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加班费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本文共6篇，希望能帮助大家!本文原稿由网友“香香公主”提供。
篇1：加班费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
由于加班争议是否属于“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这些应当归类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无论是律师界还是仲裁机构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认为，在加班费支付争议中，不应当泛泛地得出“谁主张谁举证”或者“举证责任倒置”的结论，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如果证据属于用人单位保存，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仍然在延续“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作了适当弱化，也即，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与主张对等的举证责任，而只需要证明该主张对应的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就可以，如果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的确掌握该证据而拒不提供的，则败诉的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在加班争议中，劳动者如果主张单位考勤记录中清楚记载其加班记录，但用人单位一直不按照考勤记录发放加班费，则，如果用人单位仅仅口头否认而不提供考勤记录，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在主张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的话，那么劳动者的主张就有可能不被裁决部门接受。
2、对于是否已支付加班费的争议，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前一个问题论述的是是否加班的问题，而本问题是论述如果存在加班事实，用人单位是否已支付加班费以及支付多少加班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也就是说，在是否已经支付加班费的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提供加班费的计算依据和支付依据。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完整证据的，用人单位将承担败诉风险。
3、如果用人单位提供考勤记录显示没有加班，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加班证据的，应当由劳动者对其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证据若干规定》，对于否定的事实(或者称消极主张)，主张者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是由主张肯定事实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主张加班的事实采取否定态度，因此，我们认为，除非有证据显示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否则，只要用人单位否定加班事实的，劳动者需要为自己的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对于加班费的主张，应该有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动者诉求的，那么劳动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如果劳动者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的证据，那么用人单位仅仅否定加班的事实而不提供证据的，用人单位有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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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工商行政处罚案件举证责任分配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举证责任分配
田凯
举证责任，是指由谁提出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义务和责任。行政处罚案件一般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这是《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基本原则。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和对法律后果的承受程度，因而在行政处罚案件的不同阶段（实施、复议、诉讼及赔偿）最为重要，是工作的重心，对于拥有行政处罚权的工商部门而言，对其予以研究，对提高办案质量，预防执法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案件由于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证明能力及相关的法律关系各不相同，其举证责任也不尽相同。行政处罚中，工商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承担举证责任；行政复议中，工商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中，工商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如认为原告起诉超出法定期限，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就起诉证据（证明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材料）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赔偿中，原告对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依申请追加的第三人应对其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1、一般原则：工商机关负举证责任
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这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从行为责任上来说，行政机关负有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从结果责任上来说，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查明违法事实，则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2、特殊原则：举证责任倒置
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查明违法事实后才能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但对某些特殊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可以直接根据法定的基础事实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是，法律又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推翻有关推定。这时，就产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即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例如，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查处中就存在典型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
3、补充原则：当事人负一定举证责任
（1）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负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可以依法要求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提供证据。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这类情形的证据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一是容易，二是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权利。再如，《广告法》第十条规定，“广告使用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标明出处。”在查处违法广告案件时，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广告中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的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则视为其没有相应证据，构成虚假广告行为。
（2）申诉人对自己享有合法权益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由于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大都是依照职权而采取的行政行为，一般而言不需要申诉人（举报人、检举人等）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对于某些违法行为，尤其是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申诉人仍要负一定的举证责任。在工商执法实务中，申诉人主要对侵权类的案件负举证责任。比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或使用权的证据；在查处包装装潢仿冒行为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在先使用的证据；在查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商业秘密存在的证据，证明其商业秘密符合不为公众知悉、具有经济价值、采取了保密措施。
（3）当事人反驳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
