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化论文

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化论文，本文共6篇，希望大家喜欢!本文原稿由网友“老鸟想唱歌”提供。

篇1：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化论文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化论文

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来的。

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源”， 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探讨文明起源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来观察人，而如此作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古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篇2：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一、辽西古文化区简介

辽西古文化区的地理位置是指分布在我国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湾的广大区域。本文探讨的辽西古文化主要是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在20世纪初已被发现，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继被发现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也被发掘出来，再加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加上他认为红山文化已出现了突破公社形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已“使得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这些都使得辽西古文化区迅速受到全国考古学界同仁的强烈关注。

二、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学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一直是中原中心论。随着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的多中心文明起源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地方文化研究出现新高潮，一时间多中心文明起源学说对中原中心论的单一中心起源说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而考古界的学者也对中国文明起源到底是单一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争论不休。对辽西古文化区来说，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也就是是否承认辽西古文化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源头，辽西古文化区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单一中心起源论。他们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虽然也吸收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某些因素，但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而“满天星斗”中提到的红山文化，虽然有庙冢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址，因此我们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且缺少文字、青铜器这些判断文明出现标志的基本要素，与黄河流域在年代上差距很大，也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因此认为它仍然是处于野蛮时代，而并非所谓的“文明的曙光”。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辽西古文化区代表的红山文化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如红山文化没有铸造青铜器、文字、城市，虽然祭坛规模宏大，但并不像金字塔一样工程浩大，需要国家采取暴力手段去压迫奴隶，而且当时渔猎经济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让人不仅怀疑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积石冢随葬的玉器较少，并不能反映当时已出现阶级分化。

第二类则是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多中心起源论。

除苏秉琦以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礼”是观念形式上的最高体现。红山文化的祭坛等礼制建筑的发现，与中国的祭祀礼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正是由于礼制的诞生，促使原始社会瓦解，进入文明时代，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的陶器上发现了有“目”和无“目”的饕餮纹，又因其在青铜器上具有特殊意义，更是进一步说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渊源。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并且在同时期，中原的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而且良渚遗址群的墓地和祭坛，以及大量出土的玉器和漆器，更是让人推测其已进入早期的文明社会。我们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一定高于其他区域，也不能说其他地区的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明起源是多中心文明起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第三类则是对中国文明的单一中心起源论和多中心起源论进行充分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根据文字、城市以及青铜器的标准，再加上参考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在龙山时代，并且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并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存在多个源头，但“有主源和核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控制地方，而不是各个地方独立，因此夏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主源和核心。进而推出事实上并没有多中心，“所谓的多中心也就是无中心。”

也有学者从文字、城市、铜器及国家的出现等几个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志进行分析，得出支持单一中心起源的学者，大体认为文明起源是源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而支持多中心起源的学者则是认为文明起源要早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

还有学者则认为，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的矛盾在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定义并不一致，前者是狭义的定义，认为华夏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而后者运用广义的定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因此提出我们在考虑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这个大圈中的一部分，它会影响其他地区，也会被其他地区所影响。

三、文明起源的标志

在考古学界，一直比较受推崇的是摩尔根对文明的定义:“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蒙昧进化到野蛮，并由野蛮最终过渡到文明。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有一种认识，认为文字、城市、青铜器等要素是将一个社会阶段判定为文明的标志。根据上文，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包含这些要素，那么是否我们就因此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专著《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文明。其中位于南美洲的秘鲁文明并没有使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是运用不同色彩的绳子打结来记录，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古秘鲁文明的存在。而在城市是否是文明的标志问题上，位于尼罗河平原的“古埃及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在青铜器方面，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并没有青铜器的发现。同样，如果我们只用古秘鲁文明或古埃及文明的标准作为准绳的话，不符合它们标准的中华文明就要因此被否定吗?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而在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更是证明在红山文化时代已产生了中华传统的礼制因素，而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此外，我国一直有崇拜龙图腾并且爱好玉器的传统习俗，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C形龙和玉猪龙都是中国古代龙的形态，足以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产生了早期文明。

