设计的舞台为出发点，并在现状归整的花园中加入了两个同心的方形绿篱。在16英寸高的内外黄杨篱方块之间，她布置了一条30英寸宽的紫色卵石带，其上网 格状安放了8打经过防腐处理的面包圈。在内侧方形树篱里面，她种植了30株紫色霍香用以搭配卵石带，也成为现状一棵鸡爪槭的配景。
在“怀特海德学院拼合园”中，她试图把花园同学院从事的生物研究联系在一起，她设计的花园给人的感觉警备性很高，把不可能联系的因素放在了一起，就好象生物研究中的基因拼合，充满了危险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怪物。在她设计的花园中：一边是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另一边是日本的禅宗庭院。组成这些花园的要素已被扭曲:典型的禅宗庭园中的石块组成了法国花园中的整形树坛;其他的植物，例如棕榈和针叶树，都处于奇怪而陌生的联系中。一些植物从垂直的墙面上伸出，其他的则在墙顶上遥遥欲坠。花园中所有的植物都是塑料的。可以当坐凳的修剪的树篱，是包裹了人造草皮的钢材。绿色的沙砾和涂料做出了最强烈的暗示:这是一座花园。
施瓦兹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座特制品购物中心庭院中，设计了一群镀金青蛙拜着一个球体框架。青蛙成网格状地排列在高达40英尺球体的基部.他们位于通往庭院道路的斜坡上，全都面朝巨大的球体，仿佛在表示敬意。
在雅各布・贾维茨广场的设计中，她用复杂的形式和颜色使广场活跃了起来。她设计了背靠背的曲线长椅，弯曲的绿色线条来回盘绕，形成了各种座位形式。长椅的中间围绕着修剪过的6英尺高绿色半球，它们在热天能够散发出水雾。
施瓦兹还设计了很多诸如这样令人深思的作品。她所设计的作品思想大胆、出位，用材独特，常常出其不意，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精心巧妙的构思中上演惊人的旋律。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思潮所主张的不拘的形式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启发了设计师们。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自由奔放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从遵守固有文化的规则中走了出来，投身到创新者的角色中，从而使我们的文化不断丰富和繁荣。随着理论和艺术界思想潮流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艺术设计形式的追求必然是无止尽的，其中永远充满着对前卫艺术的探讨和思考。虽然审美的品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如果一种特殊的品质或风格曾经打动过心灵，它必然会在历史灵魂中留下印记，并有可能卷土重来继续给后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参考书目
1.彼得・沃克 极简主义庭园.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 玛莎・施瓦兹 超越平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林箐.王向荣.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唐军.追问百年――西方景观建筑学的价值批判，东南大学出版社，
篇7：西方文艺思潮对媒介建构的启示论文
西方文艺思潮对媒介文本建构的启示论文
摘要本文将西方文艺思潮纳入费尔克拉夫的媒介文本三向度的框架体系内，找寻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范畴内的建构媒介文本的方法。
关键词文本 话语实践 社会实践 文艺思潮
当一种异质文明以媒介文本的形式进入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让世界聆听我们的声音呢?在解答这一议题之前。让我们先把审视的目光投向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的领域，找寻一种跨学科的启示。
20世纪上半叶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内部研究思潮以一种切入文本、近乎零距离接触的方式审视文本的审美因素。20世纪后半叶以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外部研究思潮跨越了文本解读的樊篱，将触角延伸至文本的外部因素一社会变迁、历史真实、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等层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循着以往理论的轨迹、或交叉融合、或割裂颠覆，完成了文学研究重心的大规模转移。
任何文艺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或隐或显的必然联系，而其消亡或转向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上述文艺思潮的流变历程及其思想体系为媒介文本的建构提供了一种经由反思(文艺思潮)――阐释(社会变迁)――建构(媒介文本)的逆向思维的路径。鉴于此，本文将在费尔克拉夫(1995)媒介文本三个向度的框架内展开对文艺思潮的解读。
在整合社会、文化以及话语变化的研究基础上，费尔克拉夫(1995)创立了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为维度的媒介文本分析框架。他认为：文本是由一系列经过了话语实践的、具有潜在意义的形式构成的。由于这些潜在的意义是异质、不重合甚或是矛盾的，文本的分析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文本的话语实践，即“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有助于再造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等。而作为话语实践一部分的社会实践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话语“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因此不同类型的话语在不同社会领域或机构背景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介入”。为了更清晰的说明如何建构媒介文本，本文将若干文艺思潮的理论重新组构在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上，寻找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可借鉴之处。
一、文本的向度：修辞介入媒介文本
1 新批评和结构主义
新批评传承于形式主义，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基础之上。它强调对文本内在因素的揣摩；它推崇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成为新批评特殊的审美情趣。理查兹、燕卜荪、布鲁克斯、韦勒克等人创造出一整套诸如“张力”、“含混”、“反讽”、“悖论”、“语调”、“隐喻”等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描述诗歌本质的特征。