这主要表现在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撤销或者变更某具体行政行为时，应该提供提出该要求的证据。以涉嫌销售冒牌产品被举报为例，从立案到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当事人都可以提出反驳证据（如购货合同、发票、厂家证明等），来证明其进货渠道合法、已经履行查验手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行政处罚案件，工商机关对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承担主要的法定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一般是恒定不变的，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工商机关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应承担事实举证责任。对于主张工商机关有主观性过错、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处理结果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当事人随时可以举证。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依据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各方当事人应负的举证责任，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各种规范性文件之中。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等；
法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二条，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九条；《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等；规章：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等；规范性文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标识鉴定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商标侵权案件调查取证有关问题的批复》，等。
三、举证责任分配的法理根据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实行以工商机关为主，当事人和第三人为辅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其主要根据在于：
1、依法行政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保证自己的行为符合依法行政要求，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建立在确有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
2、有利于提高效率。在某些特殊案件中，由工商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往往困难较大，而当事人或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则比较容易。当事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不仅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加快案件的办理。
3、平衡工商机关与当事人举证能力。工商机关掌握着国家权力，占有强大的行政资源，在人力、物力、设备、技术等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而行政相对人则明显处于能力、信息和资源不对等的弱势地位，以此平衡与当事人之间力量的对比。
4、有利于群众监督。当事人的参与，可以使国家机关处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使其不断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四、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范围
1、工商机关的举证责任范围
一般而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资格。工商行政机关应当举证证明，享有作出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权，包括职能管辖权、地域管辖权、级别管辖权。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行使职权，不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现象。
（2）案件事实。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工商行政机关应当举证证明：一是当事人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二是当事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三是当事人具有行政责任能力；四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超过追责时效。归纳起来有“五何”，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情节。“五何”是查清案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实施行政处罚做到事实清楚所必须查清的案件要素。
（3）法律适用。工商行政机关应当举证证明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正确合法，主要包括：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合法有效的；该规范性文件是规定或调整行政处罚所针对的事项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具体法律规范同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是相吻合的`。
（4）行政程序。在实施处罚过程中，工商行政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下程序合法：表明身份；进行询问、检查、调查时符合法定方式和法定人数；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是按法定方式进行的，不存在对当事人或证人采取引诱、胁迫、恐吓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情形。
（5）处罚合理性。工商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行政处罚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对于从轻、从重、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的案件，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相应的证据。因此，在听证、复议、诉讼过程中，应对其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2、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须为工商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或不当提供证据，但就以下有关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当事人应当负举证责任：
（1）当事人举证显然更为容易的案件，则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当然，此类举证在实践中应严加掌握，不宜随意扩大范围。例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如果认为自己得到了商标所有人的授权，那么，当事人必须对授权行为进行举证。
（2）在一般的案件中， 如果工商行政机关已经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当事人仍然主张行政机关的行为违法时，则应当负举证责任。例如，工商行政机关向当事人阐明了依据某规范性文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如果当事人仍然坚持工商执法机关没有管辖权，当事人必须负举证责任。
（3）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违法与不当行为，当事人提出应负举证责任。比如，当事人主张案件调查人员存在法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回避时，或者当事人在听证程序中申请听证主持人员回避时，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回避情形存在。
3、第三人的举证责任范围
案件中的第三人（申诉人、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有维护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力。当其参加到案件中来时，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例如，如果第三人认为当事人假冒自己的产品，就应提供假产品的鉴定，指出其何以为假。
五、举证责任倒置的应用
1、如何理解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对该条如何理解？有三层意思需要注意：1、“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的意思是，被告（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履行了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的法定义务，行政机关有义务（注意是义务不是权利），简单的说就是行政机关有义务告知，这是法定的义务。2、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的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3、原告（行政相对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是说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没有提供，而在司法审查阶段才提供的。总之，对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已经履行了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的义务，而原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提供，但其拒不提供的证据，但在诉讼程序中向法院提供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这里工商机关应充分利用这条规定，在行政程序中注意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告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程序义务。这样以来，就不需担心一些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不提供已经掌握的案件材料或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提供证据。比如，在工商机关日常执法办案中，经常涉及到违法经营额的计算。违法经营额通常有成品、半成品以及原辅材料构成。如果当事人不提供有关凭证怎么办？此时工商机关便可以运用举证倒置，责令其限期提供。否则，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工商机关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进行核算，也可以委托价格管理部门进行鉴定。如果当事人认为核定错误而提起诉讼，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其意见。
