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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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新文化运动期间是20 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文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1]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DD社会革命DD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2]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DD率性之谓道。”③

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LL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

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⑥ 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⑦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⑧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层面。

“东方文化”怎样救世？各人说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张用中国传统道德或人生哲学去“规范”或修正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公、忠、诚、有序、服从、集体、天人合一……据说都是医治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的矛头通常指向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可是，历史的走向颇不利于前者。

折腾了80年，“社会公正”对中国人说来仍是颇为遥远的奋斗目标，而付出代价之大，真有点不堪回首。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须努力，但东方文化对此肯定无能为力；文人学士的各种伟大构想可否付诸实践亦颇渺茫；最切实的途径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国在此领域采此的各项措施（税收、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的成败得失，然后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移植、改进。

西方各国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设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智慧，他们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寻找更新之路的。而东方各国和地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学习。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各项具体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传统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领域，“与传统彻底决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可是，既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不确立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传统可以衍生现代，但传统的各种观念和规范，只有无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会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现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说到文化，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各国和各民族内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选择的主体。他人强加的选择标准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接受。现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趋势。现代化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趋势与各国原有的中世纪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历史是这样无情，现代化的趋势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顺应潮流蜕变，而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坚固堡垒，必然沦为危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国的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些落后国家的文人学士喜爱倡导“民族本位文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情。在一个国家急需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关头玩弄这类把戏，欺骗性很大，但祸国殃民，屡试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继承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战乱和贫穷。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这些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不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但从整体上看，又为其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实现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缩小或消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争得平等。冀图以本国特性的藉口，蓄意标新立异，讨伐现代文明的公认准则，这不伸无助于缩小差距，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图虚名，得实祸，扼杀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创新能力,摧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把本国拖入困境而难于自拔。

“反语言霸权”、“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类呼喊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各个领域发展与挫折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开始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才开始摆脱被动局面，你们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呢？！

注释：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②辜鸿铭：《尊王篇》、《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版第174、183页。

③同上第150页。

④辜鸿铭：《呐喊》，同上书第544页。

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387页。

⑥杜亚泉：《工艺杂志序》、《东方杂志》第15卷4号（194月）。

⑦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

⑧章士钊：《农国辨》，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篇2：自由与公正之张力论文

自由与公正之张力论文

摘 要: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同为基本人权,都是人们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复杂的张力关系。低碳消费伦理在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的关系中,更加倾向于对消费公正的关注,尤其是代际公正和生态公正,因而有削弱消费自由之嫌。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伸张消费自由,如何消解消费公正与消费自由之间的反向张力,就成为低碳消费能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消费方式的关键,同时也是低碳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消费;消费自由;消费公正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当前国际社会的核心话题,是风靡全球的人类共同呼声。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及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一开始便予以强烈关注,并于提出了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1]34低碳经济之所以如此被关注,有着经济与伦理上的双重意义和考虑,其中,低碳消费更多体现了人们对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关注。

低碳消费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其实质是以“低碳”为导向的一种共生型消费。低碳消费有五种基本类型:一是“恒温消费”,消费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二是“经济消费”,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最小;三是“安全消费”,消费结果对消费主体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康危害最小;四是“可持续消费”,对可持续发展危害最小;五是“新领域消费”,转向消费新能源,鼓励开发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品,拓展新的消费领域。[2]低碳消费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低碳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而低碳消费能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消费方式,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消费价值观,关键在于调整处理好经济伦理的两个核心价值观———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张力关系。

张力,本为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内部的一种结构性力量,即物体内各部分之间相互拉拽而形成的一种平衡力,具有正向和反向的性质和作用。所谓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张力,是指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拉拽关系:既相互支撑、含摄,又相互排斥、销蚀。本文试图以理论自觉的态度,探讨并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消解其在低碳经济模式下不相兼容的反向张力,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动态平衡。

一、消费自由与低碳消费

“自由”一词(freedomorliberty),一般意义上是指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有符合自我意愿、不受强制、没有障碍等特征。广义上的自由包括没有外在障碍的行为可能性和没有自身障碍的行为能力。哲学意义上偏重没有自身障碍,如精神自由。

伦理学意义上强调没有外在强制,即来自于社会的人为干涉。我们讨论消费自由,指的是这种没有来自社会强制的自由。

自由具有内在与外在双重价值,一方面,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望、基本需要、基本目的,是人性中最深刻的追求之一;另一方面,它是达成个人自我实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的根本条件。[3]162所以,自由被确立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自由原则,被确立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并受法律强制力保护,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愿和自主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我意愿和喜好,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或服务,不受外在人为的强制。

