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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评价诠释论文

时间：2023年08月13日

来源：金桔希子

编辑：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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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评价诠释论文，本文共12篇，供大家阅读参考。本文原稿由网友“金桔希子”提供。

篇1：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评价诠释论文

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评价诠释论文

【摘要】由于存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企业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绩效评价一直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对国有资产管理绩效无法进行有效的评估,就难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本文将从公共产品角度来探讨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问题。

【关键词】公共产品;国有资产;绩效评价

一、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形成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中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它的效用不可分割。它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效用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本身的效用是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享,在技术上不可分割成若干部分,分别归个人享有,它具有联合受益和共同消费的特点。二是非排斥性,就是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个人独享,要是排斥他人,在技术上做不到成本也很高。三是非竞争性,就是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享用,不会排斥他人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减少他人享用的数量和质量。

自然垄断和外部性为国有资产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市场是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也具有本身固有的缺陷,即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尤其是由于自然垄断和外部性的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某些方面是缺乏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的。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以市场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也需要财政配置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即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进行的,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投入资本,从而形成国有资产。

二、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应主要承担提供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而将大部分的私人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企业去进行。因此,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主要应是对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所必需的资产的管理。从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有必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国有资产的管理还应包括一些由国家集中起来用于平均社会收益分配的资产,如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率,政府必须使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使之转化为社会公共需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增量,最终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心放在对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国有资产管理上。国有资产专门管理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职责不再是对盈利性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应转为对非盈利性的国有资产的管理。

三、公共产品与公共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

在现实的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存在的,这部分资产既包括诸如国家用于提供司法、行政、国防、环境保护等纯公共品所必需的资产,也可能包括诸如公园、道路等准公共品所需的资产。毫无疑问,管理好这些国有资产并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理应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题中之意。那么,应该如何确立一个基本的体系,对这些资产管理的绩效进行有效的考核呢?公共产品理论在此给出了基本的原则。

(一)纯公共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对于纯公共品领域提供中所必需的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公共产品理论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判别标准,也就是当公共品提供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公共品的提供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对于该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应遵循这一原理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确认,并给出评价,这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难点所在。

1.从收益确定和评价的角度来看,公共项目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比之于一般企业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要困难得多,因为一般企业的`收益都是可以货币计量的,而公共项目因为其固有的收费的困难性,尽管其社会经济效益可观,但却很难以货币价格进行量化。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公共项目的收益通过某种类比的方法转换成可以货币计量的收益。比如对于绿化造林的收益,可以通过一定的统计处理,计算由于绿化造林引起的农业环境改善从而农作物增产的收益以及空气质量改善导致的呼吸疾病减少而节约的医疗费用等等。这些计算尽管不可能是非常完整的,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有资产管理的真实收益。

2.从成本确定和评价的角度看,公共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困难主要在于对事后成本大小的评价要远困难于对企业成本的评价,因为企业处于一个与其他企业相竞争、相比较的环境中,而它的收益又是明确的,这样,当发生长期收益不抵成本的情况,或成本收益大幅度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水平时,就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该企业的成本管理是不理想的。而从客观上来讲,即使不作主观的评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那些成本管理不利的企业也将会遭到市场的淘汰,即市场将会自动地对企业资产管理的绩效作出评价。

(二)准公共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准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物品和服务。正是因为不完全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所以准公共品的提供既可能采取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也可能采取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在考察准公共品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绩效时,首要的问题是将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作一比较,只有当确信公共提供的效率较高时,国有资产管理活动才应介入这一领域,否则应尽可能地不介入。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究竟是采取公共提供为好还是市场提供为好,取决于这两种方法各自产生的净收益的对比。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理论在准公共品提供上的原则标准,显然不能把收费的多少作为评价国有资产管理好坏的标准,固然收费可以使消费者在消费准公共品时客观地衡量其自身的效益和成本,从而避免过度消费造成的浪费,而且还有助于减轻税收的负担和税收引起的效率损失,但是过高的收费标准同样将导致效率的极大损失,特别是在某些行政垄断的场合,不受控制地乱收费将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收费越多,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就越好。

【参考文献】

[1]毛程连.国有资产管理新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叶振鹏.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经营财政[J].财经文摘,(6):27.

篇2：论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

一、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的形成

二、公共产品与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

三、公共产品与公共领域中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

(一)纯公共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对于纯公共品领域提供中所必需的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公共产品理论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判别标准,也就是当公共品提供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公共品的提供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对于该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应遵循这一原理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确认,并给出评价,这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难点所在。

1.从收益确定和评价的角度来看,公共项目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比之于一般企业资产管理收益的确定要困难得多,因为一般企业的收益都是可以货币计量的,而公共项目因为其固有的收费的困难性,尽管其社会经济效益可观,但却很难以货币价格进行量化。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公共项目的收益通过某种类比的方法转换成可以货币计量的收益。比如对于绿化造林的收益,可以通过一定的统计处理,计算由于绿化造林引起的农业环境改善从而农作物增产的收益以及空气质量改善导致的呼吸疾病减少而节约的医疗费用等等。这些计算尽管不可能是非常完整的,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有资产管理的真实收益。

