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意义及方法论文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哲学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意义及方法论文，本文共3篇，希望大家喜欢!本文原稿由网友“bgvxz05”提供。

篇1：哲学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意义及方法论文

新闻深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思想性，另外一个是指导性。因此，为了提高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和指导性，从哲学的视角来探讨新闻报道方法是一个可取的路径。

一、哲学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一）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具有更深化的主题。

在进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地针对事件的表面现象，还应该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复杂变化的社会现象，由表及里，从事物的外部联系发现事物的核心内容，发掘出事物的本质，进而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好的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高度和针对性。

应该牢固地树立唯物主义思想，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进而更加明确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各级政府的决策和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正确地了解人们的思想，找到突破口，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高度，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哲学视角能够丰富新闻报道的内涵。

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观点深入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地利用这一原理，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克服各种矛盾，增强新闻报道的内涵。

二、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哲学视角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对事实进行正确地判断，而且应该对事实的价值进行判断。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会面临价值的是与非的正确判断，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就应该选择恰当哲学视角把握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

（一）作为职业要求，新闻一定要真实。

针对这一点，在新闻报道中只存在对事实的取舍问题，而不应存在事实的真假问题。报道虚假新闻是绝对不允许的，尽管这些虚假的新闻信息可能能够达到某些目的。所以，在哲学的视角中，目的的正当性并无法成为手段的正当性的依据。

（二）并不是所有的事实呈现在新闻报道中都是有利的。

这里有三层含义，首先，新闻媒体在报道真实的事件时必须能够区别哪些是有深度的`报道。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有报道的价值。依据这个思路，新闻报道的概念应该在“新近发生”的前提下再增加“重要”这一关键因素。其哲学解读如下：作为公共信息“过滤器”，大众传媒应该将那些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选择出来并进行报道。其次，作为人们监测自身生活环境的公共机构，新闻媒介应及时告知人们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尤其是有关键影响的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必须既能充分反映媒体的监督作用，又有利于公众履行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比如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都有必要得到充分报道。而实际情况却不尽然，一些媒体似乎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却对明星的八卦或者社会的负面新闻更加关注。另外，新闻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并不一样，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真实性的判断，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合一的复合判断，科学真实中则不包含价值判断。

三、提高新闻报道策划深度的哲学视角

（一）哲学视角是提高新闻报道策划深度的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本质的联系以及必然的趋势。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大量的事物进行分析，才能使认识从感性升华到理性，最终能够掌握事物的规律。

为了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策划的深度，必须能够正确地预见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因此，必须使新闻报道人员能够具有一定的新闻洞察力和政治敏感性，能够深入地了解新闻报道的规律和市场运作的规则，对新闻工作者以及受众心理活动进行全面地了解。独到的哲学视角是能够准确地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的前提，成功的新闻报道策划的深度通常是和客观规律紧密联系的。

新闻报道的策划并不适用于所有新闻报道，通常以下几类新闻报道需要进行新闻报道策划工作：

（1）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和非事件性新闻。比如，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等。

（2）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而且不能预见的突发事件。比如，日本核的泄漏、利比亚危机等；

（3）重点问题和重要组织活动，新闻媒体需要持续跟踪报道。比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新闻报道策划应该尽量选取独特的哲学视角，以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从哲学的角度积极发掘出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客体。

（2）从哲学的视角来采写能够满足大众获取知识需要的新闻报道。仅仅传播给大众却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新闻报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新闻策划应以哲学视角作为切入方式之一，根据大众的需求提高报道的思想深度，尽可能地满足大众需要。

（3）新闻报道策划必须能够和媒体所具备的条件相适应。虽然新闻报道策划应该具有前瞻性，但是不应该只凭主观进行决策。新闻报道策划必须从哲学视角遵循客观规律，对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合理选择，做出最佳的决策。

