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坛经》中的两种禅法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敦煌本《坛经》中的两种禅法，本文共10篇，希望大家喜欢阅读!本文原稿由网友“回声”提供。

篇1：敦煌本《坛经》中的两种禅法

敦煌本《坛经》中的两种禅法

敦煌古写本六祖惠能《坛经》是当今世上现存最古老的《坛经》原本。“现存其他诸本，是没法与之比拟的，也都没法用这些本子来质疑这本古写本《坛经》。”据此足见这册敦煌古写本《坛经》在《坛经》版本源流史上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尽管在敦煌古写本《坛经》里只有两处涉及到神秀，然而仅从此两处有关神秀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从中窥探出惠能与神秀二人在禅法上的区别。

(一)

敦煌古写本《坛经》中第一处涉及到神秀的地方，是在五祖弘忍法师即将传授衣法时命众门人各自作偈一首。在这里，我们可从神秀和惠能各自所呈心偈的“见性”程度来看两人禅法的大致差别。

第一个呈上心偈的是素有“上座弟子”兼“教授师”之称的神秀，他的偈语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惠能所呈的心偈则有两首，它们分别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和“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现在，我们可以先从五祖弘忍法师对他们各自偈语的评价来判别两人思想的大致差异。

先看看五祖对神秀心偈的评价吧。五祖对神秀说：“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见自本性。”而敦煌古写本《坛经》提及五祖弘忍在见到惠能的偈语时并未有具体的评价，只是简单地有这么一句记载：“五祖忽来廊下，见惠能偈，即知识大意。”根据这个记载，再联系后文五祖“夜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以至于让惠能“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这一事实，可知：在五祖看来，惠能的偈语不仅是“入得门”，而且是“见自本性”了，所以，六祖才对惠能“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五祖单凭这两则偈语就能分辨两人“见性”程度之高下呢?这是因为，单就“自性本清净”这点来讲，“自性”是“无念”、“无住”、“无相”的，而神秀的偈语恰恰在这一点上还做得不够彻底：因为在神秀的偈语中仍是“有相”的，即其偈语中的菩提“树”和明镜“台”就是“法相”，未能真正做到“无相为体”。故而，依神秀此偈去修行的话，仍是“未见性”。而惠能的偈语却与此不同，它是“无相”的，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所以，单就“自性本清净”来讲，惠能是“见自本性”了，而神秀是“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尽管这样，五祖仍未否定神秀此偈“未得见性”的作用，而是认为“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只是“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显然，五祖的这个评价暗示了：神秀的偈语是从“世间法”——即“俗谛”上来讲凡夫修行的道理;而惠能的偈语则是从“出世间法”——即“真谛”上来讲“诸法实相”的道理。前者是用来接引“下根人”的，后者是用以度化“上根人”的;前者讲的是众生道，后者讲的是菩萨道。

(二)

敦煌古写本《坛经》第二处涉及神秀的地方，是在《坛经》的后面讲到神秀派其弟子志诚到惠能处打探情况，通过惠能与志诚的对话道出了两人在禅法上的区别。现将此段文字引录如下：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

志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

惠能和尚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惠能所见又别。”

志诚问：“何以别?”

惠能答曰：“见有迟疾。”

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

大师言：“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是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是自性慧。”

从上述文字可知，神秀与惠能思想的差异体现在其各自对“戒”、“定”、“慧”的理解上有别：神秀对“戒”、“定”、“慧”的理解是“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而惠能的理解则是“心地无非是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是自性慧”。从二人各自的解说可以看出，神秀是侧重于从每一个体的具体修行法门上来讲这个“戒”、“定”、“慧”的，这就是要求每一个修行者在其具体的行为上做到“诸恶不作”、“诸善奉行”和“自净其意”。而惠能则与此不同，他是从“心地”或“心”上来讲这个“戒”、“定”、“慧”的。照惠能地理解，只要一个人从“心”上用功夫，做到“心地”的“无非”、“无乱”和“无痴”，这样的“心地”即具足“自性”，也就是做到“戒”、“定”、“慧”了。显然，惠能的这一讲法与他一贯所坚持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之“三无”法门是一致的。惠能的“三无”法门说白了就是“自性本清净”，一旦从“心”上明白了“自性本清净”也就是做到了“戒”、“定”、“慧”。由此，我们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两人在“戒”、“定”、“慧”之理解上的差异：即神秀是从修行上来讲的，而惠能则是从“心地”或“自性”上来讲的。

然而，在这段对话文字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惠能对神秀这种强调从具体的修行上来讲“戒”、“定”、“慧”的做法不仅并未予以否定，而且还认为神秀“此说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并非是对神秀的贬斥，而是一种谦虚之辞，即肯定了神秀对“戒”、“定”、“慧”的解法讲得好。

(三)

在敦煌古写本《坛经》接下来的文字中继续记载：惠能自己亦当下就明白了他和神秀所讲的这两种“戒”、“定”、“慧”在其根本区别上的用意所在。于是他接着对志诚说道：“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智人，得吾自(性)，亦不立戒、定、慧。”也就是说，在惠能看来，神秀所讲的“戒”、“定”、“慧”是用来“劝下根人”的，而他自己从“自性”上所讲的这个“戒”、“定”、“慧”则是用来“劝上根人”的，因此，从这个本来就“清净”的“自性”上来讲，无需立什么“戒”、“定”、“慧”的，也是不必要的。据此，从两人分别对“上根人”与“下根人”的劝善而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神秀的“渐修”与惠能的“顿悟”这两种法门相区别的缘由。既然神秀的'禅法是用来接引“下根人”——即“迷人”的，而迷人“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尽管，无论对“上根人”还是“下根人”而言，这种能够“示道见性”的“大善知识”(又即“菩提般若之智”)又是“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正因为这种“小根人”是“未悟自性”的“迷人”，所以对他们不能够讲、也无法讲求惠能所开示的那套“以心传心”的“顿悟”法门，并让他们做到“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对于这一点，五祖弘忍在初次看到神秀的偈语时即直接道出了神秀之禅法是用来接引“迷人”——即“小根人”的，他说：“《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依法修行，有大利益。”这里，五祖援引的《金刚经》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句显然是针对神秀偈语中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此二句中的“树”、“台”仍是“法相”，借此暗示神秀的禅法仍未“见性”。但是，“小根器”的“迷人”依照他的禅法修行，仍然是“有大利益”的。这个“有大利益”指的是：凡夫“迷人”若是顺着神秀禅法所指引的方向修行的话，能够觅得一种“示道见性”的“般若之智”——即“大善知识”。这就是说，神秀所说的禅法是“示道”而“未见性”。“示道”是说他的禅法乃是向“小根人”的凡夫指明了一个修行的方向，“未见性”是说顺着这个修行的方向而达至“成佛”之果地的话，是需要经历一番功夫的。这方才是神秀禅法的“渐修”之意。而惠能的禅法是直接用来点化“上根人”的，上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一切邪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这就是惠能禅法中的“顿悟”之意。由此可知，不论是神秀的“渐修”也好，还是惠能的“顿悟”也罢，其“见性成佛”的本身并无二致，其差异在于各自禅法所接引的“小根人”与“上根人”的“迷”“悟”之别，或“利”“钝”之殊。这也就是惠能自己所说的“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至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神秀和惠能在禅法的差异：即神秀的禅法是用来接引“小根人”的，故而“外能善分别诸法相”，是俗谛，从“行”上立“禅”;惠能的禅法则是用来点化“上根人”的，因此“内于第一义而不动”，是真谛，即“心”即“禅”。

编者注：关于“慧能”和“戒定慧”，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中皆为“戒定惠”和“惠能”。惠、慧二字在文献中也是相通的。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文中“戒定惠”一律作“戒定慧”，“慧能”一律作“惠能”。

篇2：《坛经》禅法解读

《坛经》禅法解读

中国佛教撰述中唯一被奉为经典的《坛经》，主要内容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讲堂某次传法授戒的记录。今存四种版本，学界一般认为皆经过后人的删添修改，虽然敦煌本出世最早，但传承不明，错字满篇，亦非原本。从考据学和内容的双重角度看，笔者赞同净慧法师的意见，认为经北宋云门宗大禅师契嵩所校定的“曹溪古本”，文、义最为可取。元代“德异本”被认为据此本刊印，一年后根据三种版本(包括德异本)改编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文字最繁，成为明清以来常见的流行本。

《坛经》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阐述的禅法——南宗禅的修习和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明心见性的技术，至今仍然具有实用性，对当今禅的修习和传扬，乃至心理学、心理治疗，能提供切实的启示。从禅法的角度看，四种《坛经》版本的思想基本一致，可以说既反映出了惠能大师禅法的本面，又是经历代禅师印可修订的集体作品。本文拟根据内容最丰富、最为流行的德宝本，对惠能大师的禅法作一现代解读，力图勾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禅法体系。

南宗禅的基本方法是应机“随方解缚”，强调“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建立刻板的修证阶次，与藏密极重“道次第”颇为不同。但从《坛经》中，我们发现，对一般参禅者尤其是今天的参禅者来说，其实还是可以理出一个修学道次第的。本文仿藏密之法，将《坛经》的修习道次第分为前行与正行两大步，第三步为禅的教学法。

前行——依止善知识、传香、

忏悔、发心、皈依、得正见，在生活中修行

前行或加行，是正式修行的准备、前提，这是各种佛法修习道都须先具备的。惠能大师所开创的南禅，其实也有前行、加行，不过因当时来参学者大多皆已学习经教、持戒修行乃至参禅多年，具备了前行加行，所以未像藏密那样制定一个千人一律的前行、加行法。《坛经》所讲须备的前行、加行，有依止善知识、传五分法身香、行无相忏悔、发四弘誓愿、受无相三归戒、得正见、在生活中修行等内容，主要是在《忏悔第六》所说。

一、依止善知识

依止善知识，是诸乘佛法获得正信特别是修学定慧法门的首要，善知识，被强调为学佛极为重要的第一增上缘。对禅宗而言，依止善知识，比修学其他诸宗更为重要、关键。禅宗所依止的善知识，与教下所依止的具备通经教、正见、持戒、有德行悲心等条件的一般善知识不同，要求颇为严格，必须是合格的禅师，这种禅师不但须自己彻悟，而且须掌握使他人也能开悟的教学技巧，惠能大师谓之“大善知识”，《坛经·般若第二》云：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1]

佛性虽得自悟，但须大善知识的“示导”。因为禅宗是“一乘顿教”，以顿悟佛心为宗旨，顿悟佛心，明见自心佛性，依通常途径修学，须得诸缘具足，循序渐进，修行很长时间，不是多数人即生能达到的。按法相唯识学的说法，须精进修行一大阿僧祗劫，登初地见道，才能初见佛性。若按《大般涅檠经》的说法，只有佛才能了了见佛性，十地菩萨即便能见佛性也不明了。禅宗保证当下顿悟，主要靠大善知识的示导或特殊教学法的增上缘。禅宗讲自家从佛陀以来“以心传心”——以见性经验的传授为特质，而见性的经验终归不可言说，师徒间只能用特别灵活的方法传授。虽然利根者也可通过经教言说及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参禅方法参修而自己开悟，但微细、特殊的心灵体验要用文字准确表达，要与经教及祖师所言完全相符，是很困难的事，极易错认“光影”，故即便开悟，也须得大善知识的印证。《坛经·机缘第七》载：原修学天台止观的永嘉玄觉，乃上根利器，于《维摩经》悟佛心宗而未得印证，遇六祖弟子玄策告言：

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

强调不依明师不可能真正开悟，玄觉听后乃赴曹溪谒见六祖，几番机锋往来，获得印可，方才彻底安心。依止大善知识，遂成为禅宗修学的规矩，宗门中人无不强调，这与藏传密教强调依止上师很是相近，故诺那、贡噶等上师称禅宗为“大密宗”。后来宗门对大善知识有了许多判别标准，师徒见面往往先行互相勘验。明师难遇，“有禅无师”，在唐代已成为问题，今天更是许多学禅人最大的困惑。将不够条件者误认作禅师而轻信其“冬瓜印子”不负责任的印证，贻误慧命，是学禅路上最危险的陷阱。

二、传五分法身香

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经中称“五分法身”——证得法身的五大途径或法身的五大功德。《坛经·忏悔第六》依一乘顿教知见，对五分法身作了特殊的解释：

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

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

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援，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

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援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二，名解脱知见香。

这五条，都以在自心上修行为要，既包括戒律、道德修养，又包括调心技巧及应修学的内容，“广学多闻”，指广泛学习佛教经论、禅宗著述及外学。这五条既是学禅须备的前行，又贯彻学禅的始终，直至证得菩提。

三、行无相忏悔

忏悔业障，乃大乘人道之初的必修课目，《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列为“十大愿王”之一，所有密法都以之为本尊法的`重要内容。《坛经·忏悔第六》所说忏悔，乃据一乘顿教深义阐释的无相忏悔，作用是“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忏悔词为：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诳染;从前所有恶业骄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忏悔，乃“忏其前愆”，“悔其后过”，消灭从前所有恶业，保证从今后永不更作。按无相忏悔的含义，还应观恶业罪过的实相，观其本来空、无相，行《观普贤菩萨经》所谓实相忏悔。《坛经》偈谓“但向心中除罪源，各自性中真忏悔”，便有实相忏悔义。这种忏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有卸除心理包袱的良好治疗作用，有益心理健康，是参禅开悟的必要前提。

四、发四弘誓愿

即发菩提心，这是修学大乘道的基础，《坛经》列为参禅开悟的前行，并将菩提心的内容概括为大乘经所说四弘誓愿，然皆从一乘顿教的见地予以改造，誓词成为：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说明四大愿皆在自心自性，度的是自心众生，断的是自心烦恼，学的是自性法门，成的是自性佛道。

五、受无相三归戒

受持三皈依戒，是成为佛弟子、修学佛道的必要手续，《坛经·忏悔第六》所授三皈依戒，是以一乘顿教见地阐释的“无相三归戒”，此戒所皈依的对象不是外在的，而是“自性三宝”、“自心三宝”，对此作了明确的解释：

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 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 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皈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皈依。

无相三皈依，终归是“自心皈依自性”，这与藏密皈依的最深密义(“密密皈依”)——皈依自性明体，同一义趣。无相三皈依实际是“自皈依”，要在自心上用功，“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见自己过，不说他人好恶”，“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内调心性，外敬他人”。这种三皈依，既尊重自己自性，又尊重他人的自性，表现为一种谦和恭敬的美德，是一种人格修养。

六、得正见。 与达摩禅法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为前提一样，《坛经》也以得一乘顿教的正见为见性的前提，这种正见实属大乘如来藏学的见解，为一种“胜解”——深刻的理解，《坛经·忏悔第六》等对此见地作了明确解说，大略有两个方面：

1.确信“一体三身自性佛”，确信“凡夫即佛”、“本性是佛”，自性中本来具有佛的三身四智等一切清净功德妙用，只是被妄念遮蔽，不得显现而已。《坛经·机缘第七》六祖示僧智通偈谓“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忏悔第六》解释“一体三身自性佛”说：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

般若智慧犹如日月，本来常明，只因世人心着外境，“被自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智慧隐而不现。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迷妄的浮云顿散，现量亲见自性中显现万法，内外明彻，名为清净法身佛。是则所谓法身，不是修得，只是本具的自性，从来未曾失去，只要驱散妄念，便会显现。什么是圆满报身?念念圆明，自见本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灭万年愚，“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念念自性自见而不迷昧，称为报身。什么是化身?不思万法时性本如空，由自性起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省解一切善恶凡圣境界皆是自性变化，从报身思量而起妙用，名为自性化身佛。佛果三身，实即一身，为一自性的三个方面。《咐嘱第十》偈谓“三身本来是一身”。

《坛经》所言“自性”，指自心佛性或心性，简称“性”，又称“本性”、“本心”、“真如本性”、“心地”，即是大乘经中所言“自性清净心”、“真心”、“真识”、“心真如”，为万法所依之根本，也是禅宗法门之宗本。自性显现为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五蕴、六人、十八界乃至戒定慧，皆从自性起用。自性并非只是法相唯识学所言杂染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只是自性的功用之一，《咐嘱第十》谓“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机缘第七》论八识转成四智说：“五八六七因果转，但用名言无实性”，明言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及其所转的佛果妙观察等四智，皆是名言安立，并无实性，实性只是一自性，八识四智都是自性起用，意味自性并非阿赖耶识。

自性虽然只可自悟自见，禅宗人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亦非绝对不可用语言描述。《坛经·行由第一》惠能偈针对神秀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此偈通体描述心性，意谓心性、菩提本空，这只是自性的一个方面，可谓悟自性之体。至听五祖说《金刚经》言下大悟后所呈见解，五个“何期”，悟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则悟自性的全体，包括体相用。《般若第二》描述心性说：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

《机缘品第七》说自性“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这与诸大乘经中对真如、实相的遮诠式表述并无二致。总之，自性是绝对空(真空)，本来清净，不生不灭不变不动，本来涅檠，而又不空，具足万法，能生一切(妙有)。

2.信解“不二”。吉藏《三论玄义》总结大乘见地为“不二正观”，可谓准确。不二，为《坛经》的核心思想，也是见性修行的诀窍。不二或无二，一般称“中道”，是用否定二元对立、二边偏见的方式描述真如、实相，或证得真如实相的诀窍为不二。《坛经》以不二、无二为佛性、自性、实性，《行由第一》谓“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不二的最根本义，是明与无明不二，即真妄不二。不二者，皆唯一自性故。《宣诏第九》大师告薛简云：

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

经中处处运用不二，所言不二还有：

凡夫与佛无二：《般若第二》谓“凡夫即佛”，本来无二，区别只在迷悟，“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烦恼与菩提无二：《般若第二》谓“烦恼即菩提”;《宣诏第九》谓“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咐嘱第十》偈谓“淫性即是净性因”。与此见地相应的修行，不是像二乘那样断尽烦恼，而是“变三毒为戒定慧”(般若第二)

佛法与世间不二：亦即世间、出世间不二，佛法出世间的智慧只能深人世间而求，是对世间法的如实觉知。《般若第二》偈云：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真妄不二：真心、菩提不在妄心之外，即是妄心之体，《般若第二》谓“菩提在妄中，但净无三障”。

念与真如不二：无论正念、妄念，皆从真如或自性而起，皆是自性之用，《定慧第四》云：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由此可引出心与性不二、妄念与真心不二。

