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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时间：2023年07月28日

来源：庸懒的阳光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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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本文共8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本文原稿由网友“庸懒的阳光”提供。

篇1：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王能干 (QQ:2853;Mail:xbgx@163.com)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

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

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8、《行政诉讼条文精释》，马原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篇2：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研究论文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和健全，证据在各种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决定当事人胜诉或者败诉的关键因素。而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制度又与民事、刑事诉讼中的举证制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又集中体现在诉讼当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上。民事、刑事诉讼当中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行政诉讼当中的举证原则是被告负举证责任，并兼顾原告、第三人合理分担举证责任。这是由于行政诉讼具有它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被告都是具有某种社会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特殊的地位决定着在行政诉讼当中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本论文试从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入手，论述了行政诉讼当中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制度的现实意义。并分别从被告，原告和第三人分担不同的举证责任的理由，分析对诉讼结果所产生的效力和影响。同时也对行政诉讼当中法律对举证责任所作规定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以上内容的论述，说明了行政诉讼举证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一、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针对行政诉讼的特点，对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民事、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二、举证责任的涵义

举证责任是执行政诉讼当事人必须承担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①。举证责任的基本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即提供证据责任的承担；二是指当时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举证责任作出了原则规定。也即是由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者为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和宗旨，就需要人民法院充分行使体现司法监督的审判权，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原告和被告处不平等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不但要有事实根据，还要有法律、法则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仅要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还要把反映这些依据和事实的材料向法院提供，用以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举证责任的意义在于它是决定行政诉讼最终评判结果的关键。

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也有很多的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说、但规定的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掌握。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举证责任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采用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

（一）被告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条规定明确了被诉的行政机关举证责任的内容为：一是事实证据。即被告作为或不作为的事实根据。二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即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这种提供法律依据的举证，也是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不同于其它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三是程序性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按照先取证据后裁决的行政程序来行使职权。

之所以规定这种倒臵的举证责任规则，主要理由是：⑴行政法制化要求行政守法，行政守法在程序上的要求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恣意行政。因此，当行政争议诉至法院时，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它无证据只能说明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基础。显然是违法的。⑵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以行政行为推定合法为前提的。居于主动地位，是管理者的角色，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无需征得个人、组织的同意，个人、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被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在诉讼中行政机关应该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提供合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样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若要被动地位的原告举证，则会因无法或很难收集、保全证据而败诉，这实际上显失公正。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能够完成举证的实施，而原告却无这方面的能力。例如有的案件中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技术设备才能取得，而原告往往无这方面的能力，而对于被告来说却是要必须具备的能力。如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否获得发明专利，伪药劣药的认定等，让原告去举证简直是强人所难，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原告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可能全部了解，例如工商局不发给原告许可证，因为该地区所申请的营业行业已饱和，而是否饱和原告并不了解。行政机关还有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的权力，原告缺少保存书证、物证的能力，原告收集、保存证据困难重重，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才是相对公平的。

（二）原告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尽管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并不等于原告就不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②。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举证责任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该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当然就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需要提供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害的证据。行政机关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自己的不法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如果一味地让被告承担该类案件举证责任，对原告来讲更是不公正的。

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具有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这样才形成了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步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但就目前来讲，老白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也还普遍存在，且在大多数人眼中，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因此，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方便原告的起诉，充分保护原告的诉权，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臵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在书面上大致成立，法院在原告起诉时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这样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逐步稳妥，健康地向良性轨道发展。

（三）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举证的权利，但第三人在诉讼中如何行使自己的这项权力，这项权力如何得到保障，在行政诉讼中出现了许多争议，特别是因为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现有法律法规对第三人所举证据效力的限制，导致对其所举证据的效力认定出现了差异。因此，关于第三人举证的有关问题是一个值得讨探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从以上条文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此类第三人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告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受益方，因为原告的起诉，而使自己经取得的利益有可能消失。例如行政许可中的颁发证照行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撤销被告给第三人颁发证照的'行为。而该类案件的裁判结果，有可能影响到第三人既得利益的损失。在此种情况下，第三人是站在被告一边。其在诉讼中所举证据也是为了支持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所举证的效力如何认定。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正确，但缺少关键的证据。而第三人又提供了该关键证据。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的举证还是不能够认定的。因为第三人不能够代替被告行政机关举证。如果允许这样做，则失去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的意义，不利于引导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助长行政行为的随意性。虽然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实现。但是却达到了法律所追求的特定价值的目标。且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诉讼而得到救济。这是法律为追求特定的价值而付出的制度代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又可以看出、这类第三人与前面所说的第三人在诉讼地位上又有所区别，这类第三人是应该起诉而没有起诉的当事人。一般情况下，该类第三人是依附于原告而在诉讼中对抗被告的，他是站在原告一边，其所提供的证据是为了推翻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要求其履行行政职责。这时第三人所举证据与原告举证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第三人举证的效力法院应当将其等同于原告的举证效力看待。

对于现有法律在第三人举证这方面所显漏出来的空档，建议立法者在权衡行政法治精神和及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作出更加合理的价值追定位。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时限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时限，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向人民法院举证的期限。设定举证时限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了被告举证的期限及不按时举证的后果，规定被告必须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人民法院举证，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据，证据。但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时限也存在有缺陷，现有法律只规定了被告的举证期限，但对原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期限则不具体和明朗，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行政诉讼的效率。笔者认为，既然有了明确的举证责任，从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原则出发，就应当有明确的举证时限，以便于人民法院和所有的诉讼参加人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可以遵循。

总之我国行政诉讼当中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相一致，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兼采用原告、第三人合理分担举证责任，并互为补充。追求的是行政法治精神与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相统一的完美结果，只有行政诉讼各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身应具有的意义。