更有学者指出，在没有武力冲突作为催化剂的情况下形成的文明，很可能并不会形成防御性的“城”之类的我们以往判断文明的标准。更有学者补充提出在兴隆洼文化发现了环壕聚落，且应带有围墙，只是因为年代过久且气候不易保存，所以尚未发现，而这些都是后世都城的雏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辽西古文化地区是否是“中国文明的曙光”虽然现在仍存在异议，但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希望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多，经验不断丰富，在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下，终究会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

篇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

在1928—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研究成果，使当时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1954年，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并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BeginningofChineseCivilization）。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6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10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其中，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1977—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显著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1、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新进展；

5、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

6、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的认识；

7、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8、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研究。

其中，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论述，为以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该文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展开。

(三)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他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5000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在时任所长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

1986—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

如在1986—2000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大，约有800多篇。还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严文明著）、《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杨著）等10多部研究专著。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以苏秉琦、安志敏、严文明等人分别代表的几种学术研究流派。并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四种有关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主流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依据。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第四种观点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主要依据。

1986—2000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宏观上获得的重大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5000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如果说这还不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那么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2、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化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3、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还形成了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新的学术体系。即苏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新的认识。

4、进一步确立了1983年由夏鼐指明的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5、确立了中国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21世纪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4：舞蹈论文〈中国舞蹈资源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 〉

舞蹈论文〈中国舞蹈资源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 〉

一、舞蹈形态与舞蹈文化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舞蹈与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舞蹈与人类学也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闻一多先生很早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阐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一著名的论断，从实质而言是闻一多先生在客观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舞蹈形态来解析、透视舞蹈的本质内涵。他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阐释“舞蹈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他在《说舞》中根据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进一步推论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应该说，闻一多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对我们认识舞蹈的文化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毫无疑问，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人类借助了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东西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任何形态的舞蹈，都是由它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舞蹈形态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和最困难的是认识这些形态背后的东西。几年前，我曾和日本的几位文化人类学者赴西藏考察萨迦教派的喇嘛跳神。平心而论，如果仅从舞蹈形态上来欣赏萨迦跳神，它可能是一种低消耗的艺术审美，很难从形态上找出动律特征。举手投足极其缓慢，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了，一尊又一尊的佛神我行我素地表演法事仪轨，“局内“观众是那样地虔诚和顶礼膜拜，而“局外”人要从头到尾看完全部的跳神，还真需要耐性。然而，文化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神格与人格的关联，看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可印证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文化观念。也许萨迦人并不认为他们在跳舞或从事什么舞蹈活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明了生死之念的虚幻，体悟生时救度的征兆。在这里，跳神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舞情、舞律、构图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跳神，跳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舞蹈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显媒介和载体，它可能是最为民族化，最具地方色彩，最具有民俗意味，最受当地人认可的文化形态。另一层面是这种文化形态所包涵和体现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形态和文化是不可分隔的，这是因为文化因素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反过来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结论是：一定的文化意义是以一定的艺术元素为传播媒介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回答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它体现和负载了何种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等等。

二、采风与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有其独特的立场，它与舞蹈艺术家的角度有其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舞蹈艺术家注重艺术的、美学的意义，而文化人类学者注重其文化意义的探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却也有其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和搜集资料，然而艺术家到民间去采风其关注点往往是舞蹈本身。诸如表现形式、语言符号、象征意义以及风格、韵味、形态等，较少地研究和观察舞蹈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而文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概念范围相当广泛，他也探讨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艺术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舞蹈，而是整个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与舞蹈的相互交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描述和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文化中来观察理解，要求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集中精力分析这个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每一个部分(制度、观念、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等)都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存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的一些独立形态和表现方式之外，它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和社会心理机制中，它的文化包容量非常复杂而又博大精深，仅从舞蹈这个学科去研究可能会显得贫乏和单薄。因此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多学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