消费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和根本前提之一。

在经济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消费是终点和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生产)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

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所以现代政府几乎无一例外的将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作为主要的经济政策。在现代消费型社会中,消费俨然代替生产环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由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上升,消费自由也就格外受到保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了。现代“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出现,虽有诸多复杂因素,但消费自由的助力“功不可没”。

发端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到来,有向全球蔓延的趋势。由“消费主义”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生态危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有深切的体验,学术界对“消费主义”的本质也有种种剖析,如消费异化论、价值虚无论等,并站在理论高度对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笔者认为,从消费伦理角度看,“消费主义”是消费自由走向极端的结果(虽然不一定是必然结果),而“消费主义”导致消费自由悖论,使消费主体成为物的奴隶,属物的消费品挤占了人的主体地位,主客体发生颠倒。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4]174自由消费没有使人的幸福感相应增强,反而销蚀了人的自由空间。

尽管我们对“消费主义”有种种指责,从自由(包括消费自由)具有内在价值而确立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来说,只要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时承担了相应义务,即,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不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冲突,那么以“符号消费”①*为表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强制干涉,也没有太大的道德风险。

但是,在低碳经济模式中,消费自由与低碳消费之间却呈现出微妙的反向张力关系。低碳消费倡导理性消费,主张节约、适度、循环和绿色环保,放弃或尽量减少“一次性”(如一次性碗筷)、“便捷式”(如塑料袋等)及“高能耗”(如大排量汽车)的消费。公权部门为了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形成良性的低碳消费文化,在制度上做出相应安排,如限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提高奢侈品的消费税率,开征环境税等,这些行为无疑会对消费自由造成压力。在这样的态势下,如何伸张消费自由,甚至如何重新界定消费自由,就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消费所要解决的现实伦理难题。

二、消费公正与低碳消费

“公正就是给人应得”,这是对公正(justice)最简明而经典的定义。《美国百科全书》这样描述:“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以一切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基础;这种权利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皆有的社会平等”。

我国有学者认为,公正是公平和正义的统一。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认为,公平显然表达一种公共关系德性,突出体现社会群体中各主体间的平等意义。正义虽然也属于关系范畴,但它突出表达的是个体的价值、尊严和自然权利。“正义的本质是有关人生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哲学问题,它所面对的绝不是物的世界,而是人的社会和人的意义世界”。

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构成了正义的核心问题。[5]117所以在汉语中,正义有私德倾向,如“正义感”即指个人的道德情感。

公正兼具公德与私德性质,但在相当多情况下,公正与正义常常混用。笔者认为,由于正义有私德倾向,在涉及明显的公共关系领域中使用公正更加确切,如政治公正、经济公正、制度公正等。具体到消费伦理,为突出消费的`公共关系性质,使用公正一词更加恰当,因此,我们在此使用“消费公正”来表达。

“正义(公正)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就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以及为建构、规范、维护这种平衡关系而确立的普遍的、合乎道义的规则。正义(公正)本质上是一种得所应得、付所应付的道德价值和道德精神。”[6]44-45因而公正与自由一样,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价值,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公正必须借助权利—义务(包括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来表达。所谓“得所应得”即是权利,“付所应付”即是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义务。可以说,权利—义务的平等交换乃公正之实质。公正本身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衡量其他权利的天平,如维护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是公正的主要道德功能之一。公正正是通过调节与维护这些权利显示其价值的。

所谓消费公正就是在消费领域中“得所应得、付所应付”的权利—义务的平等、自由交换与平衡关系。

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公正有三种类型:代内公正、代际公正和生态公正,其中,代际公正和生态公正是主要的关注点。

代内公正是指当代社会内部的消费公正。低碳经济下应该在不同阶层之间形成现实的消费公正,确立公正的消费规则;代际公正是调节前后相续各代人之间,主要是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正。在低碳消费时代,怎样在代际之间达成利益和谐,尤其是在消费主义大行其是的当代社会,如何在保证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行使消费自由权时又不损及后代子孙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是代际公正的核心所在。

生态公正是生态伦理学的主题之一,而生态伦理是当代伦理学发展前沿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传统伦理学认为,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只有人才是道德主体和权利主体。但是20世纪40年代,西方伦理学界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基于自然权利论提出了“动物权利”、“生物权利”或“物种权利”说,将伦理范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低碳消费下的生态公正关注的是,有理性的人类如何公正对待动物、生物及整体生态系统,对自然万物负有怎样的道德义务,从道德层面入手,维护和调整人与生态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公正的和谐关系。低碳消费是人类为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而考量的,但直接关涉的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无可避免地使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人们的聚焦点之一,使生态伦理研究与实践朝纵深推进,从而加深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认识。