注释：

①沈岿，《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版、第158页。

⑵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第3版、第298页。

参考文献：

1、《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甘文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沈岿蓍、人民法院出版社、20版。

3、《证据法学》樊崇义蓍、法律出版社20版。

篇3：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夏立彬

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法律概念，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民事诉讼中。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把举证责任引进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理论在法学界上被称作“诉讼制度的脊梁”，它是一种法律推定制度，即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指举证人提供证据后使之证明案件某个方面或全部事实的责任。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从《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举证，但原告对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及该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负举证责任，即“被告负举证责任。”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的特色。可以说，掌握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精髓，也就掌握了打开行政诉讼制度的钥匙。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问题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谁举证”的原则。其理由：一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其诉前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要求相吻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持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程序。既然如此，那么在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二是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宪法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权时同样也要依法办事，否则行政机关将会被推上被告席，承担败诉的结果。所以，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三是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权利和强大的资源，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能节省社会成本；四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诉权。虽然在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诉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种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管理相对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在这中情况下，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显然不公平。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但并不是所有行政诉讼案件都由被告举证，被告的举证责任只在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确认，需要由被告举证，因为这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被告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但对于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该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损害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则不是合法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应本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还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能提出某些反驳或者指控，例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出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动机，因而构成滥用职权，对于这些指控被告否认，那么原告就有义务举证，如举不出证据，其指控就不能成立。其实被告负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看与“谁主张，谁举证”是异曲同工的。行政诉讼是审查被告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被告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拒绝向原告颁发许可证等，均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违法，原告不具备某种条件或资格。总之，这些都是被告的主张。因此，被告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向法庭表明其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假如它不能举证予以证明的，法庭就推定其主张不能成立。

既然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那么被告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呢？通常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确凿、充分标准”，即行政机关向法庭提供的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凿、充分”的程度。《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一个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是“证据确凿”的。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受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也就是说被告在举证时，所举的证据（做出具体行为的证据）必须是“确凿、充分”的，才能不承担败诉的后果。否则，就承担败诉的后果。但我国还有不少法律根据具体情形规定了特定的证明标准。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这里采用了一个“需要”的标准。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财，行政机关只要按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去举证即可，这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或调查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强制措施。

二、原告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失的事实（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从以上规定可以肯定地说，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也承担举证责任。但这个举证责任是有限制的，不是对所有的主张都负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原告只对上述4款负举证责任。其中对第1款学术界有分歧意见且行政诉讼法》第41条已经规定，此不属举证责任，只是起诉的条件。但笔者认为此条应属原告举证责任，其原因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当事人对其主张所提供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起诉的条

件之一就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那么这里的事实依据也就是举证责任之中的事实依据，所以说把起诉的条件算做原告的举证责任较为恰当。其实原告的举证责任除《若干解释》第27条第（2）款的不作为案件外，对第（l）、（3）、（4）款规定要求原告举证的就是原告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明显地超出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只要证明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足以。当然，对不作为的案件要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目前，老百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很普遍，且大多数人则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所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应当尽量考虑方便原告的起诉。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通常，原告的证据只要达到“稀明”的标准就足够了，即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表面上成立，“大概如此”即可，法院不必需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

篇4：浅议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论文

浅议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论文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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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合同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合同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合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仅因为合同种类繁多；而且因为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法规也非常之多，有民法通则、三大合同法、国务院有关经济合同的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此，只有按照合同的不同类别，运用分担举证责任的原理，具体分析相关的法律条文，才能正确地解决合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问题。

（一）因合同订立或有效与否发生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一般来说，在原告根据合同请求被告履行义务的诉讼中，如果被告否认双方曾订立合同，应由原告对产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即与被告订立合同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由于合向的性质不同，法律对合同形式的要求不同，原眚负举证责任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对于诺成性合同，原告应对他与被告已就该合同最基本的条款协商一致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合同最基本的条款与合同主要条款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它比主要条款的范围更小，是指成立某种合同必不可少的条款。合同法中规定的主要条款是一个条款齐全的合同应具备的条款，而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合同条款并不那么齐备，但双方只要就足以引起合同权利义务发生的最基本条款协商一致，仍不失为该合同已经成立。例如，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和价金是合同最基本的条款；在租赁合同中，租赁物与租金是合同最基本的条款。至于其他条款，如合同的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和地点、违约责任，虽然是合同的主要条款，但它们的欠缺，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对于实践性合同，原，告除证明双方已就最基本条款协商一致外，还应证明交付合同标的物的事实。对非要式合同，原告只需证明与被告就最基本条款协声二致的事实；对于要式合同，则应当证明协商一致（要约与承诺）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的，有的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已履行了法律要求的审批或登记手续。

以上只粗略分析订立合同时的举证责任问题，还未触及到订约过程中发生争执的具体情形，因此须作进-步分析。

合同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最基本条款协商一致的过程在法律上表现为要约与承诺。当订约双方分处异地或异国，通过信件、电报、电传达成协议时，要约与承诺的阶段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双方也容易对要约、承诺是否已到达，是否被撤回等问题发生争议。因此，研究订约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分担，就不能不具体分析要约与承诺中发生的种种争执。

1.要约是否附保留条件发生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附有保留条件的要约，实非要约，而是要约邀请。-般而言，要约与要约邀请的界限是相当清楚的，不容易混淆和发生争执，但实践中有时会对要约是否附保留条件发生争执。例如，原告主张自己已对被告发出的要约作出承诺，故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则主张要约中附有保留条件，如在要约中注明“以未出售为条件”等，因而自己的提议仅是要约邀请，故合同并未成立。