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所开创的的结构语言学，其横组合和纵聚合观点影响深远。横组合在“平面上构成语言的线性结构”，“排除言语交际错位的可能”；纵聚合在“空间层面上支配语言信息的生成”，从而使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每一语言要素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制约而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雅可布森更将其成功地移植到文学领域内创建了“诗功能是将对等原则由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的诗学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创立以“神话素”为单位的、二元对立的神话研究框架发展成为结构主义最经典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罗兰・巴尔特强调文学的符号化过程，后期的他不再遵循“功能、行动和叙述”三个描述层次的叙事结构，而倡导开放的文本构成过程，即由阐释性符码、能指符码、象征符码、行动型符码和文化性符码支配的文本碎片的集合，由此转向了解构主义。
福柯(结构主义历史学)则强调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基础的文化代码――认识价，它决定着语言、观念和交换模式，同时也制约着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构和解释系统。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价并没有联系，因此受制于它的话语也是断裂的，而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不过是这种断裂的历史话语的功能体现者。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分析体系中的社会实践便传承于福柯的思想。
2 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的启示
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建立了一整套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批评方法，其启迪性尤其体现在修辞领域内。
假定媒介文本的预期目标在于劝服受众认同某种知识或信仰，那么我们必须确定语义的表达能被理解。而且作为真相被接受或部分地被接受。因此修辞结构应有助于受众识别出文本中的判断命题。除了遵循新闻文本特定的结构范畴外，如一级结构――概述和主要事件、主要事件范畴下的二级结构――叙事和评价以及情节、背景、口头反应和评价等三级结构，还可借鉴横组合和纵聚合的符号建构系统，将核心的知识、信仰置于横组合的中心，“以平行原则为轴心”，将“重复、暗喻、反衬、排比、对照等不同类型的平行手法”按“对等原则”并置于纵聚合的选择轴上。正因为选择轴是基于相似或反义的配置，所有结构传达的信息是同一的。只要有一个结构被受众识记，该文本便成功的搭建了一个说服性的平台。
张艺谋导演的申奥短片便是对等原则应用的典型范例。短片以大量的镜头展示历史悠久、温馨祥和的北京，如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打呵欠的婴儿等，尤其是打哈欠的婴儿在现场播映时给奥委会评委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一组选择轴上的平行手法中，只要有一个镜头打动人心，这组镜头所负载的信息就可直达受众的心灵深处。
修辞可以帮助实现媒介文本的预期传播效果。“张力、含混、反讽、悖论、隐喻、意象、象征和神话”等特殊修辞的大量应用，也就意味着文本获得了违反新闻常规的表达，亦即“互文性”中的文学语言介入媒介文本。早期结构主义者穆斯卡洛夫斯基提出诗语言的陌生化也是基于新意、突出的考量。以反讽为例，一种反讽的话语表达在于以反常的方式回应某种观点，它可以是否定的、暗示性的，还可以是假设性的，因此它给受众预置了反复回味的空间。
二、话语实践的向度：共鸣
1 读者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和解构主义浪潮令文学研究重心再次发生转移，转向读者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作用，即伊塞尔的“暗隐的读者”根据揣度去填补未言部分，并“通过自己的组建能力在文本空白的诱导下”形成审美对象。尧斯则引入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即读者在阅读之前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它包括历史视野(一代又一代读者积累的阅读经验)和个人视野(读者个人自身日积月累的阅读经验)。读者反应批评更主张操同一种语言的读者根据“内化的语言规则”可系统地控制话语及读者反应。
新历史主义倡导将文学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格林佰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认为：各种边缘性文化因素携带着各个时代的信息，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和共鸣的关系。因此应不断挖掘和拾掇共鸣性文化片段，从中抽译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规律，然后用之于文学文本的批评阐释。海登・怀特则从文学操作的历史叙事角度揭示了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历史语境的组合“在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时间相结合”。
2 读者接受理论与新历史主义的启示
(1)与读者的共鸣
在读者接受理论看来，文本的消费过程不是被动的，用伊塞尔的话说，是在“暗隐的读者”引导下的能动的过程。但问题在于：文本本身的潜在意义是不变的，而不同时代、不同价值体系的读者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理解和阐释之间则是存在差距的。正如尧斯所指出的，“不同时代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理解、阐释和评价差距”，这有回到了福柯的思想体系中。既然我们不可能改变读者的时代和存在的价值体系，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控制文本的生产过程。
费希提出的“有知识的读者”和布莱奇提出的“阐释群体”都涉及到阐释者本身所处的拥有某种共同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社会群体。因此媒介文本必须在读者中获得共鸣才能进入他的期待视野。
西方传媒在报道特定事件时，会大量使用转述话语，亦即“互文性”中的口头语言介入书面语言。因此在文本中H{现了不止一个的声音，或支持、补充，或否定、反驳，或支配、误导。而生产者依据对受众的调查，将所有声音纳入自己的统筹之下，在特定的场合下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几种声音。我们的媒介文本是否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特定文化中特定人的“异声同啸”(巴赫金语)呢?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通过取舍和重新配置，总有一种或几种声音能唤起西方读者的共鸣，至少某些声音中的合理成分是可以获得认可的。
(2)与异质文本的共鸣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倡导文学批评应“不断返回到个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以及沉降到以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异质文明与本土文化在历史的某个横切面上可以存在某种共鸣的文化片段、历史经验，通过不断沉降到这些共鸣性的因子上，受众或许能从异质的文本中导出与他们的文明共通的文化精神。如周恩来在向外国友人介绍《梁祝》时将其比作是东方的《罗密欧和茱丽叶》，便是在中西文化文本中寻找到了一个共鸣的契合点。