篇3：诠释被忽视的公共理念论文

诠释被忽视的公共理念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私人小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成共识。但对发展公共交通的探讨通常过于注重如何降低居民出行的经济成本，片面强调公交优先是对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群的优先。为了引起人们对私人小汽车与公共交通竞争发展条件下被忽视的“公共理念”的关注，使公共交通真正成为所有人的选择，必须在“公共理念”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一系列发展公共交通的举措。

关键词：公共交通；公共理念；全体公众；吸引力

当前城市交通发展的状况，可以概括地分为以小汽车为主导和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两种典型的交通发展模式。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需要更多的土地用于道路和停车，这种交通方式鼓励低密度的城市扩张，即所谓的“蔓延”方式，它增加了人均土地开发量，同时还带来了各种成本开支，包括建设公路设施而增加的经济成本、因道路土地增加导致绿色空间减少而引起的环境和美学成本、因低密度开发而提高的人均市政和公用设施成本。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城市空间扩展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同时，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居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导致近年来城市机动车数量快速增加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作为城市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土地资源匮乏、道路面积率相对较低、城市交通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城市交通问题的最佳选择。于是，各城市试图大力发展公交，推崇公交优先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不强，最主要的症结之一在于忽视了公共交通最重要的理念——服务全体公众。多年以来，改善公共交通条件的探讨比较注重于如何降低居民出行经济成本，以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过于强调出行成本往往导致公共交通乘坐的舒适性下降，从而逐渐成为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群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增强公交出行的舒适性和便捷性，“以人文本”、以全体公众为本，为所有人服务，而绝不仅仅针对普通百姓或者低收入者；有必要全方位建设更具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公共交通具备真正的公共理念。

一、我国公共交通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截至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4329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达2365万辆[1]，比的1608万辆增长了1.6倍。总体而言，受经济增长推动，随着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逐步提高，我国机动化将很快由导入期(指标为20辆/千人)步入普及期(指标为200辆/千人，相当于新加坡现有水平，美国19为20辆/千人，普及时间仅为)。这种趋势的合力影响是巨大的，二战后美国经历的“小汽车导向”的土地增长模式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引起了今人深刻的反思，前车之鉴应当引起我国足够的重视。

由于我国城市空间资源有限，不可能无限持续扩展以满足潜在的小汽车交通需求，城市生活本身对交通便利的要求必将受到交通拥挤的空间制约。因此，要保持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并避免产生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副作用，正确的方法是鼓励人们尽量采用较少占用空间资源的运输方式，保障公共交通出行的主体地位。

所谓公共交通占主体，其承担的出行比例至少在40%以上，这时的城市道路利用率最高，污染最少。而我国大城市目前公交承担的客流比重一般在10%～20%，现实与需要差距甚远，而且主要是服务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交通出行，缺乏高效性、便捷性、舒适性，是人们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对城市出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对部分城市居民出行情况的调查表明，公交吸引力不大的原因主要是不方便、不准时、不舒适，其比例达到90%以上，而票价等原因只占5%。80年代中期开始，大城市的公共汽车交通相继萎缩，从运营效率到经营管理，从服务水平到经济效益都出现了全面的衰退。1978～1995年的间，全国公交车辆和线路长度分别增长了2.5倍和2.8倍，公交车辆达到0.62辆/千人，但公交车辆的运营速度由12～14km/h下降到5～10km/h，新增的运力被运输效率下降所抵消。90年代初，公共汽车在居民出行交通结构中，多数大城市从原来30%下降到10%以下[2]，其原因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方针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公交普遍存在非人性化、换乘不便、出行时间长、覆盖面窄等问题。公共汽车在整个城市交通客运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可见，提高公交吸引力就是要提高公共交通的方便性、准时性和舒适性，即运行方面的高技术标准以及高质量的服务水平，高质量的乘车环境，高水准的乘客素质等。

二、国外公共交通的经验借鉴

近几十年来各国在应对城市交通问题时采取的公共交通对策成为发展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不少国家出台了专门的城市公共交通法规。在欧美，大城市都建有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主、多种交通方式相互补充的公共交通系统，各种方式分工明确、联结紧密、换乘方便，构成了高效率的网络体系。日本的国土资源状况决定了其人口的高度城市化，其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但是发达的日本公共交通成功、高效地解决了交通问题。公共交通以其方便、便捷的特点成为国外许多城市交通的有生力量。其中巴西的库里蒂巴市就是一个成功利用公交系统的典范[3]。

库里蒂巴市是巴西巴拉那州州府，被誉为全世界公共汽车快速交通技术应用最成功的城市。库市地处巴拉那高原，市区面积为432km2，人口160万。1980年，库市一体化公交网正式启用。库市的公交网包括快速线、直达线、小区间联线和输送线(把各小站的乘客集中输送到网内)以及枢纽站。为区别各种车辆的不同功能，分别涂以不同颜色，并以不同的运载能力和速度运行。在公交网内，乘客可使用其他线路而不需要再次或多次购票。别具特色的管道式车站上下客体系是库市的标志，管道车站入口处建有残疾人车专用升降梯，汽车进站后，液压机将车站与汽车的连接平台板升起来，使得上下车更加快捷和安全，城市公共汽车停车时间大大缩短。与运行在一般城市街道上的公共汽车相比，快速城市公共汽车每小时运送乘客量要多2倍，而且这样的公共交通系统比城市有轨电车和城市地下铁道交通系统的建设便宜得多，不利影响也小得多。