发生上述争执时，应由被告对附有保留条件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因为提议中包括订立该合同最基本条款的事实是构成要约的事实，该事实应由主张要约的原告负举证责任。存在保留条件的事实是妨碍要约成立的事实，应由否认要约的被告负举证责任。此外，相对要约来说，附保留条件是例外情形，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理由。

2.要约、承诺是否撤回发生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要约或承诺发出后，如果行为人改变了主意，有权将它们撤回，但撤回的通知必须先于要约或承诺到达对方。当撤回与否发生争执时，应由主张已将要约或承诺撤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他不仅要证明发出撤回通知的事实，而且应证明该通知先于要约或承诺到达。他可以通过证明以比要约或承诺更为快捷的方式发出撤回通知来证明这一问题。

3.承诺是否在要约有效期限内到达发生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承诺在要约的有效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是构成承诺的必要条件。对此发生争执时，主张合同已成立的原告应对他在要约有效期内发出承诺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该事实被证明后，被告主张未收到承诺或承诺迟到时，则应对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因为承诺的信件、电报发出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在合理期限内送达受件人，遗失、误送等意外情况极为罕见。相对于邮件在合理期限内送达来说，遗失、误送等属例外情形，故原告无须就不存在例外情形负举证责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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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以无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如何预置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通过决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以确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保护环境民事权利的关键所在。环境民事诉讼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在此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篇7：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无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由此当然会引发程序法上的不同于普通侵权法的诉讼规则。其中，举证责任分配是环境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将直接关涉对受害人保护目标的实现，并影响到受害人对诉讼制度的信任。因此，如何预置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通过决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以确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保护环境民事权利的关键所在，也是环境法理论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综观各国有关环境诉讼问题的研究，德、美、日等国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较丰富的实践，尤其是日本，环境诉讼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繁荣程度更是居于世界前列，成为各国环境诉讼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反观我国，有关环境诉讼的理论研究相当薄弱，在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更为罕见。在此仅对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为什么要分配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1]，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指这种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一般而言，承担较重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利益保护直接相关。

从理论上讲，作为诉讼的提起者――原告，一般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是在诉讼中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他不仅应当证明权利产生的事实，而且应当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以及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切事实都得到证明后，法院才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呢？主要是因为原告承担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

1 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法院对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审理与裁判，一方面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另一方面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民事诉讼的发动机制为“不告不理”，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此时就需要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创造必要的条件。通常情况下，原告是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发生争执而诉诸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的，胜诉是原告追求的直接目标。然而诉讼总是有风险的，举证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如果把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都加在原告身上，使原告不得不负担起诉讼中的全部风险，巨大的风险必然会使原告胜诉的希望渺茫。这种制度设计无异于一方面赋予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他获得胜诉设置重重障碍，终将使原告在诸多风险、重重障碍面前望而却步。

2 与“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相抵触。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相比，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想摆脱败诉的厄运，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提出证据前，只需否认即可稳操胜券，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当对方提出了一定的但不够充分的证据时，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仍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即可胜诉。如果要求原告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并且只要其中某一项事实得不到证明，都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势必形成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被告却几乎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局面，使原告在诉讼中明显处于劣势。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必将妨碍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3 与诉讼节约的要求不相适应。裁判的公正无疑是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第一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理想的状态不仅要求裁判是公正的，而且要求公正的裁判是通过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获得的，亦即通过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的。这便是“诉讼节约（经济）原则”对民事诉讼活动提出的要求。在个案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越多，诉讼过程就会变得愈复杂、愈缓慢，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愈多。如果要求原告对事实一一举证，诉讼会变得异常缓慢，当事人和法院对诉讼的投入都将急剧增加，这显然有悖于诉讼节约的要求。为了消除上述弊端，就必须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作合理分配，也就是说原告不必就一切事实负举证责任，只需要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另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证据法学上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学说众多。从罗马法上的两条原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到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直至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利益衡量说、程序法说等。“众说并存的格局一方面说明了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极为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试图用一两条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案件举证责任分担的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成功。”〔1〕（P124）究其原因，在于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很多，例如证据距离、证据的收集能力、实体法上的特别政策考量、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等等。同时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横跨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大领域，单从某一领域均无法把握它的真谛。

由于理论上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难以形成，立法实践也采用了不同的学说。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来看，法律要件理论中的规范说受到了立法者的青睐，但各国均综合实体法价值和程序价值的考虑，对规范说过于形式化的弊端予以了修正。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也较为赞同这种修正的规范说。

（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为了使民事诉讼能够有序并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确定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我国民诉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似乎已通过“谁

主张、谁举证”的方式解决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按此规定，举证责任是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而确定的，是先主张事实，然后对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关系。若仅从表面上观察，诉讼实际运作情况的确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不同的事实，然后就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举证责任决定主张责任而不是主张责任决定举证责任。这就是说，只有当举证责任按一定的标准已分配于双方当事人的时候，才能确定原被告在诉讼中需要主张哪些事实。因此，民事诉讼法并未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是：1 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要件事实（如订立合同、订立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2 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免除等）负举证责任；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11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确立了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二、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需解决两个问题，首先需明确分配的对象或证明对象；其次就是将这些证明对象如何分配，亦即确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问题。在确定证明对象时，依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告就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此时就需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给予确定，而在构成要件中，归责原则是重要的内容，“构成要件是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归责原则的系统阐述”。〔2〕（P135）在过错责任领域和无过错责任领域，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归责原则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会有不同。所以在探讨环境侵权诉讼时，归责原则的解决对证明对象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错综复杂，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致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一）无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原告需证明的要件事实有三：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对于“加害行为” 与“损害结果”两项，其构成要件在含义上容易理解，实践中也易于操作，没有有太多的争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成为决定环境侵权诉讼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争点。无过错责任确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然而如果因果关系无法判定，无过错责任就将被束之高阁。