（二）唯物辩证法是新闻报道策划的有力工具。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所有事物是相互联系，并且不断发展的。每个事物都是各自独立的系统，任何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事物的功能是在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得以体现的。同样，新闻报道策划也是一样，如果不能保持系统的思维，就不能成功地进行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可知，分析问题应该从事物的全局来进行。一定要顾全大局，以下的几种关系必须在新闻报道策划中认真处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联系；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联系；灵活性和原则性的联系。新闻报道策划过程中，策划活动的效果和策划人员的组成、技术和后勤保障状况以及新闻媒介内部管理状况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从哲学视角进行新闻报道策划，能够扩大新闻报道题材的范围，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可以突出新闻报道特点、能够树立媒体的形象，提高竞争力。在新闻报道策划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差距，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能够使新闻媒体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四、新闻报道文化的哲学视角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思想，将该规律应用于新闻报道的传播实践中，如果仔细思考，就能够发现大量矛盾的背反情况。比如：大众需要的广泛性和新闻报道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新闻报道工作人员观念的局限性以及倾向性存在着较大的矛盾，新闻报道的整体信息量和大众接受量存在着较大的矛盾，新闻报道传播者按照事实提取出来的论点和事物自身之间的差别形成的矛盾。但也正是以上这些矛盾不仅具有统一性同时也存在着对抗性，进而能够促进新闻文化的发展，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从新闻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探讨，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哲学视角来分析各类新闻事件。

（一）经济分析法：在经济层面上对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手段之一。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决定作用。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都能够反映经济问题。

（二）理论联系实际，不但指哲学理论对新闻报道的实践具有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包含了在实际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理论，并使新闻报道的深度进一步提高。正确的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工作极大地降低盲目性，提高其层次。

（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决策，很多事物从表面上分析通常比较类似，然而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就能觉察到其中蕴涵着独特的个性。新闻不仅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同时也能够对实际事件进行分析，有着舆论引导作用。应该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手段，对于纷纭复杂的新闻事件，深入地分析新闻事件，了解其中实质，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新闻事件的客观事实。

（四）相关性分析，其主要思想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被单纯的表面现象蒙蔽；应该更加透彻地对待不同的新闻事件，并且能够在其中发现差别及其相互联系的内容。对于每位新闻报道工作人员，把握正确哲学视角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新闻报道工作者必须认真地学习哲学理论，正确地应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对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事实进行客观、准确、深刻的报道，才可以掌握怎样采写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新闻文化具备更加深厚的根基。

篇2：浅谈否定及其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论文

浅谈否定及其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论文

黑格尔曾在《逻辑学》的“导论”中指出：否定的东西引导着概念自己向前发展，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否定”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对于这种辩证法，马克思一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并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伟大的成果就在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超越了这种概念辩证法，走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法。阿多诺也肯定了“否定”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哲学所寻求的秩序和不变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连续的否定”。但相对于马克思通过实践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阿多诺的辩证法申言，主体和客体的差异和对立不可以通过“否定”而实现超越，进而他甚至认为，“否定”所确立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辩证法的前提。易言之，阿多诺认同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运作，但这一认同仅仅在于确认后者通过对“否定”的运作所确立的主客体同时存在的那种状态。可见，“否定”这一概念在三位哲学家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段哲学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拟以“否定”为切入点来考察它在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转变及其扮演的角色。“否定”是否具有规定性（即是否是完全的虚无），“否定”的对象是什么，否定行为得以进行的前提又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进一步构成了三位哲学家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所以考察“否定”这一概念在辩证法历史中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要揭示一个哲学概念的演变，它还将进一步说明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再到阿多诺的哲学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反映黑格尔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不同尝试方式。

一、“规定了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

D·亨利希曾指出：“‘否定性’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的基本分析手段之一。不研究否定的意义，就无法说明否定的方法与所有其他的方法的区别是什么……‘否定’是发展哲学理论和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概念结构的唯一的基础。”“否定”（Negation）作为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不仅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也是“绝对精神”自我展现、自我外化、自我确证自我的方法。那么，“否定”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哲学理论中具有怎样的内涵？

按通常理解，否定是和肯定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否定是对某一肯定的否定，因而是一种“无”、一种“消逝”。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否定”并不是单纯的否定。黑格尔受到斯宾诺莎“一切规定就是否定”这一命题的启发，并进一步认为，“一切否定都是规定”，所谓的“规定”就是一种“限制”，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他指出：“一种规定性自身就是否定，所以它们是否定的无，但是否定的无，自身就是某种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否定”和“规定的否定”其实是一个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否定”（Negation）作为“规定了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就是“自否定”，他认为，“任何规定自身就有自否定的冲动”，换句话说，“在黑格尔那里并非一个事物遭受外来的否定，而是这个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超越自己，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肯定或规定”。因此“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于是，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就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作为“扬弃”（Aufheben），精神通过“自否定”打开自身，发现“他物”是它自身的外化，精神进一步利用“否定”把自身与他物的界限包含在自身之中，跨越出去。

