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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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哲学论文

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哲学论文论文

一、经济学和经济哲学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

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因此政治国家承担着双重的政治任务，一方面要为经济的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服务。由于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组成人民国家就成为人民克服资本局限，实现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这里蕴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讲人民是否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立场，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生存质量。第二层含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能否真正幸福取决于真正的人民国家的建设，取决于人民的共识和意志能否变成国家的共识和意志。因此对资本的哲学思考必然要上升为对资本、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经济学和经济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我们今天虽然还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但抓住了资本，就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由于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的思维着的考察，并且这种考察是站在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上，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因而在它的展开中，必然包含历史考察之点，包括市场经济的历史发生、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商品交换和货币、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生产性、资本的历史趋势、资本的界域与有限性、资本与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但是作为历史哲学的深层思考，经济哲学还应探讨劳动与人类历史的发生、分工交换与所有制的生存论意义、生命权与财产权关系、生活世界与市民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与民生、国家与民生、资本与世界市场、资本与第三世界、资本与生态文明等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学所思考的，但必须是经济哲学要思考的，因为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的幸福，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物，因此必须从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去思考经济。经济学对经济的研究是一种抽象，正如余源培教授所说：“人们并没有创造出各种抽象的历史，诸如孤立的经济历史或哲学历史，而只是创造出一种历史，即他们的社会关系史。”瑏瑠灦跃济过程的孤立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然而只要合理，它就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基础上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牢牢把握“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因此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是互补的，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它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知性科学，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它也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哲学。经济学家要成为思想家，他必须要从经济学上升为哲学，而哲学家要成为实践家，他就必须要掌握经济学。正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才产生真正的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篇2：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论文

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论文

一、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

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guo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前实施。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

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

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

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银强.引进经济资本管理手段实施全面风险管理[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01)

[2]单增建.运用经济资本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单增建.用经济资本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06)

[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02)

[5]莫海云.论经济资本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经济论坛,2005,(16)

[6]楼海淼.借经济资本管理促内部变革[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7,(09)

[7]王都富,刘妤洵.经济资本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11)

篇3：浅谈现代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浅谈现代归纳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19世纪中叶以前,帕斯卡概率系统与培根归纳逻辑系统是分别进行研究的。19世纪中叶以后,帕斯卡概率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而培根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仍未形式化,于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使归纳法向演绎方向发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命题的支持和证实程度的构想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确定初始概率值的方法不同,主要出现了如下的概率解释: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

一、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发展

20世纪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

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部分地衍推或。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Pr(A│C)]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

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5]。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

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6]。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二、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分析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

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

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

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

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

篇4：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分析论文

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分析论文

资本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劳动价值，它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资本也是具有二重性的，资本作为剩余的劳动价值，表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生产中表现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本作为使用价值，是物质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统一。资本被纳入社会的领域，它不仅仅是自然的物资，而有社会关系的成分在里面，成为社会性财富的象征。

资本逻辑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的自然力的购买与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而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劳动者会生存的物质资料的依赖才不得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的物资必需品，而资本家就在劳动市场上占有拥有对劳动力支配的权利。

资本逻辑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拥有的自然力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物资生产资料的所服从的自然界的规律所表现出来的，而自然物质所执行的社会规律就是在资本的竞争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劳动力只有把剩余最大化，才可以获得生活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况和规律下，劳动者职能把自己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卖出去。

所以，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本的私有化和剩余价值的出现，以及社会中的不公平。

篇5：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分析论文

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分析论文

一、概念澄清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再次，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不同。分析哲学反对建立理论体系，抛弃形而上学，而且反心理学。逻辑哲学使逻辑哲学化，不像分析哲学一样远离哲学，似乎希望通过逻辑来回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的有些问题语言哲学是不研究的，语言哲学的有些问题，分析哲学至少是不重点研究的，语言哲学不像分析哲学一样反心理学，反而是与心理学相融合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逐渐扩大。最后，三者的发展前景有所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分析哲学消亡了，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事实上，分析哲学的很多原则已经渗透到当今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语言哲学也因为其触角延伸到其他领域而导致出现语言哲学的泛化。逻辑哲学因为两个学科的结合使得逻辑泛哲学化，逻辑的性质逐渐变弱，哲学的性质逐渐增强。但是因为其对现代逻辑的要求较高，使得一部分学者加强对现代技术的学习，加之哲学家的研究，逻辑哲学的形势一片大好。事实上，三者显然有很大的区别。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做到澄清概念。虽然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从概念上、研究重点和目的、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以及发展前景方面都体现出差别。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严格区分，这是我们的学习态度。

篇6：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一、哲学转向与分析哲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而分析哲学正是这次转向的先导者。

早在这次转向发生之前，西方哲学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向，那就是认识论转向。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们主要关心本体论问题，他们着力研究什么是最基本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虽然没有放弃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但是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认识论问题，即研究人的认识的方式、范围、程度和可靠性。在近代哲学家看来，研究存在本身而不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哲学家们对认识论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从而也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反而再次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的无休止的争论中。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对待哲学史的一种“肤浅”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却强化了这种“肤浅”的看法，在人们看来，黑格尔连同他的哲学体系不过是在这个死人的王国里徒然增加了一具新的尸骸而已。