2、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举证责任倒置”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法律法规（包括规章）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工商部门没有权力自作主张地将自己应负有的举证责任强加给当事人。举证责任就其实质是我们执法办案的行为准则，错误地理解举证责任，会给案件办理带来风险，而恰当地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要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机关必须向当事人阐明其应负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提出举证要求，这是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具体操作时，应当向当事人制作并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告知其具体要求。
二是要有法律依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有法律依据。否则，是无效的。比如，《广告法》第十条规定：“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我们在查处违法广告案件时，就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广告中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的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视为其没有相应证据，构成违法虚假广告。再如，《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销售者主张其具备上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事由，其应当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如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那么，在诉讼程序中将被视为没有此方面的证据。()即使提供，法院原则上不予采纳。还如，经营者负有亮证经营的法定义务。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时，当事人有提供合法证照的责任。
三是要求要合理。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应当合理，应当考虑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给予合理的举证期限，不能故意刁难当事人。
四是范围有限制。当事人只对有利自己的事实举证，不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自己行为合法的事实举证，不对自己行为违法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积极的作为事实举证，不对消极的不作为事实举证。
五是不免除自身举证责任。除有法律明确规定以外，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不必然推定其行为违法，不免除行政机关依法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例如，甲公司使用乙公司的商标，涉嫌侵权，被工商机关立案，责令其限期提供合法使用的证据。甲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并不等于必然违法，可能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所致，如管档案的同志出差了。对此，工商机关仍负有向乙公司调查取证的义务。经查，如所有权已经转让或者订有许可合同，当然不违法。否则，应依法查处。
篇3：举证责任的分配与适用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适用
1月23日上午10点，顾某在上海工艺美术商厦购买一颗标签上注明“天然黄水晶球”的工艺品。顾某当时要求鉴定，但售货小姐表示：“你去鉴定吧，有什么问题找我们。”顾某于是花了2944元将球买下，并得到发票和信誉卡。信誉卡上写明：“假一赔十”。此后，顾某随即前往城隍庙的豫园上海珠宝测试鉴定处进行了鉴定。鉴定书写明：“球重289.8克，直径58.6mm，方解石”。据此，当日下午13点时，顾某要求商家按信誉卡上的承诺赔偿，但交涉未果。同年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顾某拿去鉴定的假水晶球是否就是被告出售的产品？被告主张“此球非彼球”，原告则主张“此球乃彼球”。而双方又都难以确切证明自己的主张。
上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顾某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故判顾某败诉。二审法院仍持此观点，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是存有疑问的。由于此案件――球是否还是原来的球这一争点是某种难以查明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又需要有人加以举证证明，但事实上无论对原告还是被告来说，举证证明均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此时，无论法院将举证的责任推向谁，谁就将面临举证不能的情形，从而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败诉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举证责任规则如何客观合理地进行分配与适用的问题。而对此案，笔者的疑问也正是法院是否合理地适用了举证责任规则。
举证责任实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事人向法院或陪审团提供证据的责任，相当于大陆法系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辩论终结时，当事人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不利益，相当于大陆法系上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在这两者中，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本质，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过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投影而已。当事人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并为了避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理应由其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种分担应当说是合理而公正的。
但对这种分担，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不能随便发生作用的。只有当待证事实在已经穷尽一切合法、可能的证明手段之后仍处于真伪不明时，才确切地产生效力。在实践中，有的法官对此理解不深，在审理中一碰上认为查不清的事实就武断的适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出现片面化、极端化的倾向。
首先，应当明白这里的穷尽一切合法、可能的手段，不仅针对当事人而言，即当事人应尽力提供证据，促使法官心证的形成，而且也包括受案的法官。也就是说，法官并不能片面地理解举证责任，一味地将举证责任推向当事人，从而过于消极地面对待证事实。因为法官需要努力形成心证，所以，适当积极地面对待证事实，全面审视案件，客观运用推理，对心证的形成应当说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
其次，这里所说的真伪不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原告提出了有力的本证；被告亦提出了实质性的反证；对争议的事实有证明的必要，自认的、无争议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证明；用尽合法的、可能的证明手段，法官仍无法获得心证；口头辩论已经结束，而心证不足的情形仍无法改变。只有这些条件同时成就时，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才发生效力。同时，在这些条件中又还包含了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即原告的本证必须是有力的，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程度。被告若想反驳、推翻原告的证据或使原告的证据处于难以采信的境地，也应提出实质性的能动摇法官对高度盖然性确信的证据。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否认，而无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纵然此时被告提出的主张看似难以查清，法官仍应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而非真伪不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发生作用。