定慧不二：与通常禅定于定心基础上修慧观，定、慧为二不同，《坛经》禅法定慧不二，《定慧第四》谓“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这叫做“定慧等学”，即是《瑜伽师地论》等所言“奢摩他毗婆舍那和合俱转”。

另外还有动与静不二、常与无常不二、涅檠与世间不二等不二义。不二的理由，大乘经论如《中论》等有理论论析，若不能领悟，是须“广学多闻”，运用理性思维破除由理性思维建立的种种执著和疑惑。

七、在生活中修行，报恩尽责，完善人格

与大小乘修行通常强调出家住山、远离尘嚣、在寂静处独自坐禅不同，《坛经》强调在世俗生活、日月云为中修行，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并开示居家修行之道云：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疑问第三)

此偈教人报恩尽责，尽到孝养父母等社会责任，慈爱众生，和睦上下，常行惠施，及进行改过迁善、安忍不嗔、接受忠告等道德修养。《般若第二》教人“常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但自却非心”，与儒家的修养之道颇为相近。依此修行，完善人格，是开悟成佛的必要前提。太虚大师以“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一偈自勉，为其人间佛教思想之核心，当有本于《坛经》。

正行——言下见性，以无念、

无相、无住调心，人三三昧

《坛经》的宗旨，是教人顿悟见性，五祖所谓“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顿悟见性的基本方法，是诸宗修持皆用的观心，《般若第二》谓“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即通过如实观察妄心而见真性，此观心见性，与一般所用以理性思维(寻伺)观察心的生住灭、来去、一异等方法不同，是“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般若第二》载六祖云：

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此所谓智慧、正真般若，非中观、唯识等学以名言为工具进行理性思维而得的闻思慧、文字般若，指自性本具的一种能自觉的直觉功能，即《神会语录》所谓“本智”、“自然智”。开发这种正真般若，须得语言的示导或启发、暗示，五祖谓之“言下见性”，《行由第一》载五祖石：

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

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一切时中，念念自见。

所谓“言下”之“言”，当指经中佛言或禅师示导之言，言下见性的诀窍，是被指示自性的语言所触发或依语言所说的诀窍调心。《行由第一》谓五祖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六祖未见五祖时一闻此经“心即开悟“，他也劝人“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般若第二》)。持诵此经见性的原理，当是受经中“无相”、“无所住”等调心诀窍的诱导、暗示或加持，按经言调心，与真如一念相应，即是顿悟。六祖还说须修“般若行”——即在日常生活、修持中时时以般若智慧调心，其调心诀要为无念、无相、无住三诀，《定慧第四》云：

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相、无念、无住，是《阿含经》及大乘《般若》等经中常说的修行法要，惠能大师依一乘顿教的见地，对此作了独特的解释。

无相，本是对实相的遮诠式描述，作为一种与实相相应的修持法要时，指不忆念、不执著一切相，由此进入的定称“无相三昧”，为《阿含经》所言见道者所人三三昧之一。《坛经·定慧第四》解释：

无才目者，于才目而离才目。

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坐禅第五》谓此门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一乘顿教的无相，不是闭目塞听，摒绝感知，如同熟睡及人灭尽定，而是在六根对境起六识时，于六种现量识上不起名言、实体、内外、人我等主观分别，依唯识学，此即是于依他所起相上不起遍计所执，当任何遍计所执真正不起时，即是圆成实相(真如)，即是真心。

无念，很容易被误解为没有念头，摒绝诸念，道教内丹即以“一念不生”意义上的无念为修行诀要。《坛经》所谓无念，是依一乘顿教念与真如不二见地解释的无念，即“于念而无念”。《定慧第四》云：

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乇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

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

《般若第二》谓“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机缘第七》批判智常之师“了无一物可见”、“无一物可知”之见解“犹存知见”，示偈云：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六祖的无念，是六根对境，虽有见闻觉知，而不起烦恼、妄想、邪见，所“无”之“念”，指不符合真实的邪妄之念而非不起符合真实的正念，亦即不起遍计所执及于此执上所生诸烦恼。这即是《维摩经》所言“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的境界。

无念所“无”之“念”，特别指有伦理属性的善、恶之念，亦即唯识学等所言善、不善(烦恼、随烦恼)心所，体会未起善恶分别时的心体。《宣诏第九》惠能告薛简：

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坐禅第五》谓：“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行由第一》载惠能教追赶他而来的惠明先屏息诸缘，勿生一念，惠明依言调心良久后，惠能告云：

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这句话中的“那个”，现代汉语应为“哪个”，语尾应为问号。善恶不思时的心，应是无记心或南传佛学所谓“有分心”，唯识学看作阿赖耶识，可以看作世俗谛意义的本心，就此心观照自性、本来面目，应是见到胜义谛意义上的真正自性或真如的一种方法。无记心、有分心虽然无贪嗔等烦恼，而俱生的我法二执未破，不是证得真如的胜义心性。

无住，即《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定慧第四》解释说：

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怨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无住，谓与万法本来不住的实性相应，在生活中念念不住，不住着、胶固于一切，保持一种流动的、解脱的心境。

依无相、无念、无住调心，可能于刹那间获得对心性的领悟，但正当无相、无念、无住时，也未必即是见性，真正的见性，需要念念用功，令心与无相、无念、无住的法则念念相应，由此人自性定，证人一相、般若、一行三种三昧，这是《坛经》所言一乘顿教的“三三昧”。

一相三昧，当出自《大般若经》百八三昧中的“一相庄严三昧”，原义指住于见佛、净土庄严相的定境，《坛经》则指依无相调心而进入不着一切相的定境，实际应名“无相三昧”。《咐嘱第十》云：

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

般若三昧，是依无念调心而住于明见心性般若智慧的定境，《般若品第二》云：

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这种三昧，应是在生活中修“无念行”，达到见性后保任所悟不失的禅定。这种禅定未必端坐不动，未必不起六识，是动静不二的定，因为是定在本来常定的心体上而非定在某种意念上，故虽然起心动念，言语作事，而心无染着，不被烦恼所乱，即便如五祖所言“抡刀上阵”，亦不碍禅定。《机缘第七》六祖示智隍云：

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

说的即是般若三昧。无心，指念念见真心，无凡圣、能所、空等分别的妄心，而非没有智慧觉知。

一行三昧，属《大般若经》百八三昧之一，一般说为菩萨见道时所人，其内容是“系缘法界，一念法界”，即缘念法界。天台宗列为该宗所传四种三昧之一，因须坐修，称“常坐三昧”。禅宗五祖东山法门及北宗禅依《文殊说般若经》修此三昧，从称念佛名人手观心性。《坛经》所解释的一行三昧，是依一乘顿教不二观灵活发挥的一行三昧，《般若第二》云：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一直心是也。《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即是障道因缘。

《咐嘱第十》谓：“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行三昧。”此一行三昧，是任何时候保持一“直心”，直心，就伦理学意义讲，指质直而非谄曲的心，就胜义谛意义讲，是一切不执著、与实相相应的本心。保持本心不令迷失，谓之直心。

可以说，若证人般若三昧、一行三昧，即是见性。若真见性，也不须用无相、无念、无住法则调心，只要保任所悟即可。对于何为见性，《坛经》有明确的标准，如《般若第二》云：

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谓明悟心性保持不失而达到烦恼不能染的境界，方是见道证果意义上的见性。《顿渐第八》所言标准更高：

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来去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于生活中解脱自在，无碍无滞，运用自如，乃至具足神通自在、游戏三昧，这应是阿罗汉乃至初地以上菩萨的境界了。若仅仅是刹那间的顿悟，一般只名“开佛知见”，《机缘第七》谓“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开佛知见，当只是悟理而非见道，至多只当后来宗门所言“解悟”。

“随方解缚”的教学法

南宗禅的开悟，虽然可自己通过读诵学习经论及禅语、依法调心而臻，但一般须大善知识的“示导”，开悟之后，须掌握使他人开悟的技巧，才能度人济世。教学法在宗门因而极其重要。六祖谓“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般若第二》)，此方便即指教学法。《坛经》便是一篇运用宗门教学法的记录，也具体开示了教学法，其法以《顿渐第八》六祖自言的“随方解缚”四字为要。随方解缚，意谓根据受教者的根机、时机，帮助其解开自我缠缚的绳索——种种执著、邪解、妄念。这正是佛在《无量义经》表明的四十九年说法的实质是“种种方便，令离诸着”之精神。

《坛经》记载六祖运用随方解缚法的案例，大多是针对来者的请问及所呈见解，或主动发问，发现其执著所在，然后以语言破除，多用反诘、诱导法。如从僧法达礼拜头不至地，六祖看出其“心中必有一物”，问知其因诵法华经三干部而起慢心后，针对其未解经义之谜，为其指示《法华》心要“开佛知见”义，令法达“不觉悲泣，言下大悟”。对览《涅檠经》十余载而未明大意的僧志道，先令其说明未明之处，然后批评其“习外道断常邪见”，为说无上大涅檠实义，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若上根利智，则示以见性心要便悟，如为法海解答“即心即佛”之义，谓“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法海即言下大悟。对已悟心性的行思、怀让、玄觉，则通过诘问令其呈见解，给予印证，尤与永嘉玄觉的机锋对答最耐人寻味。对神会“和尚坐禅，还见不见”之问，则以拄杖打他三下，问“吾打汝是痛不痛?”几番对答，令其折服，神会乃“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后针对其口舌伶俐快捷，批评他将来“只成个知解宗徒”。《咐嘱品第十》载六祖人灭前教其徒众说法的技术：

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其三十六对是：天与地、日与月、明与暗、阴与阳、水与火;语与法、有与无、有色与无色、有相与无相、有漏与无漏、色与空、动与静、清与浊、凡与圣、老与少、大与小;长与短、邪与正、痴与慧、愚与智、乱与定、慈与毒、戒与非、直与曲、实与虚、险与平、烦恼与菩提、常与无常、悲与害、喜与嗔、舍与悭、进与退、生与灭、法身与色身、化身与报身。

具体运用的方法，是根据“不二”的遮诠法，以自性为本，从相反的方面回答问题，如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以此破除其二元分裂的边见，令不着二边，悟人中道，所谓“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又如：

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

《坛经》记载的大师接人对答，提供了运用这种教学法的范例。如有僧举卧龙禅师偈“卧龙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判其“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机缘第七)

正是针对其堕于断灭空一边的邪无念义，从反面驳之，以反问启发其悟正无念义。

篇3：《坛经》主要禅法思想

《坛经》主要禅法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并且在第二〈般若品〉全品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般若品〉中说：“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他又说：“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而所谓无念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能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即名一行三昧”。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坛经》<付嘱品第十>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众生各须自性自度”，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命。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若悟无生顿法，见而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途。”“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坛经》〈定慧品第四〉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曾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在〈坐禅品第五〉中慧能对于坐禅提出了他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篇4：敦煌本《坛经》前世今生

敦煌本《坛经》前世今生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坛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宗经”;是记载了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说法内容、并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禅宗文献;也是佛教里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书,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坛经》自唐代问世以来,最初只有慧能的入室弟子才被允许书写和传授,但随着禅宗的迅速繁荣发展,《坛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流传,历代屡经增删,流传下来的主要有4种:法海本,又名敦煌写本;晚唐或宋初的惠昕本;宋僧人的契崇本;元僧人德异、宗宝两人删定刊行于世的宗宝本。在法海本发现前,宗宝本为最常见的本子。随着20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敦煌本《坛经》的出土,使人们对《坛经》的内容及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

敦煌本《坛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坛经》写本,它形成于唐代中期,基本保留着中国禅宗原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

敦煌本《坛经》虽只有1.24万余字,大大少于后世通行本的2万多字,但由于其比较接近原貌,所以是研究以慧能为中心的初期禅宗的重要资料,对研究中国禅宗历史、慧能及其思想有重大价值。敦煌本《坛经》的内容大致包括两部分:一是大梵寺开法记录,构成《坛经》主体;一是包括与弟子问答、临终嘱咐等附录性资料。从目前散存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看,敦煌本《坛经》尚存5个写本:

其一为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S.5475号。该本1923年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表明这是六祖惠能当年在广东传法的记录,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该本首尾完整,文字比较质朴。此本是最早引起中外学者重视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敦煌本《坛经》研究底本的版本。日本《大正藏》据其录文收入第四十八卷。其二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4548(冈48号),卷轴装,首残尾存。其三为敦煌市博物馆藏本,即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077号,首尾完整,字迹清秀。其四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8958号(有79号),残片,仅存四行半。其五为原大谷探险队所得本,该本的发现最具传奇色彩。此件写本在旅顺博物馆收藏了近90年,学术界一直以为其已佚失。

直到12月,在全国善本普查中,旅顺博物馆请专家对之进行重新认定,才确认旅博本《坛经》就是学术界认为佚失多年的、由大谷探险队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坛经》写本之一。据卷尾题记知其抄写于“后周显德五年己未年”,是敦煌本《坛经》中唯一有抄写年代者,且旅博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缝缋装装帧形式。此外,旅博本《坛经》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这在散存于世界各地仅有的5个敦煌本《坛经》写本中是仅见的。因此,此卷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篇5：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正文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

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次史韋處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授受﹐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經)》。」

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慧能慈父﹐本貫范楊陽﹐左降遷流南新舟百姓。慧能幼少﹐父亦早亡﹐老母孤遣﹐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慧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慧能得錢﹐卻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現今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

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

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旁邊﹐大師便不言﹐遂發遣慧能令隨眾作務。時有一行者遂著慧能餘碓坊踏碓﹐八個餘月。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已﹐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祇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等總且歸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做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作!』

門人得處分﹐卻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師。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眾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湥课覍⑿馁噬衔遄姗o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卻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終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壁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組見偈﹐言此偈語﹐若覓訪我﹐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眾﹐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

秀上座於三更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卻歸房臥﹐並無人見。

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遂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衣法修行﹐有大利益。』

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眾人見已﹐皆生敬心。

『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問曰：『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

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但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識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見解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

秀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

有一童子於碓房邊過﹐唱誦此偈。慧能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

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

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即識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

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是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眾見能作此偈﹐盡怪。慧能卻入碓坊。

五祖忽來廊下﹐見慧能偈﹐及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慧能堂內說《金剛經》。慧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以為六代祖。將衣為信禀﹐代代相傳，法既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慧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別。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悟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捉慧能﹐奪衣法。來至半路﹐盡總卻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慧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卻向北化人。

慧能來到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壘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如先代悟。」

下是法。

慧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止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別﹐定慧體不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後定慧﹐先慧發定﹐定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即生法我﹐不離四相。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訶舍利佛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淨﹐不動不起﹐從此致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頓﹐迷即勸進﹐悟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

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斷﹐即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見自迷﹐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世人雜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事者何事?念者何物﹐無者雜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禪原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

﹐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卻是妄也。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卻是障道因緣。

今既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自定﹐祗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善知識﹐總須自聽﹐與授無相戒。一時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佛。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盡﹐為迷不見。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色身中三身佛。善知識聽。與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是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森羅﹐一時皆現。事人性淨﹐猶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淨﹐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正法﹐吹卻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一切法在自性﹐名為圊淨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不可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志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卻千年善亡﹐一念善報卻千年惡滅。年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身﹐即識大意。

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願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慧能道：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邊誓願斷;

法門無邊誓願學;

無上佛道誓願成。

善知識﹐眾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卻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除卻迷妄﹐即自悟佛

道成﹐行誓願力。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

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不被愚迷染;」

從前惡行一時〔除〕﹐自性若除即是懺。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卻從前矯雜心﹐永斷名為自性懺。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除卻從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懺。

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终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

大師：「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

從今已後﹐佛為師﹐更不歸依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慧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眾中尊。凡夫解脫﹐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若三歸依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卻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依處。

今既自歸依三寶﹐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善知識雖念不解﹐慧能與說﹐各各聽：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若定心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不可染著﹐猶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若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

﹐自我修般若無形相﹐智慧性即是。

何名波羅蜜?

此是西梵音﹐唐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

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

離岸無生滅﹐如水永長流﹐即名到彼岸。

故名波羅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口出﹐將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佛。無住無去無來﹐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住﹐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須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小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閻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眾流﹐卻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小根之人﹐聞說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于眾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心修此行﹐即與《般若羅蜜經》本無差別。

一切經書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或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亦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 [解] 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于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以教法流行後代。今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見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大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識。若曲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得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識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徹明﹐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依切法﹐不著依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購牧?T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常見吾法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教﹐中身受持而不退者﹐遇入聖位﹐然須傳授持。從上以來﹐嘿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對佛種性。」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謂言修福如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元在。若解向心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之人能自觀﹐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今傳此頓教﹐願學之人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本身﹐三毒惡緣心裡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虛度一世休。若遇大乘頓教法﹐虔蘸险浦列那蟆!