到了十九世纪，哲学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危机。人们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光明，很多人甚至对哲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怀疑起来了。布伦塔诺对哲学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几乎普遍认为，它是在把肉眼凡胎无法透视的玄秘意境作为它所选择的目标。……大多数人相信，哲学，严格地说来不能看作是科学，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接近于占星术或者炼丹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哲学家决心放弃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路，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哲学的出路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哲学家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回答:按照科学的模式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孔德的实证主义、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是使哲学科学化的尝试，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也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分析哲学家们力图从语言分析着手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语言形式，包括数学语言、自然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从而指出其有意义或无意义、真或假。分析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析哲学泛指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的各种哲学流派，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狭义的分析哲学则仅指它的初始阶段，即弗雷格的符号逻辑、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以及摩尔的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哲学流派明确宣称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从而开始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但是，分析哲学并不是西方近代传统的简单继续，它是一个全新的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创始者弗雷格与罗素的缘故，分析哲学与数学，尤其是逻辑哲学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

二、分析哲学兴起的数学背景

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数学则成了分析哲学家们改造哲学所效仿的对象，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或者本身就是数学家，或者对数学十分精通。弗雷格1873年在哥廷根大学因数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论文的题目是“论在几何平面上对想象图像的几何表述”。罗素自小就对数学有着特别的偏爱。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时，罗素拿到的是数学奖学金。弗雷格在晚年是这样描述他是如何从数学研究转向逻辑研究的。他说:“我开始是搞数学。在我看来，这门科学急需更好的基础。语言逻辑的不完善对这种研究是一个障碍。我在《概念文字》中寻求弥补。所以，我就从数学转向了逻辑。”罗素和弗雷格相似，他相信在数学中有真理，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人们会建立起一种统一的、不存在争议的知识体系。他说:“数学是—我相信—永恒和确定真理的信仰的主要源泉，也是对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之信仰的主要来源。几何学处理真正的圆，但任何可感的物体都不真正是圆的;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使用圆规来作图，仍然会存在瑕疵和不规则之处。这表明了如下的观点，即所有完美的论证只是适用于与可感物体相反的理想物体;进而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思想比感觉更高贵，并且思想的对象比感觉感知的对象更真实。

第二，从伽利略和笛卡尔时代开始，数学就被公认为是科学知识的样板。在人们看来，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从数学到几何学，它的每一个公理都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它的每一步运算都具有严格的逻辑性，而且数学理论是可实证的理论，数学理论的经验运用充分显示出它是一门精确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莱布尼兹曾经设想以数学为基础建立一种普遍的语言，借助这种语言，所有推理的错误都成为计算的错误，从而这种普遍语言能很快消除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的精神能力。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更是把数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柯亨看来，数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不过是继续和发展了数学所发挥的方法论原则。数学方法不仅可以对量化的事物和事态进行精密的计算，还可以用来证明物理学家眼中的“物质”。这种“物质”，如原子、分子，并不是被感觉到的实在，而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只有用数学无穷小的推演才能证明。新康德主义者甚至断言，数学不是发现了一个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因此，从以上这两个方面看，分析哲学从数学着手致力于使哲学科学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和深厚的传统。

三、从逻辑哲学看分析哲学的兴起

首先，分析哲学不是像新康德主义所做的那样，直接地把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归结为数学理论，而是致力于数学的基础—逻辑的研究。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数学是一种语言，不过这种语言以数和形的形式显示着另一种语言，那就是逻辑。逻辑是数学的基础，数学是逻辑的运用。逻辑不仅是数学语言的基础，也是一切语言的基础。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表达，总是以服从逻辑为前提的。人们不能非逻辑地思想，从而不能非逻辑地言说。如果能够把隐藏在数学语言背后的逻辑揭示出来，那么原则上就可以把一切语言背后的逻辑形式揭示出来。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楚的表达。他说:“我们可以把算数的、几何学的、化学的符号看作是莱布尼兹思想在个别领域的实现。这里建议的概念文字为这些符号增加了一种新的符号，而且这种新符号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其他符号邻接。因此由此出发着手填补现存形式语言的空缺，把它们迄今分离的诸领域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形式语言的领域，并且扩展到迄今缺少这样一种形式语言的领域是很有希望成功的。”弗雷格这里所说的概念文字就是一种形式化语言，即数理逻辑或者说符号逻辑。

其次，分析哲学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创建了这种新的逻辑。弗雷格是最早致力于总结数学背后的逻辑形式的哲学家，他的《概念文字》的副标题是“一种模仿数学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弗雷格把数学的函数概念引入逻辑并发展了量词理论;他区别了对象语言(演算里的语言)和语法语言(讲述演算所使用的`语言);他从集合论的角度利用“遗传性”定义了数的序列;他还论证了一些演算规则，如分离规则等。这样，弗雷格就基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体系。王路在谈到弗雷格的贡献时指出，传统逻辑由于使用自然语言，把逻辑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内容混杂在一起，使它的发展十分缓慢，“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则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可以精确描述包括复杂概念的命题形式和精确表述推理形式的形式语言，这是一种用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而构造的逻辑的形式语言，它使逻辑从此走上形式化的道路”罗素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对数理逻辑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他和怀特海合著的三大卷《数学原理》在用逻辑说明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罗素和怀特海认为，从先前的逻辑公理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数学，他们在原来的逻辑公理中又增加了两个新公理，即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乘法公理)，这样就推导出康托尔集合论、一般算数和大部分数学。