[1] [2]

篇5：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流变特徵―一种多视角的文化探索

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流变特徵―一种多视角的文化探索

摘要：本文用多学科的视角，透视了中国洞经音乐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流变特徵，并对洞经音乐资源的开发利用给予适当的评价和肯定。这对推动与促进洞经音乐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有积极的作用。

引言

“洞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未可轻视的地位。对这项珍贵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强烈的振撼和极大的反响。随後更由於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挪威的展演还多次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与热烈的赞扬!中国古老的洞经音乐也更加名扬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洞经音乐的美妙旋律及其高雅悠扬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已经使酷爱中华民族音乐的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深深陶醉。以至她从1991年起，连续几年来到云南深入调查，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她搜集了大批宝贵资料，并写出了颇有水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洞经音乐如此珍贵，那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诞生於何时?起源於何地?又如何传播到云南?甚至流布到缅甸……，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并探求其中的奥秘，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梳理今人成果，略陈管见，以供大家研讨。

一、洞经音乐的起源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探索它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以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只有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它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洞经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这些普遍广泛、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从思想与宗教的视角来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发展。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音乐的视角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

[1] [2] [3] [4] [5] [6]

篇6：综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

综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9年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清西陵召开。来自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河北省文物局的多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提交论文31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谨就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会议主题发言

会议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等做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作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汇报”的报告。报告介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过去8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气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2002 ~ 2003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 ~ 2005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一2008 ) \"。指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通过学者的共同努力，摸索出了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在初步探索中原地区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道路等方而取得了积扔的成吴存研究方注卜取得共识:通过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气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有了如下认识:通过对社会与精神文化、年代两个课题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文化格局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时空框架，同时，也展示了各文明起源重点地区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大时代背景中具体的社会复杂化过程。报告还指出了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数量少，因此，他建议改变运作方式，使之成为新世纪的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工程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作题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论纲》的发言。发言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讨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我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以及我国古代国家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在学者中取得广泛共识，分歧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国内学者是否承认古希腊罗马同古代中国两种国家形式的差异;二是对于现代西方人类学的酋邦理论是否适合干古代中国.国内学者坏沿有认成一致章见;三是学者在使用“从考古学角度观察文明的产生”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分歧;四是在资料处理上的分歧―一种是过分怀疑文献资料，主张单纯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另一种是主张对文献资料全部肯定;五是国际学术界不承认中国的夏代及夏代以前的历史，国内学者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为丰富与发展人类学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报告在对以上种种问题进行梳理之后提出如下见解:一、中国前国家社会曾经历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向不平等的氏族社会的发展历程;二、我国古代最早产生的国家应属于现代人类学者所称的早期国家;三、我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途径，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有所不同;四、我国上古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即是由夏后氏、有商和有周三个酋邦为首的势力集团分别建立的国家;五、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人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建立者;六、商族与周族均发祥于我国北方，由于气候变迁逐渐南徙;七、与中原夏、商国家产生的时间相差无几，在我国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曾崛起过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三星堆国家;l}、早期国家的产生并非意味着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过程的结束。