篇6：敦煌本《坛经》的前世今生

敦煌本《坛经》的前世今生

敦煌本《坛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坛经》写本，它形成于唐代中期，基本保留着中国禅宗原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坛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 的“宗经”;是记载了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说法内容、并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禅宗文献;也是佛教里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书，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坛经》自唐代问世以来，最初只有慧能的入室弟子才被允许书写和传授，但随着禅宗的迅速繁荣发展，《坛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流传，历代屡经增删，流传下来的主要有4种：法海本，又名敦煌写本;晚唐或宋初的惠昕本;宋僧人的契崇本;元僧人德异、宗宝两人删定刊行于世的宗宝本。在法海本发现前，宗宝本为最常见的本子。随着20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敦煌本《坛经》的出土，使人们对《坛经》的内容及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

敦煌本《坛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坛经》写本，它形成于唐代中期，基本保留着中国禅宗原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敦煌本《坛经》虽只有1.24万余字，大大少于后世通行本的2万多字，但由于其比较接近原貌，所以是研究以慧能为中心的初期禅宗的重要资料，对研究中国禅宗历史、慧能及其思想有重大价值。敦煌本《坛经》的内容大致包括两部分：一是大梵寺开法记录，构成《坛经》主体;一是包括与弟子问答、临终嘱咐等附录性资料。从目前散存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看，敦煌本《坛经》尚存5个写本：

其一为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S.5475号。该本1923年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表明这是六祖惠能当年在广东传法的记录，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该本首尾完整，文字比较质朴。此本是最早引起中外学者重视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敦煌本《坛经》研究底本的版本。日本《大正藏》据其录文收入第四十八卷。其二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4548(冈48号)，卷轴装，首残尾存。其三为敦煌市博物馆藏本，即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077号，首尾完整，字迹清秀。其四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8958号(有79号)，残片，仅存四行半。其五为原大谷探险队所得本，该本的发现最具传奇色彩。此件写本在旅顺博物馆收藏了近90年，学术界一直以为其已佚失。直到12月，在全国善本普查中，旅顺博物馆请专家对之进行重新认定，才确认旅博本《坛经》就是学术界认为佚失多年的、由大谷探险队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坛经》写本之一。据卷尾题记知其抄写于“后周显德五年己未年”，是敦煌本《坛经》中唯一有抄写年代者，且旅博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缝缋装装帧形式。此外，旅博本《坛经》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这在散存于世界各地仅有的5个敦煌本《坛经》写本中是仅见的。因此，此卷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拓展：

《六祖坛经》的净土思想

一、序言

《六祖坛经》中,慧能大师主张修行人首要的任务就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开发自身所具的般若智能。提倡万法不离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鼓励自觉自证,反对心外求法。所以,有一日,韦刺史向大师提出关于念佛能否往生西方净土时,大师阐述了自己对净土的看法,包括净土的方位、远近等等。本文拟将大师的净土思想做一介绍,并与传统的净土思想做一比较,也简单分析大师的净土思想对后世净土宗的影响。

二、净土的概念

净土乃诸佛于因地修菩萨道时,通过发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誓愿,经多生累劫积功累德而建立的庄严清净世界,为佛所居住之地。净土的“净”包含两方面:一、众生的清净;二、世界的清净。

相对而言,众生居住的环境,由于有烦恼和污秽,故称为秽土。

三、西方净土的方位

关于西方净土的位置,在佛说的许多经典中均有描述。下面摘取《阿弥陀经》做一介绍。

《阿弥陀经》云:“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经文描述极乐世界与我们居住的娑婆世界相距有十万亿个佛国,那里有位阿弥陀佛。由此可知西方净土与此世界距离甚远。

而在《六祖坛经》中,能大师在回答韦刺史关于西方净土方位时,做了不同的回答:

“使君善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首先,能大师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在能大师看来,佛法无多子。由于修行人的层次有高低不同,即根机有利钝之别。因此,若对下根少智的众生,就对他说西方净土在十万亿佛国之外。如想往生,必须老实念佛,兼行十善、八正道。相反,为上根利智的人,直接让他自己净心。并引用《维摩诘经》“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认为净土便在自心,心外别无净土。

慧能相对于“西方净土”的概念,提出一个“东方人”的称谓。他针对信仰净土念佛法门的人的`心态,风趣地说:虽生为东方人,但自净其心就无罪,又何必非要发愿念佛往生西方呢?即使是西方人,如果其心不净也是有罪的,他们也许有的正发愿往生东方呢!

随后大师又云:“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能大师认为净土在身内,修行的关键是了达自性,显发般若。获得智慧以后就无所谓净土、秽土,当下就是净土,即唯心净土。

他接着说:“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人的一切正见和慈悲善行就是佛、菩萨的本质在自身的体现,而一切邪见和情欲烦恼、恶行就是导致轮回恶趣的原因。因此,如果:“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六祖坛经》记载,他对于西方净土所说一番话,在座下听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

慧能所说净土的中心意思是佛与佛国净土本来就在人们自己的心中,只要净心修善,西方净土就立即显现在眼前。慧能是不主张在现实人间之上再求什幺出世间的。他告诉信众:“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那么如何看待二种净土的分歧,其实早在初唐,道绰法师在其《安乐集》中,曾就此问题有过回答。他是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阐述:“

问曰:或有人言,所观净境,约就内心净土融通,心净即是,心外无法,何须西入?

答曰:但法性净土,理处虚融,体无偏局,此乃无生之生,上士堪入,是故《无字宝经》云:善男子!复有一法,是佛所觉,所谓诸法不去不来,无因无缘,无生无灭,无思无不思,无增无灭。佛告罗(目+侯)罗言:‘汝今受持我此所说正法义不?’尔时十有九亿菩萨即白佛言:‘我等皆能持此法门,当为众生流通不绝。’世尊答言:‘是善男子等则为两肩荷担菩提,彼人即得不断辩才,得善清净诸佛世界,命终之时,即得现见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往其人前,得往生也。’自有中下之辈未能破相,要依信佛因缘,求生净土,虽至彼国,还居相土。又云:‘若摄缘从本,即是心外无法;若分二谛明义,净土无妨是心外法也。’

道绰法师举佛经为例,认为诸佛依二谛说法。从胜义谛上来讲,一切法皆由心生,不离本心,念佛往生就是自心中的弥陀接引自心中的众生往生自心中的净土,故说心外无法;同时,在世俗谛看来,有些中辈、下辈的信徒由于未能明了诸法的真相,执着有个外在的佛不放,所以也不妨说西方净土在心外。

为什么呢?因为究竟意义上看,一切的心外就是心内。当我们还在迷的时候,就会以为十万亿佛土外真的有一个极乐净土。当觉醒之后,净土也好,弥陀也罢,一切泯除,如观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又如永嘉禅师在《证道歌》中写道“梦里明明有六道,觉后空空无大千。”所以,就理上说,我们心中有本具的极乐。可从事上讲,却不碍过西方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此即理事无碍的道理。因此,既不能执理废事:只承认西方净土在心内,否认十万亿国土外的极乐;同时,也不要执事废理:死死报住身外的净土,不接受一切法皆自心本具。

唐代迦才法师在其《净土论》也认为,西方净土体性有三:一是法身净土,此即无相无生;二是报身净土,据实亦是无相无生,就事即有相有生;三是化身净土,亦是有相有生。但对二乘、凡夫及地前菩萨而言,只能生于化土,不能见法、报二土。也就是说,对于二乘、凡夫及地前菩萨而言,弥陀净土为化土。故《摄论》云:“化身新新出世,数数涅槃,即王宫生,双林灭也。而今劝众生生者,谓生化身土中。若众生欲往生者,唯须作相生观。”

新罗元晓法师《游心安乐道中》,介绍净土方位时说:“定彼土所在者,佛土圆融,本无东西,扣机多端,方现此彼。”他又将西方净土分为四土:一、法性土;二、实报土;三、受用土;四、变化土。其中法性与实报土一味平等,周遍法界,非余所测;受用、变化酬愿垂感,随机所欲,指方可得。故《小无量寿经》曰:“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

四、《六祖坛经》对后世净土思想的影响

《六祖坛经》的净土思想,也是宋代以后“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净土观的思想来源。自永明延寿以后,元代的中峰明本等人的法系,都有这方面的主张,对净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篇7：慧能《坛经》顿教禅法论义

【目次】

一、前言

二、顿教禅法的心性观

(一)《坛经》的“心”字义涵

1.意识心

2.本性心

3.自觉心

(二)《坛经》的“性”字义涵

1.诸法自性

2.真如自性

(三)“心”、“性”异同及其关系

三、顿教禅法的功夫论

(一)定慧等学

(二)无念为宗

(三)无相为体

(四)无住为本

四、在般若行中见自本性

(一)即功夫见自本体

(二)本性般若之智的客观先验义

五、结语

p. 301

一、前言

如果“哲学”从分析开始，那么，冥契圣境，多少是发自“宗教”的要求。然则，佛学作为一种宗(有主旨、目标的)教(有方法、教育的)，它的哲学性表现于对现实的观察与理想的摹画时，取径经论留存的佛教圣贤话语，便足够引人思想了。

言说既有;从“后设”(meta-)角度探察禅宗六祖慧能(西元 638～713 年)的哲理蕴谓，“宗教哲学”的理论研究于焉成立。虽然，以《坛经》[1]为研究对象，学者或已遍天下;而其所以仍可增一不为多，岂仅因乎禅教义海深广、蠡测难尽之由，实更基于每有异见的缘故!

自慧能以下，中华禅打开了 “凡言禅皆本曹溪”[2]的发展新阶程;然而，一般所说“佛学的革命”，[3]就其表现于《坛经》中的种种观念来加以考察时，确实意义究竟如何?无疑须先通过对慧能禅教有真正的论究后，才能亲切解答这个问题。而后学透过本文，[4]不过希望提供学者理解慧能禅教法义时另一道进路，

p. 302

并且贡献些许“意见”而已!

二、顿教禅法的心性观

从佛教思想史角度考察《坛经》的禅教内容，在思想观念或实践法门方面，慧能或受有《楞伽经》、《金刚经》，乃至《维摩诘所说经》、《大般涅槃经》等大乘经教的影响或启发;[5]，以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6]为关怀重心的慧能顿教禅法，在学佛解脱的目标下，是否仍然具有其特殊的说教方式，抑或是观念内涵呢?就此提问，本文首先要讨论的，便是有关慧能禅教思想的“心”、“性”观念。

(一)《坛经》的“心”字义涵

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心”，可分三层理解该字义涵;[7]这三层即是：(1)意识心、(2)本性心，与(3)自觉心。

1.意识心

“意识心”，是属于心理学意义层次的“心”;举凡人的感觉、想像、情意或思维活动等现象，都可以“心”字统称之。顿教禅法中，这是作为尚待被超克的一种对象或状态而出现的观念，也是慧能在《坛经》对“心”字最一般日常意义的使用。譬如慧能说：

……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人我是须弥，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鳖，虚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

p. 303

(《大正藏》册 48，页 341 中～下)(上编 16-6)

“慈悲”(心)、“喜舍”(心)，乃至于“邪心”、“毒心”等等，并为经验意义的心理活动状态，莫不具体地内含一个特定对象。基此之故，本论文以“意识心”名之。又，慧能说：

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大正藏》册 48，页 354 上)

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大正藏》册 48，页 341 中)(上编 16-3)

由前一段引文可见，举凡人的邪迷、诳妄、不善、嫉妒、恶毒等意识状态或心理活动经验，慧能皆统称之为“心”;而后一段文句所说可净、可不净的“心”，一方面固然表显人的价值取舍活动，同时其实也突出了该层意义的“心”，本质上并无定性或方向可言。这种变化不定、趣舍无常的“心”，即本论文所说的“意识心”;是为顿教禅法的“心”字义涵之一。

2.本性心

根据人的意识或心理活动，加以各类形容词为限定的“意识心”，以《坛经》中的概念来表示，其实就是一般所说的(心)“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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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的心“念”再做一种价值意义的相对区别，那么，便可分出属于正面价值的正念或善念，与属于反面价值的邪念或恶念两大类。不过，无论心念正、邪或善、恶，皆不离为“意识心”活动的产物，因此，如果以 “超自心现量”[9]而求能得解脱境界的佛教观点看来，这两大类并属必须超越的一种心念状态。

超越正邪、善恶或净染等相对存在的心念状态，指向一种非“意识心”活动状态下的解脱心境，这在般若教说中，是由“意识心”本身的空寂性表示的;然而，在如来藏-佛性经典里，该意义实为“如来藏(心)”或“佛性”观念所含摄;本论文即名此为“本性心”。

“本性心”，与慧能在《坛经》中使用的“本心”或“自本心”观念，有相同的含义;亦即都是指超越相对意义的善恶、净染等意识活动，而表谓一种属于绝对意义之实存生命状态的概念。譬如慧能表示：

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下)(上编 12-4)

这种超越对待、非“意识心”状态的“本性心”，慧能更多地使用“自本性”、“本性”或“性”、“自性”等概念来表示。[10]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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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下)(上编 4-1)

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下)(上编 10-7)

等等上引慧能的教说文句，“自本性”、“本性”、“性”或“自性”皆与“本性心”表谓的是同一意义对象。

“本性心”的根本意义，指向了慧能劝教学众经由 “自净其心”[11]之实践功夫所体证的解脱境界;所谓“识心”或“见性”，都是该境界实现的意思。不过，相对于“意识心”具体表现为心“念”活动，“本性心”既然是成立于佛法行者能够超越心念状态而获得解脱的一种表说，因此，用慧能另外一个观念来表示，亦即“无念”的意思。

根据《坛经》，慧能对于“无念”的解释之一为：

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下)(上编 12-4)

可知：对“本性心”的内涵，如需有另一种意义更为具体而清晰的说明，无疑便要以解释“无念”意含的这段文句为理解背景;而对“本性心”的一种具体理解，因而成为是指：佛法行者不论遭逢任何情况，或处对何种境相，都不起排拒或取著心念的实存状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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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解的“心”字义涵，既为“净心(念)”要求达到的“诸佛境界”，亦即是属于超越含有一般或“染”、或“净”经验性质的实存心境，事实上，诸如“染”、“净”等相对观念已无能对该状态加以真正形容或表显的;然而，如果一旦需要使用名言概念来表示时，由于受其状态本身之超越经验性质所决定，因此，便只得方便说为“自净”、“自定”。譬如慧能说：

……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自净自定。……《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云：本源自性清净。(《大正藏》册 48，页 339 上)(上编 5-2)

这种“本自净自定”的“本性心”，相对于心向未定，仍或不免“意识心”作主的人而言，显然是有待一定修行功夫加以实现、发明的理想境界。问题是：由“意识心”超转至“本性心”状态，人何以会做此要求、能够有此方向的择定呢?在选择、不选择之间，人当有某种生命性能内含做此价值决定的力量才是;而表示该力量的观念，即含藏在本论文所说“自觉心”概念之义涵里。

3.自觉心

“自觉心”就佛教而言，是启发转凡成圣或舍妄归真要求的动力自身，同时也是佛法行者在解脱成佛这一佛教目标下，作为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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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主体性”意义的本质所在。在慧能开示的某些禅教观点中，正透露了“心”所含的这层意义。譬如说：

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大正藏》册 48，页 343 上)(下编 4-4)

……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上编 11-2)

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上编 11-5)

……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大正藏》册 48，页 355 下)

不论是“心悟自见，依法修行”、闻经“心开悟解”，或是“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都表露了人有自我觉察而要求解脱的内在能力这一事实。

突出人“心”的自觉能动性，是对修行成佛必要条件之一的肯定，并不表示有此种实现解脱境界的意志要求，便可以充足地完成解脱成佛的佛教目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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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觉心”乃是将“本性心”具体化、实存化表现的实践原则;转凡成圣必要通过的所谓“修行功夫”，其意义正须落在“自觉心”一步一步开展，或刹那刹那呈现的历程上来理解。换言之，对佛教学人来说，那相对成立的虚妄“意识心”与真实“本性心”，必须具体地通过由“自觉心”发动的智慧实践功夫，然后“虚妄”与“真实”间的距离才能不复存在，以至于完满地实现学佛的目的。因此，相对于偏向静态表示解脱境界的“本性心”而言，则“自觉心”无疑更能动态地指出解脱成佛的实践根据何在。

(二)《坛经》的“性”字义涵

如上所述，“心”字在《坛经》中，可以方便地分成三个层次理解其中的义涵。至于，“自性”、“本性”或“自本性”等(简称则为“性”)语词，在《坛经》中，则可以析作指涉不同观念对象的两层内容加以说明和阐释。“性”字该两层含义是：?诸法自性，与?真如自性。

1.诸法自性

“自性”(梵语 svabhāva)或“本性”(梵语 prak?ti)是在印度佛教经典中常见的语词。印度佛教使用“自性”一词，通常是指存有物本身自然如此、自己如此存在的本质，含有独立自存与自成自有的意思。至于，“本性”虽含有指事物本质之意，但多为指事物属性义的用语，一般并不涉入本体论的问题。不过，基于“自性”与“本性”同有指称事物性质的意思，因此，在佛经中，有时并未严加分别。[14]

然而，或因龙树以(缘起)“无自性”说“空”，否定、批破指谓某种“实体性存在”的“自性”观念，[15] 此后部分佛教学人一见经中有“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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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眼，往往容易将其理解成与“无我”说，或是 “一切法皆本性空”[16]的“空”义相反、矛盾的一种观念用语。事实上，“自性”是一个可有不同层次意含的语词，[17]其中固然有可指谓某种“实体性存在”的意思;但是一般而言，“自性”(或“本性”)也可就其指谓事物性质义涵，而作为一个中性语词加以运用。基此之故，在佛教经典里便可见诸如： “集自性”、“大种自性”或 “诸法自性”等说法。[18]

回到《坛经》本身，学者可以发现，经中也有指谓存有物特性或样相这种意义的“性”(或“自性”、“本性”)字用法。譬如慧能说：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最真净。淫性本是清净因，除淫即无净性身，性中但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大正藏》册 48，页 345 上)(上编 8-5)

……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2)

“淫性”与“净性”对称，“性”字指的是一一事物的性质或征状;而“无住者，为人本性”，则是对人存有者的存有本质问题表达一种本体论观点的说法，“性”字也是在此意义层次下的语词使用。其他譬如 “根性”、[19] “智慧性”[20]等用法，并属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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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坛经》的“性”字含有表示事物性质或存有本质的一层义涵;但是，就慧能在在发表诸如： “见性成佛道”、[21] “见自本性，即得出世”[22]等说法来看，“性”或“自(本)性”显然寓有更为深刻的义涵。这一深层的义理蕴涵，确切地说，即是以“性”或“自(本)性”等同于表示佛教最高真理或“终极真实”[23]的“真如”(梵语：tathatā)一义;因此，本论文名表谓该层义涵的“性”字为“真如自性”。

2.真如自性

在慧能以“见性成佛”为宗旨而展开的禅法教说中，以“真如”为“性”或“自(本)性”概念最核心而且重要的一层义涵，无疑是极为明显的。譬如慧能说：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若向身中觅自性，即是成佛菩提因。(《大正藏》册 48，页 345 上)(下编 8-5)

……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他佛;自性不归，无所归处。(《大正藏》册 48，页 339 下)(上编 9-3)

“真如自性是真佛”，意指“真如自性”方是佛教学人生命实践的真正依止所在;这也就是说，一般所谓的“归依佛”，实际上即是归向“真如自性”的意思。不过，怎样“归依”呢?这是一个有关如何禅修的方法问题，将留待下一节中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以佛陀(觉者)境界为具体内涵的“真如”，确为“性”字的含义之一;同时，基于顿教禅法即以实现成佛为其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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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自性”也就成为《坛经》“性”字的中心义涵。

如果以传统的概念来表说“真如自性”的意义，慧能偶然也使用了“佛性”这一语词。譬如：

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大正藏》册 48，页 354 上)

这是说：通过“离迷离觉”、“除真除妄”的具体修行活动，便能超越由意识分别构作的自心现量境界，实现体证宇宙人生真理的成佛境界;“佛性”在此，显然表谓的是佛之所以为佛的“体性”。

然而，慧能见弘忍(西元 602～675 年)时说： “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24]这种对人人都有“佛性”的肯定，如果不是慧能一时兴起的偶然说法，那么，其中便透露“真如自性”另有作为“成佛因性”的一层义涵;征诸慧能表示同一意旨的其他说法，将可肯定这一推断。譬如，慧能说：

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上编 3-1)

事实上，“佛性”或“真如自性”固然指的是不可思议的圣智境界，但是，这与就理论层面为回答人何以能够成佛一问题而提出的“成佛因性”，并不冲突。这是因为：“体性”义的“真如自性”作为一种境界，原须通过修行功夫实现;而基于这种智慧实践的修行历程，肯定人本有自觉要求实现该境界的生命性能时，“真如自性”或“佛性”概念自然可以同时含蕴“成佛因性”的意义。因此，“成佛因性”义的“自性”，与“佛果体性”义的“自性”，实是一体两面的说法。所谓的“一体”是说：在动态的修行功夫里，两者本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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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遂有了因果、隐显的差别!