日本东京是约有12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面积比北京小得多，只有北京的1/8，汽车拥有量约550万辆，每100人中拥有汽车54辆，但每10个有车的人里只有1个人乘小汽车上下班。为缓解交通超负荷现象，多年来东京都和日本其他地区一直以大力发展轨道公共交通为突破口。由“电车”和地铁组成的星罗棋布的电气化轨道交通网由于载客量大，方便快捷，目前已成为东京人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日本城市内的所谓的“电车”，实际上就是电气化铁路，可以理解为露天行驶的地铁，但显然比地铁建设投资少。东京都内“电车”和地铁吸引乘客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列车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乘客能非常准确地知道自己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所需时间。而且列车还分为普通列车、急行列车和特急列车。普通列车每站都停，急行列车在较大的车站停车，特急列车只在大站停车。乘客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东京都还努力简化各种轨道公交线路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路面公交服务之间的乘换程序。在巨大的“电车”站或地铁站内，一般是每隔不到50米就有乘坐各条路线的指示标牌，每条线路由不同颜色标识，让换乘乘客一目了然，而且大部分路线之间都是互通的，换乘起来十分方便。车站出口，就设有公共汽车站和出租汽车站，整个公交系统连成了一张处处为乘客着想的服务网。

为了吸引乘客，东京都内的公交列车内也为乘客提供了一流的服务：冬天，列车的座椅会自动加温。夏天，列车车厢内不仅设有空调，窗户上还都挂有百叶窗帘，为乘客遮日去暑。此外，由于“电车”和地铁都是电力驱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都市改善了大气环境。三、构建服务公众的公共交通

以服务全体公众为本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涉及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公共交通规划与运营管理，本文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1.降低单人小汽车的出行和使用

提高小汽车的购买成本、限制小汽车的拥有既不利于汽车产业的发展，又遏制了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因此适度发展私人交通的重点是合理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如对拥挤道路的.通行采用收费方式，即在交通拥挤时段对部分区域道路使用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控制交通出行需求，减少拥挤区域道路交通流量，缓解交通紧张状况。2月伦敦开征交通拥挤费，其标准为每辆车收取5英镑。该计划原定减少市中心15%的交通流量，但通过这一措施后，现在伦敦市中心交通流量减少了16%～17%，大大改善了中心区交通拥挤的状况。同时提高城市中心区域的停车费用、征收城市道路使用税、增加燃油税等都是最简单、最直接而且有效的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这部分收入仍然用于进一步改善公共交通条件。

2.给予公交车辆优先行驶的“特权”

公交运行优先就要给予公交车辆道路优先通行权。建设道路时优先考虑公交设施，开辟公交设施的行人专用通道，在重要换乘点给予行人优先通行权。在空间上，要建立公交专用道网络，保证大容量公交线路，在多数情况下，提供低成本的预留公交专用道。在部分路段采取公交车借用非机动车道、开辟专用道和设立港湾式停靠站等措施；停车系统确保公交停车优先，在城市单行干道上设立公交逆行专用道；对于较大的交通流量，可以采用导向式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市郊铁路等进行分流；信息系统在交通信号控制方面实行公交信号优先，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的运送速度。这样在提供相同交通容量的情况下，成本远小于新建相同容量城市道路。

3.全面发展地面公交，完善公交网络

地铁、轻轨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其投资浩大、工程难度高、面临的矛盾问题比较多，多数城市不具备短时期内的实施能力。常规公共交通系统即地面公交系统投资少、见效快、建设周期短，具有灵活、便捷、覆盖面广的特点，适合中短距离客运，可以深入到城市各个片区内部。地面公交是与轨道交通相匹配的公共交通方式，大力发展地面公交系统可以在短时期内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

4.强化枢纽功能，提供便捷的换乘平台

枢纽规划是公交系统规划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保证公共交通便捷的关键环节，它能将独立的交通运输方式“串”起来，形成一个网络，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出行效率。建立完善的公交枢纽应根据用地布局和客运交通流向，按照规模大小将换乘枢纽分成不同等级：大型的换乘枢纽一般布设在人员活动集中、交通方式交换频繁的市中心和城市副中心；普通的换乘枢纽一般布设在重要的人流活动场所，或者是多条公交线路汇集的地铁车站。另外按照使用功能将换乘枢纽分为不同类型：一类是地铁与地面公交、地铁与出租车等各类公共交通之间的换乘枢纽，一般布设在城市中心区范围内；一类是地铁与私人汽车、自行车等满足多方式联运的换乘枢纽，一般布设在城市中心区外围。两类换乘枢纽，前者提高了公交系统内部的运行效率，后者则促进了公共交通与个体交通之间协调发展。枢纽规划的重点在于对客运各方式进行整合，尽可能缩短换乘距离，配置足够的机动车和自行车停车设施，有条件的给予同台换乘，共站运行，以建立良好的停车——换乘模式。

5.公共交通及设施的人性化改造

首先，要对公交客车进行改造，提高舒适性，鼓励采用大型化城市公交车。我国当前生产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是车身长度10m以下底盘高度500mm以上的中型客车，这种底盘的公交汽车适应性很强。但是，我国城市人口密集、客流量大，特别在客流量的高峰期，拥挤不堪现象就凸显运量不足。最高峰期车内每平方米站立11人之多，乘坐极不舒适。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加大车身长度增加客容量，使车身长度大型化。