三、低碳经济下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张力

自由与公正同为基本人权,都是人性的基本追求,二者之间本具微妙而复杂的张力关系。首先,消费自由虽然突出消费者个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公正无关,因为公正是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但由于消费产品、消费方式等无不与社会和环境发生联系,消费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而只要涉及公共关系,就不能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判。

其次,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就是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了。再次,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这个相对性就是责任与义务。

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权时必须承担相应的、对等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的对应对等要求,恰好表明消费自由必须在消费公正的制约之下,或者说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低碳经济下的消费自由,侧重于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侧重于当代人幸福的获得,而消费公正则主要解决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协调当代与未来世代的消费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反向张力关系。

低碳消费伦理倾向于对公正的偏爱,这种偏爱有合乎逻辑的事实依据。自由与公正被确立为基本人权,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觉醒的结果,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显示了巨大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偏重于以个体为中心的自由权,难免使人有意无意间淡忘了与自由具有同等价值的公正。市场经济在早期发展中过于依赖“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自由走向经济自由主义,由此衍生出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对立。可以说,经济公正是在经济自由化带来严重后果后才获得足够关注的,是未被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觉醒后持续抗争的结果。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复上演的事实表明:只有当弱势群体发出呼声且很强烈时,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在公正与自由的张力关系中,自由总是居于优越地位。

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也同样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现象,这使得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借由过度的消费自由,以物态形式迅速膨胀,并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诸多危机:一是意义危机。消费的本来目的是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为幸福的获得做物质铺垫,而消费自由为此提供了可能,但是,由过度消费自由带来的“消费主义”使人们将消费这个手段视为目的,将不断升级的物质消费中的快感体验视为幸福,忘失了超越性的人生价值和终极目标。二是生态危机。人类的过度消费使本来良性循环、和谐共生的生态平衡一再被打破:水源枯竭、森林消失、物种退化;气温变暖、洪灾泛滥、旱魃肆虐,种种“自然”灾害此起彼伏。三是伦理危机。生态危机的背后是生态伦理危机,人类几千年来在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却和谐的道德,诸如尊重自然、慈爱生命的观念被抛掷脑后,人类之外的一切都被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工具。在这种生态伦理危机的背后又隐含了人类代际间的道德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已严重侵犯人类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权。

由于对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强烈忧患,在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的关系中倾向公正而非自由;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就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但是,要改变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的不平衡关系,使之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达到一种合理而和谐的平衡,通过历史上由弱势的公正对处于优势地位的自由发起抗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代际间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的特殊性。示意如下:代际之间(A—前代,B—当代,C—后代):A(义务)=B(权利);B(义务)=C(权利);而一般情况下(A、B为二个人):A(权利)=B(义务);A(义务)=B(权利)。

从代际之间权利—义务的对应中可以看出,虽然每代都有平等的消费权利与义务,但权利—义务的对应对象却是前后传递的。当代(B)承传消费自由权利与义务时对应的对象均“不在场”:前代(A)已逝,后代(C)未来。因此,当代人要充分行使消费自由权,有赖于前代自觉履行义务;同样的,人类的后代作为“不在场”的权利主体,其生存与发展的命运掌握在我辈手中,有赖于我辈公正的恩惠。

从这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基本人权(包括消费自由)虽是基于人生存与发展内在需要的自然权利,同时也是从前代继承的结果,也需要在对后代自觉履行义务中获得。因此,要解决低碳消费的代际公正问题,完全寄希望于当代消费者自觉履行责任与义务。

罗尔斯对此提出了代际公正的“合理储备原则”,要求遵照“合理的储备率”,保证“为子女辈储备的东西同自己有权从父辈处索取的东西在数量上保持平衡”。[7]275-283对类的关照是一切生命的本能。“动物对类的关照是本能的、直接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而人对类的关照则是形而上学的、是反思的,人的存在是本能和超本能的。”[8]27人的超本能就是人类特有的理性,依靠人的本能,人类才能生存,而依靠理性,人类才能永续生存与发展。

低碳消费伦理并不因为对公正的偏爱就漠视消费自由,而是强调消费自由的伸张必须在公正的制约之下。低碳消费伦理的新态势,对消费自由

的发挥未尝不是“因祸得福”的好机会,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对物态产品的消费偏好能有理性的自我控制,能够转向理想的精神消费、文化消费领域,使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达到合理的平衡;有助于消除人们以物的消费彰显人的价值及其存在现状、标示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异化现象;有助于人们消费质量和消费品味的提升,实现文明消费,使人能够真正在消费中体验精神的愉悦和道德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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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浅析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