征诸《坛经》语句，“自性”本身就是一个在功夫活动状态中成立的观念;其中即同时含有“成佛因性”或“佛果体性”两层意义。譬如慧能说：

人性本净，为妄念故覆盖真如;离妄念，本性净。(《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5-1)

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大正藏》册 48，页 340中)(上编 11-5)

这里即表示：内在人心的“成佛因性”，可缘“心迷”而不得呈显，或者也可缘“心悟”，于是实现成“佛果体性”;因、果相关为体，便成立在心地修行功夫上。因此，慧能进一步说：

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下)(上编 11-7)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上)(上编 10-6)

引文在于表示，人所以“心迷”为愚，或“见性”成智，即由修行与否而决定的观点。因此，慧能虽说“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说“即烦恼是菩提”，并不就是逻辑意义地表示人就是佛的意思;[25] 这是为什么慧能必要教导学众“识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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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提出了“无念”、“无相”、“无住”等有关修行方法论的观念原则。[26]

(三)“心”、“性”异同及其关系

从前述对《坛经》“心”、“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心”、“性”的观念义涵，有差别、但也有重叠的地方。譬如慧能说：

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下)(上编 12-4)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下)(上编 4-1)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心”、“性”或“本心”、“本性”概念，同样意指的是“真如自性”。不过，所说“心迷”的“心”，无疑指的是意识活动或心理状态意义的“意识心”，而“见性”的“性”则指向了“真如自性”;“心”、“性”义涵便显然彼此有所差别。

不过，在《坛经》中，“心”若不冠上“本”或“自本”字成为“本心”或“自本心”时，大多用以指“意识心”;也就是指如“邪迷心”、“恶毒心”、“净心”、“妄心”等心念状态的概念。至于“性”或“自(本)性”，如前所述，基于顿教禅法以实现解脱成佛为其教说宗趣的前提，主要便落在指“真如自性”一义上;其中，则又含括指“成佛因性”和指“佛果体性”等两种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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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心”作为“本性心”时，乃是与“真如自性”义同一意指的观念;甚至，“自觉心”也在“真如自性”的含意范围之内。前者就作为“心”本然状态的体性说，而后者指出了“心”内在具有的价值抉择能力;“自性”则同时涵摄这两层意义。因此，笼统说时，[27]《坛经》便不乏可见原该使用“心”表示的状态，却使用了“自性”一词来表说的情况。例如慧能说：

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大正藏》册 48，页 341 中)(上编 16-6)

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大正藏》册 48，页 341 中)(上编 15-4)

“(真如)自性”本身原无所谓或“悟”、或“迷”的问题;就其本质，更不能说为“虚妄”。因为：不论就“(真如)自性”的“因性”或“体性”义涵来说，都意指的是一种超越凡常经验、非相对存在的“真实”(as truth of existence)或“实有”(reality)，并不是描述一般经验或意识对象的概念所能加以形容的;“迷”、“悟”或“真”、“妄”等述词，理该用于指称经验活动现象的“意识心”之上，方具有实义。因此，所谓“自性迷”、“自性悟”或“自性虚妄”，真正意思在指“心”可“迷”、可“悟”，或有“虚妄”、“真实”的差别;不过，由于心的“迷”或“悟”、“虚妄”或“真实”，相应使得“(真如)自性”也或隐覆不见、或显露呈现，所以笼统地使用“自性”一词来表达有关心“迷”为凡、心“悟”成圣的观点。

对于《坛经》“心”、“性”义涵有异、有同的情况，学者应当优先重视的，无宁是“心”、“性”义涵别异的地方。“心”、“性”有别的深刻意义在于：“心”表说的是人的现实活动与实存状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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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露了要求实现解脱的内在动源。至于“性”，则在对人的自觉能力有所肯定外，更显示了解脱境界作为人存在之本真状态的意义。

从“心”可迷可悟、或真或妄的实况出发，不仅显示人的实存状态有待转化的课题，同时透露了转化自身现实存在状态之为可能。而“真如自性”作为人的实存解脱境界，事实上，正须通过“心”地的修行功夫，才能现成。因此，“心”、“性”这种既差别为二、却又绾联合一的关系，便可名之为：“不一不异”。“不一”，表显“意识心”是一种必须超越或转化的实存状态，与意指解脱境界的“真如自性”并不等值同一;而“不异”则指的是：“真如自性”不能离开“意识心”而可望实存地体证为解脱境界。

“心”、“性”这种“不一不异”的关系，使得慧能对“解脱”一义的认识，形著为： “于一切法不取不舍”、[28] “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29]即(面对)一切经验事相而超越一切执著的见地。这种“面对而超越”的具体历程，可以总结表为：察觉自身“意识心”作用的存在实况，经由内在生命中的“自觉心”发动趣求解脱的价值决定，最终“真如自性”现前，转“迷”开“悟”，因而改变行者自身原先的实存生命机制。

因此，慧能以“识心见性”为主轴所开示的“顿教”，究竟要如何才能在学人的身心活动中实存地体现，乃成为一项特别重要的课题。对应这个“功夫如何落实”的问题，慧能于是提出了有关修行功夫的方法与观点;而这属于慧能“禅法”的部分，即为下节所要讨论的主题。

三、顿教禅法的功夫论

禅 ─ 佛法要求解脱人生烦恼系缚，是一种智慧实践的学问。在理论说明方面，固然须解释人何以会有烦恼?又为什么能够解脱系缚?然而，更重要的，自该是在要能提出解脱人生烦恼系缚、具体而可行的方法论观点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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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前提，在“见性成佛”的顿教理念下，慧能既将修行的意义置诸“心”地转化的功夫操作上，相应地也就提出了如何“见性”得解脱境界的“成佛”路径;而其具体内容，便是 “定慧等学”的“无念”、“无相”、“无住”等禅修方法论。

在探讨“定慧等学”的禅悟修行方法论内容及其义蕴之前，为使讨论不至于背离“顿教”的一贯精神，应该首先确定慧能有关禅-佛法实践的根本见地。

慧能在《坛经》中说：

善知识!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30] (《大正藏》册 48，页 339 上)(上编 5-3)

禅 ─ 佛道就在“自修”、“自行”中实现与成就：这是禅宗自达摩(西元?～535 年)以下，不向外求佛的一贯立场;慧能在《坛经》中所有教说，正始终贯彻著这种不离自觉地要求实践禅 ─ 佛道，而开示解脱方法观念的精神。因此，在具体地展开如何“见性成佛”的禅修方法指点前，慧能便首先总括地表白了这一根本立场。

然则，学人既已发心修行禅 ─ 佛道，那么，所谓禅修功夫，又该从何下手呢?在《坛经》里，慧能为回应这一有关禅法实践的课题，便明确提出了：?定慧等学、?无念为宗、?无相为体，与?无住为本，等四大修行方法暨观念。以下即就此四大要项，分别讨论。

(一)定慧等学

大梵寺中，慧能向学众开示顿教禅法，在讲述自己的身世及先前亲近弘忍禅修的一段历史后，首先建立学众修行禅 ─ 佛道的信心后，[31] 接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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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此义即是定慧等。(《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上编 3-2～3)

这是慧能对佛教传统以来关于“定”、“慧”修行功夫的根本看法;慧能认为“定”、“慧”作为佛法的实践方式，乃是平等、不分先后的一个整体，因此，学人在要实际修学“定”、“慧”功夫以前，首当建立“定慧体一不二”、“定慧等”的正确观念。

问题是：如果接受佛教传统以为“戒”、“定”、“慧”三学，必须循“持戒”、“修定”而后“发慧”的程序观，为什么慧能教导学人修行，却认为不该将“定”、“慧”分别先、后，当作两截功夫看待呢?

佛教对戒、定、慧三学的一般看法是：由持戒而修定，然后依禅定而开发智慧。这种由戒而定，因定发慧的佛法修学程序，在教导佛教学众时，有它作为说明需要的客观知识意义，是无可否认的。问题在于：这种依智性活动而成立的观念分别，一旦具体落实而成为真正的功夫状态时，类如“戒”、“定”、“慧”的观念分别，难道仍旧真实地存在吗?试看慧能所说：

……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即生我法，不离四相。(《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上编 3-3)

由此可知，慧能：“定慧体一不二”、“定慧等”的看法，并不取对佛教观念从事一种知识性说明的意义，而是站在佛法的具体修行当中，必不容有定、慧“二相”差别的意识，然后方可望得解脱的立场上提出的。“定慧体一不二”说法的意义，并不在为要诤论修“定”或修“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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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先、谁后一问题，而在表示真正的修行，必须远离对种种概念或意象的执定，否则，相应于“法有二相”，便即显示出“心”仍处于对立存在的结构或状态中，那么，超越寻常意识妄想而作为人生理想的解脱境界──所谓成佛，也就不曾真正地(呈)现(为真)实了。

引文所说的“心、口俱善”，除了表示：佛法实践必须言、行或(身)语、(心)意一致，亦即“定慧等学”的意思外，参照《坛经》另一段文句，更可以发现“心、口俱善”实际上是个有具体所指的说法。慧能说：

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大正藏》册 48，页 350 上)

慧能承继弘忍门下“念般若”一流的禅法方便;[32]然而，类如道信(西元 580～651 年)教人“称名念佛”，而须“念无所念”方能证入“一行三昧”一般，慧能在这里要传达的意思，也不外是：能够藉由“口念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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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句持诵，理解“般若”的义涵，进入“心行般若”、念念体现“般若”精神的实践状态;这样“心口相应”地修行，方为真正的 “念般若”。[33]由此可见，“心、口俱善”，并不单只是就心理与生理活动而提出的观点，尤其指向了更高的精神层次，那就是依解脱之实现或完成而有的说法。

从“心口相应”地“念般若”，终于“心口俱善”、“定慧等”的境界，慧能“定慧体一不二”──禅定不外是智慧实践的认识，一旦落实在行者的身心修行上具体展开，所谓“定慧为本”、“定慧等”的禅法功夫，于是便集中以修行“般若”观慧为其内容;而这一智慧观行的“般若”功夫心法，也就具体呈显在以“无念”、“无相”、“无住”为主要观点而展开的慧能禅法教说中。是以，慧能宣称：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2)

(二)无念为宗

一般认为相对于神秀北宗之为“渐禅”，慧能为始所开展出来的南宗便是“顿禅”了。[34]然而，慧能却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话中表示慧能所教授的禅法，不仅有所禀承，而且不分“渐”、“顿”，原来都以“无念”、“无相”、“无住”作为修行实践的根本方法或方法原则。[35] 而从“无念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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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三无”修行方法观念的顺序，参照在《坛经》里，慧能就“无念”一项所做开示的内容要远较“无相”、“无住”为详细一事实，[36] 便可以推知：关于禅法实践方面，慧能最主要的教授，无疑便落在“无念为宗”这一修行方法论观点之上。

问题是：什么叫做“无念”?“无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无念”这种实践佛法实的功夫，又该如何且可能操作呢?慧能说：

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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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在此解释了什么叫做“无念”，以及“无念”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等问题。句中明白表示：“无念”不以意识活动停止，不思虑、无念头的状态为功夫，而是不取著内、外境界或现象的一种修行。

究实言之，“念”反映的是：“人”存有者作为一类有机生命体，只要是“活著的”，不论意识活动层域的深、浅如何，“意识”的存在，乃是构成名为“人”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当慧能说 “于念而不念”的“无念”，[37] 也就不会是就存在(to be)意义而说的“念头之空无”，或断绝意识功能及活动的意思;更何况，慧能自己就在该句中，明显否定了根据念虑皆灭的意义来认识“无念”意含的看法。

解释“无念”的“于念而不念”，不单用作描述“无念”该状态的语句，其中作为否定义出现的“不念”，其实更含蕴慧能教导学人在面对内、外境相时，要须不取、不舍而后能得解脱的方法意义。换言之，“不念”乃基于 “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38]的认识，为要解脱学人一向执取内、外境相的意识习性而提出的方法观点;设若参照 “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的说法，该句内含的方法意义，便会更加明确地显示出来了。

具有方法意义而作为顿教禅法下手功夫的“无念”，既然不以没有念头或意识不起用为其内涵，从而在相对积极的意义上可以说：“于念而不念”就在学人能够操持“正念”的定慧功夫中体现。不过，怎样的状态名为“正念”?学人又如何可能处于“正念”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须明白、观察烦恼“妄(邪)念”从何而来做起。慧能说：

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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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感觉或知觉官能触对内外境相，产生分别认识的作用。意识心的分别活动，本质是刹那生灭的，并不必然衍生烦恼，系缚身心。引起烦恼以致成为系缚，主要在于产生识别作用以后，由人对识别对象加以“自我意志”为主的取、舍等活动所造成。心识一有取、舍作用，基于意识“念念相续”的存在实况，学人若不能当下觉照心念“本性空寂”而证入“真如自性”，自然不免要身(心)处在烦恼系缚的实存生命状态里。[39]

源于对烦恼系缚所由来的清楚认识，慧能提出用以解脱烦恼系缚的“无念”功夫，遂落在本质地表现为取、舍活动的“自我意志”不再随境现起，而如果使用慧能的话来说，就在 “无念、无忆、无著……于一切法不取不舍”[40]的活动中体见;这也就是所谓的“正念”。

对超越“自我意志”取、舍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的“正念”状态，慧能另有更为生气活现的明确表述：

……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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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地。(《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下)(上编 12-4)

引文表显了慧能顿教的解脱观，是不起心厌离存在事物，但直从观照心念当体，悟见“真如自性”而呈显生命自由自在境界的一种型态。职是之故，相较于般若经典偏重以否定性语句衬显佛法真理──“实相”的方式，慧能则更多运用在心识活动或日常行事中，具体呈现“真如自性”本质样态的语句来勾勒该境界的生命风姿;[41] 而“无念”之为“于念而不念”，不外是从观念运作一面而对该样态所做的概括表述。

从“无念”以“于念而不念”为义而同时又以“悟般若三昧”为内涵，可以知道：“无念”实质上就是“般若”的另一观念表示。[42]因此，当慧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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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性;念念若行，是名真性。……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上)(上编 10-4～6)

以“念念若行，是名真性”，透显“般若”智慧是在念念证入“真如自性”的当下体现，所谓“一念修行”的“修行”，其实正是必须在“于念而不念”上见其功夫的。同时，引文也指出了“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的“无念行”即是“般若行”的实质内涵，是以学人要能保持“正念”，即是必须由“一念不住”处下手。

经由上述阐论可知：“无念”内含的意义，不但有功夫方法论观点的层面，通过“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念念若行，是名真性”的肯定，“无念”指向的更是所谓“见性成佛”的解脱自在境界，因而有了本体论或心性论一层次的义涵。[43]这所以慧能说：“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地。”乃将“无念”名词化地等同于“自性”或“自本心”的内在含义来理解及表说，强调“般若行”而以“无念”为学人实践顿教禅法的主要功夫下手处!

(三)无相为体

就“三无”修行而言，相对于“无念”为禅修功夫的主要下手处，“无相”、“无住”固然同是慧能为了指导学众实践禅法所提出的修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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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可认为乃是补充“无念”说的另外两种功夫观念。为要能更全面而准确地掌握慧能的`禅法要义，兹先就“无相为体”做一观念的解析，然后，再在下项中进而探论“无住为本”的蕴意。慧能说：

何名为无相?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2～3)

人既有意识活动，那么，无论感觉、知觉或思想的对象，莫不可谓都是属于(形或名)“相”的一类。在讨论“无念为宗”时已指出：“无念”并不意谓著意识或心念活动的断灭;同样地，这里所谓“于相而离相”的“无相”，也不指事物存在样态的空无或断灭，也不会是对一切事物都无所见的意思。因为，不仅从理论上说，“相”是通过意识活动，并作为“念”的内容而呈现的;“无念”不是“念的断灭”，论理地，“无相”也就不可能是“相的空无”;何况，慧能曾经批判、驳正以“不起心”为禅修功夫的一类看法，[44] 也明显表示了不以对事物存在无所知觉、反应为“无相”的立场。

“于相而离相”的“无相”，在于表示：学人若能不随意识对象或境相妄生执取的心念，也就会远离随意识分别后，由“自我意志”引致的烦恼系缚。在“离相”前加一“外”字，成为“外离一切相”，则透露出慧能对“无相”观念的阐发，相较于藉“无念”教导学人处对一切境界要能不取、不舍，而偏从功夫主体一面做说明的情况，乃更重由客观一面来表说学人不受实存境遇所牵动或染污的意思。因此，慧能谓：“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指出“外离一切相”，即可证显自心原来清净无垢的本性或本真状态。

“性体清净”的所谓“清净”，实以“无相”为本质内容，而不是在“有相”层次上、与“杂染”相对安立的一个观念。换言之，“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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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的是“真如自性”当体绝待的特质;由于“离相”而得解脱的觉者，是以“真如自性”为其自身存在及活动的真实状态，所以便假借“清净”一词来表示该境界不同于受烦恼系縳的、凡常的心识状态。[45]

同时，从“但能离相，性体清净”这类言说方式，其实更能够表显“自性”在顿教禅法中的意义，原本即是“依修所显”而作为表谓实存解脱境界的一个转语，并不在指涉一种形而上的，甚至是具创生宇宙意义的“实体”。[46]换言之，“自性”作为“本体”的意义，乃是相对于禅观修行活动而成立的;“本体”并不独立为一种“实体”。[47]

此外，进一步检视对初期禅宗产生较大影响，并以“无相”为主要修行方法论观点的大乘佛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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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楞伽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所说经》与《金刚经》等，[48]根据《坛经》明文引用的经典语句，[49]慧能“以无相为体”的说法，当最可能受自《金刚经》教法的观念启发。[50]

