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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母语与第二语言学习过程比较及对语言磨蚀的影响
母语与第二语言学习过程比较及对语言磨蚀的影响
概述了语言学习过程的'相关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比较了母语与二语学习过程的差异,从母语与二语在语言输入、语言构建、语言输出三个方面的差异分析对二语磨蚀现象的影响.
作 者:胡敏 HU Min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 刊 名: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9(1) 分类号:H31 关键词:语言学习过程 二语磨蚀 比较篇2:汉语母语者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名名组合认知的研究的论文
汉语母语者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名名组合认知的研究的论文
摘 要:名名组合是一种能产的结构形式,其形式简洁,但意义十分复杂。本文通过两个实验来考察汉语母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新异的名词(表示自然生物)组合的理解策略,得出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是常用的两种策略,但属性解释多于关系解释。
关键词:名名组合 汉语母语者 第二语言学习者 表示生物的名词组合
一、引言
名词表示的是人或事物的名称,具体可以分为表示生物的名词和表示非生物的名词。名词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早且使用最频繁的一类词。因此用名词与名词的组合来给新事物和新现象命名,成为人们经常采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涉及到其构成成分所代表的概念之间的组合,但是人们是怎样利用这些概念来表示一个新的概念从而命名的呢?人们又是如何理解这些已经组合起来的陌生的名名结构的?国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即人们在对名名组合进行认知加工时常常采用两种解释形式: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但究竟哪种解释形式更为常用,目前还没有定论。同样,名词的属性是否会影响解释形式的选择,也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
国内学者对汉语名名组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大部分是介绍或者套用国外的理论,但是汉语和英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英语名名组合中得到的结论是否适合汉语有待验证。刘烨、傅小兰通过特征列举实验和建构路径模型得出名词的实体特征越多越倾向于采用属性解释,而表示生物的名词实体特征多于非生物名词,所以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汉语名名组合的认知加工受到名词是表示生物还是非生物这一属性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江新、房艳霞、杨舒怡()对表示人造物的名词的组合进行实验研究,得出了两种解释形式都是人们常用的策略,但更倾向于关系解释。本文就在重复此实验,以表示生物的名词的组合作为实验材料来研究人们对其认知加工形式的影响,以进一步补充之前的研究结论,同时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提供一些启示。
二、名名组合理解的两种模型
名名组合在汉英语言中都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其结构形式简洁,但是内部意义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两个概念之间的整合关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利用并整合这两个概念。例如“灯笔”,可以理解为形状像灯一样的笔或像灯一样可以发光的笔,也可以理解成刻有灯的图案的笔。为了研究人们到底是如何理解和加工名名组合的同时,为了避免已知名名组合对结果的影响,学者们常以新异的名名组合作为材料,让被试进行解释。通过分析数据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
Wisniewski()提出了双重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该理论认为名名组合的概念合成有两种方式:关系连接处理和属性映射处理。关系连接处理即两个名词之间形成修饰限定的关系,其中表示修饰限定的那个名词整体填充到被修饰的名词的某一个维度上,例如“奶油蛋糕”就是将“奶油”填充到“蛋糕”的“构成成分”这一维度上;属性映射即名名组合中某个名词所表概念中的某一特征映射到另一个名词上,二者进行重构整合来表达一个新的概念,例如“灯笔”解释为“形状像灯的笔”,就是将“灯”的形状这一属性映射到“笔”这个概念上,重构整合之后形成“形状为灯的笔”这一概念。Wisniewski补充道:如果两个名词之间的共同特征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关系解释,所以他认为这两种解释形式是同时进行的,最终哪种解释形式被优先选择,两个名词之间的相似性起着重要作用。
Gagné&Shoben(,)提出了关系竞争理论(the competition among relations in nominal theory,CRIN),该理论认为名名组合概念的理解是选择一种主题关系来将两个名词连接起来,而这种主题关系包括16种,例如:“位置关系”“包含关系”“工具关系”等。“故事书”即采用的是“包含”这一关系,“山花”理解为“山上的花”即采用的是“位置”这一关系。Gagné等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已有的对名名组合的理解大部分采用的是关系解释,因此人们在理解陌生的名名组合时也是利用关系解释形式。采用哪种关系主题来解释,涉及到该主题使用的频率以及两个名词之间的特征。因此该理论反对双重加工理论,认为属性映射处理是不存在的,名名组合的理解过程只是一种关系的选择过程。