第三，分析哲学家利用符号逻辑这一新工具进行对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的分析，开展了一场规范语言的活动。弗雷格很早就看到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不规范都是妨碍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因素。在“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一文中，他把日常语言比作人手，把逻辑语言比作机器手，他说人手虽然能做很多工作，但是它的工作质量却远不能和何机器手相比。机器手的部件是坚硬的，没有人手的灵活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做出精度极高的产品。用符号语言代替日常语言同样是出于满足语言精确性的需要。他说:“旧常语言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排除任何歧义，内容不能脱离这个系统和严格的逻辑形式。”

在规范语言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罗素认为，日常语言中有许多句子以其表面上的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真正的逻辑形式，带有摹状词的句子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摹状词和专名不同，专名有三个特点:(1)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2)能够保证所指称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没有内部结构的简单符号，它直接指称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就是它的意义。摹状词恰好相反:(1)不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只是描述对象的特征；(2)不能保证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复杂符号。罗素指出，摹状词其实只是一个不完全符号，为了揭示摹状词的真实意义，必须对摹状词进行分析，具体方法是通过定义法消除摹状词，把一个包含有摹状词的命题还原为一个没有摹状词出现的命题函项。譬如，“《威弗利》的作者存在”这句话可分析为:(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3)恰恰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这样，摹状词“《威弗利》的作者”就被这三个短句消除了。它表明了原来句子中真实的逻辑形式，即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单称语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形式，一个由几个简单命题构成的合取命题。

第四，根据新创立的符号逻辑，分析哲学家主张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他们宣称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它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必须彻底改造传统哲学并建立一种新的哲学。罗素认为，这种新哲学或者既是逻辑的又是经验的，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干脆就不把它称之为哲学，而称之为一种活动，它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分析。下面本文以罗素逻辑哲学思想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一方面，强调哲学的逻辑性。

罗素符号逻辑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公理出发，根据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命题系统。按照这个原则，罗素建立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他说:“我称自己的学说为逻辑原子主义的理由是因为我想在分析中取得的作为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质原子而是逻辑原子。某些这样的原子就是我称为‘殊相’的东西(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而还有一些原子是谓词或者关系等。其要旨在于我想取得的那种原子不是物理分析的原子，而是逻辑分析的原子。”罗素认为世界是由许多事实组成的。他所说的事实不是事物，而是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在罗素看来，说某物就是某物并不能构成一个命题，只有说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才能构成一个命题。显然，罗素是从逻辑的需要出发来界定事实的。罗素指出，事实可以分解为最基本的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构成世界的原始材料，也是分析方法所能达到的最基本的复合实体。罗素还指出，事实就是事实，它无所谓真和假。真和假不存在于事实中，而存在于表达事实的命题中。如果一个命题和它所陈述的事实相符它便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命题是对事实的断定，所以存在真假问题。

罗素认为，和原子事实相对应的命题就是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最基本的命题单位，它的特点包括:(1)一个原子命题不能从另一个原子命题中推出；(2)一个原子命题只有一个动词。原子命题的职能就是陈述原子事实。罗素指出，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原子事实组成的，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不过尽管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人们毕竟还是可以陈述这些关系，譬如，“如果天下雨，那么我就带上我的伞”。这里，人们用逻辑连词“如果……那么”把两个原子命题连接起来，用以陈述两个原子事实的关系。罗素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子命题由联合而成形成的综合命题称为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特点是必须有“并且”、“如果……那么”、“非”等逻辑连词。他指出，分子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即分子命题的真和假，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和假。罗素认为，原子命题的真假需要和原子事实相参照，但分子命题的真假则不必直接参照原子事实，只要通过逻辑演算就可以确定。为此，他制定了一个确定分子命题真假的真值表。例如，如果以P,Q分别作为一个原子命题，那么合取命题中只有当P, Q皆真时才方为真;析取命题中只有P, Q当皆假时才方为假;蕴含命题只有在P真、Q假时才为假，其余皆为真;等值命题只有在P, Q皆真、皆假时才方为真，其余皆为假，等等。

在罗素看来，从理论上说，一切知识都可以在原子命题和它们的真值函项的复合体中得到陈述。他说:“如果我们已知一切原子事实，而且已知除我们所知者外别无其他原子事实，那末我们在理论上应当能够借助逻辑而把其他一切真理推出来。”

另一方面，强调哲学的经验性(实证性)。

罗素后来又提出了“中性一元论”用以补充和完善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所谓“中性一元论”，就是认为任何事实都是经验的事实，都可以还原为经验。罗素说:“物理学一直在使物质的物质性减弱，而心理学则一直在使精神的精神性减弱。因此物理学和心理学一直在从两端彼此靠拢，使得威廉·詹姆士对‘意识’的批判中所暗示的‘中性一元论’之说更有可能成立了。精神与物质的区别是从宗教转到哲学中来的，尽管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这种区别似乎还有确实的理由。”