《金刚经》就一切事物“本性空寂”皆为如梦如幻的存在，而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角度教导佛教学人修行“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离一切诸相”而得解脱的“无住生心”法门。[51]这种教人不执著事物形相以证入 “诸法空性”[52]的意旨，与慧能“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的说法并无异义。而从慧能：

无者无何事?……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6)

的开说，即更可晓然：“无相”并不否定意识分别作用，但是在识别活动当中不攀缘事物，不受缚于事物形相或实存境遇的意思。就此而论，则慧能“以无相为体”的说法，便可视为《金刚经》：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53]的转语;“无相”即不外是“见诸相非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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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离二相诸尘劳”，本是慧能分别阐解“无念”的“无”跟“念”字含意时时所提出的说法。[54]“离二相诸尘劳”，也就是“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的意思。不过，这说法的意义更在其指出了：当“无念”功夫落实时，即为“无二相”[55]── 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

所谓“全神贯注”，不单指空心专注某一境界之意，而是面对事物存在与其活动都能如实观照、觉察了然的一种实存状态。如果用慧能话说，“全神贯注”，实即“定慧等”的功夫暨境界;亦为《坛经》另一观念：“一行三昧”或“一相三昧”，所要传达的精神。譬如慧能说：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上编 3-4)

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大正藏》册 48，页 361 上～中)

“一行三昧”在道信禅教中，本来是作为禅修方便而以“称名念佛”型态出现的实践法门。然而，慧能在这里并未开说类如道信所教持念佛名的禅修方便，而只是对 “一行三昧”做不“心行谄曲”，“但行直(真)[56]心”，而能“于一切法无有执著”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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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所说“直(真)心”，是与“谄曲”相对立名的观念。“谄曲”的伦理学意义是：心存为己谋利，却屈曲逢迎他人心愿的意思;其中即透露了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巧伪行径，亦即是真为己而假为人的一种心态;而“直(真)心”则反映了一种没有人我分别，“不生憎、爱”、“亦无取、舍”而“全神贯注”的实存状态。这种直就具体生活事行开示“一行三昧”实践，而不将“一行三昧”囿限于只作为“称名念佛”的禅修方便，便使得“于一切法无有执著”的“一行三昧”发生了伦理意义的价值;而“但行直心”之为“无二相”、“全神贯注”的实践功夫，遂也就含有了即事行得解脱── “即事而真”[57]的意旨。

事实上，藉由类如上述浅明易懂的事例，为“无二相诸尘劳”做具体说明的方式，乃是慧能顿教就世间德行开示禅法修行的一贯精神，[58] 同时也是自慧能以下的禅宗教法所以能够开展得更广大而深入于民间的原因之一。而且就在此类开示中，“无念为宗”更得以有了在具体生活事行中扩展、落实的观念表示，因此，在《坛经》里，慧能往往以“无相”一词标示其诸多教说法义的精神内涵;譬如： “无相戒”、[59] “无相颂”[6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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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住为本

从以如实观察、思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为修行功夫的原始佛教，到建基在智慧体证的超常经验上，或宣说“一切法空”般若观行，或阐明众生悉有“常住不变”如来藏心-佛性的大乘佛教时期，佛法无论如何适应时地因缘而方便开展，目的皆为解脱成佛，自无可疑议!问题是：成佛所以可能，与解脱方法的提出──就理论要求客观说明的立场而言，难道不必基于具有某种存在必然性的“实有(reality)”，或是可能经验的客观事实?换句话说就是，须先有某种经验或可能经验的事实存在，通过思维反省而后展现为一种教说思想的目的及其方法，才能具有不随个人意志转移的客观真理或真实性;然而，却正在这种意义分际，出现了越出纯就人存有者成立的心性论哲学型态，而涉入形上学本体论问题思维的佛教法义。

譬如，在般若教说系统下，“空”，不只仅仅作为“空观”方法时，具有认识论或功夫论的意义;直依整体存在界存在的根本理法：“缘起”，指出一切存有物“本性空寂”，皆为“无自性”的“依缘性”存在体之际，“空”，显然无可避免地已经涉入了形上学本体论意义的问题范围。[61]而类似的情况，也在慧能开示顿教禅法的言说脉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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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发现。

慧能开示顿教禅法，本以“如何解脱成佛”这一论题为中心;[62]而在“见性成佛”的解脱论旨趣下，对于涉及形上学，或甚至认识论的问题观念，慧能没有正面展开一种知识建构或说明意义的系统论述，诚为事实。不过，就在《坛经》的慧能禅教说法中，具有作为“解脱成佛”理论基础，而属于形上学或认识论意义层次的观念，宛然可见，却也是另一项事实。然则，在《坛经》何处可见这种作为教说之“预设”的观念呢?又，该观念究竟含蕴怎样的义理呢?以下是对此问题加以论究。

慧能说：“……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若就指导禅法修行的方法论地位而言，如前所说，“无念”是实践慧能顿教法义的功夫归宗处;而“无相”则标举出这种功夫活动本身，也就是一种般若无相精神的具体展现。同时，前述讨论也指出：“无念”，虽主要是功夫论或认识论的观念，却实已含有本体论的意义在内。至于“无相为体”一说法，但就“性体清净”是依人的意识活动或修行状态而成立的意义来说，如果说“无相”具有作为认识或修行方法原则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意含，也当无可议。然而，“无住为本”的“无住”观念，若与“三无”中的“无念”、“无相”相较，其性格内涵则似乎要更为突出并且丰富了。

试看慧能所说：

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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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是以无住为本。(《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下)(上编 4-2)

就上引慧能阐说“无住”观念义蕴的文句而言，可由两种角度分析与理解该说法的意旨：(1)“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如果是对人存有者存在性征或存有本质的一种描述，那么，该说法无疑已经涉入了形上学的本体论问题范围。更确切地说就是：慧能是在这里对什么是人存在的“本性”一问题，发表了以“念念不住”为人存在根本特性的本体论看法;由是，“无住”遂成为隐含本体论意义的一个观念。[63](2)不过，设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考察，不但该段文句原是慧能在劝教学人修行禅-佛道下的教法开示;并且，“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一段说法的完整意思应该是：“为什么说‘无住为本’呢?学人应该念念不住著于任何境相;如能‘念念不住’，才是人存有本质的真实体现。”所以，后文即接著说：“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是以无住为本。”基此之故，“无住”的观念性格，更当说是隶属于功夫论的;“无住为本”，即是作为一种修行方法论而提出的说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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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就慧能说法而做简要解析与阐释的两种论述，对于“无住”这一观念内涵的认识，诚然将会导致各持不同观解意见的结果。然而，上来两类看法之间的不同，并不见得就是绝对抵牾、矛盾而无法相容的观解之断裂。因为，就思想展示或理论建构的次序上，可以如此认为：在本体论层次上的“无住”，原为成立“念念不住”功夫方法的义理基础。这也就是说，由于“念念不住”的“无住”为人实存生命的存在性征或存有本质，因此才得以保有人于处对一切境相时，“念念不住”而修行的可能性，以及体证为一种智慧境界的真理(实)性。不然，“无住”作为解脱成佛的修行方法之一，设若离开了功夫主体──人──的存在本性作为其客观意义的保证，或难免流为只是一种心理或意识作用的虚构产物。

不过，问题却在此出现了：既然“念念不住”为人存在的本性或本真状态，那么，一般所谓佛法要须由功夫实践的意义，又落在什么地方显示呢?也就是说，“无住”若真为“人之本性”，佛教学人何以定须“修行”?相对于“解脱”，所谓“修行”，真毫无疑问地必要吗?

事实上，如本节第一项所说，“烦恼系缚”并不是直接由意识活动──“心念”产生，而是决定于住著事物境相或取、或舍的自我意志状态;设若学人能够“不取、不舍”，起心毫无一念住著，“烦恼系缚”当下解体，便不复存在。职是之故，如果论及“烦恼系缚”的存在结构与本质问题，则可以说：“烦恼系缚”原是依缘意识活动的自我意志趣向而存在的一种虚幻性存有物。这亦即是说，“烦恼系缚”作为一种存有物，并无真实常存的体性可言;“烦恼系缚”是“无自性”地存在著的存有物。于是“解脱成佛”乃成立在这种“烦恼系缚”可以转化或可以超脱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修行”遂得以就“离妄证真”的相对意义而成立，不仅必要而且当该。但不属于意识的内部构作，或投向身心之外祈求某种客观存有者的活动型态而已。

《坛经》中“以无住为本”的说法，原是慧能就人的意识心念活动提出的;而“念念不住”作为人的存在本性，并转为一种禅修方法时，由此要求实现解脱境界，则禅观功夫必然须从“修心”入手。因此，慧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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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65]要学众修行无须向外求生他方佛国。说： “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66] “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作自成佛道”;[67]明解脱不必一定要依外善知识，[68] 但在念念自觉不住境相的当下，便可以直证“真如自性”，成就佛果。[69]

慧能所教这种“于一切法上无住”的修行功夫，如若参照初期禅宗教法，不仅与达摩：“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的教说相应，同僧璨(西元?～6)教人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70]以及道信： “亦不念佛……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71]等禅修法门，无疑都是在一贯精神下的观念产物。不过，可以追问的是：“以无住为本”，“无住”作为一种修行方法论或是本体论观念而出现，如果放在佛教思想发展的传统脉络下，就观念出现的外在因缘寻溯其根源时，能否认为慧能所说，是有所禀承的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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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坛经》引用《维摩诘所说经》之文句解说或衬显某些观念意旨的情况来看，[73]《维摩诘所说经》对慧能的影响或启发，无疑将是肯定的。《维摩诘所说经》经中使用种种形象、场景和说法表显 “菩提无住处”[74]的大乘佛教思想，以及 “不尽有为，不住无为”、[75]在世度生的菩萨道实践精神，归根究柢，该经的中心观念之一，便是 “无住”。[76]

在《维摩诘所说经》中，文殊师利一段：“善、不善孰为本”的追问，经过维摩诘居士就心理层面答覆以“颠倒想为本”，而终于普遍无限定地宣称： “……无住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77]于是使《维摩诘所说经》即令有更多是功夫论观念的开说，[78] 却也透露了就 “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79]的立场而指出“无住”为万物存在本质时，亦即是说，由此赋予“无住”观念以本体论的意义内涵了。

问题是：单纯从“无住”所具有的本体论义涵这一角度切入，认为慧能“以无住为本”的说法，受自《维摩诘所说经》的影响或启发，[80]或是(事实上)可能而(理论上)合理的推测。不过，设若就慧能顿教禅法的主要意趣观察，“无住”更明显是作为修行方法而提出的功夫论观念;同时，参照前述：《金刚经》法义对于慧能的自修与教说都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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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的论证，重视“无住”的功夫论意义层面，则应当说：“以无住为本”受自《金刚经》的启发，无疑将比《维摩诘所说经》为更主要而亲切。

总结以上论述可知：顿教禅法虽然不是为了正面提出一种形上学观念或知识，但是，从慧能的教说中，就理论而言，却可以发现某种作为功夫方法论“预设”的本体论观点;而能明了那作为理论“预设”的观念意含，对于整全地理解顿教禅法的内容，与清晰地掌握慧能教说的思维言说脉络，无疑将是大有助益的。

不过，话虽如此，却并不意谓：当慧能谓“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时，“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会归“于一切法上无住”的“三无”修行方法，[81]必须先要在客观上对于人的存在本性，成立一种形上学本体论的观点后，才能建立或开说。事实上，若就 “即烦恼是菩提”[82]的实存生命活动，“烦恼系缚”与“解脱成佛”不过是学人自身功夫状态如何所呈显的两种实存境界，因此，“三无”修行在以智慧实践的解脱论为主题的顿教禅法里，并不待要对形上学本体论问题表达看法，才能建立。由禅 ─ 佛法“从证出教”[83]的角度说，与其认为一种教说对“本体”的肯定是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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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应该说当以“功夫”在解脱成佛这一价值理想要求实现的设定之前，更占有优先的地位。

因此，从佛法实践的角度说，如同般若教说系统的“空”原是形容般若行者自证境界的一个观念表示。然而，设若从哲学思维的立场出发，则通过观察宇宙人生缘起相依的存在事实，而以“缘起”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理法时，即将必然会推得万有皆为“无自性”或“依缘性”存在的结论;而就“无自性”而名为“空”，“空”便有了属于本体论层次的义涵。更进一步以“缘起──无自性──空”为观察、思维经验事象的认识原则而形成“空观”;“空”作为指导修行的一种方法观念，便无疑有了认识论或功夫论的意义。就《坛经》的“无住”观念而言，同样也反映类似般若所教“空”这种统合“本体”、“功夫”、“境界”与“认识”为一整体的性格内涵;而通过以“念念不住”功夫为优位的认识，便更能证显“自性”非指谓“实体”的前述看法，而可说不外即是以“无住”为其内容本质的一种名词化表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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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般若行中见自本性

慧能观察、反省“人”的存在性征，总结“人”为一种“念念不住”、“念念相续，无有断绝”的存有者;这种“人”的存有本质的发现，正为解脱成佛所以可能，与修行功夫之为必要，提供理解其成立意义的观念基础。因此，慧能不仅谓： “……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85]而终于“一念若住，念念即住”，为烦恼所系縳;并且，即此指点学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三无”修行方法，用以解脱由“妄念”所生的烦恼系缚。这 “即见性成佛道”[86]的禅教开示，固然主要以智慧实践的功夫原则身分出现，不过，“无念”等观念隐含的本体论意义，却同时打开了可以对涉及本体(心性)论与认识论，或境界论与功夫论间之关系的问题做进一步探讨的研究向度。

诚如所知：宗教──就佛教而言，即是佛法行者，对宇宙人生本体意义的认识，与自身修证经验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87]如前述透过“空观”修证，进而成立“诸法性空”思想的般若教说，即是一例。《坛经》中相关的观念表述，也同样呈显这样一种义理型态，或说思想性格;其具体的表现即在：慧能对“自(本)性”内涵及其意义的认识，原与“三无”等观念承载的般若观行，彼此间存在著相互规定的关系。在本节中，即以这关系结构之具体内容为论究与说明的主题，而尝试藉此确定地描摹出顿教禅法观念性格的一个整体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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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功夫见自本体

承第二节讨论所说：“自性”原是可用为表称事物性质的一个语词，并不必然含有价值的意味。[88]然而，当“自性见”习常地被指为一种“实体见”时，慧能使用“自性”一词，加以有诸如：“万法在自性”、“自性含万法”、“自性能生万法”等允许两可阐释的说法，则《坛经》的“自性”如果遭遇类似怀疑“如来藏说”即是一种“梵我论”的质难，并非不可理解![89]

然而，慧能所说“自性”，真为一种“实体性存在”吗?

虽然在第三节中已经说过：“自性”可以认为是“无住”乃至“无念”的一个名词化观念表示，意指的是智慧实践的般若作用或实存状态，并非某种“实体性”的存有者。至于“万法在自性”、“自性能生万法”等说法，也主要只在于指出“真如自性”不离一切境遇而存在或成就的意思。问题是：上来说法可否支撑得住“自性并非实体”这一肯定命题，是不免有疑的。为要解答“自性是实体?非实体?”的疑问，便须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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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的研究，《坛经》的“自性”内涵，除有承自《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部分外，同时也受有般若教说──主要是《金刚经》“性空”观念的启发。[90]如果将《坛经》： “自性能生万法”等说法，置诸《楞伽经》： “……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91]的观念背景下来理解，那么，“自性”被视为一种“实体”，即相当可以理解。问题是：先不论《楞伽经》所说，作为“善不善因”与“兴造一切趣生”的“如来之藏”，应否只是作为善恶或生死得以成立的基础，抑或该意义可以获致解释的依据之意，而并不指谓一种创生义的本源性存在。[92]其次，回到《坛经》本身，不仅诸如： “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93] “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94]等说法，事实上已经具有解构“自性”可能含有的“实体性”意义之作用;甚至，更重要的是，就慧能开示“见性成佛道”教说，而检视“自性”所由出现的观念表述脉络，即能发现“自性”并不在意指某种“实体”的理论意义背景中被提出的。譬如慧能说：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性;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上)(上编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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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诳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上)(上编 10-8)

“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念念若行”也就是“念念不住”的意思。引文显示慧能是就人能够“念念不住”、无形相的执著，故无妄念自缚，而名为“真性”;“真(如自)性”，无疑即是在“修般若行”这种功夫实践的意义脉络与背境下被提出的。此外，从开悟“般若法”，说到“无念、无忆、无著”“即自是真如性”，同样采取的也是就修行活动贞定或赋与“真如(自)性”实质意义内涵的观念表述方式。

至于“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于上节讨论中已经说过;那是对“修般若行”的禅-佛法行者，如何体现“真如自性”于日常生活事行中的具体指点。由此──“即见性成佛道”，而得解脱;禅修功夫作为“见(自本)性”的保证，“自性”因而便显然是须在实践功夫当中获致意义，与确定其存有地位的一种“意义性存在”;这亦即是说：无论就“成佛因性”，还是“佛果体性”理解的“自性”义涵，就哲学思维的角度看，更确切地说，都是属于以活动义为第一序的“主体性”观念，而非“实体性”范畴里的一个概念。[95]因为，“自性”是在学人要求解脱烦恼的智慧实践活动中，表谓学人实践的能力条件及其所成就智慧境界的一个用语;设使离开功夫(实践)主体──“人”的实存生命活动，以客观外在意义的“本体”来理解其内涵时，势将成为一种“实体性”而非“主体性”的观念;然而，这并非以“修心”实践为一贯精神之初期禅宗[96]──包括慧能禅教在内──的真正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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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悟“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的智慧观照境界，即能“见性成佛”：据此，则慧能对“见性”意义的领会，则可谓即是以“体现”实存生命的般若(或无念)智慧境界为其内涵，而不只是对众生悉有如来藏-佛性观点的“认识”或“信解”;换言之，这就是将功夫主体自证的智慧境界“本体”意义化[97] 而名其为“自性”，不是将“自性”推出人自身的实存活动以外，纯然视其为一种认识或仰信的客观对象。[98]

“自性”在“般若(无念)行”中证显或体现，而“般若行”或“无念行”则是对治烦恼或解脱系缚的修行功夫。因此，慧能说：

……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上)(上编 10-7)

指出学人若无主观对一切境相或取、或舍的自我意志活动，当下就能处在般若智慧运行的状态，不离人“念念不住”的存在本性。而由“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的说法可知，“自性”更应该是必须动态掌握其意谓的一个重要观念。