其次，鼓励采用低地板化公交车。对公交客运营指标影响最大的是地板高度，地板高度降低57%，可使乘客上下车的时间节省50%，从而可提高该线平均运输速度7.5%[4]。地板降低无疑可增加平均运输速度，提高运营效率、驾驶平顺性和乘坐舒适性，同时又方便老龄人、小孩及残疾人上下车。道路状况允许时应发展超低地板(地板高度在320～450mm)公交客车。

最后，在地铁站、车站引入人性化设备，考虑残疾人和带着小孩、包裹的旅行者等的出行要求，比如自动扶梯、避风站台、查询系统、与便利店书报亭相结合的公交运输信息和电话、车辆来去的屏幕显示、有暖气及冷气的遮蔽处和等候座位等。

6.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

采用公交车的运行监控系统提供实时信息。以北京422路公交为例，试用的电子公交实时时刻表能提供以分钟为精确度的行车路线、时刻表和车站设施的有关信息，甚至整个系统范围、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其他出行信息。无论是正在出行的人还是已离开交通系统的人，都可以通过电子牌、电话中心或直接通过因特网获得到达目的地车辆何时进出站等的信息；采用适用于当今信用卡社会的票务系统，同时允许乘客一票或一卡乘坐不同的公交工具，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合用出租车以及停车(小汽车、自行车)换乘公交。

四、结语

国际经验表明，以公众为本的舒适、高效、便捷的公交系统只有成为政府一贯的政策理念并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才能实现，其实现不仅决定着城市未来的机动化道路、城市交通系统的效率和服务状况，而且将对城市整体发展及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决定着未来城市布局演化、城市活力与效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许多大城市，特别是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道路交通条件无论是路网密度、等级结构还是道路标准以及交通管理等都制约着地面公交的有效拓展和运行。在此关键时期，政府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导向就显得十分重要，要达到先进国家那样优质、高效、舒适并对全体公众具有较高吸引力的公交服务水准，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2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02-28].

[2]周干峙.发展我国大城市交通的研究[C].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3-7.

[3]WESTBERGC.库里蒂巴市的廉价公交系统经验[J].城市交通，(2)：15-16.

[4]马敬杰，陈传信.城市公交客车的发展与研究[J].客车技术与研究，(2)：4-5.

篇4：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论文

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论文

【摘要】如参天大树一般，公共产品理论经历了历经萌芽、形成、成长、繁茂、成熟和进一步发展等个阶段，已逐步得到了完善并成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立于财政学之外。全球化也带动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与时俱进，目前公共产品理论在概念、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上均有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发展阶段;供给方式

财政学萌芽到成熟足足经历了300多年的磨练与沉淀，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文章按照阶段的划分介绍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过程，并介绍了各阶段中重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在文章最后引出了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最新理论――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

一、思想的萌芽阶段

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霍布斯，他在1646年创作了《利维坦》(亦称为《教会和公民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论国家”中，霍布斯从人性需求和契约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自己的公共观。休谟举出了“公共草地排水的”案例来加以论述搭便车现象。。亚当斯密则主要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论述了自己对公共产品的观点，他在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他一方面认为市场应当遵从“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另外一方面则认为在公共支出方面，市场是无效率的。在斯密看来，政府应当是“廉价政府”或“夜警国家”，但是也具有三大职能，其中之一就是提供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

二、公共产品理论破土而出的阶段

“公共产品”一词最早出现在1936年。意大利学者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在美国翻译出版时，书中首先使用了“公共产品”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来提供，因为人们向政府纳税就相当于支付了公共产品的价格。

瑞典学派在奥意学派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他们创立了著名的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该机制有两个假设：1.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政治表决程序中来，而且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即满足一人一票制。这也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获得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益的大小来分担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2.信息成本为零。在这些假设下，根据“一致同意”原则，该机制可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此时，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达到最佳水平。

三、公共产品理论成长阶段

萨缪尔森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和公共产品最有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他提出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他引入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经济学工具，建立了纯公共物品模型。该模型假定，人们能够明确的表达自己消费公共产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也愿意支付相应价格，其实这些价格也就是税收，这就表明了人们的纳税额是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相对应。在虚假的需求曲线分析下，得出了公共产品定价的.原则是：社会边际效用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也等于所有消费者的个人边际效用的总和。除此之外，萨缪尔森还提出了关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消费者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生产的边际转换率。而且他认为在公共产品市场中，市场配置资源会无效，因而政府应当成为变成这个市场的主要配置者。

四、公共产品理论的繁茂阶段

马斯格雷夫第一次正式引入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同时明确了混合产品的存在，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这种假设是不合实际的，从事实上来讲，现实中绝大数为混合产品或者是“限制性定性公共产品”。

布坎南是公共产品理论的伟大贡献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政治决策的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将经济学中每个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同时他的观点，推翻了学术界中两大学术流派所珍视的观念，一是依据福利经济学政府是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二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会为公众谋得利益。他不仅提出了“俱乐部的经济理论”，还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

五、新枝芽――新制度经济学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这标志这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后来经过威廉姆森，康芒斯、克莱因和张五常等学者的努力得以逐步完善。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做出选择的问题。而制度安排对人们的交易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从而应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并没有给出确定的供给模式，而是将交易理论引入到公共产品供给上，认为公共产品应当有交易费用较低的一方来提供，同时明确了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