从詹姆士式的经验主义出发，罗素把最简单的经验要素称为“事素”(他也称为“感觉与料”)。他认为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对这些中性的“事素”解释，二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词陈述着同样的经验事实，因此二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因此，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看到，罗素是按照科学的模式来改造哲学的。在他看来科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逻辑性，一个是它的经验性(实证性)，哲学只有符合这两条原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他说:“以上我谈的是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梗概;这种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数学，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对某些问题便能得出明确的答案，这种答案与其说有哲学的性质，不如说有科学的性质。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和体系缔造者们的各派哲学比起来，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它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解这种方法，许多古来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的兴起则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主导的色彩，从其兴起的历史演进，我们又可以看出，分析哲学的兴起与数学，特别是逻辑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逻辑哲学不仅是分析哲学兴起的内在技术支撑，同时也是分析哲学兴起的主导动因。

篇7：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管理思考论文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管理思考论文

【摘要】经济资本是指银行管理层内部评估的在一个给定置信水平下，用来吸收或缓冲资产或某项业务所有风险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资本。本文从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影响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的因素等方面，浅析低效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几种形式，并提出相关管理建议。

【关键词】经济资本管理;信用风险;管理建议

经济资本管理作为商业银行先进管理工具，在落实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加强商业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银行业普遍关注和探索“资本节约要精”的工作模式和思路，经营计划管理逐步实现“管规模”向“管资本”的转变。信贷业务经营管理中，通过核定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来控制信贷投放规模，经济资本成为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量的决定性因素。

一、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基于非预期损失模型。非预期损失模型以内部评级结果为基础，在资产组合损失服从β分布的假设下，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一定置信水平下对公债项(零售分池)的经济资本占用。EC=CM×ULP其中ULP为全行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通过单笔债项(零售分池)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违约相关性系数ij计算得出;CM为经济资本乘数，与确定的置信水平相对应。

二、影响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的主要因素

从经济资本计量方案分析，影响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的主要参数包括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与经济资本占用成正相关，违约风险暴露则因对应不同的客户及产品类型等因素而不同。

1．违约概率(PD)。影响PD的主要因速是信贷客户的'信用等级。同等条件下，信用评级越高，违约概率越低。当客户信用评级到期失效或未评级，系统计算经济资本时，默认评级结果为14级。风险组合管理系统中，在对经济资本进行快速计算时，只要选择信用等级，相应的违约概率系统会自动显示。假设某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时的信用评级为7级，对应的违约概率(PD)值为0．9%，若其评级到期后未及时续评，系统默认为14级，对应的PD值上升至5．71%，是原来的6．34倍。

2．违约损失率(LGD)。影响LGD的主要因素有信贷客户的行业、规模、合同期限、担保方式和产品。针对单个信贷客户办理具体业务时，LGD的大小取决于担保方式的选择，实际操作过程中因违约损失率造成经济资本占用增加的原因。一是保证人信用评级到期未及时续评，导致失效。采取保证方式的业务，若保证人的信用评级在债项有效期内已失效，系统默认为14级，评级结果低估导致多占用经济资本;二是CLPM系统中保证金账户余额低于实际数;三是押品系统与组合风险管理系统中债项的担保方式和抵质押物价值不一致。在押品系统录入担保物时，担保品类别等关键要素录入错误，与组合风险管理系统中选择的担保类型不一致，导致部分经济资本占用增加。

3．违约风险暴露(EAD)。影响EAD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信贷风险转换系数，业务期限长短对经济资本的占用影响较大。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EAD提高一倍，经济资本也增加约一倍。综上所述，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以及违约风险暴露(EAD)三个参数是影响信用风险计量的最基本关键。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影响经济资本的因素有信用评级、风险缓释、贷款承诺，以上因素与经济资本的影响关系如下:信用评级:客户的信用评级越高，违约概率越低，经济资本占用越低。在评级推翻率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探索妥善安排客户评级向上推翻的最优路径，使经济资本占用最小。风险缓释:对于信贷客户，银行可采取房地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其他企业担保、信用方式等多种风险缓释措施，相比之下信用方式的违约损失率和经济资本占用高于其他方式。在利差逐渐收窄的情况下，信用方式所需的经济资本占用会给经营造成较大压力。贷款承诺:即贷款的已承诺未发放部分，根据贷款期限和客户提款时间点的不同，一年以上的贷款承诺会造成更高的违约风险暴露和经济资本占用。在明确约定客户在贷款期间的提款计划的情况下，可以减少风险暴露、节约经济资本。

三、信贷业务管理粗放造成经济资本无效占用几种形式

1．信贷客户评级失效或不及时，导致经济资本浪费。经济资本计量方案规定，除不要求客户评级外，其他无信用评级客户在经济资本计量中以信用等级14级客户对应的违约概率(PD)进行计算。因此在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相同的情况下，客户信用评级越高，经济资本占用越低。

2．信贷客户保证人评级失效，导致经济资本低效占用。经济资本计量方案规定，若保证人的信用等级高于借款人，可按照保证人评级计量经济资本。反之，则要按低于实际评级计量经济资本。因此对同一客户同一债项，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借款人评级失效前评级高于14级，保证人评级失效就会导致经济资本占用更高。

3．押品重估不及时，未及时反映押品价值升值，虚增经济资本占用。按计量规则，债项担保价值越高，违约损失率(LGD)越低，反之则高。由于经济资本占用与违约损失率呈正相关关系，从单一客户的角度看，及时客观反映押品升值，可以有效地降低资产的预期损失，从而减少经济资本占用。