由此可知，慧能是在“般若行”为内容的“见性”活动中安立“自性”观念的;“自性”所以存在及其内含意义，必须依从禅 ─ 佛法行者的实践活动而证显、而展开，设若离开修行功夫，即无真实可名的“自性”存在。

(二)本性般若之智的客观先验义

上项论述在于确立慧能所说“自性”的真正意含，必须落实在禅 ─ 佛法行者的修证功夫与境界中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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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即可能被理解或诠释为指涉某种“实体性存在”的“存有(being)”。[99]同时，由慧能所以提出“自性”的上述进路，也可例证佛教对宇宙暨人生“本体”意义的认识，实与佛法行者的修证活动及经验内容密不可分这一说法的确实性。

慧能从行者的修证活动出发安立“自性”作为自身真实存在的“本体”意义，这样的“本体”亦即是一种“意义性存在”的“存有(being)”;同时，“见性”能得解脱成佛的真实性，最终遂也必须经由圣智“自觉之境界”证成，而非认知所及或情意投向的一种对象。然而，具如此义涵的“自性”，却不能说只意谓是禅 ─ 佛法行者个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因为，就“自性”内含的“成佛因性”一义而言，慧能不仅肯定：“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并且宣称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100]这种超越时、空，为“世人本有”的“般若之智”，就其为一种“先天的(priori)”或“先验的(transcendental)”存在，[101]便具有普遍客观的意义，而不能说为纯是个人意义的产物。

事实上，诚如所知：自原始佛教以下，瑜伽唯识学派与如来藏 ─ 佛性教说，并以“心(识)”为最高概念而对宇宙人生的流转还灭现象做了根源性说明;[102]这“心(识)”概念不论指涉的是“阿赖耶识”，或是“如来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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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经由一种“超越的分解”方式而成立的“先验心体”。[103]如果将慧能：“佛性即无南北”、“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的说法，置诸佛教传统的如来藏-佛性思想背境下类比理解，即更可明白：慧能也对人的生命性能做了一种“先天性”或“先验性”意义的肯定。问题是，慧能：“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的宣称，并未通过“超越分解”的方式，[104]而是直就“心”有要求解脱的“自觉”能力，以及“念念不住”的空寂“本性”而建立的。譬如慧能说：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大正藏》册 48，页 338 中)(上编 3-1)

这是从“心”可迷、可悟的存有本质出发，指出那具有客观“实有(reality)”意义的“自性”或“菩提般若之智”，或基于“心”对烦恼迷妄的觉察──“自悟”，或缘于“善知识示道”而引发自身趣求解脱的信愿后，加以呈显与证实。因此，慧能说：

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上编 11-2)

“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而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金刚经》教法所以能够发生如此的作用，实由佛法行者知道顺依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无相”修行的缘故;并且即由这种“自悟自修”或他教自修的“修心”因缘，慧能得以成立众生“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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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更不待将人的生命活动做一种“现象”与“本体”的超越区分后，才能有此先验意义的理念“设定(postulste)”。[105]

然而，“先验”原是为解释或说明经验活动事象而相对成立的观念;慧能固然肯定内在于人有名为“般若之智”的生命性能，但是，作为“先验心体”意义的“般若之智”，同样不即是一种(形上)实体义的“存有(being)”。因为，“般若之智”仍须是经由“修心”活动发明的“本性”或“本体”;设若没有“修心”活动的经验事实奠基，“般若之智”作为“本性”或“本体”因而相对成立的“先验”意义，即无由说起。据此可知，“般若之智”之为世人“本有”或“本性自有”的生命性能，仍然是一种“意义性存在”的“存有(being)”;而这亦即是属于心性论哲学型态下的“实有(reality)”意义。[106]

基此之故，慧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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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根之人，亦复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上编 11-4～5)

……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大正藏》册 48，页 340 中～下)(上编 11-7)

既肯定众生“见性成佛”的机会开放、平等;同时，另一方面又就“意识心”层次承认人的根机差异，因此进而强调“修心”功夫的重要。

五、结语

慧能宣称“识心见性”，即可解脱烦恼系缚;所说“心”义中，虚妄的“意识心”与真实的“本性心”，正须通过“自觉心”作为发动趣求解脱的这种具体生命力量，才能弥缝两者之间由于实存生命活动而造成的智慧罅隙。换言之，“自觉心”实为启发“转凡成圣”或“舍妄归真”的动力自身;亦即是禅-佛法行者在解脱成佛这一活动历程中，所以作为实践“主体”、成立其“主体性”意义的根本所在。

然而，在意指禅-佛法修行所证的“最高真理”或“终极真实”的“性”字义涵里，兼含指称佛之所以为佛的“体性”，以及表谓成佛之可能性的“因性”。不过，“成佛因性”义或“佛果体性”义，原是“真如自性”一体的两面说法;而所谓“一体”，不只是为了理论说明方便而成立的、静态的表里关系，更意谓著在动态的实践功夫中，两者实原即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活动整体。

篇8：《六祖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六祖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作一个概要性的阐述，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便利的了解《坛经》及慧能南宗的禅法特色;同时对《坛经》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也能有所了解。

禅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如果说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而记载六祖慧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则可说是禅宗的“宗经”。它是禅宗的基本理论阵地，特别是它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且《坛经》是中国僧人汗流充栋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为“经”的经典性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坛经》的特殊地位。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许多学术界新的观点，对《坛经》的相关问题以及其基本禅法思想、历史地位等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

一、围绕《坛经》的相关问题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为《六祖坛经》的略称，由于它记载了慧能的语录和事迹而成为禅宗神圣的“宗经”。《六祖坛经》曾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一阵激烈地争论和研究热潮。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坛经》是怎样形成的;《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版本变化如何;《坛经》与慧能思想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都是学术界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所在。以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1、《坛经》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肇始即是众人所熟知的 “灵山微笑”，佛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尊者，因此尊者即为印度禅宗的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传至第二十八代为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即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而为中土禅宗之初祖。达摩来中土传禅，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东山法门”，在此时中国禅宗得到真正的创立。

在五祖弘忍的门下出了两大高足即神秀与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弘扬禅法，时称为北宗。而慧能则主要在南方地区弘法，时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称。其后慧能南宗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以至于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说到禅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慧能之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论，被其门人记录下来，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由于慧能的弟子视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语,犹如佛语,慧能在法坛上说的法,因而被称为《六祖坛经》,简称《坛经》。要研究慧能的禅法思想，了解南宗禅《坛经》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据和必须研究的课题。

2、《坛经》的作者

关于《坛经》的作者，中国学者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曾经对《坛经》的作者提出质疑，他认为此经是由慧能的弟子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作。他这种观点立刻掀起将近三四十年来的激烈辩论,战火还从大陆漫延到台湾和日本。民国十五六年,胡适分别从伦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关禅宗的史料。两三年后(民国十九年)，胡适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荷泽大师神会传》;[1]另一篇是《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2]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会禅师!这个结论当然违背了传统的说法——《坛经》是慧能所说，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因此胡适这一观点引起了三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的大论战。很多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这一大胆的观点，如钱穆、杨鸿飞、印顺法师等，有关批判胡适这一观点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张漫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和《中国佛教文史论集》二书中。[3]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入矢义高、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他们对胡适这一观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坛经》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本人也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

3、有关《坛经》的版本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5]中国学者杨曾文教授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6]不过虽然现存《坛经》本子很多，但绝大部分都不过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传抄本，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日本学者田中良绍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7]杜继文等则说：“现已发现的《坛经》分属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可以四种类型为代表：一、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二、惠昕述本(简称“惠昕本”);三、契嵩改编本(已佚失，或即“德异本”);四、宗宝校编本(简称“宗宝本”)，这四种版本，总体思想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9]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如印顺法师、杨曾文教授等认为：在本世纪初所发现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坛经》流传于世，一般将之称为“坛经祖本”。根据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的一段话：

吾此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10]

根据这段话印顺法师作了精辟地说明，他说：“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11]不过这个《坛经祖本》或有的称为《坛经原本》，现已不存于世，无从查考，人们只是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本子。下面依据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说的五种版本《坛经》，一一加以简单的介绍。

(一)敦煌本：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是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这个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中(S5475)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册。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朗又参照日本兴盛寺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为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系的还有北京图书馆，有子79号(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胶卷编号为“北8042”)、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还有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不过只剩存首尾二页照片，原件已佚失，这个版本被称为“关东厅博物馆本”或“旅顺博物馆残本”。另外，同属于敦煌系的《坛经》还有一个“西夏文残卷”，发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此版本陆续被发现，共12个残页。

在以上诸敦煌系《坛经》本子当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号，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后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077号。此版本虽与敦煌本为同一个底本的异抄本，同属于敦煌系统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迹娟秀，是抄写极为工整，错讹较少的写本，且全本内容完整，更具研究价值。此写本现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推杨曾文教授整理编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此书的问世，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被认为“其意义重大”，因为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坛经》是天下孤本的结论”，“敦博本的发现在于，纠正前人对慧能思想的认识，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虑同种《坛经》流传的范围和流行时间，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唐宋之际此种《坛经》相当流行，是代表禅宗的正统思想。”[13]敦博本坛经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坛经》提供了好的、新的资料。

(二)惠昕本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称为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三)契嵩本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朗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存一卷十品的契嵩本可能已经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了。[15]此本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明藏本”或者“曹溪原本”。

(四)德异本

现存的《坛经》本子，还有一种被称为德异本，此本正文与契嵩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此本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此本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祐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被称为“延祐本”。

(五)宗宝本

《坛经》另外的一个本子就是宗宝本，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本子校雠而成的。《跋》中说，因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16]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17]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的再刊本，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有可能是契嵩本。[18]所以宗宝本与德异本实际上都属于契嵩本系统。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和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是“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19]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本《坛经》仍然是最为流行的本子，自明代以来，它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本。

以上各版本的《坛经》，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慧能与南宗思想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坛经》与慧能南宗

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学术界并不能完全一致，然而《坛经》之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虽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但仍基本代表着慧能的思想，这却是大家比较共同的看法。从现存各版本《坛经》的字数来看，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两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证明《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实。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把后来《坛经》增加或补充的东西都视为窜改或者伪造。任继愈先生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20]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晚出来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实。事实上从现存各本《坛经》的内容来看，现存的各种《坛经》本子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慧能自述生平;二是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三慧能平时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的问答，临终附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而第三部分，后出来的《坛经》本子在内容上虽然增加了不少，但考之禅宗史中有关慧能及其弟子的记载，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也还是可信的。所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仍基本上代表着慧能的思想，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不同的记载中，比较全面的把握慧能的思想，以及慧能思想在南宗发展中的影响，乃至慧能南宗门下的发展和演化。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各种《坛经》的本子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都有阅读和研究的必要。这正如杨曾文教授所说：“《坛经》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反映。研究禅宗思想和历史演变，各本《坛经》是重要资料。”[21]

二、《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

《坛经》是了解和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主要资料，它以凝练的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了慧能的禅法思想。本文即主要依据敦煌本和宗宝本坛经，对慧能基本禅法思想作一归纳概括。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2]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23]“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24]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25]“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26]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27]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28]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如在宗宝本坛经第二〈般若品〉全品便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坛经》中说：“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29]他又说：“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30]而所谓无念，慧能说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31]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32]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33]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34]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35]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36]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37]“众生各须自性自度”，[38]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机。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39]“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40]“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41]“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42]“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43]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

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44]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这一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六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45]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所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46]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47]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48]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

而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49]《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

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50]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

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51]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52]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对于坐禅慧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名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53]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54]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55]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宗宝本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56]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57]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58]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59]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三、《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六祖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记载其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特殊的地位，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作“经”的经典性著作。

所谓“经”，梵语修多罗，意译为契经，一般简称为“经”。印顺法师在他的《般若经讲记》中是这样解释“经”的，他说：“‘经’，梵语修多罗，译为线，线有贯摄零星散碎的功能。佛弟子将佛所说的法，依文义次第，结集成章成部，如线贯物一样。能历久不失，所以名为修多罗。中文的经字，本也是线，如织布有经线纬线。后人以古代有价值的典籍为经，渐渐附以可依可法的尊贵意思，所以佛典也译之为经了。”[60]一般来说佛法有五种人说：一、佛自口说;二、佛弟子说;三、仙人说;四、诸天说;五、化人说，但通常以经是佛说为通说。经的地位尊崇，表示其影响深广，是其它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作为思想的典范之确立与导向之意。那么，在汗牛充栋的禅宗典籍当中，记载慧能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就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述被奉为“经”的著作，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二)《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五家七宗尽出于《坛经》。

《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慧能圆寂后，慧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青原系、南岳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慧能南宗经南岳系和青原系更进一部发展演化出五家七宗，即由南岳系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由青原系分化出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宋代时由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和杨歧二派。此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又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都以《坛经》作为主要传法的依据则是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61]

《坛经》是禅宗各派传教和传授禅法的主要依据，是慧能所创的南宗传法的根本经典，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禅宗各派都以《坛经》作为指导思想，积极地将慧能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理论与禅行之原则具体贯彻到实际的宗教生活中，使得慧能所创的禅法在禅行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从而“当其他各宗大都凋零枯萎时，禅宗却五宗并起，形成争妍竞秀一时称盛的局面。”[62]最后，慧能南宗终于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在《坛经》当中，慧能高举顿悟成佛之说，似狂飙横扫，使中国佛学思想面貌一新。在慧能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因循的是印度佛教所提倡的循序渐进的修行方式，如传统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主张依戒而定，依定而慧。而慧能提倡定慧不二，即定即慧，甚至主张即心即佛，心佛不二，顿悟成佛。他的顿悟强调顿悟顿修、不假阶渐、瞬间完成、彻底的觉悟。慧能这种别具特色的顿悟论，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顿悟论是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在修行上，慧能的顿悟论则给人们修行成佛指出了一条简捷成佛的道路，大大缩短了佛与众生、世间与出世间、在家与出家之间的距离，以便于向社会各阶层传法，扩大南宗禅的传播范围，而且影响所及，使整个文化领域无不因其溶铸而生机蓬勃。所以《坛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正如张漫涛在《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中所说：“《坛经》不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本质的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63]这充满赞誉的话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坛经》所包蕴的思想文化“含金量”。

其次，《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坛经》中慧能最具代表性的禅法理论就是“心性论”，慧能非常关注本体之心，认为此心本来清静，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他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64]众生应从此心上去求得解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65]正是慧能这种心性论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中介环节，它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慧能之前的儒家那里，他们思维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主体自身，他们对主体之“心”，没有认真地进行多少探讨，而是关注主体以外的社会客体，或一味治经解经、修辞修文，或偏究宇宙本体，他们对主体自身的心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致思方向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客体逐渐转向了主体的心性、性命等。

导致儒家致思方向与理论旨趣发生改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受到《坛经》中慧能心性论的影响，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推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明(1478——1528)。据明的朋友与学生黄绾记载，明经常让其弟子读《坛经》，领会其中的思想：“又今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66]把慧能《坛经》的思想当成“合于良知之至极”，可见明受《坛经》影响有多深。

明不仅吸取了慧能《坛经》的心性说的基本思想，而且他更高度突出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在明哲学整个理论结构上，他的“致良知”学说完全是以慧能《坛经》的理论结构为模型，这表现在：慧能认为佛性人人皆有，明也主张“良知人人皆有”;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明也主张彻悟良知即成圣，自昧良知即是凡夫。慧能认为佛性虽然众生人人本具，但能一念彻悟的人乃是上根利智者，而大多数人需寻求善知识示导见性，明也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而下根之人则必须“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才能明尽本体。[67]因此可以说明是用《坛经》慧能的理论框架构筑起他的“致良知”学说的。正因为如此，明的心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禅“阳明于禅学卷舒运用熟矣，朱子谓陆子静欲成一部禅，愚谓阳明也一部禅矣。”[68]刘宗周说：“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69]明吸收慧能《坛经》的心性论所构建的良知理论，标志着中国哲学上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他的心学使中国哲学走向丰富、深刻和圆熟，而《坛经》中慧能的心性论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由此可见慧能《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乃至《坛经》在中国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坛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坛经》中所体现出慧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了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如《永嘉证道歌》中，玄觉诗云：“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朱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70]王维《别终南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空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也忘言。”这些诗篇，皆以寥寥数语，给人留下了山水自然之景，幽深玄寂之境，并表达了一种色空双离，人我两忘和无执无著，任运自在的洒脱禅意，其空灵、超脱、恬淡的意蕴令人玩味不尽。

在《坛经》慧能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文学上还出现了“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一类把参禅与作诗相比拟，以禅理来说明诗歌的创作、欣赏和评论的现象。如韩驹就提出学诗浑似参禅的观点，他说：“学诗当初如参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71]王瞻民也说：“学诗真是学参禅”。[72]宋代诗论家严羽更明确地指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73]到了清代的王渔洋又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妙悟说”而提出“神韵说”，认为“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74]由此把以禅喻诗、诗禅一致论推向了极致。

《坛经》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的禅趣风格和超然的意境，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笔简形具，气韵为主的山水画派的兴起。如诗画家王维，他的破墨山水画的画法和画风就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开创的，由此，他被称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到了宋代，画家们为了追求慧能南宗禅的空灵之境，在画画时其手法就是用虚而不用实，在绘画中更注重布白的运用，而不强调背景的渲染，由此使得画面显得空灵洁净，从而营造出超然于象外的艺术效果。除了山水画之外，中国的人物画也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别具风格。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影响与地位。

《坛经》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禅的理趣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慧能南宗禅重体悟心证的影响下，许多书法家以禅入书，把书法看作是禅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形成了独特的以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法理论。宋代朱长文在《继书断》中曾说：“书之至者，妙与参道，技艺云乎哉!”[75]这就把书法之道与参悟联系了起来。宋代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书法之道在于体现心灵的超然物外和自然放逸，不应为外物所拘。由此许多书法家都十分强调在写字时达到忘我的境界，心地清静，无欲无求，以佛教禅宗的理趣来要求书法创作，并寓禅理于书法之中。宋代著名的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充满了禅的底蕴，表达着心灵的感悟，这些都是慧能南宗禅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

