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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洋淀诗派的名词解释
白洋淀诗派的名词解释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白洋淀诗派的形成原因
现代诗歌群落在白洋淀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条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白洋淀有三部分知青，当地回乡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共约合600人。其中北京知青有300人，占总数的一半。北京知青诗歌圈子在当地约有60人，相互间有密切往来。这部分北京知青不同于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显然有着冷静的分析和判断，经过对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诸方面的考察，才决定结队到此地落户，是有选择，有准备而来。他们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二流社”成员，许多人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思想和文化素质比较高，是北京中学生中思想比较敏锐的一批分子。他们在知青点中相互交流、切磋，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思想。
白洋淀方圆几十里水荡阻隔了渔民与社会外部的联系，港叉纵横如同迷宫，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活区域。水荡使各庄相互独立，却并不妨碍淀内人们的交往。白洋淀有大小三百多个淀子，大淀子有烧车淀、荷花淀、藻乍淀。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分散在寨南到淀头一线，相距不过十几里水路。在邸庄的女知青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三个师大女附中的女生，都是“二流社”的成员，她们和陶雒诵、夏柳燕在1969年一同结伙到白洋淀插队。男知青在李庄子有周舵、赵哲，寨南有宋海泉，端庄有岳重、多多、芒克。几个庄水路相距很近，他们经常乘着队里的船相互“串庄”。在各知青点“走串”都是白吃白住。乘船走水路速度较慢，有急事可以走千里堤，骑车绕过淀子较快地到达。
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知青生计可以无忧。在邸庄潘青萍等女知青只要每天在队上干活，月底就可以开30元钱。当时的物价很低，鲫鱼是二角五分一斤。1967—1969年当地发生武斗，直到1975年派性斗争仍然很激烈，公社无暇顾及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动。白洋淀形成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生态圈。
白洋淀在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图书。知青们带来了成箱的书籍，相互间进行传阅。由于离北京很近，沙龙中流行的书也流传到白洋淀。潘青萍从北京带来一批“黄皮书”，其中有《凯旋门》、《带星星的火车票》、《新阶级》，特别是《新阶级》在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书被知青们秉烛阅读迅即消化。
白洋淀地理位置适中，不仅知青可以经常回北京，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等地的知青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形成大文化交流圈。白洋淀兼有乡村和城市两方面的优长，又避开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许多不利因素。诸多有利条件综合起来，使白洋淀形成一个适于诗歌活动的文化区域。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外国译诗有力地推动了白洋淀诗人的创造。“”前译介的西方现代诗很少，布德莱尔仅翻译了7首，艾略特翻译不超过10首，还有叶甫图申科、沃辛斯基的片断，经过“”焚书，西方现代诗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诗群在当时很注意搜寻译诗。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林莽回忆说，当时在白洋淀流传的译诗比北京沙龙还要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尔迦诗集，并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说，他在1972年读到了洛尔迦、马雅柯夫斯基。在白洋淀流传的诗歌还有：聂鲁达、阿拉贡、聂利亚以及方平译的十四行诗。其中洛尔迦和聂鲁达对白洋淀诗群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洋淀诗派的主要成员
岳重(根子)(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1月和芒克、多多、卢中南等人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2年以歌手的身份加入徐浩渊沙龙。先后创作了震动沙龙的现代诗《三月与末日》、《桔红色的雾》、《白洋淀》、《深渊上的桥》等。后成为中央合唱团歌唱演员。
姜世伟(芒克)(1950—)：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0年开始写诗。创作有《心事》(诗集)、《旧梦》(诗集)、《阳光下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中曾一度流传的诗有：《致渔家兄弟》(1971)、《城市》、《十月的献诗》等。芒克后来成为《今天》杂志的主持人。
栗世征(多多)(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密周》(1972)、《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1972—1973)、《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同居》(1976)、《感情的时间》(1973—1980)等。1972年加入徐浩渊沙龙。
孙康(方含)(1951—)：北京35中初三学生，“二流社”成员。1968年11月到河北徐水(紧靠白洋淀)插队。1969—1970年写有纪念巴黎公社的长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1973年写《在路上》。1974年病退回京，继续创作，写有《谣曲》等。
张建中(林莽)(1949—)：北京3中学生，“”中转入北京41中，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是白洋淀诗群中坚人物。有诗集《林莽的诗》(1980年出版)。
宋海泉(1949—)：北京清华附中高一学生，“二流社”成员。1969年到白洋淀寨南插队。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写有《海盗船》、《流浪者之歌》等诗。
白洋淀诗群的重镇是在大淀头，在这个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
岳重、多多在1970年冬进入徐浩渊沙龙。岳重的《三月与末日》在沙龙发表后，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当多多坐在北京的马桶上读《三月与末日》时，感到了一种侵犯和亵渎。他评价岳重是“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徐浩渊立即在沙龙中宣称，“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篇2：白洋淀诗群的名词解释
白洋淀地处河北保定，离北京较近是当年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且有的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以及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等。
篇3：白洋淀诗群的名词解释
““””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注：对这一“诗群”的作品搜集和研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老木编选，内部发行)，收入这一诗群成员的不少作品。一些诗选和研究论著，大体上将它看作是发生于“新时期”的“新诗潮”(或“朦胧诗”)的准备或源头。“白洋淀诗派”或“白洋淀诗群”名称的出现，要迟至80年代后期。)。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根子、芒克、多多、北岛等笔名，有的在““””写作时已有，更多的是后来他们在刊物(《今天》等)上发表作品时才开始使用。)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品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成员风格概述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9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注：参见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9年第2期)，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注：见多多诗集《里程》，今天文学社刊行。)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