4．保函业务到期未及时注销，导致经济资本无效占用。根据经济资本计量规则，因贷后管理存在不足，未能及时按规定注销到期保函业务、部分保函业务主合同未明确保函到期日，经办机构无法取得保函正本及保函失效声明，无法及时对保函进行合规注销等因素，使得非融资性保函到期后如未注销，仍将占用经济资本。

5．违约风险暴露(EAD)业务分类不准确，影响经济资本占用计量的准确性．计量方案对公司类信贷业务和零售类信贷业务违约风险暴露(EAD)计量规则不同，违约风险暴露(EAD)在对公信贷业务和零售信贷业务的分类正确性将对债项经济资本占用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四、加强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

1．强化资本意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的限制，要求银行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运用效率，在相同的资本规模条件下，追求更高的收益目标。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平衡收益和风险，还要增强资本意识，尽量降低资本的消耗。在资本占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指标更大的行业、客户或产品开展业务会获得更高的回报;在利润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该指标更大的行业、客户或产品，则会消耗更少的资本。2．加强精细化管理，降低资本占用率。银行业务管理部门应重视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精细化管理，要督导经办机构及时做好客户信用等级初评和续评工作，确保授信存续期间信贷客户及保证人信用评级的连续性。同时，信贷业务客户经理应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严守合规底线，紧密围绕客户信用等级核心定义和评级指引的相关要求，对于发现风险苗头的客户应及时进行客户评级重检，避免高信用等级客户直接违约，造成经济资本追加惩罚。3．树立“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理念，做好风险、收益、资本三者平衡。资本是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业务经营的硬约束。随着监管趋严，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要深刻理解资本的稀缺性、资本节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通过培训和宣讲，传导监管政策导向，促使各层级、各条线在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中贯彻资本集约化理念，进而发挥好经济资本在资源配置、客户选择、风险定价和绩效考核等领域的作用，实现风险、收益、资本三者有效平衡。

【参考文献】

［1］王均．基于经济资本的城市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体系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吴井华．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经济资本配置模式改进研究［D］．吉林大学，

［3］徐曙．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应用探析［D］．北京交通大学，

［4］徐妍妍．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32).

篇8：和谐社会与经济哲学的论文

和谐社会与经济哲学的论文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采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把权利、平等、自由、公正等哲学概念用于分析福利、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以及发展等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开拓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

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哲学；阿玛蒂亚·森阿马蒂亚·森

“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1]。森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到自由、平等、公正、权利等哲学概念，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则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关系[2]。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一、权利

森认为，“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3]，决定交换权利的前提是所有权。涉及每个人实际交换情况的条件有：是否有工作；资产收入、个人开支；生产情况；

购买成本、销售价值；社会保障福利；必须交纳的税金；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生产方式；经济前途等等。森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即在一个社会中，由个人自由支配的，并受这个社会法律制约的所有资源中可以获取的权利链条。森使用这个词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无论人的贫富贵贱，都有天赋的资格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利，这是人作为人类的基本的、无条件的、通行的人权。因此，森总结说：饥荒期间，只有穷人或低收入群体在面临死亡，而中间阶层和高收入群体却没有受到影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穷人失去了某些权利：如缺少就业机会，进而缺乏赚取收入、获得食物以及改善生活的权利；缺少教育，识字率低；缺少健康设施等等。

森进一步认为，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当饥荒发生时，仅仅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使得他们能买到食品。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行动来恢复权利，使灾民得到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

这些行动包括政府应向灾民发放救济款、食品配给券以及迅速地有计划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但是，森认为，对饥荒的受难者提供就业机会将比直接在他们中间分配食物的效果要好。通过这种做法，饥荒的受难者使他们为自己获得了挣取食物的能力。

森的“权利”分析把权利与道德、权利与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表面上是从实证角度入手的，实际上却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哲学含义；森从权利角度来认识贫困，表现了森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以及对人道、平等以及正义的呼唤。

二、平等

森认为，当代经济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中，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他方面，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会扭曲政策讨论。在平等问题上，森却认为，“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 of what）而不是“为什么平等”（Why equality）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森主张的是一种权利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森进一步为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能力方法的分析框架，把发挥有价值功能的能力作为评价平等的标准，即平等的衡量是基于一个人赖以进行基本活动的能力。能力平等还表现为一种自由，即政治参与自由和社会机会均等。森认为，由于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和贫困的政策，而这些是收入平等所无法实现的。为了说明能力（潜能）得以实现和发挥的条件，森把经济视野扩展到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角度，指出平等的状况需要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只有从社会平等、正义、人道和自由方面，才能认识经济上的平等与不平等现象。总之，森的平等观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平等”的全部内容。三、自由森将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在《自由与发展》中，森所指的自由是实质自由（substantivefreedom）。森认为“，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森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一种能力，即过有价值的、“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通俗来讲就是选择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这些有价值的生活有很多种，有诸如吃饱饭、不生病、活得下去等最初级的要求，也有诸如参政议政等高层次的要求。森并没有给这样的有价值生活（即森所说的“功能性活动”）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但他指出，不同的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不同。关于自由在发展中的地位，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发展可以看做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也是可行能力的扩展过程。

就发展的目标而言，自由在发展中起“构建性作用”，即发展的目的就是扩展实质性自由或可行能力。就发展的手段而言，自由在发展中起“工具性作用”。森将工具性自由分为五类：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政治自由促进经济条件的优化，而经济条件的改善又促进社会机会的扩展，社会机会的拓展促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经济条件又影响到政治自由的扩大。