精神（意识）为什么具有通过“自否定”而认识他物的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否定的承载者——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主体，具有进行否定的动力，有着向目的发展的冲动。作为主体的精神通过“自否定”，打开自身的界限，关涉他物，发现他物其实是自身的外化，精神随将所有陌生的东西作为他自身的他者、而在本质上也是作为它自身来穿透。精神作为主体，它通过它的中介——“他者”而达到对自身的认识，而这个过程就是逻辑否定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概念的精神也就是作为主体实现着的逻各斯，它是所有存在之物的秩序和理智的构成者。由此，“黑格尔把‘本体’即‘客观精神’主体化，赋予了其能动发展的本质”，作为主体的精神才有能力通过“自否定”在它所“构成”的客体性领域——在它的中介“他者”之中——重新发现自身，回复到与自身的统一。

“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其实就是精神或意识的自我活动性，通过否定，意识获得了解放，精神也获得了主体—客体—同一性的洞见，并因此达到对客体性的扬弃。并且通过否定的中介物即“他者”，“精神”实现了对自我的限定，这使得精神变得“异于自身”，与自身疏远化了，然而精神又在“他者”的存在中重新发现自身，并且返回到了自身。而就当精神从其异化中返回自身时，“抽象之物”或者“被思想之物”即“他者”成为“意识的财富”。

在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主体精神通过“否定”扬弃了“他者”从而返回到自身成为“绝对精神”，但是纯粹抽象的“否定”如何可能通过双重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绝对肯定的精神呢？从上文了解到，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就是“自否定”，这样“规定了的否定”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排斥和拒绝，而是精神内在的“自身反思的关系”。然而正是由于精神所具有这种的“自我反思性”，使得精神才有转向（回复到）自身的可能。对此黑格尔曾明确地指出，“自否定”这一概念，“构成了概念运动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正是由于否定所具有的自否定本性使自己成为否定之否定。“规定了的否定”自身已包含了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在黑格尔那里，“肯定”和“否定”其实是一个过程。那么，作为第二次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就是“规定了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的方面。它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潜在地存在于否定之中了，只不过黑格尔把它放进了一个时间序列之中，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表达出来了而已。

如果我们把“规定了的否定”比作一个弹簧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定了的否定只不过是这个已经被拉长的弹簧的两个端点和中点，而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个东西，“自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始终包含着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实质，然而当条件允许时，自否定便会自然过渡到否定之否定，作为对原来主体的回归。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东西，为什么黑格尔要把它们分开来表达呢？事实上，正是这一区分才道出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真正秘密。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作为主体的精神是万物的本原，那么精神就有必要向人们展示它这一本原所具有的丰富性。而主体通过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把肯定的东西在它的否定的东西中，即前提的内容中，在结果中坚持下来了”，精神的丰富性由此全部展现出来。黑格尔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再一次否定，得到否定之否定其实是把作为“他物”的客体纳入了精神主体，使客体消融在主体精神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最终统一。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渡是内在目的的必然性，而正是这个内在必然性导致否定性辩证法的发展过程转变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

按照传统哲学思维范式，黑格尔不得不建立一个体系，如果“哲学要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因此，否定——否定之否定原则的确立，一方面是由于黑格尔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同一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想建立庞大哲学体系的野心所驱动的。所以说，正是这一原则才使得黑格尔辩证法始终没有逃离“主体精神”的魔圈，黑格尔的哲学始终囿于绝对精神。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主体“通过‘否定’把自己规定为一个内在的精神性存在，通过自我愚弄，人把自己等同于某个灵魂或精神，从而达到了自我同一的错觉”。所以主体和客体虽然在黑格尔那里是统一的，但它只是上帝概念的必然结论和发挥，因为它把客体消融在作为主体的`精神之中，客体仅仅是主体的属性，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只不过是主体与自身的同一。辩证法并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仍然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共享着基本的理论前提，这使得“否定”的革命和批判精神遭到束缚，导致了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所以“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马克思语）。