总的来说，慧能之《坛经》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以他浓郁的芬芳熏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等都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坛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史、文化、思想史上也都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坛经》不仅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其影响还远及海外，对世界文化、思想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今的世界，无论是越南、泰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还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慧能的《坛经》仍然深受当地宗教、哲学、思想家的青睐，是仅次于《心经》而被翻译成外语次数较多的经典。目前《坛经》的英译本有十二种近二十本，除此之外，还将《坛经》翻译成日、韩、法、西班牙文乃至德文等，蓝卡斯特教授在他的《英译六祖坛经版本的历史研究》一文中说：“《坛经》是西方世界最熟知的佛教经典之一。”[76]由此可见《坛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之大。现在，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坛经》仍然是学者、专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他们纷纷围绕《坛经》展开了细致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附录中将详细罗列中外学者对《坛经》的研究成果。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也都说明了《坛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总之，《坛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宝贵财富，而且还在二十世纪给西方分化以极大的影响，人们纷纷围绕《坛经》作种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坛经》中挖掘养料，来滋润自己本国的宗教、文化、思想。《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思想史、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地影响。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围绕慧能《坛经》的种种问题、《坛经》中慧能的禅法思想以及《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等都作了概要性的论述说明。《坛经》以简练的文字对慧能的禅法思想作了比较真实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和必须的课题。《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不仅在中国佛教思、思想史、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的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慧能之《坛经》就象一盏明亮的灯，将他的智慧和光芒撒遍寰宇，遍照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求道者倾向的潮流”[77]，这盏明灯将永远闪耀不息，照亮着芸芸众生。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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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1969年版。

[2] 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卷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10月版。

[3] 二书均见于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4] 见石井修道：《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介绍》一书，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70年11月版，第80页。

[5] 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

[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5月版，第297页。

[7] 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大修馆书店昭和53年3月版，第250页。

[8]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8至179页。

[9]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0月版，第11页。

[10]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大正藏》卷51，第438页上。

[11]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9月版，第247页。

[12]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9页。

[13] 见《中国哲学年鉴·199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15页。

[14] 胡适：《<坛经>考之二》，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7页。

[15] 见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5月版，第293页。

[16] 元·宗宝：《跋》，《大正藏》卷48，第364页下。

[17]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月版，第275至276页。

[18]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年5月版，第296页。

[19] 见郭朋：《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中华书局1910月版，第157页。

[20]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文史·遗书编》下册。

[2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06页。

[2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页。

[2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4页。

[24]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7页下。

[2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0页中。

[2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

[2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9页上。

[28] 《曹溪大师别传》引见《续藏经》第148册，第485页。

[2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至中页。

[32]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31页上至中。

[33]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三》，《大正藏》卷14，第538页中。

[3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页。

[3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附嘱品第十》，《大正藏》卷48，第361页上至中。

[3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下。

[3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页。

[3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4页上。

[3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4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6页。

[4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4页。

[4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9页。

[43]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50页中。

[4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49页上。

[49]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5月版，第160页。

[50] 同上，第161页。

[5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3页下。

[52]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7页。

[5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上。

[5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59]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大正藏》卷48，第355页下。

[60] 印顺：《般若经讲记》，台湾正闻出版社10月版，第165页。

[61] 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大正藏》卷48，第345页下。

[62] 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63] 张漫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6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6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66] 明·黄绾：《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1页。

[67] 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38至39页。

[68] 明·陈建：《学部通辨》，见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月版。

[69] 明·刘宗周撰：《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九，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6月版。

[70] 唐·玄觉撰：《永嘉证道歌》一卷，《大正藏》卷48，第396页上。

[71] 韩驹诗见《陵阳集》，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768页。

[72] 南宋·王庭圭：《泸溪集》卷六《赠曦上人》，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

[73]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810页。

[74] 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载清王士祯撰《带经堂诗话》卷三《香祖笔记》，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版，第131页。

[75] 宋·朱长文：《续书断》载四库艺术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76] 见《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编年版第3期，第314页。

[77] 荻顺纯道：《禅宗史入门》，日本东京平等寺书店1980年6月版，第124页。

篇9：敦煌本《坛经》首章校释疏义

敦煌本《坛经》首章校释疏义

敦煌本《坛经》被发现后,引起学术界、佛教界持久的兴趣,诸种录校本不断涌现。据我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共发表录校本近三十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诸录校本都还不能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就是一个新的努力。

《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将《坛经》分成若干章进行整理。整理由正文、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注释、分段标点复议、疏义、原始资料等六部分组成。说明如下:

一、‘正文\\’乃此次录校勘正的《坛经》正文,并重新分段、标点。

为方便起见,本文对《坛经》正文之每章、每节、每句均予以编号(以下称为‘章节号\\’)。章节号以‘§\\’领起,依次分为三段:章序号、节序号与句序号,用小数点隔开。章节号放在‘[]’中,标注在每句经文之后。

二、‘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包括校记与复议)

校记为笔者此次录校时所作。录校时以敦博本为底本,以斯本、旅博本、北本、北残片、西夏本为校本。因旅博本、北本、北残片、西夏本均为残本,故仅参校现有文字,并在起讫时出注说明。叙列校记时,首先以章节号领起《坛经》正文,然后逐句出校记。如某句无出校文字,亦罗列该句,然后下注‘无\\’。校记的写法,参见《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所载《录文校勘体例》。

复议为对国内六家有代表性的敦煌本《坛经》录校本录校的考察。之所以选择此六家,是因为近年来敦煌本《坛经》的研究热潮已经由国外转入国内,主要新成果均在国内,而上述六家代表了十余年来我国在敦煌本《坛经》录校方面的最高水平。复议意见随文记入校记。所用六家录校本,按照其出版的先后出版次序,罗列如下:

郭本,指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郭本当时没有条件参校敦博本、旅博本。故涉敦博本、旅博本时对郭本不予复议。又,郭朋尚有《〈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6月)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等两种《坛经》整理本问世。但因巴蜀书社本《坛经导读》为郭朋先生的最新成果,故本书之复议,一般均依《坛经导读》为准。特别是遇到三本意见不一致时,完全依据后出之《坛经导读》,而一般对前两种整理本的不同意见不予说明。但遇到前两种整理本涉及,而《坛经导读》没有涉及,且复议又必须予以讨论的问题时,则适当采用前两种整理本的观点,此时随文注明出处。

周本,指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邓荣本,指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2月。此外,邓文宽先生另有《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湾如闻出版社,1997年2月。以下简称‘邓本\\’)问世。同样,为了尊重两位先生的最新成果,本书复议时一般以后出版的邓荣本为准。但遇到邓荣本未予涉及而邓本予以论述的问题,以及邓本优于邓荣本的问题,则对邓本予以复议。

李本,指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本文仅对其录校部分进行复议,故称‘李本\\’。

杨本,指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杨曾文此书为修订本,初版时书名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本书复议亦从上例,以新版为依据。

潘本,指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6月。潘重规此书初版于1995年7月,名《敦煌坛经新书》,亦由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发行。其后增补‘附册\\’,更名为《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再版发行。复议以再版本为依据。

应该说明的是,学术有先后继承,后来者应该超越前人,也超越先前的自我。在此将上述六种录校本按照出版时间依次排列并复议,就是为了尊重学术发展的历史。对待学者个人,如果成果有先后之别,自然也应该采用后发表者,以示尊重。如杨本1993年初版,2001年修订再版,在此主要依据再版本。但我发现潘本2001年的新版本与1995年的老版本完全一样,未作修订。但也未作诸如‘本书应该修订,但因故未能进行’之类的声明。这或者是因为作者观点未变,无须修订的缘故吧。本文斟酌再三,决定按照既定体例,对潘本,亦以2001年新本为据,并按照出版时序,排列在六本之最后。

三、‘注释\\’部分对《坛经》经文中的若干词语进行注释。

四、‘分段标点复议\\’部分主要对诸家录校本的分段、标点中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至于可分可不分、可断可不断、或可句可逗之处,均不予讨论。

五、‘疏义\\’部分对《坛经》经文进行疏义。

六、‘原始资料\\’相当于附录,照录诸种敦煌本《坛经》的原文。可与诸敦煌本《坛经》的照片相参看。

录文中,每行行首的数字为该行的行号。行末的‘//’号表示该行文字结束;‘/ ’号表示该行文字尚未结束,但本章文字已经结束。下一章将接续录文。

所用诸本如下:

敦博本,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77号,从照片看,应为缝缋装,首尾完整。

斯本,指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5475号,从照片看,应为缝缋装,首尾完整。

旅博本,指原藏于旅顺博物馆敦煌本《坛经》,从照片看,亦应为缝缋装。现下落不明,仅存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三个半叶照片。其首部半叶照片为《坛经》,尾部两个半叶照片为其他文献。

北本,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敦04548背.1号(旧编:岗48号,缩微胶卷号:8024),卷轴装,首残尾存。

北残片,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敦08958号,卷轴装,残片,仅5行。

西夏本,指西夏文《坛经》残片。二十世纪代以来续有发现,现共12个残片。综合研究有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参用此文。

§00 标题

一、正文 [§00.01.～§00.05.]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00.01.]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00.02.]一卷[§00.03.]兼授

无相戒[§00.04.]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00.05]

二、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

§00.01.南 (1)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 (2)若波罗蜜经

(1)‘南\\’,底本、斯本、旅博本自此起。

(2)‘般\\’,底本作‘波\\’,据斯本、旅博本改。

周本、邓本、杨本、潘本校改作‘般\\’。邓荣本以‘般\\’为正而未改。李本径改作‘般\\’而未出校记。

‘波\\’、‘般\\’因字音相同而误,应校改。

§00.02. 六祖惠能 (1)大师于 (2)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1)‘惠能\\’,底本、斯本、旅博本同。

郭本出校称‘惠\\’通‘慧\\’,录文中作‘惠能\\’,但自己行文时作‘慧能\\’;周本、杨本校改为‘慧能\\’;邓荣本认为‘惠\\’、‘慧\\’互通,虽出校但录为‘惠能\\’;邓本校改为‘惠能\\’;李本、潘本照录为‘惠能\\’,不出校。

笔者以为,诸敦煌本通篇均作‘惠能\\’;且早期诸着作,大抵均称‘惠能\\’。后因‘慧\\’、‘惠\\’可通,方才逐渐改成‘慧能\\’。故敦煌本录校本应保留‘惠能\\’原名,不作校改。

杨本校记谓:‘题目及正文中的“慧能”皆写作“惠能”;“智慧”写作“智惠”等。今一律改为“慧能”、“智慧”、“定慧”。’故以下凡遇杨本改\\‘惠’为\\‘慧’者,如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出注。

(2)‘于\\’,郭本、李本因是简体字本,故改作‘于\\’。以后凡由于简繁体原因,造成郭本、李本文字与敦煌本有异者,均不出注。

§00.03.一卷

无。

§00.04.兼授 (1)无相戒

(1)‘授\\’,底本、斯本、旅博本均作‘受\\’,理校作‘授\\’。

郭本、李本、杨本照录作‘受\\’;邓荣本谓‘受\\’同‘授\\’,但未校改原文;邓本、潘本校改为‘授\\’;周本的意见参见本句校记[2]。

笔者认为,虽然敦煌本《坛经》的抄写者‘授\\’、‘受\\’不分,但‘授\\’、‘受\\’两者字义有别。如为‘授\\’,则表示惠能向参与法会的全体信徒传授无相戒;如为‘受\\’,则表示作者法海是一个曾从惠能接受无相戒的僧人。前者是普授,后者是特受。且这里直接涉及对《坛经》性质的认识,涉及到标题的写法,不可不辨。细案《坛经》原文,此处应为惠能向与会信徒普授无相戒,故理校为‘授\\’。

(2)‘无相戒\\’,底本、斯本、旅博本同。

郭本、邓荣本、李本、杨本、潘本均录作‘无相戒\\’,对留空失校。

周本主张‘受无相戒\\’中‘相\\’与‘戒\\’之间的留空表示省去重复之字。并将‘受无相戒\\’补校作‘授无相戒受无相戒\\’。

笔者认为,诸录校本无视留空,失校有误。周本用省略重复字来解释这里的留空,无法成立。详见本章‘分段标点复议\\’的有关部分。

§00.05.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无。

三、注 释

南宗——指禅宗惠能系。惠能系起先主要流传于南方。唐开元二十年(732),惠能弟子神会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上,极力批评流传于北方的禅宗神秀系‘师承是旁,法门是渐’,为惠能系争正统。禅宗内部从此产生宗派之诤,出现‘南宗\\’这一名称。后人追溯当时禅宗北宗、南宗分流的情况,亦有‘南能北秀\\’的说法。南宗至后世极盛,被视为禅宗正统。

顿教——神会称惠能系禅法的基本特征为‘顿悟\\’,指斥神秀系北宗主张‘渐悟\\’。‘顿教\\’,即‘顿悟之教\\’。敦煌本《坛经》之所以在标题上揭示‘顿教\\’字样,是为了高扬本宗的理论标志。

最上大乘——‘大乘\\’是印度佛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与小乘相对,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应以六度普度众生,以求佛道。中国佛教主要流传大乘,故往往推崇大乘,贬斥小乘。大乘内部又有诸多派别与思想。‘最上\\’为禅宗南宗僧人对本宗的美称,意为禅宗南宗是最高级、最上等的大乘。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为梵文‘m(6)ha’的音译,意谓‘大\\’,是美称。‘般若波罗蜜\\’,为梵文‘prj七(6)-p(6)ramit(6)’音译,意谓‘智度\\’,为大乘佛教六度之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原为印度佛教宣说般若思想的重要经典,汉文有鸠摩罗什译本。印度佛教般若思想主张由智慧而达佛道,亦即所谓‘般若是诸佛之母\\’,在中国影响甚大。但此处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并非指称鸠摩罗什译本,而是借用‘般若是诸佛之母\\’的含义,宣扬惠能的这部《坛经》就是一部可以由般若之智而抵达佛道的经典。

郭本认为:般若思想属于空宗,惠能思想属于有宗。‘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插进《坛经》的标题里,实在是不伦不类的。……《般若》之与《坛经》,是空、有异趣、迥不相同的’【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8页。】。其实,惠能佛性论的根基仍是般若思想,惠能听《金刚经》而有悟,一生深受《金刚经》影响就是明证。且如前所述,此处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主要意义是指‘以般若智慧成佛之经\\’,并非指论述般若思想的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其他般若系的某一部经典。郭本认为标题中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指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而做出上述指责。该观点尚可斟酌。

六祖——此处指惠能。禅宗南宗主张惠能是继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递传的东土禅宗第六代正统祖师。禅宗的不同派别对何人为六祖说法不一。

惠能——唐代僧人,本经的说法者,我国禅宗南宗的创始人,禅宗第六祖。也有人主张他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俗姓卢,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死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唐宪宗(806～820)时谥号‘大鉴禅师\\’。惠能的遗体由其弟子方辩裹纻涂漆,保存至今。现存于广东曲江县南华寺(即古代的宝林寺)。

大师——对佛教僧人的尊称。

韶州——唐代州名,时治所在今广东韶州。

郭朋《坛经校释》称:‘韶州,今广东曲江县。大梵寺,在韶州城内。’【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2页。】邓本亦称:‘韶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广东省曲江县。’\\‘大梵寺,唐时位于韶州城内。’【邓文宽:《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湾如闻出版社,1997年,1页、2页。】类似的说法又可见李申《六祖坛经》【参李申:《六祖坛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31页。】等。

按照上述说法,唐代的大梵寺在唐代的韶州城内,而唐代的韶州城相当于现今的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也就是说,大梵寺应该在现今的曲江县(马坝)。但实际上大梵寺在今韶州(韶关)城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请教了南华寺的云峰法师。根据云峰法师见告,曲江县治,原在韶关,后迁马坝。故在曲江县治迁移马坝以前,说‘韶州,今广东曲江县。大梵寺,在韶州城内’是对的;而在曲江县治迁移马坝以后的今天,再那样说就是错误的。

大梵寺——在今广东韶州城内。因惠能的谥号为‘大鉴禅师\\’,故该寺现名‘大鉴寺\\’。

丁福保《佛教大辞典》引《广东通志》卷二二九谓:‘韶州府曲江县报恩光孝寺,在河西。唐开元二年,僧宗锡建,名开元寺,又更名大梵寺,刺史韦宙请六祖说《坛经》处。宋崇宁三年,诏诸州建崇宁寺,致和中改天宁寺。绍兴三年,专奉徽宗香火,赐额曰报恩光孝寺。’据此,该寺乃唐开元二年(714)由僧宗锡所建,初名开元寺,其后改称大梵寺。何时改称大梵寺,详情不清。这一说法为郭本等录校本所从。

但笔者颇为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首先,惠能早在先天二年(713)已经逝世,但按照上述说法,惠能在大梵寺说法的时间应该在开元二年(714)以后,两者相互矛盾。其次,唐开元初年,诸州均据朝廷敕令修建官寺开元寺。但既是依照敕令修建的官寺,就不应该由僧人个人出面建造。由于唐代敕建之官寺,往往有以现成寺院换额改称者。所以我认为,如果该寺确由宗锡修建的话,则很可能是先由宗锡修建大梵寺,开元二年(714),当地官员将大梵寺换额,改称开元寺。据前述《广东通志》记载,该寺直到宋代还保持着官寺身份,由此反映该寺在当地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这或许是该寺保留至今,且当地耆老至今能明其由来的原因。

施法——佛教认为僧人说法乃是向听法者布施佛法,故称。

坛——原为土筑的台子,用以进行某些仪式或宗教活动。后用来对译梵文‘曼荼罗\\’,指修持佛法时所造的供养佛像、菩萨像、供养具等的台子,其构筑有一定的规范与仪轨。此处指为尊重惠能教法,供他说法用的台子。

经——梵文‘sūtra’的意译。佛教传统,凡佛金口所说,方可称之为‘经\\’。非佛所说而妄称‘经\\’者,概为伪经。《坛经》所以被称为‘经\\’,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惠能已经是一个**。《坛经》记载当时信徒的称赞:‘岭南有福,生佛在此。’\\‘生佛’指惠能。

兼授——《坛经》的主体纪录了惠能在大梵寺主持的某次法会。这次法会的主要内容,如正文§01.01.01.所述,是‘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亦即包括‘说法\\’、‘授戒\\’两项。所以,《坛经》标题上的‘兼授\\’,表示本文献所纪录的,除了惠能所说之法外,还兼有惠能为听法者所授的无相戒。当一个文献中兼有其他内容时,敦煌遗书往往用细字于标题、卷次下注出。

无相戒——惠能创立的禅宗戒法。

惠能认为诸法性空,佛性本净。无相戒即以该清净佛性作为戒体。由于佛性无相,实相为空;诸法既空,罪性亦空。所以持戒者心无系缚,远离执着,等视诸戒,犹如虚空。站在上述立场上,惠能对佛教戒律的基本态度即如《坛经》所谓‘心平何须持戒\\’。因此在实际持戒中,并不像其他戒法那样需要有日常的仪轨与行相,故曰‘无相戒\\’。根据《坛经》,授无相戒包括归依自性三身佛、发四弘愿誓、无相忏悔、三性三归依戒等内容。