四、公正

公正（justice）一词自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每一时代的公正标准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森在分析批判罗尔斯的公正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基于“能力”的公正理论。依照罗尔斯的观点，公正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罗尔斯提出了以下具体原则：（1）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基本自由应尽可能地广泛；（3）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安排得对所有人都有利，特别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最大最小原则）。一种不平等机会的存在只有在它能够扩大机会较少者的机会时才是公正的；（4）职位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5]。

罗尔斯一方面强调权利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他的最大最小原则又导致了基本物品上的`平均主义分配。森则将公正理论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比较基础上，即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但拉平初始禀赋分配不是公正的目标，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目标。但是，转化和利用物品的能力因人而异，社会应该究竟应该以谁的能力为评判标准呢？森将这个问题交由公民的公开讨论来解决。那么，公民的讨论是否一定能产生一个公正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尽管如此，森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公正理论，但他注意到了自由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森把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分析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不论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有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森把经济学与哲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行为主体方面具体考察了个人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权利、自由、公正等问题，森的这种分析对我们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受阿玛蒂亚·森的哲学思想的启发，本人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意味着权利、平等、自由和公正。具体来说：（1）“和谐社会”应该保障所有公民应得的各种权利，如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等；

（2）“和谐社会”应该保障公民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使公民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中的各项事务中来；（3）“和谐社会”应该保障所有公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应该享有的某种自由，如人身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思想及信仰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4）“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一方面按贡献进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保障机制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消除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潜在矛盾。

总之，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它既包括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又包括各种利益群体或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祥和的、安宁的社会；而实现了利益群体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时，这个社会才能够得以真正地发展。

篇9：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哲学论文

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哲学论文

一、启示之一：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垢病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经济灾害钟光荣对经济哲学的研究，是从经济现实问题入手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系统地研究了改造传统农业问题。后来，他又扩展到了对资本原始积累，人为经济灾害，农民增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商圈，地方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他始终强调的是：凡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经济垢病，一定都是人为的经济灾害。并且，都是经济制度缺失和经济权力滥用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任何推向客观的理由，都只能是借口。为了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经济灾害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湖区县年年兴修水利，但年年水害有增无减，使得当地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民谣：“县里书记换得多，一个书记开条河；县里书记走得快，个个留下是灾害”。显然，他真实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为经济灾害，在农业方面，就是以类似“灾上加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钟光荣在调查研究中又发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为经济灾害，不仅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而且也产生了种类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是巨额利润驱动下的现代“圈地运动”（如房地产开发等）；二是不计后果地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三是产权制度改革掩盖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经济克格勃”的俏然兴起；五是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六是商业欺诈行为造成的“黑色恐怖”等等。所以，他在《经济灾害论》中，将其上升到一个体制层面，并进行了理论阐明。他在该文的“扼制人为经济灾害的对策”一节中指出：要真正解决人为经济灾害问题，就必须走经济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应当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科学化决策”。他还断言，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坚决加以遏制，势必后患无穷。所以，《新华文摘》第11期摘发该文的重要观点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事实确已证明，他的研究和论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党和政府在，正式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这就表明，他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预言，确有先见之明。他还进一步推论，现在，经济发展的全球性人口过度增长，环境过度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分配过度不公，都会导致自然和社会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些都是最大的人为经济灾害。为此，他向社会发出警告：人类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扼制，必将导致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其结局必然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自我毁灭的命运。

二、启示之二：凡是传统经济理论所引致的问题

归根于认识上，都是价值观念错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何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尖锐呢？钟光荣研究发现：这一切都是源于经济学价值观念的错觉，所引致价值理论的错知，进而导致人们经济实践的错行。因此，他将传统经济学的形形色色价值理论归纳为“三域五论”：一是生产场域的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二是交换场域的均衡价值论；三是消费场域的效用价值论和稀缺价值论。对此，他的研究确证：这些价值理论，都是人们自利与偏私的自以为是意见。并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狭义的、局部的、环节的、从不同角度自知自识的主观片面事理，而不是自然本体本原的、完备和全面的客观真理。如果硬要说是真理，充其量，也仅仅只能看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客观真理因素。真正客观全面的价值真理，是自然本体价值论。钟光荣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发现和确证了这一客观价值事实和规律的创造与存在。对此，他用二百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对这一价值自然事实和真理，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论证：

一是价值即效用。但它不是传统价值理论意义上狭义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消费对象的效用，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广义自然效用。他指出：价值本无而有，是人类交换劳动对象物时产生的幻相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价值不是别的，仅仅只是效用的代名词。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进一步说，效用是形，价值是影，价值与效用如影随形。就是说，既没有无效用的价值，也没有无价值的效用。离开效用，价值荡然无存。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不要价值，但绝对不可以不要效用。