这两种模型是从英语名名组合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但它是否适合汉语名名组合,是我们目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有的学者根据两种理论对汉语名名组合进行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刘烨、傅小兰通过实验提出了生物类名词的组合更偏向于属性解释,而非生物类名词的组合更倾向于关系解释;江新等人以非生物类名词组合为材料进行了实验研究。本文补充以生物类名词为实验材料,在重复江新等人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旨在为汉语名名组合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
三、研究方法
本文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是给出陌生的名名组合以及对应的两个选项(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让被试从中进行选择;实验二是列出陌生的名名组合,让被试写出其意思。
(一)被试
实验一的被试包括两组,分别是汉语母语者学生15名以及15名二语者。其国籍分别是1位泰国、1位埃及、1位印尼、1位缅甸、6位巴基斯坦、1位韩国、1位吉斯斯坦、3位尼泊尔。
实验二的被试是15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他们的汉语水平分别是初级(3~5月),中级(6个月~2年),高级(2年以上)。其中初级者为5名美国学生,中级者为4名巴基斯坦学生、1名尼泊尔学生,高级者为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埃及各一人。
(二)实验材料
生物主要包括动物、植物,所以本实验所用的名词都是表示植物或动物的名词,名词来自《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汉语8000词词典》(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00)。从中选择一些生物类词语,然后将其进行组合,使其构成一个陌生的名名复合词。例如“茶”和“草”组合成“茶草”。endprint
实验一从中选择15个陌生的名名组合作为材料,具体包括“茶草”“菜草”“瓜菜”“松草”“松菜”“猴狗”“鸡熊”“蟹鸭”“猪兔”“虾鱼”“竹蛇”“龟树”“蛇瓜”“鱼叶”“花蛇”。
实验二从中选择25个陌生的名名组合作为材料,除了实验一中的材料外,还包括“骆驼马”“蜜蜂花”“竹子茶”“树狐狸”“海带鱼”“羊豹子”“茉莉梅”“熊猫狗”“萝卜竹”“槐花鸡”。
因为实验一和实验二的被试不是同一批,所以实验材料的部分相同并不影响研究结果。
(三)实验程序
实验一将15个陌生的名名组合打印在A4纸上,每个名词都附有英文解释,指导语也是中英文两种形式,然后对母语者进行集体施测,对二语者进行个别施测。为避免被试看不懂指导语而影响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在施测前对被试进行当面的口头说明,确保其理解的准确性。测试时间不受限制。
实验二对实验材料的处理同实验一,对所有被试进行个别施测,测试时间不受限制。施测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1.基于关系解释。例如将“熊猫狗”解释为“形状像熊猫的狗”。2.是基于属性解释。例如将“竹蛇”解释为“竹是蛇住的地方”。3.是将其解释为上位概念。例如将“猴狗”解释为“生肖”,将“虾鱼”解释为“海鲜”。4.是基于某一个语素的解释。例如将“萝卜竹”解释为“一种竹子”。5.是混合解释。例如将“鸡熊”解释为“不是鸡也不是熊的一种怪兽”或者是给出一个与名名组合成分不相关的一个解释。例如“猪兔”解释为“水豚”。6.是不作答。
(四)结果
实验一结果如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都占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无论是以汉语为母语者还是留学生,都会采用这两种解释策略。
无论是母语者还是二语者,选择属性解释的比率都高于关系解释的比率。为了检验被试属性解释的偏向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我们对属性解释的比率和概率平均数0.5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
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母语者理解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时,属性解释的概率显著高于概率平均数(0.5),t(14)=8.488,P=0.001<0.05;二语者理解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时属性解释的概率显著高于概率平均数(0.5),t(12)=4.977,p=0.0001<0.05,根据结果可以得出,母语者和二语者对由表示生物的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的理解都存在着属性解释的偏向。
我们从表1中看到,母语者选择属性解释的比率高于二语者,选择关系解释的比率低于二语者。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母语者和二语者属性解释比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28)=2.067,p=0.039>0.05,关系解释得出的结果也是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母语者和二语者之间选择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的比率是一致的。实验二结果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的比率占53.6%,在所有的解释形式中占一半以上。这两种解释各自的比率是最靠前的,所以对于陌生的名名组合的理解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是人们最常用的两种解释策略。由于属性解释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解释类型,因而对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的理解采用属性解释策略多于关系解释的策略。这和实验一的结果一致。