六、公共产品理论的最新成果

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双主体参与论、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和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三个阶段。其中三元主体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目前，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是作为一种最新的供给方式，引起了理论界的探讨。主要的代表人是斯蒂福斯和丹哈特夫妇。

与传统的政府提供或者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提供的方式不同，他们认为，社会真正的主人是全体公民，政府是公民授权形成的，因而应当服务于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单纯的政府供给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因而政府不能够只是保证提供公共物品，还应当建立一个机制，使得公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充当“中介人”，将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主体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磋商和谈判，从而建立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战略同盟，在面对公共需求时，三方部门共同协商，以公民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解决公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大卫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3]罗纳德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

篇5：中国乡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评价论文

中国乡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评价论文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指政府和其他供给主体向主要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主要收入来源于种养业的职业农民提供的，用于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特别是生产中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特征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吴春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和市场体系建设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存在，由此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本文对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分析

由于各种公共品量纲不一，对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衡量，主要从财政支出来反映。在宽口径上，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可以从财政支农投入来衡量。国家财政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总量增长迅速，但是在财政总投入中的比重却下降了。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完成。由表1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在农业上的投入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增长数量十分可观。短短时间里，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就增加了8倍，绝对增长数达到2825.4亿元，接近于1990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但是，财政支农的大幅增加是建立在国家财政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的。农业支出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1991年，这一比重高达10.26%，成为除（近年来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国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投入巨大）最高的年份。进入21世纪，这一比重长期低于8%的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从窄口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可以从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来表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量增长，但是在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较小且波动较大。1990-的16年时间里，国家财政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呈较显著的上涨趋势。1990年不足70亿，到20达到504亿元，年均增长41%。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1.8亿元到“九五”时期的3143.2亿元，从表2可以看出，九五时期我国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实现了一个飞跃。根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可以得出：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是高于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尽管如此，由于比重太小，仍无法改变农业公共投资总量不足的基本事实。

二、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产品结构分析

按照公共产品的性质分，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分为“软”生产性公共产品和“硬”生产性公共产品。“硬”生产性公共产品包括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农田改造，环境治理，农村水利灌溉系统，中低产田改造，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田防护林，病虫害防治，农村道路建设，乡村电网建设等。“软”生产性公共产品包括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信息系统等。

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硬”件来看，1990年后反映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硬件指标均呈明显增长趋势，如下表3。国家财政在水利基建上的投入不断增加，16年来灌区增加531处，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679万公顷，水库建造2462座，除涝面积年均增长0.66%，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年均增长5.25%，治碱面积年均增长1.37%，堤防修建6万公里，农村发电量年均增长16%。节水灌溉面积从的2035万公顷增加到年的2243万公顷，林业重点工程造林面积从20以来都在百万公顷以上，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率稳定在66%左右。中低产田改造从1988以来累计47091万亩。

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软”件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十分不足。一是科技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太低。从政府科技投入占国内科技投入经费的比例来看，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占GDP3%的`科技投入纳入占领世界科技前沿阵地的发展战略，而我国尽管科技投入年增长速度大于发达国家，但由于投入基数小，绝对值增长小，投入总额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7。全国研发经费支出1520.1亿元，仅占国内GDP的1.3%；，仅占国内GDP的1.4%。二是农业科技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太低。发达国家注重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倾斜，保证农业科技的公共投资强度高于或与政府总科研投资强度持平，而同期我国农业科研公共（政府拨款）投资强度远远低于非农业部门，仅为总的科研投资强度的三分之一。在20.1亿元的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中，农业科研经费为85亿元，仅占全国科技总投入的5.6%。三是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太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高达1.5%-2.0%，同期我国仅占0.17%-0.19%，是世界上农业科研投资比重最低的，明显低于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1985-年，农业科研总投入13.55亿元增加到85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2-0.45%，年均增长率3.8%，与农业GDP占全国GDP的15%极不相称。而且，由于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层次多，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投资经费，又因分散管理和中间环节流失而大大削弱了经费的使用价值。四是农业科研经费直接投入科研的比重太低。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事业费,一是科研费。目前这两方面都很短缺。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仅为30个低收入国家平均强度的2/3，为发达国家的1/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准。而农业科研单位的支出却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经费来源不稳定。我国人均科研经费2.3万元，而美国和韩国分别达到82万元和48万元。经费投入少，资助强度低，科研条件较差，已成为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重“硬”轻“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制约了农民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二是受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察机制的影响。最终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供给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对上级要求考核防洪设施建设、农村电网建设、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设施项目，而不愿提供农业科技推广、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而“软”生产性公共产品正是农民最需要的，对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一环。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力度，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加强农技推广，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等，根据笔者对湖北省的调查，农民反应普遍较差。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大多数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带有行政色彩，农民参与度较低；二是科技下乡活动开展不够深入，多停留在宣传层面，且农技人员数量有限，农民获得的实际技术指导较少。这种重“硬”轻“软”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部结构失调，还导致供给成本高、增长无序的现象，阻碍了农业健康发展，并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结论与讨论