二是价值是自然创造的，存在于自然一切事物之中。就是说，自然创造效用即价值，是从无到有的行为和过程，是从没有到实有的结果和目的，是从原有到现有的运动和存在。人和万物一样，也是被自然创造出来的物质效用，即价值之一种。自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万物和人类这种被创造者，可以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功能。所以，人只能发现、认识、开发、改造和利用现成的、从有到有的自然价值，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一切将人类改造价值的行为，说成是创造价值的结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人们用劳动价值获取劳动对象的价值，是劳动效用即劳动价值作用发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是实体价值；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劳动价值就物化在劳动对象价值之中，变成了虚拟价值。况且，人类生活最终所需要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对象价值。这也就是说，是因为劳动对象有价值，才使人们值得为它们劳动。因此，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获取劳动对象价值的动力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人和人所需要的对象价值之间的桥梁价值和中介价值，并非别的价值。四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分配，必须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法则为第一原则。因为，所有财富与价值都为自然所创造，自然财富与价值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人人同权，人人可用。在所有人的劳动都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由于自然仅仅只是区分劳动能力和努力的差别，这时的劳动获取的劳动对象的价值，应当全得。这种全得，也就是劳动应得；但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集中与垄断占有后，这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劳动，只能应得，不能全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人有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超出人均份额的自然价值。所以，他必须拿出部分超额资源收益价值，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确保天赋人权的自然价值平等。五是自然创造的价值即自然资源，其总量是无限的，但可供人类利用的却非常有限。因此，人类面对可利用的有限自然价值，以及面对自已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无限性需求，面临着二重选择：一方面是，人类要确保子孙后代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公正分配，确保自然价值长期利用；另一方面是，人类要满足当下无限贪婪的奢侈需求和欲望，就必然要以加速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分配不公作为代价。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各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理论存在偏颇，所以，钟光荣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总原则以后，就将劳动价值科学的具体原则，交给了商品学和历史学去研究，他自已只着重研究价值的人文精神，即对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深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价值的自然本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笼统地作出过“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的论断。他所作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定论，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前者指的是价值的形式，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的自然效用价值的形式，而非价值的内容；后者指的是价值的职能，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交换的自然效用价值的现象，而非价值的本质。这就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是：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改造和开发劳动对象的价值，但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且，由于劳动对象不能自我表白其价值，所以，劳动对象的价值，只能以人的劳动时间通约，来计算其价值及其价值量。这个事实真相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自身的价值和劳动对象的价值相结合而构成的。因此，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上，人只能跟着自然来做，那就是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①他还说：“劳动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换言之，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所以，钟光荣认为，后世有的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个主观形而上学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现在，我们必须还其事实真相和本来面目，以正价值的自然真理。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真理原意的误解，作出了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不当判断，并且应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以，其后果必然导致人们长期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必然引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把自然不当数，进而疯狂地伤害自然，即无止境地增加人口，无止境地破坏环境，无止境地消耗资源，无止境地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自然以灾害的形式，对人类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报复；引起社会以犯罪和战争等形式，对同类进行最为残酷的掠夺和伤害。然而，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仍然执迷不悟。显然，对价值真理进行正本清源，将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统统归结到自然本体价值论之中，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启示之三：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冲突

在人性本质上，都是经济道德下滑钟光荣研究认为，经济道德是自然的经济法则，即自然经济规律，也即自然经济规则。对于自然的经济法则、规律和规则，人类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只能服从和遵守，不能悖逆和违反。这就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经济道德律令的规制下，克守本分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超越万物的聪明，尤其是优先获得了自然恩赐的智慧，所以，源于自然，高于万物的人类，也就必然要突破自然发出的道德律令，超越万物，非常强势地生存和发展。为了限制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自然给予人类以理性，命其自觉遵守自然的道德律令。然而，人类将事物自我保存的强大者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扩展到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以后，不仅不能自我抑制，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人类这种悖天逆道的'经济行为，正地应验着“上帝要谁死，必先让谁疯狂”的可怕诅咒。现在，社会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过度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财富分配过度不公的经济事实已经证明，人类恰恰忘记和抛弃的，是自然赋予的经济道德理性。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的今天，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经济虚荣中，都在努力地追逐着自已永不满足的贪欲和欲望。可是，在获得这种无限享受的同时，也就将自然赋予人的经济道德理性，早已从自已的经济意识形态中驱赶出去了。余下来的，就只有绝对自利与偏私的感性功利主义意识。这种经济道德的严重下滑，在有的地方和有的个人的经济意识中，已经达到谷底，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一可怕的严竣情势，钟光荣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苦心孤旨地探寻到了最佳解决办法。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自然实在论的经济理论总模型”。在这一总模型中，他将天、物、人，社会化为政府、富人、穷人三个层级。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复兴人类的自然道德本性，即人的自然道德理性，就必须象天赋事物道德一样，按其伦理和秩序，从政府永恒垂范、富人永远示范开始，然后达至穷人永久效范。

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环境依赖、资源依赖、公正依赖”四个子模型。在这四个子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人口自恰，就是人口恰合自然的生态，应当保持生态学确证的合理比例；所谓环境依赖，就是人口对环境要素指数的依赖，应当改善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所谓资源依赖，就是人口数量对资源数量的依赖，应当达到可持续代际利用时间的最大当量；所谓公正依赖，就是对社会化的自然财富与价值分配的依赖，应当始终坚持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作为第一原则。钟光荣在研究自然价值运动时，还发现和证明了绝对公正的“自然分配律”。他将这一分配律应用于对劳动获取的自然价值，在社会相对公正分配过程中，效法自然法则的根据，就是他在《财富的价值》下卷提出并建立的：“国家及其政府、企业、家庭三位一体的新福利主义‘价阶分配制度’模式”：即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帐户”，将个人自谋和政府补贴两项收入，分解为可动收入流量支出和不动收入存量储蓄。然后，再将不动收入存量储蓄分作医疗支出和养老支出。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财富与价值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穷人生老病死没有经济保障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和谐目的论的自然真理认识论，特别是效法“自然分配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分配原则，实行起来，也就好比唐僧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只要我们将自然道德律令，转变为社会法律制度，并将这个制度之真“经”，不断地念下去，就会使人类悖逆自然道德理性的、无法无天的经济意识和行为，真正受到自然道德律令的约束。