二、“否定”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在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下，“运动始终在逻辑上可规定（可言说的）始终逃不出概念的普遍性框架，哲学范畴就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科学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黑格尔通过“规定了的否定”打开了概念（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有意识地发现了不可言说的“他者”的存在，但是“他者”最终被他认为是精神异化了的产物，仍旧是抽象的存在，所以这个不可言说的神秘领域最终被否定掉，回到了哲学所熟知的概念领域，即“绝对精神”。否定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使主体逃离同一化哲学的魔圈，反而进一步论证了绝对哲学。黑格尔因此被“称作最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尽管他有意识地用否定性辩证法的革命性去突破传统形而上哲学的束缚，但是他“仍处在纯思维，纯概念的怀抱里”。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理论中的这一秘密，“否定”这一概念既承载着辩证法的革命性，又肩负着保守体系的建构，恩格斯把这种矛盾归结为“保守体系和革命方法”的矛盾，并指出：“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然而“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即“必须把它们从那种神秘的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将这个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双重作用的“否定”概念分化开来，并用“否定”的革命性反对其体系的保守方面，从而把“否定”的革命性从其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由此走出唯心主义体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视域。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褒扬，他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克服了旧哲学”，“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据此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并把否定性辩证法从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剥离出来，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改造，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然而笔者认为，其实这里大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辩证法来自黑格尔的理解，实际上是将两者随意地外在组合，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通过研究马克思的《手稿》和他的“颠倒”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辩证法，就会发现，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批判黑格尔的，实际上，马克思是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内部实现对其进行批判和超越的。马克思通过研究“否定性的辩证法”，从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发现了“物”的踪迹，发现了“黑格尔那里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发现了“具体的感性的人”的独立自在。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意识到抽象的“绝对精神”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大全”，它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实在”，因此马克思就大胆地对这一抽象的结论加以“否定”，这便使他走向一个非唯心主义的立场或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内在超越，完成了对否定性辩证法的解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得出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只不过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的过程中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合理之处。正如邓晓芒所说的：“马克思并不是毫无前提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是先在黑格尔那里早已接受过某些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影响，才在遭遇到费尔巴哈的思想时豁然开朗，一泻千里。”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给与了物质很高的地位，使它成为精神的外化，把它提高到绝对的地位”。马克思意识到“他者”——作为意识的外化，具有一瞬间的独立存在。然而正是在这外化的一瞬间，“他者”在辩证法中获得了独立性，马克思也因此认识到“物”是独立真实存在的，而“现实具体的人”作为“他者”也必然独立存在。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将“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对此，马克思“要求把对象化的世界归还给人”，他认为：“具体的东西，而不是表示东西的概念，才是思维的出发点。”马克思试图用“物质”的真实存在来替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天国”拉回到“人间”，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救”。实际上，《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继续追踪下去，去寻找辩证法的真实意义，看看否定性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究竟“否定”了什么？那个“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怎样实现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算，指出黑格尔将现实的一切当做自我意识的反映和外化的产物。“黑格尔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但是，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更明确的方式试图用“具体感性的现实存在的人的实践活动”“否定”黑格尔完全抽象的理论哲学，使倒挂在“天上”的辩证法真正地“颠倒”过来，站立在稳固的生活世界之中。然而这一“‘颠倒’并不像先前在用简单的物质概念替换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这一颠倒意味着摒弃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走向具体性，将黑格尔辩证法由‘天国’引向‘人间’”。马克思试图通过辩证法突破同一性哲学束缚，试图破除阻碍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禁锢，从而实现个人的超越和发展。

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继承下来，在马克思那里，从规定了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仅仅是形式上或符号上的一种对应关系，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的“规定了的否定”的对象不再是那个神秘的“他者”，而是整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通过对它的否定，马克思回到了否定之否定，而这个肯定的回复也不再是对抽象精神的确证，而是把抽象的哲学引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活”的东西保留了下来，马克思的“内在超越”实际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窥见了黑格尔所没有看到的世界。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规定了的否定”的不同理解，把囿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它的同一化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了，建立起了以“现实存在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他“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将其‘合理内核’在新一种类型的辩证法中保存了下来”。