二、关于运用文献资料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宫长为先生、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叶文宪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文明”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国内学者把“国家’与‘实明社会”、“文明社会”与“阶级社会”、“国家形成”与‘实明起源”之间划上了等号，认为“国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标志”。这种认识有待改进。应该把“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多元文明的种种内涵;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国家形成的不同途径与过程，研究不同的国家形态与制度。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吕文郁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国家产生的形式与马克思讲的国家产生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中国应是在部落联合体上产生的国家，所以，不应把尧舜禹称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应称为部落联合体的首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赵伯雄教授的文章《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形态》指出，虽然夏、商、周三代的发祥地不一样，但三代国家建国的区域以及后来的统治范围却是大体上一致的，都是以黄河流域为当时国家的统治中心。从文明上讲，三代是相续的，“三代国家”统治民族的文明在当时是最高的，王室力量大于邦国，大于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国家统治者就是世界统治者，此外，古人不懂国际社会，春秋战国以后在诸侯国中才逐渐萌发生长出“国际”这一类的概念，今天的国家就是那时的“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的论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引进西方的文明崩溃理论，认为文明崩溃往往表现为大政治体的碎片化和特定文化传统的中断，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崩溃并不一定是灾难，而是面对危机要求社会组织改变的理性选择，是特定社会的一种调整、再适应和面对挑战的反应。论文把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落相结合，经过分析指出，对中国各王朝消亡原因的研究应该纳入文明崩溃理论研究的视野中。利用文明崩溃理论去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各王朝的衰落对我们深化古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并且对我们利用新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关于运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曹定云研究员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龙”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简言之，“龙”与中华文明同步:一是龙的产生源于原始居民的图腾崇拜;二是“龙”的形成过程代表中华民族的统一过程;三是在原始社会将‘龙”与部落首领联系起来，进入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则利用“龙”为其服务。总之，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和“龙”脱离关系，就应该对“龙”进行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谈了一个问题，即考古发现的人。他从考古发现的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他认为，人分为正常葬和异类葬两种，其中，龙山时期异类葬较多出现，商代达到鼎盛，分布范围也较广，到西周几乎消失。这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几乎是同步的。从龙山时期到商代，姬姓周人大墓少见殉人，非姬姓周人墓葬仍有殉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在其论文《再论城市嘟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从社会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城市嘟邑)是早期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形式，只有以城市嘟邑)的出现为契入点，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总体的把握，以探讨国家与文明形成的实态。论文给我们提出了在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以个案为基础的聚落形态探索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源研究员在大会发言中进行了“承殷制”的探讨。他指出，对于王国维先生提出的“殷周制度巨变论”须再探讨。他引用最近的研究成果和新见材料甲骨文和金文的实例来证明西周早期“周承殷制”的问题。刘源研究员的观点对研究三代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对其它相关问题的探讨

四少11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通过对西南夷的一些考古，发现四川出土的青铜器很多中原没有。由于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与中原地区相互之间交流不多，从政治组织角度看，还处于文明时段以外，因此，西南夷这些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是次生文化，是从外引进的。他认为西南滇文化，如果没有中原的影响，就会按一定的程序发展，但在中原的影响下，其文化发展就呈现出在外力作用下进入其不太愿意的文明，另一方面，其受儒学影响甚少，只是精英人物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他提出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次生文明、我们能否把这种次生文明看成文明社会等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思考。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教授的《育启氏新考》一文，认为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有启氏与有夏氏同姓，均属姐姓，其活动的地望在今陕西户县”―有误，她通过严谨的分析得出结论:反叛夏启者为赢姓有启氏，而非姐姓有启氏;赢姓有启氏的地望在今山东观城废县境;赢姓有启氏反叛启拥益，是由他们之间的血缘因素决定的，也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一致的，并非惊世骇俗之举。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怀通教授的《G}聚>研究》一文，指出《聚》记载的是伐封胜利后武王与周公针对殷政弊端而进行的一次对话，由于仅是一篇对话，没有涉及具体史实，所以历来研究《逸周书》的学者对它都不重视，或不置一辞，或语焉不详。然而，《大聚》所载周公讲话中关于招徕民众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商周之际周人所特有的家族制度、军事制度等，因此《大聚》对研究商周之际周人的社会、政治、军事，以及该阶段中华文明的进步历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魏建震研究员的《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与形成》一文，从思想文化中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指出，我国优秀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开始形成，他们既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成进程。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阴阳五行思想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与形成做了详细的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最后作会议总结。他指出，这次会议有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交流广;三是讨论的问题多。同时，王巍教授也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先秦史与考古学相互之间欠缺了解，应加强联系。二是国家形成的研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中国礼仪文化的起源介绍

舞蹈论文〈中国舞蹈资源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 〉

浅论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论文

文化的论文

董事会制度起源论文示例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化论文.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