为了考察不同语言水平的二语者采用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的比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其进行了3×2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解释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2)=110.460,p<0.0001,所以属性解释的比率(37.33%)显著高于关系解释的比率(16.27%),但是语言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f(2,13)=3.095,p>0.05,即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两种类型所占比例没有随着语言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同样语言水平与解释类型的交互作用也并不显著,F(2,13)=0.761,p>0.05。所以无论语言水平高或者低,对于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词组合的理解,二语者选择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的比率并没有变化,并且属性解释的比率显著高于关系解释的比率。
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解释类型所占比率达到了46.4%,某些解释策略的'比率超过了关系解释策略的比率,其中初级水平的二语者选择混合解释的比率明显多于中高级者;高级者选择上位概念的比率明显多于初中级者。
四、讨论
(一)名名组合的理解采用的解释策略: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
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是人们理解陌生的名名组合时最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很多相关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刘烨等()对母语者的研究中得出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是两种主要的理解策略。
同样在理解由生物名词构成的组合时,这两种解释策略也都出现了,因此该结果不支持关系竞争理论,同样本实验也不支持双重加工理论。双重加工理论指出处理不同事实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机制,即关系联系机制和特征映射机制。显然实验二中除了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外,还出现了其他解释类型,有的甚至占有很高的比例。
(二)由生物名词组成的名名组合的理解存在属性解释的偏好
实验一与实验二中对于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的理解中,属性解释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与刘烨等(2004)、黄绣然(2008)的实验结果一致。但是刘烨等人与黄绣然对此结论的解释存在分歧。黄绣然将其归因为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似性,而刘烨等人表明构成成分之间的相似性与属性解释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因为低相关的生物名词的组合并没有导致更少的属性解。
我们认为对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的理解偏向属性解释是因为生物是由大自然所创造的,它们和人类一样是随着大自然的发展而不断进化而成的。因此每种生物到底具有什么作用?对人类有什么益处?为什么会和人类出现在同一时空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毫不关心。人们对于这些生物的关注点在其本身,例如它们的体型、颜色、生活习性等等,因此生物的属性特征在人们的头脑中占居重要位置,而非生物是由人类创造或自然界形成的,其材料、质地以及作用,等是人们最关心的,因此在看到由生物名词构成的陌生名名组合时,生物的某些属性特征最先被激活。endprint
(三)高水平者选择上位概念的比率明显多于初中级水平者,初级水平者选择混合解释的比率明显多于中高级水平者。
在由生物名词构成的名名组合产出实验中,除了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策略外,其他的解释类型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所占比率接近一半,同时高级水平者选择上位概念多于初中级水平者。随着二语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其运用目的语思维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在看到由同类生物构成的陌生名名组合时,会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更具有概括性的语义。而初级水平者选择混合解释比率较高,原因是实验材料除了有汉语解释还配有相应的英语说明,初者汉语水平比较低,因此它们会跳过汉语,直接看英语的解释,用英语思维,因此给出的答案是用英语回答的一个接近名名组合所有构成成分的物体。
五、结语