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上来看，国家财政在农业上的投入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增长数量十分可观，绝对数的增长达到空前的规模，但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其增长速度赶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但由于比重太小，仍无法改变农业公共投资问题不足的基本事实。从产品的性质上来看，重“硬”轻“软”的是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应调整农业投入在整个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软”公共产品的投入。

篇6：公共产品的安全隐患排查论文

公共产品的安全隐患排查论文

关键词：公交公共产品安全

现代社会，公共交通日益便捷，公交车被人们誉为城市之舟，承担着城市交通运输的重任。但是，目前很多城市中公交车辆的安全性还存在诸多问题，既影响了道路交通的畅通和居民出行的安全性，也违背了“以人为本”交通理念，不利于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交车是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以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代表性，即“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按照萨缪尔森的阐述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2）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拒绝性；（3）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是排他的成本极高。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或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在其著名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因素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现实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称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根据上述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可以判定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共同平等地乘坐公交系统，其消费行为具有大众性、共同消费的特点，任何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公交产品的消费，即其具有非排他性；另一方面，城市公交有运营成本，每一位想要获得城市公交使用价值的人必须付费，而当公交车出现满载，就会存在边际拥挤成本，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

二、公交车不可忽视的安全问题

公共产品的安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但近年来，全国频发公交车安全事故。公共交通本身及由其带来的危害，一方面是由人的麻痹大意和对其危害程度认识不够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对此项技术的认识不足、掌握不全面和此技术的不成熟所造成的。人对现代技术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不计后果地完全享受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的舒适、便捷，而忽视了这种由人的知识堆积出来的技术成果也因为人类知识的不完善存在着某种缺陷。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基于这种局限性，人们便会不恰当地使用这些技术成果。公交车况的不安全缺陷主要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爆裂，方向盘转动不灵等。刹车盘铸件属薄壁小件，技术要求高，而国内生产出口刹车盘的企业，大多采用手工造型，冲天炉熔炼铁液，成分变化较大，给生产技术管理和铸件质量控制带来一定难度，此外，刹车盘铸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气孔、缩松、金相组织不达标等缺陷。汽车轮胎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和运营效率，但轮胎的保养和翻修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

三、消除公交车安全隐患的措施

首先，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离开技术，人不可能脱离技术而生存。技术的本质与最终归宿是为人服务的。但人类又不能局限于技术或受制于技术，而是应该超越技术本身，追寻人性，追寻人的生存价值。“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城市公交行业的监管工作，督促各级公交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城市公交安全评价制度，制定安全评价标准，并将有关措施落到实处，从管理体系上强化行业主管与公交企业作为安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使企业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提高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优化运营结构，形成干支协调、结构合理、高效快捷并与城市规模、人口及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交通体系。

其次，加快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完善公交安全技术体系。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具有正、负外部效应。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技术的.消极后果是人引起的，最终还要靠人去解决。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任重而道远。目前大多数公交公司的运调管理采用的仍是靠调度人员手工填写路单来发布调度命令，在固定站点设定一些监督岗，公交车辆到达监督岗进行到达时间登记的方式。在公共交通的使用上，政府应该鼓励公交公司采用新的技术促进公交智能化，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加快推进公交企业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步伐，提高公交企业的运行监管技术水准。此外，要督促各公交企业继续完善企业内部相关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机构，逐级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最后，定期安检，完善汽车召回制度。车辆安全检查是预防事故的主要措施之一。应根据车辆载客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进行定期的安全技术检验。一旦某个或者某些部件操作异常，应及时到公交车维修场进行相关的维修，以保证公交车安全行驶。政府部门是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制定者、推动者和监督者。缺陷汽车召回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社会公民安全环保，维护消费者权益。月1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此后国家质检总局也公布了《缺陷汽车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法》、《缺陷汽车产品调查和认定实施办法》和《缺陷产品检测与实验监督管理办法》等四部配套实施细则。在召回制度约束下，制造商会更加重视产品质量，从而使公交行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也给人们出行打开安全、方便之门。

篇7：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发达国家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11

论文关键词：农业公共品投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启示

论文摘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却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外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研究，为我国农业公共品的投资提供借鉴和启示。

篇8：诠释农村产品供给体制构造论文

诠释农村产品供给体制构造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以体制外供给为特征，形成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扭曲，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科学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的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2)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资金投入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有效的激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无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不完善。比如，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医疗状况，使得农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据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人均寿命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3)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外部性，供给者和消费者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调。供给结构的失调主要表现为严重的“重硬轻软”和“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比纯公共产品的范围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公路、自来水设施等，即使没有钱也要从对农村的摊派中收取资金进行建设。而对于涉及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并不热心。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供给过剩。这样本来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当前，由于体制外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作用，使得农村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相反，农村却“政绩”工程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供给过多，基层政府制订的干预农民生产的政策供给过多。

2．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新框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背景下的全新发展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全国全党已经形成共识，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重构，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必须构建如下的基本框架：

(1)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为体制内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和供给结构扭曲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独立的公共品供给的二元结构，破解二元结构，就必须以坚持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

篇9：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之辨析论文

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之辨析论文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