海登，怀特的“历史文本叙事结构上的文学性”和“历史文本语言运用上的文学性”的解读为异质文本互文性的建构做了精辟的注脚。既然历史与文学文本两种异质文本存在着相似性，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的'媒介文本以共鸣为基础、并对异质因素进行不露痕迹的整合，那么将历史、法律和文学文本以及民歌、书画、电影、民族采风等插入媒介文本中、并使其具有平滑的互文性表层是极有可能的。
三、社会实践的向度：一致性与反常性
1 新马克思主义
阿多尔诺批评了文化工业通过意识形态施加对个人的操控，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体系使社会进入大众蒙昧的阶段。大众文化一方面呈现商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以隐藏的方式实现观众对现实合理化的认同。哈贝马斯则认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取决于大众传媒作为语言交往的积极和消极意义，而不仅仅是市场规律，并提出“交往合理化”的文艺美学思想。
伊格尔顿指出：决定文本价值的是它插入思想体系和文学话语的具体方式。文学语言通过对一般语言的常规结构和意指方式的背离而制造丰富的新意，从显示作者意识形态与社会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詹姆逊认为：一方面，历史是不在场的，除非在文本形式中，否则我们不可能接近它；另一与’面，文本或叙事并非直接再现历史，而是通过意识形态重构历史。因此詹姆逊提出了政治、社会和历史的三个阐释视界，并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的零散化和距离感的消失，提出了“认知标识”的概念，强调个人主体的位置意识。
2 新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对大众文化作出了全新的注解，强调文本以生产和消费之间动态平衡的方式投射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与费尔克拉夫的社会实践的向度是吻台的，也为我们探寻媒介文本如何适应当前大众文化的现实提供了参考。
(1)一致性
梵迪克(1988)指出“文本应和社会所认同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态度相一致”，这是认知基础价值的具体表现。除了读者“先前的知识和信念”之外，还涉及到“现行的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说，异质文明是排除在本土特定的系统之外的，超出受特定历史条件和解释系统限制的受众理解之外的文本是不会进入他的视野的。即使进入他的视野之内，也极有可能面临误读的境遇。这从福柯的认识价和读者接受理论中早已得到验证。因此媒介文本的命题除了保证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与主题一致性外，还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受大众文化浸染的读者的知识、信仰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这是决定传播是否有效的基础和起点。“《梁祝》是东方的《罗密欧和茱丽叶》”的命题便是挖掘了东西方普遍人性化的价值观念――追求幸福、释放生命的潜能。
(2)反常性
当传播者与受众的知识信仰体系不一致时，在说话人看来一致的命题对听话人很可能不一致，因此媒介文本局部的一致性就附加了明显的主观色彩。但并非所有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文本就一定没有新闻价值、受到排斥。正因为与特定系统认可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距，受猎奇心理驱使的受众有可能对某些反常的内容感兴趣。例如，老北京文化成为介绍北京的诸多媒介文本中最吸引西方游客的亮点，原因恰恰就在于它与西方知识、信仰体系的极大反差。因此传播、突出什么样主观色彩的内容取决于生产者策略性的选择。其次，主观色彩可以隐而不述或沉降到次要的主题上。简而言之，话语秩序的诸要素经过重新组构，是可以获得意识形态之外新的表达。
文艺思潮的流变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变迁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身份、认知模式和知识信仰体系的变化。循着这一思潮的脉络，我们或可厘清一些借鉴的因子，整合到媒介文本的建构中，毕竟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是“以能够预测其分配、转化和消费的方式制造文本，并使各种各样的受众进入其中”的，这或许可以作为篇首议题的回答吧。
篇8：谈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谈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论文摘要：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动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导致了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积极应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措施，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于传统的历史经验，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人信息化社会时，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则中发展现实。
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深深地融人国际社会，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首先，应当追踪有关思潮，特别注意在改革开放环境下西方思潮的冲击，深人分析和评判其本质。事实表明，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常常可以跨越地界、国界，跨越世纪，影响极大。特别要明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许多西方思潮，尽管它们在产生之时对其社会环境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流向我国以后则往往变成祸水。况且，有些进入我国的社会思潮本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不再时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追随，除了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之外，别无他用。这方面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应当认真吸取。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为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社会文化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本来，如果及早有意识地分析研究可能由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后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必然被大大限制，甚至未必能形成气候。应当承认，当时介绍和出版的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艺方法有影响的思潮，对于刚刚步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来说，有开阔眼界、促进学术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即使如此，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反应的本性也并没有改变，仍然不能掩盖其很大的消极作用。可惜的是，长期封闭导致的信息饥渴使人们疏于分析和防范，忽视了中国的背景和特点，对帝国主义推行其价值观的意图即和平演变的阴谋没有足够的分析。结果，西方思潮很快便在中国泛滥成灾。于是，许多人人生观倾斜，价值观缺失，道德观沦丧。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分析思潮时必须记取的。