1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分配。其次是从证明对象入手，将因果关系本身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我国目前民事证据规则已经设立了环境民事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规定》第4条第3款明确指出，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并将其规定在举证责任倒置项下。但是，笼统地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并将其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却带来了混乱。其一，举证责任倒置是建立在“正置”基础上的，没有举证责任的“正置”何以“倒置”？其二，因果关系本身是多方面的，将“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以后，只能解决责任成立的问题，并不能当然解决责任承担的范围问题。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定，即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将因果关系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配。

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的做法，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事实性因果关系和保护范围，其与英美法上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划分有相似之处）。所谓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或保护他人法律的违反）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就侵权责任及其引起的直接损害而言的。其中心思想在于确认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从事实上认定加害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包含价值评判，而是对纯粹事实过程的认识。所谓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就该损害所引起的后继损害而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甲因乙工厂噪声而导致听力严重受损，甲支出医药费，住院期间感染上传染病，或其家中财物被盗。此时，就需明确，甲支出的医药费，住院期间患传染病，或者其财物被盗等损害与工厂噪声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涉及法律价值的评判。

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值得研究。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证据距离、举证难易等因素，其举证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

实际上，环境民事诉讼所遭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主要是指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中，为使加害者承担损害赔偿义务，加害者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无此，既无彼”的关系是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要件。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于受害人而言，严格贯彻这种标准将使责任成立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围绕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性的讨论，产生了诸多学说，成为特殊侵权行为理论研究的焦点。

2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之

困难

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证明具体“事实”存在与否的场合；另一种是构成因果关系判断前提的“因果法则”或“经验法则”不明的场合。

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是称为历史性证明的关于过去事实的证明，所以证明“事实”存在与否的困难的情形很多。例如，造成受害的物质是否是被告工厂制造、排放的这一具体事实常常难以证明就属于这种场合。但是如果作为推定事实前提的经验法则自身不明，因果关系证明就更加困难。环境民事案件中所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多数场合是指由于关于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不明，特别是很多有关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法则并未得到充分而明确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以自然科学上尚未得到明确解释为理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妥当的，可能会把因自然科学落后而存在的不利推给受害者。

民事诉讼制度系以固有诉讼事件作为主要的适用对象，而采取当事人有主导权原则。此种制度设计，以当事人间地位――武器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侵权和被侵权的可能在社会层次上被固定下来，原被告的角色几乎没有互换的可能，这种互换性的丧失在诉讼中则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实质上的地位和掌握的武器不对等。证据以及必要的科技知识往往不平等地分布在被告手中，原告方经常面临举证的困难，此时如果仍严格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前提，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就必须由被害人（原告）负举证责任。由于上述种种情形，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势必封闭对被害人为救济的途径，显然会损害诉讼妥当解决纠纷的目标。所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间攻击防御能力的明显差距及程序上地位、武器的实质上不对等的因素，必须找出应对之策。所以在维持证明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及作用的前提下，开发种种能够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的程序技术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就成为必要。

（二）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

在环境民事诉讼中，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负担与举证责任分配是直接相关的。如何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降低证明标准或者说原告应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这就涉及到了盖然性问题。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时作盖然性的评估可以有两种评估方式：“第一种涉及的是频率判断，即统计学上的现实可能性：事件A发生时，B之发生的盖然性就会基于法官的经验或鉴定结论以百分比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某类病人在得到合理治疗时其中的25%或75%治愈了。一事故受害者被送进了医院，根据案件（因数量较少）可以查明的统计学上的百分比使得医疗过程有缺陷时，只要律师不错过诉讼时效，法官得出正确判决的可能性虽不是100%，却是极高的。第二种涉及的是举证责任问题，具体地说，即法院对相关盖然性的认同与否。如可能得出治愈几率的不同结论，某些专家定为25%，某些则定为75%，此时法院必须考虑，它根据哪一个百分比做出判决。所有的欧洲法律制度都适用了‘要么/则’及‘是或否’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当事人对其主张的盖然性程度的论证应到达何种程度才能为法院接受为证据……只要在因果关系考察程序内设计作为规则标准的盖然性问题，所指的就都是第一种方式（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论证。”〔3〕（P449）一般而言，对于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的证明须达到“盖然性优势”，即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称其为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2].尽管对于此“盖然性优势”存在着不同的理解[3]，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对盖然性权衡的最佳解释是，有50%以上的确信度即可，并且在民事诉讼中该标准应是证明要件事实的最低标准。以上述证明度为标准，运用证据来证明要件事实的结果在制度上只允许存在三种状态，即要件事实得到明确的肯定、明确的否定或者要件事实既得不到肯定也难以明确的否定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存在的问题是，该标准在环境民事诉讼中能否完全适用，那么，须从以下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入手。

就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而言，环境法学者乃至诉讼法学者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从英美法、德国法到日本法，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1 盖然性说

为了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实体法学者提出，因果关系的证明只需有低度的证明即可，换而言之，如能证明至盖然性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该种看法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其一即所谓证据优越说，另一则称为狭义的盖然性说。