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

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

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

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

四、几点说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

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

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

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

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

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

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篇10：全球公共产品及其供应模式分析论文

全球公共产品及其供应模式分析论文

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简称GPGs)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是公共产品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产品作如下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考尔等人对全球公共产品进行了较为权威的界定：全球公共产品是其收益可以扩展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和所有世代的产品。这一定义对全球公共产品提出了三方面的规定性：(1)受益空间：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空间非常广泛，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例如保护臭氧层，受益者不仅仅是美国或欧盟等发达国家，而且也能够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受益；(2)受益对象：受益者包括所有人，任何国家的国民从中得益时都是非竞争、非排他的，全球气候稳定不仅使某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得益，而是所有入都能从中得益；(3)受益时间：全球公共产品不仅使当代人受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未来几代或数代人从中受益。例如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根据不同的标准，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1。

我们认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一、一国单边供应

能够由一个国家单独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可称作最优选择全球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中性的特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产品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另一方面每个主体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不同。例如，“金融稳定”虽然对所有主权国家都有好处，但不同主权国家从中得到的收益差别甚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从全球公共产品的单独供给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单独提供时所花费的成本，即使其他国家都搭便车，它也会提供。例如一个国家针对某种疾病(比如脊髓灰质炎)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即使它知道如果其他国家选择搭便车也会从中受益，但只要它认为本国从该疫苗中的收益大于单独提供时所花费的成本，那么它也会选择投入资金开发。

二、各国加总供应

有些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努力。其总供给量就是各个国家供给量的总和。“垒球气候变化趋缓”就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气候变化依赖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总量，而不是单个国家的排放量。如果每个国家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氟利昂的使用，那么所有国家都将从“全球气候变化趋缓”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中获益。然而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集体行为问题以及四徒困境博弈。

曼瑟尔·奥尔森通过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揭示了大集团提供公共产品的困难。奥尔森提出，假设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团中的成员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一致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然而事实往往不是这样的。因为个体是否采取一致行动并非仅仅取决于共同利益和目标，还涉及集团大小或集团成员数目问题。奥尔森认为，大集团可能存在着什么公共产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搭便车”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

三、区域合作供应

国际区域合作是指不同主权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区域合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在跨国界的区域内合作。通过这种形式提供的公共产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全球俱乐部产品，然而这种俱乐部产品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会超越区域界限，间接成为纯全球公共产品，从而使所有国家和人们受益。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表面上看起来受益国只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但是通过打击，减少或消除了恐怖势力，这其实使所有其他国家和人们都从中受益。

成员个数能影响到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加强本地区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比起全球合作会更有效率。正因为如此，通过区域间的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当今世界主要区域合作组织包括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他们在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建立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四、国际组织供应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国际组织，近年来，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扶贫、教育、救灾、卫生保健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取得了广泛的成就，为解决一系列带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国际组织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得益于其自身的三方面特性：第一，稳定性。国际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根据一定的目标组成的常设性机构，能连续从事信息处理和管理工作，这使得国际组织的财力、人力等资源得以保证。这种机构稳定性保证了其纲领、目标的实现。第二，权威性。各成员国通过签署协议加入某个国际组织的同时，也就表明该国已经认可并决定服从于该国际组织的目标与章程，此后其参与全球性事务管理时就需要服从于该组织的目标与章程。第三，专业性。国际组织多是由各成员国根据某一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比如环境组织、安全组织、经济组织和卫生组织等，它们拥有各自领域的专业人才，能就全球性问题提出专业化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五、国际机制供应

国际机制是指“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由理性国际行为体(主要指民族国家)根据共同认知和期望而组织形成关于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的一系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作用是解决国际问题、协调国际关系、规范国际秩序，它以国际会议、多边协商等为其产生和实现的途径，以国际惯例、国际协议、国际法等为其表现形式。目前主要的国际机制包括“蒙特利尔公约”、“京都议定书”、“南极条约”、“G20国峰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等。这些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

国际机制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第一，国际机制能够使信息充分交流。国际机制为信息的充分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国际会议、多边协商等途径，使信息更容易被彼此了解。在此前提下，“囚徒困境”会因信息的透明而发生转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国家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选择。第二，国际机制能够引导国家行为。一般而言，一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某国际机制之前，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一旦选择加入，国际机制就会引导该国的决策行为，改变该国计算其利益的思考方式，限制国家行为选择的自私性。第三，国际机制能够发挥惩戒作用。虽然参与国际机制是国家经过理性计算的自愿行为，但是一旦加入机制后，继之就会对所有参与国进行必要的约束和限制。任何国家一旦有意违反国际机制的规则或采取对抗性的措施，都会遭到规则的惩罚。

参考文献：

[1]邱东，徐强，全球公共品视角下的SNA[J]，统计研究，，(10)：3—12。

[2]英吉·考尔，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3]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何杰，权力与制度——国际机制理论的现实主义分析[J]，欧洲研究，，(4)：25-37。

篇11：产品简历与自我评价

目前所在：番禺区年龄：23籍贯：广西国籍：中国婚否：未婚民族：汉族身高：164 cm体重：53 kg

简历求职意向

求职职位：电子工程师/技术员/测试员/销售人员：工作经验/年：1专业职称：

工作类型：均可就职时间：随时期望薪资：面议求职地区：广州,佛山,深圳

工作履历

广州为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起止年月：-07-01 ～ 2010-11-01公司性质：民营企业所属行业：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担任职位：技术员工作描述：负责公司产品维修；负责公司产品软、硬件测试，客户操作人员的使用培训；完成特定客户技术解决方案拟定，协助PCB出图。离职原因：