本案中，笔者认为原告顾某已然提供了有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首先，原告提供了买球时的发票及信誉卡，证明自己确实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与特定的对象有过交易行为；其次，原告提供了专业鉴定处对球的鉴定结论，证明了自己提出的“球为假球”的主张。根据这两项证据，再结合当事人所述的`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双方对当时原告要求鉴定，下午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涉等事实并无异议），得出顾某在商厦所购货物为假货的结论，应当说是不难的。这种盖然性依通常的认识是存在的，并且足以达到举证责任规则中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原告的主张初步成立。也就是说，此时原告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告一段落，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随着原告举证的完成而转移到了被告一方。那么作为被告的商厦是否提供了足以动摇原告证据可采信的证据呢？没有。被告的否认性主张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否认原告在被告处买的球是假球。这是针对原告提出所购之球为假球的事实主张的反驳；二是被告主张原告所持之球是被“调了包”的球，不是原先原告在被告处所购之球。这是一个新的有利于被告的事实主张。上述被告第一层意思中的口头反驳，与原告提供的强有力的假球鉴定结论相比，显然无法推翻原告的证据。而被告新提出的原告“此球非彼球”的主张，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理应由被告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更不用说有力的证据了。由于被告没能完成已转移到由其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以，此时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应发生作用。应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由被告承担败诉结果。
一、二审法院之所以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推向原告，一是因为其没能确切认识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然转移，片面理解“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二是没能在事实认定进入僵持阶段之前清楚地认识到，是被告主张了新的事实，而非原告；三是没能全面审视案件，适当进行推理，认定过程过于消极；四是没有确切理解盖然性的含义及标准；五是没有注意到其心证的结论明显有违心证形成的限制条件――结论不能有悖于通常的社会经验规则。
所谓盖然性（probability)，也就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民事纠纷中，举证责任规则要求，只要因果之间具有初步的、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时，法官就可以对其予以认可。而这种可能性的认定，一般以大众依据常理认为很有可能发生为准。必然性的证明如果可能当然好，但事实上不现实，在处理民事纠纷中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一般的交易习惯而言，顾客购物后取得的发票或小票就是其向商家主张更换、退货或其他权利的依据。行使这些权利并不以权利人证明“此货乃彼货”为前提条件。相反，这种问题往往由商家提出并由其举证说明“此货非彼货”的原因。如现实中常有一些顾客事后在主张权利时找错了对象。此时卖方就会对此提出异议，告知其此货并非是其所卖。举证说明包括让其看一看自己出售的样品，以示自己出售的货物中并没有对方所说的物品；尽量让对方回忆购物的确切地点，从而排除货是在此所购等等。这些说明，买卖中的一般做法是，由买方拿着凭据（发票或小票等）和所购之物前往卖方处主张权利，并不需要证明“此货乃彼货”，这是现实中的常理。由此可见，大众对“此货乃彼货”的盖然性认可远远大于对“此货非彼货”的盖然性认可。而当卖方主张“此货非彼货”时，其是对常理的否定，则理应负有证明或说明的责任。
如果像一、二审法院认定的那样，消费者在主张权利时需要先对货物的真实性进行证明，那么将实际上剥夺消费者在大部
分情形下行使诸如要求修理、更换、退货、伤害赔偿等一系列基本的权利。如此将使消费者在交易中背负过重的责任，不利于交易的发展和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则过大地减轻了销售者、厂家的责任。最终使举证责任在买卖双方的分配上严重不平衡。这是对举证责任规则的歪曲，是不可取的。
篇4：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而事实的认定则又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要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首先要搞清诉讼主体中谁负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即要明解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可见，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包揽了所有证据的调查、收集，当事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未能得到发挥，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效率受到了影响。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法院系统也已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民事审判的举证、质证、认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不同，在具体案件中，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通过对《规定》的学习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 一、举证责任的渊源及内涵 探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我们分配的是什么，即须对举证责任有个明确的定义。“举证责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即有关于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但当时的法学家并未给举证责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当时规定的举证责任来看，仅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自罗马法时期提出举证责任及其分担学说以来，两大法系的学者根据本国的司法特点及传统分别对举证责任的涵义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时至今日，法律的发展及法学理论的研究以远非夕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可比，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概念或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英美法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大多数证据法学权威都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认为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取决于实体法对争议事实的规定，所以，又被称为“法定的证明责任”或“法定的责任”。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含义的理解同样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德、日两国诉讼理论中的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之争。主张举证责任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念，该观点把举证责任看作是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从行为角度考察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德国法学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观举证责任，该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进行裁判的重要事实，真实或虚伪，不能得到心证时，规定其真伪不明的结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就是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视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研究较晚，大约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陆法系学者的影响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行为责任说。即从当事人提供证据及用证据证明其主张这两方面行为来说明举证责任，从行为的内容不同，具体又可分为提证责任说和证明责任说。提证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所负有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侧重从证明的角度来说明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与提证责任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证明责任说中的证明不仅包含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行为，而且还包括用其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解释其主张或主张的事实成立这一行为。证明责任说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 （2）结果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称为“危险负担”也就是大陆法系的客观责任。 （3）双层含义说。又称为提证责任与结果责任统一说，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内容，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后果的内容。 （4）三层含义说。该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第二，是指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其主张具有真实性；第三，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真实性时，可能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 以上对举证责任涵义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国学者对举证责任的研究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月6日通过的《规定》，是我国证据立法中第一部关于证据方面系统的规范解释，《规定》对于举证责任的内涵基本采用了上述第四种观点，即三层含义说，同时又规定了证据提出的时间效力。