三、“规定了的否定”与阿多诺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精神将哲学理论导向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将理论立足于现实人的生活实践之中，那么在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否定”这一概念是否还在继续起作用呢？对此，学者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否定”建立起的辩证法其实是物质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成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而历史也因此按照这一规律进行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因此成为另一种抽象的理论，它其实复辟到了黑格尔之前的时代，否定的革命精神也因此被扼杀。阿多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拒绝像传统学者那样理解“否定”，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黑格尔“否定”这一概念的深意，以图避免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的误解，发现否定的真义。但在此基础上，阿多诺却发展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不尽相同的唯物主义观念。

需要明确的是，阿多诺在对传统辩证法进行批判之前，他是以接受黑格尔传统辩证法的某些基本思想为前提的。阿多诺冲破传统同一化哲学是以揭示其内在矛盾为支点的。因此，同马克思一样，阿多诺说自己“不是居高临下地裁判这种本体论，而是出自它自身的成问题的需要来理解它并内在地批判它”。所以阿多诺的身份首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然后才以批判家的身份出场。那么阿多诺是怎样完成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的呢？

首先，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从“规定了的否定”转向“否定之否定”所得出来的确定结果并不是逻辑上的必然。他认为，黑格尔根据“规定了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通过对它的对立面“他者”的扬弃，得到的肯定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对某物的肯定总是与它的否定同时存在的，如果强制地使它转入肯定性，那么“否定只要被驱动得足够远，并通过自身的反思，便于肯定相同一”。否定之否定其实就是肯定，是同一化哲学的内在要求。阿多诺认为，“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

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用概念的方式所确立的一种秩序，即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扬弃而确立的“否定之否定”，其实是单一的、空洞的，因为它切除了“非同一物”的存在。对此，阿多诺要求找回“非同一物”，因为“哲学的真正兴趣和主题始终处在哲学之外，是那些拒绝同一化的东西”。“通过同一性平息辩证矛盾，其实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作为抽象存在的“概念”不可以把现实存在的“非同一物”消融在自身之中。那么怎样才能将“非同一物”从“意识的暴力”即从同一化哲学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呢？

阿多诺强调要从黑格尔的“规定了的否定”入手。黑格尔的“规定了的否定”已经揭示出了所有辩证法的秘密，即“规定了的否定”才是真正辩证的东西。前文已述，“规定了的否定”本身就包含着否定和肯定，而阿多诺就十分看重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一个东西的否定，便是对另外一个东西的肯定。因此，根据“规定了的否定”的否定方面，否定了概念的确定性，然而在否定概念的过程中，作为中介的“非概念物”则是以肯定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状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任何一个否定都是对这种状况的呈现。这样“规定了的否定”是要维护各个确定的要素之间的非同一状态。否定的辩证法唯一肯定的东西就是这种作为开放体系的“规定了的否定”。因此，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破除同一性，寻找“非同一物”抑或“非概念物”。“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形而上学虚假的同一性目的的表现而已。阿多诺认为，“非概念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对概念（主体）进行否定的时候，借助的中介便是“非概念物”，但“非概念物不是靠对否定之物的否定之否定来获得”，“非同一物”是跟“概念”同时存在的，不过它的存在是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言说和用理性来把捉的，它的领域对我们还是一片黑暗。阿多诺认为，黑格尔借助“非概念物”进行“规定了的否定”得出了“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把概念把捉不住的东西拒绝在概念体系之外了，或者是用概念把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非概念物）概念化了。

在阿多诺那里，主体（概念）—客体（非概念物）的对立是不可消除的。那么主体和客体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地位在阿多诺那里是等同的么？阿多诺指出，其实“非概念物”并不是以“概念”（主体）完全对等的对立面而呈现出来的。在主客体的关系中，阿多诺承认的是客体的优先性地位，然而“正是由于转向客体的优先性，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客体，非同一性的肯定性表现只是一个术语上的假面具”。这就说明，在阿多诺那里，唯物主义之“唯物”并不在于对客体存在性的承认，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掉主体，而是意味着“客体作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没有超越辩证法，而是在辩证法中表达了出来”。如此阿多诺宣称他和那些只认为“物质和运动才是真实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划清了界限。