浅析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统 现代化 保护与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也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保留和传承一种文化，越来越成为背道而驰的两件事。然而，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我国至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发展祖国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1、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趋势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移工作重心，放到经济上来。”中国就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沿海城市的开放;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其中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如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等。国际间通信、信息及传递，包括网络、电视、电影、电话的提供等，世界被形象的称为“地球村”。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创新是迎合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在于吸收一切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成就来发展自己。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明成果，才能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才能与时代一起发展进步，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

2、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社会的转型、旅游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愁肠百结谈及这一现象，西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到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加速变迁。他们甚至认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给民族传统文化将带来致命性冲击。如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庸俗化。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尽管现代化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但我们不应只看到危害和弊端而排斥不接受现代化，不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科学，远离人类现代文明，保持古老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大家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时，民族地区衣食住行自给自足的状态才称得上保持了“文化传统”，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将一个民族圈在一方土地内，冠之以“原生态”、“博物馆”、“活化石”的美名，去供人参观、拍照、摄影，从而使之脱离现代化进程，让这里的一切始终在原始落后的轨道上运行[2]。

3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创造性的弘扬、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挖掘、抢救、记录、整理、出版失传的和濒于失传的文物、文化典籍及民间艺术[2]。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努力保护和抢救民族传统文化。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18个。1955年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彝文搜查、整理和翻译工作。1984年，省人民政府对全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1985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办公室。1986年，召开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制定了全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省民委召开全省民族古籍工作会议，提出“九五”计划期间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对机构、人才、经费、出版、发行、协作等方面的为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经过的努力，全省搜查、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资料有100多种，共4000多万字，其中，民族工作者进行的“六山六水”调查，调查地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居住着我省90%以上的少数民族。使我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并为我国的民族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苗族的《苗族古歌》，有布依族的《布依古歌》，有侗族的《侗乡好事酒歌》，有彝族的《西南彝志》，有水族的《水书》，有仡佬族的《仡佬古歌》，有回族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黔西南白族起义史料》，有土家族的《土家族哭嫁歌》等。

第二，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正确对待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违背科学精神的文化将阻碍先进文化的进步步伐。我们应当科学地继承和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而摒弃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贵州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无处不在，充满魅力的声乐和舞蹈感天动地，如苗族的古歌和芦笙舞表现出苗族人民淳朴、直爽、敢爱、敢恨。苗族独特的干栏式建筑突显苗族人民适应、改造环境的能力。毋庸讳言，贵州传统文化与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与时代、与科学精神不相符、不相容的糟粕。如迷信，迷信是解放思想的障碍，是转变观念的阻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要进步，必须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转变观念，依靠自身，改变生活，创造幸福。

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在贵阳隆重举行。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就赛事的民族性、广泛性和业余性等特色，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为发掘整理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

篇4：浅析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统 现代化 保护与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也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保留和传承一种文化，越来越成为背道而驰的两件事。然而，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我国至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发展祖国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1、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趋势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移工作重心，放到经济上来。”中国就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沿海城市的开放；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其中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如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等。国际间通信、信息及传递，包括网络、电视、电影、电话的提供等，世界被形象的称为“地球村”。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创新是迎合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在于吸收一切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成就来发展自己。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明成果，才能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才能与时代一起发展进步，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

2、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社会的转型、旅游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愁肠百结谈及这一现象，西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到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加速变迁。他们甚至认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给民族传统文化将带来致命性冲击。如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庸俗化。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尽管现代化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但我们不应只看到危害和弊端而排斥不接受现代化，不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科学，远离人类现代文明，保持古老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大家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时，民族地区衣食住行自给自足的状态才称得上保持了“文化传统”，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将一个民族圈在一方土地内，冠之以“原生态”、“博物馆”、“活化石”的美名，去供人参观、拍照、摄影，从而使之脱离现代化进程，让这里的一切始终在原始落后的轨道上运行[2]。