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是指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中，即“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第2条、33条、34条也对上述定义作了阐述。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 举证责任的内涵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众所周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法院的职责，依照通常的规则，法院在裁判时，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然后才能适用法律来判断其法律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判。事实的认定是法院通过相关证据的判断来实现的。那么，这些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并加以证明以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当事人主张存在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结果，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确定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过程，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据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表述为：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分配举证责任，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是紧紧围绕所指控的被告犯罪事实，证明结果也是存与否，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作用，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一般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民事诉讼则不然，作为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复杂多样，包括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且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因此，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要对存在的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理应首先承担证明责任，但如果将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归于原告，也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原、被告诉讼地位失衡。原告不仅要对所有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且要独自承担全部败诉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只需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换言之，被告只需提出反证，使事实再度陷入不明状态便可胜诉。这样被告就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获利，这显然有悖于“依法裁判”的原则，对原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举证责任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得诉讼双方在诉讼地位上处于平等状态，这也是法院公正与效率原则真正体现的根本要求。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法系的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我国的证据立法，受大陆法的影响较大，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是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根本体现，《规定》也是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对操作要求作一些具体的规定，由于成文法所固有的缺陷，《规定》第7条仍然要求法官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那么法官如何裁量，依什么标准裁量，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这里所说的“法”，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司法解释。要做到依法分配，首先应做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加以确定。从举证责任的内涵中不难看出，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其履行举证责任的义务也是有区别的。 首先，提证责任：1、立案前的起诉受理阶段：原告起诉时就其诉讼主张成立的基础事实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108条、110条、《规定》第1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在立案前不履行提证责任，案件可能因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110条的规定而不被立案受理。2、立案后到举证期限届满前阶段：立案后原、被告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负责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2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立案后就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时，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被认定，从而以该事实所支持的诉请就可能得不到篇5：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而事实的认定则又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要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首先要搞清诉讼主体中谁负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即要明解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可见，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包揽了所有证据的调查、收集，当事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未能得到发挥，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效率受到了影响。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法院系统也已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xx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民事审判的举证、质证、认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不同，在具体案件中，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通过对《规定》的学习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一、举证责任的渊源及内涵探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我们分配的是什么，即须对举证责任有个明确的定义。“举证责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即有关于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但当时的法学家并未给举证责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当时规定的举证责任来看，仅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自罗马法时期提出举证责任及其分担学说以来，两大法系的学者根据本国的司法特点及传统分别对举证责任的涵义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时至今日，法律的发展及法学理论的研究以远非夕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可比，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概念或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英美法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大多数证据法学权威都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认为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取决于实体法对争议事实的规定，所以，又被称为“法定的证明责任”或“法定的责任”。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含义的理解同样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德、日两国诉讼理论中的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之争。主张举证责任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念，该观点把举证责任看作是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从行为角度考察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德国法学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观举证责任，该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进行裁判的重要事实，真实或虚伪，不能得到心证时，规定其真伪不明的结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就是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视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研究较晚，大约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陆法系学者的影响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为责任说。