阿多诺以他“瓦解的逻辑”发现了传统辩证法封闭的逻辑体系之外的东西，尽管它们现在仍然不为人们的理性所认知。但“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而不是对形而上的同一化哲学的确证，这就“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概念不能穷尽所表达的事物”，“那么真理就必定处于超越概念的地方”。因此，阿多诺以“非同一”的真实性告诫世人：“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对同一性的抵制。阿多诺的“规定了的否定”，不仅保持辩证法的开放性，承认“非同一物”的真实存在，实现了对同一化哲学的批判，同时它也解放了被同一化哲学所奴役的辩证法，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拯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唯物主义哲学视域。所以说，“阿多诺站在辩证法的边界上，他既是一个终结者，又是一个出路的探索者”。

马克思和阿多诺的辩证法都是以黑格尔为起点的。不过他们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想从其体系之中找到一个突破口，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的奴役。而这个问题的缺口恰恰就是“规定了的否定”。他们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不同解读，把辩证法导向了一个新的哲学立场——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把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于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开启了实践哲学的视野，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抽象性历史主体的反叛。阿多诺则不同，他认为“规定了的否定”所确定的“非同一性”是现实存在的最真实的状态，“非同一物”是真实存在的，客体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原为主体，所以必须承认客体的优先性。但是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是以否定主体为代价的，在他那里主体客体实现了和解，并且携手步入了“星丛”。在此基础上阿多诺确立起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由此可见，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阿多诺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及哲学的变革之中，否定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篇3：浅谈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论文

浅谈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论文

生态哲学是在出现了生态问题后人们经过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可以说生态哲学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化，生态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解决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解决生态问题离不开科学的思想指导，而生态哲学具有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从科学的指导思想角度来认识生态哲学是很有必要的。

一、生态哲学概述

（一）生态哲学的产生

生态哲学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科学。在人口与工业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用传统的生态学方法解决生态问题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用哲学的观点思考这一问题，生态学与哲学的结合产生了生态哲学。

（二）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

生态哲学是哲学的一种，从本质上来看生态哲学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因此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来说生态哲学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本身的内容，二是人们对生态的认识；三是人与生态关系的价值；四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

二、中西方生态哲学的观点分析

虽然生态哲学的产生是近代的事，但是生态观却可以向更早期的历史追溯，古代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形成的哲学观点可以算是生态哲学的最早期起源。以下笔者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观和西方生态哲学的发展来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观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观点中，我国古代哲学家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表述，例如“天人合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易经》中就提到人要以自然为法，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进行人类活动，在此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围绕着“天人合一”观点产生了众多思想流派，虽然表述的观点不一而足，但是落脚点都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核心上，以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生态哲学观点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二）西方生态哲学的主要观点

对西方生态哲学观点的追溯并不像我国一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历史，西方生态哲学观点的产生就是近代以来，在出现了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后才引起的哲学反思。西方哲学观点在生态观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简单来说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观和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观，这两种生态观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这两种生态哲学观点各有优点和不足，在此我们不做一一赘述。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西方的哲学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并没有直接明确的表述过生态哲学思想，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述中实际上就包含了生态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两点：一是在人与自然拉关系的表述中揭示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二是提供了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方法，例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与自然相处中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等。

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生态哲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生态破坏带来的危害，解决生态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解决生态问题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指导，古代的生态观对我们固然有着思想上的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点更具系统性，以下笔者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确立了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和谐之间的关系的原则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要求我们在发展建设中尊重自然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广泛的开展着各种工程建设，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对自然进行改变，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到对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吸取相关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认识、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我们认识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发展的认识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模式中，我们也在这一模式下取得了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成就。

（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继承古代生态观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又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并将生态和谐作为重要主题，可见我们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视和决心。科学发展观中不单强调生态的和谐，从总体上要求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在这一原则要求下，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方法和方向：首先，强化对全社会的生态教育，逐步引导和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思想意识；其次，在经济建设中要关注生态，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長方式，倡导循环经济，实现和谐发展；再次，解决生态问题的过程中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依靠科学技术，尽量的减少污染排放，缓解给生态带来的巨大压力；最后，改变人们是生活方式，倡导文明、绿色，为保护环境和生态做出贡献。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道路上，科学发展观中明确的提出要生态和谐，在生态和谐的建设中找到科学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对我们的生态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从历史追溯来分析了生态哲学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点中引出了对我们当代中国的意义，生态哲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该问题的剖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彭立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维度[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34（11）：11-13.

[2]钟文华.生态哲学的历史探究及其当代意义[D].福建师范大学，2005.

[3]韦志芬.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其中的两个维度[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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