四、启示之四：凡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经济方式

在共同道路上，都是回归经济理性钟光荣研究发现，自然的理性，是自然的创设、确定和演化的精神形式和精神活动；人类的理性，是自然造化和进化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这种效法自然的理性，西方哲学称之为“逻各斯”。然而，由于自然本身就是经济的，所以，事实上，人类的经济理性，就是经济概念、经济判断和经济推理。因此，自然经济理性，才是自然一切经济事物的总根源与总集成。它产生了自然经济之爱；自然经济之爱，又产生了自然经济的道德。而自然经济道德，又是自然经济理性产生的。所以，自然经济理性不仅以创造万事万物来体现自已的博爱，而且，以事物交互的经济利益来体现其真爱。

篇10：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论文

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论文

“因果陈述逻辑”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当代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阿瑟·勃克斯首创的。 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

勃克斯对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研究有着较大的贡献，他提出了自己的归纳概率理论，建构了因果陈述逻辑系统，成为归纳逻辑研究的独树一帜的理论。

勃克斯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成果是1977年出版的阐述其因果陈述公理系统的专着《机遇、因果和推理》。关于因果陈述逻辑(The Logic of Causal Statements)的理论与方法，勃克斯在这部着作中进行了详尽地说明。

他在引申并深化刘易斯关于严格蕴涵与模态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因果性模态问题之中，并将模态形式分为两大类：逻辑模态与因果模态。

四个逻辑模态符号分别为：逻辑必然“□”、逻辑可能“◇”、逻辑蕴涵“→”、逻辑等值“?圮”。与此相对应，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因果模态符号，分别为：因果必然“□c”、因果可能“◇c”、因果蕴涵“→c”、因果等值“?圮c”。与逻辑模态符号成立的形态——逻辑可能世界相类似，勃克斯提出了“因果可能世界”。因果可能世界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模态形式的诞生，也为我们研究因果问题及其相关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继承了经典逻辑的核心内容。它由一个非模态性的一阶逻辑演算(或者不包含等词的一阶函数演算)加上一组关于逻辑形态的模态词(“必然”、“可能”)以及一组关于因果形态的模态词(“因果必然”、“因果可能”)的演算而构成。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主要由语法、公理、证明和定理组成。在该形式系统的语法中，勃克斯分别对因果可能、因果蕴涵等重要的逻辑概念进行了定义。

比如，因果可能的定义：◇c?椎=df ~□c~?椎，因果蕴涵的定义：？椎→c?追=df □c(?椎？劢？追)。关于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公理，勃克斯将它们分为三类，即真值函项公理、量词公理和模态公理。由于在该系统中判定真值函项公理和量词公理的方法与步骤和经典逻辑一致，故此不赘述。因果陈述逻辑与模态逻辑密切相关，如果说经典逻辑是这一形式系统的.框架，那么模态逻辑便是该理论系统的精髓和亮点，二者缺一不可。而因果陈述逻辑的模态性以及模态算子的本质特征也恰恰是通过模态公理体现出来的。

比如，模态公理□?椎？劢□c?椎(逻辑必然蕴涵因果必然)和□c?椎？劢？椎(因果必然蕴涵实然)。我们看到，这两个公理是按照模态的强弱来排序的，前者表示逻辑必然性强于因果必然性，后者表示因果必然性强于实然性。

二者是“必然性是分等级的”这一哲学指导思想在因果陈述逻辑中的具体体现。在语法和公理的基础上，勃克斯对证明和定理进行了定义。从表面上看，证明和定理的内容无非是对经典数理逻辑中一些概念的简单重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勃克斯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将这套理论搬到了带有因果必然算子(□c)的因果陈述逻辑的系统中，并且十分适用，用勃克斯本人的话说，“一个演绎论证的普遍概念在我们的形式语言(因果陈述逻辑)中根据有前提的证明而得到了模拟”。

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或者逻辑理论都必须包含蕴涵，也就是说，没有无蕴涵的逻辑系统或理论，勃克斯构建的因果陈述逻辑系统也不例外。在因果陈述逻辑理论中，因果蕴涵是该形式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系统的主要标志。勃克斯对因果陈述逻辑的构造就是从对因果蕴涵的描述和刻画开始的。因此，分析因果陈述逻辑这一逻辑系统的哲学基础，关键就在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因果蕴涵的哲学性质。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1：资本投入下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分析

资本投入下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内生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并通过动态最优化的方法.对该模型的'增长路径进行了稳定性分析,讨论了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作 者：王佳音 姚洪兴 WANG Jia-yin YA0 Hong-xing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理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刊 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年，卷(期)：2009 24(6) 分类号：O175.13 关键词：农业部门   稳定性   资本投入   经济增长模型   动态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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