名词+名词是一种结构简单含义复杂的组合,关于名名组合理解的研究有很多,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模型十分丰富。本文在Wisniewski提出的二元处理理论、Gagné&Shoben提出的关系竞争理论模型的框架下展开研究,以表示生物的名词构成的组合为实验材料,以汉语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分析,认为母语者和二语者对表示生物的名词组合的理解采用属性解释比关系解释多,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被试的数量不够多,因此代表性不强,结果有存在偶然的可能性。其次是对被试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例如母语背景、性别等都有可能对实验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在实验方法上做进一步的完善,使得对名名组合理解的研究更加深入。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YCX122]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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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态度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态度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多数语言研究者相信对老师,语言,学习和英语的态度影响着第二语言的学习.学习者的态度影响他们在语言学习中的表现.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在该领域展开,但之前关于态度的研究要来说服读者就不是很有系统性和具体性了.为了找出这些态度是否会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该文对这四种态度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们与学习者的英语掌握程度的关系做了调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结果刚好与大家通常认为的`态度会影响英语熟练度的假定相反.该文还建议对于态度的角色以及教学的提高问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 者:彭欢 彭学 作者单位:彭欢(赣南教育学院,江西,赣州,341000)彭学(赣南医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刊 名: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 年,卷(期): 9(12) 分类号:H319.3 关键词:态度 关联 熟练水平 独立变量 依赖性变量篇4:母语对德语学习者听写效率的影响与对策论文
母语对德语学习者听写效率的影响与对策论文
摘要:本文将文字体系差异结合双通道听写模式,探究母语经验对德语单词听写错误的影响,得出母语属于表音文字体系的学习者听写德语单词的效率方面可能更有优势。 针对中国德语学习者,探索德语教学中提高听写效率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文字体系;双通道书写模式;听写效率
一、引言
在中国,德语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继英语之后,德语作为第二门外语受到推广,在上海许多中小学也开设德语选修课。另一方面,赴德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据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统计,目前在德中国留学生已超过 3万人,留学生中数量最多。①此外,中德两国近几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越发紧密,成立了许多中德合作办学项目,以德国大学的授课形式在中国高校开展教学,合格的毕业生可以获得中德高校颁发的双文凭。②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走进了德国教授的课堂,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德国,无形中提高了外语听写的要求。听写效率的研究在德语地区由来已久,但此类研究往往局限于特定人群的听写效率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在德移民后裔,听写时他们的规范书写能力及效率一直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而日益增加的中国学习者,是否能利用德语文字的特点进行规范、高效地书写却鲜少被系统性地研究。
现今中国德语教学多采用“交际法”开展,让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学会外语,注重听、说、读的能力,相对弱化书写。在语言学习初期,目标语言的书写系统规则,几乎从未被正式纳入课堂教学,学员对于这方面往往知之甚少,也就很难利用书写系统规则结合语音特点来书写并记忆单词。德语词汇中复合词较多,这类词往往由两个或多个单词复合构成,单靠传统的死记硬背字母来完成单词书写,效率低下。
因此,本文试图结合文字体系及其不同文字在听写过程中处理方式的差异,进行原因探究,并描述中国学习者听写德语时的运作方式,以期在德语教学过程中,能针对中式听写运作方式,提出策略来提高书写效率,同时这些策略对单词记忆效率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理论依据
(一)文字体系
世界上的文字主要有三种类型:字符与音节并用的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文字体系的差异源于文字基本要素结合方式的不同,即形、音、义的结合。按文字三要素的结合方式又可将文字二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其独特属性表现在形义直接相关,而且是平面型文字。字形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汉字记录汉语不实行分词连写。从结构上看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和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形声字,其意符是信息存储体,其声符是信息识别体。
德语属于表音文字,是从语音出发设计文字的形体,用字母把语言的音素或音节直接地显示出来,其发音及书写体系直接关联。虽然,并非音素与字素完全一一对应,有个别音素可通过多个字素体现,有特殊的拼写规则,但就数量而言远不及同为字母文字的英语。