（1）证据优越说

这种理论是由加藤一郎教授在英美法优势证据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见解。在英美法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而在日本法上，并没有英美法上的这种区分，民刑案件均适用“高度的盖然性”标准。加藤教授将英美法上的盖然性理论加以引申，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尤其在环境诉讼中，在考虑公法的制裁规定或私法的救济情况时，不必要求以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法律上要求达到的证明程度，可因事而异，就刑事而言，必须具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即英美法所谓“超出合理怀疑范围”；就民事而言，则只要考虑举证人所提出的证据已达到比他方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的程度即可。〔4〕（P245）加藤教授的这种主张，显然是直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为减轻原告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过重而提出的。

（2）狭义的盖然性说

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由原告承担，但原告的举证并非就全部技术过程举证，而只是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且只需有一半情形之低度盖然性即可，法院一旦形成此种程度之心证，除非被告企业人能举出反证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无法避免责任。德本镇教授将盖然性说的具体要点归结如下：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然要由原告受害者承担。第二，为实质转换举证责任，应采用德国矿业法上初步的证明的法理，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被认定。第三，在盖然性说中虽然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但那是指“虽然超越了大致证明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程度的举证”。盖然性说所举出的证据有：（a）能供调查因果关系之科学技术不发达，（b）企业对于调查工作不可能协助，（c）公家调查机关之设备不全，（d）企业能将损害之负担列入成本费用，再转嫁分配出去，（e）企业既已排放一定之物质，则有责任证明该物质之无害性，（f）公害之被害人于一般情形被视为贫困之人。根据盖然性理论，只要能够对：（a）从工厂等排放的物质达到并蓄积于发生损害的区域，发生了作用；（b）该地域有许多损害发生；这样两个事实举证，法院就应推定有因果关系。反之，被告企业方面只要不能举出反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就不能免除其侵权行为责任。

在日本，鉴于20世纪 60年代中期构成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害、药害等实际状况，盖然性说所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上引起的复杂的多样化形态的侵害，要缺乏科学知识和资力的受害者负担所有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不公平的。并且，尽管有发达的科学，但现实的科学水准尚未解释清楚的大量现象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要受害者负担严密的证明就是强迫其作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盖然性说主张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在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时，不必要科学地证明是应该的。因此，盖然性理论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赞同。

对于盖然性学说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运用，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石田川教授认为：“在日本，由于盖然性说存在的问题，在诉讼法中承认该学说的学者甚少。判例方面实际上也没有依该说来处理案件。就采取盖然性说的判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川电镀厂废液事件中，前桥地方法院却有利用一般论说而展开盖然性说的情况，但在实际上并未以盖然性说将该事件作处理。在四大公害诉讼中，尤其以因果关系作为重要争点的富山痛痛病诉讼的判决及新泻水俣病诉讼的判决，法院或许多少受到了盖然性说的影响，但并没有按照盖然性来处理案件。”〔5〕（P12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盖然性理论被称为适合于公害诉讼本质的见解，公害诉讼中依据这一理论的判例很多。前桥、富山（开疫学之先河）、新泻等地方法院及名古屋高等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之后，关于公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拥有盖然性的证明主张即可成立的审理方法也基本上固定下来。”〔6〕（P355）学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巨，孰是孰非，资料所限，笔者难以做出评判。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盖然性说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均不合时宜，深入研究仍有必要。

2 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并非是将某权利发生要件之事实或成为权利消灭理由之事实直接加以证明，而只是就个别事实（间接事实）为证明，而自此事实间接的推定主要事实。成立间接证明，必须有事实a，则通常有事实A（例如，有酒后驾车的事实，通常则有驾驶操作不适当的事实）之经验法则的存在才可。换言之，间接证明系以经验法则为大前提，间接事实为小前提，利用三段论导出主要事实存在与否的主要事实的证明方法。利用间接证明，由事实a推出他事实A的推论方法，称为事实上之推定。对此而言，其以直接证据为方法将主要事实直接加以证明，称为直接证明。将间接证明与直接证明相比较，间接证明具有缓和证明困难的作用，因未将主要事实推认的间接事实，并非固定的事物，具有较多选择机会，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就可以选择较容易证明的主题来避免因举证不能而遭致的败诉风险。

（1）疫因学理论

疫学证明法是间接证明的有力手段。在痛痛病，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斯蒙诉讼中，作为证明手段疫学得到大量运用。在认定因果关系时，最初将疫学[4] （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成果加以采用是主张盖然性说的学者。但是，疫学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经验法则，即使不以盖然性为前提，法院也可以采用疫学的成果。疫学的研究成果既然属于经验法则的一种，所以疫学的证明手段属于间接证明的一种。并且，疫学性因果关系理论和盖然性说相结合，可以更好的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疫学因果说是指用疫学（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方法来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有关某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就疫学上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因素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从中选出关联性较大的因素，对此进行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它是以四个条件进行判断的：第一，该因子在发病前务必是有作用的；第二，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该病患者的比率越高，这被称为量与效果的关系；第三，该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相应程度下降；第四，该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械论务必与生物学上的说明不发生矛盾，以上四种条件相互关联，并以数量统计做出合理程度的说明，即可成立因果关系。将其适用于环境民事案件，只要证明某种因素与某种疾病具有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说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优势证据说和盖然性说的盖然性，虽依此说仍难以得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结论；但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以对复杂的因果关系做出有效的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妥当的，但是该学说仍存在缺陷，表现为，要采用疫学方法，就必须收集能够满足统计学处理要求的大量资料。并且，因为疫学是群体现象中的原因探求方法，所以即使可以说群体性存在的某种因素是某种疾病的原因，也不能说每个患者的病因全都是该因素。因为还有该因素以外的原因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的场合，某患者也有可能是因其他原因患病。在公害案件中，偶尔也有通过政府机关的广泛调查收集了疫学性判断资料的，但不见得所有的事件都能收集到那样的资料。并且，在有些环境诉讼中以个别患者的病因为讼争对象，而且患者的特异性因素构成问题的案件中，就不能使用疫学性方法。基于如上认识，学者们认为，疫学性方法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之一是非常有用的，但仅依据疫学性因果关系论主张减轻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过于狭窄。应当适用包括疫学在内的所有经验法则。同时该理论的不足还在于其只能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损害赔偿之中。