3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创造性的弘扬、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挖掘、抢救、记录、整理、出版失传的和濒于失传的文物、文化典籍及民间艺术[2]。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努力保护和抢救民族传统文化。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18个。1955年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彝文搜查、整理和翻译工作。1984年，省人民政府对全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1985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办公室。1986年，召开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制定了全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19，省民委召开全省民族古籍工作会议，提出“九五”计划期间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对机构、人才、经费、出版、发行、协作等方面的为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经过20年的努力，全省搜查、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资料有100多种，共4000多万字，其中，民族工作者进行的“六山六水”调查，调查地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居住着我省90%以上的少数民族。使我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并为我国的民族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苗族的《苗族古歌》，有布依族的《布依古歌》，有侗族的《侗乡好事酒歌》，有彝族的《西南彝志》，有水族的《水书》，有仡佬族的《仡佬古歌》，有回族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黔西南白族起义史料》，有土家族的《土家族哭嫁歌》等。

第二，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正确对待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违背科学精神的文化将阻碍先进文化的进步步伐。我们应当科学地继承和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而摒弃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贵州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无处不在，充满魅力的声乐和舞蹈感天动地，如苗族的古歌和芦笙舞表现出苗族人民淳朴、直爽、敢爱、敢恨。苗族独特的干栏式建筑突显苗族人民适应、改造环境的能力。毋庸讳言，贵州传统文化与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与时代、与科学精神不相符、不相容的糟粕。如迷信，迷信是解放思想的障碍，是转变观念的阻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要进步，必须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转变观念，依靠自身，改变生活，创造幸福。

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20在贵阳隆重举行。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就赛事的民族性、广泛性和业余性等特色，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为发掘整理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

第三，在创新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2]。应当正确对待保护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并将逐步失去功能。只有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产生体现时代内容的新文化；只有赋予新生命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得以传播、弘扬和发展。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形式多样，如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改良，使传统文明升华为现代文明。这种升华和转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苗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的智慧结晶包括苗药、刺绣、挑花、织锦、蜡染和银饰等工艺。在经过不断的发扬、创新过程中正在作为民族产业蓬勃发展。其中，贵州百灵制药企业博采民族医药之众长，近年随着新科技的应用，开发研制了各类胶囊、口服液、贴剂等药品，咳嗽停糖浆、维C银翘片等遍销全国，大大提高了苗药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推广速度。所以只有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产生体现时代内容的新文化；只有赋予新生命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得以传播、弘扬和发展。

第四，着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模式[3]。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掌握了现代科技后，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在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相对滞后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比较困难。导致民族文化难以保护的主要原因：第一，民族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导致传统文化继承后继无人。第二，由于交流的加强，少数民族被汉化越来越快，如普通话的推广，民族语言的使用机会逐渐减少，民族文化也逐渐被淡化。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这一政策的实行，为民族文化的继承培养了大量的继承者和转播者。除次之外，设立技能大赛培养传统文化接班人也被推出，如贵州举办了“两赛一会”，即“多彩贵州”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能工巧匠选拔大赛和旅游商品展销大会。大规模地展示了众多深藏于民间的精美民族工艺品和民族“绝技”。通过“两赛一会”，提升了贵州文化旅游商品的档次，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商品品牌，挖掘和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在“两赛一会”的带动下相关民族产业兴起，在青岩古镇带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琳琅满目，如“两赛一会”上获奖作品银秀石、苗族刺绣等大受游客青睐。民族文化传统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带动下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4、总结

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是选择用开放还是抵制的心态去认识现代化给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利弊？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都同它以前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有具体的继承关系。任何后来的社会存在都包含了对以往成果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是批判地、有选择的继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现代化将是必然发展趋势。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切合点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时也应该保护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所以，各民族应该在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下，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同时，抓住契机发展自己，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夏彤.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传统[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2]王玉海.也谈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DB/OL].-01-09.

[3]肖怀远.论民族文化传统的辩证扬弃[J].西藏研究,(3).

篇5：现代化与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

现代化与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文化现代化作为它的内在动力要素,对传统民族文化既有冲击和对抗的一面,又有对其进行文化创新和整合、构建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面;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客观条件,是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本文对重塑这种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途径、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普遍意义等进行了探索.

作 者：刘海池 刘海霞 LIU Hai-chi LIL Hai-xia  作者单位：刘海池,LIU Hai-chi(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内蒙古,通辽,028043)

刘海霞,LIL Hai-xia(华北科技学院,马列教研部,北京,101601)

刊 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6 32(5) 分类号：G05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多元文化教育   民族文化体系  

篇6：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人的需求形成人的`活动的目的,人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断地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社会的现代化不论从其活动来说,还是从其渊源来说,都是发端于人,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由于矛盾关系的复杂性,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充满了矛盾和不平衡性.现代化不是最终的目的,发展的目的和现代化的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作 者：徐一飞 XU Yi-fei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54 刊 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7 40(5) 分类号：B038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   社会的现代化   发展   目的  

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现代化

弘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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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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