(二)听写过程中文字处理过程及其理论
根据神经心理学理论,书写过程与音位分析处理密切相关,是熟练书写者完成书写过程的必要前提条件。整个过程可总结为单词音节切分,分解成为单个音素,再进一步转化为相应的字素。
Patterson 和Shewell 在1987 年 总结出的模式中提到书写过程是音素、字素间的转化过程。语音输出体系及隶属于语义系统的正字法输出体系分别被激活,共同参与这一过程。在许多从心理及神经语言学角度分析得到的语言处理模式都指出长时记忆中存储着所有以单词为单位的语音规则信息。这一系统通常被视作为语音输出体系。语音规则及词义相关的单词形式被存储在此,供语言处理过程中调配使用。Butterworths1983 年在语言生成模式中提出词 义及语音均参与了处理过程。除了语音输出体系以外,单词书写受到正字法输出体系的影响,起到推动及控制脑中单词词形的调动。Blanken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正字法输出体系是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语义系统育视野有直接关联。
结合 Shelton/Weinrich 及Blanken 的研究可将双通道听写模式归纳如下:
书写双通道模式描述了语音输入后完成文字输出的两种路径,分别为语音路径和语义路径。语音路径是通过调取字素和语音规则来识别语言单位的读音,而语义路径则可概括为听音知意。先对语言单位进行整体识别,随后调取脑中意义相符的语言单位。结合文字体系的二分法,可总结出使用表音文字的对象习惯于运用语音路径来完成书写;表意文字的对象则更多利用语义路径。
(三)汉字辨认书写过程
汉字是从语义出发设计自己的形体,词形及语义关联密切;其音素字素间的联系远不及德语一般紧密。现今使用的汉字普遍由表音及表义两部分构成。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接收到的语音信号经过编译后,大脑中的表音及表义组件将被激活,这一方式与书写表音文字时涉及的双通道模式差异较大。根据书写过程中字母文字处理模式结合汉字的特点,将该模式进行拓展,构建出如下汉字听写模式。
听到的汉字首先进行语音分析,转化为音节。经过语音系统的识别后,正字法系统中调取多个相符的同音字符,再通过语义系统配对相应的汉字。结合上下文的语义理解,排除不符合的同音字。同时,偏旁部首体系对该字进行拆解并进行笔画分析,最终完成汉字的书写。
正字法体系:存储能单独使用体现语义的单体字偏旁部首体正字法则:存储表意或表音的偏旁(形旁和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该体系独立存在,所有汉字中的字素都存储其中,可直接调取语音及语义系统中的信息。
语音体系:拼音文字用的是字母及其组合,表示音素,标示读音。该系统和正字法体系相关联。
三、影响听写效率的原因
由于汉字的书写过程受到语义体系的影响较深,中国学生在平时的德语单词听写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母语听写习惯的影响,一旦语义层面理解了目标单词,或能够直接调取单词的拼写形式,书写就十分高效。出现无法直接调取的情况,就必须通过音素字素转换规则来进行编译。然而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并不涉及该体系,因此中国学生缺少训练,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编译。
中国学生在完成汉字听写时较少利用语音系统,所以缺少相应的.语音路径训练,调动该路径完成听写的能力相对薄弱。如果涉及德语中的专有名字及虚构词的拼写,中国学生往往听写正确率极低。这是由于完成此类单词的正确拼写,往往缺乏语义理解的支持,需要充分调动语音路径,因而中国学生在听写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另一个德语单词听写中较常见的现象是替代。中国学生在目标单词或词组的拼写过程中,如果该词为生词,则调取形式相似或语义相近的单词进行替代。但从正字法拼写规则的角度来看,这次替代形式和目标单词的形式相去甚远。显然,中国学生调取了读音相似的单词,并且这些单词的形式已存储在语义体系中。错误的类型体现了中国学生利用语义体系,直接调取现有的单词来完成听写。由于文字体系的差异,中国学生音素字素对应方面训练缺失,影响了听写效率。
四、教学策略的探索
根据双通道的听写模式及汉字听写模式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精准地语音识别及正确地编译是顺利完成听写的必要条件,整个听写过程都以此为基础进行。只有全面完整地掌握目标语言的语音特点才能做到精确地语音识别,而是否能正确进行相应的编译则取决于语音体系的了解程度。因此在德语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语音特点的讲授,又要兼顾语音体系及正字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利用语音规则来进行单词拼写。建议教学策略如下:
(一)提升感知能力
在测试中中方学员受到普通话中元音不区分长短的影响,因此较难识别出目标语言中出现该现象,故而在语音编译过程中难以正确区分。此外,德语中有个别音素在普通话中没有,例如变元音,也引发错误的编译。
针对这些来自母语音系负迁移的情况,教学中在进行发音及音系规则讲授之余,引导学生进行汉外对比,并通过举例及相应听力训练的引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并掌握德语语音特点、音素字素间的转换法则及书写过程中使用正确的正字法则。例如针对特定的音节进行辨识长短音节的听写。这时就需要学生调动正字法则来完成具有特定元音长短标记的音节书写。
(二)训练语音通道
在教学中通过添加听写练习给学生创造机会,训练双通道中的语音通道。听写练习的设计要专注于语音通道的训练,可虚构一些没有含义的词汇,避免使用真实词汇,导致学生在听写过程中调动语义通道完成听写。
此外,率先提出,后经 Bredel 进一步完善,形象地展示了音韵结构。 Bredel 提出掌握基本的 音 韵 规 律 是 书 面 语习得 的 基 础。以 双 音 节 单 词Leben 和Tante 为 例。以房屋和停车库的形式展现单词中重、轻读音节的构成。元音字母写入中间的房间,体现元音长短的字母写入右边房间。车库中写入非重读音节。这一模式中音节成为书写的最小单位,能让学生更熟悉编码及在编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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