（2）大致推定理论

法律上的推定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诉讼的实际需要，于是出现了大致推定理论。又称姑且规定，是指在一些侵权案件中围绕过失或因果关系等难以证明的类型化事实，如果确有必要适当减轻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虽然法律上不存在有关推定的明文规定，也允许法官在满足一定要件的前提下适当适用推定。在应用上，大致推定以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根据，即虽非绝对确实，但依现实经验，某项事实a的发生，于大多数情况下均以他项事实b为其原因，于是在有以a为原因的高度盖然性经验法则的情况下，则可承认大致推定。上述情形，于某具体事件，若有相当于ab两个事实存在时，即使对现实之事实经过不明，也可以依据上述经验法则，就两个事实成立因果关系，成立大致推定，所以不必特别为证明其因果关系提出证据。相反的，在此情况下，若以有特别情事可排除上述经验法则为理由，推翻上述之推定，则必须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当事人，就上述特别事情为证明。由于此种证明亦依赖经验法则所谓的证明，故属间接证明的一种。

大致推定大多用于过失的证明，较少用于推定加害行为与所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又被称为“过失的大致推定”。日本法上，大致推定理论的固定化和法则化，被认为是受到了美国法上的“事实自证”（如果某种事物本身具有可能招致

失败的性质而发生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推测因果关系的存在）和德国法上的“表见证明”（如果赔偿权利人所提出的证据，足以使他人给与该证据所给出的第一印象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仅限于认定事实的存否真伪，只需提出反证而非充分的反面证明就可以推翻表见证明）理论的影响。大致推定的地位，居于事实自证理论和表见证明理论之间，就其效力而言，与表见证明理论相近，但就推定的对象而言，又偏向于过失的存否，较接近事实自证。

对于大致推定的性质，学者间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事实推定说，认为大致推定是以诉讼中已确定的一定事实状态为基础，藉由一般经验判断其为直接经历的事实，即使因果关系的内容不具体，只要加害行为或损害的发生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仍可据以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大致充分心证，所以，大致推定实质上是事实推定的一种应用状态。第二种学说是举证责任转换说，此说主张，大致推定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因果关系本身，如果原告就足以推定因果关系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则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即应转换由被告负担，被告须就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负担诉讼上的证明责任。第三种是证明度减低说，该说认为，大致推定与一般事实认定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致推定原则并未如事实认定一样要求高度的心证，也就是说，大致推定的确实性应较一般的事实认定为低。第一种学说是目前学说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是，德国法学界的一种有力的理论也认为，其实大致推定理论并非简单的证据评价问题，其功能在于转移举证责任。

在大致推定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证明程度。显然，所谓大致推定并非确信或接近确信的程度，所以并不要求能够达到70%、80%或90%那样的高度，但证明程度究竟可以减轻到什么地步或者说被告只需提出什么证据就可以认为大致推定已被推翻，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未有统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减轻原告举证责任之理论，该说与狭义的盖然性说有相似之处，即均不发生举证责任的移转 [5]；但二者也存在差别，大致推定中的推定只是经验法则下的事实推定，即依照经验法则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仅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反证即可，或者说，反证达到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负担客观举证责任的原告便要提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盖然性说中的推定是法律推定，被告非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不能免责，两者所要求反证的证明程度是不同的。

（3）间接反证理论

间接反证理论可与盖然性理论作比较。盖然性说，是作为单一的要素把握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主张对此降低证明的心证程度，或者试图事实上转换举证责任的见解。与此相对，有学者主张通过分析构成因果关系的事实，并把它作为复合的要件事实加以把握，对各个事实分别的考虑证明，于是，出现了间接反证的理论。该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最初应用于富山痛痛病和新泻水俣病诉讼，后经学者加以理论化。

间接反证原系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理论，其含义是指当主要事实是否存在尚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理论。因其并非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事实的反驳，而称为间接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A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A存在的a、b、c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A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a、b、c的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A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A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d、e、f来认定A不存在，从证明方法上看，它不是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在直接反证的情况下，原告欲使法官认定要件事实A存在，需证明a、b、c三个事实，而被告提供的反证只要能够达到使a、b、c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而在间接反证的情况下，被告需证明d、e、f三项事实后，才能实现阻却要件事实A被认定的效果。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引入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环境污染损害的因果关系因素较多，如果受害人能证明其中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存在，而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反证其不存在，则因果关系成立，这样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精神；间接反证说的意义在于，它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亦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损害赔偿，大大缓解原告的举证困难。

在日本，首采“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9月新泻地方裁判所作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在公害案件中，例如因化学工业在其企业活动过程中排放化学物质引起多数居民患病的‘化学公害’案件中所发生的争议，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由此，要求被害人对因果关系的环节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地科学解释和证明，无异于完全封闭了以民事审判方式救济被害人的途径。所以，在上述情况下，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通常只考虑如下几个问题：（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原因（病因）物质；（B）原因物质到达被害人或被害地的途径（污染途径）；（C）加害企业原因物质之排放（从产生到排放的装置）。……对上述（A）和（B）的事实，依据情况、证据的积聚，如果能够就因果关系的科学关联作出没有矛盾的说明，就应当解释为已经证明了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上述（A）、（B）的举证已经完成，就污染源的追寻而言，显然已经到达了企业的门口，因此，毋宁说，如果企业方面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与污染源无关，即应认为原告已经尽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证明，对（C）的存在作事实上的推定。”从新泻水俣病的判决来看，由于法官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又在病因方面采纳了疫因学的观点，该种举措大大的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受到了学者的赞扬和肯定。