即从当事人提供证据及用证据证明其主张这两方面行为来说明举证责任，从行为的内容不同，具体又可分为提证责任说和证明责任说。提证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所负有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侧重从证明的角度来说明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与提证责任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证明责任说中的证明不仅包含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行为，而且还包括用其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解释其主张或主张的事实成立这一行为。证明责任说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2）结果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称为“危险负担”也就是大陆法系的客观责任。（3）双层含义说。又称为提证责任与结果责任统一说，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内容，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后果的内容。（4）三层含义说。该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第二，是指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其主张具有真实性；第三，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真实性时，可能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以上对
篇6：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涵义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国学者对举证责任的研究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20xx年12月6日通过的《规定》，是我国证据立法中第一部关于证据方面系统的规范解释，《规定》对于举证责任的内涵基本采用了上述第四种观点，即三层含义说，同时又规定了证据提出的时间效力。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是指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中，即“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第2条、33条、34条也对上述定义作了阐述。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举证责任的内涵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众所周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法院的职责，依照通常的规则，法院在裁判时，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然后才能适用法律来判断其法律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判。事实的认定是法院通过相关证据的判断来实现的。那么，这些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并加以证明以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当事人主张存在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结果，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确定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过程，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据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表述为：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分配举证责任，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是紧紧围绕所指控的被告犯罪事实，证明结果也是存与否，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作用，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一般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民事诉讼则不然，作为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复杂多样，包括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且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因此，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要对存在的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理应首先承担证明责任，但如果将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归于原告，也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原、被告诉讼地位失衡。原告不仅要对所有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且要独自承担全部败诉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只需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换言之，被告只需提出反证，使事实再度陷入不明状态便可胜诉。这样被告就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获利，这显然有悖于“依法裁判”的原则，对原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举证责任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得诉讼双方在诉讼地位上处于平等状态，这也是法院公正与效率原则真正体现的根本要求。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法系的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我国的证据立法，受大陆法的影响较大，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是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根本体现，《规定》也是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对操作要求作一些具体的规定，由于成文法所固有的缺陷，《规定》第7条仍然要求法官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那么法官如何裁量，依什么标准裁量，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这里所说的“法”，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司法解释。要做到依法分配，首先应做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加以确定。从举证责任的内涵中不难看出，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其履行举证责任的义务也是有区别的。首先，提证责任：1、立案前的起诉受理阶段：原告起诉时就其诉讼主张成立的基础事实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108条、110条、《规定》第1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在立案前不履行提证责任，案件可能因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110条的规定而不被立案受理。2、立案后到举证期限届满前阶段：立案后原、被告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负责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2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立案后就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时，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被认定，从而以该事实所支持的诉请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其次，说服责任：主要表现在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庭辩论阶段：在该阶段，原、被告双方要对已方证据的来源等相关问题向法庭或对方加以解释说明并要回答对方的质疑，从而向法庭表明其所提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6条、《规定》第47条、48条、49条、50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主张的事实不被认定，从而导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结果。第三，举证责任的免除。