‘无相\\’与‘戒\\’之间留空,应该是为了象征该戒‘无相\\’之特点。

法海——唐代僧人,曲江人,生卒年不详。根据《坛经》,法海是惠能十大弟子之首,他集录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及平时说法而成《坛经》。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坛经》。

四、分段标点复议

敦煌本《坛经》首章包括标题、卷数、‘兼授无相戒\\’、集记者等内容。这里主要讨论首章的书写格式,并由此探讨一些相关问题。

敦煌本《坛经》的首章是否有特定的书写格式?这是问题的前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仔细审核与比较敦博本、斯本、旅博本等三本的照片。所以要使用照片,是因为录文,包括本文的录文,受到条件的限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完全保留原件的格式。

上述三个敦煌写本中,敦博本的首章占两行: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00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顶天立地抄写,上部界栏并画有一莲花花苞状装饰。自‘州\\’字换第二行,换行处文字意群割裂。这说明抄写者在抄写首章时完全没有考虑分行的问题。所以出现换行,是由于第一行抄不下那么多文字。

但敦博本首章也有自己的书写格式,它表现在:一、‘无相\\’与‘戒\\’之间有留空,约3～4个字。二、仔细审察可以发现,‘戒弘法\\’三字,特别是‘戒\\’字,比其余诸字略小。后来越写越大,乃至‘法\\’字与‘弟\\’字大小差不多。

斯本的首章占三行,形态如下: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003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上端顶天,下端基本到行末,还留有约半字的空间;换行后第二行上端比第一行低一字。这说明抄写者是有意分行,不是因为第一行抄不下而不得不换行。换行处前后文字意群独立,标题被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也证明这是特意分行,不是被动换行。

第二行下端与第一行下端基本齐平,有约半字的空间;第三行上端低一字,与第二行齐平。在敦煌遗书中,这种抄写方式,意味着第三行与第二行本来应该是同一行,因为第二行已经到行末,下余的文字抄不下,只好换行,所以换行后的文字与第二行齐头。也就是说,‘兼受无相\\’四字应上联。此外,‘无相\\’与‘戒\\’字之间也有留空,约2～3个字。‘兼受无相\\’四字为细字。

根据上面的讨论,已完全可以证明敦煌本《坛经》的首章应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但这种格式到底怎样,还不是很清楚。但在旅博本中,敦煌本《坛经》首章的书写格式表现得最为清晰。

旅博本首章占三行: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

003□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上端顶天,下端在距离行末还有较大空间时,便特意分行。第二行上端不但比第一行低两字,并特意采用了一个在敦煌遗书中表示界隔的界隔符——‘\\‘’【\\‘‘\\’符,一般记于所标注字的右上方。本文限于条件,只能将它置于录文的上方。】。第一行所抄文字内容与斯本相同,意群完整。这说明在抄写者看来,自‘六祖\\’起必须换行。

第二行下端尚有1～2个字的余空,第三行上端比第二行又低2～3字,并且也加上界隔符‘\\‘’。这里是否表示\\‘无相’与\\‘戒’之间也一定要分行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从斯本看,‘无相\\’与‘戒\\’之间显然不应该分行。那么,这里的界隔符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是提示在‘无相\\’与‘戒\\’之间必须留空。

仔细考察旅博本照片,第二行末尾‘无相\\’两字的下面,虽然还有余空,但距离下边框线只有1～2个字的余地。而‘无相\\’与‘戒\\’之间至少需要空2～3个字,第二行末尾所留的余空显然不够。即使将第二行末尾的空白勉强当作留空,则‘戒\\’字也必须分行另起,且要与第二行齐头。这样,如果读者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忽略第二行下面的留空。为了强调留空的必要,提示读者注意,抄写者特意弃第二行下面的余空不顾,‘戒\\’字另起行后再留2～3字之空,并特意在‘戒\\’字上标注界隔符。也就是说,旅博本证明,‘无相\\’与‘戒\\’之间,必须留空。

按照古代典籍乃至敦煌遗书的一般写法,作者与文献的标题可以分行书写,也可以合写成一行。没有一定的规范。如果不分行,则标题与作者之间一般应该留空。如伯3723号为《记室备要》,标题、作者作:

记室备要一部并序计二百八十七首乡贡进士郁知言撰

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与标题不分行,且与标题连写,不留空。但仔细观察旅博本可知,‘兼受无相 戒’五字略小,‘戒\\’字位置略偏右,反映出它与下文的‘弘法\\’云云不是一个意群。也就是说,旅博本实际用细字及‘戒\\’字的位置表示了《坛经》标题与集记者的区别。

综上所述,敦煌本《坛经》的首章的书写格式如下:

一、分行:标题本身应分作两行,自‘六祖\\’以下另起,并低一格。‘兼受无相戒\\’应上挂,与标题为一个整体。

虽然现存诸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均与标题连写,但从旅博本可知,集记者本身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意群。

二、留空:‘无相\\’与‘戒\\’之间要留空,作‘无相戒\\’。约空2～3个字左右。

三、细字:从斯本‘兼受无相\\’四字为细字,敦博本‘戒弘法\\’字为细字,旅博本‘兼受无相戒\\’五字均为细字分析,应以旅博本的写法为正确,‘兼受无相戒\\’为细字。

‘弘法\\’两字是否也为细字,需要研究。我的看法,‘弘法\\’两字不是细字,这有斯本、旅博本为证。敦博本将‘弘法\\’写为细字,恐怕是受直前‘戒\\’字的影响所致。所以‘戒弘法\\’三字,越写越大。

下面考察诸录校本如何处理《坛经》的首章。

一、郭本

由于郭本当时无条件参校敦博本、旅博本,故只根据斯本录文。郭本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郭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

第一、斯本标题分两行,郭本将标题合为一行(一个意群)。由于标题冗长,一行抄写不下,只好换行,成为二行。

第二、郭本将‘兼受无相戒\\’五字下联,与集记者成为一个整体,并单独分行。

(二)留空与细字:郭本忽略了留空与细字,未予反映。

应该说,郭本对首章的书写格式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

二、周本

周本把《坛经》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

[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周本把首章分为三行。标题为两行,自‘六祖\\’起分行,并低一格书写。集记者为一行。

(二)留空:周本认为留空乃是省略之意,故将原文的‘兼受无相戒\\’补校成‘兼受(授)无相戒受无相戒’,并进而将它们分为两段:前五字上挂,校‘受\\’为‘授\\’;后四字下联,‘受\\’字不变。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三)细字:书写时将‘[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周本注意到《坛经》首章书写格式的三个方面要求。但补校留空的方法值得研究。处理细字的方法也与原文不符。

三、邓荣本

邓荣本完全依据敦博本行款录文,从录文看不出录校者对首章的处理意见。但录校者将意见放在校记中处理:

我们认为:底本第一、二行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是《坛经》正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是其副题,‘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编者题名。有题名的三个写本中,以丙本(指旅博本——方按)书写形式最接近原貌,仅‘戒\\’字当上属而误为下属【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218页。】。

但邓荣本的录校者之一邓文宽先生对敦煌本《坛经》的标题曾有专门的讨论,他在比较了三个敦煌本《坛经》的首章之后。指出:

上述《坛经》的三个标题,英藏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二行首字‘六\\’比第一行低二字格,第三行首字‘戒\\’又比第二行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加有界隔号,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共分三层含义:(一)其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三)‘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整理者署名。唯一的错误是,‘戒\\’字本该属上文,英藏本和旅博本均误属在下文【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14页。】。

所以,邓文宽先生在自己整理录校的邓本中,用现代标点符号对《坛经》的首章作了如下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邓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将首章按照正题、副题与编者分成了三行。分行时将‘兼受无相戒\\’上挂。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邓本是唯一曾对《坛经》标题仔细研究的整理者。邓本的分行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坛经》标题的‘正题\\’、‘副题\\’之别,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邓本忽略了留空,且细字处理不当。另外,邓文宽先生认为旅博本将‘戒\\’字误属下文,其实,如前所述,旅博本已经用细字及‘戒\\’字的位置表示了‘戒\\’字不应下属。

四、李本

李本对首章处理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李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其分行方式也遵循主题、副题、集记者的`思路,分作三行。但将‘兼受无相戒\\’下联。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由此,李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都有可斟酌处。

五、杨本

杨本对首章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

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没有吸收新的校勘成果,分行完全依照郭本。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一卷\\’处理为细字,又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但比‘一卷\\’两字的字号略大。

由此,杨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也都有可斟酌处。

六、潘本

潘本将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授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潘本的处理方式比较奇特。

(一)分行:

粗粗看来,潘校本录为三行,三行下端均有余空,没有出现自然回行,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应将首章分为三行。但第二行与第一行齐头,第三行却比第二行低一格。又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将首章分为两行,即从‘南宗\\’到‘一卷\\’为一行,下余为一行。

潘本没有正面说明首章到底应该怎样分。笔者推测,有可能潘本1995年初版时,已主张首章分三行。只是忽略了副题应该低一格书写这一敦煌本《坛经》特有的格式。

与分行相关的是对‘兼受无相戒\\’的处理。潘本对此校记如下:

伦敦本‘兼受无相\\’顶格(原文降一字,并非顶格,潘本此处有误。——方按),空二格书戒字。敦博本‘兼受无相\\’下亦空二格书戒字。案‘戒\\’字当与上‘无相\\’连属,与‘弘法弟子\\’分开【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47页。】。

潘本在上文中主张‘兼受无相戒\\’不应下联。那么是否应该上挂呢?潘本未置一词。在上述录文中,潘本将这几个字另起一行,低一格书写,则显然主张也不应上挂。如此既不下联,也不上挂,则这几个字岂不悬浮起来?潘本录文正是这样处理的,可参见上述潘本首章录校文。但潘本对‘兼受无相戒\\’又有这样的校记:‘敦煌俗写受、授不分,受当改授。’【同上。】既然改为\\‘兼授无相戒’,则如上文所分析,应属普授,那就应该上挂。潘本既主张普授,又不愿上挂,宁肯将这几个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浮,还不说明理由,的确有点奇特。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忽略了细字。

看来潘本对首章格式缺乏足够的研究。

综上所述,六个录校本对首章的处理各有千秋,相互之间没有完全相同的。加上笔者的录校,共有七种方案。意见歧杂的关键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章到底分不分行?分几行?怎样分行?其中涉及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兼受无相戒\\’?

第二,如何理解与处理‘兼受无相戒\\’之间的留空?

第三,如何理解与处理细字?

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关于分行。

首章包括标题、卷数、‘兼\\’文、集记者等四个内容。在此依次考察分行问题。

首先,标题部分,亦即‘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否应该分行?

如前所述,虽然敦博本对此不分,但斯本、旅博本均分,旅博本还特意作了分隔记号。由此,周本、邓本、李本、潘本的分行是正确的,而郭本、杨本的不分行是不对的。

关于标题问题,本文的‘疏释\\’部分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其次,卷数部分。

卷数应该连属在标题之后,这一点无论是敦煌遗书原卷,还是诸录校者的录文都是一致的,可以不再讨论。

再次,‘兼\\’文,亦即‘兼受无相戒\\’部分。

如上文已经分析的,‘兼受无相戒\\’五字如果上挂,则‘受\\’应校改为‘授\\’,表示惠能向与会的所有成员传授无相戒,表示《坛经》中有授无相戒的内容。而这五个字如果下联,则应保留‘受\\’字,表示法海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无相戒的僧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辨的重要问题。

诸多录校本中,意见极其分歧。郭本、李本、杨本主张不校改而下联,邓本主张校改而上挂,周本补校后既上挂又下联,潘本校改后既不上挂又不下联。但从敦煌遗书看,虽然敦博本、斯本都是既上挂、又下联,但最讲究首章的格式的旅博本却仅上挂,不下联。所以,我认为以旅博本为依据的邓本对此的处理是正确的,其余诸录校本的处理是错误的。

我们先看看主张下联的先生的意见。

李本、杨本主张下联,但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理由。郭本则申诉了理由。

有人将‘兼受无相戒\\’连上,即《……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笔者以为,这有些牵强。因为,书题至《施法坛经》(特别是还有‘一卷\\’二字),已经完结。如再连上‘兼授\\’,不仅逻辑上难以说通,而且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光提一种,也很不完全。

……

‘兼受无相戒\\’云者,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9页。】。

我认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

郭本主张‘兼受无相戒\\’下联的理由之一,是标题到‘一卷\\’已经结束。在‘一卷\\’后附加内容,‘有些牵强\\’。

在一般情况下,标题到‘一卷\\’的确已经结束。但正如上文所述,敦煌遗书在用标题表述文献中的主要内容外,往往将其他一些内容,用细字标注于标题下。如前引伯3723号《记室备要》,它的标题‘记室备要一部\\’之下有细字‘并序\\’。这个细字就是补充说明标题的。在这里,细字作为标题的附属,与标题已经成为一个整体。郭本忽略了‘兼受无相戒\\’这几个字也用细字书写,从而忽略了它们的附属标题的地位。

郭本的理由之二,是标题连上‘兼授\\’,逻辑上难以说通,因为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

就《坛经》而言,惠能此次在大梵寺讲堂所说,可分为不请自说与应机而说两部分。其不请自说的部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述得法因缘、说法、授戒。述得法因缘,是为了宣示自己说法的合法性。下余的活动,只有说法、授戒两项。所以《坛经》开宗明义:‘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由此,郭本的上述说法站不住脚。在这次法会中,惠能除了说法,兼授的只有‘授无相戒\\’一种。

郭本的理由之三,是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所以应该下联。

如前所述,如果将‘兼受无相戒\\’上挂,是指惠能对参加法会的信众普授无相戒。如果是下联,则是法海特受惠能授予的无相戒。如果的确是后者,而法海又特意将‘兼受无相戒\\’标着在自己的名字上,则在当时,这种无相戒必然是非同一般的,只有具有特别根机或机缘的人才能得受,所以法海要把无相戒作为一种资格特别提出,冠在自己的名称上。但实际上,我们从《坛经》可以知道,无相戒乃是惠能普授给所有的信众的。既然无相戒像具足戒一样,是一种普授的戒,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么法海有什么必要以此自炫呢?

‘兼受无相戒\\’五个字既然不应该下联,自然只能上挂。

我们再看看周本的主张既上挂、又下联的意见。

周本主张‘兼受无相戒\\’五字中的留空乃是省略,由此主张把留空补足后,校改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周本的留空乃是省略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一点下文再谈),所以则既上挂又下联的方案也不能说服人。

潘本既不上挂,又不下联的悬浮方案则更加没有道理。这种方案倒是符合数学的排列组合推演法,但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论证。

最后,集记者部分。

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部分均与‘兼\\’文连写。但从旅博本可以看出,它与‘兼\\’文实际是两个意群。诸种录校本均将集记者单独作一行。这种方法既不违反敦煌遗书的一般抄写格式,也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自然是可以依从的。

第二,关于留空。

诸种敦煌本《坛经》首章的‘兼受无相戒\\’中均有留空。但六种录校本中,只有周本注意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其他五种录校本均没有予以涉及。

周本这样说:

根据邓文宽君研究,敦煌写本,一般习惯,对于熟悉用字、用词,乃至短句,常采用空格形式,省去重复之字。所见极是。此处空格,即依其式样,补校‘戒受无相\\’四字【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110页。】。

从而将‘兼受无相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企图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周本的上述方法不能成立。

在此,先看看邓文宽先生关于‘空字省书\\’的论述。邓先生提出:‘为了节省书写时间,古人除用省代符号代替某些字句之外,另一种方法是用空几字即不书字而省略。’【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209页。】并举出敦博本《坛经》中的一个例子: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认为‘佛道\\’与‘即时\\’之间的约两个字的留空,实际表示此处省略了‘《维摩经》云\\’四字。由于敦煌本《坛经》的另一处还引用了‘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八个字,前面的确注明‘《维摩经》云\\’,所以,邓文宽先生的上述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敦博本《坛经》文中留空甚多,大抵表示句读段落。前引文字虽有约两个字的留空,如果把这留空看作是句读,文气亦连贯可通。而所谓‘空字省书\\’,除了上述《坛经》中的一例,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用例。因此,这种‘空字省书\\’是否可以作为敦煌遗书的书写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使邓文宽先生上述‘空文省书\\’的书写规则可以成立,这种规则能否同样套用于标题的书写,还是一个问题。起码邓文宽先生自己没有在邓本的录校中套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坛经》标题中的‘兼受无相戒\\’的留空问题。

按照邓文宽所说‘空文省书\\’的方式,所省应该是熟语。而周本所补的‘戒受无相\\’,显然不能归为熟语。此外,将‘兼受无相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行文累赘啰嗦,与《坛经》的风格完全不合。还有,如前所述,既然无相戒属于普授大众的戒律,则法海实在不必专门将它揭示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所以,周本把‘兼受无相戒\\’的留空作为省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那么,这一留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抄写者为了强调无相戒‘无相\\’的特点,特意留下的象征性的表象。当然,虽然后代禅宗确有采用象征性表象的做法,但此处的留空是否也属此类,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关于细字。

敦煌本《坛经》首章有细字。但仅局限在‘兼受无相戒\\’五个字。这五个字所以写作细字,是为了体现它附着于‘一卷\\’之后的地位,以及表示该文献还包括授无相戒。诸录校本中,郭本、潘本完全忽略了细字问题。周本、邓本、李本、杨本看来有细字,但其瞩目点是集记者。将集记者写作细字,包括杨本将‘一卷\\’写作细字,实际是现代人的书写习惯。这种方法虽然不违反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但与敦煌本《坛经》原有细字的意义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的录校本,应该保持原本固有的研究信息,不使流失。

综上所述,我认为敦煌本《坛经》首章的正确书写法应该是: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五、疏 义

这里想谈谈敦煌本《坛经》标题及其相关问题。

篇10：从《坛经》看顿教禅法的修持要求

从《坛经》看顿教禅法的修持要求

慧能顿教禅法的行持条件是:师者是直探本源的大善知识,行者是当下契入的'上根利器,如此师资道合,又须行者终身奉持、假以种种历练,方可彻见真如自性,涅妙心即此默付密传.后世禅宗世俗化、生活化的倾向既是对六祖教法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也丧失了禅的修证实质和解脱意趣.

作 者：张卫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9 关键词：上根利智   大善知识   直提本源   顿悟渐修  

慧能《坛经》顿教禅法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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