从保持新泻水俣病判决的思考模式同时又扩大其适用范围的角度出发，淡路刚久教授认为，可将公害因果关系的要件事实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及其装置（病因或原因）；第二，原因物质到达受害人或受害人所在地的经过路程（污染路程）；第三，污染企业内原因物质的生成以及排放。在诉讼中，原告只要能证明3要件事实中的任何二者，如能证明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一等，即应推定所剩的另一要件事实是存在的，故可就此对污染事件的因果关系作出决断。

竹下守夫教授对因果关系锁链事实划分的更为精细。其以痛痛病判决和新泻水俣病判决中法院的见解为基础，将公害事件的因果关系分为了5部分主题。首先，将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分解为被告企业的生产过程特定物质的发生（A），向外部的排放（B），通过媒体的扩散（C），达到原告的身体、财产（D），损害的发生（E）这样的各个事实。接着将A―B―C―D―E这样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作为一个复合性证明主题加以把握。然后，因

为原告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所以要对A―B―C―D―E的过程全体进行证明，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原告必须对所有的各个阶段上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明，而是原告能证明某事实、过程的存在时，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推定其他事实、过程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被告方只要未就存在不能适用经验法则的特别情况进行证明，因果关系就得到认定。

例如，在河川污浊的场合，原告证明了上游的被告企业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B），除与下游的原告发生了能够因该物质发生的损害（E），或者该物质已经达到原告的事实（D）的场合，B-C-D-E（或者B-C-D）的过程的存在就可以通过经验法则得到推定。但是，被告若就存在“特别的情况”（例如，达到原告的有毒物质是从其他的排放源排出的）作出证明，就可以主张上述经验法则没有适用的余地。此时，因为可以适用经验法则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所以，为推翻上述认定被告必须积极地证明“特别的情况”。另外，从被告企业所在地排放出某种物质的事实B得到确定的话，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认定该物质是从被告企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A，由被告排放出来得A-B。因此，如果被告主张不是那样的话，被告就要对A或者A―B这一事实或过程不存在作积极地证明。进一步讲，通过积累间接事实，借助于经验法则证明主要事实（间接证明），可以使因果关系在证明上的困难得到缓和。虽然提出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适当证据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受害人而言，对主要事实有用的间接事实绝不是固定的，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所以，原告是可以选择证明主题的。而且，在依据原告所选择的数个间接事实以及与之结合的经验法则可以推定某主要事实存在的场合下，被告为主张“该场合下存在特别的情况，因此不应该使用经验法则”，或者“存在能够推定该主要事实不存在的别的间接事实”，就必须对这些情况的存在负证明责任。

3 比例规则

又称比例赔偿，就是根据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的大小，来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系英美法上的概念。与以上其它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学说不同，比例规则理论否定了证明责任的存在，反对以败诉来分配不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对应于不同证明程度而对解决方案作出微妙调整的做法，法官可以按照双方当事人各自的主张和实际上所达到的证明程度之间的比例来分配利益和不利益。

在旧有的举证责任理论构造下，如果法官对因果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因为真伪不明不能适用法律，就只能作出或必须作出赔偿数额为零的判决的理论。例如，依照一般的理解，假定只要能够达到51%这样程度的心证时，法官就应作出100%的认可判决，即承认当事人给付100万元的请求。相反，如果假定心证程度只有50%，只能认为事实的真相仍然不清楚，也就是真伪不明。这样的话就不能适用损害赔偿的法规，其结果赔偿就只能是零。这么一来，无论采用何种假定，50%的心证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认可50万元的判决这种结论，此举对于举证困难的受害人而言，难谓公允。作为解决方法，采用按心证的比例进行部分认定就使受害人获得赔偿成为可能。例如在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50%时可以把请求100万元的受损害金额认定为50万元。持比例规则说的学者认为，真伪不明时不能适用法规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暂时约定，并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能够对抗一切具体情况的规范性。民事诉讼中所谓的百分百证明并不等于自然科学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当事人举证的结果或法官的心证只能是一种极其相似或无限接近的程度，而把这个程度定在什么位置上假设已经达到确信或已经得到证明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且这样的假设即使可能也不应该总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具体情况不同而适当调整。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理论实际上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原则，而不是什么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对此的运用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各种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而美国学者伯格亦认为，比例规则在达到保护权利的价值这一侵权法的目标上无疑比优势证据规则更加有效。因为，比例规则根据其他侵权行为人、不应受谴责的原因或者原告自身的原因等在引起原告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对损害赔偿进行分配。这样，根据比例规则侵权行为人只承担由其侵权行为所导致原告损失的那部分赔偿责任。避免了在侵权诉讼中原告获得意外的收获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这两种极端。在日本，甚至还出现过依照心证程度的比例来给双方当事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判例。〔7〕（P150-152）