诉讼经济是除公正之外法院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第二大价值目标，证明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应力求以最低的费用，最少的时间取得最佳的效果，为此，对一些不必证明的事实，即可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哪些事实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各国立法规定和理论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xx年12月6日通过的《规定》第8条规定了当然免证事实，即对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第9条对无需举证的事实作了规定，即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正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上述情形（除第2种外）除非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该规定应是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充分体现。第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的救济和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或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作了界定，该规定是公平原则在证据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根本上保障了诉讼当事人实体权益不受侵犯。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其收集和调取证据的能力往往是处于相对劣势的，特别是针对行政权或他人权益时，这种劣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据职权给予其支持，以确保法院能客观地查明事实，可见，当诉讼当事人发现有符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出现时，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调查申请，应视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当然，申请调查的范围应有严格的限制，所调查的证据在质证中出现的结果也应由申请人承担，否则，法院又将回到包揽所有证据调查、收集及认证的老路上，也难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谓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应是指当待证事实真伪难辩时，法官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义务一部或全部归于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时，必须是该事实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且是案件实体裁判必须查清的事实。多年来，由于我国证据立法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涉及举证责任载量问题上的理解千差万别，《规定》颁布施行以后，虽对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上不同，导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异较大，笔者认为，如何正确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从程序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能够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应包括：1、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实；2、被诉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执，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实；3、由代理人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时，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权的事实；4、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事实；5、申请回避所依据的事实；6、涉及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方面所依据的事实；7、申请延期举证或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及其他正当理由所依据的事实等。以上列举的程序性事实不一定完全，有的以为《规定》所明确，但当涉及上述情形的争执出现时，法官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该项权利的当事人。因为，上述所列事实并不一定是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5、6、7三项则可能是原告方主张，也可能是被告方主张或抗辩。其次是实体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指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以及那些妨碍权利和义务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可从这几个方面来把握：1、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2、变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3、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4、阻碍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上述四点应是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如原告A向法院起诉，称“被告B借其钱未还，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被告B答辩称“已归还”；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证据，围绕该案的举证责任分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A诉称B借钱未还，B答辩称已归还，说明B已自认借钱事实的存在，原告A已无须举证，现B主张已归还，应向法庭提交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B的答辩不构成自认，A应就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负举证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原告A所主张的实质不是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而是A对B享有债权的事实，法官要查清的是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而不是双方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被告B的答辩也只能确定原、被告之间曾发生过借贷关系，不能认为被告是对债权的自认。由此可见，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举证，应是以对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时，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上述案例中，原告A并无证据证明其对B亨有权利的事实存在，当然谈不上要求被告就其反驳的观点向法庭举证。第三是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对一切案件的举证责任都能作出公平的分配，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及按照实体和程序上的相关规定也无法判定时，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从举证的难易程度、双方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程度及从有助于公共利益方面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笔者曾看到这样的案例报道，原告A诉某超市对其非法搜身侵害名誉权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针对是否搜身的事实发生争执，根据一般的规定，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其相对于超市来讲应是一个弱者，在其被超市人员带到办公室中检查时，面对的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双方强弱之分是显而易见的，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审理该案的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从而成功的审结了该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充分体现了上述公平、正义原则的分配理念。四、确立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意义综上所述，举证责任是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纠纷案件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规定》实施以后，当事人的取证、举证意识的提高，对于法院优质高效的审理各类纠纷案件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可分为如下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对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的意义。1、能够指导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注意保全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2、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指导当事人对诉讼前景作出正确预测，从而对是否提起诉讼作出正确抉择；3、诉讼中，能够指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提供证据；4、有利于当事人正确对待贩诉的结果，减少缠诉和上诉现象。其次，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意义。1、有利于人民法院转换审判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真正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2、为人民法院裁判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3、促进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