统将（惠阳）电子有限公司起止年月：-12-01 ～ 2010-03-01公司性质：外商独资所属行业：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担任职位：技术员工作描述：负责样品防焊和文字印刷网板制作，协助从发料到出货各站制作离职原因：工作接触有害化学品

教育简历

毕业学校：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最高学历：大专获得学位:毕业时间：2010-07-01所学专业：应用电子技术第二专业：无起始年月终止年月学校（机构）所学专业获得证书证书编号-12-012009-01-01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电子技术电工上岗证-

语言能力

外语：英语良好粤语水平：一般第二外语：无国语水平：优秀

简历自我评价

熟悉PCB layerout和PCB生产，能设计单片机系统和用汇编、C语言编写程序，熟悉一般的模拟、数字电路和SMT生产。了解开关电源原理、电视机原理、传感器。对DVB有一定了解。

求职自我介绍参考

自进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我努力学习，以优秀的确成绩完成各学科的学习，曾荣获学院项二等奖学金和综合三等奖学金。并参加了学样的合科目的实际动手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提高了动手能力。课余时间参加了学院电子科技协会，并多次参加协会组织的义务维修活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参加过广西区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成功设计了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多点测温系统。自己动手制作过单片机学习板，电子钟，跑马灯等。通过自学，对家用卫星机顶盒（DVB）有一定了解，能独立搭建一机多星或一锅多星系统。自参加工作，熟悉了PCB板的制造流程，51单片机为核心的自动采集，控制电路的维修、测试，并能设计简单的电路，多次获上级领导表扬。

我是一名学习幼儿教育的老师、很喜欢孩子。我擅长舞蹈形体，民族舞和少儿舞蹈。同时对街舞和体操有着很浓厚的兴趣。自己又舞蹈等级证书。可以带着少儿进行舞蹈1至3级的考级工作！希望可以有一份舞蹈老师兼职工作

我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我很注重一个团队合作的能力、不做狼一样的个人、只做狼一样的团队、责任心强、积极向上。大学主修PS、AE、3D等软件。曾荣获炎黄杯艺术大赛青年组（金奖）

我现是一名大三待实习就业的学生所学专业是家居设计，想从事装潢、会展设计、销售、店面设计等一类工作。希望得到一个能够锻炼和提升自我能力的工作机会。等待着我的是机遇与挑战来实现和体现自我的价值。

自我描述设计行业从业以上，熟悉平面设计、网页设计、展览设计、五年广告公司设计总监经验，两年大型IT设计部管理经验，两年港资化妆品公司设计部管理经验

刚刚大专毕业，我大专专业学的是机电一体化，现在对室内设计很敢兴趣，所以投份简历，对薪资没要求，只要求贵公司一次宝贵的机会，本人性格开朗，吃苦耐劳，勤奋上进。希望贵公司看的上，给小的一次机会。

篇12：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论文

摘要：对学生体育学习的评价，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的考查和身体素质的测评，更要注重对学生技能、技术的考查，同时还要注重学生情感、兴趣、意志、习惯等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评价。建立健全学生体育课成绩的动态评价体系，加强体育教学的评价和考核方法的研究，对学生体育成绩实行多元化、分年级、分层次的评定，淡化竞技，减少身体差异对体育成绩的影响，健全学生体育课的多元评价体系，使之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学生主体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达成性评价

1．问题的提出

对学习的评价，尤其是对学习进步的评价，能促进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激发学生在学习中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获得其人格和尊严应有的关注。一直以来，在学校体育教学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评价观念，受技能“肓”人的影响，多以竞技体育的要求，评价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学习程度，评价标准刻板、单一，以一成不变的技能式的量性标准评价所有的学生，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差异性、后天的遗传性和在学习的发展过程。这就出现在体育课成绩考核中，一些学生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却难以获得较好成绩，甚至有的项目不及格，有些学生单凭身体素质、先天优势，不锻炼就取得优异成绩(“锻炼身体，学习技术”以分数为衡量和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导致学校体育目标的单一性和片面性)，造成学生成绩的两极分化，不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在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从素质教育理念出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评价策略，不盲目追求客观与量化，认识到体育教育与考评的相对性，依据体育考评的互动性特点，建立起着眼于学生学习过程的纵向评价和学生之间学习效果的相对差距的横向评价，再辅之以学生的自我评价。本文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当前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理论基础和依据

2．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作为确定课程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2．2从教育目的的角度出发，对学生学习的逐级评价最终要使学生成为国家有用人才，而在逐级的评价中应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尤其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评价应使学习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亲自通过发现、探索，学习知识，掌握规律。所以，让学生自我评价是引导学生发现的过程。

2．3从学习过程的角度看，学生及时了解学习的结果，包括看到自己所学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进步的幅度、学习成绩的好坏等等。对于学习结果的肯定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或鼓励，它能产生或加强学习动机。知道结果，学生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思路，对优点进行肯定，对缺点进行改正。因此，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必须着眼于教学开始与结束时成绩的变化上，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

2．4从高校体育的培养目标角度分析，学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掌握两到三项运动技术，逐步培养学生的终身锻炼意识。而考评制度作为体育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待体育课的态度、动机及体育意识、习惯的形成。合理的考评制度能促进学生主动进行体育锻炼，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配合教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高校体育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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