但是学术界大多数人对该理论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反对者认为，如果依据心证确率进行认定的话，那么就会是在认定主要事实上没有100%的证明也可以，这就完全没必要主张以盖然性证明为充足。所以，议论证明程度，也要议论舍弃未达证明程度的证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未达证明程度的场合却主张应该认可对应盖然性的请求，这种主张明显是矛盾的。并且，在应用确率性心证时，法院就必须经常的明确心证程度，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效果完全可以类推使用实体法上过失相抵法理或正面承认法官对侵权行为引起的后果程度可以裁量认定等方法来达到。同时，即使是主张比例规则的学者也认为，比例规则仅限于特殊类型的案件，而不具有一般的普遍适用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环境民事诉讼而言，各种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绝非举证责任倒置那么简单。尽管各种理论均未达致成熟，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规则。但是，可以发现各种降低受害人证明度的理论，在证明责任的框架下，集中反映出的思想就是，环境民事诉讼由于其特殊性，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6].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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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佐上善和举证责任的意义和功能〔A〕今后的民事诉讼〔C〕东京：日本评论社，1984

注释

[1] 我国学术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受苏联法影响，学术界最初将举证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到后来出现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是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表现为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双重含义说”并不是认为举证责任有两种理解，而是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没有说明在这两种责任中究竟哪一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与国外民诉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定义不相符合，因此为“危险负担说”所取代。该说认为，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证实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应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证明，就应承受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本文正是在危险负担的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的。

[2]《规定》第73条要求法官在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一规定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鉴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之一，可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

[3] 在诉讼法上，对于怎样才算“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的问题，标准仍然不够清晰。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证明标准，西方学者用百分比来形容证据优势，将其解释为51%：49%或者75%：25%，将合理怀疑解释成5%至25%之间的怀疑。这样的解释在表面上虽然是精确的，但一旦将其运用于实务，仍然会遇到如何将本证明与反证的证明力化为百分比的难题。总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虽然可以提供一个衡量证明结果的尺度，使法官可以依据这一尺度去判断待证事实是已经获得证明还是仍然处于不明状态，但这一尺度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无论如何，它不可能象天平和尺子那样提供精确的度量标准。

[4]所谓疫学，是指就集体现象的疾病，探明其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寻求对策，防治疾病发生的科学。参见〔日〕曾田长宗：《公害与疫学》，《公害法之研究》，第236页。

[5] 旧有的证据法理论认为，无论事实上的推定，或是法律上的推定，推定一旦成立，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就移转至对方，对方当事人对该推定持反对意见时，就必须对该推定不能成立的事实举证。而现在国外的判例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在涉及推定的场合，不再使用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移转的说法，判例认为，为推翻事实推定或法律推定而提出证据，不过是针对对方的证据提出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的移转。

[6]关于证明标准问题，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政法论坛》第5期。

马栩生吕忠梅

篇8：财产所有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一）返还原物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这类诉讼是指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其占有的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在多数国家，这类诉讼的举证责任由不占有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即原告负担。不少国家的民法规定，对物的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如德国民法第1006条规定：“为动产占有人的利益，推定占有人即为物的所有人。”法国民法第2230条规定：“占有人在任何时候均应推定以所有人名义为目己占有，但如证明其开始占有即为他人占有者，不在此限。”这样，占有物品的一方在诉讼中就处于有利地位，他可以援引民法中权利推定规定，不必证明自己是物品的合法所有人。相反，原告要获得胜诉，就必须证明自己对所争执的物品享有合法的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及民法理论均未承认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但从审判实践看，物品的占有者在举证责任问题上也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这是由于未占有物品的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他首先必须证明作为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即证明对所争执的物品享有合法权利的事实。如证明对该物品享有所有权，享有占有权等。如果原告主张的引起权利发生的法律事实得不到证明，而被告也未能证明对该物享有合法的权利，人民法院通常也会依据被告外观上占有物品的`事实，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例如，在河北省廊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关于房屋地基纠纷的上诉案中，上诉人李某主张由廊坊镇卫生部门占有和使用的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在一审中，李某提出买房时的文契作为证据，但该文契的四至栏中有些疑点，经过多方调查，仍然无法消除这些疑点。一审法院认为此文契不足以证明地基使用权归李某所有，虽然被告也未能证明自己对该地享有使用权，但鉴于占有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状的判决。在二审中，上诉人未能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也未能收集到足以确定该地所属的其他证据，由于该地的历史归属不能认定，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二）共有财产及其处分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1.对共有财产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当共有关系的存在已得到证明，共有人之间就某项财产究竟属共有还是个人所有发生争执，该财产的权属得不到确切证明时，一般是将它作为共有财产处理。这表明发生上述争执时举证责任在主张财产归个人所有的一方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白银纠纷案请示报告所作的批复，提供了这方面的极好例证。在该案中，被告唐学周于 1985年3月翻建自有房屋时，在墙脚掘获刻有乾隆字样的白银29公斤4两。该房系唐氏家族的祖遗产，历经数代均由唐姓家族人居住，从未变更过产权。族人皆知房下埋有白银，解放前曾两次掘获。因年代久远，白银究竟系唐姓家族中何人所埋不能证实。原告唐绍清等以此白银系高祖母遗产为由，起诉要求继承，被告唐学周辩称白银为其父临终前告知所埋，不同意原告继承。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以上事实，白银应认定为唐姓家族人所埋，视为原、被告等人的共有财产。

对共有财产的争执，还可能表现为该财产究竟系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88条的规定，如不能证明为按份共有的共有财产，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这就意味着，在上述争执中，举证责任在主张按份共有的一方当事人。

2.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发生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对共同共有的财产，应当经各共有人协商一致后才能处分，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属无权处分，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但另一方面，如果第三人是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认定处分行为无效又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上述处分行为一般应认定无效的同时，规定应当维护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例外，可以不认定为无效，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财产的共有人赔偿。（《意见》第89条）

在因上述纠纷提起的诉讼中，法院通常会追加处分该项财产的共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如主张处分时已经过原告同意，则应对原告已同意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擅自处分的事实被认定后，被告（实体法上的第三人）如主张他是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举证责任便由被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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