其次，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和流传，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思潮起初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或口号，当然要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倡导。但是，至于能不能形成规模，则是由其是否与某些人的利益有关了。事情往往是这样，先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然后是某些群体感到危机，而某些观点和口号恰恰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因而，看起来是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却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涌动所导致的现象。因此，把握了社会矛盾的运动特别是社会矛盾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性质，便可以提高防范思潮的针对性。比如，社会思潮向对立面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为绝对主义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思潮盛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思潮。极“左”路线践踏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乘机而人的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哲学正中一些人的下怀，并孕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解了社会思潮相互转换的规律，就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不应忘记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思潮，并注意在其未形成广泛影响时，及早因势利导，努力将其引向正确轨道或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最后，分析西方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三、中国应对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对策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中变动着的精神之流，不断渗透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分析吸收，还要勇于面对，主动出击。
第一，积极投身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保障中国话语权。随着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与国际交流的加深，国际上各种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像国内十余年来激烈而又持久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都来源于国际思潮中的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都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其思想也仅是对他们观点与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当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的表白。我们不仅不能远离全球化的运动而“放弃”话语权，更要勇敢地主张、捍卫和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还处在思潮的“引进”阶段，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我们应当成为社会思潮的输出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思潮和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要积极勇敢地参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要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不能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第二，未雨绸缪，迎接社会思潮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越来越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潮、组织与行动关注的主要对象。可以想见，当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抗议船对澳大利亚的抗争行为，今后我们也有可能受到这样的组织和类似行动的影响。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一旦在一段时间被他们“盯上”、或在某件事上被他们“缠住”乃至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如何争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是具体的行为结果，也是政府的国际形象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国际舆论与民意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态度认同问题。我国传统外交是“重政府、轻议会”，现在决不能再走上“重政府议会、轻民间思潮”的道路。由于这些思潮和运动对西方各国政府的超然独立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仅靠传统“外交”是无济于事的；对其回避、绕开或置若罔闻也是不可能的。与其主动交往、增加了解、建立友谊，以未雨绸缪，把矛盾减到最小，把不利降到最低才是根本之道。因为，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思潮的实践化，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吸收优秀时代思潮，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人，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四、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批判与借鉴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